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的发现》读后感精选

　　《价格的发现》是一本由保罗·米尔格罗姆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2020-6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价格的发现》读后感(一)：恭喜作者

2020年10月12日，为了表彰

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了新拍卖形式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教授。

这本2020年06月才出版的新书即将大卖，也恭喜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

This is a book about Auction Theory.

　　《价格的发现》读后感(二)：突破经济学假设，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首先声明，只打两个星，不是因为书不好。而是因为，本书是在不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从第二章开始，就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做是在解一道数学应用题，基本上都是大篇幅的数学论证过程。对于我这种只能辅导小朋友四则运算的人来说，真的是有点勉为其难了。

回到本书。本书作者，正式凭借着本书中论证的，关于FCC对于无线电频率拍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而获得了202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试图突破传统经济学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解，为应对市场的复杂性，而建立一套新的规则制度。

大部分的经济学原理，不论哪个流派，在建立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前提假设，以使自己的整套理论体系能够完成理论的推导。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现实的经济学问题，往往十分复杂，众多的假设并不能确保其在实际中得到保证。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经济学论述很少涉及复杂性方面的内容”。这也就是让很多人会有经济学家大都“纸上谈兵”，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印象。

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这种“复杂”的实际问题入手，在市场存在负外部性以及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导致市场无法出清情况下，如何使用经济学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觉得FCC频率拍卖的问题，过于复杂，边界条件太多的话，作者在第一章提到的“佐治亚州的土地配置”问题的例子，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比较好的切入点。

作者最终通过帮助FCC设计拍卖流程，使得FCC在20几年里，获得了颇为客观的收入，也让作者顺利取得诺奖，可谓名利双收。

不过对于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外行还是忍不住要提出几个问题：

1、FCC的拍卖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在出售频率之前，还要向频率的原始持有者进行回购，这一过程也是采取拍卖的方式，不过是用的“价格递减拍卖”。反过来，如果是这些频率的原始持有者请作者为他们涉及出售频率的流程，会不会改变最终双方的收益情况呢？如果FCC是通过自己的策略，使得收购价格最小而出售价格最大的话，算不算是“与民争利”？

2、过去30多年，是无线通信业爆发式发展的一段时间，那么FCC增加的这些收入，到底有没有很大原因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呢？如何验证作者的方式的确是给FCC增收了，而不是其他原因？

3、FCC为频率拍卖设定的很多边界条件，大部分都是属于技术性的。这些边界条件，对于最后的收入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某国供应商参与频率拍卖的时候，是不是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价格的发现》读后感(三)：我被这本书惊艳到了，果断抱上大神大腿，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头上！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代表作，作为经济圈儿的一份子， 还是想多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毕竟我的学科本来就是跟热点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学习和积累本就孤独，要是不认真不踏实，后面的人生一定是非常狗血的！而且还会换着你意想不到的花样去给你发着各种各样的狗血情节，非常具有创意，感觉同等创意的东西要是没有这样的功底，应该会很不被接纳的。所以创意一定要伴随着深厚功底才能得以完成，之后只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完成自己要完成的东西是。

钱颖一教授和译者序，目测此书刚一开始就有些烧脑，跟历届诺奖得主的书一样，需要一定的社会学、社会阅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知识，还有耐心和决心才能读明白。书不长，但是内容非常丰富，经济学理论中语言的设计一定是极简的。

这本书写得挺妙的，里面运用了好多精妙的思维。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大拿，亲自践行了破与立！破解博弈论，奇招制胜、用一个习以为常却又意想不到概念去解释我们的老生常谈。用的都是常规学术创新和发展的方式方法，转移概念、，总结身边案例，套用经济学理论，人家玩儿过的梗，虽然是新瓶装老酒，但是角度和概念用得非常新颖和巧妙，无疑就是增加了阅读和审视的趣味性。

他采用了拍卖机制来解释整个价格机制，资本主义市场，这也是他自己多年来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且在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经济学立场，他所理解的经济学的存在意义，经济学内涵，解读了他所看到的社会交易体系的动机和结果。是个拎得清的老先生，虽然我想喊人老头儿（哈哈哈哈哈哈，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全书的结构也安排得特别好，导论、讲述了他本人的立场、研究对象、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意义。以及各种概念。然后是这个理论本身，理论的发展和他要触及的角度，包括机制稳定性和其中商品的互替性。之后两章就是里面理论的异质性，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起因、过程、结果和意义。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他把整个价格体系，资本主义市场运行原理比作是拍卖机制，将不同的拍卖手法和遇到的情况应用到不同的交易场景当中，甚至将劳动力市场也比作是商品， 将劳动者比作互为替代品，两组工资视为组合，从中计算其中的工资率与匹配度。 工作比作价格，企业比作是交易人，最终看胜出的价格和相互匹配的商品。

他在书中用了好多有趣的案例，全部都非常贴近生活，又都十分实用和受用，这样的人估计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吧，理论和实际结合得这么好！有好多作者的小心思，从土地使用权转换到信号宽带频道的使用与播放，让人非常有代入感，而且理解起来也更加容易，里面还有很多俏皮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环境中，只有当价格高于价值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主导权；

别看字数不多，这本书的信息量、理论研究也非常地密集，讲得也十分地细致，用的是经济学极简语言，基本每句话都会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并且解释得挺圆满，圆的很溜！然后一个理论就节省了好多基础篇幅，比方说劳动力那块，使用的就是厂商理论，凯恩斯新古典均衡，证明了作者或者说团队的阅读量和吸收能力，确实也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得更好，非常谦逊，又很自信，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都弄进来，然后融合成一个非常牛叉的东西，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欣赏。

此书包罗万象，把经济学理论，还有身边的案例，也就是身边发生的事儿都给用活了，前因后果交代清晰，结构紧凑、观点明了，几百页的把经济学问题、意义、个人观点、理想说得掷地有声，但是又不是咄咄逼人，一本让我惊艳的书！

看看好书还是挺有帮助的 ，能学习本身就是很幸福的事，整本书基本没有一句废话，含金量很高！以前我也想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现在我只想写出无限接近的东西出来，人间太苦，当咸鱼太苦，写著作也太苦，尤其是这个水平的，恨不能一个段落看着都要打磨和思考好多年！还要好多人的帮助才能完成，或许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出自己的一小点贡献，超越前人就好，毕竟人家留下了瑰宝，但是不需要那么大！稳扎稳打吧

　　《价格的发现》读后感(四)：从理论到实际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许成钢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表彰他们在拍卖理论方面，在无线电频谱拍卖的应用方面，对经济学，对社会福利，对全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米尔格罗姆是我认识近30年的朋友和师长。此文不仅祝贺他获此殊荣，感谢他对我的很多帮助和支持，也试图根据本人的观察和体会，发些议论。

拍卖：私有产权交换方式

很多人把这次诺奖看成是非常技术性的贡献。这点的确不错。但很不完全。首先，所谓拍卖，是在私有制下，在市场上交换产权的一种方式。在不承认私有产权的地方，即便人为制造拍卖的形式，由于缺少私有产权带来的激励机制完全不同，故无法模仿私有制下的拍卖。此外，任何一种特定的拍卖方式，都是交换产权的一套程序，一种特定的合同。即便在私有制下，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使得产权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使得事先制定的程序、合同，无法执行，使得有特权的人或机构可以不遵守拍卖的规则，无论设计得如何精致的拍卖，也都无法执行。因此，拍卖是制度。拍卖是私有制，是市场制度, 是资本主义制度。拍卖依赖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法治制度。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向公司拍卖无线电频谱，实际上是私有化过程。即，拍卖频谱涉及比拍卖其他物品更宽泛的产权问题。在不承认私有化的地方，在不保护私有产权的地方，如果试图用同样方法拍卖频谱，结果会非常不同。

我这里强调的制度问题，不仅与实际密切相关，而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此外，设计频谱拍卖的经济学领域是机制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初始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末获得重大突破后，在八九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主流的一部分。激发产生机制设计理论的背景，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关于国有制的市场社会主义（奥斯卡•兰格提出）和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的辩论；信息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和产权问题系统进入经济学分析的关键领域。在这个领域的理论体系发展后，为解决一系列信息问题，激励机制问题，产权问题，提供了基础框架。拍卖是典型的同时涉及信息、激励、产权问题的具体应用领域。

拍卖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在人类历史存在上千年。当然传统拍卖的形式相对简单些。在机制设计理论产生之后，人们能够对拍卖进行严格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当经济学家能够解释拍卖活动之后，就可以利用机制设计理论，设计更完美、更复杂的机制。比如频谱的拍卖机制。但是，为什么这次授奖的理由要锁定在拍卖机制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今人们普遍怀疑：经济学是一个没有用的学科。这个怀疑不仅存在于大众中，也存在于经济学家里。但其实，经济学的某些领域，不仅是有用的，而且已经对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价值。一些领域，已经超出了抽象的理念，而是像工程设计一样，能够设计出具体的方案，直接在市场上产生巨大价值。其中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这次授奖表彰的无线电频谱的拍卖。

据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对获奖人学术贡献的介绍，米尔格罗姆与威尔逊领衔设计的同时多回合频谱拍卖，在1994—2014年的20年里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创造了1200亿美元的拍卖收入。从全球看，该机制为无线电频谱拍卖创造的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

机制设计理论与公共资源分配

诺贝尔奖颁给在现实中成功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今年并不是第一次。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理由是“稳定配置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for 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具体来说，他用机制设计理论来研究肾移植的分配方式。之所以肾移植的分配要用到复杂的机制设计理论，是因为在肾移植中，肾脏的捐献者的器官往往和接受者的不匹配。于是在肾移植的市场上，怎么样能够帮助几十上百的捐献者和接受者，通过交换，成功配对，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机制设计问题。罗斯用机制设计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罗斯的工作的指导下，目前在全世界，肾移植变成了一个全球性协调的工作。协调处于全球不同地理位置的捐献者和接受者，经常是几十台手术在全球同时进行，成功实现了许多肾移植。挽救了很多生命。

米尔格罗姆的频谱拍卖工作，是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开始实际运行的。在那个期间，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巨大。但这种技术要在商业上推进，首先要面临频谱的分配。人们所谓的3G、4G、5G，指的是第几代的无线电频谱用作手机信号。2G的频谱属于波长比较长的，3G比2G的波长要短一些，4G的波长就再短一些，5G的波长就更短一些。给定某个波段，在每一个地理位置，一共能够容纳多少带宽是有限的。因此，频谱是一个稀缺的公共资源。

在运用机制设计理论之前，世界上所有国家对公共资源的分配都是官僚化、行政化的。在国有企业统治通讯的社会，政府分配频谱给国有企业，造成的问题集中在国企自身的低效率问题上。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政府如何把频谱分配给私企（私有化频谱）。简单的分配方式不能把频谱分配给最合适的企业，导致重大的浪费，同时也涉及公平这一基本问题。而利用机制设计理论帮助设计的拍卖方法，把公共资源以最合理的方式私有化。同时为社会和政府创造了价值。这为移动通讯的蓬勃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人说数字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不再有稀缺性问题，因为扩大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但是，那只是一部分，只是某一些方面不再显示稀缺性的问题。而数字经济的起点，频谱，恰恰是非常稀缺的。

频谱拍卖的设计只是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机制的一个应用。他们发展的机制，应用到了更多的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比如说机场起降时段的分配。对于机场来说，有些起降时间段对于乘客来说更舒适方便，有的则不是。那么该怎么分配？应用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机制，通过向航空公司拍卖起降时段，豪华的航空公司，以高价获得最舒适的时间段来起飞和降落；廉价航空公司则可以省钱使用不方便的起降时间。这些方便和价钱，通过航空公司传递给乘客，人们各有所图，大大改进了社会福利。

需要强调的是，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拍卖理论。他们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远远超过了这个奖的定义。从科学的领域来看，他们的贡献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契约理论、激励机制理论等等。诺贝尔委员会每一次授奖都会给出授奖理由，但这个理由并不一定全面完整地反映获奖者的成就。这样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他最重要的工作，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都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他获奖的理由是光量子说。在经济学，特别突出的例子是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阿罗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宽泛，而他获奖的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只是他许多重大贡献的一个部分。另一个例子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森对经济学有着非常全面的贡献。但是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误认森获得诺贝尔奖，只是因为他讨论饥荒贫困问题，为穷人说话。其实，那只是他巨多贡献中的一个部分。

米尔格罗姆与霍姆斯特朗

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很多人引用过，或者熟悉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2016年与奥利弗•哈特共享诺奖）和米尔格罗姆合作的、关于多项任务激励机制的著名论文。这是理论经济学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在经典的激励机制的理论里，为了简化，只分析上级分配给下级一个任务的情况。但在大量实际问题中，上下级都面对多项任务。例如，学校的任务是育人，这是许多项任务的综合，而不是升学那样的单项任务。政府的任务是所辖地区的社会福利，这是极多项任务共同贡献的，而不是经济增长那样的单项任务。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罗姆的这篇论文，是对多项任务激励机制问题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

如今学术界特别在意发表在顶尖刊物上。但是，这篇特别重要的文献，不仅作者后来都是诺奖得主，而且是被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论文，并没有发表在所谓顶尖刊物上。相关的趣闻是，他们原本送到了顶尖刊物。但在审稿过程中，他们不同意审稿人和编辑要求他们修改的意见。他们不愿意只为了发表而违心修改，因此撤稿，转送更容易发表的刊物。

他们关于多项任务的激励机制问题的理论，对分析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尤为重要。中国改革的早期，依靠地区竞争经济增速的办法来发展经济，曾经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很早人们就看到，地区之间竞争经济增速的办法正在失效。原因是政府不可能只关心经济增速，而必须关心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必须面对多重任务。当上级把下级的奖惩与经济增速这类单一指标挂钩，就严重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破坏了他们的激励机制。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最好的激励机制呢？他们的论文在理论上证明，在多项任务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误导，避免偏差，最好的激励机制往往是没有激励的机制。即，上级不把对下级的奖惩，与下级的任何具体任务挂钩。换句话说，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不应该与具体指标挂钩。在高效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官僚机构。而且，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低效率的。原因就是，那些不得已使用官僚机构的领域，都是多重任务的。为了官僚机构能正常运作，都不对官僚们提供激励。这实际深刻地间接解释了，为什么尽量不要用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小政府，集中在处理市场不能处理的事。而在市场上，尽量让民企去运作。

米尔格罗姆与霍姆斯特朗合作的，1987年发表在Econometrica上的一篇理论文章，在激励机制理论方面有特别重大的贡献。在这篇论文之前，人们对激励机制问题的理论分析，停留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只能讨论数学定性的问题，因为没有清楚的理论基础可以在模型中使用具体形式的函数。他们的论文证明，不需要特殊假设，最简单的线性函数实际上概括了一大类的问题。一旦在数学上可以使用具体的函数，可以具体求解，而不限于抽象的定性讨论，激励机制理论就变成了可以应用的理论。这从基本上改变了激励机制理论的局面。在这之后，大量的应用文献以及教科书，都得益于这篇论文。而激励机制理论相关的研究获得多次诺奖，都在他们这篇论文之后，原因就在于此。

米尔格罗姆和霍姆斯特朗对激励机制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以至于人们常常把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Holmstrom-Milgrom。2016年霍姆斯特朗和哈特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格罗姆曾经被邀请去参加了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所有活动。

米尔格罗姆与商学院

米尔格罗姆在机制设计理论、拍卖机制的理论、契约理论、激励机制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除了他在数学方面的天才外，他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实际问题有广泛了解，有非常强的直觉，看实际问题尖锐深刻。很多数理经济学家是数学出身，一直都在学术界，对实际情况了解比较少。而米尔格罗姆不是这样。他大学毕业就到公司工作了。之后他在斯坦福读MBA时，被教授们看中，邀请他进入博士项目。此后一举成为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与约翰•罗伯茨 （John Roberts）给商学院写的教科书《经济学、组织与管理》（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是唯一的一本由机制设计理论专家为商学院写的教科书。这不仅是最好的商学院教科书之一，而且同时适用在本科的微观经济学中使用。

通常的商学院教科书强调案例教学，把大量的案例放在一起讨论。这本教材的重点是解决企业里的激励机制问题。在没有数学模型的情况下，用白话讨论激励机制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契约理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有创新、有突破、有深刻的认识。没有深刻的认识，仅仅通过学习相关理论的数学模型，是搞不透的。

当我们讨论到企业的时候，人们都知道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的讨论。什么是企业的边界？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放到市场上去交易？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放到企业内部去解决？放到企业内部解决，意味着企业事先安排好一些机制，那么这个边界在哪里？在科斯的时代，这个问题被抽象出来，科斯本人也有一些比较抽象的讨论。在他们的教科书里，对于企业边界的讨论，从科斯的抽象讨论，变成了具体的分析。具体讨论什么样的事情放在企业内部去配置好、什么样的事情在市场上配置更好。例如，救护车的调度。为什么救护车都是由中央配置而不是在市场上来分配？使用拍卖的机制来调配救护车是不是更好？为什么在实际中不采用拍卖机制？所谓拍卖的方式，就是每辆救护车都像出租车一样等候乘客。如果一个病人需要救护车，那么他就出价。根据出价、地理位置和需要的服务，由市场就来决定是否成交。由此延申到这次诺奖的题目，频谱的拍卖。过去很多人说这是科斯定理的应用，原则上这样讲没有错。但是具体讲，频谱的拍卖涉及相当多的技术内容，需要技术的突破。

米尔格罗姆在分析制度方面有广泛和深入的贡献。他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与青木正彦（Masahiko Aoki）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共同撰写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Towards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是制度分析方面影响重大的文献。他和阿夫纳•格雷夫及Barry R Weingas合作的论文，研究中世纪的犹太商人，在没有正式合同的情况下，通过商会，保护了产权，使得他们可以在全球大规模开展贸易。在应用博弈论分析经济史上的制度和贸易方面，有巨大影响。

米尔格罗姆与中国

米尔格罗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兴趣。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涉及公司治理、价格、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制度变革。1994年8月23—26日，由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分别牵头的两个课题组联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后来人们就称之为“京伦会议”。会议荣幸邀请到了米尔格罗姆参加。除了他和其他斯坦福的同事，包括钱颖一教授，麦金农教授和青木昌彦教授外，还邀请了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会议的主题是当时改革的重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米尔格罗姆跟哈特都是契约理论，企业理论的最重要学者。会议期间，米尔格罗姆与哈特及其他参会的部分代表一起，与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座谈了企业改革的问题。

米尔格罗姆是一个非常友好，很容易亲近，很腼腆，很安静，但非常敏锐的人。我同米尔格罗姆从认识到友谊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那时我的研究工作一部分是与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执教的钱颖一合作，所以我经常到斯坦福大学去工作。了解米尔格罗姆的工作，但与他不熟悉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个数学类型的学者，只关心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他的兴趣非常宽泛，对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对中国的改革，都兴趣盎然。他是那时在斯坦福最支持钱颖一的资深教授之一。我几乎每一次去斯坦福都会见到他，谈得非常愉快。当时米尔格罗姆和青木昌彦等几个著名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非正式沙龙，戏称CIA。我参加过多次他们的小聚会。有时是一起在室外午饭。边讨论边吃饭。有时刘遵义教授也参加。

我的工作得到很多米尔格罗姆的支持、批评和建议。因此，每当有机会，我们都会深聊，使我得益匪浅。例如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论坛，主题是经济转轨经济学。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米尔格罗姆找我单独在花园里聊了很长时间。几年后，他在MIT访问，我们又在那里聊了很多。2019年春天，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关于“制度基因”的公共演讲。他非常认真的听了演讲。之后在晚饭时，他对相关的问题，包括制度演变问题，路径依赖问题等，都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对我提出的制度基因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在实证中，如何识别制度基因？如何度量制度基因？”

米尔格罗姆不仅仅是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他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提供算法和软件，帮助用户解决拍卖的问题。他提供的算法和软件是从基础科学的突破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通常搞数学的人提出来的算法，或者通常软件工程师制作的软件。在这里我有意提到这个问题，是为了国人理解，所谓“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包括软件、芯片、操作系统等等，原本都产生于从基础科学中的突破。在没有基本突破的情况下，靠举国之力，靠人海战术，靠大规模投资，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