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锦集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一)：大师的视角与上帝的视角——大民族观的不同

　　也许是因为文化的隔阂，钱穆移居台北之后，很明显，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分享就显得很少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开始不太明白这些东西就是是怎么出现，然后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对于吕思勉顾颉刚，他的成就不算低，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就很少有人继续关注钱穆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者，在这本《民族与文化》中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每一个世界上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特点，但是因为在发展得过程中，历史、经济、差异、综艺、外在侵略等等各种因素，都让他们展示出了迥异的个性。在西方文化中，这本书涉及比较少，但是西方世界明显偏重于技术创新，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古埃及也是一样的，摩西带领这犹太人穿过地中海回返故乡也是一样的，因为民族的传统的不屠龙，所以罗马、中国、印度在文化上的差异就提现的很明确，根源其实在于宗教的信仰。而这本书揭示得重点也在此。

　　神是共有的特点，但是西方哲学启迪的是自然科学发展上的自然哲学的启蒙，人类的开始起源与对世界的认知，而中国的哲学在这里起源的却是对人类的认知。起源于现实社会的，其实愿意更多建筑在自然的基础上，比较容易转换为宪政，而中国的神学让人更关注人的发展，在钱穆的《民族与文化》中也提及了这一点，东汉的党锢到明代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就此灭绝于中原。这种对人性开始的约束就让我们在真实的社会上脱节了，一开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延续和奠定的其实是读书人的社会这种政治是仕子的政治，原始的法家打算打破这种垄断但是没有成功，而建筑起来的社会结构就让这些制度继续延续而下了。

　　所以把，所谓的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其实还是源自于现在的文化基础，钱穆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着眼了，然后由他延伸开来，不过如果可以针对西方的哲学、政治这些内容再进一步比较，那么，我想读者应该可以收获的更多的呢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二)：大师的角度

　　民族与文化，这个选题有点大，写的人很多，在当当上搜一下民族、文化这两个词，可以搜出几百册相关书籍。很多书篇幅很大，内容很广。但很多书大同小异，难有出彩之作。

　　而近期再版钱穆的《民族与文化》，则让人眼前一亮。其原因可能有几个：

　　（1） 钱穆是公认的近代国学一代宗师，学识渊博，其作品缜密谨严。

　　（2） 为人有读书人本色，不论在何环境下，均保持其学术立场，从不阿谀奉承。

　　（3） 没有受到文革迫害，始终以独立的学术态度弘扬中华文化。

　　综其所以，翻开《民族与文化》自然眼前一亮。很多史学观点对过去所学冲击不小，比如

　　对封建社会的不同理解：

　　封建社会是各有封疆的，各各关闭在各自的格子里面……诸侯们各自涨破了他们的各自格子，……郡县的新国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态与性质，与旧的封建国家决然不同。到战国时，七国乃至九个大强国，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所以之后一直喊的打倒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笑话了。况且中华文化的传承有着客观必然性，当你说着中国话、过着中国年，而后说要打倒旧文化，这个也有点搞笑啦。之前一直没明白五四运动的本质。现在通过钱穆对封建社会的解释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明言有了新的理解。

　　钱穆的四民社会观

　　钱穆先生，探究中国社会之演变，提出「四民社会」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可称之为「四民社会」。四民指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乃是以「士」为中心。

　　钱穆学术如果说有争论很大因素是由于其四民社会的提出。将整个社会简化成士、农、工、商，而着重强调士的作用。这个分法把皇权一族放在哪里了？把很多其它社会阶层放在哪了？

　　钱穆认为：凡能志道明道行道善道者，在中国谓之士。

　　这个分法就有意思了。不看社会地位，不看工作性质，只看品行修为。今日的中国如果按这个分法， 官拜厅级不能称之为士，小到清洁工只要德行OK，可为士。

　　《民族与文化》一个“士”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成为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今日再来看钱穆的书感觉很有意思。都说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我们从钱穆的书中找到了那种对历史纯粹的可爱。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三)：文化自信从何处来

　　文化、历史、社会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很抽象，却又很实用。每当我们追思自己的祖先时，都感到传承的不仅仅是生物基因，更多的是文化基因。在横向比较过程中，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真的有千差万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富裕的父辈之下，孩子可以不务稼穑仍然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西方则讲求父亲即便有钱也不代表孩子就可以不劳而获。究其根源，并不是我们国人更自私、更宽容，而是我们尽管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一直傻傻地分不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文化中关于社会最大的理解是以“国”出现的，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将社会等同于“天下”，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甚至对于民族的认同感也是与时俱进的，纯粹的汉族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汉族代表着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尽管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总是歧视外民族，污蔑他们是北狄南蛮西戎东越之类的，但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则是如假包换的满族，古往今来，正因为我们在封闭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所以对于民族的认识越来越模糊。 历史向前迈进的动力或者说是精神，似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仅仅以西方为研究样本，希腊文明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文化，而后者并不是从前者内部萌发的，而是釜底抽薪的；此后进入的中古时代，政教合一的社会治理同样也是各说各的理，哪怕在道理上讲不通，但是我的拳头比你硬，你就得听我的。反观中国封建史，则无一例外地是风水轮流转，在不否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前提下，所谓的王朝不过是改换“主人”的姓氏而已，朝代的兴替更多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义，旧朝的知识分子在新朝中仍然得到重用，活得滋润，也正因如此，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而是在波浪式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人对圣人是无比崇敬的，在唐代之前，我们尊崇周公、孔子；在唐代之后，我们将孔子与孟子并称，尽管进入了近代，我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对于圣人的追随还是坚定的，但是这些圣人的重要特征就是不是王朝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传播者，尽管中国也有秦始皇、唐太宗之类的，但人民对其认可只不过是治理能力，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多的是书写历史之人的臆想，不可以当真的。中国人讲教育，不讲哲学，而且教育是与政治相提并论的，这是西方社会不曾出现的现象，我们有必要站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上去研究民族与文化的关联。 西方人没有不读《圣经》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论语》的，似乎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古今，无论中外，都有相通之点，但是仅仅读书是不够的，通过同读一本书来构筑民族的价值观，则不仅有利于政治统治，而且有利于文化传承。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政教合一的，如果天下乱了，政治不清明，读书人是首先被谴责的，同理可证，西方所谓的宗教战争，几位牧师、神父也是难辞其咎的，进一步说，我们将社会的良心都安放在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训与文化传承，而是改弦易张，把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推动，进而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改造，我们几乎背离了初心。当下我们看不到危机，但是不久的将来，危机一定会蔓延，因此钱穆意念中的”历史已经走上了前古未有的黑暗，社会亦在土崩鱼烂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知灼见。 重提文化自信，不仅有必要，而且很重要。如何实现文信自信，这本书或许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四)：中国文化的独有力量

　　钱穆先生是位资深的教职人员，曾在多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工作，《民族与文化》一书其实就是钱穆先生在备课所用的讲义之上进行延伸的讲辞。

　　钱穆先生学识博达，一生著述八十多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被誉为“一代通儒”，所以对民族与文化两个方面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钱穆先生认为“民族与文化”这一个题目，该是研究国防中的一个最高最大的题目。因为一个国家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这是二十世纪的新真理。

　　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研究国防问题，最中心最基本的，依旧还是民族与文化的问题。

　　世界上既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不同的文化也只能求其交流。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提出的，即是某个民族曾创造了某种文化，而此民族却已在历史上退出了，但其所创的文化还保留在世界，由另一个民族来承接下去。

　　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像德国斯宾格勒文化悲观的论调，认为文化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阶段。即在最近，像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还是逃不了抱持一种文化悲观的论调，他认为人类文化到达了某个阶段，必然会僵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我们今天以东方人的立场，来讨论人类文化，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是某一个民族创造了某一种文化，而这个民族忽然中途夭亡了。最显著的，比如希腊，比如罗马是如此。另一种，像我们中国，不仅由中国人来创造了这一套中国文化，而又由这一套中国文化来继续创造中国人。所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仍占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比数。

　　这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和西方人民族观并不相同的缘故。

　　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线，是在文化上。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异文化，也就是异民族。

　　同中国人的民族观不同的是，西方人则更注重血统。

　　因此西方人写历史，一定要详细指出这一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共分几支，一一写得清清楚楚。（中国人写历史大多只说这是一个中国人，便不再往下细分了。）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扩大他们的国家，却始终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的缘由。

　　我们都知道英国只有三个岛，英格兰、苏格兰还有爱尔兰。

　　为什么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却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呢？

　　对此，钱穆先生的回答是，从根源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依旧还是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也们的民族向内融凝。而中国文化却与之截然相反，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钱穆先生指出，全世界更没有另一民族、另一文化可以与之相比，这是中国的文化独有的力量。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特质，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之特征。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五)：《民族与文化》前两篇干货分享

第一篇

　　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的《西方之没落》认为文化也有一种生老病死的过程。而西方文化已经到了没落的阶段。

　　黑格尔认为世界人类最优秀的是日耳曼民族。世界文化演进，最低级在东方，因太阳由东方转到西方，所以文化也从中国开始。中国最不行，慢慢走到印度，到希腊，到罗马，再到日耳曼民族，这才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这里我就想 日本呢？英国呢？日本算是更加的东方了，那岂不是最最落后的？英国是更加的西方了，那岂不是比日耳曼民族更高级了？）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支撑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不讲到民族相异、文化相异，却和耶稣一样，只讲天下人生活的一般性、大同性，这才产生了他的唯物的哲学。他看历史，是共同的，必然的，只有一条线。他从社会形态来看历史，从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再变成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以后有俄国人列宁，他是第一个由无产阶级起来抓到政权的。列宁又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外，加上一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句口号是从列宁开头，不是从马克思开头的，这就使列宁有资格和马克思并列了。

　　能领导民族，能发扬文化，这样的人，才是今天的大贤大圣人。现代中国史上，能担得起此一大任的，便只有孙中山先生。（首先，中国的每一时期的最主流的最高领导人本来就只有一个，如果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风头正劲，那么还真就只有他了。但也仅限于一小段时期，说是现代中国史上，仅有一人，就有些夸张了。）

　　民族可以共存，文化可以交流。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不同的文化只能求其交流。

第二篇

　　过去的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但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因为他们可能夸大他们的国家，却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

　　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想歪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之伟大处则正在这上面。孔子以前，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以后，则中国文化又再创造了中国人。

　　近代讲民族的都注重在血统分别上，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纯血统的民族，任何一民族都夹杂有异族血统。由中国古人看来，似乎民族接线就在文化上。这是中国古人一个极大的创见。

　　“同姓相婚，其生不蕃”。

　　（查了一下蕃， fán 茂盛:蕃茂。蕃昌。蕃芜。繁多:蕃衍(同"繁衍")。）

　　公子重耳就是同姓的人生出来的孩子，他四十多岁开始流亡，流亡了十九年回到晋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异征。因为他父母同一血统，而能长大到六十多岁，这像是天意要他做一番大事业。

　　“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诸夏，则诸夏之”。可见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限，是在文化上。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已文化，也就是异民族。

　　中国人注重在文化上，西方人注重在血统上。

　　Civilization是文明，向外传播的引以为豪的东西是文明。

　　Culture是文化，当地土生土长的和别处不同的东西叫文化。

　　中国一人，天下一家。

　　秦始皇帝所用的宰相并不是秦国人，所用的大将军也不是秦国人。李斯是楚国人，蒙恬是齐国人。

　　中国人思想不大行欢太分析，毛病是笼统，长处是综合。

　　西方社会特别看重富强。中国人主要讲安足。由中国人看来，也可说近代西方社会是强而不安，富而不足的。

　　淑华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君子谋道不谋食。讲到政治，中国人说“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师”。

　　因为心是一个的，从这一点可以慢慢扩大到那一点。你做子女懂得孝，做父母智慧懂得慈，将来处社会也就会懂得仁。仁也是人的心，此心遇见父母是孝，遇子女便转成慈，遇见朋友又转成信，其实只就是那一个心。

　　顾亭林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只是亡了政权，亡天下就是亡了人道，亡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依照从前法国孟德斯鸠的说法，有君主，有民主，这是所谓国体。有立宪，有专制，这是所谓政体。于是又君主专制，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这三种不同的政治。

　　钱穆认为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谓之四民。

　　“封建”二字在中国是原有的，但中国的“封建”二字是讲的政治。譬如周公封建，这是政治上一种制度。古代中国是封建政治，秦以后是郡县政治。

　　南宋初年，金兀术南下，苏州人死了五十万，这个城市之大就可想而知。唐朝末年黄巢之乱，寄居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有大食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死了十万人。一个城市里的外国商人到十万之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城市。

　　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可称为“游士社会”。两汉时代的社会，我们可称之为“郎吏社会”。汉以后又变为“门第社会”，然后是“科举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只该叫做“士人政府”。

　　从图书馆或研究所埋头苦心所得的论文著作，中国这几十年来少得可怜。我们是有大学而无教授，有教授而无著作，有著作而无见解，有见解而无价值。这是近代中国一大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