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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1000字

2021-01-19 03:48:30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1000字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1.50,页数:5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精选点评:

  ●学术性专注

  ●读这书的时候,就感觉是个老学者在你面前很缓慢地跟你絮絮叨叨地说着近代的那些人物,时不时翻开一本书,说:诺,证据在这里。不过,总觉得缺了一点什么,讲不出来的感觉。看了,豆瓣推荐的书评,也没有讲出个所以然。至少,没有看到特别赞的书评。平分高的书不是都应该有很棒的书评的吗!!?

  ●文章选的有些杂。和其它文集重复很多。

  ●让人能感受启蒙的典籍

  ●打臉的書,尤其是讀了熊十力再讀的時候。

  ●余老师一稿多用的赚钱方法可供穷逼文人们参考。

  ●很不错,看过这本书《重寻胡适历程》可以不买了。

  ●余英时先生对陈寅恪的部分理解有点刻意抹黑party的味道…有些牵强。 对中西文化冲突相关话题很能引起思考。 最后…真的不是在黑新儒家吗

  ●理解五四才能理解胡适

  ●再三玩味,胜境迭出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一):现代危机在哪里?

  古代有古代的危机,现代有现代的危机,这是一个无奈的时代,永远都是如此,于是我们总是从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寻找一些让我们寄寓于情怀的元素。。。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明朝史可法有句云“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这个“沉”字读来总觉得刺目刺心。余英时先生这部书中,追记“现代”危机中的几位极有代表性的先辈学人,读来亦觉得沉重。上半年时有门选修课的学期论文写陈寅恪先生,行文至中途,也是心绪回转,难以平静。

  “往事如烟”还是“往事并不如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还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三):史家之笔

  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文集,紧扣着现代危机四个字。所谓“现代危机”,在这里是指近代以来绵延至今的“中国文化的危机”。具体到个人,则可以说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时值巨变,在“传统”与“现代”两造之间多有波澜,这在“思想人物”身上最能得到反映。值得强调的是,本书论述文化危机的文字以及专论“思想人物”(严复、胡适、陈寅恪、钱穆)的文字,都是出自史家之笔,绝非泛泛之谈所可比拟。附带一说,余英时先生对新儒家(见《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来龙去脉的清晰梳理可引为经典。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四):大陆缺少这样的史学家

  从《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知道了傅斯年和陈寅恪,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有了基本的一些了解,这也让我对史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更加对原有教育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反思的对比选择对象。

  历史,在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都是用来为统治者,无论是个人或团体还是名义上的大众,而打扮。虽然说,不能通过时空隧道亲自去体验一把历史,但是多一些观点,多一些史料,我们可以对既定的历史观点产生自己的想法,进而丰富我们个人的知识,看到事物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然,历史就是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我们就是被鼓动的对象。

  幸而,看到了余英时的这本《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让我可以读到另一个胡适、陈寅恪诸家。虽然,本书的简介明显是与文中内容有些偏差,一些简介内容很难在文中找到,或许是简介者的个人独断,暂且不提。不过,还是可以认识到一些比较鲜活的全面的人物在当时的一些生活轨迹,比如胡适的社会活动,远比历史中那些干瘪的话语更有生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事件发生有其条件的铺垫,远不是某些抽象的理想一般。

  时光的脚步走到今天,社会正向一个多元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文中陈寅恪所提的某些历史观和方法,都在一一应验,社会在走向正常化。当然,我们也应该去反思这种正常化到底是该什么样子的。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读后感(五):旧人故事思想起

  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里花了大篇幅给胡适,可见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史之重要。胡适在哥伦比亚拿的是哲学博士,不过他的哲学功夫不入金岳霖之眼,他的《中国哲学史》也不入冯友兰之眼。但这些都不重要。胡适之于中国的地位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伏尔泰之于法国,开启的是思想启蒙之风。胡适倡科学、民主之风,此风刮之今日犹盛;胡适所倡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大陆未曾兴盛,却始终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劲敌,促使其内部做出回应与革新。要说他带来的最大变化,乃是白话文对文言文之取代。这个变革,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从此艰涩的山林文学倒下,通俗的社会文学诞生。

  我总想说,任何的一次社会变革,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今天的遗老遗少还在怨念我们丧失了简约隽永的语言之美,攻击如梨花体的庸俗不堪,但毕竟大众可以阅读写作,可以参与公共讨论,知识和信息的内容不再拘泥于形式,知识的传播变得简单易懂,于一国一民族而言,这算是功大于过的好事。但如余先生书中所说,近代中国之启蒙远不同于西方之启蒙,因其特殊历史情境,它被过度政治化了。难怪李泽厚曾感慨,中国乃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此话怎讲?余认为,胡适所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对应于西方之文艺复兴,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背后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对照物之“五四”,乃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的。“文艺复兴”暗示着革新,而非破坏中国的传统。尽管胡适对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有猛烈的批评,但他绝非全面抗拒中国传统。他说,“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因大量的风化与腐蚀才会使得重要处更加清楚——由于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五四”却不同,胡适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标示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弊端,从而在现代中国学术自主性能够牢固建立以前,便破坏了它。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思的启蒙筹划,最终是以革命为导向的,因此它只认可文化与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弊,虽有千年传统为先,却表明我们在近代又一次丧失了学术和思想独立的契机。

  因此,中国的五四,中国的启蒙,与西方人本主义启蒙不同,结盟的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自由派从此被边缘化,成为少数精英振臂高呼却不入主流,也难入民间的阳春白雪。余由此结论一转,中国的五四既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非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它没有实现它们在西方实现的那些价值理想。而不管是思想史上的胡适,还是真实历史中的胡适,都显得有些无奈。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转型,将民主的理想从大陆带到台湾,然而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事情的发展演化,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旧人故事思想起,而今我们再谈大陆或台湾之民主时,胡适之的身影不知是否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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