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治天下》经典读后感有感

　　《马上治天下》是一本由(美) 安熙龙 (Robert B.Oxnam)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0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上治天下》精选点评：

　　●浅尝辄止 欲言又止 意犹未尽

　　●外国人视角，很客观，但缺乏深度分析

　　●四辅臣时期是“多尔衮-济尔哈朗-顺治”肇造到“康雍乾”盛世的衔接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纠偏顺治的汉化倾向，重新建立起多尔衮时代满人主导的统治方式。在制度构建上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尤其以废除八股、降低内三院地位等方式排斥学究式的文学技巧。 这和“马背上的朝廷”所展示的统治方式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四辅臣政治尝试在制度建设上塑造了一个高效的、精英化的、符合满族利益的架构，但是不免忽视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下的政治接受和文化认同。康乾的南巡却正是在告知人口比例更大多数的汉族精英，我是满洲皇帝，同样也是中原华夏文化的代表。 四辅臣建立了一个割裂的满汉，以高效管理去应对这种割裂，康雍乾弭平了这种割裂。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放下民族成见去管理这么庞大的帝国，交给了生长在入关之后的玄烨这代人去完成。

　　●1969年的博士论文，现在读来仍然极具启发，这其实可以看作另一个版本的《定鼎中原之路》，对清初政治制度有相当独到的分析。四辅臣的背后，其实也牵涉着瓜尔佳、赫舍里、钮钴禄、叶赫那拉四家族的势力。对苏克萨哈案的解读别具一格。我还是觉得，不了解清初，则无以谈清末。且我越发观察到清初与清末在政治体制上具备相当程度的相似。当然，50年前的论文，在满汉文资料上必然是大量欠缺的，且对史料的认识层面明显深受乃师史景迁影响。最后赞一下清史所的翻译，一如既往的高水准，既流畅好读，又下了极大的校对功夫。

　　●为满人所用的汉人制度。 名作鳌拜，实际上关于鳌拜的篇幅不是很多，主要是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讨论。 翻译实在不敢恭维啊……

　　●翻译好，鳌拜这个武人老匹夫不过是早期满清入关后保守势力反扑的一个总代表，但好些保守政策却在此君倒台以后被康熙帝拿来主义了。

　　●扎实认真的学术文章，兼有国外学者治中国史所独有的客观冷静

　　●按需

　　●作为一个人格分裂症患者，不知道他写书的时候是哪一个人格在主宰？

　　●鳌拜代表了清初以满洲为主导的统治的极端表达，“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四辅臣代表“满洲征服精英”，奉行满洲至上，追求政府效率。他们追求的集权、倚重于皇帝任命的亲信人员、政治制度的试验，引领了未来清王朝变化。四辅臣从士兵的角度看待朝廷和社会，激进奉行军事价值观，但在军事战争和对外政策方面十分保守。康熙利用索额图-明珠为代表的侍卫派系取代鳌拜，但鳌拜辅政时期的大部分政策和制度被纳入到康熙朝的框架中。康熙在维持满洲民族统一性、纯洁性和优越性，以及致力于实现征服并巩固中华帝国的满洲梦想；珍视满洲军事传统；制度创新上三点与四辅臣是类似的，他消除了反对汉人的态度，应用汉人传统，成为汉人的皇帝，扮演儒家明君的角色。有趣的是，清末清政府又回到了四辅臣的道路上了，不过对四辅臣内部以及册立孝诚皇后分析有点少。

　　《马上治天下》读后感(一)：满洲保守主义一词

　　《马上治天下》读后感(二)：排斥“汉化”的鳌拜与“鳌拜之死”的种种传说

　　鳌拜是清初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将之一，他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为奠定清朝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有“满洲第一勇士”的称号。顺治帝驾崩后，鳌拜接受遗诏成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随后势力膨胀，威胁皇权，不过最终还是在与康熙帝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鳌拜的故事，经过金庸小说《鹿鼎记》的演绎，早已在大众层面深入人心。香港影星徐锦江饰演的鳌拜荧幕形象，近两年又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中国的圣诞老人”，还被制作成各式各样流行一时的表情包。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影视剧和大众文化中的鳌拜形象距离历史上真实的鳌拜当然是存在距离的。那么，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是如何上台的？顺治帝的遗诏到底是真是假？如何评价鳌拜辅政时期的种种政策？不可一世的鳌拜最后是怎样被康熙帝擒拿的？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发表于1975年，作者安熙龙（Robert B.Oxnam）。安熙龙早年师从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研习清史，后来加入美国亚洲协会并担任会长，致力于促进中美交流，成为老布什、比尔·盖茨、巴菲特等政商要人的顾问。这本《马上治天下》是安熙龙在1969年提交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有趣的是，在安熙龙这部史学专著中译本出版之前，国内率先译介了他自述人格分裂心理治疗的书籍《十一个我和城堡》（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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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年2月5日，短命的顺治皇帝驾崩，当晚，皇帝遗诏被公布出来，这是一份带有“罪己诏”性质的文本，它在反省自身统治缺陷的同时，于最后一段确立了万众瞩目的皇位继承人和四大臣辅政制度：“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桃，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这份遗诏最早被清史学家孟森指出可能有伪造成分。在遗诏的真伪问题上，安熙龙认为，这份遗诏虽然不能说全部为赝，但有大量内容是四位辅政大臣和太皇太后共同伪造的，他们将顺治帝塑造成为一个“对拒绝满洲传统、忤逆母亲以及沉迷于汉人风物感到后悔”的统治者形象。

　　四大臣为什么要把顺治帝描绘成一个对“汉化”充满悔恨的君主形象呢？这就涉及到安熙龙这本书的核心论点：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诉求是建立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政治秩序，借以纠正顺治帝的“汉化”倾向，是为“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在传统叙述中，四大臣辅政往往被当成是从顺治到康熙统治的一段短暂的过渡时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安熙龙则着眼于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从满汉互动的大框架下去解释辅政时期的各项政策逻辑。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的家族谱系可以追溯至努尔哈赤时代，而且都是卓越的武将后代。满洲八旗制度建立后，这四大家族也被编入八旗，遏必隆、鳌拜隶属镶黄旗，索尼隶属正黄旗，苏克萨哈隶属正白旗。“满洲征服精英”的出身背景使得四大臣在政治主张上秉持满洲至上主义，极力清除顺治帝留下的且他们认为是“汉化”的制度。

　　首当其冲的就是顺治十一年（1654）设立的宦官机构“十三衙门”。十三衙门仿照明朝的二十四衙门而设，负责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家族。在四大臣等“满洲征服精英”看来，如此声名狼藉的汉人宦官机构实在是眼中钉，于是四大臣在辅政之初就颁布谕令，裁撤十三衙门，处决最受顺治宠信的宦官吴良辅。

　　为建立起满洲人主导的京师政府，四大臣调整了内务府和理藩院的人员构成，将宦官替换为满洲人和受到信任的汉人包衣（“家奴”，入旗籍）。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奴才与主子》这本书里也指出，康熙时期对汉人包衣的倚重是满洲人权力集中的重要一步，包衣“填补了宦官的职缺，他们得到康熙帝的起用，既监视官场，又充当皇帝专制独裁的工具”。

　　议政王大臣会议通常被视为满洲“淳朴旧制”的核心制度，该制度源于努尔哈赤时期，在皇太极时期正式设立，在多尔衮时期进一步发展，意在讨论朝廷的军政决策。四大臣掌权后，削减了此前逐渐增多的议政大臣数量，而后又将议政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在满蒙八旗都统、六部满蒙尚书的范围之内。除此外，四大臣还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八股文，缩减进士的名额，从整体上控制汉人精英在朝廷中的数量，从而建立由满洲人主导的高效官僚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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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这个中国历史上永远的治理难题？四大臣先是在地方官僚上层实行多次全面的考课，通过重新任命大批官员，调整地方官场的格局。其次，他们还大量削减某些官职，让精挑细选的满洲人进入地方官场，培养绝对的忠臣。1661年的江南奏销案和1661-1663年的明史案可以看作满洲征服精英对地方汉族精英的打击报复，表面上是惩罚逃税和反清复明思想，实则“反映出满洲人对汉族精英的深刻猜忌”。

　　在对四大臣辅政时期的政策做全面研究后，安熙龙发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四大臣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在军事策略上却偏向保守。他们不仅在军队规模和结构上甘愿延续前人规划，而且也没有发动新的大规模战争。收服厄鲁特蒙古、抗击沙俄、击败台湾郑成功的继任者、平定“三藩”等这些重大军事活动，都是在康熙掌权之后完成的。

　　那么，为何四大臣在军事表现上如此克制呢？安熙龙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国库虚空，缺乏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经济基础；二是四大臣始终把自己当成保留满洲传统的角色，不愿意改变祖先留下的八旗制度。三是四大臣虽然都曾在军队中担任过将领，但只是在战场上具备英勇战斗的才能，缺乏军事家更高层次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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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鳌拜之死，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着种种传说，因而成为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来源。这些传说其实也都有各自的文献依据，比如谢保樵在美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清代政府（1644-1911）》、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巴克斯、濮兰德的《清室外纪》中的说法就不尽相同。

　　全书最后，安熙龙如此评价四大臣的辅政作为：“四辅臣强调清初国家和社会的满洲因素，而汉族精英和汉族制度则被当成从属的，有时甚至被当作危险的因素。他们在马上征服天下，也试图在马上统治天下。”

　　“马上治天下”的典故出自汉高祖刘邦的谋士陆贾。陆贾在刘邦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听得不耐烦，骂道：“我是从马背上得到的天下，哪里用得上诗书？”陆贾不但没有畏缩，反而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意在强调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在后世的书写中，“不能马上治天下”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相继“汉化”的生动写照。

　　安熙龙之所以引用这个典故作为书名，就是为了突出鳌拜辅政时期排斥“汉化”、坚持增强满洲因素的统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稍后兴起的“新清史”学派那里，“马上治天下”的典故和相关短语再次被反复提及，同样用来表达清朝统治者对于自身满洲特性的关注，例如也是新近出版中译本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勉治的专著《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刊2019-3-16晶报·深港书评，https://appimg.allcitysz.com/template/displayTemplate/dist/index.html#/newsDetail/547690？isShare=true%E3%80%81）

　　《马上治天下》读后感(三)：《马上治天下》：不明历史大势，权力冲昏头脑，鳌拜一手好牌打烂

　　提到鳌拜，人们在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徐锦江先生饰演的那个红帽子、白胡子貌似圣诞老人的形象了：他力大无比、诡计多端、大权独揽、心怀叵测，最后被机智的韦小宝与年轻的康熙皇帝联合起来杀掉了。

　　这其实是金庸先生塑造的一个漫画化的鳌拜形象。随着金庸小说被反复拍成电视剧、电影，这个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不过，小说、影视剧所塑造的鳌拜形象，通常只关注鳌拜作为四辅臣之一，与其他三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以及被康熙皇帝机智扳倒的故事，很少有人关注，这四位资历并不高的大臣，是如何成为辅臣的？他们在辅政初期，是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的？他们的辅政，对清朝前期的统治有何影响？

　　——鳌拜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的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被正史所掩盖或抹杀。人们懒得认真探求一个真正的鳌拜，而是满足于这种戏说，满足于一个历史配角、小丑化的鳌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这本《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统治》，作者安熙龙是美国学者，1942 年生，1969 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1975 年加入美国亚洲协会，1981 年至1992 年担任协会主席。1990 年代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及威廉姆斯学院执教。

　　他早年师从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研习清史，后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关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除本书外，他还有论著涉及当代中美关系，并创作了两部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朱砂》与《明》。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统治》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是以英文写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的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如果你想对鳌拜执政时期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了解，就请先把韦小宝放到一边，听听严肃学者是怎样解读鳌拜的吧！

一、鳌拜等四臣辅政，是一场小型宫廷政变

　　在皇权时代，皇帝驾崩、君权传承之际，总会有很多秘密，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但也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人猜想。比如说顺治之死，以及他的遗诏问题。

　　安熙龙指出，1661年2月最初几天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一直存有争议。最根本的问题是，顺治帝是否真的在2月5日驾崩，他是否退隐佛寺并在那里度过余生。一直以来，总有一些人不断地写出富于想象力的故事，如认为顺治帝并没有死去，而只是退位隐居寺院，康熙帝和太皇太后曾秘密造访五台山上那个奇怪的和尚。甚至有些学者对此也模棱两可，如现代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虽不完全赞成退位说，但认为退位说和病逝说两种都有可能。

　　安熙龙认为，如果没有更确切和严肃的证据，最好还是相信史料记载，确认顺治皇帝于1661年的2月5日去世。这一点和另一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一致。孟森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结论是顺治帝确于2月初死于天花，他是根据皇帝近侍、学士王熙以及和尚性聪的两本年谱得出结论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顺治遗诏是否真实。顺治帝死后不久，遗诏向满汉大臣公布：由年仅七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幼冲，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此外，在遗诏中顺治帝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寺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孝庄太后的教诲，等等。

　　在当时就有许多汉族官员猜测，顺治遗诏中的许多内容是太皇太后和后来的四位辅臣伪造的。

　　安熙龙认为，顺治帝确实留有的遗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遗诏在公之于众前被改写、扩充过。他认真考察了相关史料，指出顺治帝在遗诏中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等部分是真实的，但任命四位辅政大臣，则是孝庄太后和那几位权臣的手笔了。

　　给顺治遗诏加入许多“私货”，是因为太皇太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认为，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亲近汉官，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需要更弦改辙。因此，遗诏中的许多内容，预示了后来所谓“鳌拜辅政时期”，满清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

　　这一点，在王戎笙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中也得到支持。顺治帝感染天花病毒，正月初二发病，发病当天还曾去悯忠寺观吴良辅祝发，初七日子夜便遽然去世，病期只有五天。病情恶化急剧，病榻上的顺治帝根本不可能有逻辑严密的思维活动，更不可能清醒地回顾亲政十年来的得失。所以遗诏内容是否出自顺治本意，是大可怀疑的。特別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及“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两款，酷似满洲守旧大臣的口吻。

　　可见，四辅臣辅政，实际上是一场小型的改革或者宫廷政变。顺治帝亲政以后，为解决当时的治理难题，渐习汉俗，委任汉官，任用很多原来明朝的降官，也把明朝弊政、明末党争带进了清初官场。总体来说，是利多弊少，有利于满清政权的。

　　但这样也引起一批元老重臣的不满。于是，借着帝位传承之际，他们与孝庄太后联手发动了改革。承担恢复纯粹的满清统治使命的，就是鳌拜等四辅臣。

二、鳌拜等人辅政，背后是“汉化”和“满洲统治”两种治理取向的冲突

　　《马上治天下》一书，以汉化与满洲统治的冲突为理论框架，考察鳌拜辅政期间的社会治理。

　　所谓汉化，就是统治集团要以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意识形态进行治理。与此相反，就是满洲统治，是指以满洲制度、满洲官员和满洲意识形态进行治理。

　　汉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观。这种传统观念以汉人为中心，其理想化、精简化的表达形式是：皇帝，即天子，统治着整个已知世界（即“天下”)；中国并不是现代语意上的国家，而是世界轴心或中央之国(即“中国”)，其政治、文化影响遍及四方；周边的非汉民族及国家，应该通过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团、向中国的领袖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国家发展情况的方式，表达对帝国的服从与敬意。

　　但历史事实却是，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朝开始，至十七世纪满清入关，非汉民族对部分或全部中国的统治，差不多占据了半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先后有契丹辽朝(947一1125)、女真金朝(1115一1234)、蒙古元朝(1271一1368）和满洲清朝(1644一1911)统治部分或全部中国，时间更是远远超过二分之一。

　　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答案在汉化理论中找得到。

　　传统的中国文人认为，边疆政策的缺陷使得蛮夷军队倾覆了汉人王朝，但蛮夷统治中国的能力取决于其对汉人政治结构及其儒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采纳。中国古话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如果蛮夷能够采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则可以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知识分子也可以与之合作。正如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辽、金两朝都采取了汉化统治，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统治相对巩固。元朝人拒不汉化，坚持“马上治天下”，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不到一百年就被赶出中原。

　　清军入关后，面临着仅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如何统治1.5亿汉人的难题。在皇太极和多尔衮辅政时期，都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任用了许多明朝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汉化的政策。顺治亲政后，继续采用汉化政策，引起“从龙入关”老臣们的不满与担忧。

　　到17世纪60年代，四辅臣就像满洲征服精英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年龄已经很大了（确切年龄不得而知，极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岁），正经历着人世代谢的焦虑。他们看到，新一代的满洲人正在崛起，这些人对汉人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更熟悉，而军事训练和经历只是作为补充。

　　保守老臣认为，这是顺治帝推行汉化政策造成的恶果，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采用满洲专制的“猛药”去矫正。四辅臣时期的政策，体现了清初满洲统治的极端形式，可以说是“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这一点，是绝大多数戏说者所关注不到的。

　　社会潮流、历史趋势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康熙皇帝发现，如果扮演好一个儒家明君，完全可以从征服的马背上下来，稳稳坐在汉人的皇位上。因此，他继承并进一步推动顺治的汉化政策，从而稳固了满清的统治。

三、鳌拜本有机会成为政治家，但被权力冲昏头脑，最终成为小丑

　　四辅臣并非铁板一块，其执政也非一成不变。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还能维持面上的和气。1666年之后，本来居于四辅臣之末的鳌拜，开始大权独揽，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

　　作为反应，从1667年开始，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几位满洲谋臣的帮助下，逐渐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最终，康熙于1669年6月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关于擒拿鳌拜有很多说法。最为流行的是，康熙帝不敢直接颁布抓捕鳌拜的上谕，于是先把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放到宫中，让他们天天玩摔跤。皇帝私下里召见鳌拜，鳌拜入内后，被小伙子们一起抓住，在后宫直接处死。这种说法被金庸先生用到了《鹿鼎记》一书中，成为流传最广泛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康熙帝和几名内侍在南书房等待着鳌拜到来。鳌拜进门后，内侍们将他抓住，将他的手扭到背后，并迫使他跪下。随后，命令鳌拜端着茶碗暖手，但茶碗在沸水中煮过，很烫。鳌拜失手掉下茶碗时，内侍他扑倒在地。接着，康熙帝大声喊道：“鳌拜强壮有力但大不敬！”并下令对其惩处。

　　第三种说法是，1669年新年，辅臣鳌拜穿着黄袍现身朝堂，仅有朝冠上仍用红绒结而非东珠这一微小差别，康熙帝被激怒。随后，康熙帝到太皇太后那里问计，正巧看见一名宦官在掷骰子。“帝言此事时，手执骰，若有所祷告者。一掷恰为不同，太皇太后大喜日：勿忧。”在被捉的前七日，鳌拜佯称得病，康熙帝亲临探视。鳌拜卧于床上，身上盖着黑貂皮长袍。突然，康熙帝的一名侍卫将长袍拉向一侧，发现内藏一柄短刀。康熙帝只是笑着说，鳌拜真是满洲勇士，虽病卧床上仍佩兵刃，他会随时护驾。此后不久，鳌拜被捕并赐令自尽。

　　其实正史记载是这样的：康熙帝在经过数月的谨慎准备，确信自己的政治实力并公开列举了自己的目标后，最终于1669年6月14日向鳌拜发难：

　　随后康熙帝令亲王杰书带人抓捕并审问鳌拜。6月26日，杰书撰写了一份长长的奏疏，列举了鳌拜及其党羽的罪行，建议将鳌拜集团的二十五名成员处以死刑，包括鳌拜本人、遏必隆、班布尔善、玛尔赛。

　　康熙帝接到杰书的奏疏后，选择了宽大，没让鳌拜受凌迟酷刑，但罢免其职务、籍没所有家产并监禁。鳌拜如何死的，没有史料记载，很有可能被幽禁至死。这是当然是他的众多政敌不愿看到的，人们更愿意看到“恶有恶报”的精彩场景，因此想象、虚构了种种说法。

　　另外，尽管民间传说丑化鳌拜，但鳌拜自有其过人之处，否则也不会名列四辅臣。1713年，康熙回想起鳌拜的辉煌军事生涯，追赠他公爵，由鳌拜之孙达福承袭。雍正帝不仅恢复鳌拜的公爵爵位还赐名“超武”，并赐爵与达福。1731年，达福在与厄鲁特蒙古激战时阵亡，超武公的爵位由其家族承袭半世纪之久。直到1780年，乾隆帝引述鳌拜集团的罪行，才将这位前辅臣的世袭公爵降为男爵。

　　历史是复杂的，权力更是吊诡的。历史给了鳌拜八年时间。他大权在握，本可以大有作为，成为一代优秀的政治家。但在权力面前，他终究是昏了头，看不清社会发展大势，也忘记自己的身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沦为历史的“小丑”。

　　《马上治天下》读后感(四)：陈晨读《马上治天下》︱重审鳌拜及其时代

　　对之日命侍卫擒拿鳌拜，当是八旗社会内部普遍流行的版本。姚元之提供了更为曲折的说法，称圣祖早有谋划，挑选小内监中强壮有力者，令其习布库戏，训练既久，遂于鳌拜入内奏事时擒拿之（《竹叶亭杂记》卷一），其后梁章钜撰《归田所记》、陈康祺撰《郎潜纪闻》，均因袭姚说。其真实与否已不可考，但无疑为官书中单调的鳌拜形象赋予了一些传奇性，而这种非常规的问罪方式，亦间接展示出鳌拜孔武有力且跋扈难制的形象。

　　近代以来的通俗文化亦参与了鳌拜形象的制作。圣祖智擒鳌拜的传说，加之辅政时期隐秘莫测的中枢政争，均为通俗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声名最著的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不必论，如李伯通于1928年出版的《清朝全史演义》，第四十二回为“诛鳌相布库小用武”，即围绕鳌拜被擒前后做了详细的发挥。另一本流通甚广的书是1915年出版的《清室外纪》，称鳌拜专横僭越，圣祖与太后太后掷骰定计，命小太监擒拿鳌拜。该书系陈冷汰、陈诒先节译自英国人巴克斯（E. Backhouse）与濮兰德（J.O.P. Bland）合著的《北京朝廷编年记事（16-20世纪）》（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虽非小说，但杂取官书、稗史与民间传闻，实未足取信。不过此书出版之初，中华书局在《申报》刊登广告，将鳌拜刑诛与顺治逃禅、香妃赐死等宫闱秘闻并列为“本书内容之奇妙”。此类章回小说与通俗读本的演绎，固然出于迎合读者猎奇的心理，也使鳌拜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

　　鳌拜

　　无论清代国史书写对鳌拜的臧否评断，还是士人掌故之学对其轶闻的蒐求，甚或是近代以来的通俗演绎，其焦点皆在鳌拜个人，而非辅政时期。那么应如何理解四辅臣时期在清初政治史中的地位？孟森认为辅政体制是以世祖遗诏为根据，“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遗，盖非一日”，直到鳌拜倒台后，圣祖亲信汉官，“凡辅政时所不足于世祖之渐染汉俗者，次第复旧”，“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易言之，满洲制度与明制之间、满洲旧俗与汉化之间的张力，是辅臣时期制度变迁的基本出发点。如从汉化论的视角来看，辅臣时期是清初汉化历程中的一段曲折甚至倒退，显然不宜予以太高的评价。然而孟森亦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亦即从满洲传统来看，辅臣体制是对此前摄政体制的修正与改革，有鉴于辅政之“太专”，故“以异姓重臣当大任”。孟森的这一论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文学界分析辅臣时期政治走向与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思治、孟昭信等学者即颇具洞见地指出，从摄政到辅政的改革，反映出皇帝与八旗关系的变化，这一体制可以确保皇权不被篡夺，虽然其内在弊端导致辅臣擅权，但确实起到承前启后、稳定朝局的作用。

　　不可否认，辅臣的权力来源、制度结构，是理解辅臣体制的核心问题，但仍不足以窥见这一时期的全貌。首次以一本专著的篇幅详细检讨辅臣时期的是美国学者安熙龙（Robert B. Oxnam），他于1975年出版了《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一书，此书的雏形，是他1969年向耶鲁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鳌拜辅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1661-1669）》（Policies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辅臣时期对北美汉学界而言，是一个近乎完全陌生的题目，安熙龙撰写此书时，所能参考的先行研究相当有限。不过从北美汉学界的内在理路来看，安熙龙此书又有其脉络可循。

　　在“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下，战后北美学界将清代中国形容为一种保守而停滞的“旧秩序”，在西方冲击下渐次瓦解并开启近代化转型，因此对清代前期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兴趣。1937年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持编纂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大抵成为英文学界对清初人物最为直接的知识基础。1942年，梅谷（Franz Michael）出版了《满洲统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是对清前期统治模式较早的探索，除此之外，成果寥寥。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学者对明代中国的政治与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以最具代表性的贺凯（Charles Hucker）为例，他于1961年出版了《明代政治考》（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以极短的篇幅简要介绍了明代中国政府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模式，又于1966年出版了《明代监察制度》（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后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讨论此议题的英文专著。1965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了明代政府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文集《明代政府七论》（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此书的书名事实上颇有深意，贺凯在序言中指出，明代制度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乃是因为学者逐渐认识到明代是传统中国制度与文化成熟的顶峰，而继承明制的清朝则乏善可陈，最终受到西方扩张的冲击。言外之意，清代政治与制度缺乏内在的活力，与明代相较只是无可避免的衰退。

　　清初历史在明史与晚清史的遮蔽下黯然无光，这正是安熙龙及其同辈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安熙龙耶鲁时期的老师史景迁是北美学界较早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的学者，亦最早尝试突破清初史研究的困局。他于1966年出版修改自博士论文的《曹寅与康熙》，开一时风气之先，使清代政治史、制度史成为北美清史学界颇受瞩目的议题。安熙龙的同辈学者中，陶博（Preston Torbert）的内务府研究、吴秀良的奏折制度研究、黄培的雍正帝研究、劳伦斯·凯斯勒（Lawrence Kessler）对清初督抚的研究以及稍晚于此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对军机处的研究，均展现出清代中国统治模式较之明代的特异与创新之处，安熙龙的研究正是在此范式转换的背景下展开。

　　对清初政治的检讨，自然无法回避满与汉的分析框架。安熙龙关于鳌拜辅政时期满汉关系复杂性的探讨，事实上是对汉化论的重审与反思。以汉化论作为清代历史解释的基调渊源有自，亦为中外学界广泛接受，前举梅谷书即是典例。不过安熙龙却对汉化论抱有相当的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师芮玛丽“满汉混合体”（Sino-Manchu amalgam）概念的影响，主张发现清朝制度中的满洲因素，反对走向完全汉化论的极端。在此方面，安熙龙并非是时北美汉学界唯一反思汉化论解释模式的学者，譬如《马上治天下》出版一年后，劳伦斯·凯斯勒所著《康熙帝与清朝统治的加强（1661-1684）》（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出版，该书即以“满洲本土论”（Manchu nativism）作为解释辅政时代的基调。这种潮流正是安熙龙此书的另一条学术脉络。

　　《马上治天下》出版后，在北美学界曾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1976年，哈罗德·米勒（Harold Miller）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发表书评，对安熙龙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文见第三十六卷一期，130-131页）。他强调辅政时期的政治变化对辅臣个人影响甚于辅臣集团，由此指责安熙龙书中以政策制度独立成章的分析方式事实上割裂了作为整体的政治史，并指出书中对党争与人物的研究皆局限于官方史料记载。事实上，米勒的研究也并未能完全摆脱官方史料的局限，二人抵牾的根源是如何处理清前期政治结构中的满汉问题。米勒的研究方向与安熙龙颇为相近，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派系斗争与清朝政治的统合（1669-1690）》（Fact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g Politics, 1661-1690），倾向于从更长时段考察康熙前期的党派斗争与政治演进，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辅臣时期。二人几乎在同时处理相近的议题，但研究路径相异，安熙龙偏重检视清朝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满汉治理方式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辅政时期随着首崇满洲意识在制度政策各方面的凸显而达到顶点。米勒则更关注派系斗争之于构建平衡政治体系的意义，而较少涉及清初统治问题，他注重满洲辅臣及八旗力量，仅将汉人士大夫视作满洲政争的牺牲品。安熙龙在回应中除了重申自己对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的整体观察外，更表明了对汉化论的批评（文见《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十六卷三期，601-603页）。

　　作为唯一一部讨论辅臣时期的专著，安熙龙此书对北美清史学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凯斯勒、司徒琳（Lynn Struve）等学者均曾肯定该书的价值，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在一篇研究江南奏销案的论文中，即受到安熙龙博士论文的影响，强调鳌拜及其他辅臣的强势统治，关注满人在官僚政治和财政事务中的参与角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政治史、制度史在北美清史学界的短暂繁荣遂告结束，特别是对清前期的研究，数十年来鲜有实质性的推动。因此时至今日，安熙龙此书仍然是讨论这一议题时所必须参考的先行研究。2002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九卷（清代前中期）康熙时代一章中，史景迁关于辅政历史的论述即以安熙龙的研究为基础展开。

　　《马上治天下》完成于五十年前，以当下的学术标准与研究状况来看，局限性显而易见。安熙龙撰写此书时，清初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即是史料的缺乏，北京所藏的大量清初满汉文档案尚未能供学界查阅，地方文献以及士大夫的文集亦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该书中对辅臣时期的政治决策及其落实情况的讨论，固不免失之浅显。但安熙龙所奠定的一套分析结构，今日视之仍然是基本成立的。事实上，即便在中文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辅臣时期更多只是作为叙事的一环出现于名目不同的通史著作中，而鲜少有深入的专题研究，辅臣时期研究的长期滞缓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清初政治史研究中的某些困局。

　　新史料的发现与释读首先是清初政治史研究一个可期的突破点。即以档案文献为例，杨珍在此方面贡献良多，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范例。她兼采满汉文档案史料，对清初史事多有发覆之功，特别是她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中，找到一份康熙四十五年圣祖向明珠、马尔汉等老臣回忆早年与鳌拜的冲突以及拿问鳌拜始末的记述，这份出自当事人的口述披露了大量外人不知的细节，对进一步探讨辅政时期的君臣权力关系颇有助益（《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必须指出的是，新史料的发现未能改变清初史研究的主体史料构成，只能补正传统史料之缺漏与错讹，很难动摇旧有的解释模式，因此对传统史料的精读与深挖，当是另一种行之有效且颇有前景的研究方式，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姚念慈的长文《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收入《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三联书店，2018年）。他在传统史料基础上重审清初政治，新见迭出，如论及辅臣的由来、位序和权力、辅政体制的构造及运作等问题时，仍以《实录》为史事检讨的支撑性史料，前后勾稽、由表及里，据官方有限记载发微顺康之际的政治实态。

　　自孟森以降，学者对辅臣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以辅臣为代表的满洲上层的某些政治活动，辅臣的个人关系、权力来源等经典问题在每转益进的研究中日见廓清。这不免将辅政时期简化为满洲内部政争、反汉化政策、满汉冲突等几个主题，事实上没有看到辅臣时代政治的多元面向以及满洲勋贵之外其他政治力量的活动及其策略，既消解了清初政治的复杂性，亦没有注意到清初满汉之间角力与交错并存的状态。易言之，满汉的族群因素往往并非清初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政治利益的分野有时也与满汉的族群界限不尽相同。

　　司徒琳的研究在此方面提供了颇具新意的参考。她于2004年发表一篇专论魏裔介与鳌拜时期科举改革的长文，名为“轿上治天下”（Ruling from Sedan Chair），与安熙龙《马上治天下》的书名恰相呼应，意在揭橥鳌拜时期汉官群体的活动及其对辅臣政策的因应策略（文载Late Imperial China二十五卷第二期）。她对首崇满洲与强势汉化之间对立的二元解释模式提出质疑，同时以废除八股、削减员额等科举改革为例，强调辅政时代与顺治后期乃至明清之际在社会问题和某些倾向方面的延续性，特别是对辅政期内汉人高官在政治决策中角色的复现，以及对制度变革牵涉的多方利益的展示，极大揭示了当时政治的复杂性，这些均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于辅政时期政策政制的真实面向。此外，哈利·米勒（Harry Miller）则关注辅臣对地方士人影响力的压制，亦为理解江南士大夫在辅政时期的政治境遇与生存状态提供了不无裨益的考察（State versus Gentry in Early Q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诚如司徒琳所言，康熙元年至九年或是清代政治史中最难洞察的阶段之一，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亦是最为艰深的议题。新史料的扩展以及传统史料的精读，均有助于深入理解辅政时期之于清初政治演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辅政时期并非是以满洲重臣及其政策取向为主体的历史，更应看到政策生成背后的机制以及机制中的个人，特别是在满洲重臣遮蔽之下的汉官、中层官员等等长期失语的个人。如何全面理解康熙初期的政治走向，避免陷入满汉截然对立的窠臼之中，则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陈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