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经典读后感10篇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本由林毅夫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97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一)：启发意义很大
这本书的大致的理论我已经看完了，总得来说对我启发很大，尤其结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深圳现在的工厂市区里基本没有了，郊区也基本都搬走了，搬去惠州等偏远地区，或者东南亚之类的，总之深圳以后的支柱就是金融和高科技产业了。
人们总是感叹要是自己80年代来了深圳那随便做点什么就会发财，可惜生不逢时。
但是其实只要你敢去闯，现在的东南亚有些国家包括非洲其实就是80年代的深圳的，那里充满着机会，如果按照林毅夫教授的理论重点考察那些国家，那些国家能按林教授的理论改革发展政策，高速发展是可以复制的。
所以我说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是待在深圳做一个小职员，稳步升职当个高层，稳稳定定的拿着死工资，还是去东南亚或者其他发展中地区闯闯呢？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二)：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 ——看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第一次听“新结构经济学”一词，还是在去年林毅夫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上，只不过那门课的重点是讲中国工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业等的改革，新结构经济学只是林老师上课时的顺嘴一提，并没有加以强调。结果在看到期末考试最后一题：你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容时，我瞬间傻眼，因为之前根本没有了解过相关内容，结果到最后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于是从此之后，新结构经济学在我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有句话说得好，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迫于期末考试的压力，我在两天内疯狂看完了（其实翻完了）两本新结构经济学的最新著作，一本是林毅夫教授著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他主编的《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你问我看完这两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说，嗯这次期末考试的三道写作题没有问题了。写下本篇读书笔记呢，其实目的有三：一是能帮我梳理这两本书的知识和框架，以便将来在考场上更能挥洒自如；二是和大家共同交流，互相提高、改善不足；三是终于可以有东西发表在豆瓣读书上，这篇算是正式入坑了。
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机构，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里能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本来就非常小，石油生产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则是因为石油的自然禀赋。其他五个则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就是说，仍有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还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没有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人往高处走，国家也是想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提高GDP、GNP是每一个国家的梦想。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纵然有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机构，给各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资金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也没能推动这些国家的发展呢？
在解释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史。经济史上的各个重要理论，都是在反思过程中产生。任何理论都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如果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就不能解释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为何产生。或是根据理论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不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那我们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及新摆脱殖民统治或半殖民地位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结构主义，孕育而生。那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国防实力差，工业化水平落后，更多拥有的是农业或自然资源产业，劳动力生产水平低。所以要想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要拥有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发展中国家由于文化、历史、体制等原因，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反应并不强烈，说白了就是市场在这些国家是失灵的。这就要求国家和政府应直接动员和配置相关资源，去发展所谓的重工业，这就是后来我们称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就是此。但这些国家的努力实际结果怎样？因为国家和政府的直接投资，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一般都会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等这些重工业产业建立起来了之后，经济就开始停滞，甚至危机不断，最终这种“赶超战略”不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不断地拉大。
那么得以“幸存”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首先，他们没有直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而是选择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这在当时跟主流的结构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同样背道而驰的还有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休克疗法”，也就是将旧体制一刀切式的改革，而是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方式：一方面保留扭曲行业，对原来优先发展起来的产业继续给予一定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一些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的准入，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来帮助它们发展。而相比之下，经过“苏联解体”的俄罗斯，由于起初采取标准的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造成全国经济倒退将近20年。
所以我们回到最刚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接受诸如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家发展组织的资金救援时，也必须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些组织以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为“蓝本”给它们“量身定做”的经济发展策略，其中以华盛顿共识为主。但这些经济政策事实上只着力于聚焦“缺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好”，而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有什么”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绝大部分都是结构性差异。
好了，下面是时候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框架了。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围绕要素禀赋结构展开，用一句话概括主要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发展经济，必须发展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才能获得市场的有效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什么是要素禀赋结构呢？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间点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是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这个剩余可以作为当期储蓄下来，作为下一期的生产投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大家都明白不用多加解释。经济学家分析问题，到最后讲的不是收入（预算）效应，就是替代（相对价格）效应，而关于要素禀赋结构，我们也可以说是国家某个时期所拥有的总预算——总共有多少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可以使用？由于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不同，在市场就会表现为相对价格不同，最终会导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不同。如果要发展和进入的产业跟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相符合，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获得的利润也会最大。这就是为什么比较发达的国家都会在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进行生产，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因为这些国家资本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反过来讲，如果你把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在非洲等一些贫穷国家之上，反而生产成本会非常得大，因为在非洲一些国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应该建立劳动密集型或自然密集型产业进行生产。
符合当期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会获得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顾名思义就是相比较其他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以更低的机会成本生产某种商品或服务的话，那么这个生产者在这种商品或服务上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我们可能听竞争优势多一点，而比较优势可能比较陌生。竞争优势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条：一、能很好地利用国内丰富要素的部分/产业；二、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能实现规模化；三、产业集群；四、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以促进效率和生产率增长。而比较优势是可以简化上述要求的。首先考虑国内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通常无法在自由市场上参与竞争，产业集群也将难以建立和维持，因为除非政府给予补贴和保护，否则不会有企业按照战略进入这个行业。然而如果政府要同时为一个行业的众多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以形成产业集群，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随后巨额财政赤字等问题将会出现。而如果一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本丰富的国家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和企业将有能力在国际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外来流动性资本的流入将会进一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从而达到良性循环的效果。虽然一个产业可能在国内具有竞争优势，但在国际上不一定具有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最终将会被淘汰。
产业结构模式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大致把产业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跟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同情况下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代表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较低；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有些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退出，而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或接近领先，比如家电等；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过去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因为失去比较优势，所以需要退出；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代表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产业。这类产业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而且这类产业的研发周期性短，比如小米手机，半年一年就研发出来了。我国有创新才能的人力资本其实和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差距，差距主要在物质资本，而且我国有广大的市场，对于这一类型的产业，我国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跟发达国家去竞争；第五类是国防安全产业。这类产业跟弯道超车行产业正好相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研发周期很长，而且回报率可能会很低，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其存在就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期初的产业发展水平大多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比如要在埃塞俄比亚要通过建立劳动密集型的鞋制品加工业来增加当地的就业和人民收入水平，生产加工所需要的硬件设施刚开始大多是落后于国际生产加工水平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可以以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产业升级条件积累资本。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就会随之完善和进步，要素禀赋结构也会不断地动态变化，最终不断向发达国家逼近。
经济学家经常说通过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这是经济学家才懂的语言。产业中的企业家不关心什么要素禀赋结构，也不关心什么比较优势，他们只关心成本和利润。而成本、利润是取决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因此，如果要企业家自发地根据国家的产业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的产业，前提条件就是该产业的产品和要素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当前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能给企业家正确地指出价格信号。
如果只有有效市场，那就又陷入了华盛顿共识模式。新结构经济学还要求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首先，寻找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试错的过程，可是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如果失败了，企业家会承担巨大的成本。所以这就得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和政策性补贴，对吃螃蟹的人进行外部性补偿，但是这种补贴不像结构主义那样是持久不变的，如果进入的比较优势行业正确，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在国际市场中拥有自生能力之后，政府最终会撤回补贴。除了补偿外部性，有为政府还能起到协调的作用。即使第一个企业进入的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他的成功还取决于将来的各种交易成本的下降，费用的下降又取决于硬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运输条件）和软的制度安排（比如金融借贷）等的相应完善。这些完善单靠一个企业家是不能完成的，还得需要其他企业的协助，有的甚至是政府自己来提供，这些都需要政府去统筹协调。所以说，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过程中，为了让整个经济能够快速、动态地变化，就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引导企业选择新的产业和技术来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具体哪些行业是符合国内当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哪些具体行业是具有当期比较优势的呢？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框架，具体则是二轨六步法。“二轨”是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甄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诊断出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制约性因素，最后提出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六步具体指：一、选取适宜的目标国家和目标产业；二、化解瓶颈性的制约因素；三、吸引国际投资者；四、扶持本土产业使其规模化；五、充分利用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小范围内实现“点”的突破，起到示范引导的作用；六、政府采取稳健有效的产业政策，化解风险，克服企业间协调难题，鼓励先行者的开拓性创新。
要想让经济学界认同你的理论，实证检验不可或缺。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五个假设检验：一、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就会有很多扭曲；二、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短期内可能会有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时间之后发展绩效会变差；三、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经济波动会比较大；四、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需要穷人去补贴投资于优先发展产业里的富人，收入分配会不公平；五、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国家越是能够创造条件来方便以前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它的总体经济增长就会越好。最终林毅夫教授用1962—1999年的跨国数据来检验上述五个假说，结果这些假设都没有被证伪。
结语
林毅夫教授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不得不说是中国人开创自己理论的伟大尝试。几百年来，经济学理论不胜枚举，每年都有创新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诞生，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创理论能够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原因就是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从古到今的发展轨迹都是相差甚远。这就好比做菜，每套理论都是给你准备好的食材，至于做出什么味道的佳肴，还得靠你去精心选择和加工。前段时间***召开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就讲到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去发展中国经济，没有一套真正适应中国的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至于出现偏差之后，继续用不合适的理论去加以解决，最后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比如一直以来，世界银行虽然在致力于援助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但是却拿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来定义所谓“好”的政策和制度，去应用于受援国。这种忽视国家禀赋条件的独特性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性的做法，只会给受援国带来更大的危机。再比如世界银行自2003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去评估各国的营商环境，其背后实质是去管制化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的要义之一）。即使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再怎么不断吸引外来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在世界银行的2015年最新排名中，中国排在第84位，印度排在第130位。这说明了像这种标准化的评分方式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瓶颈性因素的差异。
新结构经济学对多变银行的发展也是有指导作用的。2015年，***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并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根据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情况，和雄厚的外汇储蓄提出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亚投行不同于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给国外提供资金进行投机，帮助合作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而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添加源动力，这些都是新结构经济学中思想的具体运用。而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会大大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这又可以通过将中国的过剩产能应用其中进行填补。虽然中国对外宣称，亚投行中各个国家是公平竞争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提供钢筋水泥等工业原料。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在维护中国的大国形象，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中国还是拥有绝对话语权，如果想卖掉某些产品，其他国家是不敢加以阻拦的。“一带一路”与其说是一个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倡议，不如说是中国和合作国家签订的消费合同：我借钱给你，你买我的产品，等你将来赚钱再还我，最终我们都会实现双赢。
哈哈附上一张上个月去听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论坛讲座照片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三)：谈一谈最后一章的证实分析
虽然我并不是经济学专业，但是凭着实证主义的偏好，反而对最后一章最感兴趣。当前研究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据我所知主要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较新的索洛斯旺的新古典理论下拓展了更多生成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然而林毅夫所设计的经济增长模型似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多元变量汇总，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支持，事实上，这里就有严重的挑选变量的嫌疑，读过barro分析宗教与经济增长关系论文的人应该会反应出，这里的计量模型可能经过了筛选(the kitchen sink method)，目的当然是为了实证结果的显著性了。当一个现代经济增长模型里面没有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物质资本等关键变量的时候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吧…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四)：万有经济定律
2012年6月，在担任了四年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后，林毅夫重新回到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近日，林毅夫也适时推出了自己的理论新作，作为总结四年世行经历的“毕业论文”。
在经济学界普遍关注于欧债危机以及世界经济（主要还是指欧美和金砖四国等经济体）如何复苏的时候，林毅夫“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到落后地方去的口号，发展非洲等低世界其他收入国家经济。而林毅夫关于“为什么近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的经济之问，就如同关于“为什么工业革命发展在欧洲”一样，旨在探寻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发展规律，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新结构经济学，无疑就是这条万有经济定律。
新结构经济学是区别于旧结构经济学而言的。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旧结构经济学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升级。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和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旧结构经济学面临多重挑战和非议，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林毅夫在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新的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的禀赋结构不仅包括了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还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一，禀赋结构不同，因此也有了不同的经济结构。为了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政府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手段，促进本国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基础有二，一是比较优势，二是信息失灵。对比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建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更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建议政府在全球化大生产中通过市场确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为本国企业提供合适的基础建设。林毅夫认为，甄别新产业和优先利用政府资源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非洲国家不少成功例子，毛里求斯的纺织业，莱索托的服装业，布基纳法索的棉花产业，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业，都需要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
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存在的信息失灵，“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格成本”，需要政府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同时，随着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企业变格出现信息不足，“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县区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先驱企业是否获得转型的成功，此时作为公共品的知识积累、吸收、消化、生产和传递，就需要政府为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溢进行补偿。
一言以概之，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强调各国应该利用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当然，新结果经济学一诞生就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指责和挑战。首先是来自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于林毅夫身份的非难。他们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的地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负责解释现象……只有在政府干预经济甚至控制经济的时候，它才需要一大批经济学家……帮忙制定政策”。（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hp？mod=view&aid=3213）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已趋于常态，幻想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似乎只是白日做梦。如果少谈点主义，那么我们还是要讲争论落脚到新结构经济学的具体措施上。
其一，逆“市”而行的做法是否真的不可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过这种逆“市”而行，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做法恰好是日韩在转型期所做过的事情。而根据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应该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所生产的，而这恰好是中国一直在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
其二，关于政策的操作性问题。林毅夫主张的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自由化改革，政府不再像旧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一样担任“万能保姆”，而是担任一名助产士，当瓜熟蒂落时政府又将退回幕后。然而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拥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的时间多长，乃至如何挑选需要保护的产业，本身就是头疼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政策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政策的信赖，正如商鞅立木建信。而林毅夫的解决之道将使得人们难以相信政策的延续性，而过长时间的转型，也会使得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累。
其实，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无非还是在争论政府是不是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及政府又该介入到什么程度。在过去的20年中，贸易自由化制造了不少失败的案例，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取消保护，结果导致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崩溃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在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日韩等国当年费劲力气才拥有了现在令人艳羡的汽车产业，诺基亚也是在17年吃补贴的情况下才逐渐获得成功。
当然，这些争论其实本质上是没有统一答案的，虽然《新结构经济学》也选取了尼日利亚作为案例讲学，然而这一经验是否全球通用还犹未可知，这或许也是经济学留给我们的魅力所在。而新结构经济学带给我们现实的启示，除了要让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像中国一样摆脱贫困富起来，更为重要的也是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五)：我所理解的林毅夫的理论框架
在将重点放在效率的微观经济学兴起之前，经济学作为亚当斯密称之为的“原富”的学问，重在探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兴衰。政府和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机制，谁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曾颇有争论。对政府怀有天然敌意的自由放任者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而另一端，出于对公平的追求或者是天然的惰性，部分人渴望政府这个大机器能像超级计算机那样公平有序地运转经济。但真实世界中，真理或许是两者的妥协。
从林毅夫教授的历年的著作和发言来看，他一直以来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外部性提供公共品等服务上。这一本身基于学术研究的论断在我们当下可能显得很不讨好，而且就其出任世行副行长，更有人猜测其或许带着各种政府的任务。不可否认中国过去三十年出色的经济表现推动了林的任命，但关于其他的各种猜测，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仔细阅读和理解林教授的论文和思想的结果。
林毅夫教授在2007年的《经济研究》上有一篇叫做“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的论文，此论文从理论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暗含了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在何处的假设，但是在现实中，所有的国家是站在一条不断延伸发展的产业链上的。相对于站在产业链最前沿的发达国家，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中间的位置，这就为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指引。但是此时企业的投资很可能就会像浪潮一样涌向某个行业，形成林教授称之为的“潮涌现象”。在新兴行业兴起之时，金融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推波助澜的效果，而当一轮产业投资结束或者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很可能就形成了产业过剩，传导至金融机构则会产生相应的呆账和坏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并不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把主要的任务收缩在为企业的创新创造环境提供服务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这清晰的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引导投资的流动，那么由此引发的产能过剩以及金融系统的风险则有可能得到遏止。
当然很多学者对政府的作用有着天然的怀疑，并且他们也不承认“产能过剩”这个概念的存在。他们认为企业家独特的理解市场的企业家才能会使得他们把握潜在的投资机会，当某个产业存在潜在的过剩的可能性时，他们会自动退出。但是现实中的企业投资并非教科书里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的简单求解，投资有着巨大的沉没成本带来的不可逆转性以及“羊群效应”的现象，这就使得企业的投资会出现“潮涌现象”，这就对政府的干预提出了现实的需求。在一个投资流向的框架里面，政府的宏观政策能够影响投资流向，投资流向进而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会反馈到宏观政策的制定上，于是良性的循环便有了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干预的需要的，对这个名词的天然的敌意往往是不恰当的。
上述的探讨更多的着重于在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是向前看的角度，其实，林教授对于政府在国家发展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大量地体现在另一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著作中，这就是《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多如牛毛，但将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典型经济特征概括在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理论框架下，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不能实现如后阶段的经济起飞，甚至出现了大饥荒等问题，重要的原因是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并不相匹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但是当时的中国是劳动力充足但资本稀缺的局面。所以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就需要从农业部门抽血，压低农村粮食的收购价格，并且建立一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固定在其初始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在金融部门，为了大型的重工业项目能够获得融资，就必须人为的压低利率，这就造成了”金融压抑”的现象。可见，后续的一系列的制度的形成，都是为了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完成赶英超美的目标，反而出现了商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逡巡不前的局面。因此，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角色是关键的，其不良政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林教授的理论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同时，其也强调，如果政策不当，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这种政府的干预是审慎的，更开放性和包容的。在政府的公权有可能侵害私权的现状下，批评政府也许会带来更多的认同，但相对于建设，批评也更容易，批评可以是捕风捉影、可以是瞎编乱造，很多带有着哗众取宠的色彩。我想，一个学者，不因自己的研究和政府的理念不合而畏葸不前默不做声，也不因自己的观点和政府的一致而沾沾自喜。林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看好，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子，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真切的希望这一判断成真。最后，允许我以科斯教授，一位经济学百岁老人的话作为结尾：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六)：发展经济学的新阶段——新结构经济学
这本林毅夫教授的新作《新结构经济学》是他在2008年至2011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间的研究项目“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成果。当年林教授到世行任职，引起一场轰动，去年从林教授从世行卸任归来，又一次引起各方关注。林教授归来后，推出了一系列新作，颇为经济学界瞩目，这本书也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提出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为把发展经济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理论把经济结构的转变作为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特别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信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比较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但对政府的作用有多大？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一直有不少争议和探讨。林教授对政府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在投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林教授倡导的这种“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是用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林教授作为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经济学家，他提出和关注的问题是都是些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如果协调和发挥。这些问题可以说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对于林教授的这种理论创新努力，如果成功与否，我们也是要表示敬意的。
林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是对各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一个经济体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比较优势是由经济上的禀赋结构决定的。因此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不断优化，就能推动产业经济不断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产业的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中获得收益，从而实现更快的增长。在林看来，增长的关键问题就转变为如何确保经济能够按照与比较优势一致的方式增长。企业能够按照经济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技术和产业来进行发展，需要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当稀缺性的相对体系。这一点竞争性市场体系中是存在的，而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这时候政府就可以大有用武之地了，政府需采用措施完善市场制度，维护有效和公平的竞争。
在我看来，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还是构建了一个新的逻辑上自洽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他的理论探索对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七)：发展经济犹如攀登天梯—读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发展经济犹如攀登天梯。这是我看完Lin的《新结构经济学》之后的想法。
我想象中的天梯，有三个特点：1、隐形；2、看不到尽头；3、各个阶梯高低不一。
各个国家或地区，则是天梯的攀登者。
发达如欧美，是攀登者中的先行者。欠发达如中国，是攀登者中的跟随者。攀登者的身心素质不同，但都走在攀登天梯的路上。
由于前方未知，先行者每一步都难免有磕磕碰碰，因此一步一个阶梯地走得很小心。
跟随者则各有各的走法。有了先行者的经验教训，跟随者一步可以走好几个阶梯。离先行者越远，一步走好几个阶梯这么爽的走法的机会就越多。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正是因为人们的千差万别，才会有这么一个大千世界。跟随者中鱼龙混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心甘情愿地跟随着先行者的脚步，有些人想另寻捷径以赶上或超过先行者的步伐，有些人则不愿一步走三五个阶梯，他们想积蓄能量以期一次能走三五十个阶梯。最后，事实证明，一步三五个阶梯，扎扎实实地小步快走的跟随者将成功赶上先行者。想另外想办法的人，大部分都失败了。
发展经济犹如攀登天梯。因为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也因为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欠发达国家无需自个儿探索，因此欠发达国家就有后发优势，直至欠发达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
然而并非每个欠发达国家都心甘情愿地用发达国家用剩下的技术，他们或者想几蹴而就，或者想另辟蹊径。最后，事实证明，扎扎实实跟随发达国家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部分产业已经跟上了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为什么扎扎实实者会获得最后的成功而想几蹴而就或另辟蹊径者大部分都失败了呢？这正是这本新结构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其比较优势，不顾比较优势的存在盲目发展者败；那些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引导比较优势变化以带来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变者，则胜利。
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呢？以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是此问题的一剂良药。如何引导比较优势变化呢？充分为市场提供信息的因势利导型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
以上似乎是这本《新结构经济学》的全部内容，Lin既非只盯着政府失灵的市场派，也非只盯着市场失灵的政府派，在这两派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学3.0诞生了。
学者间的争论是这本书的亮点所在，而论点和论证的不断重复，则稍显啰嗦了。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八)：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算是对林老师这本大作的理论框架的一个学习和反馈，供读者们参考。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1 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Kuznets，1966） 1.1 最优产业结构：能够让该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竞争优势：一国政府帮助其产业和企业持续地以较低价格向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产品、占有较高市场份额并获取利润的能力。（张二震，2004） 迈克尔 · 波特（1990）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以下四个条件，这个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1）这些产业生产中，密集地使用该国丰富的、相对便宜的要素；（2）其产品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3）每个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4）每个产业的国内市场是竞争的市场。进一步地，可将以上4点归结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与国内市场的大小。 即，若一个产业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以全球为市场。 1.2 最优产业结构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后者又是由经济的禀赋结构决定。 要实现产业升级，首先应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演进，从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企业就需要升级其产业和技术。 如果经济服从比较优势，那么它的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将实现最强的竞争能力。因此，这个产业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获取最多的潜在经济剩余（表现为工资和利润）。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资本回报也将最大。此时，我们称该产业是具有 “自生能力” 的。 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不需要外部的补贴和保护），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 2 市场：如何确保经济能够按照与比较优势一致的方式增长？ 2.1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是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函数。 企业家的行为具有自发性，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他们关注的是市场的价格信号。这就需要市场上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 2.2 所以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竞争性市场。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这样的条件往往不能满足，因此政府在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有必要采取措施完善市场制度，创造并维护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有效竞争。 3 政府的作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 3.1 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 尤其是让企业知道哪些产业是与由经济禀赋结构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产业、产品和技术升级存在路径依赖（诺思，1958），政府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就需要掌握下一阶段的信息。信息有公共产品特性，政府要了解新的市场规模和供给情况，以免造成过度投资和利润下降。 3.2 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1）配套的互补性投资，如原材料、零部件等。通过孵化或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催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克服社会资本的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 （2）政府要协调解决企业没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使得经济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解决“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改善的协调工作； （3）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避免市场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缺陷。 3.3 对工业化和结构转变过程中带有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偿。 对政府来说，政府制定出的一些产业政策，不能保证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对企业家来说，产业升级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过程。因而无论先驱企业的“试对”与“试错”，都会为后来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先行者的这种投资的社会价值通常远远大于私人价值。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提供一定的补贴来鼓励一些企业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综上，林毅夫教授总结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是：（1）一国比较优势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演化；（2）在发展的任一阶段都把市场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3）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因势利导作用。 也可以这样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经济增长也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而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给定时点上特定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将会给出必要的信号，引导企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重新配置资源以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市场扭曲，国家应该介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这种扭曲，使企业得以实现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产业升级。（余永定，2013） 此外，韦森（2013）教授将这一理论框架概括为：一国“资源禀赋（endowments）—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比较优势战略（strategy）—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的理论框架。 4 补充：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GIFF，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4.1 理论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 4.2 实践依据：产业政策实践的成败（韩国 & 苏联） 4.3 具体内容 （1）“两步” 第一步，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 第二步，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符合该国实际的动态比较优势。 （2）“六法” 第一，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并使之满足以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 第二，在该清单的产业中间，政府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约束和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约束。 第三，清单上有些产业可能是全新的，国内根本就没有企业进入那个产业。此时政府的任务就是改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招商引资；或孵化和培育国内私人企业进入。 第四，除了清单上的产业外，有一些新产业因为技术创新而出现。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发现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表现出获利能力的私人企业，为他们提供帮助（克服瓶颈约束、降低交易成本）。 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更易于实现，类似于“试点”和“试验”。还可以鼓励产业集聚），以吸引外商投资于本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六，政府也可以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中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以补偿他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给先行者的补偿） 与原来进口替代（或赶超战略）下所提供的补偿并不一样。前者针对外部性问题，后者是为了克服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九)：没有贫困的世界将成为现实
18世纪之前世界总收入翻一番需要1400年，19世界之后同样的过程大约用70年，进入20世纪只需要35年，这都利益于工业革命和其带来的技术革新、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世界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赤贫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有上升趋势（按现在的技术就不应该有人挨饿），本书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给消失贫困提出了一种可能。
本书是作者林毅夫2008年至2011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期间的研究项目“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发现，由作者的论文和一些其他学者的意思及作者的回答组成。
新结构经济学的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些政策制定者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他们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还指出了如下的事实 ：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以前的经济学都强调，落后国家要用政府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而不考虑自己国家是否真的需要（中国其实也有过类似经历史），新结构经济学则提出需要从国家的实际出发（每个国家的禀赋都不同），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发展出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后来者也有机会，而不是只能走污染、建设再治理的老路，新发展出的技术也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上快车道成为可能。毕竟，贫困的国家其实对富有国家是种隐患——贫困会导致政局不稳定和战争，最终会影响到平静的邻国。还是共同富裕靠谱。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这样一种可能，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者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减少贫困。
林毅夫在大陆出版书大部分我都有，应该说每本读起来都不轻松，但是能给读者很多启发。作者做学问的严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本书连结束语都有引用和标注），本书的立意也很高远。
用本书的最后一句结束本文“希望这本书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将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梦想。”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十)：市场和政府干预各自的作用
书没看完，认认真真看的就第一章，大致的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每个经济体在特定的时间点上都有特定的要素禀赋，而这特定的要素禀赋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这个时间点上的产业结构，所以一个经济体若想以最快速度发展就必须按照这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结构来发展，政府应该引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具体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改善等等来实现。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经济体好比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长处，若这个人要想发展的好，就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优势。
最近林毅夫挺红的，他的理论和政府正实行的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要求进行产业结构变化，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做准备。
不过，正如书中安妮说的，林毅夫的理论硬伤不多，但是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如何甄别优势产业，以及多大程度上优先发展优势产业都是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