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读后感锦集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是一本由[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作，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元，页数：2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精选点评：

　　●其实我没看懂啊，丢脸死了> <

　　●翻译太糟糕了。原书5个星，翻译1个星，平均3个星。

　　●先验理论的介绍

　　●翻译得太差了！

　　●读不懂的都是好书，哈哈哈哈哈~~ 有片段式的理解，以后某个合适的时间重读会更有体悟。 资料不是问题，关键是处理资料的头脑。唯一记得的精华。

　　●还是哪天看英文版吧

　　●看这翻译，就想骂人

　　●拼拼凑凑 翻译的一般

　　●反对实证主义，而想把它拖回哲学玩文字游戏，或者搞先验不被事实验证。米为什么不像马歇尔那样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结构呢？经济学的假设只是假设，好或坏看事实怎样判断而不是人的价值观。拉着心理学批判经济学，不如自己建立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经济学。当然，基于假设的经济学。

　　●其实应该说米塞斯想恢复不仅是门格尔传统，也是亚当斯密的传统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读后感(一)：部分理解

　　韦伯认为，我们周围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形态在其普遍的内容上是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即便你从社会文化生活与其他社会文化条件的联系来看也是这样。

　　“文化现象”或者说典型的“历史上的个例”与真实生活，为了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那么寻找因果关系就不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是研究的手段，也就是说不能假设目的。

　　这样才有利于并使我们能够按其个别性把现象的文化上重要的一些组成部分归因于具体原因，这个意义上因果关系的规律，才对认识这些典型案例来说是有意义的。

　　理论和理论概念的形成对认识文化现实有什么重要性在于：将确定的逻辑关联和历史生活事件，协调为一个摆脱了内在不一致性的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然后通过构建一个抽象的“理想类型”或者具有一般性的抽象逻辑关系，来使自己明白这种相互关联的特征。

　　理想类型是由一个或几方面的单方面的强化和标准化，通过把多重分散而不联系的个别现象整合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概念，从而陈述得出的结果。

　　这些现象在有的地方多一些，在有的地方少一些，或者根本没有，但是它们同这些单方面强化的内容侧面是一致的。

　　文化科学应该构建一个在逻辑上完整的概念体系，在某种确定意义上这个体系可以用一种意义安排来理解现实，并从重演现实。

　　有意义的行动，韦伯区分的4种类型：

　　目的－理性：有外部世界对象和其他人行为的预期所指引，而且把这些预期作为达到由行为者本人理性地考虑和追求目的的“条件”和手段。

　　价值的：对行为无条件影响，代友固有价值伦理的、美学的、地宗教的或任何其它的一切有意识的信念所指引，纯粹在于其本身而不管后果。

　　感情的：特别是情绪的，这时行动由突然爆发的情绪和热情所指引。

　　传统的：习俗所指引。

　　社会学的规律既不是理想类型也不是平均类型，从其目的是想认识人类行为的每种行为中的本质和必然性的东西这样的科学角度理解，这些解释只是从现象的充分性和多样性种挑出来的某种表述，未必是真实。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在于描述真实而在于用概念的手段重建和简化历史，直到古典经济学为政治和经济思想提供科学工具，经济历史学才成为可能。

　　所有历史研究和社会状况的核心描述都要以理论概念和观点为前提，应该关注的是理论的逻辑形式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

　　社会科学在以概念的严密来力求明确定义的和可证明的体系这一要求上来说是精确的。对经济学来说个人的具体价值判断只表现为资料。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读后感(二)：「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章节思考

　　凡勃伦认为，掠夺本性对真实的人类需求毫无用处，然而，还有另一种本能，即"工匠技艺"(workmanship)。他指的是以满足整个社群需要而从事富于创造力工作的本能；比如修缮铁路以保证火车的正点率。凡勃伦并未像马克思那样号召革命，他认为当社会由工匠技艺本能而非掠夺本能统治时，因炫耀性消费导致的浪费便会遭到杜绝。社会家将会摒弃野蛮社会的最后一丝残余，这意味着为了和邻居攀比而导致的非理性消费得到终结。拥有工匠技艺本能的人群包括发明和改进及其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引导经济实现以满足人类真实需求为目标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曾经看过一位著名的广告人做的一个TED演讲，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阐述工程师思维和营销思维的区别。当人们抱怨旧金山的火车开得太慢时，工程师的解决方案是花费几亿美金重新修缮铁路，将车程从4小时缩减到45分钟；而广告人的想法则不需要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只需雇佣全美最有魅力的模特在车厢内来回走动，免费发放昂贵的酒，此时人们不仅不会抱怨火车时间太长，反而希望再开慢一些！

　　这让我重新去思考"人类真实需求"的含义，科学界普遍认同的真实需求包含「创造性本能」「自我实现感」等等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才能够获得的东西，这更符合我们对于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物种的认知。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常常是遭到唾弃的，但它们却悄无声息地大量存在在看不见的地方，例如尽管世界上有无数生产优质内容的网站，点击率最高的永远是色情网站。但，人类的欲望能够等同于需求吗？机智的营销虽然能够提高人们"感受到的重要性(importance felt)"，让消费者的效用和商人的收益同时得到满足，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它们对生产力的确毫无助益。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定义什么是"好的"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我记得美剧This is us里面，刚出生就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黑人小孩Randall从小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环境下长大，成年事业有成后，为了竞选市长去他生母生活的黑人贫民区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他绞尽脑汁联络各种资源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他有一次终于费尽力气修好了街边的路灯之后，看到一个居住在这儿的年轻女孩站在一旁，便上前诚恳地询问自己所做的尝试是否解决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女孩看着他认真地说，You are not among us. Our lives are not all problems. 当时心灵震动了一下。社会科学想要引导更好的社会，是不是需要对什么是"好"作出更加明确和多元的定义呢？有时候在没有阐明"what is it"的时候，就急于大篇幅地谈"how to do that”。

　　不知道为何，总觉得“言论自由”“个人隐私”这些关乎人类基本权利的事情，在某些国度并不没有得到合理的重视呢（包括我自己）。不知道这会不会导致更大的恶。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读后感(三)：羅斯巴德：米塞斯的精髓

　　本文最早发表于1973年。原题The Essential Von Mises。作者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節選其中的第六章。

　　六、米瑟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1920年代，米瑟斯已经成为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著名的批评者，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但仅此是不足以餍足他那具有无穷创造性的心智的。

　　米瑟斯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十分系统的方法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出其方法论基础。他也认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被两种不健全的方法论魅惑住了：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越来越明显地误入歧途，想把经济学理论构建在与物理学类似的基础上。

　　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之上的，但他们对方法论的个别的洞见通常比较杂乱，不成体系，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明确、自觉的方法论，因而不足以抵御新兴的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的冲击。

　　米瑟斯决心为经济学打造某种哲学根基和方法论，以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完满、系统化。他在Gmndprobleme der Nationaldkonomie (1933)(迟至1960年才翻译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出版）中首先发展了这一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度学派渐趋衰落，而实证主义如日中天控制了整个经济学界之时，米瑟斯在《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及《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米瑟斯尤其侧重于驳斥实证主义方法，它用物理学的方法观察人，把人当作石头或原子。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类行为中可计量、可统计的规律性，构造出一些规律，然后，可以据其进行预测，并用更进一步的统计证据进行验证。

　　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能切合那种认为经济可以由社会工程师支配并进行计划的理念，在这些社会工程师眼里，人仿佛就是没有生 命的物体。米瑟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前言中写道，这种“科学”方法是：

　　……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出“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以使未来的有计划社会中的“经济沙皇”以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人。

　　米瑟斯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方法论，他称之为“人的行动科学”，即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其理论来源有二：（1)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的、逻辑的、个人主义的分析；（2) 20世纪之交以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 (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及米瑟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

　　从本质上看，米瑟斯的人的行动科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可以精确地用数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学规律“运动”的石头或原子，相反，人有其努力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人也会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想法。

　　简而言之，与实证主义者相反，米瑟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识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具备心智，正是这种心智让他决定目标，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行动之存在，除了通过观察行动着的人之外，也可以通过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发现。

　　由于人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行动的，因此其所采取的行为决不可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而，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的活动搞出可据以进行预测的统计规律和相关性，就是徒劳的，是误入歧途的。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事件、每个行动，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二的，都是自由行动且互相影响着的个人行动之结果；因而，不可能搞什么统计性预测，经济理论也不可能进行验证。

　　如果人的行动科学证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动归类总结出量化的规律，那么，又如何会存在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米瑟斯回答说，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必然并且确实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物理方法。

　　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揭示了，经济学一开始可以把自己建立在少数几个获得广泛认可的、显而易见的公理之上，这些公理可以通过对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的内省而获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其逻辑含义，从而构成经济学上的真理。

　　比如，人的行动本身最基本的公理就是：个体具有目标，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要采取常见的偏好值，等等。

　　尽管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翻译成英文，但米瑟斯关于方法论的见解当时就通过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之笔，以一种被高度稀释的形式，传播到了英美经济学界。

　　罗宾斯在其《论经济科学之性质和意义》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1932)中承认，他“特别受惠于”米瑟斯，而在英国、美国，这本书很多年中被公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名著。

　　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稀缺资源配置到可供选择的目的，这种说法是对人的行动科学的一种高度简化和稀释。它根本没有提米瑟斯对于演绎方法之性质的洞见，也没有提米瑟斯对经济理论与历史学之本质区别的洞见。而米瑟斯本人的著作迟迟没有翻译，于是，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挡日益强大的实证主义潮流。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读后感(四)：曹东勃：奥派对经济学逻辑预设的追问

　　曹东勃（1983— ），男，辽宁阜新人，2001—2010年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经济哲学、农业经济。

　　曹东勃作于2006-5-18——2006-6-4，发表于《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

　　写这篇文章的打算已有半年之久了，自去年十一月读过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那本薄薄的但却在上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后，便作了一些零碎的笔记和感悟，但自觉尚需再阅读一些相关文献才好做评价。恰好借本学期的《经济认识论》课程之机，进一步阅读了罗宾斯的老师、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米塞斯（Mises,L.V.）几乎同时发表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这两本书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再向前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鼻祖门格尔的开山之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渗透的独树一帜的方法论特色和哲学基础，向后延续到哈耶克的一系列鸿篇巨著，则奥地利经济学体系的逻辑特征便一目了然。

　　另需指出的是，我在阅读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的同时，发现其运用了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评论韦伯（Max Weber）的关于理想类型、理解、价值无涉以及其他社会学基本概念的问题，试图使自己的方法论与韦伯体系达成某种程度的结合。这迫使我不得不继续扩大阅读范围——在选读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章《社会学基本概念》后，进一步搜寻到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这本书在国内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版本：一是北京大学韩水法、莫茜在1990年译成、2005年中央编辑出版社再版，另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田薇译成、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这里选择的韩译版，但其实这两位都有精深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素养，各自翻译了康德、韦伯的大量著作，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故而版本的选择对于理解应当影响不大。

　　本文主要的评述对象与重点阅读对象是米塞斯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在评论和展开过程中也对所涉及的门格尔、韦伯、罗宾斯的相关著作进行比较分析。

　　一、关于社会科学的性质

　　自然科学经历了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康德致力于建立牛顿力学体系一样的哲学体系，到黑格尔鬼斧神工地将理性力量推至巅峰，一切学科的逻辑化、科学化特别是自然科学化成为时代的主流。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面临了同样的情况，但是这些广义上的社会科学却也具有其特殊性，其研究对象本身即研究主体，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外在客体——自然界，因此，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特殊性。这就给社会科学带来了三方面的压力和难题：第一，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无需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同一化，通过自然科学的方式建立某种从数量上可精确把握的规则，对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进行描述和预测；第二，另一部分人则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但由于其研究对象具有一次性发生、不可重复的特征，故只能经由对既往历史经验的归纳勾勒出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的轨迹，建立“历史哲学”这一体系；第三，还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同样基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这一前提，但他们认为正由于此，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便完全产生于各种偶然性因素，无所谓规律性认识，他们把最终的手段诉诸于直觉、情感等心理特征，认为只有通过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入”、“移情”等方式才能够得到对相应知识的体验，这实际上也否定了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存在的可能性。

　　奥地利学派不认同上述任何一种看法。米塞斯在他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经济认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确定这样一门科学的逻辑合理性，它的研究对象为普遍正确的人类行动规律。”[1]他一方面反对无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反对将精确的自然科学定量分析工具简单运用于对社会的观测之中（这也是早期奥地利学派顽固拒斥经济计量方法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警惕历史主义的乘虚而入——历史主义认为，寻求不取决于时间、地点、种族、文化而具有普适性的规则是徒劳的，社会科学只能告诉人们过去的历史经验，这种旧经验会由于新经验的出现而无效。

　　奥地利学派在逻辑上拒斥心理学要素。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文化、地缘上的诸多渊源，早期奥地利学派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大都可划入“新康德主义”之列。他们哲学基础的一个重要内核是理论的先验性，即根据一个无可置疑的前提推演出整个理论架构。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正文的第一句话便是：“一切事物都受因果规律的支配。这个大道理是没有例外的……不断进步着的人类发展，不但没有动摇这个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还使人们对于这个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认识，比从前更为扩大。”[2]米塞斯也力图探寻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行动规律，故他的著作中将今日的社会科学称之为“人类行动科学”。这一科学需要基于对人性的本质探讨，但它不应被理解为心理学层面的，因为心理学向来被视为脱胎于经验主义、归纳主义，而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人类行动科学是建立在因果性原则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是先验而非经验的思想体系。人的思想服务于人的生活与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具有相对性、被动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能动性，会产生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

　　奥地利学派也反对任何形式的行为主义、本能主义。本能主义往往将人类行动的根源归于某一狭小范围内，比如食物、休闲、自尊等，甚至于将其等同于无意识的应激性反应、植物性行为。这仍然是一种穷举的思维模式，类似于古希腊哲学中的许多大家，尽管已经意识到可以探寻世界的本源，但仅仅停留在水、火等实物层面。这也很容易落入空泛化、平面化、任意化的陷阱，最终仍然要通过不断递归达到一个一般化、形式化的全面范畴。另一方面，本能主义的前提也否认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存在，而人类行动科学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上势必要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

　　从自由主义进一步向前，奥地利学派反对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观点。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有大量观点赞同从整体角度（其实是机械的整体观）对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进行研究。我们将视域扩展到社会学，其出发点正是社会分工理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中也强调了分工之后的合作乃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个体的自由与差异是整体存在的前提，他详细区分了两种团结，“前一种团结（机械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上的，而后一种团结（有机团结）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异为基础的”[3]。社会分工孕育了人性中个体性的发展，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而不是相反。对于这一点，奥地利学派显得更为激进一些：对任何形式的整体主义——无论是机械的还是有机的，都持怀疑态度；对社会职能则作唯名论的解读，社会不是一个实体，只有个体具有真实的价值和意义。米塞斯认为，“为科学的目的，我们应该从个人的行动出发，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的唯一事物”[4]。整体性的社会科学失去了科学性，便只能称之为艺术，因为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整体把握事物的机会，是一种对于人性的领悟；而科学只能采取解剖式的方法分析整体中的各个切片，它无法提供给人们通过整体性体验的艺术所获得的满足感。然而，艺术是不可累积和传授的，科学却可以通过自身的更新实现知识的叠加，这也正是其优点。

　　二、关于经济学的性质

　　“理性人”、“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基本假设之一。从约翰·穆勒最早提出理性人的概念到阿罗—德布鲁体系所建立的微观经济学框架下运用拓扑学从偏好角度对理性人进行的严格论证，再到当代发端于博弈论的对理性限度的反思、对利他主义的关注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经济学逻辑前提的重视程度日渐加强。也许今天我们可以很坦然地看待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所运用的方法，可以轻松接受“经济学帝国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扩张；但追溯源头，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学界对于经济学学科的定位、性质及其基本前提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奥地利学派在此过程中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有必要首先从韦伯说起。“理性为世界祛魅”，这是韦伯对现代性的理性化特征的高度概括。韦伯也认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分法，鉴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需要采取“神入”、“移情”的方式，借助一种纯粹主观的、内心体验的类推方法，获得一种难以言说的“理解”。导致人类采取行动的原因有四种：一是目的理性，它充分考量了外界情况和他人举止，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有鲜明的结果指向；二是价值理性，它有意识地、无条件地基于伦理、美学、宗教或其他固有价值，不计结果；三是激情，它基于突发的、一定的情感基础；四是传统，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所引发。[5]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同时保持体系的特殊性和理论的普适性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提炼所研究事物的核心特征而忽略其他次要特征，抽象出一种概念结构——他称之为“理想类型”。而目的理性就是一种理想类型，他是研究人类行动的一个基准点、参照物，通过提炼出目的理性的确切含义并加以比照，可以使得社会行为中的价值理性以及激情、习俗等非理性行为自动展现出来。但是，这些因素不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凡科学者必要尽量追寻客观性。尽管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价值关联，但科学的任务是保持客观中立、价值无涉，只管解析人类行动中的理性成分。

　　应当承认，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的理想类型、理解、价值无涉等概念具有深远的意义。不过，也一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争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那个古老的问题——何谓理性？米塞斯在高度评价了这位德国先哲的成就后，集中力量在经济学层面上讨论了韦伯方法论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米塞斯和他的学生罗宾斯共同阐述了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回答了一些基本问题。我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

　　其一，什么是理性？根据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对人类行动的根源作此多元化、四因说的分类，是不彻底的。划分理性与非理性，特别是将之应用于目的，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目的无所谓理性、非理性，如果硬要作此划分，则也可以说所有目的都必然是理性的。责任、荣誉、宗教、情感、关爱等概念在韦伯的分析框架中要归于价值理性、激情、传统这三方面。然而，他们仍然是一种目标、目的，只不过这种目的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目的。这类似于我国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雷锋是不是理性人？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显然他具有显著的目的理性特征：他把帮助别人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概言之，所谓理性者，就在于对偏好的一种排序和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个体的、主观的。正如福柯考察古典时代精神病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所谓精神病患者、疯子，也并非全然植物性的应激反应，也有其自身的“理性”选择与目标序列。因此，韦伯试图划分理性与非理性进而区分人类行动的根源和意义是无效的，人类行动的每一件事，由于它超出了人体器官的单纯的反应，因而都是理性的，“它在既定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以达到最值得追求的目标”[6]。目的可以有好、坏、优、劣，但没有理性、非理性之分，即使手段的理性与否也仅与技术层面相关。手段被视为“非理性”，或因信息不完备、不对称，或因主观目的过于繁多、主观估价行为过于复杂。米塞斯说，“我们不应当说非理性在行动中起作用，而应该使自己习惯于仅仅说有一些人的目的和我的目的不同，而且有一些人所用的手段和我在他们那种情况下所用的手段不同”[7]。罗宾斯显然也十分理解他老师的意思，在其著作的一个脚注中他特别强调：“当米塞斯教授说必须把人类的一切行为想象为有理性的，而不是单纯的本能反应时……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人类行为不应按伦理标准来划分。也就是说，不应按规范意义把人类行为分为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8]此外，有一种观点把理性行为限于“合乎伦理”这一层面，而按照韦伯所提的“价值无涉”原则，经济分析不应当考虑个人的价值判断、目的选择问题。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理性的主要特征在于一致性，相当于微观经济学中偏好公理的一致性、完备性和传递性公理——A>B，B>C，则A>C。但如果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则这种假设条件仍然可以进一步放松，即经济科学并不依赖于这种一致性。因为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仍有其他条件可以确保经济学的解释力（详见以下第三点）。

　　其二，什么是“经济”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往往与物质相关联，因此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一提到经济首先联想到的是物质实体、是流通货币、是舒适生活，这在米塞斯的时代也并不罕见。甚至于大批经济学家小心翼翼地否认自己的学说与功利主义哲学的任何联系——而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便是发端于边沁、发展于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功利主义视为急功近利、把幸福主义视为贪图享乐、把自由主义视为自由散漫、把个人主义视为自私自利，所以对经济学的认识仍然是停留在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的阶段，充其量将其视为一种治理国家的统治术。推而广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从经济学的“唯物”定义出发，则最终就会把物质生产技术的制约视为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唯一决定力量，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便可简化为经济史、技术史、工具史。必须看到，经济学可以成为解释社会运行和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经济分析中并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有资格断言人类的全部历史应该从“经济”方面解释。经济学的视角也可以分析广泛的人类行为，但绝不能妄言把全部人类行为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最易于说明的一点是，难道人类偏好形成的深层动因是技术的、物质的、金钱的、货币的、“经济”的么？财富的数量效应本身具有反作用，而货币幻觉的存在更是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已广为熟知。如果仅仅把人类行动的动力归结为对货币的追求，这种错误其实并不比前面谈及的本能主义高明多少。货币在相对估价中的作用只在于当它偏离某一均衡位置时，会改变均衡的估价，而它本身也只起到了一个符号的作用，是消费者偏好的一种反映，而非相反——是偏好的决定因素。[9]与对“理性”的态度相同，经济学家并不关心经济行为主体在道德意义上是利己、利他、纵欲、禁欲，而是把这些价值判断视为既成事实和约束条件加以全盘接受。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所谓的“经济人”，仅仅是一种便捷的表达方式。随着对理论经济学本源和终极前提的进一步追问，人们会发现，“经济人”概念也逐步失去其重要性。现在是时候亮出奥地利学派对“经济”一词的解说了：总览门格尔、米塞斯、罗宾斯三者的著作可知，“经济”就等价于“稀缺”。

　　其三，什么才是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现在我们知道了理性、经济二者的含义，传统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在奥地利学派的框架下显然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那么奥地利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什么呢？就是上面所说的“稀缺性”。稀缺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或客观范畴，它同时受制于主观目的与客观环境，而它主要指向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经济学不十分关注目的本身，对于人类行动目的更有发言权的是道德和艺术，经济学是在道德和艺术设定的目的给定的条件下，关注达到目的的过程和所使用的手段。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庸俗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高尚庸俗与否，都要面临手段的稀缺性，因而也就都要落入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之中。为什么手段的稀缺是必然的呢？一方面，我们从现代物理学理论中获知，时间是一种矢量，其一维性特征意味着将永远指向前方而不可逆转。人类生活于不断流逝的无限的时间之维当中，而人类自身的生理规律决定了其生命的有限性。因此，从总体上说，人总要面临稀缺性的制约[10]。另一方面，人类目的多种多样，而可支配资源（不仅限于物质资源）的数量、个体对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掌握因果关系知识的程度即信息的完备性也存在缺陷，这就造成了手段的相对稀缺。罗宾斯用三句话概括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生命是短暂的，大自然是吝啬的，我们的同类也另有目标。”[11]从目的与手段的视角给经济学定性，最经典的仍然莫过于罗宾斯。他使用了很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列举的鲁宾逊案例。假定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使用木头。如果他只有一种目的，比如生火取暖，那么它只需考虑生火的技术性层面的问题就可以了；如果他有多种目的，比如生火、盖房、造船，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而需要纳入经济学的思考范围，运用线性规划与现代运筹学知识来合理配置有限资源。可见，“人的行为是相互冲突的心理力量在给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彼此作用的结果”[12]。我们也可这样理解，一旦目的的多样性存在，则必然要涉及资源的配置，需要在约束条件下进行规划求解，寻找最优状态。可以联想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偏好公理中有局部非饱和性（非餍足性）一说。但wants与demands毕竟不同，无论是纯粹理论世界还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都需要主客条件结合，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方能求得最优选择。失去了约束，也就无所谓最优，更无所谓选择。一种目的和多种手段下，主要是技术科学在发挥作用；多种目的和一种手段、或多种目的和多种手段下，主要是经济科学在发挥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就是关于有限、稀缺的科学。而惟其稀缺，故有人类偏好之选择；惟其选择，故有自由意志之发挥。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塞斯将经济学扩展到极限而成为涵盖全部社会科学的、研究多种目的和多种不同手段之间在稀缺性条件下的关系的“人类行动科学”才有了事实与价值上的双重意义。

　　三、结语

　　奥地利学派的兴起在于其毫不妥协的、新康德主义的、先验的分析范式同历史学派的抗衡。经过那场世纪论战，老门格尔诚然是耗费了二十年的光阴，但却也奠定了整个学派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对米塞斯而言，尽管有不少人对其强硬立场以及与主流经济学渐行渐远的作风表示反感，但他在奥地利学派中承上启下的中坚作用在经济思想史上也值得浓墨重彩地书上一笔。斯皮格尔就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单说纯理论的著作，不受经验主义的污染，没有数学，方法论上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是奥地利学派的标志，没有人比米塞斯能以更直接和不妥协的方式将这些传统继续下去了……他的批评是有影响和发人深省的，可以同一代人以前庞巴维克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相提并论。”[13]

　　奥地利学派一直致力于另辟蹊径地建立一个具有一般性、普适性、自洽性的理论体系。然而，韦伯曾对社会科学中追求一般性、普适性的意义表示过怀疑，他认为“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愈普遍有效，它们就愈重要和愈有价值；而对于富有具体前提条件的关于历史现象的认识来说，最一般的规律因为其内容最为空洞，所以也就最无价值”[14]。但我以为，这种对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理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的重要性的藐视并不可取，至少奥地利学派厘清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前提的工作确实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值得人们充分肯定。毕竟，仔细品味人类发展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很多时候往往就是基本的常识的匮乏导致诸多闹剧、悲剧的发生，古今中外各个领域莫不如此。

　　今天的人们可以比较平和地看待经济学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在稀缺性的大前提下一边连接着人类行为的目的，另一边连接着技术与社会环境，着重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关于理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也可以暂告一段落，人们认识到二者的互补性：经济理论（广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稀缺性关系的作用形式，而经济史（广义的描述经济学）则研究在时间序列中表现稀缺形式的具体内容。经济理论与经济史都不再局限于一域，而是有非常广泛的跨学科应用的空间。经济学的触角已经伸向各个领域，然而人类行动科学的这种大规模扩张也可能会使人们对事物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进展缺乏整体性的清晰认识。经济学学科分类的日益细化以及经济研究中越来越严重的部门主义的危险亦在于此，这种僭妄的研究模式可能会阻碍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学内部的专业分工如果极致化为严重的部门主义，更可能会以技术上的兴趣忽略甚至取代对经济学本质的稀缺性的研究。这必然导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囿于具体而微的细节，却看不到简单而又决定性的本质规律（这在我国当前的诸多经济部门面临短缺、过剩时显露的常识匮乏以及“计划”偏好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且常见）。因此仍有必要强调把部门纳入到经济系统、把部门技术纳入到经济规律这张大网内进行分析，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这一视角看，奥地利经济学特别是其在认识论上的思路大可借鉴。

　　参考文献

　　[1][奥]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奥]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

　　[4][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英]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1] [奥]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德文版序言第5页。

　　[2] [奥]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1页。

　　[3]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第91页。

　　[4] [奥]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41页。

　　[5] 参见[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56页。

　　[6] [奥]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84页。

　　[7] [奥]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33页。

　　[8] [英]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78页脚注。

　　[9] 当然，关于货币中性的争议一直存在，这里不做展开。

　　[10] 关于时间，这里还有必要强调一点，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比较早地将时间因素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门格尔对于机会成本、搜寻成本等隐性成本的关注，奥地利学派自身在货币理论、商业周期理论以及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等从时滞角度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所作的精到分析也都得益于他们对时间因素的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论述。

　　[11] [英]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7页。

　　[12] [英]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34页。

　　[13] [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466页。

　　[14] [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30页。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读后感(五)：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

　　汉斯-赫曼霍普

　　1995&2007

　　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

　　奥地利学人和其它学派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分歧，如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公共选择主义者，历史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政策方案上，它们间的分歧尤其明显。某些时候，奥地利学派也会和其他学派特别是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结成同盟。举几个例子，如，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罗斯巴德，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就在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上一致，共同驳斥“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诽谤。

　　这些偶然的一致虽然很重要，可能是出于战术或者战略上的原因，但它们仅仅只是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住了奥地利学派和其它学派间本质上的差别。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就指出了这些差别。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样的命题是经济学法则？这些分歧来自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比如，金本位和法定纸币，自由银行和中央银行，市场和国家行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利息和商业周期理论等等。

　　米塞斯的答案是，经济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这个答案听起来可能没有多大的争议。但是米塞斯接着说，经济学：

　　她的称述和命题不是来自于经验。像逻辑和数学一样，经济学是先验的。经济学不必接受经验和事实的证实和证伪。经济学逻辑上和时间上都在理解历史事实之前。经济学是在智力上把握历史事件所必须的要求。

　　为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和经验自然科学比，与应用逻辑共同点更多的纯粹科学，米塞斯把以经济学为典型的知识分支命名为”人类行为学“（行为的逻辑）。

　　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是其命题可以认为在逻辑上严格正确的科学。这个论断把奥地利学派，或者更精确的说是米塞斯主义者，和所有其它当前的经济学派区分开来。所有其它的经济学派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构造的假说需要经验的连续检验。米塞斯认为经济定理可以被明确证明，而且可以通过显然的矛盾来否定它们的有效性，其它学派认为米塞斯的这个观点是武断和不科学的。这些经济定理包括边际效用定律，回归定律，利息的时间偏好理论和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

　　马克.布劳格的观点高度代表了主流的方法论思想，是几乎普遍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例证。布劳格这样说米塞斯，”他的经济学基础的著作如此的怪癖和特殊，以致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严肃地对待他们。“

　　布劳格没有把他的愤慨实在表达出来。他在讨论奥地利学派的章节就以上面的简短评论结束。布劳格和其他人对米塞斯的先验主义的拒绝会不会是和下面的事实相关？先验主义者的方法论对论点严格的要求标准对他们来说要求太高了。

　　米塞斯为什么认为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呢？从目前的观点来看，也可能会感到很怪异，米塞斯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看法与20世纪初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米塞斯并不愿意指出经济学家应该去做的事实上和经济学家实际在做的完全相反。相反，米塞斯自认自己的成就在于通过系统化和明确化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以及每一个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都必须应该怎么想来构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给出什么是先前模糊和未明的知识的系统解释后，至少在英语世界，米塞斯引入一些以前不清楚和不熟悉的概念和术语上的区别。但是米塞斯在经济学上的看法和那时关于经济学的正统观点本质上完全一致。虽然他们没有用”先验“这一术语，但是那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如萨伊，西尼尔，凯恩斯以相似的方式描述经济学。

　　萨伊写道：

　　政治经济学概论将………..限于阐明一些一般原理，甚至不需要证据或者例证的支持；因为这些原理将以每个人都将知道的措词表达，排列成易于理解的形式，

　　而且

　　政治经济学……构成其基础的原理是不可否正的一般事实的严格演绎的结果，建立在坚若磐石的基础上。

　　西尼尔认为，经济学

　　基础由一些一般性的命题，观察结果，或者意识，几乎缺乏需要的证据，或者甚至形式化的描述组成，几乎每一个人一听说它们，就承认和他的想法相似或者至少包含在他以前的知识里面；而且如果他推理正确，他的推论几乎会是一样的，而且像基础一样是确定的。

　　而且经济学家应该

　　知道科学依赖于观察，但更加依赖于推理，而且它的主要困难不仅在于对事实的确定，还在于术语的应用。

　　凯恩斯评论道”人类没有关于最终物理原理的直接知识“……”经济学家开始于有最终原因的知识。“……”经济学家因此可能会被认为是在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最终的原理，这些原理统治着构成其研究对象的那些现象，发现在物理试验中他最艰巨的任务。“”【在经济学】显然没有猜想的位置，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和感觉的见证中……我们拥有我们想知道的东西的直接而容易的证据。因此，在政治经济学里，假设从来不会帮助我们发现最终的原因和规律。“

　　米塞斯前辈们—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观点也一样。他们同样把经济学描述为这样的学科，和自然科学相反，它的命题能够确定一些最终正当性。然而，他们也都没有用米塞斯所使用的术语。

　　最后，米塞斯的清晰地形成其经济学的认识论后，其特点也被认为是相当的正统，当然也不像布劳格指的那样特殊。初出版于1932年的罗宾斯的书《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就是米塞斯把经济学描述为人类行为学的稀释版。但罗宾斯的书仍被经济学专业圈作为方法论的指路者做了差不多二十年之久。

　　事实上，罗宾斯在他的序言里就清楚地挑明米塞斯是他的方法论的最主要的来源。罗宾斯在他的著作里认同米塞斯和strigl，引用他们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他的贡献和米塞斯的本质上是不可区分的。

　　尽管这只是历史情况，但阐明这些可能会有助于评价当前的状况。那时候古典经济学家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什么使米塞斯明确重建经济学是先验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后验科学的区别呢？是他们认识到，发现某些命题的正确与否的证实过程，不同的领域是不同的。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看自然科学。如果我们对某种自然材料做特定的试验，比如说，把它和另外一种材料混合起来，我们如何知道结果是什么呢？很明显在我们实际试验和观察之前，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预测，但是我们的预测仅仅只是一个假设，为了确定我们的预测是对还是错，我们需要观察。

　　而且，甚至就是我们观察到某些确定的结果，比如说两种材料的混合会导致爆炸，只要我们混合这两种材料，我们就能确定这个结果必然会发生？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们的预测仍然是而且将永远是个假设。爆炸可能只有在满足特定的其它条件情况下–A,B和C–才会发生。我们只能发现是否是这种情形，这些其它条件是什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试错过程。这允许我们逐步的增加我们关于最初假设预测的应用范围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专向一些典型的经济学命题。考虑像下面一些命题的验证过程：只要A和B开始自愿交换，他们必然期望从交易中得到好处。他们必然对交换的财货和服务有着相反的偏好次序，A认为他从B那里交换而来的财货价值比他交换给B的价值更高，而B则同然。

　　或者考虑这个：只要交换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迫的，必然有一方以侵害另一方为代价而获益。

　　或者边际效用定律：只要财货的供应增加一单位，假如对个人来说每一单位被认为有相同的服务性，附着于此一单位上的价值必然会降低。因为这一增加的单位

　　或者李嘉图协作定律：两个生产者，如果A比B在两类财货都更有生产力，两者分工仍然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如果A集中生产他更有效率的财货，而不是A和B都各自独立生产两种财货，总的物质生产力会更高。

　　或者另一个例子：当强制实行最低工资率，要求的工资比市场工资高，必然会导致非自愿失业。

　　或者最后一个例子：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人们对持有现金的需求不变，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必然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

　　考虑确认这些命题的正确或错误与否的过程和判断自然科学正确与否的过程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呢？这些命题和混合两种自然物质的效应的命题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假设吗？我们需要根据观察对这些经济命题做连续不断的检验吗？为了发现这些命题的应用范围以及不断增进我们的知识，我们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需要永无尽头的试错过程吗？

　　很明显这些命题不需要，但是可惜最近四十年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这样认为。理解了一个交易，必然意味着A和B都得到了好处，而且他们有着相反的偏好序列。胁迫交易也必然会只对一个人有益。不可想象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即使100万年也会如此，100万年之后仍会如此。这些命题的应用范围也是绝对清晰的,当一个自愿交易或者是胁迫交易的情形是正确的，那么对所有的交易都是正确的。

　　对于上面给出的其他例子也毫无差别。每一个行为人总是更喜欢那些能更好满足其需求的财货，因此增加一额外单位同质财货的边际效用必然递减。如果认为建立这个命题需要连续不断的检验，那简直是太荒谬了。

　　李嘉图协作定律，以及其应用范围的清晰界限一样都是描述状态的逻辑结果。如果A和B像描述的那样有差别，而且在生产的财货之间存在一个技术替代比，那么如果他们像定律说的那样参加劳动分工，那么总物质产出必然比不分工为多。其它的结论在逻辑上都是有瑕疵的。

　　对最低工资率和货币供应数量增加的结果也是一样的。根据命题描述的最初情形，得到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失业率的升高和购买力的降低。作为事实，如果认为这些预测结果只是假设，而且没有观察不能确认他们的正确性，这同样是荒谬的。事实上我们不需要真的去规定最低工资或者印刷发行更多的纸币，然后去观察所发生的结果。

　　一个类比就是让一个人通过实际测量三角形的边和角去建立毕哥达拉斯定理。就像任何人都会对他的努力嗤之以鼻，我们难道就不可以说，认为经济学命题不得不经受经验的检验，是公然的智力混乱的标志吗？

　　但是米塞斯决不是偶尔才注意到经济学和经验性科学间十分明显的差异。米塞斯教我们理解了这个差异的性质，并解释了像经济学这样一门不需要观察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实的独特学科是如何和为什么可能存在的。米塞斯的这个贡献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为了更好地理解米塞斯的解释，我们必须进入哲学领域探究一番，更精确地说，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领域。我们要特别考察由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完全发展出来的认识论。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思想很明显地受到康德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米塞斯只是单纯的继承了康德思想。我将指出，事实上，米塞斯在康德自己停步的地方进一步的推进了认识论。米塞斯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康德哲学的发展，但当时的正统康德哲学家们完全忽视也不欣赏米塞斯的贡献。尽管如此，米塞斯的中心概念和术语区分以及对人类知识本性的基本观点仍然来自于康德。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康德。

　　在对古典经验主义尤其是大卫.休谟的批判过程中，康德发展出他的思想。那就是，我们所有的判断可以以两种方式划分：一，它们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综合的；二，它们或者是先验的或者是后验的。这种区分的意义简短介绍如下。当形式逻辑足够判断它们是否为真时，我们就称为分析判断；否则就称为综合判断。当必须通过观察来确定或者至少来确证其为真时，我们称为后验判断，如果不需要观察就能确定其为真，则我们称为先验判断。

　　康德哲学的特征标记就是宣称存在真的先验综合判断。米塞斯同意这个命题，所以他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先验综合判断是这样一些判断，它们的真实性可以得到明确的确定。即使形式逻辑（当然，还是必要的）不足以确定其真实性，而且也不需要通过观察来确定其真实性。

　　在康德看来，数学和几何就是存在真的先验综合判断的例证。他还认为存在因果关系的一般原则也是一个真的先验综合判断。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原则有，存在时间不变的动因(operating cause)，以及每一个事件都嵌在原因之网(embeddedinto a network of such causes)中等。

　　我不再做深入的描述来解释康德是怎么来证明他的观点。12 一些简短的介绍就足够了。首先，如果形式逻辑不足以判断其真实性，而且也不需要观察，那么其真实性是如何得来的？康德的答案是，真实性来自于不证自明的最初公理。

　　是什么使得这些公理不证自明呢？康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心理感觉上的不证自明，心理意义上的不证自明指我们立即就意识到其真实性。相反，康德认为，发现这些公理通常比发现一些诸如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这样的经验事实需要更多辛勤的思索。它们是不证自明的是因为没有自相矛盾就不能否定其真实性，也就是说，你为了否定它们，事实上你又必须默认它们的真实性。

　　我们怎么发现这些公理呢？康德说，通过自我反省，通过理解作为认知物体的自我。先验综合判断的真实性最终来自内省的事实也解释了这些判断的真实性可以被理解的原因。观察经验只能表明事物的偶然性；它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事物必然性的任何东西。然而与此相反，康德写道，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事物的应然性，“它依据自己的规则来产生自己。”

　　米塞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跟随着康德。然而，我在前面说过，米塞斯在康德仅仅粗略一瞥的地方贡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洞见。对康德主义的一个常见批评是康德哲学看起来似乎有些唯心主义。因为就像康德所说，如果真的先验综合判断是那些关于我们的精神如何工作以及必须如何工作的判断，那又怎么解释这些精神范畴和现实的吻合呢？又怎么解释，比如说，现实需要遵守因果关系原理，而我们的精神也必须遵守因果关系原理呢？难道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荒谬的唯心主义假设：因为现实实际上是由精神所创造这才可能？如果我的意思没有被误解，我不认为上面对康德主义的批判是正当的。尽管康德的部分表述毫无疑问留下了这种指责的某些合理性。

　　比如康德的这个纲领性声明：“到目前为止都认为我们的认识不得不向实际观察看齐，“相反应该认为”实际观察向我们的认识看齐。“

　　米塞斯为这一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就像康德说的，是的，先验综合判断的真实性植根于不证自明的公理，而且是通过自我反省而不是什么“观察”事物来理解这些公理。然而我们不得不更进一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必需的真理不单单是一个人精神的范畴，还是一个行动人的精神的范畴。精神的范畴只有在行动的范畴的基础上才能最终理解。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唯心主义迹象都消失了。相反，宣称存在真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认识论就成为实在认识论。因为最终在行为的范畴上来理解，精神与外面实在的物质世界间的鸿沟链接在一起了。作为行为的范畴，它们必须既是精神事物又是现实事物。因为通过行为精神和现实才结合在一起。

　　康德也曾暗示过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康德认为数学就建立在我们对迭代和迭代运算意义的认识上。尽管有一些模糊，他还认识到因果关系原理意味着我们理解要采取的行动和行动的手段。

　　然而是米塞斯把这个洞见提升到最显著的位置：他认识到，因果关系是一个行为的范畴。行为意味着在时间上的某点介入，然后产生某些紧随其后的结果，因此每一个行为人都必须预先假定存在着恒常的动因。正向米塞斯说明的，因果关系是行为的先决条件。

　　但是米塞斯对认识论的兴趣没有康德那样强烈。米塞斯在认识到行为是精神和外部实在的桥梁之后，他就发现了真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康德问题的答案。米塞斯在其他一些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上以及因果关系原理上都提出了一些极端重要的洞见，比如说作为逻辑基石的矛盾律。米塞斯因此为将来的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就我所知，沿着米塞斯的道路前进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因为米塞斯研究的主题是经济学，所以我不再解释为什么因果关系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的细节问题。

　　米塞斯不仅认识到认识论间接依赖于我们对行为的内省知识，因此能够宣称存在一些关于现实的先验正确的判断，他还认识到经济学就是如此，而且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经济学命题直接来自于我们对行为内省获得的知识，而且这些描述现实的先验正确的命题可以由我们对米塞斯所称为“行为公理”的理解推导出来。

　　“行为公理”指人必然行为(Humansact)，这个公理满足作为一个真的先验综合判断的精确要求。不可能否认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因为你的这个否认也是一个行为的范畴。这个命题的正确性确实是无法否定的。而且这个公理不是由观察推导而来，相反是来自与内省。只有观察到身体的运动，而不能观察到所谓的行为。

　　而且，作为必须理解而不能观察到的东西，它仍然是关于现实的知识。这是因为涉及理解的概念上的区分无外乎精神通过自身的身体和外在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范畴。虽然一旦明确它就能像关于一些真实且存在的事物的不可否证的真实命题一样被人们所理解18，但行为公理的蕴涵在心理意义上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无疑，行为者的每一个行为都在追求一个目标既不是心理上显然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而且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行为者在追求此目标这个事实表明，和他设想的其它目标相比，在他开始行为时他把相对较高的价值置于这个目标上。

　　为了达到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目标，必须在产生结果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决定实施或者不实施（这当然也是一个实施）一个行为；这些行为的实施总是意味着要使用到一些稀缺的手段（至少包括行为者的身体，站立的空间，行为实施所花费的时间这些）；这既不是显然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

　　手段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手段的价值来自于目标的价值，因为行为者为了有效地达到他的目标，他必须使用必要的手段；而且行为总是在选择确定之后才能实施，比如说，在某个时间点采取行动对行为者意味着较高价值的结果，同时也意味这排除了对较低价值目标的追求；这既不是显然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

　　不得不选择的结果是某个目标优先于其他目标，因为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目标，这意味着成本的产生，这既不能自动明白，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比方说，放弃附于我们无法实现的最有价值目标上的价值或者因为必要的手段实施于其他可能具有更高价值的目标上而必须推迟此目标的实现。

　　最后，在行为的开始，行为者会认为每一个目标的价值比其成本高，并能够获得利润，比如说，结果的价值比放弃的机会的价值更高，这既不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然而，每一个行为同样始终会面临着损失的可能。假如行为者在回顾往事时，相对与以前预期的结果，他发现实际达到的结果的价值比放弃的目标的价值要低。

　　所有这些范畴，价值，目标，手段，选择，偏好，成本，利润和损失，以及时间和因果都包含在在行为公理里。然而，一个人要以这些范畴来解读实际观察就必须知道它对行为意味着什么。非行为者不可能理解它们。它们不是“给定”的，容易观察的，相反，观察经验不存在于行为者的术语里。它们的内省再建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心理上不证自明的脑力劳动，历史证明，在对上面列出的行为本性的认识过程中，一长串努力都曾落空。

　　通过辛勤的智力努力才清晰地认识到，已经明确表达，每个人都立马意识到什么是真，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真的先验综合判断，比如说，独立于观察而且也不能被什么观察所证伪的命题。

　　企图驳斥行为公理本身就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行为，需要手段，放弃了其它行为，产生成本，行为者遭受到达成或者达不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因此产生利润或者损失。

　　一拥有这些知识，就不会再有争议，这些概念的有效性不会被任何或然的经验所证伪，因为为了驳斥或者证伪它们，你已经预先默认了它们的存在。事实上，这些行为的范畴不存在的状况自身也永不会被观察到，因为观察也是一个行为。

　　米塞斯的深刻洞察力就在于发现，经济推理只能建立在对行为的理解上；近乎应用逻辑的经济学来源与先验综合判断的行为公理。交换定律，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李嘉图协作法则，价格管制定律，货币数量论，我提到的所用经济命题，都可以从行为公理逻辑推演出来。这也是那些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相同的看法让人觉得荒谬的原因所在。假如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相同，根据检验真实性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处于寻求事实的过程中，还不知道可能的结果，而目的却是为了“建立一个人的确是个行为者“这个事实。简而言之：这真是他太荒谬了。

　　人类行为学指出，真的经济学命题都必须能够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关于行为的意义的无可争辩的真的原初知识演绎推出。

　　特别地，所有的经济学推理都由以下组成：

　　（1）对行为范畴以及发生在诸如价值，偏好，只是，手段，成本等上变化的意义的理解；

　　（2）对一个世界的描述，在这个世界里面，行为范畴有具体的意义，一些明确的人作为行为者，有明确的物体作为他们行为的手段，有一些明确的目标作为价值，有明确的东西作为成本。这些描述可以是只有一个人的鲁滨逊.克鲁索世界，或者不止一个行为者的世界，在里面人际关系成为可能；或者一个物物交换的世界；或者利用货币作为通用交换媒介的存在货币和交换的世界；或者只有土地，劳动力和时间作为生产要素的世界；或者存在资本生产的世界；或者完全专业分工生产的世界；或者完全没有专业分工生产的世界；或者用多样化的社会制度，把其中的各种行为认为侵犯并以体罚威慑他们的世界；等等；

　　（3）对在这个世界里面实施某些特定行为的结果，或者以某种特定方式改变某个特定行为者的状况产生的结果的逻辑推演；

　　假如演绎的过程不存在瑕疵，如此推理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先验正确的，因为它们的正确性最终可以回溯到无可争议的行为公理。如果引入的状态和改变是想象的和假设的（如鲁滨逊.克鲁索世界或者完全无分工生产的世界或者完全专业分工生产的世界），当然结论只对这个‘可能的世界’先验正确。换句话说，如果状况和改变被认为是真实的，由真实的行为者感知和概念化，那么得到的结论就像真实世界一样是先验正确的命题。

　　这就是作为人类行为学的经济学的思想。这就是奥地利学派和他们的同行最终分歧所在：他们的命题不能从行为公理推演而来或者甚至直接与从行为公理推演而来的命题矛盾。

　　尽管在分辨事实和评价某些事件作为彼此相关的因果关系上有一些共识，但是这种共识是表面的。因为当这些命题实际上是先验正确的命题时，那些经济学家错误的相信他们的命题是被经验很好地检验的命题。

　　II

　　其他非人类行为学派的经济思想都错误的把事件间的人类行为逻辑关系当作由确认而来的经验规律。因此对“一个球不能同时既是红色的也是非红色的”这样的命题，他们也要求在欧洲，美洲，亚洲和澳洲不同的地方验证，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大笔的基金来资助这个无厘头的研究。而且，非人类行为学派的经济学家还相信，如果先验推理不能提供给他们关于特定事件间的偶然的历史关系的信息时，的关系是确认来的经验规律。

　　这是非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基本概念的混淆，混淆了理论和历史间的范畴差别以及这个差别在社会和经济预测问题上的启示。

　　我必须再从描述经验主义开始，经验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遵循和物理学研究一样的逻辑。下面我将解释原因。根据今天被经济学最广泛接受的经验主义观点，在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没有范畴差别。我还将解释它们对经济预测意味着什么。在对经验主义命题的批判和驳斥的基础上，展示出很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经验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它接受两个密切相关的基础命题。20 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命题是，关于现实的知识，也称为经验知识，必须能够被可观察的经验证实或者至少证伪。可观察的经验只能得到或然的知识（和必然知识相反），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人在经验之前就知道，

　　另一方面，如果知识不能被可观察的经验所证实或者证伪，那么它就不是关于任何真实东西的知识。它只是简单的关于词语，术语的运用，符号和符号的变换规则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只是分析知识，不是经验知识。根据经验主义的看法，分析知识能不能被认为是知识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经验主义的第二个假设是第一个假设在因果关系，原因解释和预测上的外延和应用。经验主义来因果解释或者预测一个现实现象就是形成一个命题，或者是诸如“如果A，那么B”的类型，或者是诸如对变量做量化测量的“如果A增加（降低），那么B降低（增加）”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