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的读后感大全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是一本由蔡登山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一)：时光湮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本《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晴人物》是我所接触到的蔡登山的第四本书。 在中国五千年的浩瀚历史之中，晚清至民国时期无疑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一个没落结束与希望新生交替的时期。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晚晴至民国时期又何止一个“乱”字了得，所涌现出来的任务又何止是“英雄”。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纷纷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出，一幕幕的恩恩怨怨与悲欢离合。 一般在正史中，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人物形象往往会给人以一种刻板生硬的感觉，读起来总感觉所记述的并不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只是存活于纸张文字之间罢了。想真正的去了解一位历史人物，就需要通过多方面大量的资料来了解他的个人经历、所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物，以此来细致入微的分析，这样所得出的人物结论，往往会与我们的一般认知有所差别，但通过这种方式所看到的历史人物，往往会更加鲜活真实。 著名文史研究专家蔡登山先生，最为擅长的就是通过细细梳理一个历史时期所留下来的日记、书信、报刊、回忆录等内容，来推理出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的被人所忽略的细节，以此来探寻这个历史时期那些风云人物不为人所知的一面，重新审视历史中人与事的意义与定位。而这本《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晴人物》，就是他对于晚清民国时期人物的一部最新历史写作。 左宗棠与曾国藩均是晚晴时期的名臣重臣，印象中似乎他们两个一直都不太和睦，可是谁又知晓在曾国藩去世之后，对其弟和子女，甚至是女婿都是颇为照顾的。 很多人只知辜鸿铭是近代中学西渐第一人，在他之后林语堂有扮演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但是其实早辜鸿铭二十年，林语堂五十年之前，就有人在做这样的文化输出工作。此人才应该是中学西渐的第一人，这就是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和文化使者于一身的陈季同。 吕碧城是中国第一个女编辑，堪称民国时期的奇女子，她与英敛之的恩恩怨怨若不是一本《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又有谁会知晓呢？ …… …… 历史在时光的流逝中，湮没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而蔡登山则把它们细细的找寻出来，细细的讲述给读者来听。是非功过，读完之后，由你评说。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二)：历史的缝隙与细节
《红楼梦》中第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慧娘：
又有小洋漆茶盘……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谭》中解释：“璎珞”也作“缨络”，是在雕镂的紫檀架上悬挂的丝绣缨络，一般似应写作“糸”字旁，而不作“玉”字旁。是摆在几案上的类似小插屏的装饰工艺品。且不论璎珞还是缨络，这位慧娘的技艺超群，非普通绣娘可比。不知道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位慧娘，如果有，名字事迹也已经无存，倒是后世有一位刺绣艺术家沈寿，颇可以和这位绣娘媲美。
沈寿，江苏吴县人士，生于清末，父亲沈椿喜爱文物，颇具书画修养。沈寿自幼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和姐姐沈立在苏州海宏坊出售绣品。后来沈寿和余觉成婚，夫妻共同探讨绣事，使得沈寿的审美和技艺更进一步。后来夫妻关系交恶，状元张謇爱慕沈寿的才华，等等细节，都在蔡登山的《情义与隙末》中可见。
蔡登山是著名的典故大家，他笔下的人物或是出没于历史课本，或是常见于传奇轶闻。或许有人觉得，所谓掌故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八卦，不值得看。其实不然，每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不只是有其对外的一面，他们往往还有对内的一面。对外的形象可能无比光辉高大，类似现在的人设，往往会让人自动脑补出各种有点；而其真实的个性往往在不为人知的小事、细节上见真章。如大家都觉得吕碧城是女中豪杰、伟大的女权主义者，是民国的奇女子，可是这样才华出众的奇女子必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从英敛之对其从爱慕到厌恶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吕碧城大约有些性格缺陷，并不擅长和人打交道，甚至亲姐妹也至反目。
《情义与隙末》中的故事以人为环，环环相扣，结成了一条锁链，将清末舞台上的一系列重要人物串了起来，填满了历史的缝隙。若以后有人为书中人物作传，本书很值得参考。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三)：跟着蔡登山学习如何认真细致地做学问、做事情
著名文史作家蔡登山的作品，以前读过的有 《声色晚清》《一生两世》两本，虽不够多，却足以领略到他在追求历史真相的过程中，那一份仿佛与生俱来的执著与求真的决心和毅力。这大概是基于作者对历史真相到底何在的一种态度，他认为，“历史真相，常常见于细微之处”，所以必须重视细节，以至于不能错过“有些看似不重要的材料”；否则，他认为那就是一种“推断或臆测”，和“捕风捉影”无异。
如今回过头来看他的这本《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依然是一种做纪录片式的全方位再现。真相只有一个，道听途说的当然作不得真，必须“小心求证”。但作者更指出，即使是“铁证如山”的书面文献，恐怕有时也难免存疑——比如，他举了他找到陈寅恪父亲陈三立中进士确切时间的经过。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最好要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亦即所谓“二重证据法”——真相只有一个，需要自己综合求证，证据当然是多多益善。
这样的一种态度，事实上完全可以推而广之，运用于每个人做学问、做事情的始终，对自己只会有更多的好处。不过，累是一定的了，毕竟工作量摆在那里。而眼下的一般情况则是，快餐式的文化氛围喧嚣一时，萝卜快了还不洗泥呢，更何况其他！而一味求快、一味看结果，最终就是做事情不肯更认真、更细致一些，做学问同样是坐不了冷板凳！最后的质量也就不难想象，确实好不到哪儿去——假如是真的好，那只能归结为运气。
再回到《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这本书本身。讲的依然是晚清人物，落脚点却是“情义与隙末”。边讲故事边考证，既生动有趣，又非常注意“小心求证”，把“证据链”充分完备起来。这样，才让那些仿佛很熟悉的晚清历史人物，譬如曾国藩、左宗棠、张謇，甚至于一些不那么熟悉的晚清人物，都顿时“活”了起来，就仿佛自己也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故事相去不远。
蔡登山可以做到这样，靠的是什么呢？从作者在每篇文章中的引用就可以得出结论，他靠的就是海内外大量的晚清、民国时期日记、书信、报刊、回忆录，靠的就是一种仔细梳理、深入挖掘，靠的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扎实推理。所以，很多极易被忽略、湮没而富于意味的细节才会终于浮出水面！
历史原来也确实需要这样来追溯，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找到、还原、“逼近”真相。用蔡登山撰写《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这本书的艰辛就可略一斑：“我跑遍了大型的图书馆，甚至查了拍卖图录，拜访不少收藏家，才写出这二十篇文字。”
而做其他事情呢，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都是一样的，照着做就已经足够了。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四)：恩怨功过如长河
有个成语叫凶终隙未，意思是友谊不终，交道不永，朋友最终变成仇人。初看这人词时觉得实在不详，继而不甚喜之，最终却是多年人世不堪体味，诸多背叛与倾轧之后，才浑浑的对古代先哲创造出这样言简意赅的词而叹服。放下或放不下，生命都是世间的过客，不同的仅在于留下了什么值得回忆的述往。
蔡登山的《情义与隙未——重看晚清人物》将众多尘封已久的晚清人物过往以大量的日记、书信、报刊文章、回忆录、图片等资料挖掘，透视隐藏于阴暗角落不为人知的多面人性。
在作者蔡登山笔端，《情义与隙未——重看晚清人物》共二十篇，涉及历史人物分布广泛，有成王败寇的李秀成，有史学评价很高的曾国藩，有曾为帝师的翁同龢，还有曾背负骂名的陆征祥，还有凭着洋务、交游、贿赂从佛山一路高升进北京的张荫桓，还有八卦比政事更精彩的共妻重臣梁鼎芬，这人与妻子原本夫妻恩爱，但因梁上京，将妻子托付兄弟，没想到妻子和兄弟又恩爱上且育有一子，最后居然二人共妻......蔡登山先生选取这些人物来展示出晚清生活的多样性，无论是政治、民生、还是经济、军事、战争，或者市井小民的疾苦，都在这薄薄的著作里焕发出别样的风采。从这些选取的人物平生故事之中，也看得出晚清的社会乱象，新旧观点交织冲突出的百般世相。从人物入手，帮助我们看清看懂晚清社会现实。这也不能不说蔡登山先生确实具有文史作家敏锐的感知，古语说，“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书里曾经的生死之交最终却落成生死仇人，利与钱财相逐，正应了那句：鸟为食之，人为财死。
可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蔡登山先生的笔触流畅，全书以“以外交总长到修道院神父的陆征祥”篇为结尾，抑或是蔡登山先生自身对生命价值、社会理念的最终反映，绚烂过后归于平淡，生者的恬淡与豁达才是对生命价值的最终体现。历史的真相正如大风起于青蘋之未，从来败来没有发言权。蔡登山先生从这些久绝的历史资料发现些许的蛛丝马迹，以此来大胆著文写出自身对历史真实的推断，用这部《情义与隙未——重看晚清人物》不仅拔乱反正，更是史学界、文学界的敢于说真话，写真情，著真文的代表之一。这样的著作或许才是对自身和时代负责任有良知的文人底线。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五)：拨开迷雾：看蔡登山独具慧眼带你揭开扑朔迷离的晚清人物恩怨迷团
晚清是人所共知的乱世，而乱世每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去今不过百年的晚清，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多得数不清，随便拈取一位，都有说不尽的逸闻故事，然而其中真假搀杂，常有脱离事实甚至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真相往往变得扑朔迷离，如在雾中。
如何看待晚清人物，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有关晚清人物的八卦故事，多见之于其时及民国的笔记、掌故。这类资料多如过江之鲫，不免令人有汗牛充栋之叹。然而，如果你认为这些资料完全可信就大错特错了。试想，就连官修正史也有不可信之处，何况这类私人笔记类文字呢。有的笔记作者常常挟私报复，篡改史实；有的作者当初写的时候无法未卜先知，事后为了消除不必要的麻烦只好删改有关内容加以掩饰；还有的明目张胆的作假，背离史实，给人看的都是脸上贴金文字，自家丑闻则极力掩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因为有过拍摄《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的经历，蔡登山彻底改变了早先的在中文系读书时偏重书本的认识。他在做陈寅恪的纪录片时，偶然发现其父亲陈三立中进士的时间不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究其原因是复试时书法没有按馆阁体规范去写而导致不合格，没有参加殿试，不能称为进士。陈三立中进士的确切时间是三年后的光绪十五己丑，陈家祖宅门口的“进士礅”上刻有“光绪己丑主政陈三立”可作为证据。这件事让蔡登山更加注重细节，通过落实细节中的蛛丝马迹，佐之以书信、日记等新发现或新出土的史料，努力还原晚清人物的真实恩怨故事，也就有了这本《情义与隙末》。
《情义与隙末》一共20篇文字，涉及曾国藩、端方、张謇的各有3篇，张荫桓、梁鼎芬的2篇，其余文廷式、赛金花等人的均为1篇。全书不长，读起来却很有味道。虽说有中国人爱凑热闹的劣根性，故事本身却不是绣花枕头。那么，好看在哪里呢？在我看来，首先是细节生动可信，书中较多地引用同时代的笔记，而笔记文字简练、概括又不失真实，比如《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一篇，引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部分日记内容，使得文章情节丰满真实可信，对于读者了解内情十分必要，因为赵烈文本人作为曾的重要幕僚，是历史见证人，所写的都是亲眼所见，而且更为可贵的是秉笔直书，毫不隐讳。其次分析公允中肯，不偏袒，不为尊者讳。如分析曾国藩速杀李秀成的理由站不住脚，指出李秀成的地位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性，理应在捕获其人时押解京师，交由朝廷处治。而且李秀万被擒时太平天国已土崩瓦解、大势已去，从南京到北京都已完全被清军控制，基本上不存在被劫的可能性；再者书中讲述的晚清人物故事不是生硬的掌故堆积，人物本身被塑造得立体形象，有时候借用善于表情达意的诗词，就把一个人物写活了。《情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就讲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悲情故事，张謇和沈寿都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沈寿因绣有《八仙上寿》、《无量寿佛》被慈禧大为赏识，从此一举成名。张謇因为欣赏沈寿的惊世才华而决定在他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请沈寿来主持。一来二去，多情的张謇喜欢上了沈寿。张謇在沈寿生病期间无微不至地照顾，还把自己的一处住所让给沈寿居住养病。沈寿报以自己的秀发绣成的“谦亭”白绢横幅，张謇回了两首情意默默的诗，表达了爱慕之情。
《情义与隙末》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保持情义的不易，书中讲的是晚清人物，何尝不是现实人生的映照。左宗棠受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力荐，才有之后的一番惊天盖世的大作为。左、曾两人却长期不睦。太平天国覆亡之时，清廷追查洪秀全之子“小天王”洪福瑱的下落，曾国藩误听弟弟曾国荃的虚假消息，转而上报清廷小天王已死。左宗棠得到小天王逃到江西的确切消息后，绕过曾国藩直接给清廷上了奏折，指明事实。致使两人交恶。看似无情的左宗棠却十分周到地善待曾国藩后人，甚至不惜违背铁打不动的原则。曾国藩最小的女婿聂仲芳对左宗棠的知遇之恩极其感恩戴德，正是左宗棠的大力照拂，才使得聂仲芳平步青云，最终做到封疆大吏的高位；翁同龢与张荫桓于光绪十年订交，翁与张深交后，由守旧派一变而为改革派的主要人物，对于张是言听计从。谁也没想到，光绪二十三年胶澳事件中，张荫桓始赞终叛，背后捅了翁一刀。戊戌变法时张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而翁由于难改保守固执的本性，失去了光绪帝的欢心。翁张二人的恩恩怨怨在《翁同龢与张荫桓之间》中得到了原原本本的现现。情义渐尽，隙末顿生。英敛之与吕碧城之间，尤其让人唏嘘不已。英敛之是吕碧城成功路上的贵人，他在吕走头无路的时候收留了她，并聘请她担任《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时年虚岁二十，由此一步步日渐走红。英敛之常识吕碧城的才华之外，也暗生情怀，心里矛盾痛苦。吕碧城由于个性太强，与英敛之的关系逐渐破裂，最终反目。相识相知容易，相处总是太难。情义不常在，隙末时有生。能够保持终生情义不变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正让人叹惋。
蔡登山《情义与隙末》一书，与中华书局的《掌故》系列相比，由于注重细节，同时借助新发现、新出土的史料，以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晚清人物真实可信的一段过往，读来欲罢不能，有滋有味。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六)：雷雨：槐影扶疏红纸廊
槐影扶疏红纸廊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蔡登山先生对资料考辨的谨慎认真、对谋篇布局的考虑、对自己遣词造句的琢磨，都令人惊叹！与蔡登山先生算是老相识了。通过邵建兄，与他联系上后，虽然不常联络，疏于问候，但办什么事情，都是爽快明朗，信义昭昭，很令人感慨。去年的盛夏酷暑时节，也是8月16日，他有新书《多少往事堪重数》，在五台山的一处地下车库举行分享会，吴奔星先生的公子吴心海先生主持。当晚，天气骤变，风雨交加。我说，最是风雨故人来啊，蔡登山先生年逾花甲，但精神矍铄，精力超人，他是探究问题的登山者、他是往来于两岸之间的使者、他是急公好义的宋江式的出版者，这三者的身份，蔡先生游刃有余，从容不迫，发挥到了极致，令人由衷感佩。今年的8月16日，同样的地点，蔡登山先生又携新书《情义与隙末》来与南京的旧雨新知分享。蔡登山先生风尘仆仆而来，几乎没有喝一口水，就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了近一个半小时。细读蔡登山先生的《情义与隙末》一书中所收录的二十篇文章，他所论及的几十个人物，他所提及的事件，他所下过的功夫，实在令人钦敬之至。
细看此书，你会发现蔡登山先生切入问题的角度很好。晚清人物，掌故轶闻多多，笔记数据汗牛充栋，似乎给人以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但蔡登山先生别具只眼，他从情义与隙末的独特角度来审视梳理似乎已经被人所熟悉的人物，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张荫桓是清末影响很大的人物，也是众说纷纭、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张荫桓并无科场功名，但练达聪颖，视野开阔，办事爽快，思虑周全，深得翁同龢信任，张荫桓也通过翁同龢一路扶摇，平步青云，但张荫桓进入光绪皇帝的视野在光绪面前分量日益加重之后，他与翁同龢的关系就微妙紧张起来。翁同龢日记中多次提及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中自然也有翁同龢。翁同龢最终抱恨终天，死在常熟，满腹辛酸，无人可谈。但翁同龢总算大体上得以善终，此后还有一个似乎来路不明的谥号文恭。张荫桓戊戌政变后，虽然受到了冲击，但惯于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张荫桓，还是有些手段托庇于人，没有被划入康党之内，但他流放到新疆乌鲁木齐之后，时过两载，又被追责砍头，却是为何？蔡登山先生以《翁同龢与张荫桓之间》《繁华毕竟归摇落》两篇文章，来探究此事，引人入胜，堪可反复细读。梁鼎芬与文廷式是好朋友堪称莫逆，但文廷式后来居然把梁鼎芬的夫人据为己有，这个龚夫人嫁给文廷式之后，还居然与梁鼎芬有些往来，这样的近乎夺妻之恨的事情，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其间有着怎样的隐秘内情？蔡登山通过《梁鼎芬的丢官与失妻》《文廷式的革职与脱险》来钩沉重述这段不无奇葩、近乎香艳的往事，真是很有意思的谈资。众所周知，左宗棠与曾国藩一直不大融洽，但曾国藩百年之后，蔡登山先生考证，左宗棠对曾家后人却关爱有加，这真是先有隙末隔阂，最终情义绵绵了呢。
细读此书，你会发现蔡登山先生选取的人物故事也很好。曾国藩很热，他自己的文本，关于他的文本，如过江之鲫。但蔡登山不是去与唐浩明等就曾国藩的一生行状进行比较争锋，他选取《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空留高咏满江山》，截取李秀成与曾家兄弟的交集、曾国藩与王闿运的互动，来探讨人性的复杂幽深、时局的扑朔迷离、历史的波谲云诡。赛金花的故事、张謇与沈寿的交往、英敛之与吕碧城姊妹的交往，甚至陆征祥的命运结局，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蔡登山娓娓道来，仍旧新料很对呢。
细观此书，蔡登山先生对资料考辨的谨慎认真、对谋篇布局的考虑、对自己遣词造句的琢磨，都令人惊叹，这样的文字经营态度，实在是很值得称道。如今，中国大陆，关于历史的通俗读物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在看到的确有不少很值得肯定的文本的同时，也应该毫不讳言，有太多的粗制滥造，有太多的敷衍了事，有太多的误人子弟，有太多的错误百出，有太多的漫不经心。但蔡登山先生无论是论说陈季同，还是月旦李审言与樊樊山，甚至还有杨崇伊与端方、张謇与沈寿，他都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有一说一，持之有故，不妄加揣测，不放言高论，不凌空蹈虚，这样的文风，真应该为他大大点赞啊。
厚今薄古不可取，厚古薄今也不对。晚清是一个很独特、很有意思的历史阶段。它距离我们看似遥远，已过百年；实则很近，如在咫尺，当下的诸多人事、形势，都难以摆脱晚清的影子。蔡登山先生对晚清的执着探究，让我们重温或熟悉或陌生久违的人物与事件，功莫大焉。
本文首发于《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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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晚清》 《一生两世》 《多少往事堪重数》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七)：细微之处还原历史
谈历史时我们究竟在谈什么？是比拼资料的堆砌，还是分析与见解的高低？历史往往因年代久远而模糊，档案文献因天灾人祸而丢失，让研究者与真相若即若离。很多“大部头”偏向于对帝王将相的宏大描述，日常生活小事却无从顾及，那些难以与宏大辉煌背景直接接轨的资料甚至被束之高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看似不重要的材料为切入点，投射时代性的重要命题。
文史研究家蔡登山的新作《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下称《情义与隙末》）主要以书信、日记等私人文字记录重写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作者跑遍大型图书馆，查找了拍卖记录，拜访了不少收藏家，找到不少历史缝隙中的素材。相较正史而言，私人书信和日记更能表达人物的真实情感，无所顾忌，无所遮拦，不因立场曲意迎合。这些材料更能体现当时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解决一些历史谜题。
在本书第一篇《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中，作者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为依据，展开对曾国藩以及湘军对于太平天国态度的研究。赵烈文与曾氏兄弟极有渊源，他曾为李鸿章部属多年，作为曾国荃的重要幕僚，对军政大小事宜均有了解，熟知内幕。此人为人正直，态度客观，秉笔直书，毫无避讳。他记录了许多湘军一路攻克太平军时对百姓犯下的暴行。
作为晚期太平天国的支柱人物李秀成理应被押解至北京等待清朝皇帝发落，曾国藩在抓获李秀成后还专门上奏朝廷，询问处置的指示。曾国藩本应等待朝廷的上谕再行定夺，却在与弟弟曾国荃商量后，在李秀成写完供词后直接把他凌迟处死。处死李秀成后，曾国藩还上奏朝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杀李秀成，和之前的那封请示奏折，无论从态度上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很矛盾，内容还有些牵强。杀李秀成于南京还是北京究竟有多大差别？背后是否藏有隐情？
作者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发现，曾国藩其实早就决定待李秀成招供后将他直接杀掉。曾国藩亲讯李秀成的第二日，他就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在此杀之。”七月四日李秀成被杀的两日前，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记载：“傍晚入，与中堂、中丞久谈。中堂具奏初七发洪秀全已伏冥诛之事，及李秀成先行正法各情。”曾国藩七月四日时就已经把七月七日杀李秀成后的奏折拟好，可见他对于擅杀李秀成一事早有精心布局。
曾国藩为了平息当时外界对他擅杀李秀成的各种猜测，将李秀成的亲笔供词删定、找人誊写，并寄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刊印发行，这一呈报也称为“安庆本”。因删减修改过，所以并没有堵住悠悠众口，之后陆续出现了多达二十种不同的《李秀成自述》版本。直到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才将曾国藩私藏的手稿真迹出版发行，让将近百年的疑问有了答案。
作者根据《李秀成自述》和《能静居日记》这前后两份资料，对曾氏兄弟进行了剖析。曾国藩速杀李秀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人灭口，掩盖真相。根据《能静居日记》记载南京城破后太平军和湘军在城中放火，太平军十之有三，而湘军却占了七成，王府民宅付之一炬。之后湘军在城中奸淫妇女，劫掠儿童，挖遍陵墓和地窖，搜刮各种财物，并大开杀戒。曾国藩在公、私文牍中，极力为弟弟隐瞒，将湘军所犯下的罪行全推到李秀成身上，在奏疏上写“伪忠王，传令群贼，将天王府及各伪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伪宫殿火药冲霄，烟焰满城”。把公与私两份材料放一起看，赵烈文的日记可真是给曾氏兄弟一记大大的耳光。这李秀成要是被押往京师，把曾国荃和湘军在南京的暴行全交代了，曾氏兄弟以后还怎么混？朝廷里那么多人眼红，慈禧也等着他们出问题好大做文章，削弱湘军势力。所以无论如何，李秀成也活不到京城。一本小小的日记，却为大历史解开层层疑团，逼近历史的真相。
书中有些信件中反映了阴谋与算计，有些书信中则反映了官场上人与人难得的真情义。左宗棠与曾国藩因为幼天王出逃上奏一事互相交恶，加上沈葆桢的补奏，当年的两位好友合力给了曾国藩一记重拳。曾国藩因此记恨左宗棠，两人因为性格摩擦常恶语相加，在官场谁也不理谁。但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左宗棠得知后却悲痛异常。在给儿子的信中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并要求儿子赴湘吊唁。在之后无论在生活还是官场上多次帮助曾国藩家人及后人。左宗棠一生从不因为裙带关系为人谋职牟利，很多亲友去投奔他，希望混个一官半职，也都被他拒绝了。然而出于对曾国藩的情义，他始终多方挂念曾国藩的后人，并主动帮忙照顾。
作者从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的《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和左宗棠在回复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李兴锐的来信中，看到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多年后，仍尽其所能照顾曾国藩女儿及女婿聂仲芳的各种记录。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一开始对聂仲芳这个妹夫多有微词，并记录在日记中，认为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无一擅长，又没有定性，喜怒无常，总之不太看好他。但在日后影印出版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中，却找不到对聂仲芳的负面评价。而光绪七年最早出版的《曾侯日记》是有记载的。有人就认为，这是因为后来曾纪泽也习惯了聂仲芳，而且聂仲芳也混出了名堂，开始替皇上办事了，所以就不好留下这些记录伤了两家和气。于是就把这段内容重写了。聂仲芳之所以从一个纨绔子弟，变为国家栋梁，能够有如此的局面，左宗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小女儿一家尽心尽力，从侧面我们能看到左宗棠对曾国藩之间的情义之深，虽然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但是在私人书信中还是透露出政治以外的真情义。
《情义与隙末》书中在各种版本材料的可信度上也做了细致的研究。有些人写日记面对的是自己，内容从真实描述入手；有些人写日记面对的是别人，认为这份日记早晚要给别人看，难免就有些矫饰隐讳。作者在研究辨别过后，用这些“私人历史”与大历史相衔接，补充了历史的细节，填充了血和肉。
作者刘奈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19年9月25日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八)：谁于隙末见情义
【已刊于《南方日报》】
向以谙熟掌故著称的蔡登山先生近来又出了一册新书，题目是《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如果熟悉蔡先生以往的作品风格，那么从这个题目便可以看出，他是要借晚清名流私人之间的友谊与嫌隙，再思晚清时代巨变中的一些历史事件。
“隙末”这个词如今用的少了，它是成语“凶终隙末”的后两个字，用来描述友谊之不永。这个典故出自《后汉书》，话说两汉之交有个叫王丹的人，很有性格。他儿子的同学因为家里出了丧事，即将远行奔丧。大概两个年轻人关系极好，儿子就告诉父亲打算结伴同行。按理说，这是有情有义的表现。但王丹却“怒挞之五十”，不仅打了他五十下，而且很生气的样子，最后要求儿子只给同学寄了两匹帛以表示慰问。旁人不解来问，王丹说了一番洞烛人性之幽微的话：
“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大意是说：情义这回事，并不简单。像管仲鲍叔牙、王吉贡禹这类的生死知己非常罕见，更多的是张耳陈余、萧育朱博这样一开始是刎颈之交，最后却友谊破裂的事。所以，情义建立起来似乎不难，但能自始至终不绝交不反目，实在不易。引申之意便是说，年轻人订交是可以的，但不要一上来就把友谊的调门弄的太高。
蔡登山这本《情义与隙末》所写的，正是晚清名流之间一段段这样的故事。有些是情义，有些是隙末，有些是隙末之中反而见出情义。所幸没有像张耳和陈余那样互相攻杀，直至张耳杀死陈余的“凶终”。纵览全书后，我亦颇为感慨竟然有这么多风流人物会在一些微末小事上，结束多年友谊或是生死之交。正所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例如戊戌变法前后的清廷重要人物翁同龢与张荫桓，翁是状元出身、帝师、光绪亲政期间实际上的宰相，张是小吏出身，靠精明强干能力和出使国外的见识，也成为政坛的新贵。两个人一度关系如胶似漆，蔡登山在《翁同龢与张荫桓之间》一文中细致描绘了两人交好时的轶事，听起来哪里是上下级同僚，简直是亲兄弟一般，说翁同龢每事必咨询张荫桓才施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之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p37）但到了戊戌年，因为张荫桓谙熟海外，精明于洋务，又有野心，希望通过甚至越过翁同龢直接与光绪进言，成就一番改革大事，就对翁同龢既利用又隐瞒；而翁同龢则嗅到了慈禧对光绪的不满，疏远康有为，待到他发现光绪“戊戌三月一个月七次召见张荫桓”，而他自己却因为不愿意为康有为背书而受到光绪斥责，此消彼长，两人的友谊渐渐走向破裂。当此日，张荫桓如日中天，成为变法中支持光绪的朝中要员，而翁同龢却被光绪开缺回原籍。
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情义与隙末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历史。
大多数人是普通读者，起先都是通过鲜活的历史故事进入历史领域；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研究能力的提高，对历史的理解就会上升到理论层面，特别是考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会从诸如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内外关系等等抽象的层面来研究，那些鲜活的故事逐渐隐去，代之以精确的数据、规整的图表、严密的逻辑。这当然是理解历史水平的提高。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遵循这样的规律，也不是说所有的历史事件只需要这些内容，一些微妙的情义或隙末，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史实，甚至逼近真相。
仍如上文所示，通过对翁、张二人隙末的梳理，蔡登山指出，翁属帝党故而不被后党所喜，因此翁的被开缺，以往很多观点均认为源于慈禧，但翁张友情的破裂，却可以解释翁被开缺应是光绪所为。
因此，爬梳被宏大叙事淹没的鲜为人知或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史料”，就能觉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未必总是有冠冕堂皇、唯物主义、政治经济的原因。历史人物其实和现实人物一般真实可触，，也有源自人情世故范畴的喜怒哀乐，也会因为这些喜怒哀乐，而令后之览者察觉到一些历史的隐情。
例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晚清著名外交家，光绪四年，曾纪泽出使英法，特意喊上妹夫陈远济担任参赞。另一个妹夫聂仲芳正不得意，听闻此事后也想跟着出访，结果被曾纪泽“一番教训”。为什么呢？蔡登山转引高伯雨的说法，称光绪七年付梓的曾纪泽日记里，曾留下评价聂“性根无定，喜怒无常”的负面评语。但查光绪十九年刻印的曾纪泽日记，甚至是“手写日记”，均没有这段记载。于是发现，聂仲芳后来在左宗棠提携下，仕途一帆风顺，到清末已经官至巡抚。所以猜测，再在日记里留下那些话就不好看了，于是对日记做了不留痕迹的删改。名人修改自己的日记并不稀奇，但具体到修改了哪些地方，为何修改，这就需要一些工夫才爬梳。通过曾聂之间的关系，可以找到某处日记删改的缘由，亦是一桩有趣的事情。
总之，《情义与隙末》一书看似只是爬梳掌故，实则是作者努力从人情微妙处为历史事件补充真相，让这些历史更加真实也更加鲜活。让历史人物不总是成为今人谈论当代的木偶和傀儡。
而更微妙的是，书中描述的一些人物关系，也并不仅仅是是与非，今与昨，情义与隙末。常常会发现情义寓于隙末中，或者说，情义归情义，隙末归隙末。这种复杂情节尤为引人入胜。
最知名的莫过于曾左交恶，已经有许多文章书籍来探究过曾左在个人性格、做事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也都知道两人也有惺惺相惜之处，在对待国事上更是可以精诚合作而不是互相倾轧。蔡登山在《左宗棠照顾曾国藩后人》一文中，则写了另一段历史，曾国藩1872年就去世了，左宗棠则活到了1884年。在这十余年里，左宗棠极为照顾曾国藩的弟弟、子女、女婿，这还不是赠送钱财渡过难关之类的一般性接济，而是透着一种浓情。对上文提到的聂仲芳，左宗棠则百般提携加以栽培，不是说给他官作，而是给他机会历练成长，终于培养出了一个封疆大吏；而对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更是透着长者故人的怜爱，因为曾纪芬在曾国藩生前担任两江总督时曾住在在总督府，如今物是人非，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特意让曾纪芬在总督府里游览，找到了当年的闺房。这种用意深情，确非一般照顾照料可比，诚如蔡登山所说，“左宗棠把他心底最温情的父辈之情给了曾纪芬”。
这颇令人想起当年嵇康与山涛。因为“政见不合”，嵇康写下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二人从同为“竹林七贤”到分道扬镳，堪称隙末。但《晋书 山涛传》却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死之前，却托山涛照顾自己的家人孩子，而山涛当然会责无旁贷的承担这个义务。曾左之间的关系，与嵇康山涛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
所以，就对历史的理解而言，即便再熟悉各类或新或旧的史学理论，也应始终抱有对人世的兴趣，不应全然小觑历史人物的种种“八卦”，将其一概斥之为闲话。孟子说“知人论世”，此四个字于我真是人愈老而味愈厚矣。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九)：蔡登山的“大案牍术”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蔡登山 北京出版社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句话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的悲伤。历史研究要求谨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孔子治史谨慎，然而谨慎的代价是乏味，所以《春秋》写得犹如“断烂朝报”，也许可信，然不可爱。 若“审慎”过头了，历史便也无从写起。例如作者不得不面对的追问是：文献何来？材料的真实性谁能证明？谁又能为其证明而证明，如此循环往复，一切皆为可疑。再诛心论之，如果当时这份材料写下的只是违心的谎言，而机缘巧合之下，后世又只有这份材料留存于世，历史真相岂不是因这份材料而完全被遮蔽？这样思考，当然有些异想天开，但经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之后，两千年前的某些酷吏、儒生留下的“满纸荒唐言”，有时不就是我们面对的文献和历史材料么？这历史叙述如同黑泽明的《罗生门》。一个故事被许多不同的当事人作了许多有利于自身立场的叙述，读者无法认定哪个人的叙述是可信的。如果只有其中一人的供词留存了下来，那么历史记录和不可靠叙述的小说文本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历史研究的结果是经不起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质问的，因为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切结论，都有可能被推翻。然而，那份体现出考证过程的求真的热忱和能力，而非具体成绩，或许才是我们唯一可倚待的历史可靠性所在。蔡登山是史料的迷恋者，他的《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从生活细节，尤其是交谊往来切入历史。这个切口，是作者颖悟历史人情的选择。庄子曾说，凡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所溢之美言、恶言，多为妄言，难以真正信任。而若之前交谊甚笃，其后割席断义，则往往有私交往来信件因意气而公布，结合事情颠末，往往能因此推出实情。百分之五的绝密文献，往往如卤水，点活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材料。所关注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力越大，则这些绝密文献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就越高。蔡登山就迷恋这样的文献，常常“惊呆”于背后的隐情。这看上去很“野史”，但野史的“虚假性”定义往往只是“正史”遮蔽、扭曲、窜改的栽赃，如果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求真，那么先天认为“野史”为伪的观念，本身就不是历史研究的真精神。所以蔡登山在处理这些“野史”材料时，所用的方法，却是科学的手段。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有材料出土，常会有新发现，有时虽是细微的事件，也会影响全局，甚至改变后人对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一般写历史的论著大都偏向于宏大的叙述，对于细节甚少去顾及，有些看似不重要的材料被忽略了，但这些材料，有时影响甚大，若能细心爬梳，可能会把以往的整个论述推翻。因此蔡登山常常在这些细节上下功夫，在写文史方面的著作时，要求证据能呈现在那里，证物当庭，总不能随意去捕风捉影地推断或臆测。当然要找到这些证物绝非易事，蔡登山跑遍了大型的图书馆，查了拍卖图录，拜访了不少收藏家，才写出了20篇文字。又如大数据推理。蔡登山被戏称为“文史界的福尔摩斯”，他是带着侦探的心情和方式，投入到历史叙事的事业上来。对他而言，历史的真实不在于自欺欺人的“客观”上，而在于历史人物忠实于其个人需求的表达上，而侦探就是要在这些忠实于自己的对外谎言中进行心理分析式的“云计算”。历史传主的自我陈述，勾勒了在自利的动机和时代浪潮影响下人的自我描述，在懂得用材料的历史学者看来，通过对人性的理解，这些看似主观的材料里就秘密传达了内心的真实情绪；而他人撰写的侧面材料则反应了他人在自利的动机和时代浪潮影响下对历史传主的审视，从而烛照出传主自处于时代的被看见的形象；书信则由于书写的私人性质，使历史书写具有直抉时代幕布下裹藏一角之人心的意味，为历史增添了情感和生命的细节。当材料碰触在一起时，这种书写的个性越鲜明，所呈现出的历史就越逼近于“主观的真实”。这种逼近的真实，需要更艰难的推理，也需要更具耐心的理解者。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海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概念叫“大案牍术”，从大量的材料分析和计算中获取最具解释力的假设，再用此假设去经受所有材料的检验，从中推出最合情理的结论。这与福尔摩斯推理的思维方式相近，而文史考据者的工作，其实与侦探破案没什么不同。蔡登山致力于找到那些“无头案”或“案中案”的新物证，从而推演出这个案情可能性的某种走向以及更新的结论，给这个案件下一个往前再推进一步的判断，这个判断，可能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存在。蔡登山一面讲说历史公案，一面也具象阐释晚清时代独特的社会生态，以及传主们的普通生活、荣辱心情。晚清故事的串讲，坊间自有多种著作，串讲必然显得大同小异，但蔡登山不作此等串讲，只力图说清案情始末，在他笔下，整个晚清呈现出的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虽没有一个是“真正”完整的，但就像一片片泛黄残碎的陶片，通过它的位置和留白去感受未能看见的沧桑，历史的真相于是亦不远矣。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目录 照见历史长流（序） 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 空留高咏满江山——也谈王闿运与曾国藩 左宗棠照顾曾国藩后人 翁同龢与张荫桓之间 繁华毕竟归摇落——也谈张荫桓 梁鼎芬的丢官与失妻 文廷式的革职与脱险 可爱者不可信——也谈赛金花瓦德西公案的真相 康有为派梁铁君刺杀慈禧始末 从《匋斋（端方）存牍》看史事 杨崇伊与端方的恩怨 梁鼎芬与张之洞、端方间的一段微妙关系 当张謇遇上翁同龢 张謇与梅兰芳、欧阳予倩在南通 情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张謇与沈寿 中学西渐的第一人——被历史遗忘的陈季同林纾的幕后英雄——魏易 从英敛之日记看吕碧城的恩怨 李审言与樊樊山的文稿风波 从外交总长到修道院神父的陆征祥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读后感(十)：康有为谋刺慈禧始末
编者按：晚清政局波诡云谲。慈禧、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这些大人物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悲喜剧。康有为暗杀慈禧就是其中之一。“围园杀后”早已广为人知。这并非康有为唯一暗杀慈禧的计划。逃亡海外后，他曾命梁铁君潜伏京城两年之久，执行暗杀慈禧计划。著名文史学者蔡登山费时半年，通过康有为的密信及其他史料，终于将此事完整的勾勒出来。
受命行刺
近些年，学者蔡登山的研究方向已从民国文人转移到了晚清人物上。他向记者介绍，康有为与慈禧，一个是保皇党领袖，一个是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两人不光政见不同，前者的弟弟康广仁还死于后者之手。康有为两次谋刺慈禧，“围园杀后”已广为人知，后面这次暗杀，章士钊曾在1961年写文披露，但语焉不详。他也是解读了四封康有为与梁铁君之间的密信后，才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蔡先生将他的解读写入了最新出版的著作《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一书。
据蔡登山介绍，这几封密信原件在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处。几年前，许礼平在匡时拍卖中以高价拍得这些信件。他从许礼平处拿到了复印件之后，请书法家仔细辨读，再加以解读。
梁铁君，广东人，与康有为同列岭南大儒朱九江门墙。两者虽是师兄弟，但脾性不一样。梁铁君是性情中人，一生任侠，会武术，喜谈王图霸业。康有为后来回忆说，梁铁君曾强迫他“从所学”，否则绝交。康有为不从，两人就真的绝交了。
但五年以后，两人再次相遇，交谈之下，梁铁君为康有为所折服，此后一生都跟随康有为。
蔡先生说，梁铁君在广西梧州经营盐业，资产丰厚，为了支持康有为，他可以说是倾家荡产。自公车上书、设立学会，直到戊戌政变，康有为所花用的，很大部分来自梁铁君。
戊戌变法后，梁铁君舍家追随康有为，一同逃亡海外。因为他还会武术，所以兼任康有为的保镖。
1900年，梁铁君受命从新加坡返回北京，找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的遗骸。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戊戌事变中就义，遗骸一直下落不明。此次，梁铁君得到康家旧仆的帮助，找到了康广仁的遗骨，将其带回南海县。1920年，康有为看到江苏茅山的地形不错，就在附近买了六百多亩地办了座农场，将他母亲和弟弟康广仁的遗骨移葬在了茅山积金峰下的青龙山。
1900年庚子事变时，康有为认为保皇党有机可乘，便向海内外大力募捐，以期举事。但这一年，他的勤王运动都纷纷失败。于是暗杀计划便被提上了日程。
从历史大叙事的角度看，清末民初，本身就是一个暗杀横行的时代。吴樾、汪精卫、陈陶遗……都曾是暗杀事件的要角。作为保皇党的领袖，康有为要暗杀的第一人自然是慈禧，其余如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在谋刺之列。为了此事，他花费了“数万元之多”，但毫无所成。康有为曾就暗杀之事和梁启超商谈过。梁启超不甚赞同康有为雇凶谋刺的做法，他认为，能用钱买到的，就不可能是荆轲、聂政之辈。荆轲、聂政刺杀的都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大人物，凭借的不光是一身好武艺，其本身还具备侠义之气。
放弃雇凶谋刺的计划后，康有为决定起用保皇党内部的人去执行暗杀慈禧的计划。一来大家同仇敌忾，二来也不用担心泄密。这样，武功高强、又有豪侠之气的梁铁君便被推到了前台。
密探颐和园
1904年，梁铁君受命，带着陈默庵、梁子刚、罗璞士等人前往北京。
在此前后，梁铁君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有几封书信商谈此事。其中提到了经费问题。梁铁君认为，暗杀之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暗杀行动最基本的就包括落脚北京、探查地形，之后才能付之行动。即便半年之内能成功，这半年内所需费用也得有一万银元。但就这一万银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一时间筹措不出。
梁铁君等人到北京后不久，就在京津等地设置了多处机关，对宫中消息也多有打探。在一封信中，梁铁君告知康有为，他计划着人混入慈禧乘坐的豪华游艇“小火轮”，这样，暗杀就有望了。
梁铁君不会只做一手打算。他还着人去日本学习制造炸弹，以备暗杀之用。蔡登山介绍，从梁铁君他们的通信看，罗璞士被派往了日本，除制造炸药外，还学习了催眠术（可用于暗杀等革命活动）。但学成归来不久，就因通电泄露，被捕牺牲了。
梁铁君在北京也没闲着。一是继续想法渗透进入慈禧的“小火轮”；一是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也为了筹措经费，开设了东洋车公司和一家名为“吉昌”的照相馆。
前者收效甚微，后者却让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那个时代，照相是很前卫的。在宫内，不光慈禧喜欢照相，宫里的太监也喜欢照相。他们希望能在房间内挂上自己的照片。就是通过照相等手段，梁铁君结交了许多太监，如姚焕卿、王汉章、冯仲平、建如、金蔚九等人。宫内的消息便源源不断的涌到照相馆。
蔡登山在梁铁君等人的通信中发现，太监们泄露出来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总体上，保皇党对慈禧及光绪的起居、健康等情况，都了如指掌。如1906年5月24日，梁铁君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写到：皇上脉息，左寸关沉弦，右寸关沉滑，肝阴未实……
在这封信中，甚至还有御医给光绪开的药方。同时，这封信还提到了慈禧“亦于五月十八、九等日有病，服木香、砂仁……等药，近已全愈”等信息。
而据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的说法，梁铁君与宫内管皇帝衣服的一个太监总管几乎要义结金兰，该总管还带着梁铁君去颐和园绕了一圈，四处拍照。
由此可见，梁铁君等人渗透能力的强大。假以时日，若事情照此发展下去，暗杀慈禧，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然而，就在这年6月19日，梁铁君被捕了。
事败被捕
据蔡登山介绍，关于梁铁君被捕，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说梁铁君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同乡朱淇。此人是天津探访局长杨以德的座下侦探。他发现梁铁君易名吴道明，就觉得很诧异。几番留意刺探，搜出了梁铁君的密码本和其他密件，这样，事情败露，梁铁君被捕。但梁启超从熊希龄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一名店伙计告发，导致梁铁君被捕。
章士钊曾访问过时任北京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钤。据其介绍，梁铁君与宫内太监过从甚密，这引起提督衙门侦缉队的注意，之后又在照相馆搜到了证据。由此梁铁君被捕。
梁铁君被捕后，被送往天津，由袁世凯亲自审讯。袁世凯担心梁铁君揭出他与维新派的人秘密交往的旧事，很快就将他处死了。
蔡登山说，梁铁君得知要被处死的消息后，默然良久，让对方去买毒药来。结果第一次吃下毒药，反应过大又吐了出来，他又让对方加量再买，第二次饮下，七窍流血而亡。执法处请人将他埋在马厂南围门外乱葬岗。
这一天是7月13日。而就在同一天，清廷颁发了预备立宪诏书。
清廷处死梁铁君，是秘密进行的，并没有过多声张。对康有为，也是采取了漠然视之的态度。而康有为因清廷预备立宪，也自此抛弃了暗杀计划，一心想走组织政党的道路。对梁铁君的牺牲，他在感到“痛断欲绝”的同时，又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域，尚不幸中之幸也”。一年之后，梁铁君之子赴英国，想和康有为讨论梁铁君的善后工作，康有为竟然没见，章士钊感慨：死生之交，不及市道。
复盘梁铁君暗杀慈禧一事，蔡登山感慨良多。他认为，康有为命梁铁君暗杀慈禧，虽说是为了革命，但内里其实也别有隐情。他分析，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不可能挽回败局，刺杀慈禧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但康有为流亡国外多年，募了不少经费，如果没有什么动作，难以向捐款的人有所交代。这是他指令梁铁君暗杀慈禧的另外一个原因。章士钊早年对此也曾有分析，他认为，梁铁君暗杀慈禧，一是保皇党为了泄愤，二是“为华侨捐款设一开支项目，一塞众望而辟利源”。对章士钊的说法，蔡登山先生深表赞同。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 记者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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