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正義（三卷本）读后感锦集

　　《毛詩正義（三卷本）》是一本由李学勤 主编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页数：14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毛詩正義（三卷本）》精选点评：

　　●再来偷个懒。2000年版。

　　●毛诗、毛传、郑笺、孔疏，汉儒、唐儒的集大成之作，宋代之前学诗的独家权威注释。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越来越强调。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是音义权威。

　　●普通人还是去读有现代翻译版的诗经吧。

　　●小時候語文老師給我門講，賦，比，興，的時候。自己完全不當回事。那時候老師狂吹十五國風。自己完全體會不到。感覺完全不如樂府，漢賦，格律詩讀起來那麼暢快。後來聽到「繡花繡得累了麼。牛羊也下山了」，「石榴子開花嘛葉葉子黃呀。姨娘嘛教子女賢良」。突然覺得十五國風好像從來沒有散去。

　　●最近根据教学需要，还要再读。

　　●郑玄那本笺可以直接跳过了...

　　●第一期国风。

　　●写论文偷懒用的，虽然看的是这一本，但最后参考文献老老实实还是标的最老的中华书局的本子==讲真看毛诗正义就是头大用的，叠床架屋，让人马上放弃...

　　●经学的博大精深！！！

　　●作为读本就太繁杂了

　　《毛詩正義（三卷本）》读后感(一)：小雅.雨无正

　　《小雅.雨无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

　　毛传：哀贤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

　　郑笺：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见困病。○出，尺遂反，音毳。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毛传：哿，可也。可矣，世所谓能言也。巧言从俗，如水转流。

　　郑笺：巧犹善也。谓以事类风切剀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过，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乱世之言，顺说为上。

　　[疏]“哀哉”至“处休”。○毛以为，幽王信谗，贤者不能从俗，不敢发言，故云可哀伤哉，不能言之。贤者意虽欲言，言则忤物。其欲言者，当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维其身是病。言小人恶，直将共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谓能言者，以巧善为言，从顺於俗，如水之转流。理正辞顺，无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虽谗胜，贤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见乱世欲其顺说。○郑以厉王时为异。○笺“不能”至“困病”。○正义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为拙矣。言之忤人，其祸必速。言出则祸入，故云“旋见困病”。○笺“巧犹”至“剀微”。○正义曰：人虽正直，性有巧拙。《表记》云：“辞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则自得志，非徒所可矣。传云“从俗如转流”，言从俗，明亦谓贤人，与郑同也。

　　按：孔疏以为毛郑除刺幽王还是厉王外均同，但细察传笺，毛郑对“巧言如流”的解释有微妙区别，前者只承认其为能言，但并未说是否可算贤者；而后者则释巧为善，认为是贤者顺说。孔疏此处直接认为毛郑意同，虽大致可通，但似稍欠精审。

　　《毛詩正義（三卷本）》读后感(二)：【诗经美读（21）】素丝羔羊抑或无所事事——读《召南·羔羊》

　　羔羊

　　五紽：指缝制细密。五，通“午”，岐出、交错的意思；紽（tuó），丝结、丝钮，毛传释为数（cù），即细密。

　　食（sì）：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委蛇（wěi yí）：音义并同“逶迤”，悠闲自得的样子。

　　革：裘里。

　　緎（yù）：缝也。

　　缝：皮裘；一说缝合之处。

　　总（zǒng）：纽结。一说毛诗传释为“数”，与紽同。

　　委蛇：悠闲自得的样子。

　　身穿羔皮制作的皮袍，白线严密合缝。在公家吃过饭，回家优哉游哉。

　　身穿羔皮制作的皮袄，白线交错缝合。优哉游哉，在公家吃饱喝足。

　　身穿羔皮制作的皮袍，白线密密缝合。优哉游哉，吃饱喝足离开公家。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认为召南之国接受文王教化，士大夫都节俭、正直，退朝之后，回到家里，从容自得，故此诗歌颂之。《诗集传》亦从其说：“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

　　方玉润认为此诗主旨是“美召伯俭而能久”。他认为，此诗必有所指，即召伯。他反对毛诗序“《鹊巢》之功致”和“德如羔羊”的说法，从诗中看不出有此二说的意思。他又解“五缝”为多次缝制的意思，一件皮袄，缝制大五次之久，可以看出节俭之德。

　　姚际恒《诗经通论》解：“诗人适见其服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饰步履之间以叹美之。而大夫之贤不益一字，自可于言外想见。此风人之妙致也。”认为诗人以一个片段描写贤士大夫神态，由此产生一个词语——“素丝羔羊”，形容那些廉洁的官员。

　　今人多理解此诗描写士大夫退朝后，在家悠然自得的情状，不必非要落实到某个人。当然也有人解释为讽刺官员无所事事，则意义恰相反。

　　《毛詩正義（三卷本）》读后感(三)：读《毛诗正义》002

　　读《毛诗正义》002

　　《毛诗正义序》孔颖达（续完）

　　孔：[1]六情静於中，百物荡於外，[2]情缘物动，物感情迁。[4]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於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3]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抟扶摇按：编号是我加的。这里讲了两层共享的一个过程。两层：一是抽象层；二是具体层。先讲抽象层。关于[1]，这是假设一个零状态。这时候，人与物是完全分离的。物没有刺激人；人也没有感触到物。其实这个状态是纯粹理论的，是一个逻辑起点，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便是死人，环境也刺激它，它也反应环境，要不尸体怎么会腐烂至于无形呢？于是可知，活人总要对环境做反应的。区别只在于活人是可以这样地或那样地反应环境的，比如有人在刑具下做了叛徒，而江姐是红梅花儿开。虽然这样一个零状态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但是学术研究有必要假定这样一个零状态。

　　关于[2]，好，从[1]的零状态开始，出现了现实。“缘”，因也。人心的情感是因为环境事物的刺激而波动起来的，并且随着人心是感受这物（花房气味）还是那物（屎尿气味），人的情感也变化着。这不是很素朴的唯物主义观吗？

　　关于[3]，人心受到特定的刺激，就做出特定的情感表达。如果这样的情感表达合乎特定的规律，比如合乎“律吕”，那就有强烈的引起共鸣感染人的作用，以至于“感天地，动鬼神”，而诗歌于此是最能干的了。“合律吕而成诗歌”，这句话，在今天，就成为难以忍受的纪律。然而写诗就可以没有约束吗？据我所知，诗歌的纪律比散文严。钱钟书很欣赏杜甫“诗律严”的观点。于是我们看今天的各种白话诗，其中的优秀者，什么杀人的、自杀的、舒婷大妈的、脑瘫老姐的、官僚腐化的，它们在“有感而发”方面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在“合律吕”方面是没一个人模狗样的，这就会引起马未都这种所谓的老人搞内讧。哈哈哈，我笑得痛快！因为我是旧诗不写新诗也不写；因为我知道我们早就过了写诗的时代；今天还要“学”写诗的，都是愚蛋愚犰狳装博弈！有本事，掏出鸟来尿散文。所以今天的诗歌，要能够惊天地而鬼神，自从中国的“四五”（绝对不是“五四”）运动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于是就有了[4]，这就不要多说了，参诸现今，你就诗歌快乐并梦话吃包子，再加上狼嚎二叫，那就是最好的诗了。

　　孔：[1]若夫哀乐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2]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

　　抟扶摇按：就任何著述而言，自序里的论点应该坚定不移黏在作者的额头鼻子上！这是因为序是最后写的或定稿的，所以序里的观点在“这本书”里不会再变化，并且不与书里相抵牾，于是可以提纲挈领地表达。上引阿孔的话，编号是我加的。关于[1]，所谓“哀乐”、“喜怒”，都是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当然可以由“人事”引起。然而阿孔并不遽然这样论说。他是首先把人的哀乐喜怒都看成为是对大自然的反应，于是阿孔就真对我们做了“天人合一”啊。阿孔的意思是，虽然人到后来是有“人事”的，人事也会激动人的喜怒哀乐，但是从根底上说，从源头上说，也就是按照科学的术语，我们从“发生学”上说，人的喜怒哀乐却是对大自然的响应或回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社会。阿孔如此地把人“回归”于自然，那是有他的更大目的的，即如此就可以说：至少鸟兽也有哀乐喜怒，也就是能对大自然做出“心理”的回应。这就是阿孔说燕雀会歌唱，“鸾凤有歌舞”的道理。当然，阿孔的“鸟兽也有哀乐喜怒、歌唱舞蹈论”在今天的科学心理学看来，当然是没有坚实证据的，也就是说，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我们没必要像阿孔这样想。但是阿孔那样想，有一个基本思想是我们总要表彰的，即他把一切目为情感者，无论哀乐喜怒，一律看成是环境刺激造成的，而啁噍歌舞也无不是情感表达的方式和程度。请注意，阿孔说到这里，只限于说心理。按照今天的心理科学，喜怒哀乐和唱歌跳舞，都属于心理的范畴，而动物也普遍地有心理。

　　但是关于[2]，阿孔转而说到《诗》，那就不同了。《诗》为诗的代表，就含有诗的原理。而我们也知道，《诗》之为诗的代表，也含情蕴意的。情意之发生，阿孔已如前面说了，归于天然自有的，人畜共能的。但是诗之“理”不同，只有人类社会才有，因为诗是人独有的。所以阿孔说，以《诗》为代表，诗之理，打一开头，就是和诗之情是同时具备的，所谓“同夫开辟”。按照阿孔的这个“同夫开辟说”，我们可以条列说法以明诗之实质。1）诗不可能是有理而无情的，即光有理还不成诗；2）诗不可能是有情而无理的，那就是说，鸟兽世界没有诗；3）诗非得有情有理，而这只有人才有。

　　阿孔这么强调《诗》之理，那是和他关于诗的社会学定义有关联的。阿孔关于诗的社会学定义既然是突出歌功颂、惩恶扬善，那就势必宣示或体现道理，否则就实现不了诗歌的社会功用。因此在阿孔那里，情和理，各是诗的必要条件，正所谓无情或无理则必不成诗。然而有情或有理亦未必成诗，必得有情有理，方得成诗。阿孔这里是讲诗的实质性特征，而至于对这实质性特征的把握，他认为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谓“《诗》迹所用，随运而移”的意思。

　　《毛诗正义》孔序读到此为止。其余部分，一是概说中国诗歌起源的，一是历数《诗》的注释一说的。后者我可以不管那么多，难道谁说话我都要搭理？前者可以糅合在《诗谱序》里具体说。

　　《毛詩正義（三卷本）》读后感(四)：读《毛诗正义》001

　　读《毛诗正义》001

　　我读的本子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我的读书笔记的格式一律按照这本子，风格是引而按，为的是方便议论。

　　《毛诗正义序》孔颖达（待续）

　　孔：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於生灵。

　　抟扶摇按：《诗》当然是诗。而诗，也是“文艺”的代名词。纵观世界文学史，诗是老祖宗！古印度有猴子诗；古希腊有“河”马诗。古中华有《诗》和《楚辞》。孔序开篇，即对《诗》做了文艺社会学的定义，说《诗经》这部书啊，就是歌功颂德、斗敌除恶的。因此阿孔这句话，也是对诗歌的一个定义，进而也是对全部文艺的一个定义。这样的定义我们曾经很熟悉，比如“革命的文艺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利器。”“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兴无灭资。”……可是曾几何时，这样的定义一律算极左了。40年了，今天，我国文艺的社会学定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指出的是，上列爱憎分明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学定义，那是一点不极左的，反而恰恰是中华文化里的优秀传统，由来已久，哪怕就从阿孔开始算年份好啦！维护封建王朝的文化志士都这样正邪分明，我们和阿孔们的差别不过是具体讨论彼此说的“功德”、“僻邪”有多少是合拍的？又有多少是不可通融的？还有多少是彼此可以眼开眼闭到捣糨糊而你好我好大家好地糊弄过去的？因此我们还是有我们承认的功德要歌颂，有我们目为邪恶的东西要呵斥的。于是文艺的社会学视角定义是不可废的。40年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废了这个视角的定义，那么一切牛鬼蛇神就接踵地粉墨登场来。它们会通过文艺而把整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当然，我们可以把文艺的社会学视角的定义表达得柔和些，于是我们可以说，上引阿孔的话，指出了文艺要有时代道德性，因为“功德僻邪”都有时代性。时代性里包含阶级性、文化性等等，而它们都可以笼统地包含在“道德伦理性”的邮袋里。除了定义，阿孔这句话的一个辅助部分是说了文艺的两点美学特性，以下分说。

　　第一点特性是“文艺乃无为的”。我说得简单些。如果一部文艺作品写黄世仁欺压杨白劳和喜儿，那么它绝不是要观众欣赏之后就去打黄世仁们的土豪。否则这戏要在今天演，散场咋办呢？因为没有他们仨了呀！当然，刚才说的是个比喻而已。再来一个：如果一部电视剧写了一个党政官员有满屋子的“毛主席”，那么这也绝不是要看过这部剧的人们集合起来，去领导藤子的家里翻箱倒柜，看看他她有多少“毛主席”，因为彼领导不是此藤子嘛……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文艺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它远远比不上小区的一纸布告管用：“打今儿个起，谁不戴口罩就不许进本小区；带了口罩而不给俺朝头上打一枪的也不许进本小区；谁不服，就别进来；谁要闹，警察蜀黍大大滴伺候！”嘿，我一见这布告还真不敢闹哎！

　　“文艺无为论”好比孙猴子外出化斋时用金箍棒给余三者画了一圈界限，铜墙铁壁也似的。圈里的师父师弟只要不跨出来，那么圈外的妖怪就进不到圈子里去。于是圈子内外两无干系，而文艺无为论也就好比说，咱文艺是一个圈子，咱在圈子里面任玩啥，都不图在圈子外头有啥功利。比如写小说是圈子里头的事情，而评诺奖是圈子外头的事情。人家硬劲要把文学诺奖送给俺，俺呢，却之不恭，而恭敬不如从命，所以就屁颠屁颠地飞去了。但是俺写小说却不是为了拿诺奖的，而是为了讲故事。看看，“文艺无为论”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敬业”的精神呢？我实际要说的是，“文艺无为论”在近代西方、现代中国曾是多么地流行啊。那时那是一个多么高雅的标语口号啊。我们且不论打着这幅标语能走到哪里去，能够走多远，现在只说这幅标语是俺唐人发明的。这样一看，孔颖达的“文艺无为论”就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文艺理论史、文艺批评史上具有比诺奖更重要的意义了。

　　文艺的第二点美学特性是“自发”。这是说文艺作品一定得是自己想搞而搞出来的，最好还是不仅仅是想搞，更是油然流泻出来的、激情迸发出来的。如果写不出而硬写，特别是假如按照长官的指示而写，那么一般不会写出好作品。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毛泽东诗词很大一部分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那时候他行军打仗，或进取关隘，或撤退甩敌，这一切需要毛泽东看地图，却不需要他吟诗哦词。然而诗词从他的心怀里油然地流泻出来了，自然而成天章云锦，岂有不美哉？再说曹禺，他写《雷雨》等几部剧本，也是醉心于古希腊戏剧的“三一律”，要在螺丝壳里摆开道场而人家愿意付钞票来看；要演员戴着“手铐脚镣”舞蹈而人人都噼里啪啦地鼓掌说精彩。这种有点儿受虐狂的心理激励着曹禺心痒而手贱，于是也来试一试。结果噗噗噗，激情迸发出至少三部话剧剧本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丰碑！可惜晚年，却之不恭，老曹接受“任务”，写《王昭君》。当然戏也排了，谁敢不排？戏公演了，谁敢说不好？但是无论在曹禺个人的创作史上还是在中国现当代的戏剧史上，《王昭君》坐在第几排第几座？你不用放大镜，那还真找不到“她”呢，“她”最然出在“样板戏”的屁股后头，却也是给“样板戏”远远地甩在了屁股后头。这就是“不自发的”文艺作品的历史命运一典型，哪怕你是什么大家或大师。

　　讲究文艺的美学特征，归根结底是为了产生好的作品。而好的文艺作品就是要达成它的上述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即目标，正所谓“歌功颂德、止僻防邪”，从而“有益於生灵”，也就是如毛主席所说，有益于人民。

　　最后提一下，阿孔开篇就承认了《诗经》之诗即是歌。这或许表明阿孔认为诗本来该是能歌的，或者《诗》本来是可歌的。至于到了阿孔的唐朝，诗还能不能歌，《诗》是不是还是歌，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