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读后感1000字

　　《战时中国》是一本由[美]格兰姆·贝克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元，页数：8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时中国》读后感(一)：一本好书

　　经过抗日战争的深重苦难洗礼，对国破家亡的恐惧应该深深的扎根在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对国富民强的渴望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坚实底蕴。那些恨国党、乱国党、精神外国人、所谓的公知们，你们别有用心的误导群众，居心叵测的胡乱叫嚣，费劲心思的扰乱视听，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建设祖国的决心和脚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国家固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是颠覆和摧毁不会解决问题，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战时中国》读后感(二)：读《战时中国》

　　1940年，格兰姆·贝克从澳门途径西江三角洲往内地行进，所经之处，官商走私，海匪横行，遍地饥荒，民不聊生。

　　格兰姆·贝克以一个外国人的悲悯视角看40年轰炸过后的重庆、凤县双石铺镇的“抓壮丁”、41年轰炸下的洛阳，42年的河南大饥荒，44年沦陷的桂林...........毫无预兆的空袭、失控的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外国使馆的疏离和自以为是、美国对中国忽远忽近的暧昧态度、日军的烧杀抢掠......他看到中国阶层之间的巨大割裂，看到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社会之塔轰然倒下，而中国老百姓带着积弱的烙印，流离失所，任人宰割、束手无策.....彼时中国土地风雨飘摇，尽显苦难众生相。

　　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尚且自顾不暇，而此刻的国民党越来越如“巨婴”般附在美国身上，即便是派去“飞虎队”也只能起某一刻象征性意义。不理解、欺骗、各打如意算盘。。。。。。双方敌对情绪自高层到民间都越来越浓烈，格兰姆花了浓重笔墨描写了美国军队、国民党军队和普通老百姓扭曲的关系。

　　他特意列举了“工合运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便是怀揣热情和理想的路易·艾黎也解救不了“工合”走向困境的结局。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描写战争可怖之外，还描写了他遇到的战争环境下各类奇奇怪怪的人，描写了普通人在战争间隙的衣食住行、市井生活，让我们看到宏大历史事件里的一丝挣扎的烟火气。

　　书里写到44年的中国，外忧内患，经济崩溃，年年饥荒，华南各省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党部队已经公然成为强盗，作者分析其中原因：“这场悲剧的最可怕之处是，它暴露了一种纠缠着整个现代中国的连锁反应：受轻视，继而被蹂躏，于是更被轻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不会侵犯中国南方。而美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由于美国人以前对中国的漠不关心和隐秘的蔑视而造成的。日本人对中国南方地区的进攻并不能扭转败局，充其量只是结東了美国飞行员的强扰，振奋国内士气，延缓了最后的失败而已。但这一进攻却给中国南方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如果大理一潼关协定是真的，那么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漠视就更甚于外国人；在国民党政府眼中，中国人的生命还不如蒋委员长战后的霸权来得有价值。”这是一位美国战地记者在1944年的感慨。

　　《战时中国》读后感(三)：试读：战时走私

　　伪军、游击队、警察、海盗、走私贩子，如此种种人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猜想。

　　在太平洋战争的1943年至1944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南工作，并在西江三角洲一带工作了几个月，那正是1940年我们和海盗们猜哑谜的地方。由于我从毗邻各省学到了不少东西，因而对走私这行的上下关节也就了解一些了。

　　他们的行为可恨至极。当时西江三角洲和广东的几个邻县正闹灾荒。走私贩运的主要物资不是一般的贸易品而是大米，去向更是非常人所能想象：是从国民党辖区内的受灾区运往敌占区并卖给日本人的！对于身处向着未来高速航行的飞机中想要窥视天机的人来说，繁荣的走私与惨痛的灾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粮食走私和灾荒加重，这二者都是由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而国民政府却几乎是听之任之。

　　广大中国农村的统治大权都一直掌握在地方上的一小撮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则是辛苦种地的庄稼汉。这一带农村人口密集，谷物是致富的关键。囤积余粮以掌握经济势力的通常是一小撮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地主按传统习惯向佃户收租，租子比率常常高达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商人与高利贷者坚持古老的、对无知农民极其不利的经商之道，甚至因此成为囤粮大户。

　　这一小撮人同时还掌握着政治权势，因为由上级委任的官员大都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亲属，而这三种身份也经常集于一身。他们自然会与亲朋勾结，从事投机生意。控制粮食的集团通常也有军警大权。当地驻军或民团长官可能是外来人，可往往和本地权贵具有一样的出身背景。结果就不免物以类聚、同流合污了。许多军官只要在某地任职时间稍长便会被拉下水。由于有军权的人能够对谷物和其他物资课税与管制，他们就常常被其他生意人物色为做投机买卖的同伙。军官永远能从农民手中搜刮到粮食。

　　靠这种权力的独占，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腐化起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自己的亲朋非法横征暴敛，官员们就当看不见。军官们把武器借给地方官，以便他们强派苛捐杂税。上级官员若是来巡查，民间豪绅—都是地方实力派的骨干分子—就异口同声地为他们庇护的恶棍们说好话、打掩护。

　　帮会横行至此，一切地方经济必将受损。抗日战争中期，西江三角洲和国民政府其他前线的走私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战时流亡到中国内地的中央政府连手工业都没建立，上海和其他沿海沦陷区的现代化工厂所生产的东西无法替代。结果就是，侵华日军一俟战线稳定，便将沿海工厂的产品向内地倾销，数量不减战前。这些工厂既有日本人直辖的，也有伪政府控制的。日本人禁运一切军用或工业物资，而对其他物资则置之不理。国民党对一切走私物资都要课税，但从不设法禁止，即便是奢侈品等物的贸易。国民党的宣传机构鼓吹物资总是有益的，因为一切物资对战争和工业都是有用的。

　　1940年前后，当我路过西江三角洲时，当地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已经独占了走私的绝大部分。为了方便，其中许多人都与日军占领区的对手们建立了联系—包括伪政府的文武官员。这件事办起来很容易，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所使用的是同一小撮权贵。许多国民党官员与战线另一边的伪政府成员在战前非亲即友。我和米克斯先生一行在旅行中遇到的那些怪事无疑就是这种勾结的结果。

　　《战时中国》读后感(四)：试读二： 路 易 · 艾黎和他的“工合”实践

　　要不是由于新西兰人路易 · 艾黎的及时到来，我不知还会在重庆待多久。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

　　在中国，“工合”这样的运动唯有走向大众才有成功的希望，路 易 · 艾黎也从不夸大个人尤其是作为外国人的作用，这是很少见的。尽管如此，大家都承认他是筹建“工合”最积极的那个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他所做出的努力也比任何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多。

　　在“工合”开始的头四五年中，他是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除了为募款而一年一度去香港——还有一次去新加坡——他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了崎岖陡峭的西部山路上。他在有“工合”组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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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看来，在我所认识的外国人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最中国化的。他不像多数外国学者那样聚集在恬静的湖边埋首书卷，而是愿意活跃于中国的汹涌波涛之中，更不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样，用“西方习惯”和“舒适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咖啡。他的咖啡从来不断，都是国外友人寄过来的。由于能和中国同事们平等相处，他身为外国人反而有一点便利。每逢“工合”内不同国籍的人之间有点小分歧的时候，他们总愿意对路易 · 艾黎坦诚相告，反而不愿和本国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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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离开重庆之前，听说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路易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伙和孔祥熙亲善的美国传教士和某些顽固派上下其手，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他打击中伤，阴谋把他以及他的自由派同事赶出“工合”。有些传教士乐于从事这种阴谋，是因为“工合” 不仅有声望，而且在国外还有很强的募款能力。国民党也乐于这么干， 因为他们已把自由派执掌的“工合”视为危及现状的因素，并为此感到不安。那些传教士的打算是把 “工合”转变成救济机构和政治门面，把钱变成食品、衣物发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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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路易和支持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却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这样“工合”的活动就不会局限在无法自立、靠救济金过活的手工业者上，而是能转变成为一项能够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运动。批评路易的人率直地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要从事的改革并不是由国民党发动的。他们推论说，他会像 19 世纪的商业冒险家一样招人讨厌。

　　《战时中国》读后感(五)：试读三：马寅初抗战、建国筹资方案

　　不久，我走访了一位从不参加文化协会茶会的留美学生—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他 1910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个老国民党员，一向被视为该党的经济专家，直到后来卷入政治纠纷中，也没人说他是共产党。在“四 · 一二”上海政变后，他曾辅导蒋介石学过经济学。

　　他在重庆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若干文章和演说，无所畏惧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揭发了政府要人发国难财的腐化行为。有谣言说，他不久即将被捕。所以，我尽快地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了他。这位鬓发斑白的学者言谈举止颇为稳重，对我们两位首次来访的外国人也彬彬有礼。我们请他坦率地谈谈自己的意见，保证既不发表，也不摘引，而他却眼巴巴看着我们，几乎要落泪似地请求我们既要发表，也要摘引。他说，不平如此尖锐，灾难如此深重，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而将真理公之于众则是他无可推卸的爱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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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注意力十分集中，看上去诚实而自信。他说，只要蒋委员长依然允许孔、宋两大家族发国难财，他就不会把蒋看成民族英雄。他还说，穷人的负担已无法忍受，因而他提出了一项十分周详的为抗战、建国筹措资金的方案，要把最重的负担放在最富有的人们身上，而蒋委员长是唯一能够下令实施方案的人。因此，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施，那么一切灾难性后果都应由蒋委员长个人负责。

　　在我们的访问将近结束时，几个学生把一个身穿便服、身份不明的人拖了进来，说他在马教授的办公室门外偷听。马寅初告诉那几个学生，那个人是跟着外国朋友同来的，但我们并不认识他，于是，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被撵出楼外了。可以肯定，他是个特务，但马教授却面不改色，谈锋依旧，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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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周，我搬到在重庆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朋友那里住，获知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一天马教授正在上课，突然来了一群宪兵，领头的队长说：“蒋委员长要见你。”这是在重大案件中抓捕人时的典型程序。马教授当即指出，从教室中把他抓走会引起学生不安，宪兵于是同意待他下课回家后再予以逮捕。他们用一辆汽车将他带走了，并拒绝告知家属逮捕原因、送往何处以及何时才能回来。

　　马教授在学生中是很有威望的，学生们计划在大礼堂组织一次群众集会以示抗议。像其他国民党办的大学一样，这里设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区分部，它是国民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它的成员探知了召开大会的计划，于是报告给了校长—一个顽固派。开会当天早晨，学生们发现校长已事先坐在了礼堂的台上，在师道尊严的压力下，学生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能抗议，只能听校长训话。那位校长告诉学生们，无须担心，马寅初安然无恙。还说，大家必须忘掉马寅初散播的思想，因为马自己已承认错误，并对误人子弟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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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经证明，校长曾派了爪牙出去，并准备随时把此事动态向当局报告。学生们对校长的说法不满意，而三青团又想方设法阻止游行示威活动，于是，校内秩序发生了混乱。过了几天，马教授在宪兵押解之下返校了，学生立即召开了全体大会。显然，马寅初曾同意劝说学生，无论对国事有何意见，都得先去上课。

　　宪兵队长抢先发了言。队长强调，在战争时期，国家统一最重要的就在于领袖独尊。他说马教授有过非法言论，日后即便有意见，也只能对蒋委员长说，而不能公开发表。

　　马教授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声叫道：“我为什么要把蒋委员长已经知道的事情还去对他说？需要知道的是群众。有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非法行动，连汗毛也没动一根，还说什么这是非法言论，那是合法言论！”

　　“够了！够了！”宪兵队长暴跳如雷，大会解散。在学生们的坚持下，大家和马教授照了几张合影，然后马教授就又被押到不知什么地方幽禁起来了。他被禁止与外界通信，未经起诉和审判就被平白无故地关了 4 年，最后放出来时还被迫退休，不许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

　　《战时中国》读后感(六)：中国往事：一个美国人眼里的幻灭与重生

　　在读历史时，我对史家只顾大城市里的大事件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闻得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不大引人注目的、更有特色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格拉姆·贝克

　　翻开历史，不难弄明白一九四零年对于当时的神州大地意味着什么。十四年抗日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已经打到第十个年头，东三省沦陷，华北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国军正面部队节节败退，空间换取时间的代价，总算换来抗战的相持阶段。

　　几乎所有明眼人都知道，日军攻势锐气已失，虽然仍然强大，但短期内再难组织起庞大会战，国民政府总算在重庆站稳脚跟，双方势力地图上犬牙交错一时又相互无可奈何，总体局势依旧艰难，全面战争仍在继续。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山河飘摇的多事之秋，有一位叫做格兰姆·贝克的美国记者，带着研究中国为毕生事业的决心，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用他的文字来让全世界知道，在距离欧美西方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群生活在如此条件艰苦，装备简陋，军事素养低下，政府贪污腐朽，官员首鼠两端之下的普通人正在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与一群训练有素残忍暴虐的军国主义士兵决一死战，不死不休心中所捍卫者，无外乎二字， “家”、“国”。

　　当然，和国内许多大视角的历史叙述的作品有所区别的是，本书作者并没有选择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各场著名战役作为叙述的切入点，用讲大历史的立场和方式去解读每一个历史段落中的双方得失态势，进退调度，以及对全局战略的深远影响。而是彻底放低观察的视角，不断降低到社会底层，通过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来讲述战争所带给所有人的灾难困苦。历史的进步，既是那些精英们运用着各自的智慧努力的成就，也是千百万命若蝼蚁的人民所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对于花园口决堤，中山条会战等具体的大历史事件，贝克也通过普通人的角度去讲述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一切，用更加鲜活的方式去还原这些最后只会落在书卷档案上成为一个个具体数字的历史事件，老百姓的苦难与隐忍跃然纸上。

　　在中山条会战中，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份材料，知道卫立煌棋差一招，一溃千里。却只能在作者的眼中看到

南岸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到处游荡，寻找失散的家人。他们聚在一起瞭望缕缕云烟，猜测着是否自己家里着了火。他们住在窝棚或山脚下，瞪着眼，长久注视着他们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面部毫无表情。

　　一场战役的失败，是官方纸面上，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一个个生灵面前，是那些赖以生存的家园的彻底毁灭，是一条条曾经乡里乡间相互相识的生命的黯然逝去。

　　在洛阳城的空袭里，他看到了

城市像现出原形的蚁巢，人们像蚂蚁一样四散奔逃

　　在城市陷落时，他看到了

带头无所不为的却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这当然会使群龙无首的人民更加惊慌失措。

　　同时，因为美国记者的身份，作者可以深入接触到中美战时外交，以及其他涉美事务当中，比如珍珠港事件后，国民党因为坚持抗战而获得广大美国人民的喜爱；再比如，因为大陆线被切断后，美方唯一一条可以送达战略物资需要翻过珠穆朗玛峰的“驼峰航线”，以及与之对应的桂林基地相关事宜；还有作为抗战后期天降神兵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对于日军产生的沉重打击；甚至是后来与蒋介石交恶的史迪威事件中的各种细节和大众反应。

　　当然，贝克也在这种大开大阖的国际要事中看到了国民党败絮其中的本质，会去瓜分美方捐款，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拉壮丁，奴役劳工，甚至采取死亡恐吓来威胁农民来为他们提供免费劳役。作为陪都的重庆更是龙蛇混杂，冷饮店和咖啡馆的兴起，让人民感受到战争的遥不可及，随之而来的就是警察打着“节约主义”的旗号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民生至此，如何江山。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某些巧合还是另有深意，同样作为美国记者，贝克和《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对于远在陕北，在抗日战场上环境更加艰苦，客观条件更加恶劣却长期担任敌后作战的共产党，有着适当冷静的好感。

　　在分析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崛起时，介绍道：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对手国民党的腐败，如果一定要找另外的肇因，日本人倒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的入侵把国民党赶到了内地一隅，而在占领区又形成了不稳定状态，比国民党统治下更有利于共产党势力的扩张。

　　同时，又把延安和重庆做了比较，

很明显，在经过了重庆的腐化、残暴、虚荣、颓废的沉闷空气之后，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窑洞里的城市却洋溢着勃勃的生机，令他们耳目一新。共产党干部会穿着农民的布衣帮助农民干活。后来到延安及周边去旅行的美国人也证实，共产党的宣传正在赢得农民的拥护，他们有能力发动群众备战。

　　直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获得最终胜利后，感慨道：

在共产党政府带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时，美国各大报刊依然低估共产党的成就，正如我们当年高估国民党一样。

　　对于这个历史谜团，我个人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在余戈老师的资料里，认同本书的这一见解，其中原因有三：

其一，1944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年度例会上，来自河南省的代表们提出请愿，要求枪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作为对河南战场“连个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所导致的惨败追责，遭到蒋介石拒绝——很有可能是因为河南位于“大理—潼关线”之外； 其二，还是9月，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在十余天双方用意志掰腕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破釜沉舟般扬言这一次宁肯彻底失去美援也不会屈服——同样很可能是与日方达成的“大理—潼关线”协定给了他这一自信；其三，12月，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顶点恰好就在从桂林向西推进300英里的贵州独山戛然止步，而此地国民党军队防守空虚，军事上日军完全没有半途而废的理由——唯一的解释是，独山几乎精确的位于大理—潼关线上。

　　我认为这种判断有点倒因为果。要知道啊在豫南会战后，汤恩伯已经是河南战场上日军头号大敌，随后，豫湘桂战役中，汤恩伯是一溃千里，如果是提前有预谋通知，蒋介石为了保留实力，断不至于会至汤恩伯的大军于不顾。而且，从过往用兵来看，汤恩伯在战场上是个赌徒，即不会轻易下本，又讲究一本万利，在台儿庄战场上就是，孙连仲正面死扛已经被打得焦头烂额，汤恩伯就是见死不救，跳到外线，试图一口气把日军全部吃光。

　　第二，和史迪威交恶，由来已久。史迪威还给老蒋取外号叫“花生米”，呃！第一次缅甸战役一下子让蒋介石丢了一支和七十四军齐名的第五军，而后还要求全国的统一指挥权，两人交恶是历史问题。至于一号作战，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没有半点好处，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正是大片的沦陷区忽然产生，导致了八路军在各个地点纷纷开展人民战争的基层建设，这也为之后的国共对决打下来根据地的基础。

　　《战时中国》读后感(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格兰姆·贝克首先是一个画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一特点为他的文字灌注了令人惊讶的画面感，让每个阅读他笔下文字的人，都如同亲眼见到了所有让他恍惚、感慨、惊叹和苦笑的一切一样，陷入一种怪诞的不知所措。而因为他描述的或许是中国近代史最最混乱的一段往事，使加载了中国人标签的我这样一个读者，在借他的眼睛看彼时这片国土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无端的感到了许多难堪。

按照中国两个字固有的思路，这种难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便国家和民族曾经遭遇过这个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深重磨难，但毕竟身负睡狮的图腾，怎么也不会是让人呼之唤去的那种状态。然而，格兰姆·贝克的见闻，不仅仅描绘了一个腐朽空洞的战时政府，也没有忘记茫茫然不知所谓的平头百姓，尤其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本就对有色人种心存菲薄的美国大兵，是怎样用自己的所见所闻论证了最初毫不负责的猜想——就差没有宣之于口的就是，如陈纳德这样新的好大喜功的美国人，如果不是被蒋介石周遭老朽腐坏的政客包围，也不至于会沦落到公器私用疯狂敛财的程度。

当然，对于陈纳德是自己本就不怎么地，还是因为受到了当时国风的影响于是败坏了道德，国人可以有数百万条理由来反驳格兰姆·贝克的含沙射影。但对于他所描绘的战时大部分国民对世事的冷漠和糊涂，却是无法出声的。

因为，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此处必须给编者发鸡腿，所谓中国的八年抗战是不完全的，因为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对于彼时脆弱的中国而言，抗日战争是十四年）之后，当时的那种麻木不仁依旧随处可见。举个简单的例子，格兰姆·贝克曾经对中国报纸大肆报道欧洲第二战场那些动态、事无巨细到可以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的时候，却对中国战场的对日战争吝啬到了极致。他对中国人这种模棱两可的热情完全无法理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自顾不暇挣扎求存的人，似乎对自己的困境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淡，却对那些装备和状态尽管艰难但也好过他们太多的外国人，关心备至。

格兰姆·贝克不能理解的，是中国人素来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境，就好像21世纪的外媒对国人如此充满热情的关注美国大选一样无法领会其内涵，而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通过美国大选局势对中美关系审时度势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一举一动依赖何其之大。无论外媒的结论是否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但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的热情，与战时重庆对第二战场的关注几乎出于同一心态——日子乏味之至，总是要找点乐子来嚼嚼舌根不是吗？

自诩对全世界都负有民主义务、并以新教的审慎与务实为骄傲的格兰姆·贝克这一型美国人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群人怎么可以罔顾自己的存亡，而拿另一场惨烈的战争作为余兴的节目。这就注定了，无论他在随后的中国生活究竟对于本土风俗人情有多么深的渗透，都没有办法改变他那种独坐于流水般的光阴之中观察这个充满了离奇风情国家的超然地位。对于这一点，格兰姆·贝克当然很清楚，所以他才会在一开始就特别标注了这一点。但纵观全书，尤其是结尾的两章，格兰姆·贝克也没有做到足够的充分的超然，这让他在开篇的自述颇有几分欲盖弥彰的苦涩。或许，是因为他在中国这几年多多少少灌注了一些感情，也或许，作为被国民党政府控制粉饰的报道吸引过来却看到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瞠目结舌之下才会有这样怅然若失的语句。

对于本着美好期待过来的美国人，都因为那些和自己全然没有关系的境况而陷入悲戚的情绪，身为本国人自然更难避免被行文戳中的苦涩。格兰姆·贝克感慨战时的中国人无论日子怎样艰苦，都可以保有些许荒诞戏般的幽默及乐观。如果他会适时的联想到加缪对于荒诞人的定义，大约可以稍微理解，那些脑子里十分之清醒的沿海城市逃难者，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状况，除了用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聊以麻醉背井离乡的空洞，别无他法的懵圈。

他也惊讶在最最破败的沦陷区，散兵和土匪可以猖獗到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以及在前线的两端，国民政府和日占区是怎样用鬼畜的方式大行走私，来弥补国统区的物资匮乏，以及填补上层人士离开东部沿海的损失。格兰姆·贝克不止一次的因为国民政府的半打半逃而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态度，他毫不留情的指责战时中国从上层到庶民在面对日军时候的懦弱。一些很不客气的语句反复出现，譬如农民因为眷恋土地于是对地方长官是谁毫不关心，甚至于当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横征暴敛吓到的时候感慨还是日占时期日子好过一点。关于接收大员的故事，以往已经通过一些讽刺性质的顺口溜略知一二，但当格兰姆·贝克提到，日占时期尚且苟活的东部沿海地区工商业和中产阶级，居然在国民党受降之后陷入崩溃，言下之意，在日占汪伪政府时代好好的北上广，最终是被国民党毁掉了。真是火辣辣的感觉，很不妙。

还有一些看起来痛心疾首的段落，再次展现了国民凝结在十九世纪故步自封挪不开步的观念，是怎样在二十世纪中叶依旧没有一点点想要动起来的觉悟，而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和鲁迅的呐喊彼此应和。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国统区物资匮乏，这当然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当时完全没有受到租界或洋务运动影响建立起工商业的缘故。但大包小包过来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鼓励产业发展，而是默许黑市生意蒸蒸日上，毫无疑问，黑市的货源就是来自日占区的工业品。而这些工业品，几乎就是以倾销的方式挤压了当时想要从石头缝里勉强求生的工合会手工业者的存在空间。诚然，工合会本身也是一个关于乌托邦式实验的漫长故事——也正是应了乌托邦其名“空空如也”的意思，组织工合会并为之奔走的那位外国友人充满热情却完全不懂中国（这一点倒是和罗斯福一模一样），这注定了他的辛苦最终注定了空手而归的结局（还是和罗斯福一模一样）。

唉，如果暂时忘记美国人的自以为是，那时候的中国真是讨人厌啊。看看格兰姆·贝克笔下老熊和桂先生的故事，都是被天高皇帝远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训练好的完美老百姓，他们对战争完全冷漠，当然，也不知道谁和谁在打仗，为什么打仗（或许是因为那几十年打太多了，多的基本上就要到了说书先生口中分久必合的时候了），对于这些完全不关心谁管理这个国家而只在意自己的营生和日常有否被打乱的人而言，只要等着战争结束，新的皇帝登基就好了。这种心态也出现在全身心赖在美援的蒋介石政府上，他们以同样的态度等着盟军打败轴心国然后坐享战胜国福利就好——关于这一点，格兰姆·贝克犀利的指出，大国的待遇不是外国人一纸合约签署得来的，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在战时做出的贡献。但是美国人的吹捧和溺爱麻痹了蒋介石的清醒，让他因为罗斯福的承诺而飘飘然起来，于是让他对美援有一种毒瘾般的黏糊，反过来又把美国拖进了深不见底的泥沼，这里因果循环，也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所以，积弱之国，要啥啥没有，啥啥都不是。国民党固然不堪一击，蒋介石也心存鬼胎，但边区也不过忙于建立敌后根据地，滋扰战术鲜有真刀真枪的较量，没有办法左右战局。所以，日本人被打败的地方，是太平洋战场，而投降的根本原因，是原子弹。

这里又难免陷入到至今仍然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让人争论不休的命题，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让灾难深重的国家坚持用最后一口气吊命直到战争结束的，到底是谁？

在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里提到，蒋介石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所以采取了并不光彩的所谓消耗战术，他的逻辑单纯的让人失笑——这一点巴巴拉塔奇曼和格兰姆·贝克的描述达成了共识，从来没有侵略者会在得胜之后偃旗息鼓寻求和平共处的。不过多一点的是，格兰姆·贝克提出了更具阴谋论的观点，那就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日本人控制下的汪伪政府有着不可告人的默契，目的是为了维持双方在中国土地上的分治平衡，而更深一层则是避免这两方死磕而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

按照巴巴拉塔奇曼的分析，她认为蒋介石所谓的和日本媾和只是打嘴炮，因为抗日这件事是他最后收敛民心的底牌，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底线。他之所以会利用各种乱哄哄的噪音来混淆华盛顿的视听，目的是为了左右史迪威在重庆和中缅印战区的地位，来达成自己对美国租借物资的绝对控制力。尽管格兰姆·贝克给出了很多论据以佐证蒋介石和汪伪政府的珠胎暗结，但我还是对这一点持保留态度。蒋介石压制当时共产党势力的策略完全可以理解，他使用精锐部队对共产党的势力范围进行牵制也符合他一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但就此推论他和汪伪政府达成默契还是分量不够，尤其中国人讲究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就单凭汪精卫的头衔，就足够让蒋介石堵心了。

至于格兰姆·贝克称，后来国民党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几乎是无障碍的接受了日本的伪军并把他们编入自己的部队，所以得出结论，国民党军队和伪军肯定有勾结，否则不会那么顺畅。他不过是低估了中国人固有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共识罢了。对于那些已经被调教好的士兵，和谁打仗并没有区别，管吃住而已。不过这个倒是给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里国民党将领的感慨和喟叹给了注解——不排除是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将领对后代的粉饰性回忆，让龙应台女士的笔触情感丰沛极富感染力，那些刚从为了老百姓打日本人的战场退下来就被同一拨老百姓丢石头的失落感确实很打动人。结合格兰姆·贝克的描述，当时跟着日本人打老百姓的人，和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很可能就是同一支部队，脑子稍微好点的都不会忘记作威作福的伪军的嘴脸，丢石头也没毛病不是。

那么如果当时蒋介石真的倾其所有和日本人死磕，结局又会怎样呢？

摆在历史书上的有日本从印度支那和密支那赶走了英国人。当然，英国人是不会尽全力守卫殖民地的，巴巴拉塔奇曼暧昧的说到，大英帝国应该为英国服务，而不是英国为大英帝国牺牲。还有日本人在太平洋把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要知道当时的美国还在乐陶陶的跟日本人做生意，把石油卖给他们横渡大海，把废钢卖给他们造子弹。美国人也是有理由解释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做好战争动员跟准备，面对360°无死角的日军，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落荒而逃完全在情理之中。

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全没有现代化和职业化的中国军队，以群雄割据的方式散落在偌大的土地上，在面对实现了机械化的日本军队时选择死磕，会有多少胜算？仔细想想，即便蒋介石一声令下拼死抵抗，执着于构建国中之国的军阀未见得会跟着委员长的指挥棒，在自己地盘和日军推进路线重叠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即便他们不计一切代价了，按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史迪威在华北诸省游历所见所闻，只怕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徒劳无功。

但史迪威也说了，中国士兵有着让人惊讶的潜质，好好训练肯定可以和日本军队分庭抗礼。这里有史迪威也绕不过去的环节，就是训练。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伪满为据点，往南推进，南京政府看起来已经统一全国，实际上不过是个虚架子，哪里有功夫训练。或许从这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消耗战策略，也不尽是下下策。

只是，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僵持，总归还是满足了格兰姆·贝克的阴谋论猜想——尽管彼时这种局面，一部分是因为日军没想要西进，当时他们已经占据了东部沿海的强势地区，形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跳板，西部没什么战略意义。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蒋介石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或者说姑息自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就索性避免正面交锋（听说最近有部叫做逃避可耻但有用的片，倒是适合蒋公）。至于敌后根据地的小打小闹，虽然让日本人很糟心，终究不过是癣疥之疾，无关要害。虽然已经有了巴巴拉塔奇曼的那本书预热，但再次认识到这一点，依旧让人觉得无话可说，仿佛所有如果的假设，终究还是逃不过一样的结局，完全没有另一个平行世界可能性的失望。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真实的没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