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读后感摘抄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是一本由乐黛云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20-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读后感(一)：“中国梦”与文化自信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从事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哲学家汤一介的妻子。 本书书名强调文化，内容确实关于文学不太多，主要还是文化、思想、哲学为主。其中有一篇《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写于2007年，主要是读过美国人杰里米·里夫金的《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后的看法和评论。

据百度：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中国梦”的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

若不是乐黛云的文章早于口号提出的若干年，就有背书的嫌疑了。尽管如此，免不了拉出来做大旗。乐黛云的“中国梦”和我们每天听到见到的“中国梦”不同，是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中国。这和“Make China Great Again”还是有些区别的。乐黛云的立足点在于，美国人过于注重资本与财富，是“以最大自由去挣最多的钱”，是过于物质化的梦。相比较而言，欧洲人则更具人文精神一些，欧洲梦是一种基于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两种梦都是西方的，中国或许可以通过学习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方式，结合自己的文化特点，形成新的中国梦。乐黛云还引用了哲学家赵汀阳的看法，哲学家的思考总是高屋建瓴的，不似我们这些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普通人目光短浅，所以我个人对于他所说的xxx的纯洁之梦实在不敢苟同。当然赵汀阳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是全人类都需要思考的，可惜目前无法回答和解决。

“代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的中国梦一定会出现，并造福于全球”，话里多少带着中国士大夫的“兼济天下”的精神。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觉得不是，恰恰相反，这是一种不自信。中国人因为几千年大一统的历史，思考往往停留在“我是最好的，我要做最好的”，不能理解“小而美”。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之中，受到很多的外来影响。外来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假若它是美好的（因为有时候未必那么美），能影响全世界固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不能，也不必去刻意成为世界上的Number One。

美好的中国梦能不能出现，这并不具备什么必然性。但最怕的是和“地上的理想国”一样，打哪指哪，先假定一个“梦”，然后通过各种扭曲和欺骗来完成这个“梦”。“强扭的瓜不甜”，刻意的“梦”不真。倒不如不设立什么伟大计划什么宏伟目标，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好。无心插柳柳成荫，减少一些功利性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读后感(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世界视野

　　

乐黛云，1931年生，当代文学理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跨文化之桥》等。

由于学生时代学习文学，也曾研读过乐黛云先生的几本专著，但多以比较文学为主，而此本“大家小书”中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则更偏重于比较文化方面的内容。书中共收录了八篇，其中前六篇均为和世界文化有关的论文，如《差别与对话》、《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重构》、《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等。最后两篇《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现代文学在多元跨文化语境中发展》则探讨了中国比较文学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

十多年后再读乐先生的文章，最大的感受是她研究中的视野是如此的宽广宏大，看待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如此的高屋建瓴，她文章中讲到的许多内容可能是一个尚在求学阶段的年轻人不能够完全理解和吸收的，所以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眼观察，尝试把握。

譬如在《差别与对话》中，乐先生提出了“三次中西相遇”；提出“差别共存于相互尊重”会突出地成为21世界的一个主旋律；也讲到了对话的自觉与对话的善意和胸襟。而比较文学对于成就一个全人类所期待的文化多元的新的全球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责任和意义，正是因为“通过文学艺术的特殊作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人们从文化差异中所得到的不是偏见、仇恨和冲突，而是互识、互证、互补和相互欣赏。”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开放与包容态度。且不说官方与专业性的各种交流活动，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平时都可以经常在艺术中心观看来自世界各地文艺团体的舞蹈、话剧、音乐等演出；语言教育机构也不再是单一的以英语、日语等为主，而是出现了各种小语种的教育服务；孔子学院大大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足不出户也可以利用网络进行更多的跨文化交际与学习……

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的，乐黛云先生依循的是鲁迅“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理想。她在思想文化问题上思考的基点，既有受限个体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又有中外文化关系上的视野和心态。虽然时间不停流淌，时代与世界都在飞速发展与变化，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这样一本小书之中寻找到自己与世界与未来对话的起点，哪怕只是读懂其中小小一点，得到启发，也将在文学与文化的视野拓展中受益匪浅。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读后感(三)：颇富启迪的“复杂性思维原则”

　　

此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乐黛云提到了莫兰的“复杂性思维原则”，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但“复杂性思维原则”为我打开了新的思路，让我看到不同国别的文学与文化除了求同存异的可能性之外还有互相启迪并发生共鸣的可能。这里莫兰提及的“共鸣”，不知道与“互文性”有什么联系？但至少莫兰与中国思想传统间确实发生了共鸣，比如他谦逊地表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十分深入，然而他从道家的“混沌”说里吸取了他独创性的“复杂性思维原则”的合理内核，从而抨击了西方“真理”救世可能带来的灾难。道家的“阴阳”互补中也有互相包含的成份，这进一步发展为“吸纳百川”的精神，是“道”统一了“阴”与“阳”。乐先生进一步总结了莫兰与中国的关系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们也曾出现于德国的莱布尼兹、法国的伏尔泰以及庞德等人的思想中，这种共鸣勿需深刻系统地理解迥异的文化，而强调文化接触中产生的神秘的“秘响旁通”，并认为这是21世纪“最有潜力的重要课题”。

我以为“复杂性思维”与中国道家思想似乎有某种共通性，它解构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以及主客双方截然区分的现象对世界带来的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这个世界之复杂，莫过于生命现象了，如果在对万物的思量中充分考虑到生命体的能量，也许就能产生真正关注生命本身及其环境的学说，甚至推而及于伦理道德学说中的“善”“恶”二分法，即认为善中可能包含一种恶，而恶也可以包含一种善，从而走出传统的人本逻辑中心主义，主客真假善恶美丑二元对立论和技术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功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给危机日益深重的现代世界带来一线生机，使文化多元共生地交织在一起，过去、现在与过来也“错综复杂”地交错起来，而超越浅层的文化融合，形成一种深层的文化杂交状态，使人类在一个新的跨文化共同体中寻求一种更公正和健康的生活。当然，作者没有忘记指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只有文学才能胜任这一使命，除了需要促进人类文化的交织与交错以外，还应保护不同文化原生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总之复杂性思维的意义在于它提供的崭新视角，世界不再是单边的和单维的，而呈现出一种多维的自组织形式，唯此才能建构一套真正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平等对话且又能创新的新的话语。对于混沌一说，其实不仅出现于中国道家的学说中，就本人对神话的阅读与研究来看，多种民族和文化都出现过原初的混沌神，鸿蒙未开之前，世界是一片混沌的状态，这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世界发展至今，我们不能逃避混沌和复杂，而应介入它们，用复杂性原则来要求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世界才有可能实现自我更新和重构，重返生命，这无疑在中国道家哲学里多有强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故而我们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是一定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智慧中吸取营养的。然而乐先生又认为，单是回归传统也仍然不够，其实可能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与吸收、互相混一与交响辉映，最终会达到一种晶莹的圆融状态，对话与桥梁永远是通向智慧的最佳途径。“历史证明任何伟大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总是较少功利打算，而体现着人的生、死、爱、欲等古今人类共同的话题，这也是通向”共鸣”的最佳途径。本文以乐先生所引陈寅恪的话为结束语：“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读后感(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成为文化的宣扬者与吸纳者

　　

据说，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

当然，关于阿基米德被杀细节有许多的版本，不过他的确是被入侵的罗马士兵杀死。阿基米德不愿“我不能给世人留下不完整的公式。”即使面临死亡也不能阻止他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阿基米德

被誉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不愿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放下研究了一半的甲骨而选择自杀殉国。

有人说，中国文化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从阿基米德和王懿荣的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然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简单以两个小故事就可以一语概之的。

乐黛云教授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中提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三次相遇。第一次是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方文化碰撞。

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

有记载说，利玛窦刚来中国的时候，为了获得信任，特意选了身和尚服。后来，随着利玛窦传教区域范围的扩大，他偶然得知穿和尚服的人地位比较低。于是，利玛窦换成了地位高的人穿的儒士服。

利玛窦非常聪明，他知道如若想要向对方宣扬自己的文化，就要先将自己融入到对方的文化生活之中。

正如乐黛云教授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对世界展开中国文化，最需要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也需要对他人文化的同情的了解。

利玛窦

乐黛云教授以林语堂为例，介绍了林语堂1935年用英文写作的《吾国与吾民》和1938年写作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

我还记得读《吾国与吾民》时，被林语堂的诙谐幽默的语句所吸引，久久不忍释卷。林语堂说：“了解旧的文化固甚困难，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之下，固步自封显然是错误的选择。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还需要学习了解他国的文化底蕴，建立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们反对文化单边统治，也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的命运共同体，既避免原教旨主义引起的文化冲突，又要避免单边统治、一元化征服，压制他种人文化，引向战争，而跨文化对话是必由的途径。孝文帝

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鲜卑族创立的北魏王朝是学习吸取他种文化最好的例证。鲜卑族是北方游牧民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继位后大举改革，迈出“汉化”的重要一步。孝文帝要求鲜卑贵族不再说鲜卑语而说汉语，不再穿鲜卑服而穿汉服，而且力争与汉族通婚，又把首都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河南洛阳。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鲜卑族这种大范围接纳他种文化、小范围保留自我文化的选择方式已不可取。

乐黛云教授提到，从历史上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障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其所需。

文化是长期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这个过程可能会有误读、有改写，毕竟双方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底蕴也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这不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文化选择和释读之权在双方，中国文化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也是在以一个外在的视角审视、了解自己。我们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文化的价值必然会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文化的宣扬者与吸纳者，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不应该是未经分明的存在，而应该是多元共存的和谐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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