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社会》读后感精选
《超级社会》是一本由彼得·图尔钦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超级社会》读后感(一)：朱学东：对今天这个以撕裂为时髦的时代，本书如空谷足音
朱学东评《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
图尔钦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把蜜蜂、蚁类等群居昆虫的真社会性概念和人类社会的超社会性概念，用来分析人类社会如何从小型社会向大型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合作的这种超级社会演进的——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探讨过去一万年里，大型复杂社会如何取代小型社会的。他在书里谈到了那些革命性的工具（当然包括火）而且是主要用于战争（史前社会的围猎）的工具，如投掷性武器、战车、马匹等的发明使用，他详细探讨了人类合作的演进，战争的毁灭性创造两面（外部竞争与内部竞争），以及宗教人类平等主义的轨迹，等等，提出了文化演进的概念，并对群体选择进行了辨析，他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也辨析了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里的观点。
图尔钦指出，竞争与合作，是一万年来人类社会演进之路，人类今天的非凡合作，是一万年来社会间的战争中形成的，而合作的消失，是社会崩溃的一个首要标志。图尔钦也因此批评了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观点。图尔钦书中引用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感觉他是左翼自由主义——他在书中最后还引用了我也熟悉的常引用的伯恩斯坦的话：终极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
关于合作与竞争，尤其是关于合作的分析，这本书的观点，对今天这个以撕裂为时髦的时代，尤其有价值，空谷足音。
《超级社会》读后感(二)：和平，然后呢？
本来以为这是一本典型的“得到”型图书，后来发现不是。
【张守进老师的翻译锦上添花，送fafa！】
如何区别纯粹的个体集合与真正的社会？
人类如何一步步从狩猎采集社会走向超级社会？（区别于生物界如蚂蚁、蜜蜂等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真社会性（eusociality）,超级社会（ultrasociality）强调超越亲属关系的极端社会性。）
如何建造一个和平、富足、公正的社会？
图尔钦给出的答案是合作。而促使我们的祖先建立合作关系、并在活人献祭、君权神授的极度不公平时代仍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的动力就是竞争（以战争为主要形式）。
1-4章提出论点，并对本书的核心概念做了解释，5-9章随后展开论述。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1-4章更重要。
虽然图尔钦的研究集中于对战争竞争时期的归纳和验证，却并不过时。“合作者困境”和“多层选择”部分我读了5、6遍。只不过作者用它们来关照集体（毕竟战争是毋庸置疑的集体活动），我很好奇当下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来看，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合作者困境的含义：如果每个人都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话，那么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好，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最好的做法是将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换言之，在以战争为主要竞争形式的时代，合作其实是一种“不得不”。
因为战败的后果如此严重，它包括但不限于：被赶出领地、饥荒、失去财富、成为俘虏、被彻底清洗抹杀。而“上帝站在大军团的一边”“外行看战略，内行看后勤”这些军事名言，也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合作。人们合作地越好，整个群体在战争游戏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即使这种合作关系需要付出金钱、劳动、时间甚至生命成本，社会也演进出了信仰、制度来维持它。
那么在和平时代呢？
竞争形式从战争变成了经济竞赛、技术竞赛，敌我对立的概念逐渐模糊。加上自媒体的兴起和全球化的信息流动，每个人都可以发声，每个人随时可以成为世界公民，对国际事件发表言论甚至参与其中，而曾经依赖的亲朋、社区和国家认同却弱化了。
图尔钦力证的“内部竞争削弱合作，外部竞争加强合作”的内、外之边界在哪里？我们所归属、认同、愿为之牺牲的集体又是哪个？
《十三邀》里项飙谈到（大意），当代人的社会关系两级分化：可以小到自我，大到世界甚至宇宙，却对自己每天身处其中的生活环境知之甚少（如不识左邻右舍、留意不到周边小店的更替）。
“多层选择理论”也出现了断层。集体的边界越来越难识别：它似乎可以无限大，大到仅凭一个理念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找到同好；又可以无限小，小到一个个个体。现实是，除非星际大战（没错，还得是战争），否则没有任何制度或信仰能让70多亿人相互信任并合作。
理论上的大集体不现实，中间层真空，我们只能回归到以个体为单位的最小集体。结果就是，所有人与所有人竞争。
战争时期的胜负标准非常明确：个体的生死，或集体的存活率。非战争时期呢？没有标准，那么一切都可以成为标准，效率要更高、装修要更豪、车子要更新、身材要更好、旅游要更远……
整个社会都在实行“末位淘汰制”，各个行业。大家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各个方面。
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全面竞争不就是2020年末讨论度最高的“内卷”么？
昨天读了刘瑜：请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非常认同。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刘瑜的先生考虑要不要让孩子学弹钢琴，刘瑜说不要。理由是“北京可能有300多万孩子在学钢琴，在这种情况下学钢琴，要想出类拔萃，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还不如让孩子学习古希腊罗马史呢。”
为了差异化竞争，古希腊罗马史当然是比学钢琴更明智的选择；但作为普通人的一项爱好，其实跟别人学不学、学得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不是么？
进化的原料就是差异……挑选出最好的做法。然而，在这之后逼着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做事情就错了，因为这句中断了演变的进程。（因为）你从不知晓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近在咫尺，或者一个以你的悬链无法应对的危险。姜文说，他眼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都特别聪明，在自己的位子上，干自己喜欢的事（大意again）。
贝多芬只有一个，但每个人都可以喜欢音乐。
关于研究方法再唠叨几句：
关于社会进化这方面的著述着实不少，作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会与其他理论不断比较：或驳斥，或指出两者间差异。既方便读者理解，也相当于提供了一份相关研究书单，学到了~
期待作者及团队构建的历史数据库！
《超级社会》读后感(三)：战争如何推动社会合作
（本文转自海德沙龙： [译文]战争如何推动社会合作 。其中对《超级社会》一书的引文替换为中译本对应内容，小标题为汉唐阳光所加。）
作者:Cameron K. Murray 译者:Veidt 校对:小聂 来源:The Evolution Institute,https://evolution-institute.org/article/review-of-ultra-society-how-10000-years-of-war-made-humans-the-greatest-cooperators-on-earth/
对人类的合作进行量化
图尔钦教授在他的新书《超级社会》中，通过对帝国兴衰的量化分析，来辨识出隐藏于曲折跌宕的人类文明史中的决定性机制。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图尔钦教授在历史动力学领域的一些学术成果，让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也能领会其中的奥妙。
什么是历史动力学？我能给出的最佳定义是：这是一种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它试图通过量化的方法去检验，排除和发掘关于人类文明演化的诸多相互竞争的假说。
图尔钦教授提出了一个难题以吸引读者的兴趣：是哪些社会和心理机制让人们拥有了大规模协作的能力，完成了诸如建设国际空间站这样的宏伟目标呢？他估计全球劳动力投入在协作建设国际空间站这个庞大任务上的总人工时大约是300万人年，也就是超过260亿工时。
下一个容易想到的问题就是，这相比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依靠协作完成的伟大工程又如何呢，例如需要花费40万人年修建的吉萨大金字塔，还有需要花费10万人年修建的罗马大竞技场，以及以上这些长期以来反复再现的模式，是否显示了人类在大规模协作能力上的进步呢？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倾向于通过自利、竞争和冲突的视角来看待人类行为，在这些视角之下，自利个体之间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达致有效率的经济产出。但就像大海里一条对于自己所生存的广阔水域一无所知的鱼一样，我意识到我对于合作行为这片广阔的大海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是我所关注的自利和竞争的基础。
在《超级社会》一书中，图尔钦教授提供了一种看待并衡量合作的方式——在大尺度上将它的存在进行量化。当你能够看清合作这片统治着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它就会将你引向有趣而又富有挑战性的科学探索。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充盈着超大型社会合作的人类世界还会经常屈就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
图尔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战争是合作行为在群体内部发展的机制。它是一种基础性进化过程，发生于在各社会之间的大尺度上。他提升了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将其视为对合作行为的一种选择机制，并且将其价值置于许多技术性因素之上，例如植物的驯化和农业的出现。
推翻“原来如此”的流行叙事
图尔钦推翻了许多自称能够“解释”通向文明路径的标准叙事，认为它们忽视了自身与显而易见的考古学事实之间的重大矛盾。有一种天真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明“……让雪球滚动了起来，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则随之展开”，这是一种令很多人满意的常见叙事。但是，认为小规模永久定居点附近季节性的收集和播种行为可以直接导致古代文明中所呈现的一些大规模社会制度，这似乎有点太过牵强了。
早期的农业社会“对人类的健康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也削弱了“农业的雪球”这一叙事的说服力，相比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更差的营养水平导致了更小的体形，更多疾病，以及高密度的聚居区内病原体的传播。尽管如此，农业社会的确在之后得到了扩张并最终超过了游动性的狩猎—采集社会。
这种对于社会制度“原来如此”的解释【编注：『原来如此故事』又称特例假设（ad hoc hypothesis），是一种为某一解释设置无法或难以验证的特殊条件，从而消除或降低该解释之可证伪性的做法】，立足于物质和技术方面的历史条件，把简单的相关性当成了煞有其事的因果关系，我因此而一直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图尔钦教授提供了证据以显示虽然所有早期的大型文明都拥有农业，但并不是农业这一单一因素直接导致了大型文明的出现。
对于没能在图尔钦教授指出之前认出这些“原来如此”故事，我感到自己有点傻。在我所研究的经济学领域中，货币的存在仍然在教科书中被解释为在史前时代的某个时刻有当人意识到某种形式的通货比直接使用四分之一头牛去交换三筐蔬菜变得更加容易的时候自动产生的。
然而，许多其他的社会安排也同样解决了“双方需求的巧合匹配”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一些现存的部落社会，虽然这些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众多专业化的分工角色，但他们至今既没有货币，也看不出对货币有任何需求。取而代之的是，这些部落社会通过多种仪式，层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安排解决了“双方需求的巧合匹配”这一困境。
图尔钦教授希望通过他的历史动力学使文明史的研究摆脱这些“原来如此”解释。为了推进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他的研究里使用了可量化的历史数据让多层次选择理论以及它的不同组成部分与众多其他的理论进行竞争，通过这种做法排除那些较差的理论并为之后的研究打开新方向。书中的大多数章节都包含了对这一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的描述，而这本身已经足够有趣和富有启发性了。
图尔钦认为，人类社会，部落和群体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一条线性的道路从小规模的狩猎—采集部落发展为大型文明的。不同社会之间在相互征服和战争中所展开的竞争，使得那些通过更好的内部合作发展出了更高效的武器和军事组织的社会生存了下来，而代价则是其对手的消亡。 以下引文对此作了总结：
这就是我关于这些和平稳定的社会是如何出现的个人认识。正如战争创造了大国、帝国和民族国家，社会也会演进出一些措施来压制内部冲突和暴力。内部暴力减少的反面是内部合作的增加。看上去可能很让人吃惊，更大程度的和平趋势早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这远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之前。当然，帝国之间的战争让部落间的冲突在规模上显得微不足道。庞大军队的作战越来越血腥，伤亡人数也在攀升。但重要的是，这些战争从帝国统治中心转移到边境。越来越多的人—那些居住区域远离战火纷飞的边疆地区的人—从来没体验过冲突，能够享受相对的繁荣。 一方面，更大型的军队和战争中更多的伤亡名单这两者并不矛盾，而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口享受了和平。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考虑，重要的不是总共有多少人被杀，而是我（或是你，或是你在乎的某个人）将要被杀的几率。换句话说，重要的数据是每个人面对暴力死亡的风险。这一观点的强大之处在于，“战争是如何导向和平的”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一旦通过进化的视角来理解，其中的逻辑就显而易见了。它将我理解历史的心智模型从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线性事件的串联转变为一棵包含多种进化路径的分叉树，这棵树的许多分支都终结于失败的文明及其文化，但更多的分支则是通过征服合并在一起并继续成长的文明。
简而言之，我已经摒弃了那种流行却是错误的以线性视角看待文明演化的方式，该方式认为它仅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而不理会种群内部冲突的作用。下图左边的部分代表了之前的我出于无知而在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这种带有很强迷惑性的流行视角。
而下图中右边的部分则代表了一种更加准确的看待生物进化的视角，进化是在众多基因的混合与消亡中完成的。这是一种更加精细也更加复杂的视角，但它提供了一种对历史路径更加有用的叙事，文明的消亡和文化的合并实际上是族群间战争的结果。
更有趣的是，当来自外部的战争和竞争压力较小时，那些成功的族群会发现控制自身内部小群体间的明争暗斗变得更困难了，而缺乏内部合作将会让这些曾经成功的族群在面对外来者的攻击时变得脆弱。用图尔钦在书中第二章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来看战争如何有助于淘汰那些“变坏”的社会。当因生存冲突的需要而强加的纪律松懈下来的时候，社会就失去了合作的能力。 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非常反动的流行口头语是“这代人需要的是一场战争”。这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是以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也许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丝无情的逻辑。无论如何，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一个不断出现的模式，当一个成功的帝国开疆扩土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时，当生存不再是问题时，自私的精英阶层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就会抓住政治议程。“同舟共济”的精神消失了，代之以“胜者通吃”的心态。当精英阶层富得流油的时候，其他的人口却越来越贫穷。猖獗一时的财富不均进一步破坏了社会合作。超越了一定程度后，一个一度伟大的帝国变得如此不能正常运行，以至于那些小而团结的邻国开始撕咬它，让它分崩离析。最终合作的能力降低到一个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野蛮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帝国的中心发起攻击。但兵临城下的野蛮人并不是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野蛮人的到来只不过是未能维持社会合作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史学家阿诺德 · 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的，伟大的文明并非死于谋杀，而是自杀。我之前曾经用小规模实验的方式研究过族群瓦解为多个相互竞争的部落的情况。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民族国家这么大的尺度上，也有类似的选择过程发生。书中关于社会固化和大规模合作的消亡的讨论，让我联想起了下面这幅关于美国党派政策演化的图中所显示出在立法变更上的党际合作水平的显著下降。
图中每个节点都代表美国在1949—2012年间的一位众议院议员，红色代表共和党人，而蓝色则代表民主党人。如果两位议员在立法决策上达成一致的频率高于由随机概率所预期的水平，那么他们所对应的节点之间就会被一条线连接，节点在图中的排列方式使得那些相互之间有更多连接的议员靠得更近。这样图中的聚类就从视觉上反映出了哪些议员在推进立法上相互合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结束后，来自外部的对于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威胁都不复存在了，而从政治角度上看，似乎维系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整体的能力也随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则是喋喋不休的党派纷争。在图中我们不再能看到一个富有合作性的整体，而是一些分别由红点和蓝点组成的武断分隔的竞争部落。
由本书引发的更多思考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陷入了深刻的反思。本书中还贯穿了许多其他重要想法，它们会让你重新思考我们在解释历史事件时所常用的那些流行但过分简化的叙事。从人类文明中以可量化方式衡量的暴力水平在长期中所呈现出的Z型曲线，到马、远程武器和人口规模在族群间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后君神合一政体和统治阶级的崛起。
即使是图尔钦教授在书中偶然从主线上岔出的一些分支也讨论了相当重要的问题，例如在第四章中澄清关于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作用的一个观点时，他随性地评论道“顺便提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文化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领域。高度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经常会面临威胁到自身生存的问题，这导致了一种毁灭性的创造过程以保证最终生存下来的企业在内部都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合作能力，我们称之为经济效率。
然而从经济角度上说，竞争本身是非常低效的，因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对手所复制的生产设备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对我来说，其中的利弊权衡已经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了。即获得内部凝聚力所带来的收益需要以面对外部威胁为代价，否则大规模的群体将会被内部众多小团体的利益慢慢腐蚀。
与任何涉及关于人类文明的宏大观点的著作一样，书中几乎肯定会有一些值得争论的细节。我显然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来这么做。但我希望与各位分享在读完《超级社会》这本书之后一直占据我脑海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和评论应该足够说明这部大作的引人入胜之处以及其中的一些主题。
首先，如果持续的群体合作依赖于外部竞争，那么创造一些假想中的外星敌人是否对于维持更好的全球合作具有价值呢？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老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外部敌人来维持村子内部的和平。为了维持团结而创造出一个敌人的想法现在很流行，即使在一些经济学漫画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或者也许主要的现代宗教已经扮演了这一角色而因此变得无可取代[1]？ 毫无疑问，在不引发实际的冲突和暴力的前提下推进更大规模的人类合作在道德上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这真的可能的话。
第二，紧跟第一点的思路，现在人们对于“道德”的惯常理解与维持社会的合作规范是一致的。然而我还是无法摆脱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正如达尔文在进化论上的贡献一样，认为与外来者的战争能够推进内部和平这一观点很容易被政治利益所利用，因为它很容易被说成是一种“自然的”或是“道德的”立场。
第三，这些宏大的合作是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的？对于21世纪的公共政策而言，存在一种通用的实践模式吗？书中第十章的以下段落简要地提到了部落和群体是如何用“标签”来标识彼此群体身份的方式来创造合作的。
一个重要的进化突破就是用语言和方言、穿衣和装饰风格（包括纹身），以及行为（例如参与集体性仪式）这些象征性标志来划定合作群体。通过象征意义来划定的合作群体，或部落与民族，允许我们增加合作规模，超越我们个体的人际圈子。当然，在一个部落和民族内部增大合作范围的缺点就是，会与其他部落和民族发生更强烈的冲突。但与书中其他一些次要观点一样，书中的这个段落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难题，也就是人类是如何在实际中被组织为各种层次的“部落”的，并在之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外人，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个文化群体的标签，或者信号和仪式，但作为群体内部的人，我们却通常会忽视投入到这些标记仪式上的大量资源。
整个时尚产业的存在几乎就是为了标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体育爱好或性别取向。人们买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交通，否则除了有限的几种不同车型之外，不会有多少对其他车型的需求。
但实际上人们买车也是在购买一种营销符号——通过对不同车型的选择而为自己贴上标签——你开的车显示出你是什么样的人。而国家则通过国旗、国歌、国家的代表性颜色、各种体育项目的国家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来让人们产生认同感。
虽然我之前一直认为大多数炫耀性消费都很浪费，正如我们投入在军事上的资源通常从表面上看来都很浪费一样，但一幅由这类“贴标签”的行为和仪式通过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合作水平而带来巨大收益的图景正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虽然这并不是本书直接关注的内容，但我认为，就有关合作和冲突的进化观点的这一侧面挖掘更多细节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四，自从核武时代以来，远程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将在群体间战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图尔钦教授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为什么那些能够在远程杀死敌军战士的技术在大多数战争中都是制胜的法宝，从早期人类演化出的准确投掷石块和长矛的能力，到弓和箭的发明，到使用马匹来让军队获得远程的机动性。在这个洲际导弹，无人机和核武器的时代，当整个世界都可以成为任何人的打击目标，远程武器又将如何发挥其作用？
第五，如果合作的努力是为大规模战争服务的这一因果叙事的确占据了大部分的文明史，那么之前的战争所留下的遗产在当今经济版图中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我所能想到的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产业，例如客运航空业，就是从对空中战争的产业投资中崛起的，而当今的数码时代也起源于军工行业对远程通信技术的投资。
现代大多数主要工业企业都曾经以各种复杂的方式扮演过军队供应商的角色，或者本身就是由之前的军工组织私有化而来。许多现代城市存在的原因就是处于当地的军事基地所带来的战略性优势，而高速公路，铁路系统，港口和机场这类重大的基础设施则更多都是军事战略的产物，而非和平时期经济投资的产物。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之前的战争所带来的合作遗产并不仅仅存在于技术方面，它同样存在于组织制度中，从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到福利国家，到国际货币和贸易条约。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看起来很像军队与士兵的关系，两者都要求正式入职程序，统一制服，行为准则以及层级化管理。
当代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供应品，包括住房，医疗服务和现金支付，最初通常都是在战后提供给退役士兵的。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所达成的一系列决议的直接后果，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而也许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许多西方国家中由战后建立的机构所导致的社会平等局面的崩塌，也仅仅是因为外部威胁的缺失为它们提供了内部斗争和权力滥用的温床。
正如你所看到的，《超级社会》这本书将会让你去深思一些之前不曾想到过的大问题。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眼中的世界变得明显不同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读到了一部意义深远而富有洞见的大作。
注[1]：在解释宗教在大规模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图尔钦引用了Ara Norenzayan的著作《巨神：宗教是如何改变合作与冲突的》一书中的内容，我也推荐读者阅读这本书。
（编辑：辉格@whigzhou）
《超级社会》读后感(四)：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述评
“如果你想理解某个东西，首先要学会如何衡量它。” ——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
如何使用数据分析和衡量历史，这是俄裔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所提出的“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的主要目的。传统历史学家也会用数据去分析，然而这些数据大多是归纳性质的，目的在于说明学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主旨，而非通过数据去研究动因和历史的长期趋势。当然，经济史学家也会使用长时段的数据分析，但也局限于经济波动和周期，对于有人类以来的宏观历史，极少触及。图尔钦所建立的是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用来研究长时段的历史趋势，甚至其野心还在于“预测”历史走向。
这种方法和进路听起来都会让历史和人文学科学者感到不舒服，更别说是接受了，但在对其厌恶和鄙夷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动力学的基础，总不至于使自己变得固步自封，或者成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坚决捍卫托勒密的死忠保守分子。
我将图尔钦的历史思想来源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演化生物学（多层次选择理论）
图尔钦的本专业是生物学，而并非数学，数学只是使得思想精确的方式，所以他的思想底色仍然是演化生物学。提起演化生物学，通常有两种偏见，一种就是被斯宾塞所误导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这句话的常见表达，事实上这种观念早已经被学界所唾弃，不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希特勒种族灭绝的理论武器，而是其根本不是生物学。这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批评，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个常被误解的是被理查德·道金斯所普及了的“自私的基因”，这个1970年代提出来的观念，至今仍然广受推崇，不仅仅是因为他正好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脉相通，也是因为具备了很大的解释效力。道金斯的观念来自于汉密尔顿和特里弗斯，后来又进一步融入了博弈论，从而变得广为人知并极具误导性。总结来说，这一脉的演化生物学叫做个体（基因）选择说，着重在于用基因解释生物和社会现象，例如蚂蚁社会中不具有繁殖能力的工蚁能够演化出来，是因为蚁后所生的孩子与这些工蚁们具备3/4的血缘关系，自然要超过了子女的1/2血缘关系。这叫做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另一个核心思想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大意是说你帮助了我，为了是以后我能够帮助你，由特里弗斯提出后，又得到了博弈论中的“以牙还牙”策略的支持。
使用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来解释历史和政治史的学者中，弗朗西斯·福山是最为知名的一个，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册）中，福山把其思想就建立在这两个根基上。他认为，官僚制或者说科层制治理方式，是社会主动放弃了基于亲属关系和互惠利他的天然倾向，是社会和政治治理的进步体现，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自秦以来所建立的官僚体制。这个早熟的政治体制，在其他社会却发展缓慢，例如英国和美国到了19世纪还是依附式治理，也就是说谁上位了，就把给自己投票、支持自己的人安排进政府部门，只有普鲁士在19世纪才建立了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但中国历史缺乏对皇权的制约，这一点在西方、中东和印度地区却迥然不同，宗教的理论是对权利的掣肘。
能够主动将生物学理论引入到历史和政治分析中来，福山显示了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学术视野。然而，对历史有了解却对演化生物学知之不多，所以才会掉入到了道金斯一派的陷阱里，使得其历史理论建立的基础不够扎实。
与道金斯一派针锋相对的是基于群体选择说发展起来的演化生物学观点，现在更多地被称之为多层次选择理论（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与之密切联系的也被称为文化演化理论或者基因-文化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简称DIT）。这一派是与道金斯同时期的E.O.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早期群体遗传学被威廉姆斯批评之后就被抛弃了），随后威尔逊又写了《论人性》和《基因、心智与文化》等书，都在大力宣扬群体选择说。大卫·斯隆·威尔逊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他将此应用于道德、利他和宗教等分析，拓展了多层次选择理论的视野。
另一方面，将文化引入演化生物学，并结合多层次选择理论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生态学家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更是极具影响力。当然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将基因分析引入历史和史前史，更是启迪了无数分子人类学家。
然而，演化生物学的多层次选择研究者介入到历史时，大多还是集中于考察早起智人和人类的迁徙，采集狩猎社会的基本状况，像是约瑟夫·亨利奇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或是关注于具体的专题，如大卫·斯隆·威尔逊的《达尔文的大教堂》，也有像是罗伯特·赖特《非零和时代》那样的少量作品，但基本上对于农业之后国家和帝国出现后的历史，都较少涉及。或许是因为这些学者本身大都来自于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及分子人类学）出身，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有太过于丰富，历史解释又十分众多，对其进行一一辨析与批评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能力。
图尔钦则正是试图跨越这个障碍，他让演化生物学（多层次选择理论）进入到了历史的语料库中，使用跨历史和跨区域的历史文献和丰富数据，让该理论不再仅仅是解释原始社会、部落群体，而是分析帝国的兴衰成败，以及为何让历史呈现如此趋势的动力。他与大卫·斯隆·威尔逊等人合作，建立了塞莎特全球历史数据库（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目的就是用数据来检验和证伪各种历史理论和假说。
二、文化演化理论（双遗传理论）
基于个体（基因）的演化理论，得出的是自私、理性的人，因此人类行为就可以建立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最典型的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人假说”，人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特征也是理性行事，历史学中的代表是韦伯所提倡的理性精神。
事实并不与此相符，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已经推翻了理性人假说，但这个学说在政治学和历史研究都仍然盛行。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界日渐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合作才是智人得以成功占领地球，并在生态利基中居于顶端的主要原因。在面临群体竞争压力下，人人为己，不战而逃的部落很容易就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部落所消灭。
群体选择理论与文化演化理论并非是否认基因是自私的，而是认为选择和竞争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进行，在群体内部或许自私者会将合作者驱逐，然而面临到群体竞争时，不合作的群体更加容易被淘汰。而自私基因的信奉者也并非认为人类的合作没有出现，而是认为是在人人为我的情况下，合作的策略有利于自己而已，可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进而得到更多的好处。合作只是自私的“副产品”，正如亚当·斯密认为人人为我可以出现公利一样，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
图尔钦在《超级社会》中批评道，“‘自私基因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科学理论，因为它让人类的道德变成了进化的偶然性事件。不像多层选择，这种论断并不会产生我们能够用经验来验证的理论预测。”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体中自私者如果增多，就会破坏群体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了群体，这往往是帝国/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将文化纳入到生物学理论中，形成了文化演化或双重遗传理论，原因在于遗传（基因）的变异非常缓慢，自然选择发生的时间很长（也有少数的反例是工业污染严重时期英格兰飞蛾颜色的变化），但自从人类出现文化之后，就能够在较短时间范围内进行普及和传播，例如弓箭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这些都突破了基因的限制。同时，文化的演化还能够影响到基因，例如烹饪，理查德·兰厄姆在《生火：烹饪如何使我们变成人类》一书中就认为，从吃生食到熟食的转变是的我们的消化器官萎缩，咀嚼齿边小，大脑得以增大等等。更为著名的例子是，人类饮用奶制品导致乳糖消化基因在成年后持续开启，这些都是文化带给基因和遗传的改变。
图尔钦承认，自己受到了罗伯特·博伊德和生态学家彼得·里克森的影响。在里克森和博伊德所合著的科普作品《基因之外》中，向读者普及了文化演化理论，但更为重要的著作是《文化与演化进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两人的大多数作品和论文都充满了数学形式，这也是图尔钦能够被吸引的原因，“回顾过去，将这一发展性的理论[文化演化理论]置于坚实的数学基础之上是正确的决定。模式会产生清晰的、定量的预测，而且渐渐地，文化演进学者们开始通过设计实验与分析历史数据来积累实证语料库（empirical corpus）。”
那么文化都包含什么内容呢？可以说包含了人类除了基因之外的全部，制度、技术、习俗、宗教等等。图尔钦历史动力的核心主旨是这些文化内容，目的在于促进群体之间的合作，增加群体的竞争力。
图尔钦和蒂利等人的看法类似，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战争上，是战争促进了国家的诞生，而国家发动战争。进一步延伸就是战争促进了和平，而和平导致了战争，这个核心思想在图尔钦另外一本书《战争与和平与战争：帝国的兴与衰》中表达的淋漓尽致，他总结了三个核心观念：元民族边境理论、人口结构理论以及社会心理理论。元民族边境理论（metaethnic frontier theory ）可以用来解释阿萨比亚周期，人口结构理论用来解释百年周期，社会心理理论可以解释父子周期（fathers-and-sons cycles ）。
三、阿萨比亚（伊本·赫勒敦）
图尔钦关于历史部分的观念，其核心来源是15世纪的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勒度的核心概念是族亲意识（阿萨比亚，asabiya），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部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赫勒度认为：“族亲意识意味着自豪、奋进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这也是让游牧民族能够战胜定居民族的关键。
但赫勒度也并非一味赞颂游牧民族，他认为单独的游牧个体是难以驯服、不听指挥、骄傲自满的人，族亲意识可以让部落之间的个体达成一致，但却无法联合其他部落，只有宗教才能将不同的游牧部略统一起来，而阿拉伯人正是通过宗教走向了对外征服。
法国历史学家马丁内斯-格罗所著的《历史上的大帝国》，就是对伊本·赫勒度思想进行重新归纳所做的实证研究。将族亲意识作为主题，阐述了2000年以来中外各种帝国的兴衰成败，一开始创建者将部落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族亲意识，然而对外征服建立王朝，随着定居和文明化也就渐渐地解除了武装，统治者也失去了族亲意识，最后被新来的更加具有族亲意识的群体所取代。
阿萨比亚可以得天下，但是否能够治天下？图尔钦将阿萨比亚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视族亲意识为能够团结群体的重要纽带，认为具备阿萨比亚的群体就是最具合作精神的群体，而不仅仅局限于游牧者。因为游牧部落在公元前1000年才出现，而早在他们形成之前的2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国家。阿萨比亚在游牧群体中表现的最具明显，尤其是他们对于此后大型帝国的兴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汉朝、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以及罗马帝国。
以此为基础，图尔钦重新将历史表述为由战争所推动的过程。这不仅可以解释采集狩猎群体从平等到集权的过渡，也可以解释大型帝国的兴起，当然包括伊本·赫勒敦的帝国兴衰理论。这个说法虽然看似平淡无奇，却被图尔钦使用的极为出色。
历史研究者通常的看法是，农业导致了财富分化和权力集中，却并未意识到在农业出现之前，甚至农业出现之后的数千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中仍然是平等主义盛行。例如即便是当今的采集社会中，对于孤傲自满滥用暴力的人都会实施惩罚，我们人类祖先走出了表亲黑猩猩社会一雄独霸的局面，经历了数十万年的平等生活，突然放弃这种平等而接受他人的奴役和压迫肯定是有原因的。
图尔钦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战争，因为只有在战争中，首领或将领能够获得部落成员临时授予的权力，这样才能够指挥作战。但一旦回归和平，这种临时权力就会被收回，首领或将领退回到原本的地位，遇事与部落成员协商。早期部落中，和平时期处理事物的通常交给神职或宗教首领，战争时期则由将领来担当。当战争处于长期状态时，将领就取代了宗教首领，而军队和散兵游勇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组织和明确的军事目标。
临时获得的威权要变成永久的形式，一是不断地发动战争，其二将领还需要一群支持者。而战争的持续导致了具有从部落联盟走向了更大的国家，尤其是处于平原地带的农业部落，因为冷兵器时代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就是双方能够投入到战场上的人数，图尔钦使用兰彻斯特平方法则（Lanchester’s Square Law）来解释这种优势，“在每一轮交火中，军队对敌方造成的伤亡比例是其人数优势的平方。”
在持续战争期间，文化也进行了演化，那就是平等主义消失，等级制度被接受，尤其是战争首领或者国王开始将和平时期的神权结合在一起，早期第一批国家建立之后，国王都特别残暴，而且特别自负和不可一世，图尔钦如此说道：“基本上，国王和他的随从们是一个傲慢自负者联盟，国王是首领，追随者们是次一级的傲慢自负者，但是也从中获利颇多。”
然而，第一批国家都比较不稳定，社会并未在不平等和过渡分化，反而是走向了稍微缓和的等级制大型帝国。这个时代被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其特征是东西方均出现了平等主义的思想，例如佛教、儒家和希腊哲学等，其相通之处是要求造福普通民众的方式治理国家，国家不能仅仅只服务于统治阶层。第一批国家中不平等的增加，让社会躁动不安，这种社会使得合作崩溃，也导致了国家的崩溃。
“以民为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图尔钦看来，仍然是战争所推动的。但不是早期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战争，而是来自于欧亚草原上、具有阿萨比亚团结精神的游牧群体。“这种将马术、复合弓和冶铁术结合起来的做法产生了非常有效的军事技术，从而保证了草原骑手2500年的统治力量（直到火药淘汰了他们的骑射术）”农业社会和国家要对付游牧的侵袭，一是引进战马，还要有可以防护弓箭射击的装备，以及由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但这些并非最终能够解决农业国家困境，只有组成更大的国家、招募到更多的军队、征收更多的税收才能解决，帝国就恰好出现在了这个轴心时代。
然而，帝国越大，整合的人口就越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人群要生活在同一帝国之下，帝国的内部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形式就必须跟着变化，万神、多神被一神所取代，对于中国来说，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同样是可以解决多民族、多语言等帝国问题的手段。与此同时，战争的压力也让精英或贵族阶层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特权，接受具有平等主义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因此，图尔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想，平等主义不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产物，而是可以追随到轴心时代：“虽然启蒙时代的思想加速并深化了人类走向更高程度平等的步伐，但这种宏观历史性趋势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而且在这种趋势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理性，而是信仰。”总体来说，这种具有普世性质、平等主义的观念最终取得胜利，并称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其扩大了帝国内部多民族和多语言群体的合作，并能够将其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游牧者群体的侵扰，也能够约束至高的王权。
总之，在人类社会演化至今的过程中，图尔钦认为社会不平等程度是一个Z型的转变过程，从灵长类祖先群体到采猎群体我们人类过上了最为平等的社会，而到了远古第一批国家的出现不平等程度加剧，此时也是活人献祭、奴隶盛行的时期，而此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逐渐走向了当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总结
虽然把战争作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因，但图尔钦绝非是一个提倡战争、好战热血的人，战争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了过去，他认为现在更加重要的是非暴力形式的竞争，例如商业竞争，而本书中对战争强调的目的都是在于颂扬合作的重要性。
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在于使用数据来对抗假象，自古至今太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太多的理论假说，例如仅仅关于罗马兴亡的理论就有200多种解释，图尔钦的目的不是再为其增加一个解释特定帝国的兴衰，而是关于帝国本身的兴衰，并使用数据进行检验。“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正确，而是这些思想是否有成效。有成效的思想会产生新的理论和数据，以此可以对抗假想。数据会摧毁一些假想，而且迫使我们修正其他假想。”
历史的动力学不仅能够解释过去，而对于当今商业和政策都有重要的启示。图尔钦曾说有硅谷高管对他的历史动力能够预测很感兴趣，并询问他怎么能够从中赚钱，虽然这可能只是个玩笑，但在《超级社会》中，图尔钦对于合作的强调或许正能够为企业管理一些新的思路，他表示安然公司那种以业绩来衡量员工、并实行末位淘汰的机制，只不过是增加了企业内部竞争，这是历史上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书中也提到了球队管理，“那些薪资不公的棒球队获胜的场次要比那些奖励分配更加均衡的球队少些。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那些有超级巨星球员的薪资水平不平等的球队里。”
因此，历史动力学不仅仅是对于过去提供一种解释，以史为鉴不仅仅可知兴替，也可以预测未来。不仅能够让统治者学会如何治国，也能教企业家如何管理。
文/格列柯南｜题图：历史女神缪斯克利俄（The Muse Clio (c. 1689) by Pierre Mignard，维基百科）
PS：对于本人来说，图尔钦的理论不仅将我之前所接受并认可的演化生物学思想（多层次选择理论和文化演化理论）统一整合到一起，而且用之解释历史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可能图尔钦在论述具体国家历史的时候还欠缺一些详细史料，但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比起关注于微观层面的历史和太过宏观的大历史，图尔钦提出的是一种融合两者的中层理论，不单单能够解释智人如何演变，而且还能解释国家兴替，尤其是对于比较历史研究来说，关注于中西历史发展的相同之处，要比关注差异和分流更加重要。
++2020.10.31日补充++
最近翻阅图尔钦blog的时候，图尔钦承认，他接受文化多层次选择理论（CMLS）的原因是能够很好地解释两个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群体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群体内部的竞争导致了群体合作的破坏，而《超级社会》完全可以用这两句话进行总结（原文在此）。
《超级社会》读后感(五)：合作创造超级社会
（本文原是今年7月25日“探知学社”的一场分享活动，有幸和罗新老师对谈，此处略去一些开场白和最后与听众之间的问答环节，仅谈这本书本身）
维舟：
这本书的名字叫《超级社会》，副题叫“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但它的英文原名我觉得更恰当一点，是讲1万年以来战争怎样使人类变成地球上最伟大的合作者。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1万年里面，大型复杂社会取代了小型社会？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1万年，因为大概在距今1万到1万2千年之前，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狩猎者的小型社会。这就有一个问题：狩猎者的社会很难大型化，如果你是靠狩猎为生的话，就不得不采取小型化的方式才能生存。
最典型的就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女真族，为什么它在早期比较原始落后，打不过像契丹这样的游牧民族？因为女真原先是一个渔猎社会，要靠在自然界捕猎野兽、打渔为生。由于猎物的捕获是随机的，如果这个群体太大，就不能保证有足够的猎物来供你捕杀，群落就很容易饿肚子。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狩猎社会都是采取分散的方式发展。
作者后来就讲，为什么在这1万年的时间之内，到后来我们人类就从小型的狩猎社会变成一个大型的部落，然后又发育成了酋邦，酋邦又发育成王国，王国可能到最后又发育成帝国。直到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也就只有200多个国家政体。他的结论是：是战争逐渐促成了这种合作。
这个结论，乍一看可能有一点点让人吃惊，为什么会战争导致合作？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一种文化进化的理论。书中有一句话说，除非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理解，否则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讲不通。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相当于把一个个的政体当做是物种，在漫长的过程中，它怎么样经过竞争、进化的方式，优胜劣汰，最后活下来。
怎么解释不同的人类到最后都发育成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呢？他的理论是：在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规模越大，你就越容易、越有机会取胜。在战争中有一个著名的规律叫做“兰切斯特方程”，就是说一方的实力与自身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当双方战斗力差距不大时，如果你的军队是敌军的两倍，那你取胜的概率要大得多。最终，每一个政体都会发现规模大的好处。 到最后，越是大型的政体，就能够提供公共物品。什么叫公共物品？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能够获益的一些公共设施。举例来讲，福利设施、高速公路等基建，当然还有军队，中国14亿人如果要养一支140万的军队,那么只须差不多千分之一的人来参军就可以；但如果是一个1400万人的国家，养同等规模的军队就将对整个国家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规模大的社会在竞争当中更容易胜出。
在这里，他其实是把战争当作是一种加速剂，因为战争是人类竞争中比较极端的状况，能够迫使各个模式来不断地进行竞争。如果一种战争的新模式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存，那会势必会迫使当地人效仿，而且战争特别容易检验成效，因为胜负是马上就可以见分晓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战争中的优胜者未必是文化上最强的，对吧？这是书中没怎么提及的一点。所以这里他在意的不是说文化、道德优劣的评判，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类似于像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一样的进化机制，并通过统计或者数理的方式来检验到最后是什么样的模式更加容易胜出，怎么推导出来结论说最终人类会走上合作的道路？
他采纳了一个理论，叫做多层选择理论，这含义具体来讲就是一句话，群体内部的竞争破坏合作，但是群体之间的竞争创造合作。这个很好理解，比如说在战争中，如果说你内部意见不统一、内斗，你当然很难团结起来对付外敌；但是如果说是在群体之间的竞争，那就很容易来凝聚共识，团结对抗外部的侵略者。
所以，在战争的局面之下，一个群体要保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群体内部的合作。群体内部的合作怎么来加强呢？有很多办法，可能是通过平等的协作，也可能是通过一个权威人物凝聚共识，或者甚至是强加一个共识，都有可能。
他也一直在说，整个社会层次的合作，尤其是大型社会的合作是非常脆弱的,而且这种合作非常容易瓦解，除非就是这种趋势被具有创造性的力量所抵消。所以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能够在生存竞争当中能够生存下来，实际上需要不停地检验，怎样能够达到更有效的合作。 这样，最终内部就要有对平等有基本的共识，要不然就会损害这种合作。他注意到不同的文明都会发育出一些自己的机制，比如会出现一些权力中心，然后通过中心来凝聚一些共识，或者说加强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角度，这种文化演进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文明都会自发地演化出类似的形态。但随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相对忽略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他好像假定不同宗教在凝聚社会时起到的作用都是类似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会想，如果是这样，中国文化最终进化出来的庞大集体，跟西方社会进化出来的集体，内在的合作机制是一样的吗？其实很难说。
有一些地方，他讲得比较模糊、宏大。他说在战争的压力下，每个社会都会被迫要加强内部合作；而要加强内部合作，就需要升级内部效率。那么这个效率从哪里来呢？他假定是说最后这个压力会迫使所有的团体都走向平等。因为如果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会损害这种合作，如果一个社会内部不公平太严重的话，会出现离心离德。所以他认为，一个社会哪怕是为了竞争当中要生存下来，到最后势必都要走向一定程度的平等。但我们会发现，这就难以解释这一万年来人类社会总体上并不是趋于更平等。
按照他的说法，到最后每个社会都会发现，越来越大的规模或者加强内部的合作，对整体来讲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人类社会到最终是会统一的，对吗？像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达成了内部的合作。最后为什么又分裂了，而且分裂了以后又不能统一的呢？
但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他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比如说，中国为什么从原来一个个的小国家到最后演变成了一个大帝国，然后整个的天下一直都是趋向于大一统的状况，原因也是人们会发现国家能够提供更加多的公共物品和基本的公平。这些的确也是在中国社会特别注重的一些价值。 此外，他批判了《自私的基因》，非常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英国人类学家，他的观念好像比较更加多地偏向社会这一端，批评了美国社会功能失调的现状，强调不合作将会难免于崩溃。
如果忧虑现代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最终会损害社会的合作，那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如果说进化的趋势是合作，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的最后反而是演化出来了个人主义，古代的时候反而是合作更多、更加集体主义一些？这不同时期的“合作”是同一个意思吗？
在这里面，有一点作者没有提及：个人主义就一定不利于合作吗？因为人是很复杂的，既可以是个人主义的，也可以是注重团队合作的。事实上，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更加缺的是在明确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自发自愿的那种合作，而不是说在原先那种集体主义的环境下，你愿意合作也好，不愿意合作也好，反正你都要舍小家顾大家。
但作者也非常聪明，他最后讲，他不是提供一套真理，甚至说自己讲的不一定对，只是提供一套科学的展示，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来检验这些假说是不是能够成立。这对我们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确实也很有启发、很有意义。
罗新：
这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么说是基于两点，这两点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近年来国际，主要是英美市场，出了好多这种新的针对公众的读物，不是那种学科内部的非常专业的书，这些书现在也有好几种都已经引入国内，成了一种越来越强的趋势。它们都是讨论社会发展方向的，而讨论的话题又集中在两点，而这两点又凝聚到一点上去了。哪两点呢？就是第一是讨论战争，而讨论战争又涉及另外两个主题，一个是讨论战争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另一个是讨论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原先不是历史学，而是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关注的。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注意到历史学也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历史学、人类学甚至考古学都开始关注这个话题，而且似乎这个话题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越来越高，高到了什么程度，也许高到了压倒了其他问题的程度。有相当一批读物和作品就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把战争和这个不平等就是对社会的不平等，对历史上的不平等的研究联系结合在一起。 去年翻译出来的就有一本《不平等社会》，是一个研究古典时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写，那本书里面也是花了最大的精力讨论什么东西能够促使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向平等方向转变？书里面说有四个最重要的杠杆：战争、瘟疫、革命、是崩溃，而其中无论是革命还是崩溃，通常都跟战争有关系，有的时候瘟疫也跟战争有关。
《超级社会》这本书干脆就是只讨论战争的，也用了最大的篇幅在说不平等问题，在讨论战争的好处。战争的好处是什么？过去人们把战争说成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其中能带来好处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力量，认为战争在人类史上是有创造意义的破坏力量；他说不是这样，不应该反过来说，是有破坏性的创造力量。意思是说战争当然不好，战争当然带来伤害，带来破坏，但是最终战争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向好的方向的变革发展，所以它最终会促成好的东西——这个破坏性是个创造性的东西。
从1万年前，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以后，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飞跃性的发展非常大的变化。这一个变化到我们今天这个变化，是连续的，这个连续性是清晰可见的。最早的农业的出现，最早的大型人类聚落的出现，距今也就是1万年左右。
那么在这样一个连续的历史时期里面，当然我们描述他有许许多多的办法，有许许多多的叙述框架，但是现在他们这些人喜欢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用人类社会1万年以来的发展是从极端不平等发展过来，极端不平等向平等，到现在，社会是从未有过的平等，从未有过的和平繁荣，从未有过的富裕和稳定安全，这个是人类社会历史上这100多年来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到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期。
作者是一个人类学家，他其实主要讨论的是更早期的历史，甚至是在人主要把精力放在有文字的历史之前的历史时期，讨论在那个时期，什么促成了这一切的变化？他认为是战争，是战争促成了农业的传播，小型社会向大型社会的演进，最后社会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出现所谓的超级社会。所以他提到了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视角，这个方法是一个新型的学科，就是人类学里边的文化演进学。 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的所有的重要的成就都是由文化的成就造成的，不是什么别的，不用什么基因，一般的技术条件不只是文化的成就，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文化演进的故事，他就用这样一个角度就去看人类在竞争当中如何演绎，如何向合作方向发展。 那么在现代社会能看到的最大型的这种合作，就是欧盟的出现，当然在欧盟之外，就是从联合国的出现，到各种跨国组织国际组织的出现，一直到现在欧盟的出现，欧盟的发展大概都是在给我们提示，这也都是一种方向，并不是说这是必然的，我们每个国家都会最后要走的路，而是说这可能真是一种方向。连近代民族国家都有可能放弃这个民族国家里边的许多的主权，来形成更大型的社会，更大型的政治结构。这是他的一种看法。
这个书这在许多细部上非常有意思，有一些知识我们知道，但是没有像他这样把这些知识用在一个论证上面，比如说投掷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就区别于一般的动物。如果没有这种投掷武器使用工具的这种东西，那人类社会内部的关联不就跟动物社会一样的，就靠强壮，靠雄性暴力来维持社会构造，他说投掷武器的出现带来了平等，那么火器的出现就更加带来了平等，就使得一个人不必依赖自己的体力，依靠自己的身强力壮来对抗其他人，来与其他人竞争，不需要这样了。我觉得他的这些论证很有意思，不是说这个知识对我们来说多么的新鲜，而是说论证方式非常有意思，他就能把这一套知识都用在一这一类的论证上面，最终来形成他自己的论点。
为什么一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农耕，最后居然压倒了过去那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游猎、采集，对吧？采集、游猎这种生活方式应该说更健康，因为这样人的食物多样性更强、营养更高、更丰富，而农业使得人的食物更单一，蛋白质供应更差，维生素的供应更单一等等，照理说人的体质也会弱一些。人类聚居也使得瘟疫的爆发，人类跟动物的接触更多，比如驯养驯化动物使得人类瘟疫的爆发就更加频繁，而且杀伤力更大，因为人类聚居。
他说，过去人们一直在解释，是不是因为农业社会阶段更高级，农业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一直在强调说不是这样的。其实农业是一种更糟糕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作为个体来说，生活的不如游猎采集时代的个体，身体也比不上那个时代，但人是社会的动物，人这个社会动物是不可能以个体存在，人总是以群体存在，群体之间存在一些竞争，一旦竞争发生了，当然是规模大的占优势，上帝站在大军团一边对吧？那人越多就越有优势，农业使得人多成为可能，这种人一多，当然就赢了，自然你能赢，别人也能赢，人类的这种知识传播起来比什么都快。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大地上至少中原地区在2000年前的历史发展，也是这样一个逐渐的过程。逐渐从小国家小部落变成了几十个诸侯国，再变成了七个大国，最后就变成一个国家。从那以来，追求一国独大，这就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大一统是一个事实了，这是竞争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后来就被意识形态化了，对吧？就变成了一个价值。只有一统是好的，分开就是不好的。甚至成为一种评价历史的方式，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接受的一种历史观，把不统一的时代分裂和统一这样的两种历史名词，这种历史名词明明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词汇，但是在中国历史学里面是应用得非常多的一个词汇了。
但是在这之外，他给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增加了一套评价方式，增加一个认识维度。他说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不只是一般的弱肉强食，不只是丛林法则，谁大谁赢，大家都要变大，所以变大就是为了赢。不只是如此，这个过程当中，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了，因为每次战争，每一次向大的凝聚，使得文化内深刻的一种演进成为可能。
这种文化的演进就是合作机制的广泛和深刻的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很原创的一个工作。他认为，他要论证出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人类历史的变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因为需要合作，而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好。战争这个东西有破坏性表现在哪？表现在不合作，表现在人群和人群之间，最后竞争要发展为以暴力来决定，来进行竞争，对吧？当然是表示不合作的，但是战争也有它合作的一面，因为战争要进行，至少作为参战一方的内部要实现很好的合作，否则这个战争就没法进行，没法能够赢，而要进行合作就有许多要让步的地方。内部的竞争要减弱，这样才能够对外实现竞争力的增强。 内部竞争的减弱就意味着平等的加强，不平等的减弱。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论证的重要机制。随着国家规模越来越大，随着社会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内部实现平等的这个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深。也就是说在更大范围内，哪怕是在互相对抗的大型社会之间各自内部平等更广泛的实现了，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全书大概都围绕这个来做；而如果社会内部合作开始消失，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就要开始崩溃。 比如说欧盟就开始有脱欧对吧？有脱离的这种倾向，这种声音和实践，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合作失败的标志。所以他强调用这种合作与竞争成为观察历史的一个方式，成为观察问题的一个方式，这个也是很有原创性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说为什么要合作？因为合作还是为了竞争，而竞争演进的关键，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多样性，只有有了多样性才有演化的可能性，才有演化的条件，才有演化的基础，单一性是很难进行演化的。所以他就说为了实现这种演化的可能，就要保存多样性，保护多样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内部，一个结构内部一定要保证多样性的存在，所以一方面要强调合作，强调社会内部的团结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多样性，要保护多样性。作为中国读者是往往不太注意这个意义所在的，因为我们比较强调什么东西都一样，在中国文化里面多样性容易丧失，而不知道保护这种多样性，不知道尊重多样性。
我不能够说这本书的观点或者大多数观点，大多数论点都是我能够我接受，或者说是我第一次看到，也倒都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些很多说法都是过去零零散散在很多地方都见到，但是我觉得他系统的这种讨论，很有意思。
作者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有乐观主义倾向的一个学者，不像有一些学者的讨论，像自私的基因什么，那是一个较为对社会较为悲观的，对人类社会较为悲观，作者是较为乐观的，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就觉得我们总得把社会说的还有点希望，这不是说的，说给自己听，让自己相信我们是能够变好的，是可能变好的。
特别是在今天，乐观的这种情绪正在丧失，正在消退，而悲观的情绪正在上升的这样一个时刻，特别是在我们历史出现，前所未有的对我这一代以及比我年轻的朋友来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出现以后，在座的大多数朋友大概都没有经历过人生，如此的不确定，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当然一般情况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因为很有可能你制定的计划你自己也知道，不确定因素很多，你的计划大概能够如你所愿呈现出来的那种机会很少，而且通常都是不好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的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历史节点。
我们学历史的，至少我觉得近几十年近一二十、二三十年时间，逐渐放弃了那种进步史观，不再以这种观点来看历史。很多职业历史学家现在越来越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讨论历史有没有既定的发展方向，就像命运一样是吧？是不是个人有个命运，人类也有个命运，虽然不这样讨论了，但是历史学家也不能避免这个话题。
是不是有某种方向？这个方向也许不是说具体的一个什么东西，说发展到哪里去，但是不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要逐渐的有变化，比如说不平等问题，是不是人类社会是逐渐向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变化，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类社会，哪怕只看中国社会，只看在中国大地上的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对不对？
至少有些变化是在很早就发生了，有些变化是到近100年之内迅速发生，比如说奴隶制度取消了，一夫一妻制实现，妇女地位的提高——无论如何，总能是可以用过去我们常说的进步那个词来描述，总是我们欢迎的一种历史发展。
当然现在发展还会进一步，当然有我们希望进一步到哪一步我们还会有想法，对不对？我们会说是不是我们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从理论上向实际上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实现经济的政治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平等，是不是这也算是一个方向？历史是不是有一定的方向？
这一点不只是某一个特定社会的，似乎是一个广泛的是个人都往这个方向发展，是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分，一个成员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把它纳入到总体历史观里面来，历史是不是有方向的？是不是向所谓进步的方向发展，我请维舟先生来回答一下。 维舟：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历史学家已经不再谈未来的终点，我觉得这可以放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底下来看待——现代人已经不在意，或说是基本上解决了目的论的问题，类似于所谓“历史的终结”，仿佛能最终能有某一个模式出来，但如今大家就觉得这个问题最好搁置，不要去讨论它。
但是有没有演进的方向？从这本书来讲，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回答，但其实他隐含的答案是说这个方向是有的，只不过他不提供一个真理式的答案，而是提供一套方法，在这种方法底下，我们的人类社会通过某种数据化的逻辑可以去计算大概会朝什么方向演进。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合作是最后共赢的局面。就算是中美关系搞僵、英国脱欧，但是到最后，可能走了一段弯路以后，还是会发现合作最好。这种乐观不是傻乎乎的乐观，而是说他相信最终只有合作才能够提供效率最大化，从而在竞争当中获胜。也就是说最终只有这样一个模式才能够胜出。
他的关键是说他其实认为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使得这样一个模式的群体，最终会比其他的群体或者比其他的模式更加有优势。其他的模式不是说没有，比如说历史上也出现过像纳粹德国这样的，但他认为这种模式最终是会被历史淘汰的，因为它最终其实竞争不过其他的模式。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更多的是讲没有文字以前的社会，那时确实规模非常重要，会越来越强。但是，我们可以打一个问号，因为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对吧？游牧帝国也不完全是这样，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一点，就是为什么游牧帝国人数比中原王朝人数少那么多，但蒙古、满清能够打败我们？这就是说，规模和效率是两件事情。有时这两者是统一的，有时不完全一样——有时你可以靠规模来取胜，但越是现代，你会发现效率更重要。
在现代史上经常看到装备更先进武器、更先进战略战术思想的一小支部队，能够击败一个大帝国。所谓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中国人在近代可说教训深重——鸦片战争时中国社会的人口规模可是英国的四十倍！在现代市场上，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灵活创新的小公司。它们依靠由内部机制最终催生出来的这种创造力，战胜了那种僵化的巨无霸大公司。难道这种大公司它没有自己的合作机制吗？也不是。只是说创新企业，能够激发出更高的效率，最终战胜你的规模优势。当现代社会发展到最后，更加多的依靠效率而不是规模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从文化演进的思路来，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模式最终会经受住考验，被市场接受，最终胜出？看国家或许不明显，但你看世界500强的名单，差不多没过十年就换一批，没有几个100年前的大企业现在还能够继续留在上面，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企业看作一个物种的话，它在生存竞争当中，如果没有及时调整，就没办法活下来。什么样的能够活下来？按照他的答案就是说，首先你要有内部加强合作机制，然后灵活调整，积极因应外部环境的挑战。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家企业要能够充分在竞争当中获胜的话，那么为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就必须要给每个成员授权，奴隶制无法战胜更平等基础上积极合作的社会。你把人当奴隶，还指望他死心塌地为你卖命？要充分发挥出个体潜力，就得顺应人的本性而不是去压制它，奴役无法催生出全社会的最高效率。基于这一点，可以说这个社会最终将会越来越好。从这个角度来论证，我觉得对未来是有理由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