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读后感摘抄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是一本由赵翼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9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精选点评：
●治史者必备。
●从小到大都是用八卦心来读的...
●此書盛名在外，余準備讀過另兩本史學筆記，再做比較。
●有不少史评。
●汉代之前的部分小时候读过，记忆作祟的原因总觉得亲切动人。那时不太明白，要这么考证谨严，需要下多大功夫，具备多深的功底。页眉页脚又被我乱涂了一遍，和老夫子们吵架真是生平乐事，我这迟生了好几百年的后生晚辈欺负他们，他们又不能还嘴。
●补记
●曾经觉得清朝人把能考据的基本都考据完了，让现代学历史的干啥呀。
●虽然读过，但没有什么印象了
●常备案头，常翻常新。以及不要买蓝皮那个，那个系列的书脊全部都会脱胶。。
●写作业必用书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读后感(一)：讀史書不讀此書等於沒讀過
本書極其優秀，是我讀過最好的史評之一，和王船山先生的《讀通鑒論》可以說同等價值。
關鍵是其總結了不少歷史規律。還有很多縱向對比。例如其論寒士就很有見解。論明史等等，讀了此書，無數的規律可以參考。
趙翼的其他書也很不錯。陔餘叢考考據也很詳實，我非常喜愛。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读后感(二)：听起来很吓人...
“本书是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部著名的读史札记，书中对各朝历史的编撰得失作了系统的论述，考辨订正了重要史实。本书自一九八四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欢迎。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决定重印此书。重印之前，作者对全书的内容作了修订补充。”
作者对全书的内容作了修订补充.................
唔，现在想买这个的话，推荐什么版本呢？想要足本的。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读后感(三)：各札随记
一、司马迁作史年岁及班固作史年岁
此二札看似考证司马迁书《史记》和班固作《后汉书》所用的时间，其实不然。精彩之论出于下面一段：
“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记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后札虽然写班固，但是延照此思路，所发议论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二、各史例目异同
此札论司马迁《史记》在体例商的突破与创制。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以下则为分论：
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迁用其体以述帝王。” 后为《三国志》沿用，但只记录魏世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标准为“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是效仿吕后本纪。《新唐书》武则天编入后纪。关于宫廷琐屑之事，其中又创制《后传》，赵翼以为不妥。至于《宋史》则又有一变化，那就是度宗后人与其合于一纪，这是“正统绪余”。所以史家立纪，当是认为正统所系之人方可。
世家：“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此处似乎可为贵族消亡之立论。存疑。但这只是一个大略的倾向，因为“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但终究是声势不如从前了。故“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到了《晋书》则又有“载记”，欧阳修的《五代史》也称吴、南唐、前蜀、后蜀等为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至于《辽史》则将高丽、西夏变为“外纪”。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读后感(四)：坐而论道之天人感应
这两天和几个哥们在网上交流，不知怎么回事忽然聊起了天人感应。说实话，我对于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只知道好像和董仲舒有点关系。一年前为了论文通读《汉书》时，也曾读到《董仲舒传》里面的《天人三策》，这三篇文章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极大，只是我对它不感兴趣，当时也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天人感应说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里面有一段诘屈赘牙的话，大意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后来孔子作《春秋》，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发现怎么中国不着调的事都会有这老头出现？）。对此清代的孔子门下走狗赵翼在《廿二史劄记》里面说的很明白：“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鷁退飞、多麋、有蜮、 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言下之义，孔子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乱写一气的，里面有春秋大义存焉。但是到底有什么玩意儿，还是离孔子比较近的汉代人解说的最明白：
董仲舒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翼奉曰：“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於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於貌也。”
谷永曰：“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李寻曰：“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於女谒；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有必要提醒下大家，要注意下上面这几位的身份：董仲舒，汉武帝时曾任西汉江都国相和胶西国相。翼奉，汉元帝时初征待诏宦者署，历任中郎博士谏大夫。谷永，汉成帝时为光禄大夫，历任郡太守，升任大司农。李寻，汉哀帝时曾任汉哀帝黄门侍郎、骑都尉。这几位都是当时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他们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时侯，都是有一个对象的，那就是他们的主子——皇上。他们觉得皇帝老子哪地方做的不对了，但也不敢乱说，他们知道自己说的话没有力量，搞不好进谏不成反被杀，那就得不偿失了。他们就等着突然出现一件让时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来作为借口，比如说地震山崩、水旱灾害、日蚀月食了，没有这些大事出现也没问题，中国这么大，找出点事作为话头还不容易嘛？哪里的宫殿起火了、京师出现连阴天了，甚至于某位大臣家里出现一只穿着衣服的狗了，都会被他们拿过去炒作一番，然后屁颠屁颠地去给皇帝上书，“您看您看，以前怎么说您都不听，现在出事了吧。上天示警了！您身为天子，不好好干，您老子天老爷不高兴了，这事就是给您的警告，再不好好悔改，国将不国呀！”唾沫星子漫天飞，说的是天花乱坠，把个皇帝老子忽悠的一愣一愣。然后就会龙颜大悦，从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抛下几根骨头来作为赏赐。关于这类事，赵翼有个好听的说法：“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一句话，天人感应学说就是奴才进谏哲学。其实天人感应也不应该叫天人感应，而应该叫天皇感应。（爱国青年大怒：哎呀呀，怎么和小日本扯在一起了。）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谦良恭俭让，皇帝身为最高统治者，更应该为天下百姓之表率，怎么好意思说的这样明白，“凡事都要讲和谐嘛，”就叫天人感应吧。但是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和老天感应的只有皇帝（偶尔也有幸运的藩王或地方官），这不是摆明了除皇帝之外别人都不是人吗？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提起，也许中国人一直就过着非人的生活吧。于是乎天人感应也就一直感应了下去，近来有砖家说中国古人可牛逼了，举了个例子，就是天人感应学说，人与自然含情脉脉互相感应，多河蟹啊。
河蟹你个妹啊！始作俑者董仲舒泪流满面：“你以为这是好玩的啊。搞不好是要杀头的。”《汉书》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这是皇上的家事，你一个外臣敢在外面胡说！真是活的不耐烦了。龙一直是中国帝王的象征，韩非子云：龙有逆鳞三尺，人逆之则杀人。我们还是离这些畜生脾气的人远点吧，让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去供着他们去吧。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下册）》读后感(五)：于无声处听惊雷——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札记
一、
赵翼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无声的时代。历史学家们所称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衰世”的回光返照罢了。恢恢文网之下，万马齐喑，一片萧条。科学上的落后是毋庸质疑的，文学上除了有部《红楼梦》外，恐怕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引以为荣的了。被梁启超、钱穆等诸位大师认为在考据、训诂诸学上成就斐然的“乾嘉学派”，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
二、
翻开《廿二史札记》，但见作者在《小引》中写着这样的话：“是以此编就正史记、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云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作者自述写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勘校史书之误，去伪存真，这一点是那一时代考据学家的共同兴趣所在；其二则是要探寻“治乱兴衰之故”，这一点却是乾嘉学派诸公们极少提及的。与赵翼齐名的王鸣盛和钱大昕，他们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都被钱穆先生誉为考据学上的典范著作。在考据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许较钱、王的大作要逊色一些。王树民先生在中华书局版《廿二史札记》的校对前言中评论道：“翼于经学无所建树……则粗率疏阔，多具体性谬误，成为其书之严重缺点”。但我个人以为，刘知己论“史家三长”，有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三者之中，当以史识为冠。读史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搞清楚刘备究竟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李自成是真的死在了九宫山还是出了家，或者雍正是否真的谋父篡位之类的细微末节吗？还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历史现象背后更深层的规律性的问题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赵翼的《札记》也许在“史学”上与钱、王等“考据高手”有差距，但在“史识”上却是技高一筹的。
《廿二史札记》中的有些篇目，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时以经义断事》、《九品中正》、《六朝清谈之习》、《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江左世族无功臣》、《周隋唐皆出自武川》之类，在读钱穆、陈寅恪、田余庆诸先生的著作时，屡见摘引，可见其中多中肯之言，亦可知赵翼治史时并没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繁琐的考据之中，而是在探赜索隐之余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试图从浩如烟海的廿二史中寻找出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一些线索。
那么贯穿于卷帙浩繁的廿二史中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郭沫若以来的中国史家几乎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以此作为标准答案给赵翼打分，这位瓯北先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天命论和宿命论者。就拿他著名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来说，其中不是有“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这样的句子吗？其他如论王莽之败亡、周隋唐三代之兴，不乏天意难违的感慨。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苛求赵翼；纵观一部廿二史，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敢于怀疑“天道”的毕竟能有几人呢。
三、
在《札记》中，赵翼在对史实的考证中抨击和指摘了正史著者们的“回护”和“曲笔”。然而，《札记》本身，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蹈了前人的覆辙。这正是赵翼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
在《南宋取民无艺》的篇末，作者说：“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乡官虐民之害》一篇在穷举并剖析了明代地方上“私派横征，民不堪命”的史实后，作者突然插入了一句“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匆匆地收了尾。表面看来，赵瓯北抚今追昔，在为乾隆朝的盛世高唱赞歌；那么，彼时之元元黎庶，果真就“幸”于宋明之际吗？《廿二史札记》的《小引》末尾赫然题注，书成于“乾隆六十年三月”（公元1896年），就是在这一年，自诩“十全武功”的“圣天子”乾隆皇帝诏告天下，禅位于子，改元嘉庆；同样就是在这一年，无数被横征暴敛和连年的灾荒逼上了绝路的农民们揭竿而起，一场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川陕九省。中国的农民，不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鲁迅语），不会轻易地铤而走险。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是不难想象的。翻看赵翼的传记，可知这位瓯北先生早年曾一度在地方上任过职，并且官声甚好，他应该对于清王朝“死而不僵”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了解。既然如此，他所说的“民之生于我朝，何其幸也”，就纯属是一句违心话，不过是以此作为避免罹于文祸的护身符罢了。这正是赵翼所抨击过的“回护”。自己明明对“回护”“深恶而痛疾之”，自己却又不得已而为之，这既体现了赵翼庸俗的一面，也包含着他的无奈和悲哀。
于是，鲠直和庸俗，义愤和无奈，胆识和悲哀，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却又同时集于《札记》一书，集于著者赵翼一身。也许这很令人费解，但这却又是历史的真实。是的，一个人可以领先于他的时代，但他却不可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掉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因此，赵翼的庸俗和鲠直，无奈和悲哀，胆识和义愤，都是时代在他身上的投影。
四、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18世纪后半叶，时值清高宗乾隆在位的后半期，亦即赵瓯北先生在书斋里埋头写《廿二史札记》的时候，在欧洲，王权专制下的法国站出了伏尔泰，已经公开用一支犀利的笔作为武器与专制的王权宣战了，后来，卢梭站了出来，狄德罗站了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如同一场春潮，席卷了整个的欧洲大陆，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时代从此发轫了。然而，同样是皇权专制下的中国的儒林中，终没能出现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却不乏范进、严监生和马二先生；在这里思想启蒙不可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曹雪芹、戴震等几个寂寞的勇士在“荷戟独彷徨”。
中国在当时已经落后于世界了。
“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与赵翼同时代的郑燮发出了濒于绝望的呼号。也许正是这位愤世嫉俗而又狂放不羁的板桥先生，喊出了瓯北先生们欲喊而不敢喊的心声。
五、
这一切，恐怕也是盛赞闭关政策“防微消萌者至深远矣”的赵翼所始料不及的。
六、
面对一个令人窒息的“衰世”，应该如何去拯救它呢？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札记》不可能过多地涉及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赵翼对此毫不留心。从他在《札记》中多处论及经济来看，他还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他在书前《小引》中对于《日知录》的推崇亦可见其受顾亭林的影响非浅。他在探讨王安石变法本身有利于民的举措为何无法向下推行时曾深刻地指出“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初读此言，觉得瓯北先生这种思想与民间百姓将天下大治的理想寄托在一两个清官身上的“清官崇拜”无异。仔细想一想，才发现瓯北先生“有治人无治法”中的“治法”实际上是指对于权力的一种监督机制：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不肖官吏的机制，仅靠少数王安石这样的清官和“治人”觉悟上完全“慎独”的自觉，是根本无法避免“百弊丛生”。所谓“徒法不可以自行”。赵翼的这种思想不可谓不深刻，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可惜这不过是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
赵翼毕竟不是龚自珍，他只能借古讽今地运用春秋笔法来否定和批判一个业已没落的“衰世”而已，却不能提出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的具体方案。他是仇视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的。翻他的传记可以知道他曾经参与了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在《札记》中，他完全自觉地继承了历代史家称黄巢李自成为贼的传统。其实，刘邦、朱元璋不过是成了事的李自成；而李自成不过是失败了的刘邦和朱元璋。具有超群史识的瓯北先生却无法理解王侯与贼本质上的相同，在他的头脑里，仍旧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赵翼就好像是一个失败的医者，面对肿瘤已然扩散到全身的病人，束手无策。他是憎恶这个全身布满毒瘤的社会的，却又与这个社会有着难以割断的情丝，不忍心去触动它，甚至害怕别人对这个社会拿起手术刀。正体现了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深刻揭示的士大夫对于君权在依赖中抗衡，在抗衡中依赖的矛盾心理。不光是赵翼，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心理。曹雪芹对于贾府的衰败始终抱着一种惋惜与留恋；吴敬梓只能将社会理想寄托在杜少卿等几位“真儒”的身上；就连最激进的龚自珍，所想的也不是推翻这个社会，而是改良。失望，不安，躁动和彷徨就这样产生了并且延续着，将一种否定与怀疑的情绪渗入到《札记》的字里行间。《札记》一方面在指摘和批判正史中的“回护”和“曲笔”，而另一方面《札记》本身却又难免“回护”和“曲笔”。读《札记》，似乎能听到赵翼在历史深处发出的阵阵苦笑。
中学时读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无法理解这个深得一代英主康熙赏识的相府华胄为何要写尽“乐府凄凉曲”，后来重读《红楼梦》，读郑板桥的诗集，才发现当时的文学作品都沉浸在“衰世”挽歌的氛围之中。看来，“大厦将倾，一木难扶”是当时文人心中共同的隐痛。赵翼的《札记》也弥漫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怀疑、彷徨和失落。
在赵翼的诗集中查到了一首题为《咏史》的诗：“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循。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九仞山才倾篑土，一杯水岂救车薪？书生把卷偏多愁，剪烛彷徨到向晨。”这既是《廿二史札记》最好的导读，又是中国文人最好的自画像，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既高大又卑微，既执着又犹豫，既不满现实又不愿改变现实的可敬而又可悲的群体。读他们的著述，要像鲁迅说的那样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往往在文字深处隐藏着真实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也许这也可称得上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吧。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读了《廿二史札记》，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2004年3月21——22日
后记：甲申孟春，游学燕园，闲时阅《廿二史札记》，以管窥豹，姑且记之。
【参考书目】
《廿二史札记校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
《赵翼评传》：赵兴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