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读后感1000字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是一本由李孝悌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20元，页数：3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精选点评：
●附錄寫得比正文好多了。
●一般般。“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社会版。挺主流的观念。
●此书主要是借以报刊、戏本以及地方告示为论证资料，从白话报刊的创办流通、宣讲演说再到对传统戏曲的改良再造等多个方面去探讨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通过何种方式去塑造底层文化，从而去实现其等口中所说的“启蒙”，也通过各种史料的运用，细致地考察了知识分子（或称“启蒙志士”）的“开民智”行为如何地在民间曲折展开，从另一个视角去对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的晚期进行另一个方面的切入和审视，并试图以此说明当时启蒙志士的主张、做法与日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末尾进行了对照与表态。
●历史是山脉状
●垂涎己久的一本书，读过之后却略有失望，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没有想象中的深入，大陆版难道有删节？期待作者能够出修订本。
●研究生读完的第一本书。
●力荐附录的两篇文章，尤其是第二篇。第一篇从重估胡适在白话运动中的地位切入，从各个传播方式入手，报纸，宣讲（演说），再到戏曲，结合内容的变迁来说明时代特点。而且也很详尽的展现了过渡时代的特色，比如写到清政府的努力和后来出现的革命之宣传，以及隐约提到的对于后来中共政治宣传之影响，很有意思。第二篇就从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入手，说明了古代中国不同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鸿沟，比如宗教和戏曲时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两大来源，来解释为什么会从前述的方式入手，很有启发，推荐之。
●补标 毕业论文
●研究生时代所读，补标
●:D691/87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读后感(一)：清末启蒙与五四
此书关注的是清末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对一系列媒介形式，如报刊、阅报社、演说、宣讲以及戏曲等的考察，深入探讨了启蒙是怎么从上而下被灌输、传播的，以及这期间下层与“志士”间的双向互动。
尤其讨论了清末白话文的兴起，这提示我们一定不能把五四视作一个断裂性的存在。 当然，如果能更加细致地关注到1901至1911年间社会整体的变动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则对于其时的启蒙运动或许能有更为生动、复杂而全面的呈现。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读后感(二)：好书~~~
史料有些多也有些杂，中间分析也有重复的部分。但这些细枝末节上的问题丝毫不能掩盖这本书的精彩。给我们展现了五四运动之前的社会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办报纸译西文，还有阅报社、演讲等等。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现在知识阶层的主张如何达到下层的问题。通过对清末下层启蒙运动的一个重新书写，也给我们展现了中共在宣传上成功的一些原因。
里面提到欧洲启蒙运动是不以社会下层为启蒙目标的，但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就给之后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埋下了伏笔。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读后感(三)：“自上而下”的启蒙与失语
此书主要是借以报刊、戏本以及地方告示为论证资料，从白话报刊的创办流通、宣讲演说再到对传统戏曲的改良再造等多个方面去探讨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通过何种方式去塑造底层文化，从而去实现其等口中所说的“启蒙”，也通过各种史料的运用，细致地考察了知识分子（或称“启蒙志士”）的“开民智”行为如何地在民间曲折展开，从另一个视角去对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的晚期进行另一个方面的切入和审视，并试图以此说明当时启蒙志士的主张、做法与日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末尾进行了对照与表态。
其出发点是为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也佐证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对清末以降白话文发展、传播以及其如何影响下层社会对进行一个宏微皆宜的叙述，其实际上是对知识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从文化转向的角度去视察社会运动。
关于这段启蒙运动的意义，老师在课上已有所提及，在此处我并不想再把笔记复制转移，我似乎更关注在这场运动中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他关心“知识分子”这部分文化精英，如何把他们的想法和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所谓更“文明”，更“现代”的知识理念自上而下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精英占有主导话语权的，而下层的民间社会在该书似乎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
或者说，该书还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史观去书写历史。
李先生也认为，这场启蒙与过往王朝的教化在基本精神上并无二致：把上层的思想、信念转化为一般人生活中的常识，从而建立一种上下一体的共识。从李先生举例看，各种形式的启蒙文章灿然夹陈、民间各阶层人士乃至政府都在大力介入启蒙事业，并把一些组织制度化，好像确实可以说明启蒙者之间达成了相当共识，运动也蔚然成风、卓有成效。
在很多情况下，精英的理念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很难避免不出现简化（推行白话文便是精英自身对理念的简化）、消解的情况。李先生谈及了民间信仰、习俗与启蒙之间的互动（寺庙、戏曲），但可能由于史料、方法、视角等原因，在民间如何做出反馈这一部分的讲述有所缺乏(仅凭国民捐助的数个案似乎难以说明)。
同时书中提及的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政府之所以愿意去推行启蒙，是因为在当时城市出现了新式警察制度，新制度意味着新规范，而新规范则需要进行普及推广，而且书中举例大多为城市报刊资料，对广袤乡村似乎较少提及（印象中，略有提及只有广东潮州的一个近水乡村），因为启蒙的实际效果，似乎还可以再做斟酌。
传统上，我们会认为中国并没有“公民社会”，更多的会称之为民间社会，而在当时的民间社会可能更多会以“士绅社会”的形式呈现，尽管李先生在书中认为，当时所出现的各种民间自发蓬勃的社会运动，与“士绅社会”已存在分野和区别。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士绅社会的模式依旧普遍而强大。
若我们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眼光去看待这场启蒙影响，可能会忽略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当时民间社会在面对这场启蒙时所做出的反应。同时传统民间社会，或者说士绅社会其自身也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脉络，事关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等多个方面。如果对清末的启蒙运动或者说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研究，忽视了这部分背后坚硬广阔的底座内涵，不免有失全面。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读后感(四)：启蒙是如何可能的
“启蒙”在康德那里是作为出口（exit）、出路（way-out）得到界定的，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和依赖状态，是谓启蒙。如果可以化约，对个体而言，启蒙即指涉自由及理性，从社会论之，启蒙也不出“现代性”的范畴。 福柯进一步强调“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 所提“事件”及“历史过程”广受认同。舒衡哲即认为，启蒙在康德时代是一套“除魅”的规划，以自然界的真理替代宗教迷信，而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追求则是持续不断的“除魅”过程，要将中国“从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 此关宏旨。
但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启蒙话语在知识生产中的传布每每由理念至理念，缺乏事实依凭。真正存在于历史中的启蒙是怎样一幅图景，尚待考镜源流。在舒衡哲所谓20世纪前10年中国的祛魅过程中，李孝悌及陈旭麓二先生的著作对于启蒙的对象是谁、通过何种渠道传布、其实际效果如何等诸问题的引介和分析无疑十分重要。
李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即是以白话报、讲报、演说、戏曲及至阅报社、茶馆等媒介形式和场合中的“启蒙”为切入点，探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如何在知识上交流并产生勾连。与其说此书关注的是清末的下层社会知识流布情况，毋宁说是聚焦于一种关系。用李孝悌自己的话来说，他“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过程。”在这种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精英的理念经受着简化及曲解，民间的信仰、习俗也不断与知识阶层产生互动。
要之，此书从知识分子阶层的知识传布如何影响到下层社会为线索，试图回答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启蒙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
白话文是李著的重点考察对象。在李看来，诸多论者认定的白话文发展以1911年前后为分水岭实则存有误解。历史的过程绝非在固定时刻的截然两分，而是由过程渐次更替而来。20世纪初叶的10年对后世白话文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积累作用，而正是借着对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媒介的考察，李著辨析了白话报、讲报、演说、戏曲等如何将知识阶层的意图传达至下层社会、下层社会又做出了何种反馈，其间的启蒙流向对治史者而言有莫大的兴趣与意义。
由白话报刊数量的显著增加切入，李开始讨论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题旨。在他看来，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汉字改革方案及识字学堂都是在1901年以后大量兴起的，这不仅预示着启蒙形式的文章灿然杂陈，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主题和内容；同时，大量民间各阶层人士及至政府也开始大力介入启蒙事业，并将某些组织制度化。如果跳脱出来加以审视，当时的启蒙既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又得到实践的砥砺，启蒙者之间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运动或风潮也蔚然成风。
李著援引了李泽厚“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解释框架来索解当时知识阶层的启蒙行为及最后“走向人民”的取向。以白话报刊及宣传品为例，1900至1911年期间出版的有记载的白话报达111种，其命名大都事关“醒群”、“启蒙”、“京话”、“俗话”、“白话”等，足见其报刊主旨及特征。此间最为后世提及的便是胡适、陈独秀与清末白话报的关系。李认为，既然白话报刊的兴起因应的是启蒙救亡的思潮，启蒙的对象自然以下层社会为主体，这在报载的内容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下层社会并非目不识丁的群氓，更可能是粗通文字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孩童及林琴南所谓“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根据李对《京话日报》、《大公报》刊载读者来稿及报道被挪作讲本的考证，白话报对下层社会确实是存在影响的。既是如此，报载内容对启蒙的实际效果如何影响甚深。破除迷信、劝戒缠足及鸦片、攻击传统制度及习俗、介绍新知的内容占据了当时白话报的版面。《大公报》影响深远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就对内容有如许自况：开智、辟邪、合群、劝戒缠足和寓言。乍看之下，此类内容与传统善书所载并无不同，但随媒介形式的变化而衍生的是知识分子传达信息和启蒙效果的更张。报章这般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比之善书之类自不可同日而语，因其受众的广泛而影响作者的文本也并非绝无可能。更为殊异的是，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报道旋即被搬上舞台，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启蒙系统”。李著所揭的女杰惠兴以死明志一事即是明证。
除却白话报的启蒙，官员也开始动用白话宣传品，以期政令获得更显著的效果。时任川督的岑春煊发布了劝戒缠足的白话告示，引来争相效仿。尔后四川省内的停止缠足的情形确实较别处为甚，可见以政令“启蒙”的宣传品比之过往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书面文本之外，李孝悌还着意从“口语启蒙”来观察清末下层社会确凿发生的变迁。最直接的物事是阅报社营造的类似“公共空间”，讲报、宣讲、演说溶于一炉。这种空间的出现弥补了白话报的覆盖盲区，以带有吉登斯所谓“生活政治”色彩的方式完成了对民间共同话题和生活方式的塑造。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在此时真正影响到了下层社会，成为社会动员中不可或缺的方式。陈平原在研究“有声的中国”时关注的是作为口语媒介的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与之相比，李孝悌更关注作为口语启蒙的演说取得了怎样的社会效果。
顺着这条线索还可以梳理其对于戏曲改良的认知。比之演说，戏曲和宗教确是型塑中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旧宗教遭受知识界质疑与冲击的当口，以戏曲再造人心自然成为启蒙的不二途径。联系后世唐文治创设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习“吟诵”作为“正人心，救民命”的手段，应和清末戏曲改良、口语启蒙同属一条路径，差别仅在于一则旁采泰西，一则上溯三代而已。
如福柯所言，与其说启蒙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实，毋宁视之为一种历史过程。李著梳理的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看到，在单个的事件、运动背后有一种广泛的联系，即在“开民智”的同时，还有严复所谓“鼓民力”、“新民德”的诉求。惟其如此，才足以解释各项启蒙措施都是以民间社会的绅士、知识分子、商人、教师、僧侣为发端，再由政府的力量予以组织化、制度化，终成浩浩大流。在启蒙中的普及和深化中，各种力量相互呼应，又偶有掣肘，其复杂的互动终于汇成了李孝悌所言的190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上“走向人民”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展。1904年3月《警钟日报》所载《马将牌改革议案》虽然不免滑稽，却成为当时无远弗届、挥斥方遒的启蒙运动的鲜活注脚。
以中国新闻思想涵盖的问题意识观此书，最引人关切的应是“启蒙”如何进入下层的问题。换言之，论及启蒙，过往著作每每从报载内容、主题间或栏目设置上进行简单的意义分析，少有从具体的材料入手，对启蒙如何传布，又如何可能进行具体的例证。李著以大量材料为基础，借白话文及口语启蒙为线索，规避了大而化之可能存在的误区。盖棺论定不易，一则要寻到切口，二则要爬梳史实，三则要框定参照系，若非如此，便容易以偏概全。以李著的研究路径切入中国新闻思想中的“启蒙”问题，框定时段及面向，厘清启什么蒙，以何种形式，对象是谁，实际效果如何，或是最大启示。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读后感(五)：走向民众
清末到底发生了什么？台湾学者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还原了一场知识分子大规模走向民众的运动。同时，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民粹运动的开端。
清末这场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的背景是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仁人志士遍寻良方救亡图存。只是之前的所有尝试，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均告失败。反省之后，知识阶层普遍认为问题症结在于民智未开，民德未立。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都一般地无知，麻木不觉醒，即使技术发达、制度先进也难以救国。（不要误会，这不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这是清末的1900年代。）
几乎所有的知识阶层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包括商人、官员、士绅、学生以及类似陈独秀和胡适那样的知识青年。陈独秀在主编《安徽俗话报》，推销民众启蒙。而小胡适只能称作知识少年，他在《竞业旬报》以“期自胜生”的笔名发表第一篇通俗文章《地理学》时不到15岁，此后从二十四到三十八期一人承担了《旬报》的编辑工作。他借此好好整理了一下思想，训练了白话文。梁任公更不用说，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用意即在早就新民。
这场知识阶层走向民众，开展启蒙的运动发明了很多新的工具和形式，为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所借鉴。面向民众的白话报刊和宣传品大量出现；各地方、各城市争相设立阅报处，民间发起，后为政府仿效加以制度化，这让我想起如今很多人在做的乡村图书馆；另外宣讲、讲报与演说风起云涌，是为“口语”启蒙；同样伴随着的有戏曲的改良和大规模的演出、义演，这种启蒙民众的方式又令人联想起文革期间的样板戏。
运动波及的范围极广，从北京、天津、上海这些中心城市到偏远的乡村，从政府当权者到偏僻农村的阿Q。
这场运动中间同样发生了可歌可泣的故事。惠兴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做过杭州参领。她虽是一介女流，却身怀大志。受美国女权领袖批茶事迹鼓舞，亦想在中国妇女界做件大事。她认为开办学堂是强国第一要义，而女学又是最紧要的。她和一些女同志商量，苦口相劝，募集到一些钱，开办了贞文女学校，贞即贞洁，文即文明。在开学日，她登台演说，痛陈教育关系，非兴学不能自强。为表此志，她竟拔刀割肉，膀子上鲜血直流，她却面不改色。“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能日推日广，这肉还能重生。倘是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着身子来殉着学校。”然学校终究支持不住了，再写了一封书给当道者痛陈女学兴衰关系的厉害之后，吞下了一杯洋烟，并留下遗书百余言。写毕即死，时年三十五岁。
作者在导论中辨析了这场启蒙运动不同于西欧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异同。作者认为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运动的对象不同，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由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哲人”——发动和领导的思想运动。运动的对象显然是受过教育的智识阶级，而不是一般大众。就宣导对象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本书所描写的清末的启蒙运动不仅不同，其用心、立意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的南辕北辙。……除卢梭外，都对一般民众抱着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依伏尔泰和达蓝柏自己的意见，传播启蒙思想的策略应该由上流社会的沙龙、学院，向下见见渗透到小镇的贵族和乡间的士绅。——但就到此为止，他们没有打算进一步再向下发展。”而清末的这场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直接明确指向下层民众，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
但二者的相同点仍然在于同为启蒙运动，开启蒙昧。而这正是我不同意于作者的地方。
我认为清末的这场走向民众的运动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竟不应该被称之为启蒙运动。西欧的启蒙运动作为参照系（不管其本身内部有多大差异，尚存多少争论），应当被看做一场个体觉醒、人性回归的运动。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在于对个体的自觉，个人的自由、独立、平等。这场智识阶层内部的运动，弥漫着批判精神，推崇个体的独立判断和科学实证的经验，乐观、理性。而这些，恰恰是清末那场走向民众的运动所不具有的，它依赖的是传统思维下的教化民众的观念，企图灌输、培育和教化出一代新民。它并不是诉诸于唤醒下层民众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以及个体解放的观念，也并没有培育他们的独立人格，独立判断能力和批判的精神。
知识阶层把自己当成导师冲向了下层民众，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民众自身个体的觉醒、自由与解放并非目的。民众，作为人，成为了一种工具，因为觉得改造这种工具能实现国家富强，所以民众得以被重视。而这又是清末这场走向民众的运动不同于西欧启蒙运动的另一重要特点。事实上，浏览这期间的报刊和文献，查看知识阶层所提出的主张，其最终指向都是强国保种。
举个简单的例子，劝戒缠足。1903年，四川总督出了一份白话告示：“第一样关系国家众人的弊病，没有别的，皆因女子缠足，一是男子身体都会慢慢软弱，国家也就慢慢积弱起来。……皆因女子缠足，天下男子的聪明，慢慢就会闭塞起来，德行慢慢就会丧坏起来，国家慢慢也就闭塞丧坏起来。……”女子的一双脚，经过逻辑推论，最后竟成为中国富强的根基。类似的文字多不胜数。“反缠足”运动没有从妇女解放、个体自由的角度发起，而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富强，足可见这场运动离启蒙的要义有多远。
事实上，清末这场走向民众的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发展方向。
客观效果上，这场运动带来了开启民智的效果，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大范围地传播。这种民智开启的效果有可能顺利导向个体的觉醒，对个人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追求，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进而导致对传统的一切价值的重估。而这正是日后新文化运动的诉求。只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日后的新文化运动在走向下层民众这一点上反而没有清末那样走的远，走得广。似乎它是一场重新由知识阶层发起的全新运动，旨在影响学生、青年等群体。这种方向的后续发展可见于1920、1930年代遍及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数以千计的乡村建设的团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梁漱溟和晏阳初，二者均非共产党员。
该运动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民粹运动。而这一点也是作者在结论中反复提及的。清末这场走向民众的运动并非及身而止，在十年内就倏然消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走向民众”的民粹运动的起点和第一波。这场运动中的各种主张的方式、工具，如戏剧、团体、半日学堂、白话报刊、演说、宣传页等在日后三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民粹运动中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这种民粹方向的延续可见于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实践。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民粹的方向才得到渐渐扭转。
清末的这场走向民众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变质的启蒙运动。它在强烈而急迫的就往意识下推展出来，在以后的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往往变成各种作为和主张的原动力；民族、国家成为最高价值准绳。“就实质内容而言，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也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动向息息相关。”
重新走向民众
观察当代中国，可以观察到一个重新走向民众的趋势。重新思考1900年代那场运动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这一趋势。
当代中国这一重新走向民众的趋势散见于各种运动、事件和新闻当中。重庆的打黑风暴、唱红运动试图唤醒红色记忆，获取人民支持，充当人民英雄；而新左的很多言论和鼓吹都呼唤平等，并将毛时代理想化，营造毛泽东的人民英雄，平等斗士的形象；微博上如今也经常可见很多激烈言论，且都出自所谓的名人以及媒体人之口，并认为自己表达了普通民众的诉求、愤怒和主张；同样，如今也遍地丛生了各种读书会，公民讲堂，乡村图书馆，有一大批人在从事社会建设、乡村建设。
无论是观念改变中国，围观改变中国，对互联网、微博的吹捧，对网民的赞誉，还是对于舆论审判的担忧都表明了民众再一次收到了极大的重视，知识分子应该走向民众，置身民众，开展工作。然而，这种工作如何开展，往哪个方向开展，也有明显的两条道路：即民粹主义和启蒙。前者试图将民众按照心目中的蓝图加以改造，最终实现一个抽象的目的或者理想中的正义；后者将民众自身当做目的，希望帮助民众形成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前者更有鼓动力，更具煽动性，更替荡人心，让人心潮澎湃，后者平静如水，一点一滴从事着建设，耐心、理性、克制。
如果假设如今的当权者已经脱离了民众，那么在当权者之外的各种势力、思想正在展开一场争夺民众的竞争。这场重新走向民众的趋势未来发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走向民众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理念和主张。
回顾清末那场走向民众的运动，并思考其取向与后来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关系，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如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和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