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读后感1000字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是一本由【加】琼•尤恩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018-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读后感(一)：小故事里的大时代
小故事里的大时代
评《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
看完本书之后可能有一点的小失望，因为关于白求恩大夫的描述并不多，书中更多讲述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护士”琼·尤恩关于自己来中国工作的经历，以及她自己在工作中的一点感悟。从这一点来说，本书的标题或多或少有“蹭热点”的嫌疑，只是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相信白求恩大夫在天之灵也不会介意这些了。在她短短的中国行程中，有一段和白求恩大夫的共事时间，那段时间他对于白求恩大夫的描写也不是非常充分，只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那种共事的情谊还相当值得留念。在尤恩护士的描述中，白求恩大夫是一个工作狂，他对工作非常尽职尽责，而且有一种拼命的状态；尤恩护士也指出了白求恩大夫身上的不足：爱着急，不太尊重同事。从白求恩大夫和尤恩护士的对话中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人无完人，我们通过尤恩护士的描述看到了白求恩大夫的另一面，也达到了更客观看待一个人的目的了。
一个与中国毫不相干的女护士，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支援抗日战争？历史中有很多的偶然，这种偶然也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中国之行让尤恩护士看到了与加拿大完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通过尤恩护士的描述，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国际人士对于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抗日的具体细节，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们看了很多国内很多作家关于抗日战争的描写，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著名战役的描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阶段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但很少从一个国际视角里去看待那个年代下的中国。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料，了解历史，掌握更多的知识，拓宽我们的思维与视角，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立足与发展。
2019-6-27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读后感(二)：一个来华加拿大护士眼中的诺尔曼·白求恩
但凡知道“老三篇”这个提法的，多半也都背诵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三篇，当然也对这两段话记忆犹新：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如果说背诵《纪念白求恩》这一篇的时候，印象仅仅停留在诺尔曼·白求恩是个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那么，或许这还很不够，至少算不上得到了一个立体的白求恩大夫的形象——所以，还需要别的一些什么。
不必在意琼·尤恩只是在记录流水账，也不必在意她的文采不够好，只须知道，她是第一见证人，把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留心到的一切，能够忠实记录下来，让今天的读者能够读到，如同身临其境般，“见到”活生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那些个人和事，“见到”未加修饰、有着典型的白求恩大夫的所有一切，这就足够了！价值就是在这里。
对于书中所记录的内容，琼·尤恩能够确保的，就是“书中之事”，虽然“已是陈年旧话”，但她愿意“核实”，并且证明“它们全是事实”。琼·尤恩说，“20世纪30年代已经过去，在此之前以及当时我的经历，有进如狂风暴雨，有时又让人沮丧哀叹，但绝不乏味”——事实的确可以证实这一点。
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发生了1931年~1945年间的十四年艰苦抗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不过短短一瞬，却意义深刻；不仅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甚至在未来很久很久，都会告诉以后的人们，和平和发展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当然，70多年前所发生的一切，也会告诉更多的人，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包括诺尔曼·白求恩，还有琼·尤恩，还有埃德加·斯诺，还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更多的国际友人的帮助……所有这些，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读后感(三)：战火中的白衣
不过，白求恩的故事我们知道的真的很少，所以就更想通过《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去了解他，接近他，还原真实的他。白求恩大夫的这位随行护士名字叫琼·尤恩，是加拿大人，女性。她记录了1932年至1939年间在中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湖北、湖南等地的救护经历及见闻。琼·尤恩自己说“书中之事，已是陈年旧话。我无意置评是非，也不做影射暗讽。我深知质疑之声甚多……20世纪30年代已经过去，在此之前以及当时我的经历，有时如狂风暴雨，有时又让人沮丧哀叹，但绝不乏味。”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琼·尤恩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做出的是忠实的记录，她不怕别人的怀疑与非议，也无悔于那段在中国战火中的时光，她把这些故事呈现于纸面之上，还原的不止是国外医疗救护人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工作现实，也是对整个中国抗战岁月的侧面记录。
最初琼·尤恩只是把到中国去当成一种“工作”，时值加拿大经济大萧条之际，刚毕业的护士能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更何况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工作。她乘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艰苦的环境中协助大夫给病人看病。虽然琼·尤恩从来也没有说过她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她一定是有的，不然也不会对时间、地点、人物，还有很多当时的细节记忆如此清晰。
在琼·尤恩的眼中，白求恩大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共产主义者，他名声在外，是“圣人”般的存在。但真正相处的时候，她发现他也是个情感丰富，有血有肉，可敬可爱的人。他也有脾气暴躁的一面，有时候会大发雷霆；有时候又对身边的人很关心体贴。他对到前沿战地工作毫无怨言，甚至非常乐意；他还会随时拿出身上的任何食物与物品去帮助途中遇到的中国百姓。他也非常幽默，用“这不是施舍而是贷款，战争结束后，他会回来收账的”这样的话语去宽慰接受他帮助的一位年轻母亲。
白求恩大夫对琼·尤恩也时而温和，时而严厉。他会告诉身边这位年轻的护士他们之间只能是医生与护士的关系，叮嘱她绝对不可以擅自给病人做诊断或者开药，也会在她受到过度惊吓的时候安慰她。虽然当时琼·尤恩反应激烈，行为太过任性，但她知道，白求恩大夫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让人们具有同情心、忠诚和责任感。她也亲眼见证了他的献身精神，赞颂他“不仅是医生，而且是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从最初的期待看到更多有关白求恩大夫的段落，到后来渐渐被琼·尤恩笔下的中国社会所吸引，共产党人在延安的生活，各位领导人的特色与风姿，以及他们做游戏、跳舞、表演、打球、看电影等日常生活都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画面。而琼·尤恩本人，也经过长期的中国生活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生活、女性生存、生育情况，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特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不过，白求恩的故事我们知道的真的很少，所以就更想通过《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去了解他，接近他，还原真实的他。白求恩大夫的这位随行护士名字叫琼·尤恩，是加拿大人，女性。她记录了1932年至1939年间在中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湖北、湖南等地的救护经历及见闻。琼·尤恩自己说“书中之事，已是陈年旧话。我无意置评是非，也不做影射暗讽。我深知质疑之声甚多……20世纪30年代已经过去，在此之前以及当时我的经历，有时如狂风暴雨，有时又让人沮丧哀叹，但绝不乏味。”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琼·尤恩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做出的是忠实的记录，她不怕别人的怀疑与非议，也无悔于那段在中国战火中的时光，她把这些故事呈现于纸面之上，还原的不止是国外医疗救护人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工作现实，也是对整个中国抗战岁月的侧面记录。
最初琼·尤恩只是把到中国去当成一种“工作”，时值加拿大经济大萧条之际，刚毕业的护士能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更何况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工作。她乘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艰苦的环境中协助大夫给病人看病。虽然琼·尤恩从来也没有说过她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她一定是有的，不然也不会对时间、地点、人物，还有很多当时的细节记忆如此清晰。
在琼·尤恩的眼中，白求恩大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共产主义者，他名声在外，是“圣人”般的存在。但真正相处的时候，她发现他也是个情感丰富，有血有肉，可敬可爱的人。他也有脾气暴躁的一面，有时候会大发雷霆；有时候又对身边的人很关心体贴。他对到前沿战地工作毫无怨言，甚至非常乐意；他还会随时拿出身上的任何食物与物品去帮助途中遇到的中国百姓。他也非常幽默，用“这不是施舍而是贷款，战争结束后，他会回来收账的”这样的话语去宽慰接受他帮助的一位年轻母亲。
白求恩大夫对琼·尤恩也时而温和，时而严厉。他会告诉身边这位年轻的护士他们之间只能是医生与护士的关系，叮嘱她绝对不可以擅自给病人做诊断或者开药，也会在她受到过度惊吓的时候安慰她。虽然当时琼·尤恩反应激烈，行为太过任性，但她知道，白求恩大夫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让人们具有同情心、忠诚和责任感。她也亲眼见证了他的献身精神，赞颂他“不仅是医生，而且是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从最初的期待看到更多有关白求恩大夫的段落，到后来渐渐被琼·尤恩笔下的中国社会所吸引，共产党人在延安的生活，各位领导人的特色与风姿，以及他们做游戏、跳舞、表演、打球、看电影等日常生活都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画面。而琼·尤恩本人，也经过长期的中国生活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生活、女性生存、生育情况，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特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读后感(四)：文汇报：贺龙认识的白求恩的助手
贺龙叫我“洋鬼子”
我们转移到岚县——贺龙的司令部所在地时，6月差不多要过去了。很快副官让我们在司令员的房门口等候接见。我们清楚地听到副官喊报告，然后说，他带来了弹药、牛肉罐头、药品、战士、夏季服装、5个卫生员以及1个外国女人。
“什么？”一个深沉的男声问道。
“一个外国女人。”副官不慌不忙地回答。
然后，一个“小鬼”把我们领进贺龙的私人房间，他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司令员。
他打量了我一下问道：“嗯，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错，”他答道，“他们都是好人呀。”
贺龙，现在正庄严地站在我面前，个子不很高，宽肩膀，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气。他方脸庞，浓眉毛，眼睛明亮，嘴巴大而富有表情，嘴唇上还有两撇引以为豪的胡子。他常含着一只黑烟斗。这烟斗很少点着，待谈得投机之时，便在嘴角挪来挪去。他年已50岁，但长得很年轻，行动从容潇洒，举止轻松灵活。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率领的部队曾并入国民革命军之中。
我问他是不是曾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过一艘摩托登陆艇，现在被称为“贺龙的海军”。那艘登陆艇被用来在湖泊中指挥游击队打国民党。
有好多年，贺龙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0次努力，终于被接受了。他能阅读书报，而且还自修古文。外表上，他是一个像岩石一样坚硬的汉子，但只要打破这层硬壳，据说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温情的男儿。
萧克——副司令兼政委走了进来，说他刚刚听到有个外国女人跟贺龙在一起，竟有这种事！萧克是一个身形瘦长、活泼好动的人。他说话很快而且说话时常常走来走去，老是用手比画着。我相信要是他的手没有了，他就说不出话了。他比贺龙年轻，大概30多岁或40岁出头，要不是脸上有粉刺，还是很英俊的。他很想在下巴留些胡子，可惜不能如愿。
两位首长对我住在哪儿合适议论了一通，因为他们不愿意我待在军营里。贺司令把陶东叫了来。陶东是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教师，业余当戏剧导演。她走进房间看见我，眼神里充满惊讶。贺龙把情况给她交代清楚后，说道：“这个洋鬼子是来看护咱们的伤员的。你把她带走，需要什么就给她什么。”从此以后，我这个“洋鬼子”的名字就被叫开了，老乡们和战士们都这样叫我，但并无恶意。
住在岚县的第一晚，我刚躺下就响起了讨厌的没完没了的敲门声，大家都被吵醒了。面前出现了令我惊异的一幕：一个农民装束的人，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仲夏里竟是冬天的装扮。他的双手抱着一大堆东西：美国咖啡、香烟、饼干和巧克力酱。他说他的游击队拦截了一支日本运输队，大约有20辆卡车，上面载满了给养品和好吃的东西。他行个礼便转身走了。第二天，我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看到汽车轮胎、车轮、电池以及各种汽车零件堆满了一地。能用的就留下，不能用的诸如马蹄钉、挡泥板等就砸碎用来制造炮弹，然后“物归原主”。
贺龙的马
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司令部的两张长桌子上吃饭。饭后，大家都到运动场去打网球或排球，这是人们，特别是姑娘们，最喜爱的运动。球场管理得很不错。赛马也很受欢迎。马儿都是被牵到运动场并且上好了马鞍的。
有一次，贺龙让我骑他的马。我想，他大概想看我掉下马背出丑吧。但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稳稳当当地坐在马鞍上。马儿在空地上兜圈子，打响鼻儿，搔地，尥蹶子。后来，它大概看出来我并不想下去，就轻快地奔跑了一段。但只跑了一会儿便站住不动了。贺龙说我是第一个骑这匹马的女人。我知道，这匹马并不喜欢让女人骑。
运动场上，有两匹经历过长征的牲口：一匹老马和一头骡子。
“有两件东西，红军在长征时没有损失，那就是骡子和女人。”贺龙开玩笑说，“在伤亡名单上，没有女人，也没有骡子。”
然后，贺司令说他要为我表演他的绝招——这样的表演也许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了。一个“小鬼”吹响了空袭警报，马群便腾空跃起，骑士们下了马，把缰绳越过马头稳稳地拽紧。这时，所有的马都屈下一条腿，接着又屈下另一条腿，然后，每匹马都臀部着地，侧身躺在地上。没有发出解除警报以前，它们就这样躺着不动。但一听到军号吹出长音，它们就立刻站起来了。
到息马坡执行任务
8月的一个下午，贺龙司令来到医疗站，还真是稀罕。他说东北方向战斗频繁，有不少游击队员负了伤，希望我们派些人到那儿去。我们大家都为有此机会而高兴得跳起来。
交代好谁也不准擅离指定的地区后，白天的炎热一过去，我们就出发了。下午5点左右，收拾好急救包，钟大夫、李大夫、一个卫生员和我便骑马出发了。一切都按命令执行。我们和走在前头的尖兵保持一大段距离。沿途的农民向我们要治疥癣和沙眼的药，我们还给受伤的人治伤。麻疹正在儿童中大暴发。实际上，每家都有得病的，还有不少有并发症。有些年轻人成了盲人或半盲，有的腿脚水肿，有的得了心脏病并发症。营养不良是各个地区最大的问题。人们吃不饱、没有钱买粮食，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有些地方本来就多灾多难，这场血腥战争更是给老百姓的苦难雪上加霜。我们试图向妇女们讲解用“隔离”的办法来解决流行病的问题，但她们理解不了。
受伤的老百姓见到我们很高兴。从来没有任何医生或者教会的人给他们看病。很难想象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竟然贫瘠得无法用文字形容。我不知道50年之后，这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情况应该不会更糟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到一个叫息马坡的镇上去。这里的乡村景色同南边的临汾不无相似之处。忽然，我们闻到一股恶臭，而且每前进一步，臭味就越重。4个战士骑马奔向我们，一定要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还说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李大夫、钟大夫打算返回，但我想再往前走走，看看日军留下的“礼物”。
我们3个人一面安排伤员们赶快休息，一面着手去除盖在他们伤口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些伤员的伤口是用白纸当纱布包着的；有的曾用牙粉来止血，效果很好，但问题是现在如何把那些硬痂揭掉而又不会重新引起出血。
我们返回岚县时，速度很快。我们始终走在担架队前头。钟大夫和李大夫不时走到担架队伍中，给伤员发止痛药，或者给他们送茶。
包括贺龙司令在内，司令部的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贺龙还请我们吃晚饭。席间，我们向他讲述了我们的经历。后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拍了拍我的头，说：“我说，‘洋鬼子’，当日本军队侵略你们国家时，你们的人民会怎么想呢？”这个问题确实该好好想想，尤其是那些住在中国大城市租界里的白人该想一想，难道他们还认为由于自己的肤色是白的，日本兵就会对他们发善心吗？
——摘编自《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1932—1939》，北京出版社出版
作者：[加] 琼·尤恩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本文首发于《文汇报》，原标题《听说贺龙跟一个外国女人在一起，政委萧克很吃惊，贺龙还为她展示战马的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