《剑桥现代印度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剑桥现代印度史》是一本由[美]芭芭拉·戴利·梅特卡夫 / [美]托马斯·R.梅特卡夫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剑桥现代印度史》精选点评：

　　●放弃了，论述有点混乱

　　●印度的历史波澜壮阔，读起来饶有趣味。在内部割裂、历史矛盾如此严重的状况下印度能否维持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将是未来一个看点。这本书作为印度现代史的入门相当不错，两位作者对英属印度的分析更是亮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将经济学家幼稚的“比较优势理论”拆穿。翻译上有些漏洞，某些地方读的不通，一些细节也没处理好。比如Guru这个词直译为“古鲁”又没做解释，对中文读者不太友好，毕竟英语吸收了Guru这个词汇而中文没有。

　　●书很棒，简明扼要，引人入胜，又不拘于叙事。翻译也不错。

　　●少数的英国人如何控制庞大的印度？哪些因素促成了印度的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除了英国人的设计，有何历史渊源？……通过世界顶尖历史学家精心打磨的一部经典读本，谙熟现代印度史。

　　●作为一本现代印度史教材书，可谓短小精悍，既有着丰富的知识量，又能矫正一些落后的观点，相当可以了。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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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现代印度史》读后感(一)：有怪味的书

　　

书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很高，但读起来有股子怪味。 读完第一章和第二章，有点不能忍，掩饰和美化的特征已经很明显。第一章说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原因不是两教斗争，不是奥朗则布的穷兵黩武和停止宗教宽容与融合，在质疑之后，没有给出原因是什么。过几页引用当时印度的高官总结的帝国统治薄弱的三个环节。从学术上看，这三个原因是印度社会深层结构问题，这没有错，但为什么导致莫卧儿帝国衰落，为什么在奥朗则布之后衰落，没说。质疑又不立论，七饶八绕就结束了。 第二章后半部分将东印度公司崛起，前面说英国的印度叙事具有殖民主义色彩，后面就说一个公司怎么会想到征服一个帝国，都是环境促成的。甩锅了，殖民主义掠夺和扩张都变成历史的偶然，真是会为自己辩白。对于英国占领孟加拉的血腥和掠夺的疯狂只字不提，却很认真的讲述印度人反抗过程中关押英国战犯导致窒息而亡。然后这就成为公司雇佣战争贩子和殖民大将军克莱武的原因。写得好像是印度人的反抗导致东印公司的征服。 西方史学，尤其是对近代史里很多作品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同时不能做到价值中立，粉饰、篡改、回避、轻描淡写的提一句或者以学术方式的提出质疑但不论述，全是常用的伎俩。这只是读了两章，希望后面的章节不要读出更多的暗疮。

近代史的外译中尤其需要谨慎，里面意识形态的东西太多。难道这家公司和北外的全球史研究院没有仔细读过这本书吗？读者读着读着就给带到沟里去了。

　　《剑桥现代印度史》读后感(二)：在文化自信的时代，我们能相信谁？

　　刚买了这本书，英文书名是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可译为《现代印度简史》，不知道译者为啥要很随意地译为《剑桥现代印度史》，扯虎皮？译后记中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翻译的，还说经过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某资深教授的“审阅”，本以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看了没多少，就失望了：翻译得很随意，甚至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在第一版序中，Brithish nationalism不知为啥要译为“大英帝国民族主义”，modernity为啥要译为“现代主义”（modernism)而不是“现代性”，subalternist不是译为大家熟悉的“庶民”而是译为“属下”，national要译为“国家的”而不是“民族的”？特别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第32页上，Baluchistan(俾路支斯坦）被译成了“巴尔蒂”！很多地方翻译得十分随意，任意裁剪原文。譬如第一版序中的一句话"Like others who have come to recognize the implicit teleologies of 'national' history, we acknowdege that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and of necessity rewritten,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译者译为“一些人已经认识到‘国家’历史背后隐含的目的论，我们承认历史总是被书写，必要的时候可以被改写，以此来满足当前的需要。”第一章的最后一句“The contrasting image of self-conscious 'horizaontal' communities of Hindus and Muslims, like the image of pre-colonial India as a land of self-sufficent villages, rigid caste hierarchies, and overall stagnation, reads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ial society into the pre-colonial past.", 译成了”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好比用前殖民地时期的眼光去看待殖民时期的印度，还视其为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森严且封闭落后的小农社会”。（第26页）第二章“Overal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a period of gradual population growth, slow rise in prices, urban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arkets."，译为”总的来说，18世纪印度人口逐步增长，物价缓慢上涨，城市化和新市场建立的速度比较慢。”（第32页）套用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老板，活可以这样干吗？本以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这样的牛逼高校可以信任，结果却是：在文化自信的时代，的确只能自信。：）

　　《剑桥现代印度史》读后感(三)：本书译文的一些细节问题和对本书某书评的质疑

　　

终于断断续续看完了这本《剑桥现代印度史》，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本书的。

一、中译本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

中译本删掉了容易有争议的地图，还有一幅插图也被删了，是民族纺织品的广告（一个穿纱丽的女性，轮廓与印度地图的轮廓融合）。既然中译本没有这幅图，译后记应该可以不用提这张图。这应该是责编的问题。

本书是三位老师合译的，每个人翻译不同的段落，而校对工作没做到百分之百准确。比如Firoz，第8页翻译为“菲罗兹”，第26页翻译为“菲鲁兹”。Chitpavan，第151、311页译为“契特帕文”，第314页译为“吉特帕万”。Shivaji有时被翻为“希瓦吉”，有时被翻为“西瓦吉”。

另外我感觉151页的这段翻译有点让人琢磨不太清楚：

最早的一次是他（提拉克）对《法定婚姻年龄法案》（Age of Consent Bill）的挑战，该法案于1891年提出，拟将婚内法定强奸罪的年龄界定从10岁提高至12岁。他认为，长期困扰社会改革者的法定结婚年龄问题，和英国人没有关系，应该由印度人自己决定。

这个法案只适用于婚内吗？维基百科对这个法案有解释：

The Age of Consent Act, 1891, also known as Act X of 1891, was a legislation enacted in British India on 19 March 1891 which raised the age of consent for sexual intercourse for all girls, married or unmarried, from ten to twelve years in all jurisdictions, its violation subject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s rape.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与12岁（原来是10岁）以下的女孩发生关系而没有得到她的同意，无论她是已婚还是未婚，都应该被判以强奸罪。所以我觉得这里翻译的“法定婚姻年龄法案”和“婚内法定强奸罪”是不妥的。

二、某书评有瓜吃吗

《剑桥现代印度史》的豆瓣长评中，其中有一篇书评（在文化自信的时代，我们能相信谁？）的作者居然与市面上两本印度历史著作的译者同名。该译者是北大印度史博士，是已经退休的王红生老师的学生，曾翻译德国人赫尔曼写的《印度史》，剑桥印度史的《莫卧儿帝国》。

印度史7.2【德】迪·罗特蒙特 赫·库尔克 / 2008 /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五分册）8.9约翰·F.理查兹 / 2014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指出了《剑桥现代印度史》的一些翻译问题，讽刺北外和北大。作者是这么说的：

译后记中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翻译的，还说经过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某资深教授的“审阅”，本以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并表达了对当今中国高校的失望之情，认为只能信任自己：

本以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这样的牛逼高校可以信任，结果却是：在文化自信的时代，的确只能自信。：）

北外的老师是教授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三位年轻老师（一位乌尔都语老师，两位印地语老师）。译后记里谈到了本书的翻译过程，北大历史系林承节老师为全书作了整体审阅。该书评中提到的资深教授就是林承节老师。

联想到那两本印度历史的译者，当年的导师并不是林承节老师。又去搜索了一下译者的近况，看到他在澎湃上有关于印度问题的答疑，其中提到了自己的译作，即赫尔曼的《印度史》，觉得有一些小bug，但不影响阅读；又提到这本《剑桥现代印度史》，认为翻译上有不少问题：

本着求知的精神，我还免费围观了译者的其他回答。最热门的是“为什么多数印度女性普遍社会地位相当低？”译者驳斥了这个问题本身：

为什么这个问题热门呢？除了咱们中国人比较关注印度的女性地位之外，还因为这个问题有三十多楼，围观者驳斥了译者的回答。不过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的逻辑。

我好久没翻开粉色封面的《印度史》了。这本书我也一直没有读完，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愧疚。

印度史7.2【德】迪·罗特蒙特 赫·库尔克 / 2008 /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除了这本书的思路有理解的难度外，个人认为其翻译也有问题，尤其是名词经常按肉眼可见的英语读音直接译为中文，这经常让作为普通读者的我叫苦不迭。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不过，要是《在文化自信的时代，我们能相信谁》的作者和赫尔曼《印度史》的翻译者真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就有点那啥了；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那也不至于这么凑巧，按照我个人的主观推测，莫不是有人故意顶着译者的名字，来译者同行的作品下打差评，其实还是想摸黑译者，把译者塑造成一个批判老师和学校的人，那这个冒充者真的有够险恶呢。

说明：我只是普通读者，只是凭借一时的主观猜测，闲得过于无聊，想吃吃瓜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剑桥现代印度史》读后感(四)：“历史上从未存在一个印度”

　　“矛盾”，时常是印度带给我们的感觉。

　　经济增长迅猛但至少有90％的劳动力是在非正规部门，大多数人没有退休金、病假、带薪假或任何保险。两级分化之严重令人诧异：现代与古代、奢华与贫穷、纵欲与禁欲、草率与效率、温和与粗暴；繁多的种姓制度与语言、神祗与仪式、风俗与理念、河流与沙漠、平原与高山、城市与村落、农村与工业化生活，在时间上相隔数世纪，在空间上毗邻而居。

　　历史的偶然都是必然，从莫卧儿帝国开始，印度的朋党、民族、宗教之争就延绵不绝。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未来何去何从还未可知，但请允许我们将历史的矛盾抽丝剥茧、一点一点地讲给你听。

　　文丨柳展雄

　　在民主体制下，当政者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维持民望不掉殊为困难，以更大的支持率赢得连任，更是罕见，莫迪做到了这点。

　　2019年他率领印度人民党斩获342席，保住议会多数地位，比上次大选282席的成果更加丰盛。国大党在本次选举仅仅拿到52席，不及对手的零头。挟胜选之余威的莫迪，改革离婚法案，解除穆斯林妇女身上的束缚；取消克什米尔的自治权，向巴基斯坦展露强硬姿态。

　　不知过去，无以了解现在，《剑桥现代印度史》讲述了自莫卧儿以来的国家演变历程。曾经主导反殖民运动、秉政半个世纪的国大党，如何式微，萎缩为今天的三流小党。印度右翼民族主义如何从甘地时代的异类，一步步登堂入室，竟移国祚。

　　本书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作者芭芭拉·D.梅特卡夫和托马斯·R.梅特卡夫，均为加州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

莫卧儿是外来征服王朝吗？

　　印度的两党制，不能简单地用左右划分，种姓、地域、族群、宗教因素施加了更大的影响力。国大党与其说是一个纪律严格的党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派系联盟。创立之初，党内容纳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到最保守的高种姓婆罗门，从逊尼派正统毛拉到贱民代言人，从全盘西化的亲英人士到纳粹崇拜者，应有尽有。

　　南部地区还有势力强大的分离主义者，他们不会说印地语，期望有朝一日脱离印度。1888年专栏作家约翰·斯特拉彻提醒英国公众：“了解印度的首要之事就是要知道，历史上从未存在一个印度，印度不拥有欧洲概念上的国民共同体。”这句话今天仍不过时。

　　最北端的克什米尔人和最南端的泰米尔人，语言民俗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比冰岛人和希腊人的差异还要大。数百年来南方部落不服王化，莫卧儿帝国在全盛时期也未能占据印度全境。

　　莫卧儿王室自称源出成吉思汗后裔，从松花江平原到呼罗珊，广阔的内陆亚洲栖息着众多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秋高马肥的时节，翻越万里长城、兴都库什山脉，南下侵袭富饶的汉地九州、波斯、印度次大陆。蛮夷酋长攻占农耕区，定居下来，地称王称帝，跻身为正统朝代。

　　南亚近代的民族主义团体派生出两个分支：一支是甘地、尼赫鲁主张的抗英爱国，各民族大团结，类似辛亥胜利后的五族共和；另一支是“罢黜百家，独尊印度教”，视莫卧儿为外来征服王朝。后者认为，英格兰殖民者纵有千般罪行，至少尊重当地人的信仰自由，不强制皈依。

　　英国同样乐于以印度的保护者自居，巩固边防，抵挡弓马娴熟的北方蛮族。1841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英军招募南亚士兵攻打阿富汗，如同汉朝雇佣南匈奴来攻打北匈奴。

　　在作战过程中，军方特意寻找马哈茂德（公元971～1030年）的王室陵墓。他是首位深入南亚腹地的外来侵略者，根据野史记载，王陵的大门来自于苏摩纳德神庙，马哈茂德派穆斯林军队南征，攻下这座印度教最宏伟瑰丽的庙宇，窃走了庙前的檀香木门。

　　军官罗林森找到并且拆下马哈茂德陵墓的木门，运回印度，在各省份巡回展览。英国政府宣扬，北伐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印度人民，血洗他们800多年来的国耻。其实罗林森监督拆除陵墓时，认出来这几扇门采用的是11世纪塞尔柱艺术风格，木制品表面的铭文采用阿拉伯式样，它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而非印度货。

　　为了宣传考虑，罗林森按下不表，婆罗门文士信以为真。右翼民族主义的迷思（myth）发源于此，取三分真实、七分虚构，吸纳虔信者的力量，风生水起，最终把莫迪推上总理之位。今天出版界的历史小说，主题为民间反抗莫卧儿王朝的，通常要比反抗大英帝国的畅销。

　　印度国民文学作家卡奈亚拉·孟什，模仿大仲马的笔法，描写草莽豪杰的事迹。其中一本小说的主角为奥朗则布的劲敌、布衣天子西瓦杰。文人竭力歌颂西瓦杰忠贞护教的一面，选择性忽略西瓦杰温和包容的一面。真实历史中，他规定部属外出抢劫，禁止向清真寺下手。每次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古兰经》，西瓦杰总是恭敬地捧起来，赐给投靠己方的莫卧儿降将。

　　1980年代人民党在部分省份选举上台后，编订教科书，突出侧重于莫卧儿帝国的暴行，把北方入侵征服印度的历史描绘为黑暗的中世纪。而长期属于国大党的省份，教科书强调阿拉伯人、波斯人通过远洋贸易，和平融入。莫卧儿诸帝一分为二，赞扬宗教宽容的阿克巴、贬斥狭隘偏执的奥朗则布。1960年阿克巴的传记电影上映，寓意显而易见：共和国首任总理尼赫鲁是莫卧儿的遗产继承者，他以仁慈开明的手段治国，对待子民不偏不倚。

　　学界权威的专家，包括本书《剑桥现代印度史》作者在内，已经修正了通俗的说法，指出奥朗则布的守旧程度并没有那么高，他在位期间资助兴建了不少印度教神庙，君主惩罚印度教贵族、锡克教团体，多半出于政治利益。

世俗民主的大一统

　　尼赫鲁那一代的精英阶层以英帝国主义为头号敌人，把国耻定格在三百年殖民血泪史，如同牢记鸦片战争耻辱的现代中国人。印度世俗主义者把族群冲突归咎于英国统治，狡猾奸诈的东印度公司“以夷制夷”，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拉一派打一派。殖民者蓄意制造了社会分裂，印度四万万同胞不可中了奸计。

　　在国大党设计蓝图里，新生的、独立的共和国应当完整不可分割，在克什米尔归属上，问题尤为紧迫。这块地方不是寻常的殖民地，君主自恃地势险要、兵强马壮，保持高度独立地位。类似的土邦还有五百多个，他们内政自主，仅仅在外交上服从日不落帝国。莫卧儿没能统一印度，英国也没有，南亚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土邦王公治下。

　　二战后不久，伦敦白厅曾制定过一个名为“巴尔干”的规划方案，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脱离建国，同时数百个土邦获得主权，不归印度共和国管辖。印度人经常把祖国比喻为母亲（Mother Bharat ），那么“巴尔干计划”相当于断掉她的左膀右臂，同时在胸膛插上几百个刀口。

　　尼赫鲁不容许国土残缺，通过谈判，和平接收几乎所有土邦，唯独克什米尔王公不从。1948年印军出动，占领克什米尔南部，当地居民以逊尼派为主，上层贵族却为印度教徒，尼赫鲁家族也是其中之一。世俗主义者信誓旦旦地保证，军事行动只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并非恃强凌弱，新德里政府尊重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并且写入了宪法。

　　当初巴基斯坦国父真纳、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一致阻遏印度独立，怀疑独立不过是高种姓权贵的幌子，婆罗门出身的尼赫鲁掌权反不如外来的英国人公正。国大党执政五十多年内，公平对待少数族裔，用实际行动打消对手的猜疑。政府保留伊斯兰的习惯法，为低种姓群体分配公职名额，力图实现哈贝马斯概念上的“宪政爱国主义”。

　　传统体系里“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贱民，在民主的新印度有了出头之日。争取低种姓权益的领袖安倍多伽尔，在国际知名度上不如甘地，在本国却是家喻户晓。其雕像遍布公园、广场，比甘地的雕塑还要多，获得了人民诚挚的纪念。

　　晚年的安倍多伽尔干脆背离印度教，投入佛门，还带上了数万之众的追随者。在僧侣的诵经声中，他与妻子完成了三皈五戒仪式。1956年正值释迦牟尼诞生2500年纪念，安倍多伽尔的举动为现代佛教界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国际观察家估算，典礼上大约有50万贱民皈依佛法，是二战后世界最大的一次集体改宗事件。安倍多伽尔操劳去世后，葬礼按照佛教仪度办理。

　　贱民领袖出于反歧视的角度抨击宗教，尼赫鲁出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抨击宗教，斥责婆罗门教士不劳而获，两人联手击溃了右翼民族主义的野心。

　　新政权从里到外由世俗派量身定制。国号不符合右翼的心意，他们想把国家命名为民族色彩鲜明的“印度斯坦”；国旗不符合右翼的心意，他们想复古印度的传统美学，不该模仿欧洲常见的“三色”旗设计 ；宪法不符合右翼的心意，他们想在条文里增加禁酒、禁止杀牛、尊奉《摩奴法典》《吠陀》习惯法的主张。

　　某种程度上，右翼分子并不反感印巴分治，与其要一个各族杂居的大一统印度，还不如保存一个纯净的印度教国家，宁可领土少90多万平方公里。巴基斯坦脱离出去，自己也好关起门，加强主体民族的力量。也因此，右翼把维护文化层面的独立放在首位，重现印度上古黄金时代，即所谓“罗摩之治（Ram Rajya）”。

　　印度激进分子热衷于抵制英国生活方式，禁止打板球、穿西服等等，在直接反抗英国政治压迫方面，反倒消极不作为。伊斯兰文化也在排斥之列，右翼允许穆斯林继续保持信仰，但必须遵守一系列严苛的条件：断绝与阿拉伯、波斯的海外关系，必须过十胜节、排灯节（印度教节日），礼赞梵语史诗中的英雄。女子抛去面纱黑袍，穿戴沙丽（印度传统服饰），人们不能自称穆斯林，而是“默罕默德的印度信徒”。

　　尽管国大党以全民党自居，然而在反英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张扬自身的文化特色，1937年党组织定以印地语为工作语言，废弃了穆斯林常用的乌尔都语，定《母亲万福》为准国歌，在所辖省份中，学校灌输印度本土的宗教、哲学，颂扬印度民间英雄。

　　20世纪初的民族独立运动先驱提拉克，隆重纪念反抗莫卧儿的英雄西瓦杰，然而又耐心解释：“纪念西瓦杰并不因为他是印度教徒，而是因为他是抵抗强权的英雄。西瓦杰并不是反伊斯兰教，而是反侵略者。”提拉克反复呼吁，各教派信徒应当团结起来，共同跟大英帝国斗争。

　　世俗派精英为了深入群众，把国大党的领袖神化。根据印度典籍所载的宇宙纪元，末世名为迦梨时代（Kaliyuga），公义不行，道德沦丧。毗湿奴曾显现过众多分身，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分身名为迦尔吉，他骑着白马下凡，带领世人在末日中幸存下来。1921年一位戏剧家宣布殖民统治即为迦梨时代，迦尔吉首先化身为提拉克，接着化身为甘地，救出芸芸众生。底层庶民听不懂知识分子那套“独立”“民主自由”大道理，却很熟悉神道劝谕，把国大党领袖当作神灵转世，顶礼膜拜。

　　甘地放任个人崇拜，然后又徒劳地向少数族裔解释，印度不会成为单一国家，结果两面不讨好。真纳发起巴基斯坦脱离运动，印度教极右派把温和派看作叛徒。1948年印巴分治，族群冲突白热化阶段，极端狂热分子南度蓝姆·高德西刺杀甘地，开枪前刺客还向甘地深鞠躬，感谢他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

　　客观上，甘地之死让国大党获得更多的同情。尼赫鲁搜捕高德西的同党，把右翼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鼓励文化多元、遏制极端主义，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国大党克制了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在克什米尔、种姓制度诸多问题上，采取温和妥协的措施。世俗派把国族意识往反帝爱国方向引导，他们着重纪念1857年大起义，那时各教派各阶层的印度人同仇敌忾，携手驱逐殖民者。这种中间偏左的民族主义，在外交上体现为不结盟政策，尼赫鲁致力于亚非拉大团结，跟伊斯兰世俗派执政的印尼、埃及友好，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

　　国大党执政期间，先后有三个逊尼派、一个锡克教徒坐上总统大位，1997年，共和国建立的第50个年头，贱民出身的K·R·拉纳亚南宣誓就职总统。贱民成为一国元首，在印度史上旷古未有，充分展示了世俗民主政体的优越性。

右翼卷土重来

　　印度右翼势力经历了两次打压，第一次是甘地死后的追捕，第二次是1975年英迪拉夫人的宪政冻结。英迪拉是尼赫鲁的女儿，夫姓甘地，和圣雄甘地没有亲戚关系。

　　尼赫鲁父女倾向于温和的社会主义，以英国工党为榜样。不过国大党是松散的派系联盟，要顾忌种姓、地域、族群因素，印度因复杂的特殊国情，没能形成西方常见的自由党对峙社会民主党的格局。

　　任何一个审时度势的政治家，必须拉拢中间派，合纵连横。反之，不懂变通的人必然遭到惨败，英迪拉·甘地是最好的教材。1975年国大党派系内讧浮出水面，她自信满满地高估自己的实力，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取消大选，把打击面扩大到党内外所有政敌。紧急状态持续了19个月，等重新放开选举，英迪拉失去民心，黯然下台。

　　在这场打击中，右翼组织损失轻微，还收获了抵抗强权、捍卫民主的名声。当时人民同盟已经在古吉拉特邦地方选举中胜出，执政仅仅八天，就因中央禁令而解散。莫迪私下印刷宪法、党团宣传册、各地反抗的新闻，他还开着两轮车带着右翼领导人躲藏，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1998年人民党壮大为跨阶级、跨宗教、跨种姓的联盟，在中央层面胜选上台。总理瓦杰帕伊对内搁置族群矛盾，对外展现更强硬的姿态。民族主义者还记得，国大党是一个爱国的党，在抗英独立期间走在斗争的前线，右翼是软弱的党，与反殖民运动保持距离，沉迷于虚无缥缈的“文化独立”“罗摩之治”。

　　现在人民党掌权，把文化独立付诸实践，他们拆掉首都的英文名商店招牌，还试图推动法案，规定路标、汽车牌照都不准出现英文。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发起过相似的清除语言污染行动，勒令全面铲除英语。

　　饮食领域也没逃过民族主义的改造，右翼组织抵制洋快餐，弘扬印度传统美食。肯德基在新德里开的唯一一家店面，受到卫生部的刁难，官员在厨房发现了一只苍蝇，以此为借口关闭肯德基。任何了解印度餐饮卫生情况的人，都清楚这是小题大做。人民党响亮地喊出“要芯片不要薯片”的口号，抵制欧美消费主义文化。

　　瓦杰帕伊秀肌肉最大胆的举动为核试验，内阁组建没几周，迅速推进原子弹项目，一连进行了5次核爆炸。即便最世俗化的印度市民也热烈挥舞国旗，感动于大国崛起的景象。

　　然而在右翼民族主义最关切的核心议题上，瓦杰帕伊按兵不动。克什米尔邦仍然保有自治权、逊尼派社区仍按照习惯法治理。宪法规定了少数族裔的权利，行政机关很难干涉传统习俗，即便陋俗也无法撼动。穆斯林男子可以娶四个妻子，丈夫说三声“塔拉克”（talaq，阿拉伯语的“休妻”），即可离婚。尽管印度只有2%的穆斯林家庭为一夫多妻制，但是只要陋俗一天不废，就无法平息舆论的愤怒。

　　去年人民党重返政治舞台，跟盟友共获得议会的342席。莫迪的第一个任期，重心放在市场化改革，废除现钞、修改税制和劳工法。有了经济增长的底气，莫迪在第二个任期实行右翼理念，向“罗摩之治”倾斜。

　　7月30日议会通过法案，取缔了逊尼派数百年的“即刻离婚”习俗。如果男子违反禁令，将被判刑入狱。莫迪在推特上庆贺，“一种古老的中世纪做法终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8月5日，议会删除宪法第370条，克什米尔隶属中央管辖。

　　国际观察家预计，莫迪只是摆出鹰派姿态来拉选票，巩固政权后，回到经济改革路线，兴旺产业。2024年人民党很可能不需盟友相助，单凭自身力量，完全控制上下两院。悲观人士则预测，克什米尔火药桶点燃，印巴冲突升级，局势如同一战前的巴尔干火药桶。未来走向到底如何，恐怕只有梵天诸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