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受伤的文明读后感精选10篇
《印度：受伤的文明》是一本由(英)V.S.奈保尔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印度：受伤的文明》读后感(一)：一个退却的文明 书札
l 印度教与发育不全的智识
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
当他（斯里尼瓦斯）对市政或社会缺点大加挞伐之时，一个声音一直在问：“生命、世界和所有这一切都在走向消逝，为什么要烦恼呢？完美与不完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真的烦忧呢？”
如果一个人能都对人性有一种全面的理解，那么他也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事物没有特别的对与错，他们只是在平衡着自身。
粗读历史，然后情感上认定印度的永恒和生生不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对未来被打败、被毁灭的恐惧，而是一种漠然处之的态度。印度总会眷顾自身，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在世界萎缩、人类可能性的希望消失的地方，世界就被看成是圆满的。人类退却到他们坚不可摧的最后堡垒里，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种姓，他们的“业”，他们在万物体系中无可动摇的位置，他们了解这些如同了解季节。……生活本身变成了仪式，任何超越这个圆满而神圣之世界的事物都是空洞和虚幻的。
在一次示威中，他（贾干）任凭警察把自己打得神志不清。……贾干任凭自己被毒打，他在暴力中找到对自身美德的佐证……重点是为真理而战，而不是反抗英国人。贾干参与的是圣战，他有的是他的国家被涤清净化的想象，而不是重建国家的政治想象。（这是一种政治溃败）
在这“尘世的冷酷”中获得纯净，在悲苦中获得安然——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当他的世界土崩瓦解，他无力回击，什么也提供不了。他只能远走。这是印度教的又一次溃败。
遗产已被压制，印度教对大众并不够好，它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是千年的挫败与停顿。它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没有带来国家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经常留下整体的碎裂和脆弱。它强调退隐的哲学，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它遏制生长。所以印度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身：脆弱、挫败、隐退。
l 退守的文明
卡卡尔说：“我们印度人，在变化流动的外界事态与事务里，会利用外面的现实来保持自我延续。”所以，人并不主动探索世界，他们甚至为世界所界定。就是这种消极的认知伴随着“冥思”、对无限追求以及迷失自我的极乐，它还伴随着“业”和印度人生命里复杂的组织结构。一切都锁定在一起，人不能在他人外孤立存在。
种姓和宗族不仅是一种团体，他们彻底界定了个人。个体从来都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着一套规矩、意识、关于禁忌的复杂制度。每个行为细节都受到规范——碗要在早餐前清洗，绝对不能放在早餐后，要用左手而不是右手进行亲密的性接触。等等。关系是有法可循的。宗教和宗教修习（“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将一切事物锁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个人观察和判断的要求下降了，于是可能产生接近纯粹直觉的生命。
种姓、宗族、安全、信仰和肤浅的认知力混在一起，如果不毁坏其余的，其中之一也不能得到改变或发展。一个人如果从婴儿时期起就习惯于群体安全，惯于一种生活被细致规范化的安全，他怎么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有着自我的人？他会被未知世界的无限广阔所淹没，他会迷失。
在印度，工业生产中的一个职位不仅仅是一个职位。人操作机器，实践着对他们来说全新的技术，他们可以同时发现作为人、作为个体的自我。
他们是幸运的少数。在工业化前的印度，没有多少人能从无效劳动的局面中拜托，那是人手多工具少，一项工作可以被分解成细小片段，劳动变得荒诞。斋浦尔城的清洁工用手把界面上的尘土归拢到他的手推车里（在这个过程中风又把尘土吹回地面）。妇女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小块不跳，在顶层铺抹水泥之前清洗着拉贾斯坦邦大坝的堤道。她蒙着头纱蹲在那儿，几乎不动，然而就在眼前，为了挣着她的半卢比，她的五美分，她要用手指这样涂上一天——这工作只要一个小孩用一把长柄扫帚一扫就可以了。人们也不期望她做更多的事，她很难算是个人。旧印度不需要工具，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更多人手。
l 种族
种族感对印度人来说是陌生的。种族是他们用来观察其他人的方法，但他们相互之间只知道种姓、部族、血统、语言集团。他们无法超越于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印度种族”，这个词毫无意义。从历史上说，这种内在凝聚力的缺失是印度的不幸。
l 甘地
（甘地的）历险从来都是内在的。……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于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于仇敌环伺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非普遍适用。
（在甘地的书中）人们仍然只是他们的名字和头衔，他们的行动和信念，他们灵魂的品质——他们从没被当做个体描述过。书里没有任何客观看待世界的尝试
被圣雄事迹降格了的甘地主义：宗教的狂热和宗教的自我炫耀、空手变出魔术，摆脱建设性思想和政治责任。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虔诚仍然果然被认为是从艰难的世事中退守。
甘地风靡印度，但是他没有留下意识形态。他唤醒了圣地，而圣雄事迹又令其重返古代，他让他的崇拜者们变得空虚自负。
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与其说是一位圣雄，不如说是一个吉祥物。他属于古老印度传统中的贤者，远离凡人，但又没有远到无法令凡人们借由供养体系来侍奉他的程度。王公为求得永恒真理，白富在这样一位圣贤面前。这是印度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在印度教宫廷还是穆斯林宫廷都是如此。王公衣着华丽，是恳求者；贤哲安详地坐在屋棚外或树下，灰尘满身、食不果腹，其高尚的内在生命却满溢而出。贤哲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可以提供，他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的存在性。
五年前我在德里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外国商人觉得他身为“不可接触者”的仆人很有天分，决定让这个青年受教育。于是他这样做了，并且在离开印度前为那个人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几年后商人回到印度，发现那个“不可触碰着”又变成了厕所清洁工。那人被他的部族排斥，因为他脱离了他们，他被阻挡在夜晚吸烟的人群之外。他加入不了别的群体，也娶不到妻子。这种孤立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他重操旧业，这就是他所依照的“教义”，他必须学会服从。
印度把新生代吸收进旧我之中，以老方法使用新工具，清除自身不需要的思想，保持其平衡。
《印度：受伤的文明》读后感(二)：重新发现印度
奈保尔毒舌会让被描述者反感，但又让读者佩服他敏锐感受力与观察力，准确描述会让人迅速熟络一块陌生大陆与一段古老文明。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生命过程就是自我发现之旅，而国家自我认识更难，国家这一复杂聚合体在自我发现中常常止于简单词汇的抽象描述，简化认识会让生活其中的人们有更坚定信念，但同时也可能被欺骗与错误引导。奈保尔印度之旅给这块古老大陆诊断的病症是：“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人民没有国家观念，而且没有与此观念相配合的态度。对过去没有历史观，除了印度教脆弱的普世主义外没有其他认同，另外，尽管英国统治时期有过种族暴行，印度仍然没有丝毫种族意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这个文明已经快成了生存之道，远离了思想和创造力，像所有衰败中的文明一样，它把自身削减成了巫术实践和被禁锢的社会形态。人要活着必先被贬低。”印度相较于中国，两种文化形态最特殊，一是宗教二是种姓制度，中国虽有宗教，但影响力仅仅限于边缘社会，主流儒生科场失意才会皈依灵性生活，而宗教在印度就是主流生活方式，而印度被征服的历史也是宗教传播史，复杂多样的宗教同复杂多样的语言一样，让这块灵性陆地更具魔幻色彩。如奈保尔观察：“印度教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没有带来国家的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经常留下整体的破碎和脆弱。它强调退隐的哲学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的能力，它遏止生长”。另一方面，中国虽有四民社会，但科举弥合了民间撕裂，文化和资源在纵向是流动的，而印度“种姓和宗族彻底地界定了个人。个人从来都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当种姓和家庭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严肃性不容质疑，当巫术支撑着法律，史诗和神话满足着想象，占星家知道未来，这时人便无法轻易着手于观察和分析。”中国有两种异于印度的文化形态，一是国家观念二是历史观念，中国很早就有统一国家形态与国家信仰，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华夏”观念，成为不同阶段文化共有基因。中国人对时间有敏锐感受力和记忆力，历史往往比现实存在更重要，而印度或许是处于热带而无四季更替，时间感弱于中国，印度哲学的宇宙观是无限循环，生命也是无限循环，善于遗忘。两相比较又落入国人无知的陷阱，我们对印度太陌生。奈保尔游历的是甘地夫人“紧急状态”下的印度，七十年代的中国更疯狂，如果让奈保尔写一部此时游历中国的笔记，也同样会让印度读者鄙弃。人类总有一种返祖冲动，向往曾经的黄金时代，无论印度还是中国，在文明转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是同代人的困境，需要龙与象的共同智慧。
《印度：受伤的文明》读后感(三)：中国：受伤的文明
现在中国互联网上黑印度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任何和印度相关的新闻、视频、评论，总会炸出一大波和印度黑来。似乎中国发展了30年，就忘了我们国家二十年、十年之前的状况。
其实中国也才最近20年发展起来，从奈保尔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中国二十年、甚至是十年前的影子。如果不告诉你这本书描述的是1970年左右的印度，你是否会以为这本书里说的是中国呢？
5.国大党官员伪装成印度农民，迎接作者；好面子，对外来者的媚态
6.印度的特殊之处：
1）印度宗教“教义”：神话甘地，甘地主义缺失了现实意义，成为一句口号，或者神迹。
《印度：受伤的文明》读后感(四)：印度老了，印度在继续
奈保尔在书中主张的观念在于：印度老了，印度在继续。
印度老了，老在它总是将旧有的历史视为灿烂光明，而将当下视为黑暗。所以，不管是出现政治僵局还是经济危机，印度人总想退回到古代去借鉴旧有的社会机制，而事实是“古代印度已经无法提供替代新闻、国会以及法院的东西”。
受伤的印度文明缩影在维查耶纳伽尔，这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王国都城。建于十四世纪，在十六世纪被穆斯林摧毁。这座曾经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如今沦为农田，而且它的落后众所周知，尽管政府为此投入了巨额经费，它依然看起来“似乎不存在历史”。辉煌已然过去，但各地的朝圣者兀自用古老的巫术来此祭祀，而当地的农民也还没有从变化中惊醒过来。这就是古老的印度文明的现状，它因过去的文明而耀眼，却也受困于过去。当印度发生政变，宪法被冻结、新闻遭查禁的时候，五千名志愿者依然忙着用印度最古老的法事为寺庙中的偶像赋予新的生命。因此，在奈保尔看来，印度是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可以分为印度和非印度。”
在奈保尔看来，说印度受困于过去，实则主要困于印度教。他以印度著名作家纳拉扬的两部小说分析了典型的独立后的印度人形象。《桑帕斯先生》中，主人公斯里尼瓦斯过着沉思性的生活，相信“无为之美”。当他终于“被迫入世”后，仍然时常陷入宗教式的沉思。他从万事万物中感受到神性，以“业”来解释眼前的苦难，于是世界达到了一种公正的、安然的平衡。“在世界变化之中，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印度也纹风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对世界深层秩序的认识，所有事物都被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小说《糖果贩》中的糖果贩贾干是个富人，甘地主义者，当面对受到了西方思想浸淫的儿子时，他选择了悉达多式的坚定弃绝，也投入了沉思冥想式的生活。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了进入“有为”的世界是冒险的，最终还是要退出。这样的宗教思想无疑融入了印度人的血液中，也因此决定了某些印度人过着寄生性的生活，正如斯里尼瓦斯，也决定了印度文明的寄生性。
印度在继续，是因为虽然意识到了它的缺陷，却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奈保尔在书中尖刻地指出，“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会那么轻易地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千年的侵略与征服给印度带来智力枯竭。
奈保尔去了孟买附近的贫民窟，看到城市化把贫民逼迫得走投无路；他也去了乡村，看到地主们仍然将自来水和通电视为女性的不道德，因为这容易使她们偷懒。农村的人们仍然习惯于大地主的剥削，哪怕旧制度已经崩溃多年，但人们安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而那些不能适应者便沦落到了城市贫民窟里。那么民族的未来，城市知识分子在试图改变国家了吗？他们沉湎于发明新的收割机、收割鞋等，将大量的资金用于谋寻提高牛车的效率。而他们不曾去想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人手，提高效率根本不是当务之急。这是智识的混乱，也是一层不变的印度。
奈保尔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无疑还是印度教，甚至是深受印度教影响的甘地。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是印度教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社会缺少契约和国家观念，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所以印度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身：脆弱、挫败、退隐。“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在依赖中生存，他们保持着本能的、非创造性声明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宗教思想；从更世俗的层面上说，他们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来让国家运转。”
甘地和他的继承者都没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意识形态，只是以印度教徒似的自我牺牲来呼吁和平与团结，摆脱政治、种姓等方面的分歧。“生命真正的秘密似乎在于顺其自然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不要执着。我们和其他人可能就容易达到解脱。这包括为自我、家庭、社群以及国家服务。”甘地反对“贱民”歧视，而作为忠诚的印度教徒却不反对种姓制度，这本身就自相矛盾。脆弱的宗教认同难以使古老的印度迈向新的文明。
奈保尔虽是印度裔，却已经不是“印度人”，他的家族远离印度百年，这恰恰得以给他冷峻的旁观者视角来审视这个与自己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