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社会》经典读后感有感

　　《超级社会》是一本由彼得·图尔钦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超级社会》读后感(一)：朱学东：对今天这个以撕裂为时髦的时代，本书如空谷足音

　　

朱学东评《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

图尔钦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把蜜蜂、蚁类等群居昆虫的真社会性概念和人类社会的超社会性概念，用来分析人类社会如何从小型社会向大型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合作的这种超级社会演进的——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探讨过去一万年里，大型复杂社会如何取代小型社会的。

　　他在书里谈到了那些革命性的工具（当然包括火）而且是主要用于战争（史前社会的围猎）的工具，如投掷性武器、战车、马匹等的发明使用，他详细探讨了人类合作的演进，战争的毁灭性创造两面（外部竞争与内部竞争），以及宗教人类平等主义的轨迹，等等，提出了文化演进的概念，并对群体选择进行了辨析，他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也辨析了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里的观点。

　　图尔钦指出，竞争与合作，是一万年来人类社会演进之路，人类今天的非凡合作，是一万年来社会间的战争中形成的，而合作的消失，是社会崩溃的一个首要标志。图尔钦也因此批评了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观点。图尔钦书中引用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感觉他是左翼自由主义——他在书中最后还引用了我也熟悉的常引用的伯恩斯坦的话：终极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

　　关于合作与竞争，尤其是关于合作的分析，这本书的观点，对今天这个以撕裂为时髦的时代，尤其有价值，空谷足音。

　　《超级社会》读后感(二)：和平，然后呢？

　　本来以为这是一本典型的“得到”型图书，后来发现不是。

【张守进老师的翻译锦上添花，送fafa！】

如何区别纯粹的个体集合与真正的社会？

人类如何一步步从狩猎采集社会走向超级社会？（区别于生物界如蚂蚁、蜜蜂等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真社会性（eusociality）,超级社会（ultrasociality）强调超越亲属关系的极端社会性。）

如何建造一个和平、富足、公正的社会？

图尔钦给出的答案是合作。而促使我们的祖先建立合作关系、并在活人献祭、君权神授的极度不公平时代仍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的动力就是竞争（以战争为主要形式）。

1-4章提出论点，并对本书的核心概念做了解释，5-9章随后展开论述。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1-4章更重要。

虽然图尔钦的研究集中于对战争竞争时期的归纳和验证，却并不过时。“合作者困境”和“多层选择”部分我读了5、6遍。只不过作者用它们来关照集体（毕竟战争是毋庸置疑的集体活动），我很好奇当下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来看，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合作者困境的含义：如果每个人都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话，那么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好，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最好的做法是将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换言之，在以战争为主要竞争形式的时代，合作其实是一种“不得不”。

因为战败的后果如此严重，它包括但不限于：被赶出领地、饥荒、失去财富、成为俘虏、被彻底清洗抹杀。而“上帝站在大军团的一边”“外行看战略，内行看后勤”这些军事名言，也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合作。人们合作地越好，整个群体在战争游戏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即使这种合作关系需要付出金钱、劳动、时间甚至生命成本，社会也演进出了信仰、制度来维持它。

那么在和平时代呢？

竞争形式从战争变成了经济竞赛、技术竞赛，敌我对立的概念逐渐模糊。加上自媒体的兴起和全球化的信息流动，每个人都可以发声，每个人随时可以成为世界公民，对国际事件发表言论甚至参与其中，而曾经依赖的亲朋、社区和国家认同却弱化了。

图尔钦力证的“内部竞争削弱合作，外部竞争加强合作”的内、外之边界在哪里？我们所归属、认同、愿为之牺牲的集体又是哪个？

《十三邀》里项飙谈到（大意），当代人的社会关系两级分化：可以小到自我，大到世界甚至宇宙，却对自己每天身处其中的生活环境知之甚少（如不识左邻右舍、留意不到周边小店的更替）。

“多层选择理论”也出现了断层。集体的边界越来越难识别：它似乎可以无限大，大到仅凭一个理念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找到同好；又可以无限小，小到一个个个体。现实是，除非星际大战（没错，还得是战争），否则没有任何制度或信仰能让70多亿人相互信任并合作。

理论上的大集体不现实，中间层真空，我们只能回归到以个体为单位的最小集体。结果就是，所有人与所有人竞争。

战争时期的胜负标准非常明确：个体的生死，或集体的存活率。非战争时期呢？没有标准，那么一切都可以成为标准，效率要更高、装修要更豪、车子要更新、身材要更好、旅游要更远……

整个社会都在实行“末位淘汰制”，各个行业。大家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各个方面。

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全面竞争不就是2020年末讨论度最高的“内卷”么？

昨天读了刘瑜：请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非常认同。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刘瑜的先生考虑要不要让孩子学弹钢琴，刘瑜说不要。理由是“北京可能有300多万孩子在学钢琴，在这种情况下学钢琴，要想出类拔萃，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还不如让孩子学习古希腊罗马史呢。”

为了差异化竞争，古希腊罗马史当然是比学钢琴更明智的选择；但作为普通人的一项爱好，其实跟别人学不学、学得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不是么？

进化的原料就是差异……挑选出最好的做法。然而，在这之后逼着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做事情就错了，因为这句中断了演变的进程。（因为）你从不知晓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近在咫尺，或者一个以你的悬链无法应对的危险。

姜文说，他眼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都特别聪明，在自己的位子上，干自己喜欢的事（大意again）。

贝多芬只有一个，但每个人都可以喜欢音乐。

关于研究方法再唠叨几句：

关于社会进化这方面的著述着实不少，作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会与其他理论不断比较：或驳斥，或指出两者间差异。既方便读者理解，也相当于提供了一份相关研究书单，学到了~

期待作者及团队构建的历史数据库！

　　《超级社会》读后感(三)：战争如何推动社会合作

　　（本文转自海德沙龙： [译文]战争如何推动社会合作 。其中对《超级社会》一书的引文替换为中译本对应内容，小标题为汉唐阳光所加。）

　　作者:Cameron K. Murray 译者:Veidt 校对:小聂 来源:The Evolution Institute,https://evolution-institute.org/article/review-of-ultra-society-how-10000-years-of-war-made-humans-the-greatest-cooperators-on-earth/

对人类的合作进行量化

　　图尔钦教授在他的新书《超级社会》中，通过对帝国兴衰的量化分析，来辨识出隐藏于曲折跌宕的人类文明史中的决定性机制。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图尔钦教授在历史动力学领域的一些学术成果，让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也能领会其中的奥妙。

　　什么是历史动力学？我能给出的最佳定义是：这是一种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它试图通过量化的方法去检验，排除和发掘关于人类文明演化的诸多相互竞争的假说。

　　图尔钦教授提出了一个难题以吸引读者的兴趣：是哪些社会和心理机制让人们拥有了大规模协作的能力，完成了诸如建设国际空间站这样的宏伟目标呢？他估计全球劳动力投入在协作建设国际空间站这个庞大任务上的总人工时大约是300万人年，也就是超过260亿工时。

　　下一个容易想到的问题就是，这相比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依靠协作完成的伟大工程又如何呢，例如需要花费40万人年修建的吉萨大金字塔，还有需要花费10万人年修建的罗马大竞技场，以及以上这些长期以来反复再现的模式，是否显示了人类在大规模协作能力上的进步呢？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倾向于通过自利、竞争和冲突的视角来看待人类行为，在这些视角之下，自利个体之间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达致有效率的经济产出。但就像大海里一条对于自己所生存的广阔水域一无所知的鱼一样，我意识到我对于合作行为这片广阔的大海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是我所关注的自利和竞争的基础。

　　在《超级社会》一书中，图尔钦教授提供了一种看待并衡量合作的方式——在大尺度上将它的存在进行量化。当你能够看清合作这片统治着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它就会将你引向有趣而又富有挑战性的科学探索。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充盈着超大型社会合作的人类世界还会经常屈就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

　　图尔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战争是合作行为在群体内部发展的机制。它是一种基础性进化过程，发生于在各社会之间的大尺度上。他提升了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将其视为对合作行为的一种选择机制，并且将其价值置于许多技术性因素之上，例如植物的驯化和农业的出现。

推翻“原来如此”的流行叙事

　　图尔钦推翻了许多自称能够“解释”通向文明路径的标准叙事，认为它们忽视了自身与显而易见的考古学事实之间的重大矛盾。有一种天真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明“……让雪球滚动了起来，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则随之展开”，这是一种令很多人满意的常见叙事。但是，认为小规模永久定居点附近季节性的收集和播种行为可以直接导致古代文明中所呈现的一些大规模社会制度，这似乎有点太过牵强了。

　　早期的农业社会“对人类的健康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也削弱了“农业的雪球”这一叙事的说服力，相比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更差的营养水平导致了更小的体形，更多疾病，以及高密度的聚居区内病原体的传播。尽管如此，农业社会的确在之后得到了扩张并最终超过了游动性的狩猎—采集社会。

　　这种对于社会制度“原来如此”的解释【编注：『原来如此故事』又称特例假设（ad hoc hypothesis），是一种为某一解释设置无法或难以验证的特殊条件，从而消除或降低该解释之可证伪性的做法】，立足于物质和技术方面的历史条件，把简单的相关性当成了煞有其事的因果关系，我因此而一直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图尔钦教授提供了证据以显示虽然所有早期的大型文明都拥有农业，但并不是农业这一单一因素直接导致了大型文明的出现。

　　对于没能在图尔钦教授指出之前认出这些“原来如此”故事，我感到自己有点傻。在我所研究的经济学领域中，货币的存在仍然在教科书中被解释为在史前时代的某个时刻有当人意识到某种形式的通货比直接使用四分之一头牛去交换三筐蔬菜变得更加容易的时候自动产生的。

　　然而，许多其他的社会安排也同样解决了“双方需求的巧合匹配”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一些现存的部落社会，虽然这些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众多专业化的分工角色，但他们至今既没有货币，也看不出对货币有任何需求。取而代之的是，这些部落社会通过多种仪式，层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安排解决了“双方需求的巧合匹配”这一困境。

　　图尔钦教授希望通过他的历史动力学使文明史的研究摆脱这些“原来如此”解释。为了推进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他的研究里使用了可量化的历史数据让多层次选择理论以及它的不同组成部分与众多其他的理论进行竞争，通过这种做法排除那些较差的理论并为之后的研究打开新方向。书中的大多数章节都包含了对这一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的描述，而这本身已经足够有趣和富有启发性了。

　　图尔钦认为，人类社会，部落和群体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一条线性的道路从小规模的狩猎—采集部落发展为大型文明的。不同社会之间在相互征服和战争中所展开的竞争，使得那些通过更好的内部合作发展出了更高效的武器和军事组织的社会生存了下来，而代价则是其对手的消亡。 以下引文对此作了总结：

这就是我关于这些和平稳定的社会是如何出现的个人认识。正如战争创造了大国、帝国和民族国家，社会也会演进出一些措施来压制内部冲突和暴力。内部暴力减少的反面是内部合作的增加。看上去可能很让人吃惊，更大程度的和平趋势早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这远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之前。当然，帝国之间的战争让部落间的冲突在规模上显得微不足道。庞大军队的作战越来越血腥，伤亡人数也在攀升。但重要的是，这些战争从帝国统治中心转移到边境。越来越多的人—那些居住区域远离战火纷飞的边疆地区的人—从来没体验过冲突，能够享受相对的繁荣。 一方面，更大型的军队和战争中更多的伤亡名单这两者并不矛盾，而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口享受了和平。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考虑，重要的不是总共有多少人被杀，而是我（或是你，或是你在乎的某个人）将要被杀的几率。换句话说，重要的数据是每个人面对暴力死亡的风险。

　　这一观点的强大之处在于，“战争是如何导向和平的”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一旦通过进化的视角来理解，其中的逻辑就显而易见了。它将我理解历史的心智模型从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线性事件的串联转变为一棵包含多种进化路径的分叉树，这棵树的许多分支都终结于失败的文明及其文化，但更多的分支则是通过征服合并在一起并继续成长的文明。

　　简而言之，我已经摒弃了那种流行却是错误的以线性视角看待文明演化的方式，该方式认为它仅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而不理会种群内部冲突的作用。下图左边的部分代表了之前的我出于无知而在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这种带有很强迷惑性的流行视角。

　　而下图中右边的部分则代表了一种更加准确的看待生物进化的视角，进化是在众多基因的混合与消亡中完成的。这是一种更加精细也更加复杂的视角，但它提供了一种对历史路径更加有用的叙事，文明的消亡和文化的合并实际上是族群间战争的结果。

　　更有趣的是，当来自外部的战争和竞争压力较小时，那些成功的族群会发现控制自身内部小群体间的明争暗斗变得更困难了，而缺乏内部合作将会让这些曾经成功的族群在面对外来者的攻击时变得脆弱。用图尔钦在书中第二章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来看战争如何有助于淘汰那些“变坏”的社会。当因生存冲突的需要而强加的纪律松懈下来的时候，社会就失去了合作的能力。 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非常反动的流行口头语是“这代人需要的是一场战争”。这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是以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也许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丝无情的逻辑。无论如何，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一个不断出现的模式，当一个成功的帝国开疆扩土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时，当生存不再是问题时，自私的精英阶层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就会抓住政治议程。“同舟共济”的精神消失了，代之以“胜者通吃”的心态。当精英阶层富得流油的时候，其他的人口却越来越贫穷。猖獗一时的财富不均进一步破坏了社会合作。超越了一定程度后，一个一度伟大的帝国变得如此不能正常运行，以至于那些小而团结的邻国开始撕咬它，让它分崩离析。最终合作的能力降低到一个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野蛮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帝国的中心发起攻击。但兵临城下的野蛮人并不是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野蛮人的到来只不过是未能维持社会合作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史学家阿诺德 · 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的，伟大的文明并非死于谋杀，而是自杀。

　　我之前曾经用小规模实验的方式研究过族群瓦解为多个相互竞争的部落的情况。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民族国家这么大的尺度上，也有类似的选择过程发生。书中关于社会固化和大规模合作的消亡的讨论，让我联想起了下面这幅关于美国党派政策演化的图中所显示出在立法变更上的党际合作水平的显著下降。

　　图中每个节点都代表美国在1949—2012年间的一位众议院议员，红色代表共和党人，而蓝色则代表民主党人。如果两位议员在立法决策上达成一致的频率高于由随机概率所预期的水平，那么他们所对应的节点之间就会被一条线连接，节点在图中的排列方式使得那些相互之间有更多连接的议员靠得更近。这样图中的聚类就从视觉上反映出了哪些议员在推进立法上相互合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结束后，来自外部的对于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威胁都不复存在了，而从政治角度上看，似乎维系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整体的能力也随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则是喋喋不休的党派纷争。在图中我们不再能看到一个富有合作性的整体，而是一些分别由红点和蓝点组成的武断分隔的竞争部落。

由本书引发的更多思考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陷入了深刻的反思。本书中还贯穿了许多其他重要想法，它们会让你重新思考我们在解释历史事件时所常用的那些流行但过分简化的叙事。从人类文明中以可量化方式衡量的暴力水平在长期中所呈现出的Z型曲线，到马、远程武器和人口规模在族群间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后君神合一政体和统治阶级的崛起。

　　即使是图尔钦教授在书中偶然从主线上岔出的一些分支也讨论了相当重要的问题，例如在第四章中澄清关于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作用的一个观点时，他随性地评论道“顺便提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文化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领域。高度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经常会面临威胁到自身生存的问题，这导致了一种毁灭性的创造过程以保证最终生存下来的企业在内部都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合作能力，我们称之为经济效率。

　　然而从经济角度上说，竞争本身是非常低效的，因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对手所复制的生产设备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对我来说，其中的利弊权衡已经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了。即获得内部凝聚力所带来的收益需要以面对外部威胁为代价，否则大规模的群体将会被内部众多小团体的利益慢慢腐蚀。

　　与任何涉及关于人类文明的宏大观点的著作一样，书中几乎肯定会有一些值得争论的细节。我显然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来这么做。但我希望与各位分享在读完《超级社会》这本书之后一直占据我脑海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和评论应该足够说明这部大作的引人入胜之处以及其中的一些主题。

　　首先，如果持续的群体合作依赖于外部竞争，那么创造一些假想中的外星敌人是否对于维持更好的全球合作具有价值呢？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老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外部敌人来维持村子内部的和平。为了维持团结而创造出一个敌人的想法现在很流行，即使在一些经济学漫画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或者也许主要的现代宗教已经扮演了这一角色而因此变得无可取代[1]？ 毫无疑问，在不引发实际的冲突和暴力的前提下推进更大规模的人类合作在道德上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这真的可能的话。

　　第二，紧跟第一点的思路，现在人们对于“道德”的惯常理解与维持社会的合作规范是一致的。然而我还是无法摆脱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正如达尔文在进化论上的贡献一样，认为与外来者的战争能够推进内部和平这一观点很容易被政治利益所利用，因为它很容易被说成是一种“自然的”或是“道德的”立场。

　　第三，这些宏大的合作是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的？对于21世纪的公共政策而言，存在一种通用的实践模式吗？书中第十章的以下段落简要地提到了部落和群体是如何用“标签”来标识彼此群体身份的方式来创造合作的。

一个重要的进化突破就是用语言和方言、穿衣和装饰风格（包括纹身），以及行为（例如参与集体性仪式）这些象征性标志来划定合作群体。通过象征意义来划定的合作群体，或部落与民族，允许我们增加合作规模，超越我们个体的人际圈子。当然，在一个部落和民族内部增大合作范围的缺点就是，会与其他部落和民族发生更强烈的冲突。

　　但与书中其他一些次要观点一样，书中的这个段落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难题，也就是人类是如何在实际中被组织为各种层次的“部落”的，并在之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外人，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个文化群体的标签，或者信号和仪式，但作为群体内部的人，我们却通常会忽视投入到这些标记仪式上的大量资源。

　　整个时尚产业的存在几乎就是为了标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体育爱好或性别取向。人们买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交通，否则除了有限的几种不同车型之外，不会有多少对其他车型的需求。

　　但实际上人们买车也是在购买一种营销符号——通过对不同车型的选择而为自己贴上标签——你开的车显示出你是什么样的人。而国家则通过国旗、国歌、国家的代表性颜色、各种体育项目的国家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来让人们产生认同感。

　　虽然我之前一直认为大多数炫耀性消费都很浪费，正如我们投入在军事上的资源通常从表面上看来都很浪费一样，但一幅由这类“贴标签”的行为和仪式通过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合作水平而带来巨大收益的图景正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虽然这并不是本书直接关注的内容，但我认为，就有关合作和冲突的进化观点的这一侧面挖掘更多细节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四，自从核武时代以来，远程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将在群体间战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图尔钦教授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为什么那些能够在远程杀死敌军战士的技术在大多数战争中都是制胜的法宝，从早期人类演化出的准确投掷石块和长矛的能力，到弓和箭的发明，到使用马匹来让军队获得远程的机动性。在这个洲际导弹，无人机和核武器的时代，当整个世界都可以成为任何人的打击目标，远程武器又将如何发挥其作用？

　　第五，如果合作的努力是为大规模战争服务的这一因果叙事的确占据了大部分的文明史，那么之前的战争所留下的遗产在当今经济版图中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我所能想到的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产业，例如客运航空业，就是从对空中战争的产业投资中崛起的，而当今的数码时代也起源于军工行业对远程通信技术的投资。

　　现代大多数主要工业企业都曾经以各种复杂的方式扮演过军队供应商的角色，或者本身就是由之前的军工组织私有化而来。许多现代城市存在的原因就是处于当地的军事基地所带来的战略性优势，而高速公路，铁路系统，港口和机场这类重大的基础设施则更多都是军事战略的产物，而非和平时期经济投资的产物。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之前的战争所带来的合作遗产并不仅仅存在于技术方面，它同样存在于组织制度中，从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到福利国家，到国际货币和贸易条约。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看起来很像军队与士兵的关系，两者都要求正式入职程序，统一制服，行为准则以及层级化管理。

　　当代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供应品，包括住房，医疗服务和现金支付，最初通常都是在战后提供给退役士兵的。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所达成的一系列决议的直接后果，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而也许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许多西方国家中由战后建立的机构所导致的社会平等局面的崩塌，也仅仅是因为外部威胁的缺失为它们提供了内部斗争和权力滥用的温床。

　　正如你所看到的，《超级社会》这本书将会让你去深思一些之前不曾想到过的大问题。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眼中的世界变得明显不同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读到了一部意义深远而富有洞见的大作。

　　注[1]：在解释宗教在大规模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图尔钦引用了Ara Norenzayan的著作《巨神：宗教是如何改变合作与冲突的》一书中的内容，我也推荐读者阅读这本书。

　　（编辑：辉格@whigzhou）

　　《超级社会》读后感(四)：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述评

　　“如果你想理解某个东西，首先要学会如何衡量它。” ——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

如何使用数据分析和衡量历史，这是俄裔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所提出的“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的主要目的。传统历史学家也会用数据去分析，然而这些数据大多是归纳性质的，目的在于说明学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主旨，而非通过数据去研究动因和历史的长期趋势。当然，经济史学家也会使用长时段的数据分析，但也局限于经济波动和周期，对于有人类以来的宏观历史，极少触及。图尔钦所建立的是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用来研究长时段的历史趋势，甚至其野心还在于“预测”历史走向。

这种方法和进路听起来都会让历史和人文学科学者感到不舒服，更别说是接受了，但在对其厌恶和鄙夷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动力学的基础，总不至于使自己变得固步自封，或者成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坚决捍卫托勒密的死忠保守分子。

我将图尔钦的历史思想来源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演化生物学（多层次选择理论）

图尔钦的本专业是生物学，而并非数学，数学只是使得思想精确的方式，所以他的思想底色仍然是演化生物学。提起演化生物学，通常有两种偏见，一种就是被斯宾塞所误导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这句话的常见表达，事实上这种观念早已经被学界所唾弃，不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希特勒种族灭绝的理论武器，而是其根本不是生物学。这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批评，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个常被误解的是被理查德·道金斯所普及了的“自私的基因”，这个1970年代提出来的观念，至今仍然广受推崇，不仅仅是因为他正好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脉相通，也是因为具备了很大的解释效力。道金斯的观念来自于汉密尔顿和特里弗斯，后来又进一步融入了博弈论，从而变得广为人知并极具误导性。总结来说，这一脉的演化生物学叫做个体（基因）选择说，着重在于用基因解释生物和社会现象，例如蚂蚁社会中不具有繁殖能力的工蚁能够演化出来，是因为蚁后所生的孩子与这些工蚁们具备3/4的血缘关系，自然要超过了子女的1/2血缘关系。这叫做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另一个核心思想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大意是说你帮助了我，为了是以后我能够帮助你，由特里弗斯提出后，又得到了博弈论中的“以牙还牙”策略的支持。

使用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来解释历史和政治史的学者中，弗朗西斯·福山是最为知名的一个，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册）中，福山把其思想就建立在这两个根基上。他认为，官僚制或者说科层制治理方式，是社会主动放弃了基于亲属关系和互惠利他的天然倾向，是社会和政治治理的进步体现，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自秦以来所建立的官僚体制。这个早熟的政治体制，在其他社会却发展缓慢，例如英国和美国到了19世纪还是依附式治理，也就是说谁上位了，就把给自己投票、支持自己的人安排进政府部门，只有普鲁士在19世纪才建立了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但中国历史缺乏对皇权的制约，这一点在西方、中东和印度地区却迥然不同，宗教的理论是对权利的掣肘。

能够主动将生物学理论引入到历史和政治分析中来，福山显示了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学术视野。然而，对历史有了解却对演化生物学知之不多，所以才会掉入到了道金斯一派的陷阱里，使得其历史理论建立的基础不够扎实。

与道金斯一派针锋相对的是基于群体选择说发展起来的演化生物学观点，现在更多地被称之为多层次选择理论（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与之密切联系的也被称为文化演化理论或者基因-文化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简称DIT）。这一派是与道金斯同时期的E.O.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早期群体遗传学被威廉姆斯批评之后就被抛弃了），随后威尔逊又写了《论人性》和《基因、心智与文化》等书，都在大力宣扬群体选择说。大卫·斯隆·威尔逊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他将此应用于道德、利他和宗教等分析，拓展了多层次选择理论的视野。

另一方面，将文化引入演化生物学，并结合多层次选择理论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生态学家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更是极具影响力。当然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将基因分析引入历史和史前史，更是启迪了无数分子人类学家。

然而，演化生物学的多层次选择研究者介入到历史时，大多还是集中于考察早起智人和人类的迁徙，采集狩猎社会的基本状况，像是约瑟夫·亨利奇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或是关注于具体的专题，如大卫·斯隆·威尔逊的《达尔文的大教堂》，也有像是罗伯特·赖特《非零和时代》那样的少量作品，但基本上对于农业之后国家和帝国出现后的历史，都较少涉及。或许是因为这些学者本身大都来自于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及分子人类学）出身，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有太过于丰富，历史解释又十分众多，对其进行一一辨析与批评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能力。

图尔钦则正是试图跨越这个障碍，他让演化生物学（多层次选择理论）进入到了历史的语料库中，使用跨历史和跨区域的历史文献和丰富数据，让该理论不再仅仅是解释原始社会、部落群体，而是分析帝国的兴衰成败，以及为何让历史呈现如此趋势的动力。他与大卫·斯隆·威尔逊等人合作，建立了塞莎特全球历史数据库（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目的就是用数据来检验和证伪各种历史理论和假说。

二、文化演化理论（双遗传理论）

基于个体（基因）的演化理论，得出的是自私、理性的人，因此人类行为就可以建立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最典型的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人假说”，人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特征也是理性行事，历史学中的代表是韦伯所提倡的理性精神。

事实并不与此相符，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已经推翻了理性人假说，但这个学说在政治学和历史研究都仍然盛行。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界日渐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合作才是智人得以成功占领地球，并在生态利基中居于顶端的主要原因。在面临群体竞争压力下，人人为己，不战而逃的部落很容易就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部落所消灭。

群体选择理论与文化演化理论并非是否认基因是自私的，而是认为选择和竞争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进行，在群体内部或许自私者会将合作者驱逐，然而面临到群体竞争时，不合作的群体更加容易被淘汰。而自私基因的信奉者也并非认为人类的合作没有出现，而是认为是在人人为我的情况下，合作的策略有利于自己而已，可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进而得到更多的好处。合作只是自私的“副产品”，正如亚当·斯密认为人人为我可以出现公利一样，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

图尔钦在《超级社会》中批评道，“‘自私基因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科学理论，因为它让人类的道德变成了进化的偶然性事件。不像多层选择，这种论断并不会产生我们能够用经验来验证的理论预测。”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体中自私者如果增多，就会破坏群体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了群体，这往往是帝国/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将文化纳入到生物学理论中，形成了文化演化或双重遗传理论，原因在于遗传（基因）的变异非常缓慢，自然选择发生的时间很长（也有少数的反例是工业污染严重时期英格兰飞蛾颜色的变化），但自从人类出现文化之后，就能够在较短时间范围内进行普及和传播，例如弓箭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这些都突破了基因的限制。同时，文化的演化还能够影响到基因，例如烹饪，理查德·兰厄姆在《生火：烹饪如何使我们变成人类》一书中就认为，从吃生食到熟食的转变是的我们的消化器官萎缩，咀嚼齿边小，大脑得以增大等等。更为著名的例子是，人类饮用奶制品导致乳糖消化基因在成年后持续开启，这些都是文化带给基因和遗传的改变。

图尔钦承认，自己受到了罗伯特·博伊德和生态学家彼得·里克森的影响。在里克森和博伊德所合著的科普作品《基因之外》中，向读者普及了文化演化理论，但更为重要的著作是《文化与演化进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两人的大多数作品和论文都充满了数学形式，这也是图尔钦能够被吸引的原因，“回顾过去，将这一发展性的理论[文化演化理论]置于坚实的数学基础之上是正确的决定。模式会产生清晰的、定量的预测，而且渐渐地，文化演进学者们开始通过设计实验与分析历史数据来积累实证语料库（empirical corpus）。”

那么文化都包含什么内容呢？可以说包含了人类除了基因之外的全部，制度、技术、习俗、宗教等等。图尔钦历史动力的核心主旨是这些文化内容，目的在于促进群体之间的合作，增加群体的竞争力。

图尔钦和蒂利等人的看法类似，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战争上，是战争促进了国家的诞生，而国家发动战争。进一步延伸就是战争促进了和平，而和平导致了战争，这个核心思想在图尔钦另外一本书《战争与和平与战争：帝国的兴与衰》中表达的淋漓尽致，他总结了三个核心观念：元民族边境理论、人口结构理论以及社会心理理论。元民族边境理论（metaethnic frontier theory ）可以用来解释阿萨比亚周期，人口结构理论用来解释百年周期，社会心理理论可以解释父子周期（fathers-and-sons cycles ）。

三、阿萨比亚（伊本·赫勒敦）

图尔钦关于历史部分的观念，其核心来源是15世纪的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勒度的核心概念是族亲意识（阿萨比亚，asabiya），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部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赫勒度认为：“族亲意识意味着自豪、奋进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这也是让游牧民族能够战胜定居民族的关键。

但赫勒度也并非一味赞颂游牧民族，他认为单独的游牧个体是难以驯服、不听指挥、骄傲自满的人，族亲意识可以让部落之间的个体达成一致，但却无法联合其他部落，只有宗教才能将不同的游牧部略统一起来，而阿拉伯人正是通过宗教走向了对外征服。

法国历史学家马丁内斯-格罗所著的《历史上的大帝国》，就是对伊本·赫勒度思想进行重新归纳所做的实证研究。将族亲意识作为主题，阐述了2000年以来中外各种帝国的兴衰成败，一开始创建者将部落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族亲意识，然而对外征服建立王朝，随着定居和文明化也就渐渐地解除了武装，统治者也失去了族亲意识，最后被新来的更加具有族亲意识的群体所取代。

阿萨比亚可以得天下，但是否能够治天下？图尔钦将阿萨比亚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视族亲意识为能够团结群体的重要纽带，认为具备阿萨比亚的群体就是最具合作精神的群体，而不仅仅局限于游牧者。因为游牧部落在公元前1000年才出现，而早在他们形成之前的2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国家。阿萨比亚在游牧群体中表现的最具明显，尤其是他们对于此后大型帝国的兴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汉朝、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以及罗马帝国。

以此为基础，图尔钦重新将历史表述为由战争所推动的过程。这不仅可以解释采集狩猎群体从平等到集权的过渡，也可以解释大型帝国的兴起，当然包括伊本·赫勒敦的帝国兴衰理论。这个说法虽然看似平淡无奇，却被图尔钦使用的极为出色。

历史研究者通常的看法是，农业导致了财富分化和权力集中，却并未意识到在农业出现之前，甚至农业出现之后的数千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中仍然是平等主义盛行。例如即便是当今的采集社会中，对于孤傲自满滥用暴力的人都会实施惩罚，我们人类祖先走出了表亲黑猩猩社会一雄独霸的局面，经历了数十万年的平等生活，突然放弃这种平等而接受他人的奴役和压迫肯定是有原因的。

图尔钦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战争，因为只有在战争中，首领或将领能够获得部落成员临时授予的权力，这样才能够指挥作战。但一旦回归和平，这种临时权力就会被收回，首领或将领退回到原本的地位，遇事与部落成员协商。早期部落中，和平时期处理事物的通常交给神职或宗教首领，战争时期则由将领来担当。当战争处于长期状态时，将领就取代了宗教首领，而军队和散兵游勇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组织和明确的军事目标。

临时获得的威权要变成永久的形式，一是不断地发动战争，其二将领还需要一群支持者。而战争的持续导致了具有从部落联盟走向了更大的国家，尤其是处于平原地带的农业部落，因为冷兵器时代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就是双方能够投入到战场上的人数，图尔钦使用兰彻斯特平方法则（Lanchester’s Square Law）来解释这种优势，“在每一轮交火中，军队对敌方造成的伤亡比例是其人数优势的平方。”

在持续战争期间，文化也进行了演化，那就是平等主义消失，等级制度被接受，尤其是战争首领或者国王开始将和平时期的神权结合在一起，早期第一批国家建立之后，国王都特别残暴，而且特别自负和不可一世，图尔钦如此说道：“基本上，国王和他的随从们是一个傲慢自负者联盟，国王是首领，追随者们是次一级的傲慢自负者，但是也从中获利颇多。”

然而，第一批国家都比较不稳定，社会并未在不平等和过渡分化，反而是走向了稍微缓和的等级制大型帝国。这个时代被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其特征是东西方均出现了平等主义的思想，例如佛教、儒家和希腊哲学等，其相通之处是要求造福普通民众的方式治理国家，国家不能仅仅只服务于统治阶层。第一批国家中不平等的增加，让社会躁动不安，这种社会使得合作崩溃，也导致了国家的崩溃。

“以民为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图尔钦看来，仍然是战争所推动的。但不是早期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战争，而是来自于欧亚草原上、具有阿萨比亚团结精神的游牧群体。“这种将马术、复合弓和冶铁术结合起来的做法产生了非常有效的军事技术，从而保证了草原骑手2500年的统治力量（直到火药淘汰了他们的骑射术）”农业社会和国家要对付游牧的侵袭，一是引进战马，还要有可以防护弓箭射击的装备，以及由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但这些并非最终能够解决农业国家困境，只有组成更大的国家、招募到更多的军队、征收更多的税收才能解决，帝国就恰好出现在了这个轴心时代。

然而，帝国越大，整合的人口就越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人群要生活在同一帝国之下，帝国的内部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形式就必须跟着变化，万神、多神被一神所取代，对于中国来说，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同样是可以解决多民族、多语言等帝国问题的手段。与此同时，战争的压力也让精英或贵族阶层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特权，接受具有平等主义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因此，图尔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想，平等主义不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产物，而是可以追随到轴心时代：“虽然启蒙时代的思想加速并深化了人类走向更高程度平等的步伐，但这种宏观历史性趋势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而且在这种趋势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理性，而是信仰。”总体来说，这种具有普世性质、平等主义的观念最终取得胜利，并称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其扩大了帝国内部多民族和多语言群体的合作，并能够将其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游牧者群体的侵扰，也能够约束至高的王权。

总之，在人类社会演化至今的过程中，图尔钦认为社会不平等程度是一个Z型的转变过程，从灵长类祖先群体到采猎群体我们人类过上了最为平等的社会，而到了远古第一批国家的出现不平等程度加剧，此时也是活人献祭、奴隶盛行的时期，而此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逐渐走向了当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总结

虽然把战争作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因，但图尔钦绝非是一个提倡战争、好战热血的人，战争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了过去，他认为现在更加重要的是非暴力形式的竞争，例如商业竞争，而本书中对战争强调的目的都是在于颂扬合作的重要性。

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在于使用数据来对抗假象，自古至今太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太多的理论假说，例如仅仅关于罗马兴亡的理论就有200多种解释，图尔钦的目的不是再为其增加一个解释特定帝国的兴衰，而是关于帝国本身的兴衰，并使用数据进行检验。“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正确，而是这些思想是否有成效。有成效的思想会产生新的理论和数据，以此可以对抗假想。数据会摧毁一些假想，而且迫使我们修正其他假想。”

历史的动力学不仅能够解释过去，而对于当今商业和政策都有重要的启示。图尔钦曾说有硅谷高管对他的历史动力能够预测很感兴趣，并询问他怎么能够从中赚钱，虽然这可能只是个玩笑，但在《超级社会》中，图尔钦对于合作的强调或许正能够为企业管理一些新的思路，他表示安然公司那种以业绩来衡量员工、并实行末位淘汰的机制，只不过是增加了企业内部竞争，这是历史上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书中也提到了球队管理，“那些薪资不公的棒球队获胜的场次要比那些奖励分配更加均衡的球队少些。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那些有超级巨星球员的薪资水平不平等的球队里。”

因此，历史动力学不仅仅是对于过去提供一种解释，以史为鉴不仅仅可知兴替，也可以预测未来。不仅能够让统治者学会如何治国，也能教企业家如何管理。

文/格列柯南｜题图：历史女神缪斯克利俄（The Muse Clio (c. 1689) by Pierre Mignard，维基百科）

PS：对于本人来说，图尔钦的理论不仅将我之前所接受并认可的演化生物学思想（多层次选择理论和文化演化理论）统一整合到一起，而且用之解释历史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可能图尔钦在论述具体国家历史的时候还欠缺一些详细史料，但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比起关注于微观层面的历史和太过宏观的大历史，图尔钦提出的是一种融合两者的中层理论，不单单能够解释智人如何演变，而且还能解释国家兴替，尤其是对于比较历史研究来说，关注于中西历史发展的相同之处，要比关注差异和分流更加重要。

++2020.10.31日补充++

最近翻阅图尔钦blog的时候，图尔钦承认，他接受文化多层次选择理论（CMLS）的原因是能够很好地解释两个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群体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群体内部的竞争导致了群体合作的破坏，而《超级社会》完全可以用这两句话进行总结（原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