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100字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是一本由左宗棠 / 安石居士著作，九州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一)：对左宗棠的误解和偏见是怎样产生的？

　　

曾经用如下的话来评价平湖月满的《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此书以左宗棠为个案，揭示了权力是怎样系统性地扭曲历史的，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是今后讨论曾、左、李三角关系时无法绕过的重要作品——很可能成为典范性的“翻案”文章，惠及哪怕是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的人。 　　前段时间尝见罗韬评价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按：指陈寅恪，江西义宁人，故称）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觉得用词太过，一般的笺证者恐怕都能想到此法，可能是余氏运用得比较好而已；而是书如能扭转清季以来对左氏的偏见，重新看待其与曾、李诸人的关系，其方法的重要性又岂是余氏这证诗之法所能相提并论的呢？如此，则民间史家亦大有可观矣。

掌握权力，不仅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如赵高之能指鹿为马），也意味着对资源的控制，决定着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最终影响到大众甚至是研究者的判断。至于他们的对立面，就不幸了，所谓众口铄金，哪怕是微小的缺陷，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批判的理由——左宗棠无疑就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不过幸好，他毕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所以还有翻转的机会。以下试举一例，看看人们的误解是怎样产生的。

某日，一位网友发了这样一段微博：

　　清代，不是翰林出身，谥号不能有“文”字。左宗棠非翰林出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死后被谥为“文正”，左宗棠逢人便说，我死之后会不会被谥为“武邪”，不忿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因其有大功于国家，死后破格被谥“文襄”，饰终之典，和曾国藩一样。

这是他看了张舜徽先生《爱晚庐随笔》中的一段文字（见下引“破格任才”）后做的札记，或者说心得。

张舜徽先生有国学大师之誉，文中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对左基本是肯定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网友何以会有如上的评论？毕竟他读了很多的书，从他的微博文字看，也并不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

于是我就回复他：

　　这要看各人的理解（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是善意还是恶意，“左宗棠逢人便说，我死之后会不会被谥为‘武邪’，不忿之情溢于言表”——请问左究竟对多少人讲过，讲的时候究竟是“不忿”，还是一种玩笑？据我所知，左从未表现出在意谥号是否有“文”字，他本人希望的谥号是“忠介”。 左说这话应该是一种诙谐，同时也有对曾的某种不满，左当然不认为曾的为人行事够得上“正”。

张舜徽先生只是说“辄语人”，到了他这儿就成了“逢人便说”，而“不忿”这个词的使用则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可笑的形象：处处要与曾氏争高下、嫉妒心强、狭隘。这是因为对左的性格把握不准、对他的心理以及历史细节缺乏了解造成的，难免因循相袭、人云亦云。曾因为他的“不正”，对整个湘系的伤害，进而对整个国家造成的伤害几乎没有得到正视。左宗棠完全有理由表达他的不满。

其实我写这篇短文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这位网友，而是昨晚浏览豆瓣时偶然看到两条针对左景伊先生的《我的曾祖左宗棠》的短评，抄录如下：

　　作者毕竟是左公后人，评价左公仍不免隐其短处。相比之下，台湾作家高阳笔下的左宗棠更公允可信。　　传记首先得中立，过于仰左贬李了，对左宗棠高己卑人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毫无提及，把李鸿章完全打为汉奸卖国贼。

感到很可笑，也很可气、可悲。张舜徽先生毕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判断力和良知都还在，而高阳先生呢，就有点缺德了，且手法也堪称卑劣。详情请见《小说家高阳先生是怎样贬抑左宗棠的》一文。至于左李比较，我只想说，如果左不是将他获得的资源用于做事，而是去贿赂权贵、打点官员，国家会成什么样子？正义还能得到伸张吗？！

2020年12月30日晨，休假、家中。

另，该微博网友当天见文后有评论：

　　左氏此人，性格确有狭隘处。不过因其平乱复疆，在当代的民族主义语境下，奉为完人而已。

答复如下（文字稍有修改）：　　恐怕并非如此，我并不想把左打造成完人，实际上左接触到的人和事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会有失误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讨论，但左的楚系失败却不是因为性格原因，而是利益之争——如果认为曾的性格比左好，他的湘系不也被取代了吗？左不愿贿赂慈禧以下的权贵，他得把银两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收复新疆后基本就是慈禧集团和李鸿章集团合作对他进行打压，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再有作为，某些人把这归结为他的性格问题，岂非皮相之谈——又或者误导？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二)：左宗棠西域诗的原始版本是怎样的？

左宗棠画像

所谓“西域诗”即《癸巳燕台杂感八首》诗其三，先抄录一段“念裕堂”为该诗做的注解（节选自“念裕堂”《左宗棠诗十首选注》）：

癸巳燕台杂感 · 八首选二其三西域擐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比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背景】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他随父到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31年又入湘水校经堂学习。1832年参加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举，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这组诗是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时年仅二十二岁时，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后写下的八首七言律诗。现选注其中二首。【注释】西域：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概念，大体上是指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地区。擐兵：成语“擐甲执兵”的略称。擐（huàn）穿，套上。擐甲执兵就是说穿上铠甲，手拿武器。形容全副武装的样子。许多资料都将“擐”字误为“環”字。不计年：意为年代久远，年头已经数不过来了。这里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战争。橐（tuó）驼：即骆驼。官稻：国家的粮食。远征西域，大军供应靠骆驼迢迢万里往来运输，沙碛(qì)：即沙漠或沙洲。唐·戴叔伦《屯田词》：“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石田：多石、贫瘠的田地。比：靠近，挨着。许多资料上用的是“此”字，应讲不通，词性也和上联不对仗，当是误读。“置省尚烦他日策”：那时清廷只设十八个行省。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长期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以至疏于民政管理和发展经济，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龚自珍、魏源等早就提出应建立行省，以加强对西域的治理。所以此处他说设置行省的事还是需要今后加以研究（直到1884年，新疆终于设省）。兴屯：就是实行军队屯垦。宁（nìng）：岂，难道。度支：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兴屯宁费度支钱”是一种反问句，实际意思是，进行军队屯垦可以节省筹粮和运输费用。纾（shū）：舒缓。“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说的是守边将士莫要更多的愁怨，国家财政困难，内地人民的生计也艰难。【赏析】这首七律是左诗中流行最广者。首联说的是我国西部开发的久远历史。颔联分析了维持边疆稳定付出的巨大代价。颈联转向了对新疆置省的支持态度，并提出加强屯垦是减轻边防费用，达到长治久安的上策。最后笔锋又一转，劝慰守边将士要从大局出发，不要太多的哀怨，朝廷财力有限，内地人民也是很艰苦的。有史以来中国西部边疆一直处于打打和和不稳定状态。清朝自康熙以来逐渐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但是外来势力和民族矛盾引起的武装冲突不断。不久前，道光六年（1826）六月，乾隆年间处死的大和卓波罗尼敦的孙子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朝参赞大臣静斌残暴压迫的不满情绪及其宗教影响，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兵500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新疆，煽动叛乱，攻占了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4城，企图复辟和卓家族统治。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四省兵力3万余人，在新疆人民的帮助下，终于道光七年三月击败张格尔，收复了国土。因此朝廷内部主张在新疆建立行省的呼声渐高，但又陷于经济不景气，财力匮乏的窘境。从左宗棠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对西部边疆形势透彻、冷静的分析。认为置省是非常必要的，应当逐渐推行之，同时也要照顾到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为此实行军队屯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念裕堂”是韩冲先生的斋号，亦为笔名。此段注解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如左宗棠入读城南书院是在1831年，而非1830年，可参考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再如“宁”，作者释为“岂，难道”，不如释为“宁可，宁愿”更顺畅些，兴屯（不一定只有军屯）多少是需要投入的。更主要的问题在于，韩冲先生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了左宗棠的原诗，并在网络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左诗的原始版本不难找到，网上就有《左文襄公文集》电子版，下图是朝华出版社的影印版：

《左文襄公文集》，朝华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可见此诗本来是这样的：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韩冲先生认为首句“環”字乃“擐”之误，大概是因为“环兵”不太好理解，而“擐甲执兵”则是成语，所以应该是“擐兵”。此说不妥，首先“擐”是穿的意思，穿上兵器——显然不能这么简化，即便可以用“擐兵”，也应出自“服兵擐甲” （《国语》）。其次“环兵”可以说得通，“在西域周围（周边）部署兵力、用兵”，且前人诗句中有类似用法，如张栻《和德美韩吏部笋诗》“错立环兵卫”。 再看第四句，韩冲先生将“此”改为“比”，也纯属猜测，没什么根据。事实上，改成“比”反而不好解释，而“此”可以理解为“是此”，这样就解决了词性对仗问题——如果这是问题。 第五句“它日”和“他日”，这应该是韩冲先生无心之错，现在一般来说“他日”用得较多，不过作为古籍，还是保留原来的用法为好。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三)：谈谈左宗棠挽胡林翼联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我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公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应许此纯臣。——左宗棠胡林翼画像

左宗棠与胡林翼为一生挚友，后者英年早逝，但《左文襄公全集》中却找不到左宗棠写给胡林翼的挽联，令人不解。事实上，左宗棠是写了的，如刘江华先生的《左宗棠传信录》就曾提及此联：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了！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人期许此纯臣。

刘先生并在书中做了一些解释：

挽联上句，主要记述自己和胡林翼的情谊，左宗棠与胡林翼兄弟相称，将胡林翼称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下句则盛赞胡林翼“功在民”、“心忧国”，褒扬胡林翼为国为民所立的功劳，将胡林翼比作“纯臣”。

尽管如此，我仍觉费解，于是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该联有多个版本，其中李宁先生发表于《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87年04期）的《左宗棠发迹起因探析》一文差别较大，兹录如下（不同处加粗标出）：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我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公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应许此纯臣。

李文谈及联语来历：

1861年9月, 太平军攻克黄州，迫近武昌，胡林翼惊忧成疾，呕血而死。“公为文哭之尤哀”（《年谱》79 页）。我先六伯祖父李元甫公（元甫公是前清秀才，清朝末年曾历任湖南宜章、四川酉阳、开县、巫山等县的知县。与左宗棠的得力部将山西按察使陈湜有姻亲关系）生前曾谈及，当时，左宗棠有挽胡林翼联。

网上搜到的基本是刘江华先生的版本，或者略有变化，但李宁先生的版本却能解释我的一些疑问。（“公为文哭之尤哀”，指左宗棠所作《祭胡文忠公文》。）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按后句“此语吾敢承哉”，当是胡对左言（胡以弟自称）。这就说不通，胡林翼不可能这么说话——即自己才华胜过左宗棠、道德则不如（哪怕他内心真这么认为）。胡对左的才极为推崇，曾在给他人的信中评价左为“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怎能说自己的才华还要高出左？至于要在道德或德性上作比较，也是不妥当的。

而“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就比较好理解，可以视为朋友间亦真亦假的戏言，也能见出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许之意。

下联前两句出自胡林翼挽罗遵殿联：

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一室贞魂光国牒；大节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秋遗恨付胥涛。

世间太平，正神愿意转世为人，世间混乱，正人救世为神。（该联在网上搜到另一个版本，“大节”作“大患”，出自《罗氏家训、祖训、祠堂训联》，盖指伍子胥以勾践为大患。）

据此，我认为李宁先生的版本应该是左的原作，且认为不妨作如下修改更好些：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君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期许此纯臣。

需要说明的是，“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为互文，不过一般习惯用“功在国家”，或“功在社稷”。

《左文襄公全集》不收录该联，可能因为散佚——左自觉不妥，未予保存，比如兄弟相称是私下的，名义上胡林翼还是晚了一辈，或者“酒”字不够庄重（所以有了改版？），又或者上下联对仗不够工整……实情如何，已经难以考证了。

一点说明：

后来请教刘江华先生，答复是：“左宗棠挽胡林翼联，见《左宗棠全集》附册第305页，岳麓书社1996年7月第1版。原来在页下有注解的，后因为节省些篇幅，删掉了一些注解。”

手边没有《左宗棠全集》旧版，查2014年8月版，发现与刘先生引用的有所不同：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当哉？召我我不至，哭公公不闻，生死睽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耳。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今期许此纯臣。

注解是：据沩宁管窥居士编辑《挽联合编》卷四《仕宦类》（谢萃珍堂藏版）辑。

网上搜了一下，《挽联合编》刻于光绪十年（1884年），其时左宗棠尚在，不过距离胡林翼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

2018年11月22日初稿，次日附说明；2021年1月17日修改。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四)：平湖月满等谈左宗棠“乐平之战”的意义

　　整理自平湖月满与安石的邮件，欢迎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安石，2020-07-29：

网友罗马主义的《晚清沧海事》写了左宗棠平定陕甘、新疆这段历史，文笔通俗幽默，有一定影响力，不过在历史事实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感觉不太严谨，虽然作者自称参考了很多史料。关于安庆之战，他认为和清军使用先进武器有关：

在1860年以后，湘军放弃了传统的大刀长矛，抬枪土炮，大部分改成了洋枪洋炮，装备了最先进的恩菲尔德1853式线膛步枪，使用准确射程接近300米的米尼弹，大量采购拿破仑炮和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开花弹变成了炮兵标配，一些军队甚至还装备康格里夫火箭，达到了同时期美国内战的装备水平。有了这些武器该怎么打？当然是挖战壕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是堑壕战的最早实践者。1861年，湘军在安庆试了下自己新买的道具，结果发现直接进入了无敌模式，击败了boss级别的太平军名将陈玉成，打垮了人数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顿时自信心爆棚，第二年，二万湘军就敢孤军直插南京。尽管天公不作美，到了南京城下，湘军就遇到了一场瘟疫，有一半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但是湘军依然逆风翻盘，用了不到一万人的兵力，靠着道具的威力，和太平天国第一名将李秀成率领的20万大军在雨花台大战了40多天，击毙了太平军五万余人，成功的钉在了南京城下。游戏玩到这个时候，不仅仅曾国藩搞懂了，而且李鸿章左宗棠甚至比他更进一步，不仅仅采用了洋枪洋炮，靠道具作弊，甚至直接雇佣英法的军队，干脆开挂，瞬间就扭转了江浙的战局。大清帝国在浪费了九年的时间，在即将崩溃的前夕，终于搞懂了！靠着一系列的盘外招，突然满血复活，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降维打击，消灭了太平天国。……

我没研究过湘军装备，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有道理？如果这样，乐平之战的意义是否要打上一些折扣？

平湖月满，2020-09-03：

一直没看邮箱，迟复为歉！

清军装备的情况，我没有看过非常权威的专项研究著作，手头也缺少这方面的资料。我以为，薛福成关于李鸿章引进西洋兵器的记载，始于他进驻上海，和洋枪队并肩作战之后，有了近距离高频度地了解了洋枪洋炮的客观条件，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具体而且确切。李鸿章在曾营“深造”数年，“毕业论文”中最深刻的认识，既不是湘军的热兵器如何先进，也不是湘军的战壕怎样开创历史先河，对于湘军的军事精髓，仅仅是“站墙子”而已，如果此前的曾国藩湘军有了大量洋枪洋炮的装备，首创了战壕战术，绝对不可能对李鸿章保密，李鸿章也绝不会在谈到湘军的战争经验时，对此只字不提（可以看一看《异辞录》中的相关文字）。

湘军在安庆之战中，的确使用了战壕，并且是两条战壕来应对里面的安庆守军和外面的陈玉成援军，因为压力巨大，曾国荃弟兄之间已经彼此失去联络，首尾不能相顾，此时的情况，堪称危急，但曾国藩爱莫能助。

左宗棠的乐平保卫战，核心战术依然依靠的是战壕，并且显然挖得比较深，这样使得战壕不仅仅起到防护作用，还使得李世贤完全看不清楚军的布置和虚实，开始时根本不能给楚军造成杀伤，等到李世贤改变战术，调整了兵力配置和主攻方向以后，双方“伤亡相继”的时候，左宗棠的打法也改变了，突然发起了冲锋，并一举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壕。左宗棠没有依靠战壕死守，而是用活了战壕这个固态的战争工具，发起突袭，从而改变了战场态势。左宗棠对于战壕战术的运用更加炉火纯青，是否由曾国藩那里学习而来？显然应该是存疑的。比安庆之战更早一些，王錱老湘营在转战江西时，也有让士兵挖战壕的具体记载，更早以前的情况则没有去查阅，但即便如此，把战壕归之于曾国藩的首创，应该是经不起考证的。

乐平之战以前，不说安庆如何，仅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便经历了生死之劫，《曾国藩全集》中有此时几封遗书的原文，活脱脱画出了这位大帅的窘境，到了乐平之战结束，则完全是另外一番状况了。尽管此役对于整个江西战场的影响，一直被掩盖不提，但李世贤十几万大军对于祁门湘军的压力是毫无疑问的，曾国藩几番经历生死，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时江西战场的局势。而乐平之战的最大战略意义，并非乐平一地的存亡，而是导致李世贤彻底失去对于战胜湘军的信心，全军退出江西，不再考虑对于安庆战场的增援问题，这个转变的产生，毫无疑问，是由楚军导致的，跟曾国藩的湘军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比较保守的，从来不敢弄险，李世贤退走之前，他不仅把鲍超的霆军牢牢抓在手中，还一再去信给左宗棠，要求他不要远离自己，以免湘军大营遭致不测。这种情况下，安庆战场的死活，根本顾不上，完全靠曾国荃自己勉力维持。不能不提的是陈玉成部对于曾国荃的压力巨大，多隆阿的血战极大地保护了安庆战场的攻城部队，但是，战后曾国藩对于多隆阿的褒扬不足，导致多隆阿再也不愿跟他合作。湘军围困金陵以后，多隆阿力请官文帮忙，调他入陕，根本不理会曾氏要他去金陵的要求。

尽管有多隆阿的力挺，也只能阻挡安庆北面的援敌，如果李世贤打垮了楚军，曾国藩的大营刚刚在徽州被打得丢盔卸甲，很难再在李世贤得胜之师的攻势面前确保胜利，这样一支援兵抵达安庆，那里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再靠多隆阿的万把人来抵挡吗？实际情况是左宗棠打败了李世贤本部，使其全军退出江西，曾国藩立即将鲍超派往安庆，他在集贤关歼灭太平军精锐八千人，这才改变了安庆战场的力量平衡，有了曾国荃后来的胜利。只是，这样的事实从来不被提及而已。

把引进西方热兵器归功于曾国藩，同样存疑，薛福成的记载比较详细，也可以充分揭示这方面的真相。至于洋枪队问题，浙江的“常捷军”和江苏的“常胜军”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左宗棠得到了曾国藩的启示去积极组建一支热兵器的专业队，常捷军其实是在李鸿章的主持至少也是支持下成立的，跟左宗棠关系不大。常捷军由宁波地方组建，军饷自筹，这样就消耗了宁波可能筹集的大量财政资源，左宗棠将无力对这部分财政进行调度，这对于进入浙江以后军饷极度短缺的左宗棠是相当不利的，如果真的由左宗棠来进行统筹，他未必会成立这样一支高成本、高待遇的部队，那样对于在浙江苦战的其他部队显然是不公平的。可是当时因为受到军饷严重短缺的制约，左军只能长时间局限于衢州一隅，对于宁波鞭长莫及，所以只能任由李鸿章的摆布了。

管见，仅供参考。

安石，2020-09-03：

收到，非常感谢！这位作者虽然参考了很多书，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严谨性有所欠缺。不过我对军事方面不太了解，看了您的解释后很有收获，感觉您的研究比较深入，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还是逐渐学习吧。前年曾买过一本太平军在江西的书（杜德风：《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收集了相关方面的史料，只是关于乐平之战的内容不多。

平湖月满，2020-09-03：

乐平保卫战，我的书里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注：指《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其依据取材于《左宗棠年谱》，其他资料中对于此战的讲述都一笔带过，曾国藩不仅把包围乐平的十多万人压缩为五六万人，并且在对赵烈文进行“入职教育”时，特别让欧阳兆雄提到这次战斗以后，专门讲了那个早年赶考，左宗棠舟中遇盗的故事，以证明左宗棠喜欢吹牛，乐平一战的战况其实是靠不住的。不管这些人怎样褒贬，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乐平之战以前，湘军无论在安庆在祁门，都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曾国藩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但乐平之战以后，情况大变，曾国藩高枕无忧，立即将主力鲍超派往安庆，随后安庆战场也局势开始明朗并且最终取胜。这些事实都可以充分证明乐平之战是整个战场全局的转折点，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这个事实承认与不承认，都是客观存在。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认识肯定会得到公认。

为了曾国藩个人的面子，一百多年来对于历史进行了太多的改篡，这是毫无疑问的。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五)：左宗棠改联语

　　

“双十一”那天看到弗虑弗为（作家胡成网名）发的一则微博：

左文襄公行楷联「有时出敦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款「左宗棠」，钤白文「大学士章」、朱文「青宫太保恪靖侯」。湖南省邵阳市博物馆藏。

有人回复不解“敦”字含义，认为用城郭的“郭”则比较通顺，胡成自己也不清楚；又有人说是唐人戴叔伦的诗“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如此看来当为左氏笔误。但这样明显的错误令人奇怪，于是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一篇文章，《左宗棠书联“敦”字考》，发表于1994年第1期的《邵阳师专学报》，作者为刘伟顺先生。

该文介绍了此联来历：

1988年4月，隆回县文物管理所袁百千同志在金石桥镇马过桥村古稀老人游永藩先生处收集到一幅左宗棠亲书的七言对联。上联：“有时出敦行芳草”，下联：“长日临池看落花”落款题“左宗棠”三字，并钤有“大学士章”、“青宫太保恪靖侯”两枚篆印。据游先生介绍，这幅对联是从他岳父那里得来的，他岳父原是左宗棠的部将。1990年5月31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这一消息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争论的要点是上联中的“敦”字。

然后列举了三种看法，分别是是东堂先生的《一幅有笔误的对联》、祝尔康先生的《“敦”字无误辩——与东堂先生商榷》、史树青先生的《左宗棠书联有出处》。东堂先生认为：

上联中的“敦”字，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郭”字的误写。理由是：(一)、“敦”字与“郭”字字形相近，只偏旁有异，左氏笔误，书为“敦”字；(二)、从全句内容看，“出敦”无法解释，而“出郭”即出郊之意，与“出郭行芳草”意思相合；(三)、七言联的平仄对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此联上下句第四字“敦”字与“池”字都是平韵，对仗不工，应以“郭”字为是。

东堂先生并认为左氏明知有笔误，“但不忍舍弃，仍保存下来，随便给了朋友”。其价值如同是“错版”的邮票，是很稀见的。

祝尔康先生提出不同意见：“敦”字除作dūn外，还可读作duì，乃古代盛黍稷之器具，“出敦”与“临池”对举。“出敦”谓拿着器具出门去收获谷物果蔬，指代偶或外出学做农事，临池指在家练习书法。因此，敦字读如duì，做器具解，无论从内容，对仗、指代、音韵哪个方面看，均无不妥。所以，东堂先生的“左氏明知有误，但不忍舍弃，仍然留着随便送人”之说是不足信的。

而史树青先生则指出：左宗棠书联是出自唐人戴叔伦《寄刘禹锡》诗中，原句为“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据此，史先生认为：左氏书联中的“敦”实为“郭”字之误。

上述争议的时间为1990年6月至8月，此后不再有异议，笔误说似已定论，直到刘伟顺先生发表那篇文章。刘先生经过几年时间的反复思考推敲，认为左宗棠是有意改动，详细如下：

正如祝尔康先生所说，左氏乃一代名士大儒，他决不会“敦”、“郭”不分的。而且在落款处慎重其事地写上了“左宗棠”三字，并加盖了“大学士章”、“青宫太保恪靖侯”两枚印章，可见这幅对联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可以肯定，左宗棠在写好这幅对联之后，一定要经过仔细检查才加盖印章的。因为这幅对联没有上款，可见他并非受人之托或有意写出来送人的，而是写来供自己玩赏。当时也可能挂在他自己的卧室或书房中，后来才落入他的部下——游永藩先生的岳父之手，至于是左氏赠送他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所得，则不必去胡乱猜想了。左宗棠为什么要把“郭”字改写成“敦”字？这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据《康熙字典》、《辞源》等书的解释，“敦”字有多种意义，其中最主要的可释为敦厚、土堆、器具、布陈、屯聚等，前面的三种解释，与对联全文的意思是显然不相通的。而将“敦”字释为“布陈、屯聚”则是合适的，《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汉书·杨雄传·甘泉赋》：“敦万奇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见《辞源》P1347页）。这里的“敦”字与“屯”相通，又可引申为“军营”。因此，左氏对联中的“出敦”，也就是“走出军营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左宗棠的生平事迹找到依据。……因左氏的对联落款处铃有“大学士章”、“青官太保恪靖侯”两枚印章，可知这幅对联的写作时间是在清光绪三年之后，即在他的晚年所书。这一时期，左宗棠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戎马倥偬，转战疆场，他的生活，主要是在军旅中度过的。所以，他在借用戴叔伦的诗句书为对联时，有意地将原句中的“郭”字改为“敦”字，使之切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是古人常用的手法。因此，把“郭，字改为“敦”字，是左氏结合自己的生活环境的再创作，而决不是他的笔误所致。我们再从另一方面去思考和推敲：如果左宗棠完全采用戴叔伦的原句“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书为一联，从格律和音韵等方面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它与修改之后的对联相比，则显得平淡乏味得多了。采用原句，是完全抄袭古人诗句，毫无新意；而经过这样一改，使旧句换新意，既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又切合了作者的生活环境，可谓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特效。怎能把左氏的这一创作成就说成是“笔误”？再从音韵的角度来看，当“敦”字作“屯”解，读如tún，属平声，与“池”字相对，在平仄关系上的确欠佳。但是，古人在作诗题联时，为了用词准确，亦往往不拘一格。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的第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七个字中，只一、六两个仄韵字，其余五个早都是平韵，显然不合七言诗的格律，但谁也没有理由说李白的诗用错字了。因此，以左氏联中“敦”字与“池”字平仄不合，就认为“敦”字必是“郭”的笔误，这个观点也是不足取的。

我赞同刘伟顺先生的观点，只是“敦”的读音应该并非tún，而是dūn。对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的解释，郑玄笺：“敦，当作屯……陈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以临敌。”马瑞辰《通释》：“敦、屯古声近，通用。”“敦”、“屯”音近，但并不相同。

其实左宗棠修改联语非此一例，刚才在孔夫子网搜索“左宗棠 书法”，首先出现的就是如下的木刻拓片：

“应须江海寄清旷，旋写丹青自校讐”，即是改自陆游《秋晴见天际飞鸿有感》诗：“应须江海寄旷快，肯为霜雪嗟飘零”。左宗棠将上联的“旷快”改成了“清旷”；下联则完全改写。“丹青”这里指史籍，古代丹册纪勋，青史纪事，文天祥《正气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经此一改，自可见左氏的胸襟、气魄及自负。

值得一提的是，做过宣统帝师的陈宝琛也改过此联：“应须江海寄旷快，自有豪俊相追攀”，该联后来曾为革命党人如孙文、黄兴等人引用和书写。陆游诗以“江海”对“霜雪”，为平仄对平仄，陈宝琛联中“豪俊”亦为平仄，左宗棠用“丹青”作对，更符合对联的规范；由此也可见，用“出敦”对“临池”并无不可。

写于2018年11月16日，次日略改；2020年1月20日再改。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六)：甲午战败，果真是收复新疆所导致的吗？

　　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0.11.27-2010.12.03 作者：平湖月满，民间史学爱好者，著有《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仅为作者个人观点，请读者自行甄别。

李鸿章

一、北洋海军缺乏弹药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的贪腐卖国所致？

　　如果放弃新疆之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同时成为边境，北京也将成为一座边城，那么，中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将是迁都，而不可能是加强海防；当时的海防和塞防之争，距甲午战争有整整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一旦发生俄国占领新疆之后的东侵，中国将会腹背受敌，无论陆防还是海防，都将毫无胜算。在西部国防存在巨大缺口和隐患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如李鸿章所说，去全力发展海防的。但是，收复了新疆，中国西北的防御体系修补完整，没有中俄对抗的顾虑之后，中国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全力发展海防了。

　　毫无疑问，收复新疆不仅不是阻碍了海防的建设，而且是对海防建设的极大的支持。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够在收复新疆之后建立起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

　　可是，这支海军成军刚刚六年，就在那次中日海战中被人家打了个落花流水，以0比5的战绩，可耻败北，接下来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这次失败，是由于新疆之役导致的，新疆之役的胜利，是以海军的发展停滞为代价的。如果中国当时放弃新疆，用结余的军饷购买20艘定远、镇远那样的铁甲舰，就不会在后来输给日本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果真如这些意见所说，是因为新疆之役吗？当然不是！

　　 一些关于甲午战争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介绍中，反复强调了双方舰只的吨位、航速以及火炮射速方面的差距，以证明中方完全处于劣势，必败无疑。但是，这些介绍都刻意隐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方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它们各7335吨的排水量，在中国海军史上的记录，被保持了上百年，在当时的世界海军中，也堪称超级巨舰，而它们厚达12-14吋的铁甲，更使日本军舰的火炮根本无法将其击沉。尽管鱼雷可以对这两艘铁甲舰形成威胁，但在黄海海战中，日本的鱼雷快艇并没有出动。这两艘军舰共有8门305mm的主炮，日本军舰的防护都非常薄弱，要么是轻装甲，要么干脆没有装甲，一旦被这种炮弹击中，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难逃灭顶之灾。而这八门火炮的射程达6000米之遥，也远远超过日本舰队的火炮射程。一些时尚的学者，强调了日本在吨位、速度方面的优势，却完全不提他们在装甲防护方面的巨大劣势，不提中方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根本不会被击沉的优势以及8门305火炮对于防护薄弱的日舰的巨大杀伤力，应该是十分片面的。面对这样两艘根本打不沉的铁甲巨舰，日本仅靠吨位、速度方面的优势，是否可以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应该是值得商榷的。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时，竭力要求以放弃新疆来加强海防，为什么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却再也不那样强调加强海军了，并且在甲午战争前夕的1891年拍着胸脯打包票，声称“渤海门户已深固不摇”，“臣任职北洋，尤责无旁贷”？李鸿章如此有底气，难道就没有一点中日海军力量对比之间上述有利因素的考虑吗？恐怕未必。

　　 在北洋水师网站上，钟琳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海军弹药供应问题——重新解读徐建寅秉帖》的文章，谈到了这样一些意见：

　　 “当时军内外的外籍人士都普遍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药的主要责任在天津方面，完全是岸上官吏的贪污卖国行为所致。肯宁咸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引者）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也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

　　 钟琳认为，定远、镇远两舰的八门主炮，每炮标准备弹50发，两舰实际备弹远不到正常值的百分之六十，弹药储备严重不足。来远、致远、广甲三舰合击排水量仅622吨的赤城号，赤城共中大口径炮弹30发，而比睿和西京丸也多次被305mm炮弹击中，却始终没有对其造成致命打击，炮弹质量所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钟文得出结论：“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因为弹药匮乏和弹药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北洋海军发挥正常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问题，钟文中还说：“汉纳根在战前的一封信中则提到：‘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弹药问题上。我发现我们的灾难在于，两艘铁甲舰的8门30.5厘米炮只有3发长倍径榴弹和64发短倍径的、粗糙的榴弹。福州制造的铁甲舰“平远”的26厘米火炮根本没有榴弹，而巡洋舰“超勇”和“扬威”的26吨炮则没有发射药的储存。与此相反，三艘铁甲舰的火炮有着充足的穿甲弹，但是鉴于日本没有铁甲舰，这些炮弹差不多是没用的。同样，其他舰只所获得的弹药是不足的，但是在威海卫的弹药库里，却有足够供装甲巡洋舰使用的弹药。’”

　　 钟文在列举了一些列考证之后说：“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和上述统计基本符合，显然是真实的。那么结合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存在很大问题。”

　　 在近年出版的《大清洋帅汉纳根》一书有这样的介绍：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在1894年8月23日担任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地位仅次于丁汝昌。而他上任的时间距离黄海大海战的爆发的9月17日，仅剩下了二十多天。汉纳根在担任北洋水师顾问后，“上舰的第一天，就到各军舰去巡查，发现各舰炮弹严重不足，根本没有办法面对即将来临的海战。汉纳根于是紧急向北洋水师衙门提出建议，要求增加炮弹数量。”

　　 汉纳根的秘书戴乐尔记载说：汉纳根和我同时加入舰队，出大沽口，向旅顺进发。在旅顺查看军械清单，得知一个可悲的事实：战舰中十吋口炮的炮弹(应为305mm炮弹），只有3枚，其练习用的小弹也很少，只有其他型号的炮弹储存数量尚足。于是立刻致电李鸿章，称中国的命运全赖兵工厂日夜赶制炮弹，如此重大的事情，请千万不要信托他人——即使兵工厂的总办也不可托付，必须亲自前去督察。这种要求当然是行不通的。数星期后一艘运输船载来若干炮弹和总办的一封信，说305mm的炮弹不能自制，其他型号的炮弹配给若干，按照规定补充，这些已经足够了。我们所能期望与他们的，只有这些而已。

　　 这种说法，与钟琳文章中转载的汉纳根本人的信，内容相符。这本书接下来说：“在海战中，大家公认最有效的炮弹是开花弹，也就是爆破弹，这种炮弹击中目标后自己会爆炸，产生破坏力最强。当初，如果击中吉野号的炮弹是爆破弹的话，吉野早就沉没了。”

　　 淮军重要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中也有类似记载：“将战，……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在海战爆发之前，北洋海军的炮弹根本不是按照海战的实际需要提供，而是按照天津军械局的库存情况来“强配之”的，尤其是，这里提到的两铁舰主炮炮弹只有三枚，与其他记载的说法相吻合，当然，这里所说的三枚，仅指合格的开花炮弹。

　　 在原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所写的《李鸿章传》中，则有这样的文字：“冯． 汉纳根先生在7月25日的‘高升’号沉船事件中侥幸逃脱死亡，后被任命为职员的负责人和提督丁汝昌的顾问。8月，他在威海卫给李鸿章汇报说舰队缺乏炮弹，同时他催促天津机器局全速运送一批炮弹，但是，炮弹并无现货。在9月的时候，舰队公布每管炮平均只有14颗炮弹，而且里面装填的时练习用的炸药量。臭名远扬的张佩纶，即李鸿章的女婿、衙门里‘捞钱’的冠军，在这一时期正主管军械供应部（应为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之误，下同）。中国的海军失败部分是由于他大量贪污，部分是由于那些共谋背叛他以分享其赃物的船上官员的懦弱。

　　 战争爆发前两年，冯．汉纳根便催促李鸿章订购大量用于两个铁甲舰‘镇远’号和‘定远’号上的十英寸炮管的克虏伯重型炮弹，但是，订单从来没有得以实施，因为张佩纶不同意在爆炸物上浪费钱财，同时，他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其朋友林泰曾舰长、刘步蟾舰长和方伯谦舰长的支持（如果我们知道了李鸿章知道他们如此‘节省’和他同意在何处花钱，那就很有趣了）。这样，中国的两艘铁甲舰便于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上阵了，两只舰一共才拥有三颗重型炮弹。在这三颗炮弹中，一颗由炮手指导赫克夏（隶属于克虏伯）点燃，击中并几乎摧毁了日本旗舰‘松岛’号。”

　　 在日本作家陈舜臣所写的《甲午战争》中，则有这样的描写：

　　“外国顾问告诉他，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主炮只有3发炮弹，使他大为震惊。　　‘“定远”和“镇远”各三发，只有六发？’李鸿章茫然地说了一句。　　‘不！“定远”一发，“镇远”两发，共计三发！’顾问的回答是冷漠的。　　‘定远’和‘镇远’各有四门主炮，舰炮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以上这些，都是关于北洋海军在那次决定中国命运的海战中，8门威力巨大的主炮总共只有3发合格炮弹的说法。诚然，这些说法可能还有某些谬误或者并不严谨之处，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声称合格的、适用的主炮炮弹总共只有3发，其余的305mm炮弹中，多是装药量不足的教练弹和根本不会爆炸、“差不多没用”的穿甲弹，尽管在海战中中国的主炮也炮声隆隆，炮手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们发射的绝大多数是不会爆炸的穿甲弹，当然也就不可能给日本舰队带来致命的威胁，整个黄海海战中，没有一艘日本军舰被击沉，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种情况在此前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中同样出现过，当时济远舰尾炮击中了日本头号主力舰吉野的要害部位，只要它能像正常炮弹那样爆炸，这艘日舰即使不沉，也必然遭受重创，不可能出现在后来的黄海大海战中，成为最凶恶的日本军舰，因此，研究甲午战争史的专家戚其章先生把这枚炮弹的爆炸看成中方赢得战争的机会之一。可见炮弹问题，对这场胜负的影响之大。

二、军械局总办、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被日本间谍买通了？

　　 即使上述记载全都是不实之词，我们也仍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民间百姓即使开个杂货店，都会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簿，北洋海军的军械供应，远非杂货店可比，当然也有军械供应的账簿，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北洋的炮弹供应根本没有问题，上面的那些说法纯属虚构，那么，最有力的反驳便是军械供应的账簿了，只要拿出这份文件来，任何相关的谣传，立刻便不攻自破，足可证明军械局自身的清白。然而，在那场海战之后，这份至关重要的凭据，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甲午海战中炮弹供应方面的严重问题，在当时肯定是有强烈反映的，否则，不可能海战刚刚结束，清廷便立刻派出候补道徐建寅专程前去调查炮弹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海战之前是根本无人过问的。耐人寻味的是，徐建寅调查过程中，那份至关重要的帐簿或弹药清单，却从来都无人提及，只剩下了一份含糊不清的炮弹库存单，而经过钟琳先生的考证，这份文件中的弹药，大多是战后补充的。从汉纳根战前对炮弹库存情况调查时，只要查阅清单就可以完全掌握所有数字的事实中清楚证明这样一份清单在战前是千真万确存在的，但大战刚刚结束，这么重要的纪录却立即神秘地消失了，这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吗？

　　 外国人士的记载，都把弹药供应问题的责任，归之于天津军械局，而这个军械局的总办，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张士珩之父张绍棠，既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李鸿章的长妹夫，两家亲上加亲。张家富足，李氏弟兄曾受张家颇多接济，连婚事都是张家操办的，当然十分感激。

　　李鸿章发达之后，便将北洋军械局总办这个肥缺委任张士珩的哥哥张文宣，张文宣去世，即由张士珩接任。

　　 显然，北洋军械局已经成为由张家世袭的私营单位了，当然，如果张士珩能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李鸿章的这种安排尽管不合适，但还不算太大的问题，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张士珩

　　 张士珩只是一名举人，有了李鸿章这个靠山，便从一个布衣迅速爬上二品大员的高位，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年，李鸿章还竭力保奏，希望为他弄到更多的好处。节录一点当时的奏折，看看李鸿章是如何为他说好话的：

　　 “总办北洋军械局、花翎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张士珩，安徽举人，由军功劳绩荐保今职。在北洋当差有年，留心时务，于水陆各营及内地分防练军需用外洋新式军械，均由该局筹拨综合，精详有条不紊。……臣查该道张士珩经济闳通，才猷远大，军事吏事历练颇深，实为文武兼资之选，堪被朝廷任使。此次办理热河军务，功绩尤著。若仅加级加衔，似不足以资鼓励。且其衔已无可再加，应如何简擢之处，出自特恩，非臣所敢擅拟。”

　　 显然，李鸿章在这里是将张士珩作为“经济闳通，才猷远大，军事吏事历练颇深，实为文武兼资之选”的高官后备人选向清廷推荐的，建议清廷以特恩对他进行破格提拔。

　　 张士珩一路走来，完全靠李鸿章的荫庇，这一点毫无疑问，天津军械局是个“水陆各营及内地分防练军需用外洋新式军械，均由该局筹拨综合”的衙门，不仅权力巨大，油水也是其它地方比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总办一职先是由张士珩的哥哥张文宣担任，然后再由张士珩接任。甲午海战中，德国顾问汉纳根刚刚上任就检查炮弹储备，发现情况简直不可思议，立即给李鸿章打了报告，并且特别指明，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问题，必须由李鸿章亲自过问，绝对不能再由总办经手，这差不多是一个警告了。为什么会这样？个中原因不难想见。但李鸿章不以为然，仍然将汉纳根的信交给张士珩处理，炮弹供应的严重问题导致了那场至关重要的海战的惨败，战后，李鸿章关起门来给了这个外甥一个重重的耳光。

　　 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当然不是一个耳光就能抵偿的。然而，由于李鸿章的包庇，这个本应对炮弹供应方面的问题给整个海战带来严重后果承担罪责的外甥，最终却得以蒙混过关，即使有人对他盗卖军火给日本人进行指控，最后也避重就轻地给了个革职处分就草草了事了。

　　 其实，张士珩的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戚其章先生在他的新作《甲午战争新讲》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就大肆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北洋海军的中枢所在地天津，更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当时，天津的巡防营曾经在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棻家中捕获一名日本间谍，但这样一个案件被草草审结，仅仅三天之后，便将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和窝藏间谍的刘树棻匆匆处死，并向北京递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声称：石川伍一对其刺探军情一事供认不讳。石川供称，战前他联系过刘树棻两次，第一次，刘给开过炮械数目清单；第二次，刘又开过营兵数目清单。石川先后付刘谢金洋银80元。后来，第三次托刘打听中国派兵情形，刘回过几次信，却都不是准确的消息。9月17日，将审结情况电告总理衙门，并附上《石川伍一供词》。20日，两人就被绑缚市曹正法。

　　然而，这样一种处理却根本无法无法使事件平息下来，参劾李鸿章者大有人在。其中，最典型的是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竟然断言天津方面“所奏者，非实情也，乃伪供也。”为了证明李鸿章所报告的情况是假的，他还附上了一份《石川伍一供单》的抄件。这份供单原文如下：　　

　　“我系神大人（日本间谍头目神伟光臣）派来坐探军情的。自光绪九年，即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处往来。现在住在军械所刘树棻家中，或来或去。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李鸿章)签押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刘树棻，系张士珩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王小波引荐的，已有3年了。刘树棻已将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于正月底照抄一份，交神大人带回我国。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　　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还有北京高人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神大人同钦差、零时起身之时，约在六月二十八九。七月初二三日，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请中堂亲随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淑棻等商议密事，遇有紧要军情，即行飞电。所说皆系实话，未见面的人不敢乱供姓名。　　我系日本忠臣，国主差遣探军情，不得不办。在中国探事的不止我一人，还有钟崎，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又穆姓在张家口，现在军到北京。又有钟姓一人，由京往山海关，皆穿中国衣服。又有日本和尚，现在北京，能念中国经，皆说中国话。　　打电报较日本大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　　所供是实。”

　　这样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却根本没有送到光绪的案头，而是在中途被压了下来，于是，它连同《供单》一起在军机处的旧档案堆里沉睡了上百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戚其章先生在翻阅故宫档案时，才无意中发现了。

　　戚其章先生认为，志锐所提供的供单，内容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因为里面所供述的这些有名有姓或者有姓无名者大都可以一一查考清楚，想胡编是绝对编不出来的。《供单》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日本间谍活动的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只要把两份供单稍稍对照一下便不难发现，此案涉嫌者中有许多李鸿章的亲戚、亲信和衙门里的有关人员，他们都没有在李鸿章呈报北京总理衙门的供词中出现，而如果志锐的奏折能够送到光绪的手中或者那份真实的供单能够公开出去，肯定会成为爆炸性新闻，那些里通外国的罪人，当然也会受到严惩。

　　网上有人反驳说，在中日宣战之前，张士珩和外国人交朋友只是个人的私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张士珩是一个乡间家居的绅士，和中国军方无关，这种说法或可成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张士珩身居要职，是北洋海军、陆军和海岸炮台军火供应的总负责人，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极其敏感，日本间谍头目跟他的异乎寻常的亲密，难道只是偶然事件，他们之间只存在私人交往的友情，和张士珩掌握高度军事机密无关吗？当然不是。

　　由张士珩向北洋海军所提供的炮弹，凡从国外采购的，品种完全不适合对日作战的需要；凡由自己生产的，许多弹头中充填的不是炸药，而是泥沙和煤灰，质量低劣至极，结果，炮弹问题成为影响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关键因素。汉纳根刚刚上任，一眼就看出炮弹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将会给北洋海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难道那么大的北洋海军，那么多的经过各种渠道培训的官员，在战前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明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炮弹才能够适合对日战争，没有一个人明白北洋的炮弹储备跟这种要求有多大的差距吗？当然不可能。

　　但是，在那个关键位置上的人是张士珩，而站在他身后的则是李鸿章，任何人提出质疑和建议，到了张士珩面前都将被统统挡住，就像汉纳根他们一样。日本间谍只要控制了张士珩，就抓住了全局的关键，显然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在那场战争中，整个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问题如此严重，是不是日本间谍的活动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张士珩向日本方面按时提供十分详细的军火清单，使日本清清楚楚地掌握了北洋海军炮弹情况的底细，是不是他们后来胸有成竹、敢于以防护十分薄弱的联合舰队向拥有两艘巨型铁甲舰、8门305mm巨炮的北洋舰队发起攻击的真正原因？张士珩向日本盗卖军火，是不是日本人为了得到实物做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加可靠、更加准确地掌握北洋方面的实际战斗力的需要才有的举动，否则，日本怎么可能需要北洋那些质量极其低劣的军火？这些军火的日本买家,如果不是日本军方,难道会是哪个日本财主私人为了看家护院的需要？

　　本来，这些问题在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之后，完全可以经过深入追究而水落石出，可以由此在黄海大海战之前了解日本方面究竟已经掌握了中方哪些军事机密、中方还有哪些人员被日本收买成为定时炸弹而及时采取对策、堵塞漏洞。然而，日本间谍和已经败露的窝藏者刘树棻被迅速处死灭口，和他们相关的人员得到有效的庇护，那份向光绪皇帝举报的奏折竟然也神秘地消失了。于是，一切便成了不解之谜，那些本来应该受到惩处的卖国贼，也都安然无事、逍遥法外了，某些人既用心事后进行修补，又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无边法力，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怎么可能不一败涂地？

三、甲午战败是因为十六年前结束的新疆之役？

　　即使不是军人，许多中国人也知道战争中有备胜无备的道理，战前的准备工作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有一个他非常欣赏的幕僚名叫赵烈文，甲午战争前夕，曾经到天津李鸿章的衙门进行了一番考察，最终认为此时的李鸿章“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如果认真阅读一下李鸿章在这场战争前夕的函电底稿，对照一下李鸿章在甲午期间的所有表现，应该承认，赵烈文的上述评论是十分公允的。身为那场大战的中方海陆军最高指挥官，连起码的有备胜无备的战争原则都不懂。

　　由他派出的亲信袁世凯受了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蒙蔽，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传回了日本无意发动战争的错误信息。

　　此后，李鸿章就一直做着这场战争可以避免的美梦，频频告诉部属，只要英俄等国施加压力，日本一定不敢不听，战争打不起来。

　　由于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上，根本没有做立足于打的准备，当然也就根本不懂得外松内紧，要求整个北洋层层做好战争动员、做好战争检查工作，随时都可以在“有备”的情况下开赴战场的道理。

　　按照李鸿章自己的说法，直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1894年7月6日），依然“闻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处处皆落后手。这时，离开日本击沉高升号，甲午之战序幕拉开，只有十多天时间了。在一个如此蹩脚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即使中国方面的所有硬件都不比日本差，又怎么可能避免那次失败呢？

　　今天的某些学者在谈到甲午战争时，只知一味地在北洋海军的吨位、航速、火炮射速等方面大肆渲染，却毫不提及汉纳根所说的“关系中国命运”的炮弹方面的严重问题，也毫不提及李鸿章的那个中方司令部里的许多人员，尤其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早已被日本间谍收买的客观事实，更不提及作为统帅的李鸿章在这场大战中拙劣至极的表现，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准备意识。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存在，将会给那支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得出的结论，当然是有失公允的。　　

　　为了推脱战败的责任，李鸿章在战后竭力制造甲午之战败于经费短缺的舆论，于是，有人编造了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两千多万两海军军费的谎言，按照后来学者对清宫算房、样式房所存档案的考证，颐和园光绪年间修建的工程款，总共在500——600万两之间。

　　另一种高招，则是把失败的根源导向新疆之役，这种努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一些中国不可能在晚清同时打赢新疆之役和甲午之役两场战争，因此，光绪初年无论持出兵新疆还是放弃新疆的主张都有道理、都是正确的之类的意见开始流行起来，有些学者的甚至说，如果中国放弃新疆，就可以用节约下来的军费增购二十艘铁甲舰，那么，就可以避免那场决定国运的失败了。这些说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当时的经费状况，真的如这些人渲染的那样吗？果真如《走向共和》所说，连六十万两改装火炮的钱都拿不出来，才导致那场失败的吗？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记录谱主梁士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所言，李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其小金库“淮军银钱所”积存现银八百多万两，甲午战起未及动用，后移交给王文韶。梁士诒在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他的原话如下：

　　“予来天津，住于督署，有时亦住关道署。在督署与于晦若（式枚）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之夫马费，俱由淮军银钱所送来：继思淮军裁撤已久，何尚有银钱所名目？当时只将夫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于徐颂阁（郙）师席上晤仁和王夔石（文韶），谈及李文忠（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其事曰：‘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列册交代，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该交出，尚费斟酌，然文忠淡然置之。及后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而至袁慰亭，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润，是受李文忠之荫也。’予乃恍然于淮军银钱所送夫马费之故，益以服李文忠之廉洁。当甲午乙未之毁，而文忠不一言，其度量亦逾越寻常矣。” 　　

　　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在其所著《异辞录》中也说：“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有半，而南北设粮台坐收各省解款。先以解款不到而致欠饷，既到不以发饷，遂积成巨款。李文忠直隶总督任内，淮军银钱所专司其事。历王文勤、荣文忠两公，洎文忠复任，犹存五百余万两。文忠逝世，项城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

　　梁士诒原文记载的内容是为了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的，然而，却无意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手中就握有这样一笔800多万两的巨额淮军军饷截留款。而刘体智的记录中则更进一步证明这笔钱是确有其事的，在李鸿章移交王文韶，再经过荣禄之后，等到李鸿章重返直隶总督之任时，还剩下500多万两，并且最后由袁世凯将它用于编练新军。如此清晰的记载，当然不可能是编造的。

　　另外，在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六（1894年7月8日）《复海署呈庆邸》的电报中，则有这样的内容：“海署生息二百六十万，前发存各洋行均订明期限多有秋冬及明后年期满者。仅汇丰六七月期满银十八万七千余两，亦非可立时收回，至矿局存款，均议明如饬提于奉文三个月缴还，恐亦难济急用。”也就是说，除了上述800多万两之外，还有属于海军衙门的260万两银子，被放在外国银行或矿局投资，盈取利息，这些本该在战前用于海军的巨额经费，却跟外国银行约定必须等到海战结束之后的秋冬甚至明后年才能到期，即使是存在矿务局的钱，也只有通知之后的三个月才能提取。战幕已经拉开，当然是缓不济急了。李鸿章后来移交王文韶的八百多万两是淮军的军饷截留，属于“淮军银钱所”所有；而这二百六十万两，则是海军衙门的经费，归“海署”所有，二者不是一回事，因此，八百多万两之数，不应该包括后来这部分银子。

　　这两笔巨款加起来有1000多万两，只要把这些钱及时投入海军，可以在购买6艘铁甲舰之后，还有100万两的剩余。果真如此，中方将拥有8艘定远级别的巨舰。

　　当时的日本只有那么大的国力，不要说8艘铁甲巨舰了，即使北洋舰队能够拥有5艘，也足以对日本形成绝对优势，跟拥有20艘所产生的效果一模一样。既然当时的北洋海军完全可以在根本无须举借外债的情况下就形成对于日本的绝对优势，那么，所谓中国在收复新疆之后根本不可能打赢甲午战争的说法，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欺人的骗局了。

　　甲午战争之前，清廷一直在举借外债：新疆之役借外债1075万两；中法战争借外债1841万两；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六年又借外债768万两。然而，从光绪十七年到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三年，清政府却再也不借外债了。

　　远离这场战争之前的二十年，李鸿章高喊应该放弃新疆，要用节省下来的钱加强海军，可是，等到中日战争渐渐逼近，在最关键的时候，李鸿章却再也不叫喊购买军舰、加强海军了，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慈禧修园这个因素之外，难道没有定、镇二舰已经足够对付日本的考虑吗？本来拥有这样两艘铁甲舰的北洋对于日本已经具有不败的实力，只是由于李鸿章没有料到那个宝贝外甥张士珩供应北洋的炮弹，竟然会差劲到那样的地步，而这种内情又被十分详尽地提供给了日本人，人家早就清楚那两艘铁甲舰不过是毫无威胁的银样镴枪头，连靠外表唬一下人的效果都没有了，这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既然李鸿章手中捏着这么大一笔钱却不去购买军舰，也不要求像之前的重大战争中那样举借外债，那么，如果放弃新疆，即使真的能够节约出一笔钱来，又怎么会用于买船呢？

　　李鸿章是上述两笔巨款的第一知情者和直接掌管者，海军经费的具体数目，连办理海军事务的满族王爷奕劻都要由李鸿章报告之后才知道，那么，李鸿章对于这些巨款的支配有着举足轻重的权力，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北洋海军当时的实力不足以战胜日本，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未提出过应该及时将这笔钱投入海军的要求和建议，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那么，这种失误，正是造成投入不足的根源，因为李鸿章手中明明掌握着那么大两笔巨款。

　　到底是不是新疆之役导致了甲午必然失败的结局？前面说过，在铭军驻扎陕西的五十个月时间里，李鸿章的淮军报销军费高达1500多万两。如果他跟曾、左一样，在每次战事结束之后便立即对淮军进行彻底的裁撤，而不是在承平时节依然供养大批饱食终日的部队，“置兵于无事之处”，以充当自己在官场中争权夺利的资本，在数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可以节约多少民脂民膏？收复新疆的军费，是不得不用的开支，事后也有西部国防藩篱修复完整的事实和一大片失而复得的疆土摆在那里，可淮军消耗那么多军费都干了些什么？这种消耗可曾有人关注过？与其说是收复新疆阻碍了北洋的海军建设，不如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淮军所消耗的大量军费阻碍了海军建设更合适些吧？

　　如果说李鸿章未能及时将以上两笔巨款投入海军只是一个判断不当造成的失误，并非主观故意的话，那么，在明知道有这样两笔巨款就在自己手中没有动用的事实，却在战后一再声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经费，那就是一个故意误导舆论、给自己推脱罪责的卑劣行径，绝非什么失误了。百余年来，已经有太多的人按照李鸿章的这种说法去诠释历史，去引导舆论，甚至不惜捏造谎言去为李鸿章开脱，这都为后来的中国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带来了种种困扰。回顾一下央视大戏《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为了区区六十万两银子改装北洋海军的速射火炮，那种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的艰辛，以及由于无法筹到这样一笔小钱最终导致整个战争失败的情节，地下的李鸿章一定在窃笑：后来的中国人，实在太容易上当了！

　　今天的一些学者依然按照李鸿章当年的口吻，把甲午战败归咎于李鸿章获得的经费不足以应付日本，提出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都是正确的；互联网上也常常有人提出收复新疆是缺乏海权意识，由此导致了今天的钓鱼岛争端，导致了南海主权的丧失，甚至提出放弃新疆是一种有远见的战略眼光、是具有海权意识的表现，以及应该以放弃新疆来节省军饷，购买20艘铁甲舰以避免甲午战争的失败等等，我想，在这样两笔1000多万两摆在外国银行里生息、放到矿务局等场所入股盈利却没有及时投入海军的巨款面前，不知上述种种理论，又该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两场对后世中国影响极其巨大的战争，竟然被黑白颠倒到如此程度，今天国人所看到的晚清史，究竟还有几分可信？

　　附记：作者在出版时作了修订，资料更详实。文中提到的礼部侍郎志锐，是珍妃的弟弟，身份亦属显赫，他的奏折中途被扣，后来被贬为乌里雅苏台（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赞大臣，没再回过北京。关于张士珩案有人撰写文章为之辩白，如《张士珩“盗卖军火”案议》，但无法证明其与间谍事件无关，询问作者平湖月满，答复如下：

　　“甲午一败以后，李鸿章肯定极其重视此类证据的销毁，例如那张军械清单就无影无踪了，那个举报李鸿章的折子，也中途被“淹”，连举报人都被打发去了乌里雅苏台，等等，可见即使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依然有相当大的能力去擦屁股，进行‘毁尸灭迹’工作，因此，张士珩是否被日本收买，今天还无法提供确切的证据。但是，可以将这个问题搁置，仅仅看他的表现就不难认定这是一个什么人了，这样关键的岗位上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对于战争结局已经不难预估，责任也是肯定跑不掉的。”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七)：“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背后隐藏的秘密：左宗棠新疆之役险些因此中途夭折

　　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9.09.22-2019.09.28 内容牵涉较多，包括中法战争及刺马案等。仅为网友个人观点，请读者自行甄别。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1

　　中法之战的结局是湘军系彻底被打压没落，10年后，北洋海军被日本人全军覆灭，无人愿意救援北洋，因果不爽……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2

　　无论从时间节点或种种事件看起来，由中法之战来看，楼主说的左宗棠被打压，确实是迹象明显。左宗棠被迫由所谓海塞之争，转为战和之争，可以说左宗棠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看透西方的人。

　　这篇文章（指《甲午战败，果真是收复新疆所导致的吗？》），很有意义。现在很多人在给李鸿章洗白，老是拿电视剧《走向共和》，或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来说事。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在李死后几个月就能出版，当时梁启超才29岁而已。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2

　　@山醉：左宗棠在江西时间较短，并且规模较小，只有几千人，虽然陷入“左军必败”的境地，在乐平被重重包围，但是，靠着全军的齐心协力，创造了奇迹，将李世贤的十多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扭转了整个战局。左宗棠进入浙江以后，实际上便一直在曾李联手的挤压之下度过他的军事生涯。这种挤压，最重要的方面是对于军饷的控制，左宗棠面对的是一个残破的浙江，不仅不能得到军饷，相反还要对惨遭兵燹的百姓进行接济，除此之外，就只有江西的三个县的税收，并且在入浙不长时间以后，连这点“食邑”也被收了回去。尽管清廷也曾从广东等地指派划拨左军军饷，但这种措施往往并不能落实。因此，很快左宗棠的楚军就成为欠饷最严重的部队。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部队的人数，更影响了装备的改进，当然会导致整体战斗力的削弱，在物质条件方面，和曾李形成非常明显的差距。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硬是创造了丝毫不弱于曾李的战绩。曾李非常清楚，他们的上位，主要靠军事，但是，他们的军事才能不如左宗棠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进行公平竞争，他们的优势将荡然无存，因此压制左宗棠便成为并不公开的宗旨。左宗棠平定全浙以后迅速医治了该省的战争创伤，进行了力度极大的善后工作，很快有了每月十四万两稳定的财政收入，对那些靠不住的外省协饷的依赖性大大减低，情况才得以改善，但即便如此，跟李鸿章每月仅厘税便高达六十万两的收入相比，差距无疑是巨大的。除了军饷之外，人事上也同样如此，无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平定一个地区以后，都论功行赏，他们的部属都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可以夸耀有多少大员出自他们的门下，但是左宗棠部属的晋升则要艰难得多，这种现象被司空见惯之后，官场中的解释便是左宗棠手下没有人才。另外一种压制就是舆论方面的，我们只要看看左宗棠在闽粤地区终结太平军的战役中遭遇多少舆论风波就不难体会这个问题了，尽管左宗棠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却要背负大量指责，在《河山曲》一书中，对于这个问题有较多的披露，这里不重复了。

　　从前面的陈述中，我们不难了解曾国藩一直将左宗棠划入另册，并没有让他融入“湘系”，因此曾左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照道理，左宗棠没有属于自己的部队是客观事实，这个问题其来有自。但是，他去陕甘作战又不能没有兵，但曾国藩不要说跟回军作战没有支援，即使西捻进入陕西，也完全截住了那些本来专门对付西捻的专业队，最终导致了刘蓉的三十营驻陕湘军的覆没。接下来出现了极其严峻的局面：捻军和回军联合攻打西安，如果西安被攻破，会是什么结果？由谁来承担责任？此时左宗棠还远在湖北，当然不可能领责，而驱捻入秦的曾国藩明明拿着相应的军饷，有着明确分工的专业部队，却没有一兵一卒跟随西捻进入陕西，这样的事实，无论怎样控制舆论，都是无法对天下解释的，因此曾国藩命令刘松山火速率老湘营六千人援陕。此举又成为写手们笔下曾国藩的善行，被夸夸其谈了一百多年。实际上，王錱在岳阳战败以后，便险些被追究责任，果真立案，很难说是什么下场。幸亏骆秉章和左宗棠全力救援，他才得以平安无事，但曾国藩对此大为不满。岳阳之败，是王錱全部军事生涯中唯一一次失败，曾国藩李鸿章们有过无数失败的经历，他们可以“屡败屡战”，别人则一次失败就必须置之死地，这种情况，当然也反映了某种霸道和无理的逻辑。王錱经过左宗棠的频频安慰以后重新振作并且再次组建了老湘营，这个部队自此应该和曾国藩毫无瓜葛，在序列上也完全属于湖南地方而不属于曾国藩湘军。后来，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委军奔丧，使得在江西赔了个底朝天，好容易由湖南全力支援东山再起的湘军处于群龙无首的巨大危险之中，骆秉章果断派出王錱率领老湘营转战江西，以一系列的大捷，大量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使得江西迎来“全境肃清”的形势，但王錱在这一过程中体力透支活活累死。曾国藩重新出山，为了给他壮行色，湖南把这支实际上由左宗棠负责指挥的部队交给了曾国藩。此后的老湘营便一直在曾国藩麾下，但始终战绩平平，不仅曾国藩对其多有微词，经常说这是一支弱旅，就连赵烈文也有非常清楚的文字贬低老湘营和刘松山（回头再贴出具体内容）。然后一直到西捻入陕，曾国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老湘营派往陕西，就成了喷子们口中的大恩大德，许多说法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左宗棠在陕甘作战，并没有另外的“湘系”前来支援，只有山西按察使陈湜因为西捻越过黄河，负责河防的他被革职并且派到陕西归左宗棠节制，左宗棠经常让他代替自己去视察工作、负责前线指挥事宜等等，应该非常重视了，但陈湜仍然在河州战役以后辞职回家，直到十多年以后又重新到曾国荃手下工作，他不愿意在左宗棠手下工作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还没有看过他的《病榻述旧录》，因此不好猜测，但“湘系”显然是内外有别的。

　　后来的杨乃武小白菜一案，一直笼统地说一举清扫了浙江的湘系，实际上是清扫了所有左宗棠的部属。此案大炒大热，被写成剧本家喻户晓。有记载说葛品莲的尸体送往北京，在途中被掉包，开棺后知县刘某发现并非其人，当即瘫坐在地，无话可说。照道理，这样一具关系极大的证物，事前不可能没有经过反复查验，如果根本没有中毒，还千里迢迢送往北京，岂非等于是送死，刘某可能这样吗？但是，对于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一个可以彻底清除左宗棠在浙江全部人马的关键，要想在途中进行调换，恐怕有的是机会。这个话题太远，只能提一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去查阅资料，反方证词并不缺乏，不仅刘秉璋有过讨论，彭玉麟当时就在杭州进行过专门的调查，但结果是左宗棠的人全部被撤换了。

　　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一支独大，而左宗棠的僚属迅速式微，尽管甲午战争过后有杨昌浚和魏光焘两个总督，但都被迅速弹劾罢职，整个左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方面跟曾国藩是有很大差别的。近代豪门中，也就根本看不到左氏的踪影。

　　至于甲午战争中没有人出手援救北洋，也应该看具体情况，因为当时全国的绝大部分资源，几乎都被北洋控制，出兵朝鲜，不是淮系的部队，也必须由李鸿章指定的叶志超节制。不仅广东水师的好几条船都参加了黄海大战，福建水师唯一一艘国产的铁甲舰被北洋看中，也早就被调入北洋改了船名。所以，尽管李鸿章名义上是“一人”，其实力实际上是“一国”，当这一国的资源打造的北洋海陆军被“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地轻掷以后，其他人将很难进行支援。就拿后来迅速招募并且从湖南赶赴辽东跟日军作战的湘军来说，跟淮军的情况也根本无法相比，他们仓促集结，无论枪炮还是服装以及后勤供应等等方面都非常草率，来到天寒地冻的辽东立即投入战斗，根本来不及进行战场侦察和战略战术规划，面对优势的日军吃了败仗是非常自然的，这跟拥有花费数千万两银子、修筑了十六年的坚固工事却连一天都守不住的淮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2

　　其实中法之战，胜战败约，都喜欢去强调李鸿章的外交功劳。真有点无语，法国明显是要以战促条约，居然厚着脸皮夸外交功劳，要不是湘军系的陆战反击完胜，估计甲午会提前10年，只不过日本换成法国罢了，没想到战后居然搞大清洗。10年后，日本几乎翻了法国的版，顺利勒索成功。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3

　　我忘了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曾氏后人在台湾公布了李秀成受审时的真实笔录，原版上有多处涂黑，据分析确有劝反一事。左宗棠并不知情，却针对洪天福贵逃脱上奏，把曾氏兄弟吓了个半死，由此正式反目？？刚刚才想起此事，仅供各位参考。刺马案，慈禧可能不单单想找太平天国财宝，可能还想找曾氏造反的证据。

　　1884年，中法之战中，马尾海战督战主帅是清流派毫无指挥作战经验的张佩纶，他此时还不是李鸿章的女婿（他于1888获释才跟李鸿章女儿三婚），但算是李鸿章的资深幕僚出身，后在李的帮助下升官，相当于李安排进清流派的棋子，感觉李鸿章各个派系都安插自己的棋子，算是个钻营高手。

　　个人觉得，张佩纶主战，与左宗棠主战思想一致，且清廷自己也战和不明。有可能左想保的不是张，而是福州将军穆图善，只有张轻判，穆作为熟悉福建的将军留任对后续海战极为有益。且楼主提及刘璈流放，穆图善想上书启用刘璈，很可能穆图善是倾向湘军系的，而张佩纶带有明显的淮系背景。

　　还有一种解释：张佩纶可能是在李鸿章与法国达成协议后，主战来福建前线刷军功的，所以他临战前都不相信法国会背约，导致马尾海军战败，穆图善跟着逃跑属于看戏性质，何如璋的行为就搞不太清楚，偶然？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3

　　慈禧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魄力对曾国藩下手，其实是个疑问，果真逼反了曾国藩，绝对够清廷喝一壶的，他们没有那么傻，目前只是一些人从这个角度过多着墨，进行相关引导罢了，即使慈禧曾经声色俱厉地质问圣库中的宝藏去了哪里，也根本没有超出相应的那个度，只要看看慈禧当时有没有实力掀翻曾国藩，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出来了。

　　所谓的“反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曾左关系从来就没有两心相印、卿卿我我过，即使左宗棠有意交好曾国藩，后者也一直是壁立千仞，坚决拒绝的。从赵烈文的日记中可以知道，自从左宗棠支持陶桄抵制那种机器无理的“劝捐”，驳了曾国藩的面子之后，两人就结了仇，并且再也没有化解，写手们一直把曾国藩打扮成诚心“提携”左宗棠，跟他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但左宗棠羽翼丰满之后便露出牙齿，在幼天王事件上捅刀子，导致两人反目。但只要看一看赵烈文的日记，看看曾国藩是怎样阻止赵烈文拜访左宗棠的，以及让欧阳兆雄怎样介绍曾左关系的，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人当中究竟是谁一直在搞小动作，曾国藩这个表面上的圣人，实际上是何等的小肚鸡肠了。所谓左宗棠劝反，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两人不具备这样的感情基础，如此事关生死的话，恐怕不会轻易说出，即使他真有这种想法。这种传说中，曾国藩完全是“正统”的面孔，而左宗棠却成了一个“贰臣”，正如那种说他曾经打算投靠太平天国一样，非常有可能是晚清的喷子们刻意抹黑左宗棠的手法。试想，一个身居高位的相国，却一心背叛朝廷，会造成一种什么样影响？在晚清散布这种流言，跟民国以后看待这种传说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先生认为张佩纶是李鸿章安插的卧底，虽然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设想，但感觉有很大的可能性。张佩纶的父亲早年就跟李鸿章有很深的渊源，张在福建的种种举措，也跟李的嘱咐有很大关系，因此李对于张后来的种种照顾，才顺理成章，把女儿嫁给张，仅仅从惜才的角度解释，分量似嫌不足。这些问题的真相，恐怕还有待人们去发掘。

作者：安石 时间：2019-09-23

　　老湘营即使本来就是一块金子，也得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曾国藩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军事、统筹才能。

　　@平湖月满 不是说卧底，我不清楚李、张前面的关系，我是误以为张在去福建之前就是李的女婿。不过按照常理，李、张之间如果没有深厚的渊源，李不可能在张名誉扫地之后还把女儿嫁给他。

　　@平湖月满 所以我曾断言，曾、李就是湘系势力的掘墓人，根源则在曾。

　　左宗棠晚年为何动辄痛骂曾国藩，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曾国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骆秉章和左宗棠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结果曾氏为了一己之私毁了整个湘系，对国家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灾难……这就是专制体制的脆弱所在。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3

　　要我说来，应该是湘军原本就是两个阵营，一个是接受骆秉章和左宗棠领导的体制内扶持军队，一个是出生证明不完整的曾国藩的团练湘军。一开始，骆、左权全力支持全部团练湘军，结果曾国藩打得一团糟，刚好樊案爆发，借机调左出湘协助作战。

　　由战果看，骆、左领导下，1852年，江忠源6月炮轰偷袭炸死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12月长沙守城战又炸死了西王萧朝贵。此时的湘军都属于建制派和团练，跟曾国藩无关。

　　1859年石达开反窜入湖南复地，湘军系集重兵围剿，石达开退往广西转贵州入四川，1861年，彼时云贵总督张亮基，四川总督骆秉章合力围剿石达开，于1863年6月消灭石达开于大渡河。这两位总督算是湘军建制派大佬，比起曾国藩的湘军要强很多。尤其看骆秉章斩杀投降的石达开极其投降部属近2000人，手段可算卑鄙和残忍，刘蓉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这做法绝对有为死去湘军报仇的念头在内，这个湘军应该就是所谓的老湘营。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3

　　@山醉：1852年江忠源蓑衣渡一战击毙冯云山，此时骆秉章第一次担任湘抚，尽管以往各种著作、文章往往排斥骆秉章，但江忠源从北京回家组织团练，不可能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骆秉章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官员，一直亲自负责广西方向的各种支援事宜，肯定参与了江忠源的行动，如果认真搜集一下，应该不难找到相关记载。但是，此时左宗棠还在家中教书，并没有加入骆幕，因此肯定没有参与这件事。左宗棠进入骆幕，应该是骆秉章二次抚湘，而左宗棠离开张亮基回到家乡以后的事，比这一次晚了两年。

　　咸丰二年（1852），“张亮基抚湖南，湘阴左宗棠襄事其幕，谓泽南曰：‘湘潭避兵侨君邑者，皆谓邑团军近数十万，能调省资保卫否？’泽南曰：‘可。’”（《湘勇源流记》）辅佐此时的巡抚张亮基的左宗棠问罗泽南，听说逃难到你们湘乡去的湘潭百姓说，贵邑组织了近几十万人的团练，能够调到长沙来保卫省城吗？罗泽南说：可以。当年十一月，张亮基以书信请湘乡知县朱孙诒挑选一千名团丁到省城来，之所以没有用公文命令而是用书信，是和朱孙诒商量，为了表示尊重。到了十二月三十日，王錱首先带领三百六十人抵达长沙；到了来年（1853年）正月初八，又有七百二十人在县令朱孙诒带队，营官罗泽南、罗信南率领，刘蓉也随队一道来到长沙。可是，此时张亮基已经调任湖广总督，在这一天离开湖南前往武昌，左宗棠也一道离去。就是说，组建湘军一事，左宗棠是参与其中的，并且在王錱先期到达长沙以后，肯定有过交集。此后，曾国藩才参加了组建湘军的事宜。

张之洞

　　中法战争，左宗棠其实是被排斥靠边站的，如果他能够参与决策，整个战争根本不应该是那样一种情况。张之洞虽然积极参战，但他只能影响局部，如果左宗棠以两江总督身份参战，由于两江强大的财力，刚刚结束新疆之役的将士士气可用，因此影响力和号召力肯定要大得多。实际上这次战争，他派往南方的王德榜、黄少春，均受到严重掣肘，就连刘锦棠的请战都被拒绝了，左宗棠被调往福建一隅，清廷也只给了十万两银子，并且还摆出一副“信守承诺”的样子，实际上，慈禧根本没有指望左宗棠去跟法国人打仗。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4

　　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明面上是由于彭玉麟请辞两江总督。由刺马案曾国藩的态度及最终处理结果表明，清廷默认两江属于湘军系势力范围，彭玉麟有说法说跟左关系密切，但按照彭的性情，其实二人属于同一类人，只是左勇于任事。彭、左任两江其实算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慈禧和李鸿章都沉浸在跟法国和谈即将成功，把所谓主战派统统撇开，别坏事。由1884年4月甲申易枢，5月李鸿章就和法国在天津签下《李福协定》，原拟定7月正式签约，8月法公使发出通牒，张佩纶跑福建督战，百度查了下何如璋，外交官，由李鸿章推荐上位，但政见跟李不和，但他和张明显对李是言听计从的。

法国海军中将，远东舰队司令孤拔

　　7月法国提高要价，因为5月李鸿章签约答应得爽快，所以8月法国威胁开战。到了8月底法国人马尾公开开战，整个福建前线还在懵逼状态，反观台湾却抵抗住了法军进攻。如果说李鸿章是个外交家，还不如说是个生意人，他把外交当成了谈生意，同时还要兼顾自己个人和派系利益。没有那掌控全局的能力，更没有那军事指挥才能，却掌控着战争与外交的两项大权，要了命啊。左宗棠来福建收拾局面，把法国内阁打倒台，倒台的法国内阁匆忙跟李签约，估计李此时捞了不少回扣？？

　　左宗棠派去福建调查马尾战败，他的调查奏疏我查不到，但百度何如璋人物介绍里说，左宗棠认为何如璋只是船政大臣，无守土之责，即他无法调动军队组织防御，但李鸿章明确指示要求他们退让别开火。中法之战左确实是个边缘化人物，但他到福建掌控战局，结局却反转。由楼主对左的分析和推断，中法之战，慈禧和李鸿章会否想借法国的刀杀湘军的人？1884年，5月李鸿章草签中法协定，月底法方要求尽快换防交接，6月法方开始越南搞事，7月却让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跟法方去谈很奇怪，8月马尾开战前，李鸿章一直要求前线别开火，事有蹊跷。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4

　　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第一次看到了军事上保持强硬对俄方的震慑作用以及由此对于谈判结果的影响，左宗棠陈兵伊犁，应该给身为外交官的曾纪泽上了很好一课。到了中法战争，他一直主张对法强硬。但是，这和李鸿章的状态完全相反。他在书信中一再表示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错失良机，让法国步步进逼，得寸进尺，深不以为然。接下来他在德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法国，这份报纸被德国公使李凤苞送给李鸿章，成为告密弹劾曾纪泽的依据，说他的举措影响了和谈。于是曾纪泽失去了驻法公使的职位，不久又失去了驻英公使的职位，清廷发布他为新成立的海军衙门帮办大臣的任命，后来也变为一纸空文。但曾纪泽的表现，受到左宗棠的青睐，他向清廷举荐，希望曾纪泽担任两江总督。这个举荐不仅没有被理睬，左宗棠还遭到了弹劾。其实，曾纪泽有长期在欧洲生活的经验，精通数国语言，在回国之前专门造访英德船厂，带回大量技术文件，又承袭一等侯爵，在伊犁改约过程中表现极其出色，为国家争回巨大权益。这样的人，在整个晚清官场中是绝无仅有的奇才，当然应该珍惜重用。但是，他被李鸿章打压，一直安排坐冷板凳，直到郁郁而终。曾纪泽和左宗棠的关系倒没有了隔阂，反而变得志同道合，但左宗棠被边缘化了，曾纪泽既没有出任两江，也没有掌管海防，一个绝好的人才被彻底浪费，这就是晚清，这样的朝代，不亡也难！

曾纪泽

　　广西金田事起，湖南湘乡的一些土匪遥相呼应，开始活跃起来，一些遭到抢劫的百姓便到省城鸣冤呈控。时任湘抚的骆秉章，此时因为朝廷频频命令湖南支援广西军队、军饷，省内财政出现巨大亏空，绿营兵力也非常紧张，根本腾不出手解决湘乡问题。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他将本来已经派往他县的能吏朱孙诒调往湘乡担任知县，希望他能够组织团练，靠湘乡的力量解决湘乡的问题。

　　朱孙诒在湘乡的三坊四十四都轰轰烈烈地组织起团练，迅速清除了本县的匪患，全县团练达到数十万人的巨大规模。但是，骆秉章遭到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弹劾被解除巡抚职务。接替骆秉章的湘抚张亮基在左宗棠的辅佐下成功结束了长沙保卫战，太平军北去攻克武昌，左宗棠认识到国家从此将进入战乱时代，湖南的防卫力量严重不足，他把目光对准了湘乡强大的团练组织。于是张亮基非常客气地给朱孙诒写信商调一千名团练前来省城参加防守，这一千人就是湘军最早的成员。王錱最先抵达，在八天的时间里，应该和左宗棠有足够的交流接触的机会，两人的相识，为后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岳阳之败以后，曾国藩打算追究王錱的责任，将他治罪，骆秉章和左宗棠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没有治罪，还反复宽慰鼓励，这是后话。

　　由此可见，无论是骆秉章还是左宗棠，都是湘军组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物，湘军的诞生，跟他们的工作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曾国藩后来竭力将骆左排除在湘军之外，甚至把湘军作为他个人的私产，把老湘营不得已进入陕西的过程，说成他的无私援助，完全不考虑这支部队跟左宗棠之间那么久远的历史渊源，显然都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咸丰八年以后，曾国藩复出，老湘营被送给他节制，曾国藩就一再表示对该部统领张运兰的不满，称老湘营是一支弱旅，即使张运兰被调离，老湘营的统领换成刘松山，这支部队也依然不被看好，赵烈文的日记中就有相当详细的文字，表示对于这支部队的不满，刘松山也被描述成一个庸俗贪财的将领。该部在曾国藩手中的八年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到了左宗棠手中却立刻焕发出炫目的光彩，战功赫赫并且彪炳史册。然而，这一切却被说成了曾国藩的无私赠予，功劳都成了曾国藩的。相当多的此类情况，曾国藩的评语都可以用上大言不惭四字。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四年闰五月关于老湘营的记载：

　　申到纱帽州，大雨如注，街市为皖南镇刘松山兵占满，无可落足，不得已，径至厘局借宿……。闻刘军索饷住此不肯前，渡江甫一营，尚有五营在江南螺丝沟。东阳一带，在在皆满，行旅为之断绝。余幸为雨所逼，得安乐处，否则冒昧渡江，必露宿矣。祸福难料如此。　　黎明起，拟由上游划子口渡江，以避兵哗。天色阴凝，舆人裹足不前。方踌躇，顷下游一舟饱帆而过，疾呼止之，谢舆人去，跳登其舟，不及谢主人而发。闻趁船洪姓副将道刘镇松山之谬：初发皖南，绐士卒至芜湖领饷，至芜湖复云须至金陵，至金陵领得五万，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至哨官以上皆有份，独兵勇无有。复云须过江发饷，且云江口不过三十里，士卒行至螺丝沟，不啻百余里，已拥大舟粮运中流而进，士卒终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哗。连日来南北岸调停解说，则已晚矣。又其平时，各勇告假以次偿欠，皆坚勒不许，至勇丁耐苦不得自去，则此款领到后全归干没。旧制勇丁须五百人一营，今则三百人已为满数，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舟宗）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已非一日云云。　　余昨见中堂原奏：皖南之勇如愿北行，则全军赴徐，否则止令统将前往，臣自霆营哗变，不敢强南勇北行。其札刘镇亦如此，乃婉转诳诱，不知所居何心。又在扬见随身之勇行役甚劳，而统将提督张诗日，绿轿红伞无复从军之概。自古吏治，悉在中饱，今军中亦然，危哉危哉！

　　尽管刘松山已经是曾国藩亲自更换的统将，但老湘营这支部队无论是官还是兵，在赵烈文眼中都是成问题的，以至日记的后面用上了“危哉危哉”的考评。由此既不难想见老湘营在湘军系统中的地位，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支部队在曾国藩麾下八年时间，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出彩的战绩了。这样的老湘营和后来跟随左宗棠转战陕甘新疆的那支部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许多方面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作者：于珊 时间：2019-09-26

　　李秀成当年亲笔撰写的笔录，有些地方被曾国藩删减，有的地方修改，然后送交朝廷。原版笔录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曾氏后人的手里。

　　刺马案怎么说呢，刺马案意味着湘军重新夺回两江地盘，马新贻是湘军淮军明争暗斗的牺牲品。刺马案的主谋，弄不好就是水师提督黄翼升，黄翼升的夫人，拜曾国藩的妻子为义母，两家有通家之好。

　　清朝在洪杨之前，统兵大员只管打仗，后勤给养由专人负责，军饷由国库拨发。洪杨初起，朝廷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岭南，平叛，国库拨军费200万两白银，赛尚阿大败，充军，三子均革职。

　　朝廷没办法，只好允许汉族官员组织团练，平叛，但所需军费，则由统兵大员自己筹集。无论平洪杨，还是平捻军，不但靠督抚打仗，而且还要靠督抚自己设法筹集所需军饷，有土斯有财，地盘主义开始盛行，是近代军阀混战的根源。清朝最后平定叛乱，军权彻底的落在了汉人手里，一直到清完，再也没有收回军权。

　　曾国荃打下金陵，曾国藩宣布，裁军，被裁兵丁每人给银五两，并且不准回乡置产。

　　大量被裁兵丁就地安置，以至于江宁有湘半城之称。一开始还不错，没几天问题就出现了，有的坐山吃空，开始落草抢劫，引起治安混乱，有的强买强卖，地方官不免偏袒这帮人，引起大大小小的民愤。

　　曾国藩裁军后，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他的地盘两江，朝廷为了收回湘军对两江的影响力，江督人选出乎意外，落在了马新贻手里，因为马新贻非湘非淮，就任江督后，捕盗，整顿军纪，落草为寇的散兵游勇，落在马新贻的手里，立刻诛杀。而在湘军眼里，他们落得如此下场，都是因为江督不是自己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调任直督，应该由九帅接任江督，结果来了个一点面子都不给的马新贻当江督。

　　马新贻被刺后，朝廷知道必和湘军有关，曾国藩立刻回任江督，负责善后了事，曾国藩负责刺马案，敷衍了事，不免姑息，所以，刺马案始终没有找到主谋。

张佩纶

　　张佩纶的生父张印塘，官至安徽公安厅厅长，后来在浙江去世，李鸿章与张印塘有旧，并且资助张佩纶盘灵柩回原籍安葬。

　　一个有心接纳，一个乐于倾从，二人一拍即合。李鸿章接纳张佩纶，翰林出身，有才，北派盟主李鸿藻的大弟子，又是清流领袖。

　　这就是张佩纶成为清流领袖翰林四谏，弹劾这个，弹劾那个，而李鸿章有太多可弹劾的地方，张佩纶却从来没有弹劾过李鸿章，原因就在于此。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6

　　金陵城破之后，湘军的大肆劫掠也有目共睹，曾国荃回乡后大兴土木，也招致许多怨谤，清廷的严厉，也并非事出无因。看一段能静居日记中的记载吧：

　　因问师（曾国藩）故乡山甚多，亦有园池之概否？沅帅（曾国荃）所居，闻有大池，然乎？师曰：“乡间塘泺所时有，舍弟宅外一池，闻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所起屋亦极拙陋，而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余问：“费钱是矣，招怨胡为者？”师曰：“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借以为荫，多不愿卖，舍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其从湘潭购杉木，逆流三百余里，又有旱道须牵拽，厥价亦不啻数倍。买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然亦致恨。比如有田一区已买得，中杂他姓田数亩，必欲归之于己，其人或素封，或世产，不愿则又强之。故湘中宦成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实，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曾国藩虽然为“舍弟”喊屈打抱不平，但字里行间不仅透露了曾国荃那种“宦成”之后的挥金如土，更有“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不愿则又强之”这样的情况，应该符合曾氏当年“抑豪强、摧兼并”的范畴了。赵烈文关于湘军攻克金陵时的表现有过相当具体的描述，尽管许多传闻一直被否认，但凡此种种，引发清廷的猜疑甚至震怒，似乎也并不奇怪，至少湘军掳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明就里的左宗棠在得知洪天福贵逃逸的消息之后，一方面报告朝廷，一方面通知曾家弟兄，本来十分正常，完全符合程序，却引发了那么激烈的反应，应该既蹊跷至极，又事出有因。

作者：安石 时间：2019-09-26

　　@平湖月满 您说的“卧底”意思是让张佩纶扮演主战派角色，然后将其派往福建，最后让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以此来打击主战派？我觉得这种可能很小，张佩纶应该是想建立一番功业的，只是不知道机变，要等待朝廷的发话才敢开战，还有就是没收到对方的战书。中法战争中方在道义上似无太大问题，法越虽然签订条约，但那是在被逼的情形下，是法国侵略，而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8

　　所谓“卧底”，意即张佩纶是个假清流。他的这个身份在一些场合下被强调，以达到某种目的，但清流当中，张佩纶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跟其他人大相径庭，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会蓄意葬送福州船政，毕竟船政是当时国内造船水平最高、造船成就最大的洋务企业，而且是全国人才荟萃之所，其人才优势远超任何一个洋务集团，而这些人才全部是福州船政自己所培养的。李鸿章的北洋在这方面相去远甚，实际上是用挖船政的墙角当作北洋的基石来开展自己的学堂、海军等等项目的。这种情况下，张佩纶当然不可能故意把船政销毁，但即便如此，他全力贯彻李鸿章在整个中法战争中不要“衅自我开”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加上他只是一个赵括式的人物，根本不懂得军事，因此，在他的掌控指挥下，福州船政遭到重创，福建水师则被毁灭。这样的结果如果追责，即使被斩首恐怕也没有人喊冤。

　　关于中法战争，看一看曾纪泽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给人们许多启发。用“弱国无外交”来为李鸿章的怂人外交辩护，其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伊犁谈判，如果先顶上这块遮羞布，绝不可能有迫使沙俄让步改约的成果，同样，在中法战争中，如果首先拉一块弱国的牌子挡在前面，根本不在军事上求胜，当然只能步步退让，丧尽国家权益，让中国越来越弱。同样，甲午战争，陆海军总司令处处“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导致那样一场跟国家命运极其巨大的战争一败涂地，最终竟然还要对李鸿章“一颗子弹节约了一亿两白银”而感激涕零。更可笑的是，李鸿章是“唯一可以和世界一争短长的中国人”，这句话被反反复复用来粉饰和洗地李鸿章，可这种说法，果真经得起考证和推敲么？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8

　　蛮有意思，刚看到一篇文章介绍彭玉麟的，原来他更激进，坚持中法之战要求法国赔偿1000万两白银。难怪左宗棠骂李鸿章，估计湘军系应该是对法国的国内状况、国际形势、中法军事实力做过评估的。曾纪泽在德国报纸发表文章抨击法国绝对是有想法的，估计湘军系可能有亲德、美想法，实施远交近攻。

彭玉麟画像

作者：安石 时间：2019-09-28

　　@山醉 列强应该不希望看到法国侵占越南，所以有人说大清大败法国会导致新的八国联军，恐怕是过虑了，大清并不是侵略，最多只是恢复原状。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8

　　@山醉：李鸿章是一个极具水份的指挥官，一生中的战例乏善可陈。因此，凡是遇到对外战争，无不要求手下得过且过，不要硬碰，中法战争中就明确要求前线淮军不要主动出战，开战以后如果败了就撤回，如果胜了不要追击。这样的战争，当然就只有失败，没有胜利了。曾纪泽留下的书信、奏章等文件，反映了大量的顿足之憾，对于李鸿章把持下的总署的种种表现深不以为然，认为错失了许多大好机会，给法国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从而助长了对方的气焰和野心。后来在一些书信中甚至直言“李相”的不给力。

　　因为身体不佳，而抄录这些文字比较吃力，只能留待以后了。有兴趣的网友不妨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如果能贴到此处则更好。中法战争中，法国要在当时条件下绕过地球从万里之外对越南发起攻击，同中国作战，的确胜算不大，如果中国坚持强硬立场，及早严阵以待，法国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念和野心，正由于当事者的错误，才导致事件步步升级，最后以中国不败而败了事。

　　所谓如果中国战胜法国，将提前招致八国联军之类说法，应该属于神话，是的，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且历史悠久，法国远在天边八竿子打不着，不远万里前来寻衅，道理上不占分毫，跟导致八国联军侵华的情况有很大区别，这种情况下，法国自讨没趣，被打败之后其他国家会为他们“两肋插刀”，应该是给李鸿章找台阶的理论，似乎他真的有本事打败法国不过留了一手而已，实际上如果不是其他力量参与，中法战争不会有一场胜仗。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8

　　1870年刺马案，1872年杨乃武和小白菜案1875年结案，杨昌濬去职在左宗西征新疆（1876年）前一年。我之前可能有错误表述 ，我以为杨是在1876年-1877年去职的。刺马案可以看做湘系曾国藩对清廷的表态，杨-白案则明显是慈禧继调查左宗棠在陕西状况无功而返后的又一次调查清算，说到底就是想继续敲打湘军。想想左宗棠这后半生真是苦得够呛，唉！

作者：安石 时间：2019-09-28

　　@山醉 杨昌濬是在1877年去职，网上如百度百科不知道为何改成1875年，同意@平湖月满 的看法，杨乃武案还存在疑点，特别是，因为此案将左的势力一网打尽，“涉案的300多名官员有30余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叙用”（百度百科，杨乃武词条），这个处理结果太重了。想想看，每年大清有多少件冤案，都这么处理，还能剩几个官员？尤其是，正当收复新疆的关键时刻，西师“数十百营之众悬釜待炊”，执政者怎么忽然这么上心，不顾军国大事，用这样的雷霆手段来对付涉案官员，不能不令人生疑。（其中申报的舆论配合也是很明显的。）这里不排除其他派系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地打击异己，罔顾国家、民众利益，杨乃武案并不那么简单。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8

　　尹隆河一战，当时名气最大的战将鲍超彻底隐退，他的三十二营霆军，一万六千人也烟消云散。无论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涉及的范围和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都远非杨乃武和小白菜这样一个民事案件可比，其情节更是恩将仇报、黑白颠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巨案，竟然波澜不兴，了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去追究其间的内情，更没有任何人因为如此丧心昧良而丢了顶戴，只剩下一等子爵、浙江提督鲍超一个人灰溜溜地辞官回籍，再也没有复出。而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却掀起惊天巨浪，东面，凡是跟左宗棠沾边的官员统统靠边站，受到各种处分；西面，已经胜利收复北疆的左军，本来就万分拮据，却进一步被卡住了脖子，唯一一个按时足额提供军饷的至关重要的省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巨变，军饷变得分文没有了。而这一切的根源，不过是一个举人跟一个民妇的所谓冤案而已。此案的结果使得某些人欣喜若狂弹冠相庆，还编成了戏曲，炒作为清末四大奇案，跟鲍超那个委屈到极点的尹隆河大战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晚清的政局和舆论，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也就不言而喻了。前面说过，左宗棠在军饷、人事、舆论等方方面面遭到挤压，通过这个例子，是否也多少可以明了左宗棠的险恶处境了呢？

作者：山醉 时间：2019-09-28

　　若杨昌濬1877年去职，就太让人寒心了。楼主，我看有讲攻打南疆时，因金顺玛纳斯作战不利，刘锦棠被迫推迟进攻南疆，左由刘锦棠让金顺独自攻击玛纳斯推算出金必失利，然后居然测算出停兵罢战大约4个多月，需额外增加约400万两军费和6000名士兵。你说的新疆之战差点半途夭折是否就是此时？

楼主：平湖月满 时间：2019-09-28

　　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清朝野史大观》中只录入一种说法，其余诸说均为提及。是否可采，仅供诸位参考。

　　《记杨乃武狱》原载《清朝野史大观》第二册 卷四 第84页：

　　浙江葛毕氏一案，为光绪初年四大案之一。葛毕氏者，故余杭土妓，艳名噪一时。杨乃武与县令刘锡彤之子皆昵之。杨以诸生武断乡曲，常恃刘为护符，刘亦借杨为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欢，而以葛毕氏为之媒介。杨既捷秋试，家计顿裕，毕氏遂议委身事之。谋既定，为刘所侦知，乃大愤，于是谋所以陷杨者，而适有品连死事。品连者毕之夫，鲁而懦。毕平时故庸奴蓄之，品连不能堪，因乘间服阿芙蓉膏以死。刘知之，大喜。即召品连之出母某氏者至，饵以厚贿，俾投状诉冤，称子被二人者谋死。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胁以严刑，五毒备施，不胜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杨虽非端人，而品连实非所谋害，县令疾其把持公事，借事鉏之耳。乃合词控之都察院。然葛品连之服毒果实，则杨之冤终无由雪，故坚称品连实病死，而非毒毙。后事下学使者复讯，仍以原谳上，浙京官益恚，再疏争之。而刑部提讯之旨下，部檄至浙，令县令亲解尸棺入都。浙绅闻之大惧，亟谋乘夜启品连棺以他尸易之。刘令故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次骨，故无一人洩其事者。刘令行时，尚洋洋自得，语人曰：品连服毒固确，杨乃武终无由卸罪，吴行骑款段出都门矣。既抵部，部臣奏请开棺蒸验，先照例询刘令是否真苦主尸棺？刘答以无讹，且循例亲供甘结。棺既开，刘乃大愕曰：此似非真尸矣。问官叱之曰：尔已具结于先，今尚何狡辩为？刘遂俯首无一词。案既结，杨及毕氏皆释放，巡抚学使臬司及历次承审道府州县皆革职降调有差。刘令发黑龙江，遇赦不赦，时年已七十矣。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观者如堵墙，几无插足地，见者云葛氏肥白颇有风致云。葛出后削发为尼，杨则不知所之。又杨每于供词画押时，以屈打成招四字编为花押画之。意者杨必有隐匿，冥冥中特借此以惩之耳。

　　这样一个案子，竟然可以东西获利，性价比之高，亘古罕见，难怪广为传唱，但个中内情，恐怕就无人知晓了，跟鲍超那个尹隆河奇冤相比，轻重之别如何？晚清史，真是奇极妙极！

　　@山醉 杨乃武一案具体审结日期为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877年3月30日）。

作者：于珊 时间：2019-09-28

　　@安石 2019-09-26

　　马新贻应该与淮系关系更紧密些，其长期在安徽任职，并受袁甲三的提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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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湖月满 2019-09-26

　　马新贻跟李鸿章是同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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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和楼主说的对，马新贻非淮非湘，但他和李鸿章关系更紧密一些，一个原因，就如楼主所说，二人是同年，都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的进士。

　　曾国荃打下金陵后，立刻裁军，大约五万人，每人给遣散费白银五两。湘军被裁后，淮军兴起，李鸿章开始飞黄腾达，但他苦于他的班底缺乏全面的人才。

　　部下只有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还有一个就是丁日昌，才具有余，资格又不足。曾国荃，左侯资格绝对没问题，但从辈分上来讲，都是李鸿章的长辈，根本就没把他当盘菜。

　　李鸿章只好在平辈中寻找能说的上话，笼络住并且买他帐的督抚。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左侯最吃亏就是在这上头，中兴名臣，只有他是以举人的身份封侯拜相的，孤零零的一个人，朝中没有同门师门罩着他）。丁宝桢，沈葆桢，郭嵩焘，马新贻这些同光时期名督抚，都和李鸿章是同年，郭嵩焘去当广东巡抚，和左侯闹得交谊不终。丁宝桢，沈葆桢二人，都有个性，不肯屈居人下，李鸿章可用手段结为奥援，（比如丁宝桢每次入京陛见，路过天津，李鸿章都为他准备两万两白银，用来上下打点），却不能指挥如意。

　　马新贻就如先生所说，长期在安徽任职，从知县凭借军功，升任藩司，又和李鸿章是同年，又有能员之称，马新贻由安徽按察使超擢浙江巡抚，李鸿章暗中出力不少。

　　马新贻任职两江总督后，奏调孙衣言为藩司，袁宝庆以道员总办营务处。刺马案爆发后，这二人一是出于公义，二是他们二人江宁来任职，是出于马新贻的奏调，于公于私，二人一再向钦差郑敦谨表示，主张严审，一定要找出幕后主使真凶，让马新贻九泉之下瞑目。

　　无奈曾国藩主张化戾气为祥和，如欲穷治，必将激出变故等等，两派相持不下，钦差郑敦谨迫于压力，同意曾国藩的意见。孙衣言，袁宝庆，最后对出奏的谳词拒绝画诺。使得郑敦谨心里很不是滋味，内疚神明，外愧清议。

　　孙衣言为马新贻撰写的墓志铭，把曾国藩，李鸿章，现任钦差郑敦谨，前任钦差张之万统统骂了一遍。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八)：同治平定陕甘之乱，左宗棠与李鸿章及淮军大将刘铭传的一段佚史

　　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0.11.10-2010.11.24 作者：平湖月满，民间史学爱好者，著有《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 仅为作者个人观点，请读者自行甄别。

刘铭传

　　不少文章提到，刘铭传曾经因为跟左宗棠关系不睦，于是离开铭军，辞职回家，赋闲十多年。更有甚者，说左宗棠对刘铭传进行了排挤，从而造成了上述状况。在百度刘铭传栏目的介绍中，也说刘铭传“接到慈禧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持这类说法的人，往往一语带过，并不涉及任何事实。

　　笔者在不经意中翻阅了一下相关史料，发现了一段几乎从来不被人们提及的历史。

一、湘军陕甘受挫，袁宝恒突然奏请裁并老湘营等军，并绕过左宗棠调集军队“助战”

　　谁都知道，刘铭传自程学启阵亡之后便是淮军将领中的头牌，跟左宗棠势若水火，这是明摆着的事。左宗棠从来没有去过问淮军的内部事务，他们也并未在一起共事，按照常理，二人之间不可能产生什么不睦，更不可能由于左宗棠的原因将李鸿章的爱将从淮军中排挤回家，真要有这样的事，李鸿章能够坐视不管一言不发吗？如果仔细翻一翻刘铭传的履历不难发现，他是个非常爱回家的人。淮军中许多将领都通过虏获发家，刘铭传是其中之一，当然也就有较强的及时享受这些财富的欲望，于是，从曾国藩剿捻时开始，他就经常以各种理由回家了，那么，在家里呆得好好的，刘铭传为什么会突然跑到陕西去了呢？

　　李鸿章尽管在军事上才能有限，但却依仗着大把银子购买了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将其扩展到七八万人，拥有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实力，并且超越了曾国藩，成为事实上的晚清第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忘记对于左宗棠的打压，在李鸿章的朋僚函稿中，留下了数量极大的攻击左宗棠的文字，竭力进行唱衰、贬低，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李鸿章是非常希望看到左宗棠一败涂地的。

　　终于，李鸿章似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同治八年（1869年）岁末，在甘肃金积堡一带，有两千多回军突破清军防线，进入陕西，攻克定边县城之后到达榆林、延安，一些骑兵更深入陕西关中地区，尽管这些回军人数不多，但因为陕西许多县份都有他们出没，于是纷纷报警。清廷大惊，急令左宗棠和署陕西巡抚刘典立即部署兵力保障陕西安定，因为此时战事只在甘肃进行，陕西已经属于后方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二月初九(1870年3月10日)，为左宗棠办理西征粮台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突然上奏，声称西路军情紧急，陕西北部地区贼势狓猖，左宗棠所部老湘军、卓胜军“饥疲之余，现存不过十之五六”，陕甘战场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建议清廷将这两支军队裁撤归并，以节省军饷移作续调的淮、皖各军之用。

　　更有意思的是，身为后勤人员的袁保恒，竟然在左宗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从河南调来了军队，并且“后路亦将续至”，除了已经到达陕西的之外，还将源源不断地开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积堡战场发生了一件更大的变故：二月十五日（3月16日），左宗棠手下的第一号战将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作战时左胸中弹，当晚不治身亡。于是，陕西的一些官员在某些权势者的怂恿下，更进一步向清廷告急，这类文书像雪片一样朝北京飞去。

　　二月二十六日（3月27日），清廷命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陕西“督兵剿办”。

袁保恒手书“只手擎天”，陕西华山摩崖

　　袁保恒是原兵部尚书袁甲三的二公子，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叔叔，跟李鸿章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他虽然由清廷调赴左宗棠行营听候差遣，但岂是久甘人下之辈？陕甘本来就是个十分贫苦的地区，又在左宗棠手下当差，各级官员就更加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许多人一听说去陕甘，头都大了，避之唯恐不及，袁保恒却不以为苦，一头钻了进来，这种反常的举动，当然不会没有原因。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这时，苦苦等待了两年多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在他看来，陕甘地区战局的重大转折已经出现。老湘营是左宗棠最得力的一支主力，真的按照袁保恒的建议裁撤了这支部队，对于左宗棠意味着什么，应该不言而喻，而他自己则抓紧时间着手准备工作，这种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从河南、安徽调来部队；第二步，请来李鸿章撑腰。李鸿章来陕西，当然只是走个过场，他只是来主持对于左宗棠的接收工作，等到办完了这件事，李鸿章就完成了此行的使命，他当然是不会留在西北这种苦地方的。

　　然而，就在这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左宗棠部署兵力，迅速结束了陕西的混乱局面，突破防线进入陕西的回军纷纷撤回甘肃，三月初七日（4月7日），左宗棠的奏折中已经明确声称：“现在延、榆、绥一带及韩城、郃阳、同州续无警报，似窜陕之贼实已全数西趋。”这时候，距离袁宝恒的奏折上传，仅仅只过了二十多天，尚不足一月。

　　按照清廷的要求，左宗棠对刚刚转来的袁保恒的奏折作了答复，毫不含糊地挑明，袁保恒的说法，“按之目前实在情形，不甚符合。”

　　他说，军营里勇丁的数额，时间长了，由于打仗时的伤亡、病故、逃亡、处分除名等原因，都会造成缺额。但刘松山的老湘营曾经在上一年的四月由湖南招募了一批新兵，因为应募者较多，不仅补足了额定的人数，还多出一千余名。另外收编了降将董福祥的两千多人，人数也超过额定数字的一半。老湘营多为湖南人，且伤亡较大，于是又让山西按察使、湘军将领陈湜在调任甘肃时招募了从前的旧部两千五百人随行，以补充缺额，这些人都是湘籍的。董福祥部的缺额，则由其原来的部众中就地招募。刘松山阵亡之后，自己命令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接统老湘军，所驻扎的防线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比原来延长了八十里，如果真的士兵不能足额，这种情况怎可么可能？

　　袁保恒在左军办理西征粮台，主要职责是催提各省的协饷，而这些军饷的运解、分拨，则是由驻陕军需局的沈应奎负责，袁保恒仅仅负责催提，不管分派和运输，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掌兵的理由。并且，如果陕甘的部队真有裁撤、增调的需要，也应该先跟主官商量，怎么能由这样一个后勤人员私下做主呢？更奇怪的是，袁保恒竟然在没有跟自己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能够从河南、安徽调来部队，眼下，这些部队正源源开进陕西。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针对以上情况，左宗棠明确表示：根据陕西各郡县禀报，陕西境内已经没有回军出没，运输道路也已经完全畅通，新到的由袁保恒调来的皖、豫两省军队在陕西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因此，已经到达陕西的部队，应该调往甘肃平凉前线，由左宗棠安排，还没有到来的淮军、皖军，应该全部停止，就地遣撤，以免兵多饷绌，造成浪费。

　　左宗棠的理由无懈可击，清廷不得不按照他的意见处理了袁保恒所调遣的部队，并且申斥袁保恒“实属冒昧”。这种申斥，当然也只是做做样子的，试想，一个职权有限的后勤人员怎么可能私下里从其他省份调动军队？不是为了取代左宗棠，袁保恒又怎么可能对这件事如此上心？这后面当然有跟清廷之间的沟通和默许，更有某些大佬的支持，只是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且后来都未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实施，真相便都湮没在时间长河中了而已。

　　袁保恒虽然受到了申斥，但李鸿章的调陕则无法中途停止，只能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看看李鸿章在这一段时间里的言论，也是挺有意思的。

　　本来，由于贵州出现民变，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已经奉调前往那里弹压。但是，袁保恒认为陕甘的变局已经到来，机会不容错过，因此函告李鸿章，让他暂缓贵州之行。李鸿章在跟别人谈到这件事时说：“筱午（袁保恒）以金积堡久攻不下，回骑四出，扰及秦中，惧其乘虚远窜，缄请敝军少缓进发。”

　　这种情况当然是李鸿章所求之不得的。

　　他当时就回信袁保恒询问：“寿卿（刘松山）攻马五堡阵殁，失此良将，陇事殆不可支，殊为痛悼。老湘营归何人接统，能否不至溃退，军气既馁，贼胆必张。”

　　按照袁保恒的情况通报，李鸿章认为这次左宗棠必败无疑，即使有人接替刘松山，也不过苟延残喘，勉强支撑而已，一个推倒左宗棠的天赐良机终于来到了。

　　李鸿章在给安徽巡抚英翰的信里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寿卿星殒后，左帅令伊袌刘锦棠与提督黄万友接统湘营，已是弩末。粮路久阻，仅宁夏一隅，岂足供诸军搜刮东南，雷纬堂周兰亭等屡次挫衄，正月间周已先溃，雷尚被围，黄鼎统万人赴援，不知能否全军而退。金提军卓胜全营，万余湘军孤悬绝地，似应移师就粮，以图复振。左公计不出此，徒令善臣解粮前去，恐无补救之法，则陇不可图，秦更不支矣。”

　　李鸿章认定，左宗棠手下的部队已经处境十分窘困，应该撤退到粮食供应充足的地方去，而不应该继续艰难地往前沿阵地运粮，这样僵持下去，恐怕不仅拿不下甘肃，连陕西也保不住了。显然，让左宗棠主持西北的事务，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

　　在给曾国藩的信里，则说得更加明白：“寿卿星殒后，左帅派伊袌刘锦棠与黄万友代将，暂维人心。嚄唶诸将岂易调摄，加之粮运久梗，仅恃金都护由宁夏偏隅解济湘卓两军数万人之食，而并无退兵就粮一字之令，刚愎无理，恐自取败。”

　　这段话里，李鸿章认为派刘锦棠与黄万友统领老湘营，顶多只是权宜之计，那些平日里咋咋呼呼、盛气凌人的将领们，根本就不是随便派个人去就摆布得了的，再加上粮食运输道路早就被阻断了，仅仅靠时任宁夏副都统的金顺接济卓胜军和老湘营数万人的粮食供应，根本不去考虑退兵，实在太固执了，完全是自取失败。

　　他在给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信里则说：“陕回东窜，近又遁扰北山及邠凤西路，金积堡湘卓等军退扎数里。粮路仍梗，雷纬堂溃围而出，仅剩千数百人，河狄大股复出窜扰，季叟（左宗棠)忧劳多病，秦中恐有糜烂之局。”

　　他告诉这位同年，现在陕西出现回军的袭扰，金积堡的部队扛不住，后撤了好几里路，粮食运输道路仍然不通，提督雷正绾的部队好容易突围出来，只剩下一千多人，南面河州的回军也派出大队人马袭击左宗棠的部队，左老头自己又愁又病，陕西那边，恐怕会一踏糊涂了。

　　在给四川总督吴棠的信中说：“甘事自刘寿卿战殁，雷纬堂溃退，回势复张。左帅尚勉撦，正恐日坏一日。”

　　继续唱衰，甘肃的情况很糟，但左宗棠却一直勉强扯住不放，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

　　……

　　如果翻开李鸿章全集，可以发现里面对于左宗棠的这类评价极多。其实，李鸿章贬低左宗棠，在脾气二字上做做文章倒也罢了，总是在军事指挥能力上进行攻击，其实是很可笑的。

　　在用兵方面，左宗棠跟李鸿章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一种境界，其表现和感觉当然也完全不同。尽管左宗棠自从出山领兵之后，在兵力、饷力上总是艰阻万分，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李鸿章那样因为战略战术部署不到位而大败的局面。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李鸿章根本无法揣摸左宗棠究竟是怎样打仗的，他对于左宗棠的估计总是不着边际，也就毫不奇怪了。

　　等到李鸿章兴冲冲地赶到陕西，发现那里早已恢复了平静，跟自己之前的设想大不相同，李鸿章和他的两万多人马，完全是多余的，不得已，只好让手下的周盛传等人去北山“剿匪”，支撑脸面。

　　原来打算一脚将左宗棠踢开的如意算盘显然落空了，再呆在陕西也十分无趣，恰好，由于朝中有人，李鸿章高升直隶总督，接替曾国藩的位子，因此，仅仅在西安待了十天，便急急忙忙地离开陕西赴任去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只要陕甘的情况继续维持一些日子，就不难名正言顺地活动朝廷下旨，让袁保恒取代左宗棠，或者让另外一个部下去代替这个宿敌，由于各项准备工作早就在进行了，替代的部队也已到位，这种取代根本不用费多大的事情，只要一道圣旨，一切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但是，左宗棠处理得干脆利落，仅仅两个月便结束了陕西处处告急的情况，这使李鸿章的陕西之行变得师出无名，非常尴尬。另外，由于袁保恒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在左宗棠的质问面前难以招架，似乎不好再混下去了，因此，在陕西期间，李鸿章替袁保恒向朝廷申请调离，但没有获批，这样一番周折之后便匆匆将袁保恒调走，朝廷也太没面子了不是？

二、刘铭传率领二万淮军入陕，意图取左宗棠而代之

　　李鸿章带着他的两万多淮军离开陕西，前往河北上任。事情至此本来应该结束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早在此前的好几个月，同治八年六月初六（1869年7月14日），李鸿章给正在家居的刘铭传就写过一封这样的信：“前接三月初五日来书，久无嗣音，未知踪迹在何处？传言与李良臣盘桓六霍一带纵饮张乐酣嬉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酣酒妇人以自乐耶？似未宜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窃愿吾党共勉之。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左帅由乾邠进驻泾州，甘军冗乱，几不可治，未治军何从灭贼，内意不得不暂属之，虑其老而踣也。”

　　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刘铭传，左宗棠刚刚从陕西的邠县经过乾县进驻甘肃的泾州，甘肃的军队乱得没办法收拾，官军自己没有很好整顿，怎么能够打赢回军呢，朝廷的意思，是暂时将那里交给他，其实他老得都快倒下了，不能不这样将就。这封信透露了一个秘密：早在左宗棠还没有进入甘肃的时候，李鸿章就已经在瞄着他的位子了。

　　李鸿章离开陕西到直隶上任之后不久，清廷发布一道上谕，说是直隶附近的淮军，加上李鸿章带去的人马，已有三万多人，“以有用之兵，置之无事之地，徒耗饷需，若以百战劲卒遽予裁撤，亦属可惜”，按照这样的理由，便打算让刘铭传驻扎陕西，预防再出现去年年底的情况。至于楚军和淮军彼此不和，由于陕事甘事各有责成，料不敢各存意见。如果刘铭传不适合到西边去，到其他省份更合适些，也希望听听李鸿章的主意。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后来在已经公开的史料中看到的内容，这些情况的背后有些什么内幕，人们不得而知。

　　根据这份上谕，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这样说：“淮军于北路人地较宜，……杨岳斌谋勇沉毅为水师第一名将，而局量稍偏，促令统帅陆军，易南而北，用违其才。又值粤捻未平，饷力难分，军多溃变，于是陕甘蹂躏尽矣。而杨岳斌亦愤不再出此两失之道也。刘蓉刘典皆带楚军，迭任陕抚，左宗棠继往督师，论者每谓楚军宜于南而不宜西北，曾国藩亦当为是言。然左宗棠每欲专用楚军平回匪，近因事机屡变，稍掺用雷正綰，黄鼎、金运昌、傅先宗等，而于他将仍凿枘不入。现在围攻金积堡破坚寨，即得手，马化漋一股若可歼除，甘事当渐起色。若甘军稍振，则陕事亦松，似无需别置一军，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臣前赴陕，本拟自秋后即请撤归者，正为此也。兹谕旨以陕省兵力空虚，深虞该匪窜突，拟令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自系备豫不虞之计。臣查刘铭传志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爱民除害为本，至其意度豁达，性情爽直，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能决机俄顷而应变不穷，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力雅，不欲以武人自居……”。

李鸿章

　　这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左宗棠和他的湘勇是南人，不适合陕甘作战，即使硬要在那里继续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之前的陕甘总督杨岳彬、陕西巡抚刘蓉、刘典，都已经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相反，刘铭传是北人，对于陕甘地区的作战，应该把握大得多，虽然他只是一个武夫，但居家期间折节读书，不欲以武人自居，已经完全具备了当文官的能力。

　　这种说法的意图再清楚不过，刘铭传完全具备取代左宗棠的条件。仔细想想挺可笑的，左宗棠因为举人问题，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抨击，而刘铭传虽然读过几年私塾，却连个秀才的功名都没有，此时，仅仅据李鸿章所说“居家期间折节读书，不欲以武人自居”，便可以超越左宗棠了——天知道他在家赋闲德这段时间里，是不是真的日以继夜地苦读，果真在学问方面赶上了左宗棠的举人水平。关于刘铭传的学历低下问题，一些人是用刘铭传的话来解释的：“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这样，没有任何文凭便成为一件壮举，跟左宗棠那个饱受责难的举人问题比较一下，这些炒作者手法之高明，实在不能不令人由衷赞叹。

　　于是，清廷按照李鸿章的答复下旨，命令刘铭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将他的28营铭军补足40营，整两万人，浩浩荡荡开赴陕西。此时只要清廷再发一道上谕，刘铭传就可以走马上任当上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只能灰溜溜地回他的湖南老家当湘上农人去了。

　　然而，甘肃的情况与李鸿章事前的预料完全相反，刘松山去世之后，前线形势出现突变，左宗棠当机立断，迅速做出了决定：年仅二十六岁的刘锦棠接统老湘营，而早已身为提督，无论职务还是资历都远胜刘锦棠的黄万友，却只担任了副手。左宗棠曾经去信安慰他，想给他做一点解释工作，黄万友却回信表示：“左公岂意万友怏怏不尽力耶，万友虽武夫，大众所稔闻，何至沾沾权力若此？”——难道您以为我会闹情绪、不尽力吗？万友虽然是个粗人，可大家都知道，我绝不会对权力地位如此斤斤计较！

　　这时，部队刚刚遭受挫折，军心不稳，有些将领自恃资格老、战功多，对刘锦棠这个年轻人颇有点不以为然。刘锦棠对他们谦谦有礼，十分尊重，而老资格的黄万友则铁面无私，对这些人严申军纪，一点不讲情面。两位新上任的将领配合十分默契，于是，“上下辑睦，军声大振”，很快就度过了刘松山阵亡以后的不稳定时期，金积堡前线战事，节节胜利。

　　事实再一次跟李鸿章开了个玩笑，就在刘铭传马不停蹄赶到陕西的时候，金积堡之役结束了，不要说陕西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就是整个甘肃，经过最艰难的金积堡之役，往后的战事也简单多了。李鸿章所说的湘勇不适合北方作战的神话完全破灭，他此前关于甘肃战局的种种预言，也只能看作笑谈。

　　和李鸿章赴陕时一模一样，刘铭传的两万大军此时开进陕西，又一次师出无名，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却完全无可事事。面对这种局势, 不要说刘铭传了, 就连李鸿章也悻悻不已，他在给刘铭传的信中这样说：“看来宁灵一路，似可克期荡定，北山零星匪勇，不值大军剿办，或分遣一二小枝，纵横兜击，总以良吏招垦良将镇抚，渐靖根株。定靖非屯扎重兵之地，此议可缓办矣。兄前入秦，即觉味同嚼蜡。目前将军无用武之地，俟西北肃清，拟请撤防，措辞固顺，内意惯疑虚捷，未甚释然，恐未能得大解脱，幸少忍耐沉几，待时可乎？”

　　李鸿章的话，充满了失落和遗憾，西北的形势太出乎意料了，刘铭传此行的目的已经完全落空，“味同嚼蜡”四字，既是安慰刘铭传葡萄是酸的，也的确刻画出李刘二人此时进退两难，尴尬无比的境况。但立刻撤走，也不合适，便劝刘铭传先忍耐一段时间，再等待机会。

　　照道理，左宗棠的作战地区在甘肃，刘铭传的身份是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那么，你尽可以在陕西范围内督办你的军务，左宗棠在甘肃打自己的仗，不会对刘铭传进行任何干涉，只要各守本分，两人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已经上了年纪的左宗棠，每天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有剩余的精力去搞摩擦，怎么会跟刘铭传产生什么矛盾呢？其实，左宗棠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恐怕未必如此。

　　 陕西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根本用不着两万装备精良的重兵驻扎，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刘铭传本来就不是去陕西办事的，清廷调刘铭传西来的真正目的是担任陕甘总督，将左宗棠赶回老家去。当然，这个目的不能明说，由于刘铭传赶到西北需要走一段时间，一开始就直接宣布这样的决定，如果左宗棠在这段时间里消极怠工，甘肃战场很可能出现重大逆转，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清廷当然不会这样草率。但这个趋势则再清楚不过了，此前李鸿章来陕西，已经扑了个空，数月之后，刘铭传又率领重兵赶到陕西，来这里干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担心陕西空虚，让刘铭传带上他原有的28营人马已经足够了，但李鸿章却将他的部队扩充到40营，这么多士兵难道不用吃饭、不用发饷？仅仅驻防陕西充当预备队，用得着花那么大代价、调去那么多人吗？再说，仅仅督办陕西军务，当然就是武官了，李鸿章用得着特别对清廷说，刘铭传一直在家折节读书，不甘以武人自居，希望当文官吗？此行真正的目的地，当然不是陕西，而是甘肃。

　　当时，潼关地区已经有一部分跟淮军关系比较亲近的由河南派来的部队集结，后面还可以随时跟进；正在陕北的宋庆的毅军，实力雄厚，也跟李鸿章走得很近；李鸿章上次离开陕西之前，还留下了七个营；左宗棠手下跟老湘营一起作战的卓胜军，本是一支安徽的皖军，这支部队以前的统领叫郭宝昌，后来回家养病，此时也已由李鸿章奏报，专门从安徽召回来到陕西，做好了对卓胜军进行接管的准备；再加上刘铭传的两万铭军，兵力已经足够。只要刘铭传到达指定位置，一道谕旨发出，撤下左宗棠和他的湘军，这些部队立即补上，不会使战场出现漏洞，给作战对手造成任何机会。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详，因此，将左宗棠取而代之，已经只是个手续问题，一道谕旨就什么都齐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金积堡战役结束了。这场历时十六个月的战役，是整个陕甘内战中最艰巨的一场战事，这个消息对于李鸿章和刘铭传来说，简直是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左宗棠手下有四五千官兵减员，仅提督、总兵（相当于现代的军、师）级别的军官，就多达四十名上下，其中包括左宗棠帐下第一大将刘松山。在此期间，左宗棠个人也几度遭遇险情，当然，这种险情不是来自战场，而是来自身后。他曾经在家书中说：“我内无奥援，外多宿怨，颠越即在意中。”甚至一再要求家人做好抄家籍没的准备。

左宗棠画像

　　为什么这场战役会耗时如此之漫长、伤亡如此之重大？主要是作战条件造成的。

　　金积堡是个极其坚固的堡垒，它的围墙总长有4.5公里，厚10米，高13米，全部用黄土筑成，任何炮弹打上去都只能挠个痒痒，留下一点浅坑。堡墙四周以水濠环绕，即使挖洞炸墙之类的方法在这里也行不通。而金积堡的东西两侧，更有570多个大大小小的堡寨拱卫，其中不乏异常坚固者。

　　任何一个军事指挥者在这样的防御体系面前，都会大伤脑筋，因为除了强攻之外，找不到其他办法，而强攻的消耗将是极其巨大的，并且，在强攻中损失的都是冲在前面的最精锐的士兵。当时，左宗棠对周围的堡寨实施了强攻，对主堡则进行了围困，不仅耗时一年零四个月，而且伤亡巨大。对于这种情况，左宗棠背后的议论极多，清廷也曾几度另有打算，然而，阴差阳错，这些打算最后都没有能够成功兑现。

　　尽管事情非常不顺，原来的设想落空了，但刘铭传既来之则安之，原路返回是绝对行不通的，那样不仅他会很没面子，把所有的底牌都翻过来，事情都挑明了, 还会弄得朝廷也下不了台。

　　本来在陕西就无可事事，他当然非常希望能够进入甘肃，然后慢慢寻找机会，否则，怎么可能实现原来的计划呢？

　　然而，这一点又是左宗棠绝对不可能同意的。第一个原因，是铭军的待遇远远高于楚军，按照惯例，淮军每年至少发九个月的满饷，而楚军此时由于各省的协饷严重拖欠，再加上甘肃当时还有大批各族难民处于死亡边缘，必须从军饷中抽出钱来进行救济和安置，就更增加了军饷的紧张程度，因此，左宗棠的“西师”每年只能在年终时发一个月满饷。两支部队军饷发放情况相差如此巨大，如果并肩作战，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作为统帅，左宗棠当然不能不从全局考虑，不可能允许刘铭传进入甘肃。从全局考虑，不可能允许刘铭传进入甘肃。如果并肩作战，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作为统帅，左宗棠当然不能不从全局考虑，不可能允许刘铭传进入甘肃。

三、尹隆河之战鲍超救了刘铭传一命，反遭对方诬陷，郁愤成疾

　　左宗棠对刘铭传的敬而远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跟一段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公案有关，这桩公案的另外一个主角，是曾国藩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湘军提督鲍超。

　　鲍超原籍四川，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由于作战勇猛，从士兵成了将军。鲍超字春霆，所以他的部队被称为霆军。而鲍超的霆军由于战功卓著，因此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本人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十分骄横。然而，当年他对在曾国藩幕中的李鸿章却情有独钟，因为在一个完全由湖南人组成的圈子里，他们两人是外乡人，由于这种原因惺惺相惜，走得很近，彼此多有关照，十分融洽。可是，后来由于刘铭传的原因，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

　　攻克金陵之后，曾国藩为了打消清廷的疑虑，免遭杀身之祸，迅速裁撤了手下湘军的绝大多数部队，只有鲍超的霆军、刘松山的老湘营这样少数例外者留了下来。然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跟捻军作战时中伏身死，曾国藩被任命为剿捻总指挥。此时，仅以霆军和老湘营参战，总共只有两万多人，兵力太单，重新招募又根本来不及，因此，只能依靠淮军，这样，淮军就成为剿捻的主力。

　　然而，在实战中，那些淮军将领一个个阳奉阴违，完全指挥不动，常常贻误战机。这时候，正是李鸿章在轻松超越左宗棠，羽翼丰满之后的另一个爬升阶段。照道理，即使淮军将领都是草莽出身，不懂规矩，可既然当了官军，无论如何总不会不知道军令如山四个字，也不会没听说过曾国藩是什么人吧，如果不是身后另有老大撑腰，谁敢公然违抗曾国藩的命令呢？难道真的不怕被执行军法砍了脑袋吗？然而，有李鸿章在后面作主，这样的危险不会发生，他们当然就肆无忌惮了。

　　由于淮军尾大不掉，长时间劳而无功，曾国藩只好向清廷上奏，请求让李鸿章自代，于是李鸿章便派了一名手下前来索取印信，然后走马上任。如此级别的高官在交接时不仅连个起码的仪式都没有，甚至互不见面，是十分反常的，被人戏称为仅仅来了一名摘印官取走了关防，就像曾国藩是个遭到贬责的犯官一样。曾国藩向清廷请求让李鸿章自代时特别声明，虽然交出指挥权，自己仍留在徐州大营之中当顾问，这样，只要战事顺利，依然可以有个翻盘的机会，不至于打了半辈子的仗，最后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终结军旅生涯，多多少少也好留个面子。然而，李鸿章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一脚把他踢出了军营，让他到金陵去掌管后勤事务，这一举措彻底打消了曾国藩翻盘的幻想，也同时完成了自己的超越程序。对此，曾国藩事后对身边的人说，尽九州之铁不能铸一错，对自己解散湘军以致有了这番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后悔。当然，由于曾国藩是一个内功极好的人，这些话他只是私下里说说，面子上则完全看不出来，依然维持着跟李鸿章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

　　捻军由于内部原因已经分为东捻和西捻两支，分头行动。曾国藩剿捻时，接受了僧格林沁的教训，将清军兵力作了这样的调配：设立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四个重镇，分别驻守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防军，这些部队基本上原地不动，只在必要时根据战场形势适当调整，这样就避免了所有人马跟在捻军后面疲于奔命的状况。然后他将湘军和淮军分为两支，分别对付东捻和西捻。

　　对付东捻的部队是：刘铭传的铭军为一军；潘鼎新的鼎军为一军；周盛波兄弟的盛军和张树珊兄弟的树军合为一军，总共三支部队。对付西捻的部队是：鲍超的霆军为一军；刘秉璋的淮军为一军；刘松山的老湘营和杨鼎勋的勋军合为一军，也是三支部队。以上六大支，分别尾随捻军，对其进行跟踪攻击。

　　由于淮军不听将令，曾国藩处处不顺，只好打了辞职报告。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1866年11月20日），诏责曾国藩“任贼蔓延”，二十日以李鸿章暂署钦差大臣，湘淮军均归其节制，曾国藩赏假一月，在营调理。仅仅过了十天，十一月初一（12月7日），清廷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授江苏巡抚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任“剿捻”，清廷已经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将曾国藩打发回了金陵，不准留在徐州行营里了。

　　李鸿章走马上任时，遇上了非常有利的时机：当时的西捻进入陕西，上述军队中，只有刘松山的老湘营被派赴陕，等于减少了半支人马，其余所有部队全部留下对付东捻，加上四镇防军，足足十好几万，实力雄厚异常，而对手则减少了一半。

　　志得意满的李鸿章新官上任，立即调兵遣将，对东捻实施进攻，然而，由于根本没有战略战术方面的合理部署，依然是浪战的套路，尽管拥有最精良的装备，一上来就被打了个蒙头转向。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后来在他的笔记中记载了这段时间的战况，尤其是记载了那次著名的尹隆河之战：

　　“同治五年冬, 捻贼伪鲁王任柱、伪遵王赖文光、伪荆王牛洪、伪卫王李允等，纠合马步精锐，由河南驱湖北，缘道驱胁，众逾十万。盘旋德安、安陆间，谋以一支越襄河，躏蜀疆；一支屯湖北，为声援；一支闯武关，联西捻张总愚。十二月辛卯，松军统领、提督郭松林，被围于沙冈集，受伤突走，其众大溃。丙午，树军统领、总兵张树珊，战死于杨家河。是时，贼骑数万，云翔风驰，劲疾慓悍。常以前队挑战，别选健骑绕出官军后路以辂之。官军畏避其锋，辄凭村堡自固，罔敢与遌，遌之鲜不挫者。”

　　李鸿章上任一个多月之后，就开始开始遭遇了一次次的惨败，松军统领郭松林的部队被击溃，主将身负重伤，他实际上已经被捻军俘虏，只是由于没有发现他的身份，疏于看守，才被他侥幸逃脱，捡回一条性命。张树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仅部队被击溃，本人也阵亡了。“官军畏避其锋”、“罔敢与遌，遌之鲜不挫者”这些描述，都表现了当时官军的窘状。

　　 “贼势张甚，连陷应城、云梦、天门，旋弃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窥安陆。于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鲍武襄公超，总统霆军三十二营，合万六千人，今福建台湾巡抚、前直隶提督刘公铭传，总统铭军二十营，合万人，皆从南阳南下。铭军由随枣，霆军由襄樊，分路进剿，迭有斩擒。当是时，陕西回党四扰，官军又败于西捻，二寇交讧。鲍公叠奉廷谕及大帅疆吏急檄，趣令西帅以援关中。然因楚军败绩，东捻死咋不休，霆军遂为所绊，不得西。贼将北趋，遇霆军折而南遁，复踞白口。六年春正月，霆军、铭军会于安陆，贼走杨家埄、尹隆河等处。于是霆军驻臼口，铭军驻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进军夹击。”

　　这时候，两位主角出场了，鲍超和刘铭传互相约定十二月十五日辰刻，也就是这一天上午的七到九点，两军同时向捻军发起攻击。

　　 “先是，鲍刘二公意气不相上下。鲍公自谓宿将歼劲寇功最多，刘公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总统，意稍轻之。刘公谓鲍公勇而无谋，仅一战将才耳，顾闻其威名出于己上，尤悒悒不怡。然此时鲍公志在协力剿贼，无他意也。刘公召诸将谋曰：‘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且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俟剪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乃于庚午日卯刻，秣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贼队尽在隔岸，刘公分五营留护辎重，躬率马步十五营渡河鏖之。任柱以马队扑左军，牛洪扑右军，赖文光、李允合扑中军。左军刘成藻五营，先遇贼骑，不能支，败退渡河。任柱来攻中军甚急，惟右军唐殿魁击退牛洪，来援中军，中军亦已败退矣。群贼萃于右军，唐殿魁及其营官吴维章、田履安等，力战死之，殿魁，铭军之良也。师大奔，贼益纵，渡河追击，铭军崩溃。”

　　刘铭传没有按照事前约定的时间，而是提前了两个小时行动，单独向捻军发起进攻，薛福成把其间的心理活动介绍得清清楚楚。由于这样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惨败：“师大奔，贼益纵，渡河追击，铭军崩溃”。

　　“适霆军以辰刻践期而来，势如风雨，张两翼以蹴贼。酣战良久，呼声震十余里，大败贼众。剷毁杨家埄拖船埠、尹隆河贼馆数百，生擒老贼八千有奇，杀贼万余，夺获骡马五千余匹，救拔刘公及刘成藻等于重围中暨铭军将士二千人，夺还刘铭传所失洋枪四百杆，号衣数千件。一切辎重军械及刘公之红顶花翎，俱于次晨送还刘公营中。是役也，铭军不先期出师则不败，既败，无霆军救之，则必全军尽没。鲍公强自抑，若无几微得色。”

　　就在这时候，霆军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不仅获得大胜，而且救出了刘铭传叔侄和大批铭军将士，夺还了铭军被捻军缴获的武器、军装甚至还包括刘铭传的红顶花翎。第二天，霆军将这些东西全部送还，而鲍超尽管平日骄横惯了，这次却一反常态，在刘铭传面前“强自抑，若无几微得色”，一点都没有趾高气扬的样子。

　　“刘公内惭，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军久，邂逅击贼，一败一胜，虑为霆军所笑。益恚不能自释，谋之主文案者，具牍报大帅合肥李公，大旨谓：‘霆军既约黎明击贼，未能应时会师。铭军孤进，初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不知实霆军也。我军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我军复奋与相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李公据以入告者如此。盖归咎他营，归功本营，固咸同间用兵以来数十年之积习，不独铭军为然。李公之右铭军、左霆军，亦事势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虑鲍公不秉节度。鲍公疏陈获胜状，并据实咨报李公。李公已先入刘公言，幕府执笔者，又稍有扬抑。”

　　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对鲍超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跟文案先生合谋，在战报中说霆军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铭军只好单独行动，开始还获胜了，但后队被迟到的霆军扰乱，结果大败，后来才和霆军一道，将捻军打败了。于是，给正在追击捻军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鲍超和他的霆军带来灭顶之灾。需要说一下，关于刘铭传奏报的经过，这里只是薛福成的记述，但笔者对他的说法有一定疑问，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说。

　　“军机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谓鲍超虚张战功，言尽不雠，彼既愆期贻误，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若科以失机与掩饰之罪，鲍超可斩也。先是，左文襄公尝密疏言鲍超骄横，已面折之，左公方将入关剿回寇，屡请廷旨，趣霆军入关，其意盖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后罗为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权略，颇笃信其辞，又不知鲍公实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议独坚，且云不一惩艾，不足儆骄将。同列均以为疑，乃仅拟严旨责之。鲍公自败贼于尹隆河后，次日即拔队穷追，连蹙之于直河，于丰乐河， 于襄河边，杀贼一万数千，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万余，拔出难民二万。执任柱、赖文光、李允之妻，追至枣阳唐县界。鲍公自念，破强贼，救铭军出险功高，冀邀褒奖为荣，途次忽奉严饬，方悟铭军之归咎也。会湖北巡抚、威毅伯曾公奏报军情，误为铭军所剿者任柱，霆军所剿者赖文光，故霆军胜而铭军败。是时，贼势任强赖弱，其言与鲍公自奏之疏，又颇抵牾。鲍公愤郁成疾，引发旧伤，日益危笃，奏请罢归调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还任两江总督，闻之驰书慰解。檄召总兵娄云庆，乘轮船驰往接统霆军，并派员携辽东人参往问鲍公疾。大帅李公旋奏请鲍公功高，请加奖护。威毅（曾国荃——引者註）亦奏推鲍公之功，盖二公已得文正手书也。于是，温旨稠叠，颁赏人参，并令俟疾愈后留剿东捻，暂缓入关。调治数月疾未瘳。曾公乃为奏请解浙江提督，遣撤霆军十八营，留十四营改为霆峻军，随同淮军剿贼。曾公稔知鲍公与淮将不能相下，若不令归休，恐遂一病不起。鲍公既归,则霆军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则京口之变,前鉴不远。环顾大局，兼权统筹，不能不如是措注也。”

　　平时遇事很少表态的军机大臣汪元方，这次竟然一反常态，不仅积极发言，而且坚决主张应当严惩鲍超，理由是他不仅没有按时发起进攻，迟到之后又惊动了铭军后路，这样的大罪，砍头都不为过，不进行严惩，不足以警示骄将。汪老头子这么激烈的表现，让其他人都感到意外，都不十分认同，于是便仅仅拟了一道上谕，对鲍超严厉训斥。鲍超在尹隆河之役的第二天，就追击捻军去了，并且接连取得一系列胜利，战果累累。他自己寻思打败强敌，又救出铭军，这么大的战功，一定会得到特别嘉奖。却不料在路上接到了严厉申斥的圣旨，这才悟过来，自己遭到了刘铭传的暗算。于是郁愤成疾，到了这种时候，曾国藩明知自己的爱将受了天大的委屈，但已经解除了兵权，也莫可奈何。而曾国荃、李鸿章都上奏说鲍超功高，应该爱护，而清廷也换了一张脸，又是好话安慰，又是赏赐人参，但全都无济于事，鲍超一连调养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起色，最终，鲍超解除职务回四川老家，他的三十二营霆军，裁撤十八营，留下十四营跟着淮军作战。

鲍超画像　　“是年冬，汪公薨于位，曾文正语幕宾曰：‘啸庵在枢府未闻有謇，然当官之声，独于鲍春霆事齗齗露锋颖，彼于将之贤否、事之曲直，不能体察，以至颠倒黑白。得非将死而耄及之与？’盖曾公心不平之，故见之于辞气者若此。啸庵，汪公字也。鲍公既养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别遣大将刘忠壮公松山，率万人入关，驰剿回捻二寇，战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关、陇、新疆，得忠壮一军之力为多。铭军虽败，恤死抚伤，简卒补伍，峙粮储械，休养半年后而用之。李公之灭东西捻也，铭军功最。盖古之将帅，必倚所习用之军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铭军将士及随从刘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战，一败涂地，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霆军拯救之功，实不可忘。议者于是叹刘公始终不肯让人，其气盛不挠，固不可及，而以怨报德为已甚也。”

　　当年，汪元方在任上去世，曾国藩对幕僚谈到这件事情时依然愤愤不平，而鲍超从此在家养病，十年都没有出来。薛福成后来跟参加过那次战事的铭军将士谈起尹隆河之役，都说铭军那次一败涂地，刘铭传以下的军官，全都脱了帽子、衣服，坐在地上等死，霆军的搭救，实在是不应该忘记的。

　　薛福成写这段笔记的时候，鲍超已经作古，成了“鲍武襄公”，而刘铭传还在世，并且已身为台湾巡抚，是“今台湾福建巡抚、前直隶提督”，身份显赫，当时的淮军如日中天，而湘军则已逐步衰亡，薛福成当然不敢对刘铭传作任何丑化和歪曲，但即便如此，从上面的记载中仍然可以看出，在整个事件中，刘铭传的所作所为， 是非常过分的。

薛福成

　　薛福成是李鸿章手下一名得力的幕僚，靠着李鸿章的提携，后来也身居要职，由于这层关系，他对于自己的恩主，当然多有回护。因此，对于这一事件后面的有些讲述和评论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例如，他将这一恩将仇报的事实，说成咸同年间用兵以来司空见惯的事，其实，尹隆河之役，丧心昧良莫此为甚，当时的所有战例，没有任何一个谎报战况像刘铭传这样黑白颠倒，这一事件，堪称登峰造极。薛福成把它说成是“固咸同间用兵以来数十年之积习，不独铭军然”，显然是一种大事化小的开脱。

　　另外，薛福成说，李鸿章是在接到刘铭传的报告之后，按照刘铭传的叙述，将铭军的失败归咎于鲍超冲动铭军后路所导致的，这一冤案的产生，是刘铭传和手下的文案先生合谋的结果，李鸿章只是误听传言，完全是无辜的。然而，如果仔细看看李鸿章当年的奏折，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治六年二月初一（1867年3月6日），李鸿章在《督军起程筹度军情折》里这样说：“正月十五日，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追逐四五里，因军中讹传后路有贼，分队回救，铭军挫退兵将颇有折损……”。此时应该还没有见到铭军的奏折，就已经给这一仗定了调子，“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是由于“后路有贼”才导致铭军的挫败的。

　　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3月13日），李鸿章《铭军尹隆河挫败片》中这样说；“兹接刘铭传文称……，我军马步分追四五里，忽后路惊传有贼，叠次飞报，不知系霆军亦由此中进也……”。

　　那么，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是二月初八才接到刘铭传的公文报告的，但是早在二月初一，李鸿章尚未接到刘铭传报告时，就已经先上奏说是因为鲍超迟到并冲动铭军后路，导致铭军由胜转败。二月初八接到了刘铭传的公文之后，李鸿章正式奏报战况经过，再一次重复了前面的谎话，刘铭传的报告只有一次，而李鸿章的撒谎奏报则有两次。

　　鲍超获得尹隆河大捷，并且救了铭军，立了大功，战报根本无须造假，写起来很容易，霆军中的文案很快可以写就，这份公文，不应该比刘铭传那份需要再三思谋、捏造事实的假报告完成得晚，但这份报告会让李鸿章这个新任总司令面子上下不来，因此，李鸿章根本不去理睬霆军的报告，这样才会导致整个事件的发生。这场两万多官军参加的大战，战事经过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很容易就水落石出了，刘铭传固然有一定地位，但鲍超的资历和战功远在刘铭传之上，凭刘铭传一己之力，不可能完全控制舆论，那么，他敢不敢撒那样的弥天大谎？鲍超作为第一主力，他的战报李鸿章不可能根本不过目，在发现两份报告南辕北辙的时候，如果不存在主观故意，至少应该稍稍调查一下，这种调查也根本不是难事，因为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既然如此，究竟是李鸿章的奏报根据刘铭传的文报所形成，还是刘铭传的文报是依照李鸿章的授意而产生，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绝妙的鸡生蛋和蛋变鸡的问题了，到底孰先孰后，诡谲莫辨，但按照薛福成的说法，始作俑者的责任是肯定不能由李鸿章承担的，他的那些说明，尽了最大努力来为李鸿章辩解，但这种辩解，真的能够让人信服么？

　　还有一个问题，薛福成将鲍超蒙冤的罪魁祸首说成汪元方，而汪元方参奏鲍超的折子，则是根据左宗棠密疏指责鲍超骄横，才进行弹劾的，将跟这件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左宗棠扯了进来，就纯属捏造了。

　　如果汪元方是根据左宗棠指责鲍超的密疏才进行参奏的，那么，薛福成的记载中讲得很清楚，鲍超此前一直在“拔队穷追”，连连获捷，取得了一系列的胜绩，直到由于汪元方的参奏导致清廷下旨对他严厉申斥，鲍超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暗算，这才“郁愤成疾，引发旧伤”，彻底病倒。显然，汪元方的参劾，在鲍超病倒之前，按照薛福成的说法，左宗棠斥责鲍超，更应该在汪元方的参奏之前，既然左宗棠见到鲍超时汪元方还没有参奏，那么，鲍超也就根本不可能躺倒生病。

　　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四月初八（1867年5月11日）在由汉口赴陕西途中到达樊城，抽时间探望了已经在此患病的鲍超，“见其面色黧黑，肢体厥冷，病状属实，心颇怜之。”但是，鲍超在当年三月，曾国荃函催十余次，要求霆军赴洋梓一带驻扎合围，但鲍超借口患病，所部拒不出战，“最后仅令宋国永等由樊城出扎四十里之八条冈，聊以塞责，而曾国荃指扎之洋梓、双河，迄无一兵驻扎。前月（三月）二十五日，贼果由洋梓窜逸”。左宗棠因此才“声色俱厉”对鲍超进行诘责，这一切，当然只能发生于鲍超已经受到严旨的斥责、称病不起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对鲍超的指责，又怎么可能成为汪元方先生发言的依据呢？如果稍稍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薛福成此说纯属凭空捏造，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薛福成在这里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本应由李鸿章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左宗棠头上，并且为自己的说法找了个理由，说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打击一下鲍超的骄气，以便霆军入陕之后为己所用，这也完全是捏造的。事实上，左宗棠在这份题为《鲍超伤病情形片》的奏折中，明确向清廷建议，由于霆军向来军纪不严，鲍超载募兵时又不注意士兵成分，有许多游手之徒厕身其中，早在前两年调往陕甘支援杨岳彬的时候，就曾经在湖北京口哗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此军似宜留于饷源稍裕省份”，像陕甘那种军饷严重短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让鲍超前往是不合适的。显然，左宗棠不仅没有薛福成所声称的那种使用鲍超的打算，就连整个霆军调往陕甘，左宗棠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左宗棠对鲍超的严厉训斥，只是因为鲍超托病拒不出战，从而贻误战局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私人打算在内。至于薛福成在这段记载的尾部，毫不相干地扯进了老湘营，把左宗棠后来的成功完全说成拜曾国藩所赐，似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王錱其人，也根本不知道老湘营的渊源沿革一样，就纯属无稽之谈了，前面早已阐明，在这里不再赘述。

四、刘铭传在陕西虚靡千万军饷，清廷命其开赴新疆，竟立刻告病辞职

　　这样一桩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公案，事后官场中的人们当然对其中的真实内情都已了然于胸，对刘铭传当然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看法，由于这样的原因，当刘铭传一再要求从陕西进入甘肃，左宗棠无疑就更加不会同意了。然而，在公开场合，这一层意思他是不会对别人明言的。

　　当时，左宗棠当时在书信里这样对别人谈到不便让铭军进入甘肃的理由：

　　“李相以淮军久驻秦中，本可不必，弟所以不肯调用者，以淮军异帅，自分彼此。以兵事论，淮好用众，陇右谋食太艰，多则必溃，不宜一也。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若调并一处，彼此相形，难以抚慰二也。若必言明淮军在秦为赘，则李相本未须秦饷，所遣之军，自裹其粮，以备策应，于陕甘若本无损也。弟之处比，委曲出之，不敢多有论说，天地神明共实鉴之。平心而论，淮军置之无用之地积年，费饷何下千万？若节此虚糜，以饷我饥军，岂不两利？李相固不肯言，而党李相者亦不言之，岂非俟楚军饥溃见雠者快耶？　　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弟自东南而西北，所见所闻亦然。及身当西北艰危至极之处，而所为顿异。李相不能谅之，旁人不能谅之，即同局之人亦复因有所受命不肯说一句实话，吁，可异矣！”

　　根据事后李鸿章的军饷报销清单，铭军在陕西总共待了五十个月，这段时间里淮军报销的“西征”军费高达一千五百余万两，这种浪费，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只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而已。

　　既然左宗棠拒绝铭军入甘，刘铭传当然也就无法贸然前往，在名分上，刘铭传尽管有钦差头衔，又有李鸿章撑腰，却只是一名提督而已，且刘铭传的正式任务只是督办陕西军务，当然没有任何能够摆得上桌面的、强行进入甘肃的理由，无论在职务、资格等任何方面，刘铭传都根本无法跟左宗棠相抗，要想达到目的看来只能私下里动脑筋了。

　　左宗棠在陕甘时，曾经有人在朝中告状，说他贪污。按照惯例，接到这种指控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身份是保密的，因此究竟什么人暗中操纵了这样一套把戏，目前已无迹可寻，成了无头公案，只能根据慈禧事后的表态知道当时的确有过一次针对左宗棠的全面调查。

　　既然有人指控，清廷当然得调查，好对指控者有个交待，如果真查出点什么，就可以对左宗棠进行处罚，名正言顺地叫他离职，让刘铭传接任，这样一来调刘铭传去西北这件事也就不会太离谱，可以有一个让许多人都皆大欢喜的结果了。

　　于是，“清纪委”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奔赴浙江、福建，调查左宗棠以前在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任内的问题；一路直接到陕甘，调查他眼下的情况。然而，无论是查看帐目，还是通过对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甚至对士兵和百姓的走访，不仅没有查出任何经济上的问题，相反，还听到了许多左宗棠廉洁奉公的事实，他不仅没有什么贪污公款的疑点，甚至连自己份内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各种各样的公务，或者救济百姓和士兵了，每年只有很少的银子寄回家中，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与其他相同级别的官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具体的事例则实在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这样的情况，令前去调查的人们十分震惊，因为晚清官场里，手握重兵却如此廉洁的高官，实在是不多见的。

　　调查组将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慈禧听了之后也感到意外，于是表态：今后三十年里，再也不准参奏左宗棠了，这件事便就此不了了之。当然只能如此，再要兴师动众地折腾这么一回，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就连曾国藩在听了从陕甘回去的人介绍左宗棠的情况之后，也连声感叹，具体内容已经在前面讲过了。

慈禧太后

　　和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一样，当年这桩对于左宗棠的指控，变得十分诡秘，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扑朔迷离，在晚清各类记载中难寻蛛丝马迹，谁是它的始作俑者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从这件对左宗棠进行诬告的案子遭到挫败之后，刘铭传取代左宗棠当上总督的愿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这样，两万铭军驻扎在陕西乾县，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好解释的事情，如果说是来处理陕西军务的，陕西早已没有任何“军务”需要处理，李鸿章赴陕的那一次就白忙了，何况刘铭传这一次？如果说是为了支援左宗棠在甘肃的战事，人家也早就结束了金积堡之役，根本无须任何支援了。继续呆下去，正如李鸿章所说“味同嚼蜡”，可要抽身离开，又找不到任何说辞，便只好硬着头皮呆在那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然而，情况又很快发生了变化。

　　同治十年（1871年），发生了俄国入侵伊犁事件，一时间，清廷大惊失色，立刻将乌里雅苏台将军荣全改任署伊犁将军，命他前往伊犁跟俄国交涉，要求俄国撤军；同时又命令正在陕西无所事事的刘铭传开赴新疆，以为荣全的后盾，并进行了一系列布置。

　　同治十年七月（1871年8月），清廷颁发上谕：“……（俄国）七河省巡抚鄂派兵前赴伊犁，五月十七日将伊犁代为收复。等语。并闻俄人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本日已谕令金顺、奎昌等查明确实情形，并令荣全前往收复伊犁城池，妥筹布置，令景廉带兵相机规复乌鲁木齐矣。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成禄本系乌鲁木齐提督，着即统帅所部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所有该军饷需，着户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并宽为筹拨，以资饱腾。肃州一带关系紧要，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以舒朝廷廑系。穆图善如有可拨之兵，并着会商左宗棠酌量调派，以资厚集。”

　　对于清廷的这个意见，左宗棠的态度是这样的：“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此强邻觊觎，狡焉思逞之时，则固有未可拘执者。臣接谕旨，已飞函穆图善，询其能否派队，一面咨商刘铭传，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记名提督、哈西巴巴鲁、赏穿黄马褂徐占彪，统所部马步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

　　显然，由于新疆形势发生突变，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摒弃了门户之见，主动跟刘铭传洽商铭军进兵的具体事宜，并且按照清廷的指令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调蜀军统领徐占彪率六千人马前往肃州，还跟已经退居陕西后方的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进行了联系。左宗棠这边已经按照在俄方出兵伊犁之后清廷的相应对策做好了种种准备工作。

　　本来，对于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却又终年无所事事的铭军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既可以摆脱之前的尴尬局面，又可以在维护国土的过程中尽到中国人的职责，建功立业，此时的左宗棠，早就患有多种疾病，一再在家书中表示意欲告退，只是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人选来顶替自己，如果刘铭传真的能够面对俄人的入侵态度坚决，让左宗棠认为可以放心将自己的担子托付刘铭传，那么，进入甘肃之后，还是有机会得到那个他渴望了很久的总督职位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兴致勃勃地远道赶赴西北的刘铭传却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告病辞职，称“河湟未靖，转运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请求赏假养病，清廷只好让他休假一个月，在营调理，“一俟病体就痊，即令督率所部前赴肃州屯扎，毋庸出关”。但是，即使不进入新疆，刘铭传也毫无响应的意思。

　　李鸿章在对曾国藩谈到此事时说：“昨奉寄谕，省三（刘铭传）乞病未准，并有新疆之役。中隔甘、陇数千里，荆棘转运，何能筹办！荣全景廉成禄等皆系无兵无饷，欲以牵制俄人，其可得耶？库伦必调练军，亦为隐防俄界起见。看来北路稍有可恃，西陲实无了期。”

　　就这样，经过几度往返，刘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九)：小说家高阳先生是怎样贬抑左宗棠的

　　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0.10.29-2010.11.09（2018年出版时有增删）。 作者：平湖月满，民间史学爱好者，著有《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本文仅系作者个人观点（标题及内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请读者自行甄别。（编者认为高阳对左宗棠的攻击应该无关“阴谋论”，只是受到前人记载的影响，对左氏产生了一个坏的印象，源头还在曾李两大派系对左的排斥。）

　　高阳（1922年-1992年），浙江杭州人，当代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精通清代历史掌故。本名许晏骈，谱名儒鸿，字雁冰，笔名高阳、郡望、吏鱼、孺洪等。于1951年开始其历史小说创作。一生创作颇丰，著作约90余部，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代表作品有《胡雪岩全传》三部曲、《慈禧全传》等。高阳的作品中对于清代历史有着独特的研究深度，也是他最为拿手的部分。

　　高阳的小说《慈禧全传》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在大陆热销，高阳对于史料非常熟悉，笔法老到，的确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在一部以晚清官场为题材的小说里，左宗棠当然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左宗棠一生为官清廉，不阿不谄，生活节俭，关心民生，在垂暮之年更能抬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对中国的国家版图做出了极大贡献，临终时又两袖清风。但他在大陆被长期视作历史罪人，遭到批判，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除了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外，其余的历史人物都属于“四旧”，属于反面角色，像左宗棠这样的人被列为历史罪人，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高阳是台湾作家，不受这类政治因素的影响，可在他的笔下，左宗棠却依然成为一个既可憎，又可笑的反面人物。他第一次在小说中出场，作者就用了一句“仪从煊赫，俨然凯旋班师的模样”，不仅将收复新疆这一慈禧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一笔带过，并且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对于这次战争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后面的许多章节中，都对左宗棠进行了大量的抨击。高阳为什么会这样描写左宗棠，其原因暂不可考，但他的描写与历史事实是否相符，我们则是可以稍稍一探究竟的。

一、左宗棠为了广东饷源赶走了恩人郭嵩焘？

　　高阳的著作中，说得最多的是左宗棠上奏指责郭嵩焘筹兵筹饷不力，结果让后者丢掉了广东巡抚的位置，“恩将仇报”的事。一方面是郭嵩焘在樊燮案中出手相救，有恩于左宗棠；一方面则是左宗棠在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对于广东的兵事饷事大力抨击，最终让郭嵩焘丢了巡抚的位子，在高阳的著作中，这件事被反反复复一再提及。

　　例如，在《清宫外史》上卷中有这样的描写：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然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合，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澧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煞良心才下笔的。”

　　左宗棠在和郭嵩焘的关系中，心理是否真的如此阴暗？这件事情的详情究竟是什么样子？

郭嵩焘

　　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攻击”，发生在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的镇平之战。当时，太平军余部汪海洋占据镇平及其周边地区，李世贤在福建被击溃之后，本人下落不明，他部下的散兵先后来到镇平投奔汪海洋。汪海洋以没有保护好李世贤的罪名，将其中一些将领关押然后大开杀戒，让李部将士深感不安和愤怒。后来，李世贤本人也费尽周折来到镇平，其部下便纷纷向他投诉汪海洋的疑忌暴虐，排斥异己，李世贤也颇怨汪海洋此前永定之战见危不救。这种情况增加了汪海洋本来就有的惶怵不安，李世贤之前的职务和身份都高于汪海洋，由于担心他到来之后对自己不利，汪海洋派人在夜间趁其酣睡时将他杀死，并且接连杀死了他的好几名部将。第二天，汪海洋张贴告示，声称李世贤已经投敌，“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但部属们将信将疑，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太平军内部的种种矛盾，军心涣散，外围的据点逐渐丢失。汪海洋是安徽全椒人，并不打算长期呆在广东，时刻希望到江淮一带去闯荡，无奈在向西北方向突围时遭到江西娄云庆、席宝田部阻击并被打败，只好返回退守镇平。

　　这一年的八月初一（9月20日），镇平以南的长乐太平军献城投降，广东粤军占领该城。总兵力两万多人的闽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镇平，镇平的西北有江西的部队，拥有七万额兵的广东只要负责守住西南方向即可，这一战如果顺利的话，整个战事基本上就结束了。但粤军一直在远处观战，根本没有前来合围。八月初九，闽军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汪海洋开启西门，向镇平西南逃去。

　　闽军跟踪猛追，一连六天六夜，但在八月十五日（10月4日），中途中伏，死伤达数百人，都司关镇邦被击毙，营官冯南斌重伤，辎重军火全部丢失。受到这样的重挫之后，左宗棠如实奏报，并且埋怨在镇平之役中，广东方面的粤军没有派出一人一骑助战。

　　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日子难过，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时任广州将军又兼两广总督的旗人瑞麟关系紧张，督抚同城，相持不下，通省事务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太平军汪海洋部进入广东，军情紧急，就更加弄得一塌糊涂。镇平之战以后，郭嵩焘便上了一个名为《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的折子，又附了一个《缕陈粤东大局情形片》，大致讲述了他和瑞麟之间的矛盾，以及广东军务如此糟糕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督抚同城时，总督的职责偏重军事，巡抚则偏重民事。郭嵩焘这样讲述广东的情况：

　　“粤民强悍胜于湘淮，而自来募勇章程极为疲敝，竟至支放数千人口粮而营勇并无名册，开募亦无期日。臣念粤军如卓兴、方耀，本属能战之将，徒以营制废弛，以枉其材。……方耀始留三千人为六营，渐次增至九千余人，郑绍忠五百人为一营，渐次增至五千人，讫未依照办理，仅赖军需局曾经立案，勉强开报名册。方耀防堵平远数月，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经臣与毛鸿宾（前总督）参奏。镇平贼退，郑绍忠跟踪收复，数日而贼反扑，致损锐气。卓兴驻省两月，索旧欠二十万以行，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作辍自由，上下相蒙，一意包含，养成尾大不掉之势。”

　　这里说的是从前的情况，广东的军队，支放数千人口粮，竟然连个起码的花名册都没有，什么时候开始“入伍”，都有哪些人，领了多长时间军饷，完全是一笔糊涂帐。并且方耀在驻防时，遇敌便“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郑绍忠则只会“跟踪收复”，等到太平军再杀回马枪，重新返回，便立即重新交出城池一败涂地；卓兴在广州呆了两月之久，索要了二十万欠饷之后，干脆“率勇归家”。这样的军队哪里能打仗？却还都是粤军中的“能战之将”！

　　郭嵩焘接着说：“军情之利钝不能预知，而事必求其无悔；营规之整散不能骤变，而法必先其可行。臣奉职无状，于用兵尤无所知。赋性愚直，遇事尽言，讨论得失，不知隐饰。尤念粤东办理军务，幕客、门丁、书吏扶同渔利，惟惧事权旁假，耸弄督臣，防臣干预。倾因长乐失守，惠州戒严，沿江盗贼蜂起，经司道等会商，请臣驻扎惠州，借资镇压，乃蒙督臣面斥司道，责臣越职侵权，有意凌冒，臣实茫然。窃查国家定制，督臣专任兵事，水陆各营悉归节制，抚臣不得与闻，专主额兵言之。近年办理军务，抚臣驻扎省份，各营仍听节制。至于募民为兵，防堵边界，保守城池，抚臣例当会办。粤东额兵七万余人，较各省为最多，历来军务及捕治一二盗匪均须募勇，抚臣随例列衔，诸事无一关白。”

　　这段是说广东的军务，都被总督衙门里的幕客、门丁、书吏所把持，从中获取好处，并且唯恐其他人插手，对总督进行欺瞒诱骗。广东长乐失守之后，一些司道官员请郭嵩焘进驻惠州，但总督竟然因此斥责司道，并指责巡抚“越职侵权，有意凌冒”。即使按照国家规定，总督主持军务，巡抚不得干预，也只是专指绿营额兵而言，而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军事行动，巡抚都是照例要参与的，但广东的情况则仅仅由巡抚挂个名而已，没有一件事是向巡抚进行通报的。

　　在陈述了一系列的具体情况之后，郭嵩焘于折子末尾坚决要求“仍乞严饬瑞麟，先将该幕友徐灏摈退，稍清其流，无任盘踞把持，败坏风气。”

　　这个折子不仅对瑞麟的工作提出大量指责，还对瑞麟身边的各色人等的劣行进行揭露，并提出首先将瑞麟的师爷清退的要求。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对广东军务的叙述，是由郭嵩焘自己讲的，如果这些话出自左宗棠之口，恐怕就有诬陷之嫌了，那里的情况究竟如何，相信每一个读过这段奏折的人都会心中有数。

　　如果没有太平军的入粤，也没有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这回事，那么，广东的事情跟他风马牛不相及，左宗棠自无置喙之理，如今的问题并非如此，左宗棠已经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当然就必须对整个广东战场负责。那里的情况犹如一只三条腿的鼎，必须三足齐备这只鼎才能立得起来，现在广东这条腿名存实亡，完全不能承受任何重量，即使已经对它给予最大限度的照顾，它仍然不起任何作用，导致了整只鼎的倾覆，任何一个对全局负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都不会保持沉默的。然而，问题来了：广东巡抚郭嵩焘曾经对左宗棠有过救命之恩，即使那里的情况再糟糕，左宗棠也必须装聋作哑，没有说话的资格，否则就是忘恩负义！左宗棠最后没有沉默，高阳便在他的小说中就这件事横加罪名，大伸挞伐。

高阳

　　当时太平军余部由汪海洋率领进入广东，清廷接到这份奏折之后，当然一点都不敢马虎，立刻做出反应，首先斥责郭嵩焘：“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斥。”同时下旨要求左宗棠对这件事就近进行调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粤东军务方殷，若疆臣各存意见，不能和衷，将士复粉饰军情，不肯尽力，大局何堪设想！”这份上谕的发布时间为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65年10月10日）。

　　左宗棠当时正在福建筹划战局，不可能专门跑到广州去调查这样一件事，同时提出了这样的个人原因：“臣与郭嵩焘生同里閈，且与臣胞兄儿女姻亲，因请回避。”显然，他根本没有像高阳所说的那样借着调查广东督抚矛盾的机会去对郭嵩焘落井下石的想法。

　　左宗棠在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1865年11月6日)的奏折中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

　　“闽军驻武平边隘，距镇平县四十五里，扼贼由闽窜江要冲，广东必欲催其（闽军）入粤，而粤军之分攻镇平者仅只方耀一支，又距镇平百余里，镇平未克，不会闽军攻城，镇平既克，不会闽军追剿，是有会剿之名，无会剿之实也。迨闽军分攻镇平之北、东、南三面，江军进平远东石，遥扼其西北一面，粤军所宜防者仅西南一面耳。八月初五日，长乐之贼既已献城，则粤军卓兴一枝正可由长乐以守兴宁，力扼西南窜路。乃闽军于八月初九夜复镇平县城，即蹑踪猛追六昼夜，至罗冈已越兴宁，而前未见方耀之军，亦并未见卓兴之军，而龙川之贼反得与汪逆合并越江西长宁地界。长乐距兴宁不过百里，两日可到，贼之由镇平窜走，在长乐收复后五日，其辗转而窜至兴宁，则在九日之后。”

　　 左宗棠接下来说：“臣于粤军将领长短，素无所知。初见瑞麟折抄咨会，以方耀、卓兴为粤中大将，意其不能战，或尚能守。不图其骄与怯俱贻误一致于此！郭嵩焘所陈数误，自系实在情形。” 他还提出这样的质疑：“粤军果欲严西南之防，与闽军收夹击之效，岂九日不能为百里之行，胡为迟迟又久避贼而兼避闽军乎？此不能为卓兴、方耀解者。”

　　左宗棠最后说：“幕友徐灏劣迹，臣无从查知，不敢置喙。自古用兵之际，主兵者因军务繁重，不得不广辟幕僚相助为理，如唐之掌书记，晚唐五代之典签，皆是也。然必主兵者能躬自综理，乃免贻误。若一委之幕客，而幕客又不得其人，则因缘为奸，势所必至。皇上察广东军务之误，则知瑞麟之误，察瑞麟之误，则知幕友徐灏矣。”

　　以上是广东的军事，至于广东的“饷事”，郭嵩焘自己在奏折中是这样说的：“据代办广东布政使事盐运使方浚颐会同军需总局司道详称：粤东自逆匪窜扰东、北两路，添募兵勇防剿，加以弹压土、客，每月军饷多至三十余万两。藩、运各库搜罗净尽，每月厘捐仅收银七八万两，不及支应军粮之半。”

　　一方面每月需要三十多万两的军饷来供养七万人之多的粤军，弄得全省财政搜罗净尽，另一方面则是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却丝毫没有战斗力，广东的情况究竟如何，郭嵩焘自己把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了，恐怕已经不用任何人再去落井下石。

　　有些评论者对于左宗棠当时没有让郭松林的八千淮军进入广东支援提出指责，认为这是存心不良，郭嵩焘自己也对此颇有怨言。

　　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没有采纳左宗棠重视广德的建议，大批太平军通过广德进入江西，后来到了福建，福建的军事压力一下子空前加大，而江苏地区的大批湘淮军成了摆设。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命令号称战斗力最强的铭军前往福建增援，经过再三推托之后，李鸿章“不得不酌调协剿，仰副朝命”，勉强派郭松林、杨鼎勋带领八千淮军赴闽。关于这次郭、杨二人赴闽，李鸿章这样议论：“诸将皆不归心于闽帅（左宗棠），郭系福建实缺（提督），又奉旨催赴任，义无可辞”，这才不得不去。“昨派八千人航海赴厦门，当于三月初到防。惟将帅恩信素不相洽，未卜能否得力。用兵十余年，至今日而稍见功者，委任专而事权一也。若以此军隶别部，兵与将不习，上与下相猜，必不能用人之死力。”

　　这些话，已经把这八千淮军入闽的无奈，以及入闽之后的种种弊端讲得很清楚。如果这支淮军入粤，最终的总指挥依然是左宗棠，他当然有从全局考虑的责任和权力，经过权衡之后，决定让这样一支“恩信素不相洽”的部队回到江苏，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在攻击镇平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广东部队战斗力较弱的情况，让两万多名闽军负责东、南、北三个方向，江西的一万余人负责西北，广东仅仅负责西南一隅，应该说已经大大减轻了粤军的负担，而粤军即使在受到极大照顾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一兵一卒参战，作为一个拥有七万人庞大武装的省份，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郭嵩焘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抱怨左宗棠不该让李鸿章的淮军返回江苏，把广东的防务完全交给外省，自己充当看客，这种抱怨的理由当然是不充分的。

　　郭嵩焘在镇平之战以前，曾经对于广东的绿营大加赞扬：“方耀本系粤中名将，素与卓兴齐名；郑绍忠沈毅多谋，勇敢无敌，且能驭军严整，洵为绿营中不可多得之员。两军部曲中，尤多勇略之士，志切同仇，是以逆匪屡犯埔城，均经该将等麾兵击退。此次苏边之战，风弛电发，莫不以一当百，合两军万余人而能摧败悍逆数十万之众，实属异常出力，懋著勤劳。当兹用人之际，应请破格拔擢，以资鼓励。”左宗棠当时就在给郭嵩焘的书信中让他自己看看“诛贼万余人”之类的说法，是否真的符合事实。短短数月之后郭嵩焘又对粤军作出了前面那样的表述，差异之大，令人吃惊。这种情况当然让他下不了台，也就不能不由此产生对于左宗棠的强烈怨恨情绪。将这种情况的责任归罪于左宗棠，或者以曾经施救过的原因要求左宗棠对战场上的情况缄口不言，显然都是无理的。

　　

　　关于镇平之战，左宗棠在给前敌现场指挥的“副帅”刘典、在福州料理全省战争善后工作的福建巡抚徐宗干等人的信件中，所用的措辞要比在奏折中的严厉得多，由于粤军在镇平之役中畏葸避敌，不仅使汪海洋由此逃脱，甚至给破城之后跟踪追击的闽军造成重大损失，广东的那些名将，竟然连装装样子现一下身的胆量都没有，这些事实当然会引起前敌所有闽军将领和士卒的忿忿不平，左宗棠在和他们交流时，也必然将这种愤怒和震惊的心情毫无保留地充分释放，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则要隐忍得多。反过来，如果在奏报中对粤军的表现只字不提，对闽军显然是不公平的，恐怕也难以对他们作个交待，把左宗棠的这种奏折说成是对郭嵩焘个人进行打击，同样完全不符合事实。

　　郭嵩焘曾经对左宗棠讲过他和瑞麟之间的矛盾，左宗棠在介绍这一情况时说：“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臣曾以圣明在上，遇事宜慷慨直陈相勖，而郭嵩焘复函时以时艰同值，宜委屈以期共济，颇以臣悻直为非。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谕旨责其负气，责其不据实陈奏而称疾乞退，是郭嵩焘咎由自取，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亦不敢因亲好私情稍涉回护也。”他在这里说自己曾经早就鼓励郭嵩焘将实情慷慨直陈，而郭嵩焘则认为应该委屈求全，和衷共济，甚至以左宗棠的“悻直为非”，最后落得这样贻误战局，自己遭到申斥的结果。显然，他并不认为郭嵩焘有多少过错和责任，只是认为他不善于处理巡抚的各种业务，也不善于应对官场中的各种矛盾而已，甚至以郭嵩焘反对自己的处理意见来反衬他在处理跟瑞麟的矛盾时委曲求全、和衷共济的苦心，这些显然都不是落井下石应有的说法。

　　经过这样一场风波之后，两广总督瑞麟不得不辞退了自己的师爷徐灏，但他和郭嵩焘之间的矛盾则已经不可调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状况，尽管徐灏走了，总督衙门里被指责的其他幕客、门丁、书吏等人也绝容不下郭嵩焘。应该说，这是郭嵩焘去职的根本原因，有没有左宗棠，恐怕都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嵩焘即使硬留在广东，日子肯定也是十分难熬的。

　　但是，这些情况毕竟跟左宗棠无关，他不该在后来的奏折中推荐蒋益澧去广东筹兵筹饷，更不该点明广东的军队长期以来疲弱不堪，是由于军饷严重短缺造成的，早在叶名琛、黄宗汉担任两广总督时，就存在“饷薄令驰不能驭将”的情况，恶性循环，长期延续，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幸的是，左宗棠却偏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臣抵大埔，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收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郡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左宗棠对于广东的财政状况缺乏确切的了解，仅凭闽军入粤之后广东方面的“吝啬”而对该省军饷问题所产生的印象以及一些道听途说进行主观臆测，以为郭嵩焘的工作能力不足，远逊于蒋益澧，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也很快被事实所证明。

　　在1999年版人大编的《清通鉴》里，根据郭嵩焘、王闿运等人的说法，有这样的叙述：“时左宗棠督闽浙，兼领赣、闽、粤三省军务，以郭嵩焘不能筹饷，四疏参劾。最后一折专劾其潮州厘务。略言：广东厘捐办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驻军饶平，距潮州为近，士绅来见，询及厘捐，只得二万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办理得法，每月尚不止两万金。今以一年收数，尚不及一月之收数，即潮州一府论之，厘捐办理不善，不问可知，非得蒋益澧前往督办军务兼理粮饷，乃不能有起色。宗棠言之凿凿，而嵩焘怨意难平。不但指其言诬，并论其心亦太酷矣。宗棠、嵩焘均湖南湘阴人士，相交几三十年，前宗棠构陷湖南，嵩焘曾力救之。嵩焘经曾国藩举荐，署粤抚近三年。上年八月，嵩焘奏请开缺，清廷以其语多负气，传旨进行申斥，并不准开缺。至是被宗棠所劾罢，而后朋友之义亦绝。”

　　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的叙述对左宗棠的话进行了改窜，稍稍将以上内容和前面左宗棠奏折中的原话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其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人大的《清通鉴》此处已有以讹传讹之嫌。

　　蒋益澧是湘军大将刘长佑的部属，左宗棠在援浙时因兵力不足奏调之后来浙江一道共事，这段时间里，蒋益澧的仗打得不错，应该说“筹兵”没有问题。浙江平定之后，蒋益澧担任藩司，一方面抚恤百姓，休养生息，另一方对全省事务进行整顿，清除积弊，尤其是修改了杭州织造兼管的南北两关章程，使浙江的财政大见起色，每月可以提供十四万两的军饷。毫无疑问，“筹饷”也是比较出色的。

　　但是，蒋益澧担任藩司时，浙江巡抚由左宗棠兼署，此前浙江全境被太平军占领，平定之后整个浙江官场被全部更新，这样，他行政时的阻力会小得多。尽管后来左宗棠离开浙江，但仍然是闽浙总督，有兼辖之权，而继任的巡抚马新贻初来乍到，也不便对原有状况做出大的改变，李鸿章曾经以同年的身份嗾使他减缩每月十四万两供应闽军的军饷，马新贻回答说，福建军务是否顺利，将直接关系浙江的安危，不能减少福建的军饷，婉转地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蒋益澧当然诸事得心应手，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左宗棠以为蒋益澧的工作能力出色，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到了广东也完全可以使那里的情况大大改观，这样的看法，则是大错特错了。

　　正如郭嵩焘所说，广东跟浙江大不相同，浙江那一套在广东根本就行不通。果然，蒋益澧到广东之后，当地的官场势力盘根错节，他几乎寸步难行，总督瑞麟更是由于左宗棠在前面的奏折中明显袒护郭嵩焘，对自己全力攻击而怀恨在心，此时正好拿蒋益澧出气，于是，很快就罗织罪名将他参奏革职。左宗棠原以为他的建议可以使广东的情况得到改善，实际上不仅广东未见丝毫起色，还断送了蒋益澧的“政治前途”，尽管他并没有对蒋益澧进行任何攻击也罢。显然，左宗棠对于广东官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郭嵩焘的种种难处也缺乏设身处地的考虑，其实，郭嵩焘固然不是一个官场中的长袖善舞之人，左宗棠又何尝不是呢？

　　虽然如此，高阳将左宗棠举荐蒋益澧说成为了谋得广东的军饷依然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因为拟写这封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这一天，汪海洋在嘉应州阵亡，整个战事行将结束，他的军队也面临遣散，根本不存在什么军饷问题了，企图获得广东军饷的说法，当然纯属无稽之谈。

　　郭嵩焘在这件事情之后便跟左宗棠断绝了往来，若干年后调任福建臬司，郁郁不顺，本来还可以到船政任职，但是他宁可回家也不愿考虑这种安排，仅仅因为船政是左宗棠创办的，而此时左宗棠早已离开福建，去西北多年了。

　　郭嵩焘晚年从驻英公使离任回乡家居，左宗棠在赴金陵两江任所之前回到湘阴，并专门去郭府盘桓一天，希望修复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又恢复了书信往来。那次见面之后，郭嵩焘曾去信跟左宗棠讨论起当时的形势并请左宗棠代奏自己关于国事的意见，左宗棠对郭嵩焘的看法表示了强烈的不认同，在回信中依然直截了当地说：“尊论谓南宋识议无足取，弟以今日人才衡之，似南宋尚胜一筹，以彼国势日蹙，遑言长驾远驭之规，兹则金瓯无缺，策士勇将又足供一时之需，乃甘心蠖屈，一任凌夷，如此之极，洵有令人难解者”，一点都没有客气。这段话是在讨论当时中法战争前夕的对策，他不同意郭嵩焘在外国人面前以南宋自居,“甘心蠖屈，一任凌夷”的态度，在这样的问题上，并不因为两人在长期隔绝之后刚刚恢复往来，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很脆弱而有丝毫退让，从这些话里，一点都看不出左宗棠像高阳所说的那样有什么心虚理短，以致“近乡情更怯”的自我感觉，在国家事务方面，只要认为郭嵩焘的意见不对，立刻就会据理力争，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丝毫不会顾及任何情面。

　　但是，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则说，“姑略报一二以慰公，余俟司马桥酒酣耳热时一一陈之可耳。”司马桥是左宗棠在长沙的住宅，在私谊上，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日后重叙友情。他后来还致书郭嵩焘，谆谆相邀，希望后者能来金陵节署一叙，并且十分诚恳地表示将按照郭嵩焘的建议积极参与家乡的慈善助学事业，嘱咐儿子增加捐助的数额。

　　显然，左宗棠是将国事和私谊完全分开的，当年的广东军务属国事，而郭嵩焘在樊燮案中的搭救属私谊，在左宗棠看来，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不可能因为郭嵩焘在樊燮案中出手相救的原因，就对广东的那些严重问题闭口不言。

二、樊燮案中决定左宗棠命运的关键人物是谁？

　　既然高阳反反复复地扯出樊燮一案来，那么，还是应该看看，在此案中，郭嵩焘究竟是否如高阳所介绍的那样，是决定左宗棠生死的第一号关键人物呢？

肃顺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关键人物另有其人，应该是肃顺而不是郭嵩焘。肃顺作为当时实际掌控清廷全局运作的操盘手，对湖南的地位以及骆秉章、左宗棠的情况，比咸丰清楚得多，樊燮事件一发生，他就洞若观火、成竹在胸了，咸丰命令将左宗棠就地正法，他是不以为然的。肃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左宗棠最终必然是有惊无险，因祸得福的结果。但是，咸丰是在盛怒之下下达处死左宗棠的命令的，毕竟君臣有别，他不便当场直接提出异议，否定咸丰的决定，他需要一个台阶，一个合适的说话机会。于是，就违反大清保密工作条例，将密旨的内容透露给了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门客高心夔。

　　这样，接下来才有了高心夔通风报信，郭嵩焘引线穿针，胡林翼慷慨解囊，潘祖荫娓娓三陈的诸多环节。这些人物紧锣密鼓的活动，实际上都不过是在执行肃顺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辅助程序：为他搭建那个平台，使他获得一个看上去十分自然产生的说话机会。因此，左宗棠获救的关键人物，只能是肃顺，而不是郭嵩焘。然而，一年之后，咸丰死，肃顺诛，后者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事情便被理所当然地封存起来，不再提及了。即便如此，这样的基本事实依然是无法否认的，这样一个情节不容忽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的命令，跟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的任命，是同时发布的，如此重大的决定，只能是肃顺的手笔，而绝不可能是人微言轻的郭嵩焘所能左右得了的。

胡林翼

　　因此，在这一事件中，郭嵩焘只是那个辅助程序中的环节之一，并不是其中的关键，他的作用之所以被背离事实地夸大了，只是由于一些政敌需要给左宗棠戴上一顶“负义”的帽子，以增加他们的攻击力度而已。高阳将这种并不符合事实的夸大拿来反反复复地强调，也不过是为了使读者形成对于左宗棠的负面印象而已。

　　尽管是“辅助程序”，但左宗棠却也并非不知好歹，毫不领情，我们可以通过左宗棠对潘祖荫的态度了解一下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基本立场。

　　众所周知，此案最终是由潘祖荫在咸丰面前说话之后出现转机的，为此，左宗棠后来不仅每年都要给潘祖荫去信问候，并且送上一千两“炭敬”表示感谢。

　　在裴福京的《河海昆仑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勤嗜金石鼎彝，文襄帅陇，以三千金购毛公鼎辇赠之，报前施也。”

　　这段话是说潘祖荫非常喜欢古董文物的收藏考证，左宗棠在甘肃打仗时，以三千两银子购买了毛公鼎用车送到北京相赠，报答他从前的好处。这里稍稍有点出入，左宗棠送给潘祖荫的礼物是大盂鼎，不是毛公鼎。

　　据说陕西岐山县的宋金鉴在道光三十年以3000两银子买到这件古董，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地区经过长期战乱，渭河平原遍地焦土，这类收藏品价格当然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以700两银子从宋氏后人手中购得此鼎，左宗棠又从袁保恒手中转购并送给潘祖荫。由于此物分量很重，不便长途搬运，就先将铭文拓片送到北京请潘祖荫鉴定。

　　潘祖荫虽说是金石鉴赏的行家，在北京名气极大，但有时也会看走眼。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人从市场的烘炉上买了一只马蹄烧饼，用纸拓下拿去请潘祖荫鉴定，潘祖荫端详良久，认为大概是某件古董。来人听了哈哈大笑，拿出烧饼相示，潘祖荫十分窘愧，这类笑话，恐怕其他鉴赏家也难避免。当时，那只盂鼎的拓片送到北京之后，潘祖荫复信认为是件赝品。

潘祖荫

　　左宗棠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从未亲眼目睹这只盂鼎的实物，也未参与买卖过程，听到潘祖荫的鉴定结果，便叮嘱袁保恒货款照付，但将这件器物送给陕西三原县学宫，不再送往北京。

　　但后来潘祖荫又来信说之前的鉴定可能搞错了，依然想要这件东西。于是左宗棠就用车将盂鼎装上送去，若干岁月之后，这只盂鼎便由潘家后人珍藏，并于上世纪50年代初送给了上海博物馆，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之后又送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

　　这个辗转周折的故事，恐怕可以反映左宗棠对樊燮案中出手相救的人，当然是心存感激的，绝非知恩不报。

　　但这样的报答却仅对潘祖荫，而郭嵩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左宗棠后来在对儿子谈到原因时说：“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盖闻之郭筠仙也。郭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非近人所有。”

　　潘祖荫是从不相识、没有来往的人，出手相救了，自然要感谢；而郭嵩焘则不仅是同乡，而且自幼相好，又是儿女姻亲，彼此相识相知，期许颇高，如果也因为樊燮案子的缘故而买一只鼎送去，并且每年送上炭敬，岂不就成了笑话，等于是在骂郭嵩焘了。

　　不妨作个这样的设想：假如当时在广东担任巡抚的是潘祖荫而不是郭嵩焘，在出现那种镇平之战粤军不出一人一骑，导致闽军受挫，汪海洋逃逸等等的情况以后，左宗棠会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不对广东的兵事饷事进行抨击吗？恐怕未必。

　　左宗棠去世时，郭嵩焘写了这样的对联：“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仍然表达了他对左宗棠耿耿于怀的心情，将彼此间的私谊与当年因为军务贻误遭到左宗棠指责的问题混为一谈，应该说气量稍稍短狭了一点。

　　郭嵩焘对左宗棠镇平之战以后的指责一直难以释怀，不仅将此事跟自己的搭救之恩紧紧捆在一起，而且对左宗棠奏折中的原话进行了改动，以加强自己遭到诬陷的说服力。高阳的小说则将郭嵩焘的这股怨气发挥到极致，不仅将这件事进行反反复复、颠来倒去的叙述，还不惜无中生有，满篇用恩将仇报、“昧杀良心”、“想取得广东地盘”这类字眼来进行渲染，然而，在他的洋洋大著中，却根本不对当年的广东战局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件进行任何具体的介绍，不去说说左宗棠对广东方面产生如此强烈意见的缘由。有兴趣的朋友如果自己去考证一下当时的详细史料，应该会对这段公案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了解和判断。

三、高阳的春秋笔法

　　高阳的小说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左宗棠要去入覲——朝见慈禧，事前在京中贤良寺下榻。此时，大兴县知县递进了手本，按照惯例，大员过境或莅止，要由首县作东道主，备办一切供应，所有费用或由地方摊派，或者先挪用公款，务使贵宾满意。大兴县来后，小说中写道：

　　“‘我们大帅给贵县道乏！’奉命去‘挡驾’的差官，跟大兴知县说，‘再要跟贵县说一句，我们大帅向来不扰地方，贵县不必准备什么，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办，不劳费心。’　　‘是，是！’那知县也知道左宗棠的作风，一年上百万的军饷过手，要什么有什么，不肯沾地方上的小便宜，所以根本也就没有预备。”

　　这段话看似平常，其实也是含有深意的。

　　当时像左宗棠那样地位的达官贵人，大多生活极度奢华，有的甚至连饮用水都是从万里之外的荷兰运来的，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养成了喝进口矿泉水的好习惯，其他方面的享受可想而知。高阳一句“一年上百万的军饷过手，要什么有什么”，就轻轻松松地把左宗棠跟这些人完全等同了起来，一笔抹杀了左宗棠跟这些人的差别，而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的，高阳的这种写法，对左宗棠当然也不公平。

高阳画像

　　清人《归庐谈往录》记载：“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诸人，咸以为苦。左公则尤甚，遇事卒方食，即取七箸同餐，尽饱而止。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留一饭，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经略西边犹如此。”

　　另有清人笔记《名人轶事》记载：“文襄刚毅强果，已届耆年，精力不衰，虽日历兵间疾苦，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拥絮著缁，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受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军事旁午，官书山积，日必次第治理。遇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贪夫悍卒，一经驾驭，罔不帖然。”

　　这类记载极多。当时的西北地区不习惯种棉花，棉花和布匹价格极昂，左宗棠为了节省衣服，最先使用套袖，许多人纷纷效仿他的方法，套袖便流行起来，因为它始自左宗棠，便被称为“宫保袖”。左宗棠行军打仗，从来不去侵占地方官的衙署，无论酷暑严寒，都坚持在营帐中居住。他常常身着黑色的布衣服，戴着套袖，可以随时跟普通士兵坐在一起，拿起筷子跟他们同食共饮，一个那样级别的高官，如果平日里天天山珍海味，面对士兵们的饭菜肯定是难以下咽的，而左宗棠却可以“尽饱而止”，他的日常饮食通过这一现象可想而知。他办公用的是一张从来没油漆过的“白木案”，遇到严寒时，就拥着被子坐在床上处理公务，尽管有时“官书山积”，事情很忙，却从来都是当日处理完毕，从早到晚，常常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天天过着如此艰苦的军营生活，却“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从左宗棠的身上，恐怕找不到一点当朝“爵相”、一品大员的影子。对于这些事实应该非常清楚的高阳，却只用了那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左宗棠的清廉简朴、丝毫没有官僚架子的做派全都一笔勾销了。在高阳的笔下，一个在底层士兵和百姓面前毫无大官派头的左宗棠，被描写成了刚愎自用、私心极重，处处都喜欢妄自尊大，并由此难容于天下、处处不受欢迎的人。

　　高阳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左宗棠从新疆回朝之后，朝中百官尤其是军机大臣们对他极其反感的内容，一个舍生忘死、历尽艰辛保住了大片领土的人，在北京却成为天地难容的人物，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高阳的小说中，“不过十几天功夫，发觉左宗棠天生是合不来群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并无同僚，印象大坏。”“左宗棠第一天入值，大家就头痛了”，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然而，另外一些记载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高阳的小说中，相关部分内容过长，就不一一照录了，下面摘录一些与之相反的内容，各位网友可以在阅读之后稍稍思考一下，孰真孰假，孰是孰非。

　　

　　1937年，美国人W.L.贝尔斯(此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与史迪威是北平美国中文学院的前后同学。)写了一本左宗棠传记，这本书曾经发布了出版预告之后被封杀了，《书林》杂志1984年3月号，以《左宗棠的最后几年》的标题对这本书的第十四章作了介绍，其中对于左宗棠从新疆回朝之后的情况有较详细的叙述：

　　“左宗棠到了北京，发现自己直率的脾气和性格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在进入城门以前，他就遇到一件敲诈勒索事的事。这种腐败现象弥漫于整个朝廷，使治理国家认真办事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凡是在地方任职期满后返回北京的高级官员，都要在城门口缴纳一笔捐献。奉献的多寡，视这位高官的个人情况和他在任职省份的地位，因人而异。那些刚从特殊肥缺上卸任的人，有时要付多达十万两的银子。当左宗棠到达城门口时，守门人要他付四万两银子。他拒绝支付。他说，是皇帝叫他到北京来的，所以他来了。如果进入国家的京城，向皇帝报到需要付钱，这笔钱应该由朝廷来付。至于他自己，一文钱也不想付。为解决此事，他在城门外等候了五天，而始终没有付钱。”　　“左宗棠奉诏：‘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通常这样高级官员的任命，在北京照例是由太监来传旨，而接旨的人要赏给太监一笔可观的银子。当左宗棠接到任命时，他赏了太监一百两银子。太监惊奇的表情使左宗棠以为或许是由于他对自己的慷慨不胜感激，因此又赏了他五十两。太监于是问到咸丰皇帝的眼镜。左宗棠完全没有领会这一询问的重要含义，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几天以后，曾国藩的儿子碰到左宗棠。他同左宗棠的关系要比他大名鼎鼎的父亲还要好一些。他私下对左宗棠说，咸丰皇帝眼镜的事已经成了宫中的话题。太监们的要求还是予以满足为妙。左宗棠不大理会这个建议，只是顺便问起太监们要多少钱？曾国藩的儿子说，单是皇帝赏赐的眼镜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太监们认为可以考虑给他们十万两银子。但是，如果能出一万两，也许可以满足他们了。这一建议，左宗棠认为是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未予认真考虑。　　过了一些时候，左宗棠没有听到这件事的下文。一天，在同曾国藩的儿子谈话时，左宗棠又讲到前些时候向他提出的那个建议。大意是说，对太监们的要求不必过于认真。曾国藩的儿子笼统地对他说，‘对了！我还忘记告诉您，恭亲王正在为太监们起哄而担心。为了免得给各方面带来烦恼，他已经同他们谈妥，给他们八千两银子了事。’　　这种事体，也许只是环绕着一位有声望的人物的姓名产生的神话。但是，这说明紫禁城里存在典型的情况，说明太监对北京官场的某种程度的控制。不久，左宗棠就完全看出，在北京的格局中是完全没有他的份的。京城也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人而觉得不便。他留在北京，使宫廷里奉承拍马的人感到恼怒。　　慈安太后在召见左宗棠几天之后就去世了。她死得异常突然。人们认为，她是被她的那个比较残酷跋扈的同伴慈禧太后给害死的。人们曾经听说，慈禧患了重病，并怀疑她能否痊愈。当传出慈安太后的噩耗时，城里的人开始还以为必定是慈禧死了。及至得知死者是慈安的时候，无不大吃一惊。左宗棠于慈安逝世的当天的傍晚来到宫里。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觉脱口而出：　　‘今天召见时，我还看到她。她和往常一样，言语有力。我不相信她是寿终天年的。’　　他在院子里跺着脚走来走去，越想越生气。他肆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次要人物说这话，第二天就要脑袋搬家了。恭亲王尽力叫他不要作声，但是太监已经很快把他的话报告了慈禧太后。如果说，慈禧过去袒护过左宗棠，那么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袒护了。没过几个月，说是外省有事要左宗棠去办。他同北京的宫廷生活完全脱节，太不合拍了。”　　“中国和法国签订和约后，左宗棠接到去北京的命令。从他晚年这样被调来调去的情况来看，人们难免疑心，慈禧太后对他在慈安太后暴卒时自发的感情仍然耿耿于怀。他请求允许他赴京途中回乡一行，得到批准。但他还没有登程，便于1885年9月5日在福州去世。”

　　从贝尔斯这些比较详细的叙述来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左宗棠从新疆前线回京之后的确是根北京官场格格不入，并且深受排挤的。其中的原因如何，应该也讲述得比较清楚。

　　当时的清人笔记，有这样的记载：

　　“薛叔耘《庸庵笔记》，力诋左文襄，谓其入阁时，骄矜之气，不可向迩。适有折交阁员会议，左每阅一行，则自陈其平回疆之功绩，余则力诋文正不止。如是者数日，而阅未及半，同列者皆厌之，为藏去其折。乃阅近人震钧氏《天咫偶闻》，则云：‘公初入军机，颇锐意欲有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无更正之暇。有所建白，亦多牵掣，所以入值未几，即力疏求去。’与薛书大相径庭。余意两说皆非虚构，大抵左初入京，意气必盛，都中书吏，遂用此法钳制之，左亦无可如何矣。此可见纯才之难得，而国事之不易为也。”

　　下面的这则清人笔记对这种情况讲述得更加清楚：

　　“昔左文襄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疑忌，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亦不愿，于是群起而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陈对，其初陛见也，慈宫甚劳苦之，且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侯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齑，虽乡味，颇可口。’翌日尚遣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诸人编诗，亦遂入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时，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尾，数日茫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

　　这些记载，可以跟前一种记载中贝尔斯的说法互相映证。

　　薛福成是李鸿章的心腹，他对于左宗棠当然会处处进行“力诋”，这是毫不奇怪的。而左宗棠进京之后看到朝中这些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的状况，感到不可思议，这里的情况和新疆前线士兵们的艰辛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他和这样一个官场处处格格不入，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他产生强烈的变革愿望，将自己的愿望对身边的“同僚”进行诉说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共鸣，从而一起推动这种变革，消除当时上上下下的腐败现象，使这个长期处于列强威胁中的国家，能够变得强大起来。他常常以新疆前线的情况跟北京的官场进行对照，来证明必须进行变革的理由。然而，他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因为这些听他诉说的人，正是腐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怎么可能认同左宗棠的这些想法、跟他志同道合呢？还有，收复新疆，在出兵之前曾经遭到过罕见的强烈反对，许多反对者曾经断言此役不可能取胜，然而，这一仗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使他们之前的说法完全破灭了，那些权势极大的反对派当然要给自己寻找台阶，如果不把左宗棠弄得灰溜溜的，他们以后在官场怎么混？这种情况也注定左宗棠回京之后日子不可能好过。

　　左宗棠出身贫寒，又一直生活在民间，尽管后来身居高位，却依然长期保持着当年的本色。在西北，他经常穿着布衣，戴着套袖，居住在十分简陋的营帐里，冬天拥着棉被办公，夏天趴在白木案上写字，平日里五更天就起床，并且喜欢种菜浇园，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普通士兵坐在一起就餐，完全习惯于粗茶淡饭，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一品大员的尊贵。但是，在高阳的小说里，左宗棠从西北他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来到天子脚下之后，虚荣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恶性膨胀起来，成了一个处处妄自尊大，争强好胜的人，似乎非要跟朝中的权贵们一争高下，跟他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两种说法之下的左宗棠，显然无法合并成一个人。

　　这里还想插入一点对于郭嵩焘事件的补充。慈安的突然去世，是一个十分蹊跷的事件，大清国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在这个事件中疑点最大。左宗棠在慈安去世之前刚刚被召见过，当时这位太后一切正常，毫无身体不适的迹象，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当然充满疑窦，并且当百官被召集到宫中宣布这一消息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公开了自己的怀疑，丝毫不去考虑这种做法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左宗棠对于慈禧尚且如此，当他认为郭嵩焘的种种作为存在严重问题时，会不会由于郭嵩焘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就闭口不言，也就不难做出判断了。

　　清人笔记中，有一段名为《左相差官》的记载：

　　“清同光之间，湘阴左宗棠平定捻回各匪，功高威重，朝廷倚畀甚隆。麾下将校皆百战余生，迭保至提镇显职，然往往有不愿鹰专阃之寄。左相旌麾所至，拥护八驺，伺候若奴仆。盖军心固结，甘苦与同，故宁弃富贵如敝屣也。一日某差官奉左相命谒见藩司禀白公事，藩司故满州世家子，好自尊大，染官气甚深，平时待僚属极倨傲，呼叱漫骂，视为故常。差官投进衔帖后，传呼请见，送茶升炕，均以平等礼待之，盖因左相故格外优异。然以为差官必谨守礼法，万不敢竟与抗衡也。讵差官入见后居然升炕，毫不谦让，且箕踞而坐，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藩司已心厌之。比送客则又昂然出中门，迥异属员之趑趄不前腰弯背曲者。不觉勃然大怒，以为是不过区区一差官，左相之奴仆类耳，乃倨傲无理至此，岂真不识方伯之尊严耶？翌日谒见左相语其事，谈次颇愤愤不平。左相立唤差官至前斥之曰：‘尔等自恃战功，在本帅处随意坐卧，随意谈笑，故无不可也，藩司大人为朝廷大员，体制何等尊重，尔竟敢肆行无忌，以待本帅者待之，何不自量乃尔！其速叩头请罪，违则藩司大人一怒，吾不能代尔乞情也。’差官如言谢罪而退。有顷左相端茶送客，比其出也，则中门以外差官十余人俱黄马褂红顶花翎垂首侍两旁，前谢罪之差官亦在其列。藩司大惊，手足无措，乃一一对之请安招呼，步行至辕门外，然后登舆而去。盖藩司初时以为差官者必系寻常偏裨将校，而不意皆红顶黄褂之提镇大员，故回念前事，不觉愧悔交并也。”

　　高阳根据这段记载，在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段落：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下属衙门，身份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礼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理。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儿，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质有关，升善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其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像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

　　不仔细看，似乎高阳的小说跟这段史料没什么差别，但仔细比较一下，小说中进行的改动虽然不大，却是非常微妙的，已经使这件史料的原意完全改变了：

　　笔记中说，这些差官都是经过“百战余生”得来的品级；

　　高阳则通过左宗棠之口说“凭我的奏报就可以有了”。

　　笔记中说，差官们都有“膺专阃之寄”的资格，可以担任方面大员；

　　高阳则特别强调，“武官的品级不值钱”。

　　这份笔记中差官们是自发在门外站班，向藩司表示抗议的；

　　高阳则增加了一句笔记中没有的内容：左宗棠要求差官们站班，并“不得马虎”，于是，差官们的站班，就变成了按照左宗棠的示意，去欺负藩司了。

　　这则笔记中丝毫没有贬低左宗棠的文字，认为差官们尽管都有很高的品级，却“视富贵如敝屣”，心甘情愿地侍奉左宗棠，是因为“军心固结，甘苦与同”的原因，相反，对江宁藩司颇有看法，认为“藩司故满州世家子，好自尊大，染官气甚深，平时待僚属极倨傲，呼叱漫骂，视为故常。”但高阳删去了这些内容，却添进了一些小动作，于是，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味道已经截然不同了。

　　再比如，高阳的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刘锦棠如何成为左宗棠的部下？醇王非常清楚。左宗棠奉旨西征，除了胡雪岩替他借洋债，办粮台以外，本身没有凭藉。其时曾、左已经交恶，但是曾国藩却将‘老湘营’的刘松山，调归左宗棠节制。左候定边，功业彪炳，很得刘松山的力。因此左宗棠对曾国藩处处不满，唯独这件事心悦诚服，曾经在奏折上特地陈明。曾国藩逝世，左宗棠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愧我不如元辅’，这句降心以从的老实话，就是由此而来。　　刘锦棠便是刘松山的侄子。没有曾国藩义助左宗棠，刘锦棠当然也不会随他叔叔成为左侯的部下，也就不会有今天底定新疆、筹议设省这一回事。”

　　关于老湘营和刘松山，前面已经讲过了。老湘营的创始人并不是刘松山，而是王錱，岳阳之败以后，王錱被曾国藩赶回家，老湘营也不复存在了。是左宗棠百般抚慰，使王錱振作起来，重组老湘营，以后，老湘营一直是在左宗棠的实际指挥下，成为湖南地方的王牌部队，而王錱及其全家，对于曾国藩都是怀有很深的成见的。后来，曾国藩在江西坐困南昌，处境十分凶险，不但没有得力的战将，连士兵都只剩下五千人。左宗棠告诉王錱，“涤公为灭贼之人”，劝他消除个人成见，支援江西，正在南方征战的王錱因为军务未峻，没有成行。紧接着左宗棠千方百计支援江西，使曾国藩的人马超过两万，可以稳住阵脚了，曾国藩却回家奔丧，长期不出，江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左宗棠派王錱率老湘营驰援，接连十二场大捷，稳定了战局，但王錱年仅三十三岁，便活活累死在军营之中。

　　曾国藩重新出山之后，恰逢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破，咸丰无奈之下听从肃顺的建议，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如果没有王錱舍命支撑江西战局，那里的湘军恐怕在江南大营之前就被歼灭了，怎么可能在曾国藩回家休了十六个月长假之后还会有两江总督的美差在等着他？其中，王錱和老湘营当然功不可没，但这一事实高阳是根本不会理睬的。

　　王錱累死江西，左宗棠将这支部队交给了守丧复出的曾国藩，没有让它重回湖南，从那以后，湘军中才又有了老湘营的建制，如果没有左宗棠，曾国藩根本就不可能再拥有老湘营了。等到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将这支部队交给了左宗棠，这种情况，如果客观表述，不过是完璧归赵而已。

　　左宗棠从前在节制老湘营的时候，并不是十分看好刘松山，但等到刘松山赴陕时，已是老湘营的统领，左宗棠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长处，十分佩服曾国藩的眼力，便有了那句著名的挽联。需要强调一下的是，这句挽联只是指曾国藩对于刘松山的识拔，以此为证，说左宗棠跟整个老湘营没有关系，完全是拜曾国藩所赐，他才有了这样一支主力，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如果王錱未死，老湘营跟左宗棠之间的联系应该清清楚楚，即使王錱去世，以上事实也是无法否认的，刘松山再优秀，也并非老湘营的创始人，他仅仅是王錱的一名下属而已。另外，刘松山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便在金积堡阵亡了，并没有参加新疆之役。

　　刘锦棠完全是左宗棠一手提拔的，他的父亲本来是老湘营的一员，在他十岁的时候，战死在岳阳。刘锦棠十五岁时从军，要求参加其父生前的部队，当然非老湘营莫属，如果没有左宗棠，岳州之战以后，老湘营早就不存在了，刘锦棠连参加父亲生前部队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割裂刘锦棠跟左宗棠的这层关系，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左宗棠命后者担任老湘营统领时，他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