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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政治》读后感锦集

2020-12-24 00:34:4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抗争政治》读后感锦集

  《抗争政治》是一本由查尔斯·蒂利 / 西德尼·塔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抗争政治》精选点评:

  ●2018.01 为写毕业论文在川图啃了好久

  ●作者构建出了一个关于抗争的模型,但书中并没有介绍太多完整事例,值得运用

  ●不知第三章四象限组合,是否受了帕累托精英循环论的影响,总之很有借鉴意义。

  ●英文翻译过来的书看着很累 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术强吧 而且书中对中国的政治抗争没有涉及

  ●研究抗争政治的入门读物,分析了研究抗争的基础框架,对如何看待分解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事件很有帮助

  ●这本书,其他暂不说,单翻译这一点就不足以打到这么高的分吧?

  ●蒂利的这本书很好的整理出了分析抗争政治的一系列方法和概念,在抗争政治研究者这里可以拿来利用。不过有一点,蒂利在最后也认为:为什么有些群体在利益遭到侵犯时不去抗争?不去抗争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兴许是本好书,但是得不到我想要的

  ●过拟合

  ●翻译不是太流畅。

  《抗争政治》读后感(一):查尔斯·蒂利和甘地

  看了一小半,想起前几天温习的《甘地传》,恍然大悟了。了解一下查尔斯·蒂利的维权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何甘地的行为艺术和象征主义表演能够如愿的赶走英国人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的确是一件最有趣又最有意义的事业。

  《抗争政治》读后感(二):社会运动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不得不说,翻译很差!!!

  翻译的太差了,直接就是直译去了,读了这么多的社会科学书籍,从没见过一本翻译质量这么差的书。看了一下翻译者的基本资料,好像是历史学方向的,这样翻译的社会学书籍,一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都没翻译出来!本来想当参考大概看一下,看了每一页,果断弃书看原版去。

  《抗争政治》读后感(三):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

  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作者:谢岳 曹开雄

  社会抗争行为是所有社会类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任何政治制度类型所难以避免的现象,它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朝夕相处、相伴相随。社会抗争与人类社会的这种共生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人们想知道,人类的集体行为究竟根源于哪里?它们的发生与发展有什么内在规律吗?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表面上乱哄哄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对我们的集体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类社会有能力通过努力降低或消灭社会抗争所造成的暴力结果吗?长期以来,社会抗争因为伴随着暴力行为而遭到人们的普遍诟病。在社会抗争研究的早期阶段,以法国思想家勒庞为代表的学者大多对社会的集体行动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些集体行动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是暴民心理的集体反应,因此,社会抗争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大都具有负面作用,它们不可能对社会进步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比那些传统思想家走得更远的是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予骚乱与颠覆政权的行动以正面的评价,在一定条件下统治者一般倾向于以暴力来对抗暴力。不过,学者们很快就摆脱了勒庞及其支持者的影响,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对待底层社会的抵抗行动,并且不断使之理论化,形成十分复杂和系统的有关社会抗争的分析概念、解释模式、基本假设以及方法论。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和革命之类的社会抗争已经完全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一、社会运动理论

  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常见的和主要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和抗争手法(repertoire),其历史十分短暂,按照蒂利的研究,社会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768年的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被制度化,同时,这种抗议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发展成为当今最流行的抗议形式。在社会运动日益传播的同时,社会运动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五个阶段。

  1.社会怨恨理论

  1970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泰德•格尔 (Ted Robert Gurr)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试图探讨社会运动的心理根源。在他看来,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轨等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人们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此书中,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解释模型或者说解释概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他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价值期望,这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越大,反之亦然。格尔根据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组合关系,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期望没有变化,而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如果社会的价值能力不变,而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而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

  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时候经常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批判:其一,剥夺感并不足以促使人们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在社会运动产生之前,人们还需要弄清楚剥夺的根源是什么即行动的意识形态,而制造意识形态的人往往不是那些遭受剥夺的行动者;其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资源和有利的机会,否则,不管剥夺多么的严重,人们都很难走上街头;其三,在那些发达国家,人们走上街头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很可能不是因为存在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时候很快就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

  2.理性选择理论

  与社会心理学派相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的集体行为绝对不是非理性的,社会经常性地以抗议形式对抗政府也不属于一种病态状态,他们的行动是完全理性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影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运动。

  但是,奥尔森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最集中的一点是关于他对集体行动的原因的解释,他把集体行动的动机仅仅局限于物质与个人。在塔罗看来,奥尔森的理论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即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走上街头进行罢工、游行、暴动和示威?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困境是如何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很显然,理性选择理论遇到了致命的问题。

  3.资源动员理论

  在反思社会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麦卡锡和扎尔德于197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1977年他们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同一个主题的论文。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这个理论被社会学家视为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模式。麦卡锡和扎尔德试图说明的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加了。与奥尔森一样,他们也承认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和动员那些缺少行动动机的人参与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主张,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专业的运动组织。

  资源动员理论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及西欧的主要社会学期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这一理论。但是,资源动员理论的问题仍然是明显的:一是这一理论只强调运动中的正式组织的作用而忽视那些非正式组织的功能,像家族、朋友关系等草根社会的关系网络,通常在运动中会发生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这个理论模型来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它是否能够解释落后国家的社会运动现象,仍然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4.文化构造理论

  社会运动在以上几个理论模式的构建过程之外,文化论学者也在同时对社会运动进行理论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社会运动的相关文本来解析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他们强调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代表人物包括盖姆森(William A.Gamson)、斯诺(David A. Snow)、本福德(RobertD. Benford)、斯维尔(William Sewell)、麦克亚当(Doug McAdam)、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塔罗(Sydney Tarrow)。文化构造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运动组织者要赋予运动以意义,以便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运动。

  文化论者认为,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它把社会运动的成员和运动组织联系在一起,同时把社会运动的成员们互相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个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的时候就会追求他的行为与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在这个前提下,很多学者分析了一些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有的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新的替代概念,例如集体认同感和主框架来代替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他们特别关注下面两种情形:代表一定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得以清晰表达的信仰体系而明确组织起来的抗争行动,以及发生在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共同体中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抗争行动。

  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构造论的观点,只要建构出社会运动的意义,社会运动就会发生。然而,这种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运动按照塔罗所主张的那样呈现出周期性,而不是持续出现呢?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擅长利用文化符号而有些运动却显得逊色呢?

  5.政治过程理论

  社会运动理论的另一支力量是由查尔斯•蒂利领衔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蒂利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尝试对诸如社会运动这样的抗争行动加以模式化,因此在1978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从动员到革命》,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另一方面,他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放弃了对传统方法的追随,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过程方法,这个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于国际学术界,目前成为一个主导性方法。

  在蒂利看来,像社会运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它们不会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形成,也不会在政治之外自行壮大与消失,事实上,集体行动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断相互塑造的关系。他的政体模型就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他的政体模型包括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即挑战者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括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

  由于我们会在下面专门介绍抗争政治理论,因此,有关政治过程的理论就不再赘述。

  二、革命理论

  由于社会运动与革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因此,革命与社会运动在研究方法与基本立论方面常常出现汇合的趋势,革命或社会运动的理论经常可以相互解释。如果按照学科的标准,革命理论的发展轨迹与社会运动基本相同,它同样经历过心理学(认知心理和挫折—攻击理论)、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人类学(意识形态和文化塑造理论)和政治学(多元主义理论)。但是,由于革命的颠覆性和破坏性要远远大于社会运动,因此,两者在微观方面出现了分离。1980年和2001年,著名学者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分别发表了两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以简短的文字图绘了革命理论的发展阶段。她将革命理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被她称作革命理论的四个代际。通过她对这四个代际的归纳,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革命理论的基本主题和研究现状。

  在戈德斯通看来,革命的第一代理论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叙述性的。他们设法辨别15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7卷革命过程的主要阶段或者描述革命产生的社会学和人口学变化。但是,他们的研究缺乏牢固的理论支撑。在第一代革命理论家那里,革命仍然是一种具有负面作用的盲动行为,爆发革命的社会是一种病态社会。

  第二代革命理论家与第一代不同,他们广泛吸收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与观点,积极建立革命的理论,希望用这些理论来解释革命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发生。具体地讲,他们主要包括三个理论传统:

  1.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研究与挫折—攻击理论。这一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包括戴维斯、格尔、史华兹和莫里森等。这些理论家认为,革命根源在于大众的心智状态,当这种心智进入“挫折”或“剥削”状态时,革命就可能发生。这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的来源各不相同,它们或来源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长期影响,或短期的经济失败或政治或经济的机会对某些群体的系统性封闭。

  2.社会学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逊、斯梅尔塞和哈特等。这些理论家受到帕森斯的影响,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保持流畅的功能要取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各种亚系统之间维持需求与资源之间的总体平衡,这种需求与资源之间的平衡一旦受到破坏,社会处于“不平衡”或“功能失调”状态,革命就容易发生。

  3.政治学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冲突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蒂利、亨廷顿和阿蔓等。这些理论家吸收了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将历史事件看作是那些竞争性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结果。革命被看成是政治冲突的终极结果。在他们看来,革命形势的因素是利益集团冲突和资源控制之间的结合,它们超出了现有政治制度调节冲突的能力。

  第二代革命理论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被看作可能的、促使革命原因的事件模型过于模糊,按照这种模型,几乎所有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文化、技术、军事、人口、组织都会导致潜在的革命形势。但是,理论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原因会导致革命而不是导致逐渐衰败。第二,在所有理论中,关键的变量很难在实践中测量,例如,蒂利和他的合作者对政治冲突进行了分析,但是,他们对关键条件(冲突强度和竞争性团体经过动员的资源)的测量则与民众暴力而不是与革命有联系。第三个弱点是,由于关键变量很难测量,所以要对革命形势的水平给予说明是不可能的,在第二代革命理论中,事实上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够超越定量分析,因此,他们的分析无法精确地说明革命形势什么时候到来。第四,第二代革命理论家无法有效地说明为什么不同的革命会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有的革命能够带来多元主义的、开放的政体,而有些革命却带来一党制和威权主义的政体。

  第二代革命理论为第三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代革命理论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几十年前因研究国际冲突、发展与现代化、人类学和农民研究而蜚声学术界。在第三代革命理论家当中,巴林顿•摩尔和埃里克•沃尔夫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外其他比较著名的理论家还包括米格代尔、林兹、斯科克波和艾森斯塔德等人。与第二代革命理论家不同的是,早期的第三代理论家并没有创造革命的理论模型,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阐述基本观点,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第三代的理论创造奠定了基础。

  这些新观点主要有五个:(1)国家的变化目标与结构;(2)国际政治与经济对国内政治经济组织压力的系统入侵;(3)农民共同体的结构;(4)军队的团结或分裂;(5)影响精英行为的变量。

  尽管有些主题的研究目前仍然在继续,但是第三代革命理论就像前两代一样同样面临着批评和挑战。它们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第一,社会变化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得上是“革命”?尽管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的分析彼此之间十分地接近,但是,他们在诸如社会变迁在什么情况下才算是革命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斯科克波把中国、法国、俄国和墨西哥算作革命的国家,但是,埃森斯塔德却认为墨西哥的社会变迁算不上是真正的革命,相反,他把墨西哥革命类分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变种。

  第二,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研究的革命案例太少。除了埃森斯塔德,多数第三代革命理论家分析的案例太少。斯科克波的革命分析只建立在五个国家的社会变化的基础之上,即法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和1848年的德国;而佩奇的研究只分析了秘鲁、安哥拉和越南;尽管埃森斯塔德尝试涉及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中广泛的社会变迁,但是他的案例还是过于简单,无法真正地验证他的分析方案。

  第三,关于农业结构对于农民革命参与影响的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虽然农业结构被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看作是决定农民参与革命的关键变量,但是,农业结构的某些方面对农民革命行动的影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结论各不相同。例如,佩奇认为,无地的农民最有可能参与革命行动。但是,沃尔夫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是无地农民而是中产农民(即中等程度的土地拥有者)才是革命行动的主要基础。而斯科克波的结论更加地与众不同。她认为,不是土地拥有情况而是农民共同体的结构才是革命行动的决定因素。

  第四,第三代革命理论分析没有能够说明革命进程中的共同特征。虽然从第一代开始革命的“自然史”学派缺少广泛的理论视角,但是,他们注意到某些事件的模式似乎与革命相同,例如,革命中“温和的”和“激进的”阶段的出现以及卡里斯玛与威权领袖的出现。这些发生在革命进程中的现象要求理论家对它们出现的频率与可能性进行某些解释。

  第五,第三代理论家忽视了人口学数据的研究。诸如人口流动、结婚和离婚率、出身与死亡率、流产和严重犯罪行为等人口学变量受到革命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些变量没有引起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的重视。他们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没有进行过多的研究:革命对一个社会的主要人口特征的影响是什么?人口学的某些趋势是否能够对革命做出预测?是否存在着与革命危机相联系的人口学特征模式?

  20世纪90年代,革命理论研究进入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第四代际。第四代革命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革命的原因、过程与影响。除了辨别革命的关键的因果因素和结果之外,他们还运用不同的方法(从理性选择分析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试图解释革命动员和领袖的微观过程。在第四代研究当中,革命理论家因此呈现出多方位的研究视角。

  在对革命的原因分析方面,第四代的研究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二是国家、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1) 国际体系

  斯科克波在1979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十分敏锐地指出了国际军事与经济竞争对国内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按照她的观点,战争或经济转型的代价会破坏精英和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将国家财政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是,斯科克波的研究仅仅指出了国际影响如何可能促使和塑造革命。事实上,国际体系通过若干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影响或推动革命。

  (2) 国家、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虽然国际环境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革命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精确影响以及革命的全面可能性,主要还是由国家权威、各种精英和不同群众团体(农民、工人和地方或种族或宗教少数派)的内部关系决定的。那些在财政上与军事上受到联合精英支持的国家是不惧怕来自下层革命的挑战的。

  古德文、斯科克波和蒂利分析了国家—精英—群众关系的变化如何导致国家的崩溃和骚乱的。他们认为,仅仅国家—精英冲突甚至精英的自治地位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与变化,相反,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国家是否拥有财政与文化资源来完成他们为自己、精英和群众设定的目标任务;第二,精英是否团结、分裂或极化;第三,反对派精英是否与群众抗议团体建立联系。

  革命的过程分析是第四代理论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与意识形态。

  (1) 网络、组织与认同

  革命动员所具有的差异性、竞争性与偶然性的本质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革命发展的过程。虽然结构条件可以为冲突提供舞台,但是斗争的形态与结果经常只受到革命进程本身的决定。精英们如何与民众抗议行动建立联系?个人怎样走到一起来进行集体行动?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团体怎样形成范围广泛的联盟?领袖与群体是怎样主导革命的?在第17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7卷四代革命理论家看来,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研究革命行动的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因素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第四代理论的一个关键发现是,革命行动者不是单独行动。他们由事先存在的居住、职业、社区和友谊网络被征召为革命者。他们认同于这些事业与团体,并且为了这些事业与团体而牺牲自己。但是,这些认同特别是抗议认同不是天生的。为了创造与维持与革命有关的认同,精英和国家必须为那些平常称自己为工人、农民、朋友或邻里的人创造和加强新鲜的认知。某些认同越明显,国家与精英就越容易创造抗议认同。

  (2) 意识形态与文化框架

  在第四代革命理论家那里,意识形态与文化框架是理解革命过程的一个新角度。他们认为,革命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精英或反对派或潜在革命者对问题的解释。在统治者那一边,即使是战争失败、饥荒或财政崩溃,他们也可以把这些危机解释为正常的、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灾害,而不是把这些危机归结为政府的无能。同样地,国家镇压抗议者的行动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措施。事实上,哪种解释占上风取决于国家和革命领袖操控认知的能力,他们将他们的行动和目前的条件与现存的文化框架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任何一个文化框架都可以为革命或反革命意识形态提供基础。例如,伊斯兰教为恐怖主义提供行动的基础。但是,革命意识形态是否出现在某个文化框架中,则完全取决于那个框架的因素如何适应某些特定的环境或者如何与新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意识形态除了为革命者提供价值判断和道德外衣之外,它们还能够提升革命者的声势,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革命。

  在戈德斯通看来,第四代革命理论尽管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主导理论,但是其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与前面几代革命理论不同的是,第四代革命理论将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它会视稳定为维持政权的一个焦点条件;认同、意识形态、性别、网络与领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会视革命过程与结果为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按照戈德斯通的理解,我们目前对第四代革命理论进行评价似乎显得过早。但是,与前面几代革命理论特别是第二代相比,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第四代理论的部分局限性和弱点。首先,第四代革命理论家之间的分歧仍然十分巨大,对革命现象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革命的定义与分类问题。其次,由于分歧太大,这些理论家的工作很难被整合到一个框架下进行,这样会影响到对革命研究的整体水平,例如,他们对革命的概念存在较大分歧,影响到对革命原因、过程与结果的分析。第三,第四代理论在方法论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他们事实上仍然在延续第二代的方法。第四,由于方法论的局限性,第四代革命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革命的微观问题。

  三、抗争政治理论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演进过程中,革命理论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它至少是将被人们所诟病的非理性革命行为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为人类理解与把握自身的集体行为提供了相当可行的知性工具。但是,革命理论家仍然对自己的努力不甚满意,他们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各自为政”感到不满,分析概念、研究方法与核心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性阻碍了社会科学对人类集体行动的认知。因此,社会科学家在不断地反思。

  在反思的基础上,1996年,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图绘抗争政治”,这篇论文被扩充为后来的《抗争的动力》和《抗争政治》两部核心著作。最近几年,蒂利表现出超人的学术毅力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学术创造力,连续推出若干部学术著作,系统地论述抗争政治理论(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超越传统理论研究的局限,将社会运动、革命等抗争行为的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下,以相同的概念、相同的分析方法和相似的结论来说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避免因人为的学科划界带来的差异性而影响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这是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一个贡献。

  在抗争政治理论家那里,他们以contention (我把它翻译为“抗争”)取代了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等集体行动的形式。但是,cont-ention本身并不是一个理论,关键的问题是,理论家们将“抗争”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使这两者之间发生关系,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观察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从而构成抗争政治理论。因此,我们从抗争政治理论家对于“抗争政治”的定义可以发现这个理论与众不同之处。抗争政治指的是:

  发生在诉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诉求对象(objects)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他要强调的是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发生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并且,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

  抗争政治是由抗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抗争政治不同于如选举那样的一般政治,也不同于与公共政治无关的社会冲突。抗争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优点是不再在社会运动与革命之间划上界线,从而打通了不同抗争形式之间的研究壁垒。

  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二大贡献是运用了政治过程的方法来研究抗争行为。1978年,蒂利发表了著名的《从动员到革命》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和政治过程方法,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家全面理解社会抗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政体模型与政治过程方法主要是为了纠正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忽视政治因素的传统,这种理论与方法至少能够在方法论上缩短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之间的距离。

  在政体模型中,蒂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结构,集体行动者与政体成员和政府之间如何互动起来呢?或者说如何让他们彼此之间动起来?因此,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整个过程。通过动态的分析,理论家从中找到促使抗争发生与发展的各种动力(抗争政治理论家把它们称作机制)。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机械地在结构因素与集体行动结果之间划上等号,但是大量的例外情况使得他们的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些结构因素在社会抗争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结构因素在过程演变中的不同结合方式。因此,按照政治过程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因素的国家集体行动的方式和结果却截然不同。

  抗争政治理论强调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在蒂利等人看来,无论集体行动是社会运动还是革命,在它们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似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是社会抗争展开的动力,“它们依据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和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性结果。”因此,与传统理论相比,抗争政治理论具备了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是抗争政治理论的普遍适应性。这并不是说抗争政治理论的结论无法挑战,而是说,它的理论框架是适用于任何一种政权类型与发展水平的国家。与抗争政治理论不同,社会运动的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很难得到验证,因此,理论局限性很大。而革命理论则是主要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理论家的研究尽管也是选取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为对象,但是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革命的条件显然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200多年前革命形势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无法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事件。很明显,抗争政治理论能够将不同历史时段的抗争事件放到同一个框架之下,进行比较研究。

  抗争政治理论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为中国学术界理解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中国历史能够为抗争政治理19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7卷论发展与完善提供丰富的佐证资料。正如裴宜理所言,中国社会是研究社会抗争的最重要的场所,它是集体行动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我们期待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中国不断深化下去。

  《抗争政治》读后感(四):概念与工具

  

(直接从notion拷贝过来的 格式就先这样吧)

提出要求

概念——

抗争政治

定义 盟友与敌人、“好的”与“坏的”行动者,局内人与局外人、参与者与旁观者都相互交织出现在一个提出要求的过程中。(英格兰反奴隶贸易运动+乌克兰橙色革命→不同之处)分别于各自所在政治体内有影响的成员结成同盟,利用现政权内出现的机遇,并制造一些新机遇,结合制度性与超制度性的常规做法以提出同盟的要求。互动内容 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或者是为了共同利益、计划而做出共同努力的要求政府在其中扮演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的提出者或者第三方特征 抗争集体行动政治

社会运动

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普遍范畴(警惕泛化)定义 提出要求的持续活动,其要求基础为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和团结一致内容 提出公开要求的持续运动一连串公开行动,包括有形、集会、示威、情愿、创建协会等反复公开展示其价值、奉献精神、团队成员等等,通过如身着彩色服装、列队有形、佩戴徽章、呼喊口号等方式

抗争表演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抗争剧目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知晓,且可用的抗争表演(?)

一、提出要求:作为表演

所有形式的抗争都有赖于表演,但表演包含着从对他人的直接攻击,到仅仅为影响邻近或远处的观众而登台献艺

最典型的——抗议示威,除此之外还包括请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动员,这三者已成为模式化表演

分类:对抗性、示威性、程序性、诉请性

二、抗争剧目

【配对组合】claimant-object pairs: 老板x工人 农民X地主 彼此对抗的民族主义宗派团体等。

形式:罢工、怠工、业主停工、契约谈判、冤情听证、三方调停等。

——从这些形式可以看出,在提出和接受彼此要求时,人们的互动具有聚集性、后天和【即兴表演】的特点。

根据外界限制条件(时间地点配对形式)分为【弱剧目】和【强剧目】,而在弱剧目发生的国家,又常有【仪式性的政治剧目】,比如劳动节、劳工权利日。

▷1955-2005美国剧目变化

一般形式:进军华盛顿——特定地点或建筑,特定时间段(一般是夏季),手段为静坐、堵塞交通、占领(行政)大楼,并在任何公开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方进行宣传

电视 扩大了抗争规模

内在逻辑:占领公共场所用以干扰日常活动、引起每天关注

互联网 新工具

恶性循环的交织过程:暴力抗争→国家暴力应对→引发伊斯兰主义运动→镇压→911事件→《爱国者法案》剥夺美国人的民事自由权

剧目变化之源急速政治变动时期导致在抗争剧目上的一连串创新,而连续不断的创新则大体上说明了某一运动中具体行动之起落变化的原因当任何新一轮的提出要求开始威胁到了那些此前一直静观不动的政治行动者的利益时,抗争行动就会随之而来。

时代背景:全球化

限制与诱因:政治机遇结构 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s

定义: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政权和制度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变化关注:处于变化之中的机遇和威胁

区别于急速变化的渐进变化——

(戏剧色彩较少,但更具决定性)

提出要求与日常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 抗争的有效工具:抗争者的劳动构成了工厂生产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抗争自身的累积性带来的信号系统 从历史层面上来看,传承下来的抗争经验政府采取的行动 用政府规定、政府容许和政府禁止三种类型来划分

(方法、工具层面——)

如何分析抗争

概念:事件、片段、机制、过程

机制:在诸多环境中产生相同直接后果的事件过程:以不同的发生序列和组合方式将各种机制集中起来,产生相比于任何单一机制所产生规模更大的后果

一、机制-过程分析法——重要解释工具

常见机制

居间联络:专门从事者将原本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团体联系起来时出现的机制传播:让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发生的抗争事件协同行动

新协作的地点有重要作用

其他机制

社会利用 soical appropriation:利用组织性和制度性基础发起运动,使某些非政治性的团体变为政治行动者,比如黑人保守教会变成民权运动的社会利用对象界限激活 boundary activation:提出挑战的团体和被挑战的对象之间产生新的界限,比如,人口普查将公民界定为某一特殊族群的成员(合法性)确认 certification:某一外部权威发出信号,预备承认并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和其所提出的要求认同改变 identity shift: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新的认同,比如抵制乘坐公交车,成为“新黑人”认同的源头

其他过程

动员遣散

二、片段与事件

定义:有一定界域的连续性抗争互动

研究片段可以选取的材料:

行动主体所撰写的资料报纸上的有关记录、档案和在线的播报内容√官方记录、数据资料

政权、剧目与机遇

(政治体制如何受到抗争政治的影响)

(关键概念:政治机遇结构)

政权内部的抗争

制度——政党、竞选运动、政治开支计划,退役和现役军官形成的网络。

外界——自由的新闻界、活跃的非官方经济、充满政治活力的学生团体的学校,和石油工业管理人员向政治家行贿的体制(?)

↑以上决定了政治行动者的行为

委内瑞拉的案例

**结论:**20C90S后期委内瑞拉的政治机遇结构得各种不同的政治行动者们可以直接干预国家政治

分析

分析一

划分类别:传统事件(比如集会和经过授权的示威)-对抗性事件(新的、非法形式的抗议,不暴力,而是利用某些资源引起人们的震惊,比如占领行政大楼)-暴力事件(物质损坏和人身伤害)

统计结果1:每出现一次危机,对抗性事件就的比例和总数都会明显上升。

统计结果2:对抗性行动变为传统行动,暴力行动上升。

分析二

在加拉加斯大城区街头的抗争整个制中发挥作用的团体

邻里组织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人员法庭成员大学生街头小贩:市政当局曾许诺安置新的经营场所,但没有信守承诺,因此小贩们占据了部分场地,提出恢复其权利的要求,这属于传统抗争

(其他的作者没分析了 很迷)

结论

抗争剧目会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环境变化

1983-1999 国内两个主要政党和石油工业界及军队联手组成的统治者同盟关系瓦解,军官为控制政府权力发生政变,平民主义联盟(查韦斯)执掌国家权力

++++看完很迷惑

抗争剧目与政体

强能力而不民主——镇压告终

弱能力而不民主——内战爆发

弱能力而民主——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军事政变

强能力而民主——造就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运动

政治机遇结构的属性(政体层面来看)

1.政权内部有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2.该政权对新行动者的开放性

3.现行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

4.挑战者获得有影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有效性

5.该政权压制或推进集体性提出要求的程度

6.上述5条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迅速改变的威胁和机遇通常使当权者转向呆板僵硬的【刚性抗争剧目】,而挑战正转向更灵活的剧目,这种刚性包括镇压。

抗争互动

集体事件的内容:

认同:宣传有一个(公认的)行动者在,之前存在,或是进程中被建构(行动者建构)地位:行动者属于体制内一个业已确立的类别,享有一些权利和尊重计划(所包括的要求有)以及对他们合法性的确认制度与抗争

政治机遇结构影响(来选择)哪种要求是可以实现的。这一条应该是说,提出要求面临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其中会有一个/数个认同和提供支持,也会相应提供保护,而这种支持和保护是有选择性的

每个政权都把已知提出要求的方式区分为法定的、得到许可的和遭到禁止的这三类。(内部划分,区别对待)

可用的抗争剧目强有力地限制人们在任何特定政权内能提出要求的种类——示范作用

动员与遣散

——动员,抗争政治中最重要的过程。

动员机制

①政治机遇+②社会网络+③创新传统抗争剧目+④跨越世俗和宗教的分界线形成同盟,⑤改变某些界限,又⑥使新的集体认同得以形成。

【向上规模转变】upward scale shift

集体行动中出现的写作关系相比于最初发生时处于更高的层次上

实现路径

直接传播:已有的人自己升级中介传播:拉没参与过的人入伙

规模转变中包含的机制

传播居间联络仿效机制:人们模仿早期的起义者相似性属性:让此前互不认识的人之间形成一种共有/相似属性,制造出新的认同

遣散机制

造成遣散的机制和过程

竞争:出现在来源不同的支持力量之间,以及主要行动者及其支持者的目标各不相同背叛幻灭镇压适当的制度化:比如说政府邀请对话交流,一部分走向了制度化

政府的手段

制度化恶化

系列抗争→革命

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积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

【社会运动活动】对当权者持续的、有组织的提出要求和挑战

组成要素

具体活动 各种形式的协会与行动 公开的自我表现 【表演模式】 【社会运动剧目】 社会运动带来的影响 社会运动活动对公共政策的直接影响难以被评估,大部分认为很难成功,作用不大 由社会运动组织发起的集体行动,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通常是无效的对参与者的影响成员互相支持,彼此忠诚,共同更致力于此 对政治抗争未来模式的影响间接推动事情走向所期望的方向,比如培养出了有着共同目标的政治家。 各种社会运动常常会引发反向运动的形成总之,此章用以区别社会运动和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 致命性冲突 突出特征 提出要求存在高风险武装力量的维持暴力行为直接影响冲突参与者们在斗争结束后的生存 理解此类冲突中存在的谬见 动机 ×认为只有了解杀人者的心理才能知道他们暴力行动的真实和根本原因√不同时间,参与者们所需和所感的情况不一样,而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一些非动机性的因素,比如是否得到武器、现成的受害对象和杀人者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动机。普遍法则 ×每种类型的大规模致命冲突有其独有特点,因此会遵循它自己的普遍法则√实际上各种冲突,比如种族屠杀、内战、革命等等都是由相似的机制和过程产生的,知识组合方式、初始条件有不同。政权的总体特征(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及民主程度)强烈影响大规模致命性冲突发生的地点和可能性 结果 政权分裂权力转移

  革命 构成革命形势的若干要素 使用“机制-过程”方法来解释抗争的步骤 1.概念来说明研究的抗争 涉及的概念1:政府、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抗争政治、抗争表演、抗争剧目、制度/机构、社会运动2:抗争地点、条件、抗争之流(?)、后果、政体、政治机遇结构、机制2.再描述抗争开始之前的有关条件 3.从抗争地点那中确认相关的抗争之流并对其进行描述 抗争之流(这是什么东西?)提出来的一系列集体要求4.详尽说明产生的结果 5.将其分解为一些连贯的片段 6.探寻机制 7.再现过程 8.横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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