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客人·同事的读后感大全
《朋友·客人·同事》是一本由K.E.福尔索姆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2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朋友·客人·同事》精选点评：
●#t# 副题是“晚清的幕府制度”，实际是介绍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个案例，国难时他们如何网罗人才为己所用、为国纾困；对李鸿章尤其推崇。 #kindle #听书
●作者真是大爱李鸿章啊...作为重点幕府似乎挖掘得不够深入啊，像是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都可以独立成章啊，张佩纶既然和李鸿章政见相反就应该细细研究而不是说这是个茫然不解的问题啊，津海关道既然是这么特殊的官职，为什么不独立成章再搞清楚那两三年空缺的原因呢，原来可以写出巨作啊，为什么要满足于现在这么一本书!!!至于李鸿章在光绪帝的继承中扮演什么角色也完全可以搞清楚啊...//话说回来，同治也死于天花的话，为什么梁其姿在写的时候就提了顺治...
●朋友 客人 同事
●大二的冬天。对晚清历史有了新想法，对李鸿章有再认识。
●就像在看曾国藩的朋友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唉，叫这么大的名其实基本上就是研究李鸿章的
●此书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不少观点早已过时。尤其是第一章的背景部分，基本上全是印象式的不可靠论述。不清楚出版社选择此书进行翻译的理由何在。海外中国研究，不能拉到篮子里都是菜。
●大部分篇章实际上在介绍李鸿章系，但是开篇介绍中国士吏制度可圈可点
《朋友·客人·同事》读后感(一)：实用主义的裱糊匠
读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刘悦斌、刘兰芝译，刘存宽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本书乃是作者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中心 ，考察晚清幕府制度的成果，但所论述的不止于此。很自然地，曾国藩与李鸿章构成了比较的对象。两者在晚清政治轨迹上的递进也彰显出二人根本上的差异。作者对此有着精辟的概括，兹摘录如下：
尽管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担负起了维护中国文化的重担，他还是偏离了曾国藩为他指引的道路。这种偏离的原因在于：没有了曾国藩的亲自指导、新的与以前不同的现实形势、与外国人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个人品性的不同。
曾国藩缩手让权，李鸿章则伸手揽权；曾国藩是要维护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要保全中国；曾国藩意在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的权力均衡，李鸿章的最终曰的却是在中国实行集权以与西方建立新的平衡；曾国藩恢复了幕府制度中的军事因素以击败国内的敌人，李鸿章则使之近代化并扩大之以抵御外国侵略者；曾国藩培育学者，李鸿章却是聘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第184页）
李鸿章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是个坚决的实用主义者。用作者的话说，“他不认为应将儒家道德观念置于实际工作能力之上，他摆不起这个排场。”（第186页）新的局势下有新的规则。李鸿章用这套规则把中国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直到1895年，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过是做了个“裱糊匠”。
（2015年1月18日）
《朋友·客人·同事》读后感(二)：综合摘录
1、满族人征服并统治的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个儒家社会，其指导思想是对家庭的忠诚和符合道德的行为（“仁”和“礼”），而不是法律和制度。这些儒家道德规范的旗手是士绅。士绅是个与众不同的社会集团，他们通过一次或数次科举考试获得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权。尽管他们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多，但对于中国社会其他阶层而言，他们是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支持者和仲裁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精通儒学的经典。政府官吏正是选拔自这一集团。但是士绅集团的成员并非世袭，每个成员都必须亲自通过科举考试。正是这些官绅“儒化了法律”，并用儒家的道德说教指导着帝王们。
3、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满族人用尽了手段。。。其武库中最重要的武器是科举制度。科举考试操之于上，但其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且为举国上下普遍接受，以其为通向财富、权力和荣誉的途径。科举考试是人们进入官场和获得官场固有权益的途径，除此之外，它还是将士绅从意识形态上塑造成为观念僵化、思想保守的这样一个群体的手段。
4、清朝统治者掌握了政治权力后，还要掌握教化的权力。皇帝本人就很注重儒学，钦封以前各代文章、行为与其思想和谐一致的名儒为“圣人”。强调社会责任和伦常的宋代程朱学派是保证对社会进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绝妙工具。
5、尽管清朝诸帝强调儒家的道德准则，他们毕竟是专制君主，基于此，为了控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他们也必然依赖法家的治国之道。从清朝建立开始，他们便采用了一套严格并且包罗广泛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全国对帝国权力的服从。。。然后，清朝的法律主要是刑法，西方那类契约法和财产法在这里只体现为地方的习惯法和私人间的合同。
6、然而，清统治者在实施法律时，也像维持和平和秩序一样，却又依赖于各主要社会势力的合作。。。通过族规及社会的、经济的压力，宗族和家庭比中央政府更能有效地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因此有关家庭和伦常的社会行为准则的教育便主要留待民间自己进行。。。法律是制定了，但它仅能支持家长和族长的权威，家长和族长则依赖于族规，而族规基本上是道德说教。制定这些规章主要是用来警告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改过自新，这样就不用诉诸法律了。
7、中国人对于法律的态度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打官司。。。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承认他不得不去打官司，那无异于承认他在与他人的关系上除了大麻烦。。。还有一层非常实际的原因：打官司通常意味着灾难临头。
8、这种司法状况糟糕的首要原因，在于县官们的事务性工作过于繁重，对于那些无所不包的律例通常都不熟悉。由于如果除了冤狱，不论是否出于故意，都可导致他们被革职甚至丢掉身家性命，因此许多县官便害怕审案决狱。对案子迁延不办既不费力又无风险。。。司法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司法机关腐败堕落，徇情枉法成风，因此，人们对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判决没有信心。
9、清统治者对这一恶劣现象并非无所察觉，有时甚至予以认可。康熙帝（1662-1723年在位）在一件奏折上批到：“如果百姓不畏惧公堂，如果他们自认为总能顺利打赢官司，诉讼案件就会以惊人的数量增加。由于人们在切身利益上易于自欺，因而争讼案件将漫无止境，即使倾帝国一半的人力也不足以处理另一半的讼案。故朕希望对于打官司的人不必体恤，这样他们自会厌倦官司，畏惧县官……”
10、儒家“五常”的第五“常”便是“朋友”。这似乎是孔圣人为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设置了一个安全阀。。。在儒家等级森严的世界中，惟有朋友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在西方，特别是在近代的西方，文学艺术的主题是男欢女爱，而在中国却是友谊。
11、清代不仅继承了明代的法律，还进一步发展了明代的法律，以保证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在处理法律案件时，县令必须要依据“例”而不是依据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律”做出判决。成例如此浩繁，需要一个通晓律例的人将其归纳整理。可是县令本人是以文学和儒家典籍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的产物，他们并不熟谙律例。即使他们曾经想学习法律来为其官场生涯做准备，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者社会和家庭反对他们学习科举考试所不需要的法律，二者政府的政策也不允许出售和传播法律书籍。。。这就意味着，官员虽富有执行法律之责任，但是出仕之前却被禁止获得任何法律知识。
12、曾国藩评价李鸿章，说他是“拼命做官”，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的。。。他崇拜韩愈（768-824），似乎也遵循着韩愈的训诫：面对政敌和公众的反对，要勇于斗争，决不后退。
13、一个人们必须在国家和家庭之间二者择一的世界，是一个不适于人类居住的世界。
14、在清朝政治体制下，每一位大学士、总督，御史、巡抚及其他高级官吏都有权对国家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朝廷得以利用各种的对立的意见，挑拨离间，达到防止地方督抚在某人领导下团结起来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
15、李鸿章早年坚定地相信儒家文化是普遍真理，但随着他与西方交往的日益增多和他使中国强大的努力一再受挫，他逐渐成为一个主张在中国进行根本变革的倡导者。。。他说“前人智短力拙，后人扔乐于沿伪袭谬，不思今昔形势之殊，不其傎乎？”
《朋友·客人·同事》读后感(三)：巨贪李鸿章：迷醉个人权势
2002年在读K.E.福尔索姆作品《朋友·客人·同事》时，才得知，中国历史上的巨贪或首贪，可能就是中兴重臣李鸿章。据说1901年去世时，其私产高达5千万两到5亿两白银，也就是说，李鸿章可能有高达5.35亿美元的私产，相当于今天2400亿美元。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些贪污，受贿来的巨额私产，并不像和珅，被抄家砍头，到头来一场空，而是大多留给了去了美国的子孙后代，据说李鸿章大多在美国的子孙，即使今天，依然受到这些巨额贪污，受贿财产的恩惠，个个腰缠万贯。这本书的可靠之处，就在于作者曾走访过李鸿章的几位后人李国超等，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李鸿章到底有多少财产，李鸿章后人告诉作者，他自己都不知道，只知道很多。
《朋友•客人•同事》是美国学者K.E.福尔索姆系统研究晚清幕府制度的专著，以研究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为其主要内容。书中简要回顾了中国幕府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较详细地论述了清朝前期幕府的构成、职能以及清廷对幕府的政策，以及幕府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是如何在国家默许中获得制度层面合法性以及为何会在晚清崛起原因和特点。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最后法家在取得正统地位，随着秦国统一，秦制确立，即君主专制制度。在汉朝，儒法之争后儒家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法家沦为儒家工具，这样就解决了儒法之争根本问题，即人的作用相对于国家关系的问题，儒家的胜利，意味着在国家治理上，更突出人的关系，而不是法家所主导的制度整体力量。这就为培养并潜规则的合法化个人势力，提供了一种伦理上的合法与非法悖论，因为合法是因为符合儒家五伦之一的朋友，非法是因为违背儒家五伦之一的君臣关系，不允许结党。
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朋友比没有家庭更不幸，有时，朋友也是一个人进入仕途的一个门径。在儒家“五常”里，第五“常”便是“朋友”，这似乎是孔圣人为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设置了一个安全阀，因为排名第五的友谊，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却把其他与家庭，朋友有关系的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儒家等级森严的世界中，惟有朋友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同一年通过科考，即使不能建立真正的友谊，也能形成一种特殊的集团。而科举考试中考生和考官的关系则属于友谊中特殊的一类，尽管在整个社会中比例很小，但却对官僚政治有相当的影响。清朝统治者掌握了政治权力后，还要掌握教化的权力，清统治者在实施法律时，也像维持和平和秩序一样，却又依赖于各主要社会势力的合作，这些社会势力之一，在庙堂之上，则就是大臣以及其门生……
从百姓到高官重臣，之所以对法律缺乏信心，原因就在于，儒家是指导法律的思想，法律裁判依据是儒家的伦理纲常，而皇帝有权颁布法律，甚至通过各种圣谕颁布律例，成为法律。由于法律并不能规范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相反是权力一直在形塑法律，因此李鸿章深知在中国，财务是通向高官和权力的必备之物，能为一个人打开仕途之门，能保护一个人免于受到损害，能帮助一个人结党联盟，是与人交往的润滑剂。李鸿章很清楚，贪污腐化与任人唯亲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想改变这些。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中国政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并保住职位，光拥有军队是很不够的，位高权重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李鸿章很在意自己的官运，但是却对节操这些事情不是那么看重。这也是为何出身翰林院的李鸿章，在行事方面却更像是个痞子。他处事圆滑，在为人处世方面十分突出。受贿和行贿，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官位，知道有权势，就不会缺钱。曾国藩评价李鸿章，说他是“拼命做官”，面对政敌和公众的反对，要勇于斗争，决不后退。
尽管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担负起了维护中国文化的重担，他还是偏离了曾国藩为他指引的道路。曾国藩缩手让权，李鸿章则伸手揽权；曾国藩是要维护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要保全中国；曾国藩意在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的权力均衡，李鸿章的最终曰的却是在中国实行集权以与西方建立新的平衡；曾国藩恢复了幕府制度中的军事因素以击败国内的敌人，李鸿章则使之近代化并扩大之以抵御外国侵略者；曾国藩培育学者，李鸿章却是聘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
李鸿章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是个坚决的实用主义者。新的局势下有新的规则。李鸿章用这套规则把中国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直到1895年，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过是做了个“裱糊匠”。因为李鸿章思想中从未有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他所做的仅仅是对西方威胁的反应，仅仅是基于其性格、思想和现实条件，尽其最大能力的随机应变。
洋务运动必然失败，是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主导思想决定的，这本身就意味着依然鼓励和支持儒家的个人权势欲，明显与法制要求的规则之治理有本质区别。既然是权力由个人支配，并可以创造规则，那么权力的任性必然是社会陷入无规则中，改革只能是能臣的一时志气而已。
《朋友·客人·同事》读后感(四)：李鸿章的社交网络
“人”的所作所为是如此强烈地受到社会因素、人际网络的影响。
幕府制度是儒家社会的产物，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构成，在中国成长为受人尊敬的近代国家的道路上，幕府制度容纳了改革的弹性，这是产生于科举的士大夫集团所不具备的本领。正如书的封底上写的话，“深入到它的人类感情和人际关系的底层世界的一个尝试”。
一、社会背景
儒法之争：
儒家和法家对周封建制崩溃带来的乱世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法家虽然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秦王朝短命而亡。秦王朝的政治体制结构虽然为后代所承袭，但是儒家随后获得了至尊的地位，以“例”作为“律”的补充，开始将汉律纳入儒家的思想信条。“法律的儒化”是儒家对于法家式的政治结构的修正，也是汉代对于秦代苛刑暴政的修正，后世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两派的混合体，而儒家思想则占据优势，道德教化优先于法律施行。
治理儒家社会的方式：
法家的信念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以法律、功业和能力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儒家则强调个人，看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科举制度调和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法家国家体制和儒家道德观念混合的产物。科举制度的确立，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儒家化。满人征服了这个儒家的社会，不是改变而是进一步利用儒家学说作为治理的工具。
小集团儒家社会：
法律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支持了家长和族长的权威，并由他们通过道德说教来管理基层社会。而在基层之上，比如经商和官场，人们通过家庭、婚姻、同乡、同年以及各种途径结成关系，以此保护自己。保护人们的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各种私人关系，所以人的忠诚不是对国家的，而是小集团的团结性。
二、传统的幕府
幕府的沿革：
在明代以前，幕府往往兴盛于中央集权衰弱的时期。但是明清两代的中央集权有强有力的控制力，中央政府掌握了任命官员的权力。明清两代的幕府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是官员处理民政的工具，是政事专业化的需要。
士与吏的对立：
吏长于实际的行政事务，而士则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获得官职和财富，在处理具体政务上吏是“内行”，士是“外行”，儒家思想较法家思想长期处于优势，而从明末开始吏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外行”和“内行”之间的鸿沟增大。这一鸿沟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私人性质的幕府制度来填平。幕府起到了以往吏起到的作用，而进入的方式有赖于各种私人关系。
幕友和幕主：
幕僚是幕主的客人，按照传统客具上位主居下位，他们之间又有师生关系，幕主往往屈尊向幕友请教。幕友在专门知识和为人处事方面向幕主出谋划策，幕主则要提供可观的薪水。一般幕府中，刑名（掌诉讼）和钱谷（掌税收）是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在晚清官方组织日益刻板僵化的环境下，幕府这一依靠人际关系建立的非官方组织的建立使政府机器得以运转，并且为内忧外患冲击之下的中国提供了发明力和创造力。
三、曾国藩的幕府制度
建立湘军：
1853年曾国藩受命协助湖南巡抚兴办团练，标志着幕府制度发展的转折点，使幕府重新带上了军事性质。曾国藩当时正在老家丁忧，并不是地方正规官员，为了执行皇帝命令，不得不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得到了湖南士绅的支持，扩充军队、建立幕府、筹集粮饷。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
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的地位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只是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中的佼佼者，他和他的幕友认为，镇压太平军和抵御西方入侵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最佳方式。也因为曾国藩儒学素养深厚、位高权重、笃学好士、以及对自强之术的兴趣，吸引了同时代的各种人才争趋入幕。而随着朝廷对幕友升擢限制的放松，幕主的荐举使得幕友得以凭借专业知识成为政府官员，走进官僚体制，得到社会地位和财富。
曾国藩的贡献：
她建立的湘军是近代私军的开始。在自强方面，他有两项主要工程：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和派遣幼童留学美国。此外，曾国藩给之后的中国留下了一大批有才干之士，后来的许多人物都出自他的幕府，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李鸿章。
容闳：
作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他所受的教育并不为中国当局所承认。回国后，他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将西方机器介绍进中国，赴美为江南制造总局采购机器。还提出了向美国派遣幼童的计划。容闳是第一个以幕友身份进入官场的归国学生，曾国藩的举荐使他得以成为官员。
四、曾国藩和李鸿章
顺从但又有棱角的学生：
曾国藩就像一个严厉的道德导师、儒家文化的坚定守护者，而李鸿章则充满锐气、野心勃勃，想要在自强事业和外交事务中大显身手。1843年李鸿章成为了曾国藩的弟子，1859年李离开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府，重投恩师门下，在曾幕中主要负责草拟掌奏。在此期间，两人的关系时常处于紧张局面，同时也增加了互相间的敬重。1861年，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在江苏建立了淮军，并且在次年得到了江苏巡抚的任命。
曾国藩和淮军：
太平天国起义平定之后，湘军被遣散，曾国藩在1865年受命剿捻，指挥李鸿章的淮军。一年之后，曾国藩终于相信，淮军只有在李家人的指挥下才能镇压捻军。曾和李互易其位，李指挥淮军剿捻，曾回到南京负责军需供应。1868年，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有调出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刘铭传部受老师指挥，负责守卫京畿。1870年曾因为天津教案而下台，李鸿章接过了直隶总督的位置。
幕府制度的产儿：
如果没有曾国藩，没有太平军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幕府制度扩充的需要，就不会有李鸿章。李带着科举出身，没有成为学者型官僚，而是投身军旅，后来又加入了老师曾国藩的幕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幕府制度表现出了极好的应变能力和专业化特点。在曾的幕府中，李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军事技能，并且投身到自强运动中。这些实践活动，使李逐渐摆脱了社会道德观念的束缚，得了到领导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能力。
五、李鸿章幕府的三大支柱
李鸿章的权力：
李鸿章的财富：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做官就是为了获得财富，因为君子本应当富贵，而小人则应贫贱。财富在通往权利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不舍得花钱，就会失去靠山而丢官。在西方人的眼中，李鸿章以贪婪吝啬而臭名昭著。李鸿章不愿意轻易花钱，财富对于李鸿章来说，只是加强政治权利的工具。为了召集到能干的幕僚，名利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必不可少。
李鸿章的品质：
如果说曾国藩是一个道德模范，李鸿章则是一个实干家。他从不推卸令人棘手的任务，而是伸手包揽，相信自己是最佳人选。李鸿章严厉、讲究实际、工作极有效率。在管辖范围内实施高压统治的同时，他也关注平民疾苦、对公众感情很敏感。他忠于朝廷，也极为看重与朋友的情谊。这些品质，是一个领袖所必要的。
外交成就：
六、李鸿章的幕友
地方的作用：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的机构缺乏应对能力，在20世纪之前，所有改进和加强国家实力的举措都是由地方政府来做。地方有权有势的大臣承担了创新的责任，而朝廷只是表示同意与否。幕府有充分的弹性容纳这种创新，曾国藩在幕府中加入了军事和自强的因素，李鸿章继续发展幕府，随着幕府制度的发展，中国自下而上地开始了专业化。
才具的要求：
聘请幕友时，李鸿章首先关心的是才智、能力和思想倾向。李鸿章曾不断感叹中国缺乏接受新思想和学习新技术的人才。因为清廷反对在政府中任用亲戚的戒律的存在，李鸿章得以拒绝了许多亲朋好友加入其幕府的要求。
冯桂芬：
郭嵩焘：
郭是中国第一个驻英公使，并一生都是李鸿章的知己和密友。他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外国人的政策，主张进行长远的改革，甚至改变制度，期望看到中国遍设铁路、遍采煤铁矿。他也因而成为保守派攻击的首要目标。
薛福成：
薛充当了李鸿章国家时事方面的顾问，他的外交代表制的见解促成了朝廷于1875年派出驻英使节。薛认为，中国在外事上受西人欺骗，因为中国缺乏懂国际法和近代外交知识的人才。薛福成期初认为郭嵩焘的观点过于激进，但他本人1890年成为驻英公使后，亲眼看到了英国的情况，他的观点也就和郭相一致了。
扩大的幕府：
通过幕府制度，接受外国教育的人得以进入官场，同科举出身的人汇合，共同改变着中国的命运。出于自强的需要，幕友得以通过捐官或者幕主的推荐而得到官职，私人聘用和国家任命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幕府制度的这种对中央集权的侵蚀促生了私人官僚集团的出现。
外国顾问：
李鸿章在他活动的每个方面，都不得不依赖外国专业人员作为顾问。所有外国人中，德国人德璀琳、美国人毕德格和德国人汉纳根三人的地位最为重要。
七、李鸿章的权力网
幕府和中央集权：
李鸿章的权力网，是一个怪诞观念的产物。李认为地方主义是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但无力改变政府的体制。现存的以科举为基础的官僚政治体制阻碍了中国走向专业化，试图改变传统儒家观念是徒劳的。李鸿章选择了在现有制度下做事，由幕府替代毫无效率的中央各部的作用，推动中国近代化。
军队和地方主义：
中国有许多行省，没有统一的权力。纯粹是地方武装的团练，成为了中国的正规军，分别受地方疆吏控制，组织上并不统一。海军也是一样，如果一个辖区的舰只进入另一个辖区，就会被当做外国军队一样看待。李鸿章一直希望进行军队国家计划，统一指挥各个辖区的海军。希望把淮军变成国家军队。但是受制于本位主义和个人效忠，他的希望成为了泡影。
李鸿章和慈禧：
曾国藩去世之前，李鸿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曾国藩及其权势。后来保护他抵挡住来自反对派的攻击的则是慈禧。慈禧一方面总在李鸿章和保守派之间挑拨离间，以抑制李鸿章权势的扩张。一方面给李鸿章的自强事业提供了许多支持，在李遭遇政治危机的时候，慈禧总能为李鸿章平息各种反对声浪。
两位满洲亲王：
恭亲王和醇亲王是李鸿章的自强事业在朝中的两位重要支持者。醇亲王一直醉心于海军事务，支持李鸿章扩建海军。1891年醇亲王逝世之后，海军衙门的控制权落入了对海防并不热心的一帮人手中，这严重影响了海军军费的来源。
工商企业：
为了防止外国人侵夺商业利权，李建立了各种工商企业。李的所有企业都是中国自己投资兴办的，这样就能够让企业不受外国债款的干扰。外国债款在1895年之后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
外交：
李鸿章是中国实际的外交大臣，名义上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大多数外交问题要有赖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来处理。李的外交政策是努力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同时购买西方武器加强国防，因为中国还无力与列强一战。但在1894年，主战派控制了皇帝，李的海陆军被派赴朝鲜让日本人毁掉了，李鸿章和整个权力网最终一败涂地，幕府制度便衰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