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经典读后感有感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是一本由（明）张岱著作，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0.00元，页数：3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精选点评：

　　●张岱写文好用古字，斧凿之气甚重。陆游曾说：“近时乃或钞缀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高妙，不知有笑之者。”观晚明文人所著文字，多喜古字，可能当时文气使然！此书几篇名作反而甚少古字，读来清新可人。

　　●陶庵《自题小像》有:“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自嘲之句，最是其人生性情之写照。从前先行读过《梦寻》因其文多载诗词，篇幅短小精悍，作为涉掠古文的启蒙读物恰好不过。后来又断续读了《琅嬛文集》和《夜航船》，如今回过头来再读《梦忆》。如其自序中所云:“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又云:“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但读其文章，多记江南山水人情，楚馆戏曲筵席，古董书画酒茶，极尽奢华繁靡之能事。可风，可月。可花，可雪。果且“忏悔”乎？果且“果报”乎？所见唯梦矣。如其所云:“唯恐其非梦，又唯恐其是梦。”读张岱《自为墓志铭》可知，年至五十是他的人生转捩点。昔有唐诗云:“息心观有欲，弃知返无名。五十知天命，吾其达此生。”梦两楹，梦蕉鹿。梦实之悖，如寐斯揭。

　　● 养心妙品，适合躺床放松惬意读，反复读，不过时有生僻字，总不愿意放过，习惯用手机查，有时查不到，后来干脆买了本一指厚的古汉语词典。有点累，如是说。

　　●《全集》

　　●读过以前的版本。这次参加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抽奖活动，第一次参与这种抽奖活动，不想居然中了，一等奖，一本书，一幅画。而且恰逢开年……应该是个好兆头吧！再认真读一遍。

　　●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第一， 以“追忆”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和重要母题。《陶庵梦忆》是其中的代表作。张岱虽然也写自然山水，但骨子里是一个都市诗人。他以文字形式再现了明末时期繁华的江南都市和热闹的世俗生活。态度是欣赏和留恋，而不是像一些文学批评认为的，是自我忏悔。张岱的性情特点，是无视世俗观念，只以深情真气来评价人、定义人。第二，《陶庵梦忆》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语言。张岱集晚明时期的公安、竟陵两派文学之大成，将古代散文写作提升到了新境界。他的语言貌似平淡，却又是绚烂至极的，是汉语美感和表现力的典范。

　　●将此版本与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书的整理本进行了比较，此版本校订确实精细许多，附录的相关材料也多很多，还有配了精美的插图，确实是值得收藏的版本，雅致。

　　●古文底查，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感叹读完西湖梦寻再游西湖就好了。

　　●人在现实中是渺小的，譬如学写字，认真临一二帖便够用。看闲书，好好看两三本也满足。爱人，爱一个就是一辈子。人只在梦里伟大。譬如张岱的梦。

　　●以前，读梦忆。没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张岱一生只到过四个省，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 这次重读，在《燕子矶》一节，看到“戊寅到京后，同吕吉士出观音门，游燕子矶” 个人觉得，到京应该改成到宁，不知道编者是否同意。特此注一笔。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一)：休

　　鼓吹清和，

　　怎的说，

　　温风如酒，花颊如火。

　　燕儿翩飞去也，

　　繁华一梦，

　　花朝尽散人也秋。

　　任谁道，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曲倦灯残，

　　酒里泪里，

　　胡尘万里，

　　十二兴衰几多愁？

　　千载太虚无非梦，

　　一曲衷情不肯休。

　　根据摘抄和一些评论写的。

　　张岱这个人啊，温柔又有风骨。贵公子清贵归清贵，但谁也没想到，他甘愿陪明到百年。

　　就凭这一点，我喜欢他。我想到了汪曾祺，虽然没什么联系，但都是那么温柔啊。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二)：湖心亭看雪的那个张岱，他有这——么可爱

　　

张岱此人，年轻时很喜欢干一些不走寻常路的事。

比如，张岱乘舟从江苏去山东，经过金山寺，见月色很美，心情大好，就停舟上岸，叫傒童（张岱家里豢养有一些学唱戏的少年，其中有名姓者，有岕竹和楚烟等。张岱在《西湖梦寻》的自序中曾写道：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旧役小傒，今已白头，梦中仍是总角——其人物皆非也至此）拿了唱戏的道具，在大殿上张罗灯火，唱起戏来，一时锣鼓喧嚣，将寺里僧众纷纷惊醒。众僧惊讶，却不敢问。他也不解释。等到戏演完，天也快亮了，张岱收拾收拾就走了。僧人们跟到山脚，目送他离去，最终也不知他是人是鬼还是哪路神仙。而他心下偷笑着，一脸淡定地翩然过江去了。

再比如，张岱和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上险峰看日落，看完日落又决定冒着被野老虎吃掉的风险接着看月亮。到了半夜，山岗寂静，悄然生怖，这才拄杖下山，不料半途遇到家仆和山僧举火来寻。第二天，竟有传言说半夜山上数十人举火，怕是有山贼过岗。张岱笑而不语，想到南朝谢灵运半夜开山道，被太守当作是山贼，而自己没被绑去进献太守，也算是运气不错，值得偷乐。

张岱好美物却不必占有。他托朋友秦一生买好石头来做砚台，秦一生听说山阴狱中有大盗，持着一块璞玉般的好石头，要价二斤银子。张岱分不出来好坏，刚好去武林（也就是杭州），就拿去给自己的堂兄弟燕客看。燕客说，辣鸡，用来垫桌脚还差不多！张岱信以为真，让秦一生拿回去还给了大盗。孰料燕客半夜悄咪咪地去找大盗，用三十金买下了这块石头，让人制成一块“天砚”，又怕被秦一生和张岱发现，将上面原本的五星拱月图案铲去了两颗星。秦一生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同张岱告状，张岱一笑，并不计较，还拉了秦一生去燕客那里看砚台。燕客请张岱为砚台铭文，他也欣然应允，为这块砚台吹了好一通彩虹屁。

张岱吐槽贺知章急流勇退是假，富贵利禄是真。说贺知章想要学黄老之术，去拜见一位卖仙丹的王老，拿一颗珍珠来作交换，王老随手便拿珍珠换了一张饼来吃。贺知章顿时后悔了，嘴上虽然不说，心里懊恼万分。王老便将珍珠还给贺知章，骂他吝啬小气，还妄想成仙。

张岱吐槽旅游景点附会典故。他到山东，去孔庙和孔林游玩，看到从兖州到曲阜的路上，都有当时的当地官员用木坊作标识，有的上面写着“齐人归讙处”，有的上面写着“子在川上处”，这还算说得通，也就罢辽。但是到了泰山顶上，竟看到石头上刻着“孔子小天下处”，不由哑然失笑。

张岱说自己25岁时好斗鸡，有一天，读了野史，野史说唐玄宗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后亡了国，于是想到自己也是酉年酉月生的，从此便戒了。苏东坡也迷信星座，“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但东坡与韩愈作比，物伤其类，恰如其分，张岱类比的对象竟是唐玄宗，实在有点令人震惊……虽然大明最后确实是亡了。

张岱也会写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前面提到的那位好友秦一生，他的死就很玄幻。张岱写道，宁波阿育王寺有个舍利子塔，参拜者瞻观之时，舍利子会根据各人因缘现出不同色相身相。如果什么都看不到，就说明这人快死了。张岱和秦一生一起去参拜舍利，张岱抬头看到了佛珠连络的形象和白衣观音像，而秦一生什么都没看到——后来果然在这年过世了。张岱又写了个万历年间的故事，说内阁首辅朱赓家有姬妾，他的夫人陈氏又是个河东狮吼的主儿，所以他一向头痛得很。正巧家里有支颇具灵性的神笔，用来扶乩，往往灵验。朱赓便向神笔求取化妒的丹药。神笔于是写下乩文：男人就是难，不难就不是男人！那丹药就在你的枕头里呀！结果，朱赓真的从枕头里找到一枚丹药，哄着老婆吃下了。陈夫人吃了之后，心情大悦，到处跟人说：老头子有仙丹，不给姬妾们吃，只给我吃，看来还是疼我的嘛。俩人于是和好如初。这件事，阴谋论地看，明显就是朱赓的某个小妾干的，朱赓说不定还参与了合伙，但张岱并未对此提出质疑，看来还是宅斗经验不够丰富。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于是写了个他朋友祁止祥爱娈童的癖好。时人有好南风之俗，但像此人这般“女人如衣服，娈童如性命”的，可能真的是个基佬。这个祁止祥对他名为阿宝的娈童，也确实是情谊深重，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仍说“要阿宝没有，要命一条”。而阿宝对主人亦是不离不弃，祁止祥逃难时，他沿途卖艺来养活祁止祥，应了那句“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达时琴瑟和鸣，穷则相濡以沫，谁说不是真爱呢。张岱对这段感情并无臧否，但对于这位朋友，却看得出来心里是赞赏的。

张岱是这样可爱的一个人。可《陶庵梦忆》又是这样虐的一部书。虽然每一节都极有趣味，但一想到张岱写下这些文字时，已是国破家亡，不复旧日王谢，失魂落魄，恍如隔世，此刻再忆前尘往事、当年闲情，未免令人生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之叹。张岱虽在序中自言是向佛前忏悔之用，其实又何尝不是对故国和过去生活的眷恋？

逝水流年，恍若一梦，就如张岱自己在《西湖梦寻》自序中写的那样，大明亡后，当他漂泊多年再回到西湖，时移世易，这里早已不是当年模样。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旧人旧事旧物旧楼台，如今只可在梦中去寻了，所以“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不看眼前破碎山河，惟愿能保全记忆中的美好。

流水落花春去也。休对故人思故国啊，宗子。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三)：收拾琅嬛梦，元无斧凿痕——《陶庵梦忆》整理漫记

　　五星给张岱和第一整理者路伟老师，我作为第二整理者有幸参与，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陶庵梦忆》初校稿是我完成的，如果有幸做得较好，都是路老师订补有功；疏漏之处，自当由我负责。

　　这篇整理漫记，路老师本打算帮我投稿的，数次辗转也不知投成了没有。不过哪怕刊出，想必也会因为篇幅的缘故有所删略。今天终于收到了出版社的样书，应该比不少读者还晚了，特此把整理漫记发出，以为收到样书的纪念。

从“外校”到“作者”

　　2017年8月，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因为一个项目需要参校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的几个本子，找到正在放暑假的我前往调阅，算是当出版社“外校”。彼时我在古籍整理方面才刚入行，经验不多，往往因为一些简单的问题不明白而去请教，或是看不懂草体字，古籍馆内不让拍照，只好摹写下来请路老师辨认。

　　大概态度还算认真，也确实为路老师省了不少麻烦，所以尽管我只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社里给的报酬倒也不少。之后路老师说他要重新整理《陶庵梦忆》，仍需我去国图古籍馆帮他看几个稀见版本时，我一口应允。当时觉得，能为自己喜读的张岱做些工作，与有荣焉。

　　一次，路老师和我讨论《陶庵梦忆》出版的署名问题。大概路老师当时预计会有不少《陶庵梦忆》的版本需要我校阅，我所作的工作应该远不止“外校”的范围，所以提议“此书我们二人合署”。

　　我作为外校，怎么突然就当了作者呢（古籍出版行业对古籍整理者称呼也是“作者”）？惶恐之馀，我想到附路老师骥尾的荣幸，外加觉得自己好在认真，能力不足的地方，路老师肯定会拉我一把，所以不顾那么多，当即答应了下来。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成为“作者”意味着背负多大的责任。

两种王见大刻本

　　和一般采用南海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作为底本不同，这次整理《陶庵梦忆》以乾隆甲寅王文诰刻本作为底本，此本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

　　说到王文诰，我一向知道他曾编撰《苏诗编注集成》，和冯应榴《苏诗合注》、查慎行《苏诗补注》合称清代三大苏轼诗集注本。这回才知原来《陶庵梦忆》的初刊本刻书人竟是这等大来历。

　　相比起注苏诗的王文诰，刻《梦忆》的王文诰给我的印象主要来自每篇末尾的“纯生氏曰”，还有扉页的印章“见大”。从前只知道王文诰曾在乾隆年间刻过此书，但是路老师告诉我，他在道光年间重刻了一次，让我看看国图所藏巾箱本是不是就是他的重刻本。

　　我取了书，书函外面贴着一张题签，写着“梦忆 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翻阅此本，发现每篇篇末已经没有评语，连乾隆本书前所附、并见于瓯山金氏本（即《砚云甲编》本，仅收四十三篇，只有一卷，与通行八卷本不同）的《陶庵梦忆序》也没有了。但是，不同于乾隆本对刻书之事仅有几句简短交代，道光本有一篇长序，将此书刊刻始末交代得很详细。

　　乾隆本中，王文诰只交代“此本余从王竹坡、姚春漪得之，辗转钞袭，多有脱讹。置箧中且十年矣，岁辛亥游岭南，暇时翻阅，粗为点定，或评数语于后。意之所至，无容心也。客过寓见者请公同好，遂以付梓”。而写道光本序言时，已是三十年后回溯过往，感慨系之：

余因中表兄姚春漪得此书于铁线巷竹坡王氏。竹坡以颜柳名世，与天官大夫、拙老人争长，而奉此书为枕中閟，虽家人不得见之。及余往，慨然出以为托，且曰：“吾与宗子若同居起、食饮、言笑者垂五十载，今老矣，顾此书非得人不传，乞子一发明之，用毕吾愿。”余谨受以归，许以得当为报。其后较刻于岭海，事在乾隆甲寅之纪。书成欲寄，而竹坡遽归道山。春漪名上礼部，亦淹谢都门。由是一痛，而罢置此书，不复寓目。继以南北交驰，并失雕版，迄今又三十稔矣。……竹坡名堂，春漪名思勤，皆武林人也。

　　读来竟颇有物是人非而旧物可恋之感，我在录入此篇序言时，到此不禁动容。

　　道光本流传更少，国图藏本还是残本。道光本虽对乾隆本作了些校正，但是也有失误脱漏。不过第四卷《宁了》一篇，有一段描述异鸟“秦吉了”的文字颇有趣。这段文字乾隆本只作“一日夷人买去，惊死”，但在道光本中写作：

一日夷人买去，秦吉了曰：“我汉禽，不入夷地。”遂惊死。

　　这段话应是王文诰刊刻乾隆本时有意删去的。其时文网甚密，他担心惹下祸端。张岱文章看似风趣好玩，实则暗含家国之痛。

　　国图藏道光本虽是佳善，但是不全，第七、八两卷是根据粤雅堂本补抄的。当时我们知道黄裳先生藏有一部完整的道光本。倘若黄裳先生在世，此事不难，想必他作为“张岱铁粉”定会慨允复制拍照。但先生已归道山，遗藏封存，这事就难了。

　　此路不通，只得另想他法。幸而路伟老师神通广大，查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也藏有一部道光本。他辗转联系到正在伦敦大学做交换生的浙江大学王依艺同学，检视此本为完帙，并代为拍摄全书。洋人所藏中国古书改为洋装本的不少，此本也不例外。此书书脊上除了“MUNG YIH”字样以外，还有英译名“DREAMY RECOLLECTIONS”，我心里暗暗为这个译名叫好。

　　除了道光本之外，国图古籍馆还藏有一个刻本，著录信息很模糊。此本版式行款和乾隆本全同，书前有一段隶体序言，阅后知是杨春森翻刻。书末有“桂林贺广文刷印”的字样。路老师后来给我看了一段鲁迅的日记：“又《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此为王文诰所编，刻于桂林，虽单行本，然疑与《粤雅堂丛书》本同也。”大概所指就是此本。这个翻刻本与道光本都系苦雨斋藏书，翻阅知堂书跋，只提起过乾隆本和道光本残本以及邹存淦的补钞，却没有说起过杨春森、贺广文等人。至于国图所藏是否是鲁迅转赠其弟者，尚未可知。

校书且看雪

　　2018年1月下旬，南京图书馆。大雪三日，校书三日。取阅南京图书馆藏的与顾公燮《砚馀随笔》合抄的《梦忆》抄本。此本应属于《砚云甲编》本系统，虽然篇目全同，次序小异，但竟分上下两卷，文字也有些独特。

　　在南京图书馆校书过程相当愉快。在北京时去国图校书，总得逼着自己起个大早，吃完早餐从学校搭地铁，出西四站走过半条文津街，到古籍馆，在馆里蹲一天。校书累了倒也可以起立欠伸，但是馆内馆外并无景致，只好发发呆罢了。在南京图书馆就不一样。本来窗外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虽是个假古董，也给人一种身在古都的感觉，远远望去依稀可见秦淮河。我在北京待的时间不长，见过几次下雪，虽然头一次见到下雪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像个典型“南方人”，但毕竟雪太小，积不起来，徒增路滑而已，也结结实实挨过一跤。往后不知怎的，对于这点不成气候的雪嫌弃多于期待。而在南京，真的饱了眼福，见到了大雪。明明在北京已为人生初次见雪欢喜过了，但是在南京，我仿佛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看见雪，难掩心中兴奋。

　　南图藏本属于《砚云》系统的抄本，和通行的八卷本相较，《湖心亭看雪》一篇异文颇多。八卷本作“雾淞沅砀”，此本作“霜淞沆砀”。“沅砀”之“沅”字系“沆”字之误。至于“雾淞”和“霜淞”，我在南京看雪景的体验是，雪后天地一片清朗，倒不见得多有“雾淞”之感，反而外面高树银装素裹，作“霜淞”似乎更对一些。

　　但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后来我在图书馆翻到朱剑心的《晚明小品选注》，他这么注“雾淞”：

雾淞，或作霿淞。曾巩《冬夜即事诗》自注：“齐寒甚，夜气如雾，凝于水上，旦视如雪，日出飘满阶庭，齐人谓之霿淞。”又《字林》：“寒夜结水如珠，见晛乃消，齐鲁谓之雾淞。”

　　“霜淞”明明是“霿淞”之误，我当时偏爱江南好景，才有如此误信。

　　之后又去了宁波天一阁。到宁波已无积雪，大概地气暖的缘故。但连日舟车劳顿，使我略感风寒，咽炎相当严重，咳嗽不已。天一阁藏的是《砚云》本系统的另一个本子，即道光年间蔡氏紫梨华馆刻本，与瓯山金氏本内容一致。《砚云甲编》乾隆刻本之后，又有咸丰年间绣州金氏重订本（当即瓯山金氏后裔重刻）。紫梨华馆本和金氏重订本大概只据《砚云甲编》乾隆本原样翻印，未再更动。

　　寒假期间逗留江南，即为《砚云甲编》系统诸本而来，版本流变状况比预想的简单许多，因而并不特别费工夫。校书之暇，又赏雪景，不亦快哉。终因病体渐觉沉重，不得不提前返家。没能多留几日，大饱江南风景以后再走。

王文濡

　　2018年春季学期开学后，我因为课程较多，没有太多时间跑国图古籍馆了，只好转而利用课馀校几个晚清民国时期的本子。这些本子的版本学意义也无法与之前的刻本、抄本相比，谬误也比较多。本来参校这些本子，是觉得没有依据的理校终归也有价值，没有想到居然理出一个《陶庵梦忆》的近代版本流传系统。

　　最初读马兴荣点校本《陶庵梦忆》，知道《梦忆》有《说库》本，《说库》是王文濡辑印的笔记小说丛刊。当时正好路伟老师也提供了此书的《雁来红丛报》本。我见其小序后附一条识语：“按此书刻于《砚云甲编》，又刻于《粤雅堂丛书》中。《砚云》系不全本，《粤雅》版亦毁，故付手民排印之。”后知是黄摩西识语，又在卷二《沈梅冈》的“又闻其以粥炼土，凡数年，范为铜鼓者二，声闻里许，胜暹罗铜”句下发现一条注文：“土能成金属，大约铅质，非铜也。摩四。”这个“摩四”显系“摩西”之误。

此本还有些看似能通，但是没有道理的异文，《金乳生草花》说金乳生养护自己的花园，“一日必一周之”，《雁来红丛报》本作“一月必一周之”。虽然按我的惰性，一月一周之已属难能。但是若非一日一周之，金乳生的爱花形象决不会如此跃然纸上。而《陈章侯》的“章侯独饮，不觉沾醉”大概因为“觉”字刻本有作异体字“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四)：转：栾保群 浙古本《陶庵梦忆》读后

　　已经定下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编《新校注陶庵梦忆》，出版方正在准备付印，好赶上参加今年1月书展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路伟、郑凌峰诸君所校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下简称“浙古本”）即将面世。我立刻请示编辑先生，能不能让我看到这本书之后再付印？而出版方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朋友已经把书寄到了。我激动地拆开包，先把“整理前言”拜读一过，见参校诸本中，梦寐以求的“王见大本”（整理者称“王乙本”，本文依本书之例称“道光本”）赫然在内，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科学院图书馆藏的手钞本（整理者称“科图本”）。眼下所能知道的各种版本尽收囊中，点校者缕叙版本源流，如数家珍，让我顿有坐拥宝山之喜了。 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把《陶庵梦忆》部分细读一过，校勘者的精细功夫令人钦服，使我收益多多。所遗憾者，不能用“浙古本”的成果重新进行整理，以使拙注生色，只好用这篇《补记》把得到的收获罗列出来，以谢读者。 一 先说道光本。对道光本的看法我已经在本书前言中说明，出于摹想，期望虽多，但已经把它看成乾隆本的修订本，并不企冀得到惊人的发现，但细读校语之后，仍然有不能满载而归的小小失望。 道光本与乾隆本相比，自然有其优长之处，主要是对乾隆本一些错字的纠正，现列举如下：卷二《三世藏书》中的“吹烟”改为“吃烟”，卷四《严助庙》的 “上贡”改为“上供”，《牛首山打猎》中的“祖茔”改为“祖堂”，卷五《治沅堂》中的“钦宗”改为“徽宗”，“诸公”改为“朱公”，卷七《悬杪亭》中的“度索寻樟”改为“寻橦”。只是卷七《庞公池》“并无芥蒂”之“蒂”字，马兴荣本说是据道光本所改，而“浙古本”则未出校，不知孰是。较重要的是以下两条，一是卷四《宁了》“一日夷人买去，惊死”改为“一日夷人买去，秦吉了曰：‘我汉禽，不入胡地。’遂惊死”。一是卷八《嫏嬛福地》中的“呜呼陶庵张长公之圹”改为“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以上共八处，这些我在注本中大多以 “妄测”出之（有些则在故宫出版社本《陶庵梦忆》中大胆“妄改”了），如今得到佳本印证，当然是喜不自胜了。 但我的“妄测”不止于此，在过去的注本中就疑卷一《天砚》之“不得砚丑”当是“不得妍丑”，卷七《松化石》之“潇江”当是“清江”之类，本注本中又多添了不少。这多是因字形相近而致误，遇到善本很容易得到印证的，可是“道光本”未能使我如愿以偿，只好还戴着“妄测”的帽子。这当然不能“盗憎主人”似地责怪佳本，但失落之情总是难免的。 另外让我想不到的是，道光本与乾隆本相比，竟增添了一些新的错误，蒙“浙古本”校出，举例如下：卷四《世美堂灯》误“椟”为“牍”，卷五《治沅堂》误“成都”作“城都”，《金山竞渡》误“钲”为“釭”。另有无故而删节者，如卷六《朱氏收藏》一则，删去“以袖攫石、攫金银，以赚田宅”十一字，《菊海》一则，乾隆本“肃余入，遍观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厂三面，砌坛三层，以菊之高下高下之”，不知何故，道光本竟简化成“真菊海也，坛三层，以菊高下之”。两相比照，让人疑惑：难道乾隆本多出的那些字是王文诰一时好事而加进去的么？ 又有虽不知孰对孰错，感觉改后胜于改前的，如卷六《松棚》“劲竿”改为“劲幹”，《曹山》“颠翻”改为“颠播”，卷七《西湖香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改为“厂外又栅，栅外又摊”，《定海水操》“俯视”改“睨视”。但也有改后未必胜于改前的，如卷三《包涵所》“索性”改“率性”，卷四《严助庙》“鲟黄”改“鳞黄”，卷六《绍兴灯景》中“小巷”改为“小街”，“市廛”改为“市前”，卷八《嫏嬛福地》“植黄山松数颗”改为“横黄山松数颗”。  “道光本”《梦忆》 道光本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条： 一，卷七《品山堂鱼宕》最后一句“约吾昆弟，烹鲜剧饮，竟日方散”，其中“竟日”道光本作“竟三日”。窃以为道光本优胜，试想渔人捞捕多时，然后是“集舟分鱼”，然后是“满载而归”，此时已经是什么时候，就是立刻约人剧饮，也谈不上“竟日”了吧？无法把此校补入正文，实在遗憾，在此表出，以赎万一。 二，卷六《齐景公墓花樽》，乾隆本“乾阳刘太公”改为“乾刘阳太公”，我一直认为是咸丰本的胡改，今天才知道，始作俑者乃是道光本，咸丰本是冤枉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咸丰本的出版者究竟看到过道光本没有？“乾刘阳太公”一语颇怪，很难有两个本子不期而遇地撞到一起，所以我认为是咸丰本看到道光本之后而改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咸丰本对乾隆本的其他错字的改正，也应该是参考了道光本的结果。 总结起来，除了可用咸丰本纠正者之外，道光本对乾隆本有纠而正之者，有未正反误者，又有改后稍胜或未必胜于不改者，则谭复堂说的“《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也只是相对于乾隆本和咸丰本而言。但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道光本的价值，在版本校勘上，道光本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二 如果说道光本让我有些小失望，那么科图本带给我的是大惊喜。此本与砚云本属于同一系统，二本的篇数、次序完全一致，细读“浙古本”校记，二本的文字也几乎没有差异，但一有差异就是要砍头的“大事件”。我分成三条做一介绍，自然也是对本注本的补充。 一，卷一《锺山》一则有“近阁下一座稍前，为䂵妃，是成祖生母”一句，科图本“䂵妃”下多“鞑女”二字。这“鞑”字当然是犯忌的，虽然䂵妃为高丽人，但高丽先于明朝为满洲所并，南侵的清军中就有高丽人参加。但更值得琢磨的不在于此，而是由此“鞑女”二字可以看出张岱对明成祖的态度。我读《报恩寺塔》一篇，总觉得张岱对这以“功德”掩篡位之丑的报恩寺塔语带讥讽。张岱对朱棣的出身，先点明不是嫡子，再点明是“鞑女”——“夷狄犬羊”之种，显然是有深意存焉。 二，卷四《兖州阅武》一篇，与砚云本和乾隆本对照，“扮敌人百馀骑”科图本作“扮胡人百馀骑”，“敌骑突至”作“胡骑突至”，“内以狡童扮女三四十骑”作“内以狡童扮胡女三四十骑”，“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作“胡儿胡女皆其歌童外宅”。这些都理当在正文内据以改正，但现在只能补记于此。另外，由这些“胡”字，可知此篇不会写于张岱仓皇避仇之时，应该是阅武当年的实录，或可以做为《梦忆》多篇作于明亡前之一证。 三，补遗四篇，科图本篇篇都有“死罪”。好在这四篇集中在书末，改版问题不大。我现在改变本注本体例，不出校记，直接把科图本的要紧字句校补砚云本，校补之处，砚云本中的原字句用圆括号改小字标识，补入的科图本用方括号大字标识，再请编辑先生到科图逐字核对。二本个别字间有出入，砚云本较胜的，就不再改动了。 由此看来，《梦忆》科图本的发现是路伟诸君对张岱研究的一大贡献，仅次于近年《石匮书》钞本和《嫏嬛文集》沈复灿钞本的发现。对于《梦忆》版本有兴趣者，“浙古本”应该列于必收之冠。  “科图本”《梦忆》 三 用十余个版本逐字校勘，需要极细密的功夫和耐心，对两本对雠就心劳目昏的我来说简直难以想像。所以在当今浮躁之世，能做到“浙古本”这水平已经很令人吃惊，即使出现一些无关大体的误校、漏校，顶多也就算个小疵吧。但做为一个读者和受益者，为表感激之忱，也提两点小建议，只当是曝芹之献。 一是版本的选择，鄙见以为“浙古本”所用版本太多，一些没有价值的版本校勘起来不但浪费精力，还容易干扰校勘者的思路。仅举一例：卷五《诸工》一则“嘉兴腊竹王二之漆竹”，“腊竹王二”为工师诨名，本极明白，但“雁来红”等坊间诸本无端补一“之”字，成了“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就大违本意了。“浙古本”采之，算是被陋本干扰的白璧之玷。顺便说一下，类似于我所作的“妄测”，“浙古本”以小注出之，处理得很好，可是有的就用来改动原文了，如卷七《及时雨》“余山盗起”，便据平步青之说而改为“佘山”。窃以为平步青之说并不妥当，据注佘山远在松江，距绍兴大几百里，就是有盗，绍兴人也未必知道，怎么会担心招惹上门呢？这余山，周作人疑是涂山，虽然未必准确，但与绍兴较近这一点是不错的。而且绍兴西北四十馀里就有“西余山”，焉知与此“余山”没有关系？所以平步青之说入注做参考可以，据改正文就稍嫌鲁莽了。 二是已经辛苦校出的成果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从手心中漏掉，实在可惜。如卷一《越俗扫墓》，“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及“男女必用两坐船”，其中“坐船”语意不清，让人不明白这船究竟坐还是不坐。“浙古本”已经用科图本、砚云本校出“坐船”为“座船”，而“座船”相当于专门载客之船，却没有在文本上取以代之，令人遗憾。又如卷八《龙山放灯》“一灯三之”，也是让人不明所以，难道一个灯要用三个木架悬挂么？浙古本用科图本、砚云本校出“一”字上有“架”字，“架一，灯三之”，一架上悬三灯，豁然明白，也是可惜没有采用，结果标点时有失所据。 另外再说些题外话。 《梦忆》一书在文本上疑点颇多，我读不通就生疑，生疑则妄测，不检查自己的浅学，却问责于书本，这应该不是好毛病。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所以虽然常见笑于高明，这毛病一时也难戒掉。“浙古本”已经把能找到的有价值的版本一网打尽，即使不加补改，眼下的成绩就可以说把《梦忆》的版本校勘做“绝”了；——但我的很多妄测仍然不能解决。承蒙“浙古本”整理者的垂青，能把我的一些没有得到版本印证的妄测收入其中，足见包容之广，所以我在此冒昧说一句：由于《梦忆》的特殊情况，只靠“本校”是不可能做成最好版本的，除非找到张岱亲订的抄稿本，有多少版本也没用。 或问：总不成只有迎合了你的妄测才算完美吧？那么我就举本注本中两个不大算是妄测，也容易为读者诸公认可的例子：卷四《祁止祥癖》之“性命可倾，至宝是宝”，虽然理解吃力，但诸本无异辞，也少见有人置疑，各注本只是宛转圆解；但我认为“至宝是宝”四字其实是“至宝是保”之讹，语出周密《齐东野语》，赵子固事也，与《西湖梦寻序》的“旧梦是保”正是同一句式。又卷五《炉峰月》之“陬牙横梧”，现存各本亦无异辞；但它其实是“陬互横牾”之误，语出宋玉《高唐赋》也。 如果还认为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就再举两个纯属“妄测”的例子：卷六《仲叔古董》“得石璞三十斤，取日下水涤之”，“日下水”是什么水，多年前就请教过云南瑞丽玩石头的朋友，都不知道这种讲究，他们说的倒是近似于“取水日下涤之”。又卷七《山艇子》言石上之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虽然我以竟陵派的涩法读之，这“二”字也仍然费解，于是我妄测为“不敢以竹竹之”之讹。古人抄书好把相重的第二个字用两点表示，辗转数钞之后，这两个点就被误为“二”了。“不敢以竹竹之”，就是不敢因其是竹而以竹待之，那么以什么待之呢？就是下面说的“金错刀”、“黄山松”。 此类须用“他校”和“理校”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还有不少，只是我学问识见都很浅薄，加之年老气衰，只能望而生叹而已。于是而想到《噱社》中的一段，现颠倒如下：“老年（读书）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处，一过辄了。”既在前年喜读沈复灿钞本《嫏嬛文集》，今又喜读“浙古本”，《梦忆》文本的最后完善，自当寄厚望于路伟诸君也。 按：此文原是《新校注陶庵梦忆》的“补记”，发表时稍做了修改。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阅读原文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五)：重读《陶庵梦忆》——从新发现的两个版本说起

　　本文是在清华大学校内为张岱《陶庵梦忆》的讲演所准备的讲稿，讲稿作了书面化处理。本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是介绍《陶庵梦忆》新整理本的整理情况以及整理过程中新发现的几个版本的价值，并结合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平步青《群书斠识》等近几年新发现的资料，谈谈个人对张岱的见解。

　　文中关于王文诰生平的考证、张岱《锺山》的寓意解读和《梦忆序》中的时事得到了路伟老师的指点，关于张岱对朱棣的看法则是在栾保群先生的观点上有所引申，限于讲稿体例，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此稿成后，蒙黄振萍老师审读并提出诸多意见，然则目前的学殖和精力尚不允许我对此作出完全订补，姑录第五次修改稿于此，并加按语。

　　又，此书二印时，谨遵栾保群先生的读后记及几位师友的指点，对书中若干讹误有些校正，然尚不及将栾保群先生新校注《陶庵梦忆》的成果参考采录。目今正在进行修订，若能三印，将放出全部勘误表和订补内容，仍望请友邻大雅多加教正。

一

　　去年有幸与浙江古籍出版社副编审路伟老师合作，重新整理张岱《陶庵梦忆》，作为“张岱全集”之一种出版。此次整理，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王文诰乾隆五十九年初刻本为底本，与多数整理本采用最为通行的伍崇曜咸丰二年《粤雅堂丛书》本不同。整理过程中参考多种刻本、抄本、铅印本，做了汇校工作。

　　《陶庵梦忆》有八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这两个版本系统的传递关系如下表——

用PowerPoint做的简表，比较粗陋。

　　在此次整理过程中，八卷本系统以王文诰先后两次刻成的两个版本为最重要（其祖本王堂藏本今已不存，只可从王文诰的两个刻本中窥探其原貌）。而乾隆五十九年初刻本其实与《粤雅堂丛书》本在文本上出入不大，且《粤雅堂丛书》本校刻更精（虽然亦有妄改之处）。重要的是道光二年的重刻本。

　　王文诰【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年不详】，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以工诗画闻名。他最为后世称道的成就是编纂《苏诗编注集成》，此书与查慎行《苏诗补注》、冯应榴《苏诗合注》并称清代三大苏轼诗集注本。此外他还著有《韵山堂诗集》，现有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书局刻本，前有小传。小传谓其：

少负逸才，不染于俗，工诗画，好游览。……后游岭南，以诗画著名于公卿间。老而始归，卜筑于皮市，浚池累山，广植花竹，署曰南园，为莬裘之计。不数年而卒。

　　而根据《韵山堂诗集》自序：

壬子游岭南，多有质直之语，然不知何者为诗也。戊午冬将他適，检箧中剩楮，寓览言怀者约居什七，题尚足徵。缘癸丑一帙，旧于龙潭失去，就甲寅后作恕而存之，以韵山堂冠其编云。

　　则王文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游历岭南，嘉庆三年（1798）前往别处。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2）及之前的诗作遗失了，所以这部诗集仅收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三年期间的诗作。小传称王文诰“以诗画著名于公卿间”，大概他前往岭南实为游幕，在当地公卿的衙署中充当幕宾。

　　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是王文诰游幕期间，他在《陶庵梦忆》序之后加了一条按语，说明自己刻书的由来：

《陶庵梦忆序》，见瓯山金氏本，刻入《砚云甲编》。书仅一卷，十失六七。此本余从王竹坡、姚春漪得之，辗转钞袭，多有脱讹。置箧中且十年矣。岁辛亥游岭南，暇时翻阅，粗为点定，或评数语于后，意之所至，无容心也。客过寓见者请公同好，遂以付梓。

　　此处说“岁辛亥游岭南”，辛亥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与《韵山堂诗集》自序所言“壬子游岭南”相差不大。这段按语对王文诰获得王堂（即王竹坡）藏本的过程言之不详，只知道他在宦游岭南期间随身携带，并且作了圈点，写了评语，乾隆五十九年初刻本每篇之末都有“纯生氏曰”云云，就是王文诰的评语。可惜这些评语在《粤雅堂丛书》本中被删除了。

　　乾隆初刊本流行不广，相对局限于两广一带。南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刻于广东。杨春森翻刻本则刻于广西桂林（此本流传更少，然书前有湘西曾传均作序，该序以隶体刻成，写隶者是会稽王经，字仲书，全书末页有“桂林贺广文刷印”的字样，而杨春森则不知籍贯，此三人现在皆名不见经传，以致后来鲁迅曾得此本，却误以为出自《粤雅堂丛书》本，详见其《日记》）。

　　嘉庆三年（1798）王文诰离开岭南后大概仍在别处游幕，最晚至嘉庆、道光之际因老还乡。道光二年（1822），王文诰重刻《陶庵梦忆》，所刻为“巾箱本”，“巾箱本”也即“袖珍本”，近似于今天的“口袋书”。这个重刻本相比初刻本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删去了全部的评语，二是不收入瓯山金氏本《陶庵梦忆序》，改为另写一篇长序。此序对此书刊刻的因缘和久未重刻的理由作了详尽的追叙：

向者瓯山金氏尝刻之《砚云类编》，十失四五。余因中表兄姚春漪得此书于铁线巷竹坡王氏。竹坡以颜、柳名世，与天官大夫、拙老人争长，而奉此书为枕中秘，虽家人不得见之。及余往，慨然出以为托，且曰：“吾与宗子若同居起、食饮、言笑者垂五十载，今老矣，顾此书非得人不传，乞子一发明之，用毕吾愿。”余谨受以归，许以得当为报。其后较刻于岭海，事在乾隆甲寅之纪。书成欲寄，而竹坡遽归道山。春漪名上礼部，亦淹谢都门。由是一痛，而罢置此书，不复寓目。既以南北交驰，并失雕版，迄今又三十稔矣。

　　乾隆五十九年王文诰在岭南刻成《陶庵梦忆》后，本欲寄给王堂，随即得知王堂去世的消息。姚思勤供职于礼部，但随后也客死京城，大概同是此书刻成后不久的事。此后王文诰将《陶庵梦忆》弃置不观。从他离开岭南到最后归隐乡居期间，初刻本雕版也已经遗失，但是原有的王堂老人所藏的底本应该仍然随行携带。

　　至于重刻此书的缘起，根据王文诰序所言：

道光辛巳，与广陵江郑堂遇。明年，郑堂得印本，携以归余。检视之，楮墨宛然，悉予指爪之旧。而人代飘忽，故甑可恋，则又以亲旧而追感畴昔，豁若梦醒，诚不胜其伥伥也。然余闻浙东旧家名迹，如朱之逍遥楼、张之悬杪亭、倪之衣云阁，并已鞠为茂草；而天池青藤老屋，与宗子不二斋、梅花庵，岿然对峙，阅岁犹昔，岂非文章熠耀之气上烛霄汉，而灵爽不没，与金石同其精坚者耶？是此书之传，无异青萍、结绿，既有薛、卞以为之重，余又因薛、卞而享其成也，亦厚幸矣。爰重授之梓，复详其所自，以识夙好。竹坡名堂，春漪名思勤，皆武林人也。

　　道光元年（1821），王文诰遇到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江藩（号郑堂，著有《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道光二年（1822），江藩将其所得的《陶庵梦忆》初刻本出示王文诰，王文诰感慨浙东旧迹不在，而浙东文章仍存，出于对《陶庵梦忆》的推重和对王堂、姚思勤的纪念，故而重刻此书。

　　当时王文诰居家养老，生活相对安定，所以道光重刻巾箱本的校刻质量相比初刻本较优，但是可能只是刻成以后分送乡邻好友，所以反而比初刻本流传更少。过去已有整理者知道有道光重刻本的存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本《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点校者马兴荣，此本后来收入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书重排再版），但是大概因为整理者根据常理推定重刻本与初刻本文字出入不大，所以并未利用道光本与整理所用的底本（《粤雅堂丛书》本）做彻底详细的校勘。我在经过全书通校以后，发现两处重要异文，足深玩味，特此表出。

　　《陶庵梦忆》卷四《宁了》一篇的一段文字，乾隆本作：

“宁了”疑即“秦吉了”，蜀叙州出，能人言。一日夷人买去，惊死，其灵异酷似之。

　　道光本则作：

“宁了”疑即“秦吉了”，蜀叙州出，能人言。一日夷人买去，秦吉了曰：“我汉禽，不入夷地。”遂惊死，其灵异酷似之。

　　“我汉禽不入夷地”这段文字，大触时忌。张岱是明遗民，此容后文详叙，此处提及秦吉了时所说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张岱的汉家正统心态。

　　又卷八《嫏嬛福地》一篇，自言营造坟墓事，乾隆本作：

山尽有佳穴，造生圹，俟陶庵蜕焉，碑曰“呜呼陶庵张长公之圹”。

　　道光本则作：

山尽有佳穴，造生圹，俟陶庵蜕焉，碑曰“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

　　根据张岱六十九岁（康熙四年，1665）所写《自为墓志铭》的记载：

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

　　则不论是“呜呼”，或是“有明”，皆是张岱墓碑之语，但是若作“有明”，则更彰显自我的明遗民身份。

　　不难推测王文诰在乾隆初刻本中改写这类语句的原因。乾隆年间正是文字狱最为苛毒惨酷之时，一般刻书人不敢过于张扬，往往自我审查，以避文祸。加之彼时文字狱的发生，主要依靠官府检查与民间举报。而王文诰当时在岭南游幕，交游的人以官吏较多，他刻此书，也是出于其交游圈内人士对此书的喜爱，其中自然不乏官员文士。即使其官长和同僚不举报他刻书有违禁之语，他将带有违碍文字的刻本送给其交游友好之人，也有给他们带来隐患的可能。嘉庆以后，文网渐弛，只要语辞不过于愤激，一般不会引起注意，且王文诰此时乡居养老，而其重刻本又只是少量刊刻，分赠知交，是故更不必有太多担忧。

　　（按：这里有国家文化政策转变的因素，不止是具体个人语境的原因。此当于第六稿时再补。）

二

　　从八卷本系统的“祖本”来说，我们只得见王文诰的两部刻本，而没有见到他的底本（王堂藏本），是故只能以王文诰乾隆初刻本为底本，而以道光本作为最重要的通校本。但是在参考一卷本进行校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一卷本系统的“祖本”。

　　一卷本《梦忆》，也即王文诰屡次提及的“瓯山金氏本”或《砚云甲编》本。此本虽然所收内容较少，不足八卷本的一半，但是其中有“四篇一节”为八卷本所无。“四篇”是《鲁王宴》、《冰花》、《草妖》、《平水梦》（按：《砚云》本原书无篇题，此处篇题系据下文提及“陶庵老人手勒本”所加），“一节”是《锺山》一篇中在八卷本被删去的最后一段。早先有些整理本将这四篇以“补遗”的形式收在全书之后，“一节”则径补于《锺山》一篇之末。

　　这“四篇一节”在八卷本中所以被删节，原因无外乎二，一是张岱曾经出仕南明辅佐鲁王监国政权，这些被删节的文字对张岱在南明朝廷的活动颇有涉及。二是这些篇什之中，有非常直白露骨的故国之思，这在乾隆年间是触犯禁忌的。《砚云甲编》本虽然刻于乾隆四十年，但是考察《砚云类编》的版本流传可知，瓯山金氏本以后，还有绣州金氏重订本，大概是瓯山金氏的后人，则此套《砚云类编》，当系私宅刻本，只在家族内外亲属中流传，相对不必过于忌讳和顾虑。

　　金忠淳在《砚云甲编》本《梦忆》跋中提及他刻书的版本根据：

此帙为舅兄学林胡氏藏本，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所谓“学林胡氏藏本”，目前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此本题作“陶庵老人手勒本”，乍看似是张岱手稿本，实则为乾隆年间的抄本。上世纪，日本在中国设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有编纂《续修四库全书》的构想，其中就包括这个所谓“手勒本”，为此本撰写提要的是罗振玉的哲孙罗继祖先生。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资料，后来由中科院图书馆接收。

　　从这个“手勒本”来看，金忠淳刻《砚云甲编》时，对触犯时忌的“四篇”已有删改。为便利计，下文叙述“四篇一节”时先描述《砚云》本收录的内容，必要时再以“手勒本”原有而为《砚云》本所删的内容作补充。

　　《锺山》一篇被删去了最后一段：

戊寅，岱寓鹫峰寺。有言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牛斗，百有余日矣，岱夜起视见之。自是流贼猖獗，处处告警。壬午，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为伤地脉、泄王气，今果有甲申之变，则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孝陵玉食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

　　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自该年起，持续十年之久的农民运动未平，而清军又于是年开始犯境。“甲申之变”，即指崇祯十七年（1644），明思宗自杀，李自成称帝，清军入关事。当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但是次年，也即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京城破，当月下旬，弘光帝被俘，不久即被杀。张岱所谓“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牛斗”，二十八宿的牛、斗分野，正在吴、越之际。“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的“今岁”应是指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也即弘光帝被杀次年。前推二百八十二年，为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是年朱元璋始称吴王。

　　这段文字追思故国之情颇为明显，故而在八卷本中被删除，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其中可见，张岱喜言“灾异”，如黑气、地脉云云。古人谈论灾异时，每每暗含政治怀抱。

　　这类暗含政治怀抱的灾异描写，在被删“四篇”之《冰花》、《草妖》两篇中都有体现。如《冰花》记载：

崇祯戊寅至苏州，见白兔，异之，及抵武林，金知县汝砺宦福建，携白兔二十余只归，己卯、庚辰，杭州遍城市皆白兔，越中生育至百至千，此兽妖也。

　　读者乍看“崇祯戊寅至苏州，见白兔”，“己卯、庚辰，杭州遍城市皆白兔”时，似乎并不以为意，然而张岱实有将白兔作为灾异的用意。己卯、庚辰两年，也即崇祯十二年（1639）、十三年（1640），关外与清军战事越发吃紧，崇祯皇帝决定练兵征饷。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民困兵弱，多地告饥，崇祯十三年，苏州、松江、湖州等地豪雨作洪水，受灾严重。此文提及苏州、杭州等地的白兔，实为灾祸的预兆。而“手勒本”于这段描写后又有一段文字，为《砚云》本所删：

余考《建州志》，长白山鸟兽、草木、花卉，无不尽白，地气自北而南，鸟兽非得气之先邪？

　　“长白山”正是满清龙兴之地，张岱提到“地气自北而南”，正是隐喻清军南下入主中原、攻略江南的事。则“白兔”更是亡国之灾的预警。

　　后文又涉及“草妖”、“服妖”，此段于《砚云》本亦完整收录：

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妇人不知何故，一年之内都着对襟衫，戴昭君套，此服妖也。

　　烟草虽产自南国，然吸食烟草为北方风俗，今江南一带也流行此俗，张岱视其为北方满清将南下统治江南之兆，且“吃烟”又与“吃燕”（指北京）音同，大为不祥。“对襟衫”、“昭君套”皆戏曲中扮演北方女子角色所穿戏服，而今为民间所好，亦有北人将南下之预兆。

　　《冰花》一篇，描写篇幅最大的自然是“冰花”：

庚辰冬底，燕客家琴砖十余块，结冰花如牡丹、芍药，花瓣枝叶，如绣如绘，间有人物鸟兽，奇形怪状，十余砖底面皆满，燕客迎余看，至三日不消，此冰妖也。燕客误认为祥瑞，作《冰花赋》，檄友人作诗咏之。

　　“庚辰”是崇祯十三年，距甲申之变仅有四年，而明人犹以此为祥瑞。《砚云》本至此全文即结束，似有未尽语意，然“手勒本”又有一段文字：

余考《金史》，金末，河冰成龟文，又有花卉、鸟兽之状，巧过镂绘，不数年而金亡。今兹流寇猖獗，中原鼎沸，然则妖孽祯祥，又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显然，此处言“冰花”，正是与金末黄河冻结成纹理的情况相比附，以为明亡之警示。且看此文“今兹流寇猖獗，中原鼎沸”，当作于明亡未久，南明政权犹与清军抗争，而农民军依然在活动的乱离时期。

　　至于《草妖》一篇，同样言灾异：

河北观察使袁茂林楷所记草妖尤异。崇祯七年七月初一，孟县民孙光显祖墓有野葡萄草，蔓延长丈许。今夏枝桠间忽抽新条，有似美人者，似达官者，有似龙、似凤、似麟、似龟、似雀、似鱼、似蝉、似蛇、似孔雀，有似鼠伏于枝者，有似鹦鹉栖于架者，架上有盏，盏中有粒。凤则苞羽具五采，美人上下衣裳，裳白衣黄，面上依稀似粉黛。人间物象，种种具备。七月初八日，地方人始报闻，急使人取之，已为好事者撷尽，止得美人一、鹦鹉一、凤一，故述此三物尤悉。余谓此草木之妖。

　　而这篇言灾异的文章，可能作于明未亡时：

適晤史云岫，言汉灵帝中平元年，东郡有草如鸠雀、蛇龙、鸟兽之状。若然，则余所臆度者更可杞忧。此异宜上闻，县令以萎草不耐，恐取观不便，遂寝其事。特为记之如左。

　　从这段辞气看来，当作于明亡之前，且又以草木之妖比附汉灵帝中平元年妖异，可见其对明朝或将危亡的担忧。但是“手勒本”在“余谓此草木之妖”之下又有一句话，被《砚云》本删去：

论其休咎，恐衣冠人物不免草芥之虞。

　　“衣冠人物”，缙绅先生、名门世族之谓，此指在朝为官者。“草芥之虞”即杀戮之祸。而后清军入关，攻城略地，杀伐屠戮，南明政权则风雨飘摇，勉力顽抗，皆是张岱此处预言之应。

　　此外，“手勒本”亦有数处文字，刊刻时不得不改，否则即犯大逆不道之罪。如《兖州阅武》记载军事演习事，文中有“敌人”、“敌骑”字样，乍看似是泛指演习中扮演敌人的军队，实则“手勒本”原作“胡人”、“胡骑”，且于后文又有“胡儿胡女”等字样，《砚云》本刊刻时，于上述文字固无存留原貌之理。

　　但是在全书起首的《锺山》一篇（“手勒本”题作《孝陵》）也有一处犯忌的字样，可是这处若删除了，则读者对张岱的微意，可能难以揣摩。张岱在此篇中描述孝陵布置，先说飨殿和暖阁，随即提到：

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鞑女，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衽为己子，事甚秘。

　　“鞑女”二字，不消说是不见容于当时的，不仅八卷本无，即使是《砚云》本，也未敢存原貌，仅有“手勒本”保存了这个词语，从而也保留了张岱的微意。

三

　　明成祖永乐皇帝生母究竟为何人，虽然有争议，目前一般认为是碽妃。至于碽妃究为汉人或高丽人，似乎未能做成铁案。张岱咬定碽妃是高丽人，用“鞑女”二字称之，这些都暗含着张岱个人的政治立场。

　　张岱认为明成祖得国不正，《石匮书》中也多记载其残酷暴虐的内容，尤其是《方孝孺传》的记载：

文皇至金川门，建文让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弃经号恸阙下。系狱一日，遣人谕再三，终不从。又召孝孺草诏，使出之。孝孺持服见，拊膺擗足。文皇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初心欲辅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彼自焚。”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先生休矣，此朕家事耳，趋为我草诏！”孝孺大书云云，掷其笔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曰：“即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文皇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益不顾，乃尽杀之。然后出磔之市，临刑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凡刑七日乃绝，宗族、亲戚、朋友为孝孺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弟孝友就戮，孝孺见之堕泪。孝友口占曰：“阿兄何必泪澘澘，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忠魂依旧到家山。”人称之真孝孺弟。二女未及笄，被收。过淮，连袂投水死之。西杨为作《方氏二小烈女传》。

　　不仅有诛四族（所谓诛三族四族或诛九族十族，数目虽然不同，然其实质则一）的残酷，更有“裂其口至两耳”、“凡刑七日乃绝”等显示永乐帝惨无人道之文。且文中提到《方氏二小烈女传》，为“西杨”所作，“西杨”即明初“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实则杨士奇欲为方孝孺二女作传而终未成，直到嘉靖朝，才有临海人章岳，据耆旧宿儒辗转口述，作成《方氏二烈女传》。此处或为张岱考据疏忽，但也有可能刻意为之，毕竟杨士奇确实有为方孝孺两位女儿作传的想法，且点出杨士奇的名号，更能显出方氏二女殉节的壮烈与重大。

　　（按：关于建文史事记叙的立场与微意，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可以参考。其中观点当于日后改写第六稿时再补。）

　　此外，张岱《古今义烈传》虽未明载方孝孺，但也记载多位与方孝孺殉难事相关者，如刘政：

刘政，字仲理，长洲人，聪敏力学，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试畿辅士，以托孤寄命题，得政卷，曰：“此鸟中孤凤，当虚左处子。”是登科贤书第一。四年建文逊位，杀孝孺，政恸哭不食死。

　　如魏泽：

魏泽，□□人，以尚书谪为宁海典史。方孝孺被族，逮其家属，泽悉力保护，以故方氏尚有遗孤。谢文肃诗有言：“孙枝留一叶者，泽之力也。”泽后过孝孺故居，为诗悲悼，有“黄鸟向人空百转，清猿坠泪只三声”之句。

　　如廖镛、廖铭兄弟：

廖镛，无为州巢县人。祖永忠，开国功封德庆侯。父权嗣封，镛以適子任散骑舍人，历官至都督。建文中与议兵事，宿卫殿庭。靖难后，上以廖侯两子镛与铭尝受学方孝孺，令召之来见。孝孺怒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两子复命。上怒，令军校收孝孺，已而刑之聚宝门外，凡七日。廖氏两子拾遗骸，葬聚宝山上。甫毕，廖氏亦见收，两子遂逃去。永乐元年四月，锦衣卫奏获镛、铭，送刑部，论死。

　　如王稌：

王稌，字叔丰，绅之子。绩学能文，有大父祎风。受业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许妻以女。孝孺罹难，稌周旋其间。又与郑珣至聚宝门外求孝孺遗骸归葬，不得，卒坐逮系。文皇念其祖祎死国，特宥免。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辞，还金华，结屋读书青岩之下，将终身焉。复购孝孺遗文，为《侯城集》以传，人咸义之。

　　甚至有一位不著姓名的都察院吏：

都察院吏，失其姓名。文皇杀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块，予银一两。吏之仆某食肉得银，归家说其事，吏闻之大怒，痛詈其仆，辟地号天，脑裂而死。

　　此外，张岱曾作一古乐府《景清刺》，诗前有序，叙述景清刺成祖事甚详：

景清，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悦之。及即位，诣上自归。燕王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坦伏铅刀以朝。先一日，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旦，清衣绯入，上疑之。有顷，黭然而前。左右收之，得其铅刀。清知事不成，跃而訽。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立且訽，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刷之以铁帚，以刍匵肤，械系长安门。上寝，梦清环殿追劫之。旦日辇过长安门，清肤前者三，如欲犯驾状。上曰：“尚欲劫我耶？”赤其族，掘夷其先冢，籍其里，转相扳染，至数千百家，命之曰“瓜蔓抄”。

　　刺杀帝王，可被视作大逆不道，但是张岱为其作诗，大加称颂：

文曲星，犯帝座。绯衣人，入朝贺。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鸱夷皮，实刍莝。辇过长安门，犯驾尚数步。再加瓜蔓抄，梦逐常惊怖。文皇践祚数十年，未得一日安稳卧。

　　（按：《景清刺》诗可为剖析张岱咏史作品的“荆轲情结”作一注脚，改写第六稿时当于此多加注意。）

　　明确张岱对明成祖的态度之后，再读《陶庵梦忆》的《报恩塔》一篇，即可读出言外讥讽之意：

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燎绕，半日方散。

　　“大窑器”，“琉璃砖”，“斗笋合缝，信属鬼工”，“成其一，埋其二”，“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开国之精神、物力、功令”，“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等语，看似皆是称颂之辞，但是细细读来，无不是说明成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至于“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燎绕，半日方散”，可能并非以祥瑞视之，而是以灾异视之，加之报恩塔是明成祖为报答生母碽妃“鞑女”而作，故此光怪，是否还有夷狄妖孽之意，足可细细揣摩。而王文诰作的评语，诚可谓张岱解人：

独怪高帝初欲沙汰佛氏，后乃选天下高僧为诸王子辅。卒之燕飞帝座，月落江湖。高僧则兵法娴于佛法，杀人到处盈城；王子则霸图埒于浮图，孝思以为不匮。虽曰天意，何其谬哉！

　　明亡以后，诸王中当继承大统的第一顺位是福王朱由崧，正是明成祖朱棣的世孙。《鲁王宴》、《平水梦》提及的“弘光元年”（自然，南明年号在清代是大触时忌的，所以仅有“手勒本”保留了这个年号，金忠淳在刻书时，于《鲁王宴》一篇为点明时间，将“弘光元年”改作“福王南渡”，盖指当年五月初南京城破，福王南逃芜湖的事；至于“鲁王迁播至越”，盖指当年七月鲁王前往绍兴，并被迎立为监国的事，当时福王已死），正是福王的年号。然而张岱却不辅佐福王，而是选择辅佐鲁王朱以海——明太祖第十子朱檀的世孙（并且张岱心中已有将其作为帝王之意，顺治年间张岱所作文章，“海”字皆写作“澥”字，即避朱以海之讳）。其中亦可看出张岱对于成祖及其后代的立场。

四

　　201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在天一阁发现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与通行光绪刻本小同大异。其中颇有新见佚文，包括六篇《上鲁王笺》。第一笺作于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初一日，其内容是鼓励鲁王坚守台州，等待勤王军队：

国势虽危，人心未去，仰祈殿下固守台垣，羁留北使，以俟勤王，以图恢复事。……旧岁在淮，痛闻北变，臣纠众起义，为先帝发丧，进讨闯贼。后以弘光嗣位，廷臣有不许草泽勤王之议，望北恸哭，遂尔中止。……臣方在越料理诸事，不能飞身入台，谨遣臣子鉽赍启入告，伏望殿下采择施行。

　　第二笺作于七月初九日，是向鲁王汇报迎其至绍兴的事宜，其中提到张岱为了迎立大计，从闰六月十二日起，徒步前往台州，途中多次腿脚磨破出血，十八日抵达并拜见鲁王：

奉旨宣谕，越州全城归附，臣谨率师迎驾，恭报就道日期，以慰圣虑事。……十二日即徒步入台，繇会稽山出嵊县，崇山峻岭，蹴五进一，胫血缕缕至踵。十八日抵台，蒙主上召臣，至便殿抱头痛哭。……臣于七月初一日命署府事，推官陈达情设御座于府堂，汇集本府文武各官，及乡宦、青衿、耆老、军民人等，当堂开读，遂封郑遵谦为都统制，勒其即日出师江干，勿得逗留越郡。……初三日臣即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郑遵谦长子懋绳、原任副总兵鲁明杰前来扈驾。郑遵谦进名马一疋，路费二千两。……恳主上速命典仪，整饬卤簿，速赴行在，早渡钱唐，恢复吴楚，蚤见孝陵，是臣朝夕祈祷，所仰望于吾主上者为不浅矣。

　　第三、第四笺作于七月二十三日，皆为上书言事，是年七月当是张岱和鲁王的“蜜月期”，《鲁王宴》一篇大概正作于此时。《鲁王宴》、《平水梦》两篇言及张岱志愿为鲁王“恢复中原”（《砚云》本删去“恢复中原”字样）。然第三笺中，颇言及欲杀奸臣马士英一节：

臣见贼臣马士英者，鬼为蓝面，肉是腰刀，借兵权为公论，妄称定策元勋，以紊序为私恩，遂欲门生天子，倾酒为池，悬肉为林，即此是致君之术。弥天太保，遍地司空，何在非货殖之门。半壁江山，白呆呆送与北骑；一鞭残角，黑魆魆走出南京。……臣衷怀义愤，素尚侠烈，手握虎臣之椎，腰佩施全之剑，愿吾主上假臣一旅之师，先至清溪，立斩奸佞，生祭弘光，传首天下，敢借天下第一之罪人，以点缀主上中兴第一之美政。

　　第四笺则是欲自以为亲卫队：

臣部下有弶兵五千，可入禁卫。臣见有原任总兵官某某等五人，皆嚄唶旧将，身经百战者，是可急使。臣再请旨召募挑选，以万人分为五营，各署一将，乘诸藩尚未派定，先拨其一府钱粮，以供糗饷。俟粮以次渐足，兵亦以次渐增，每营递至五千，朝夕训练，数月之间，必无不一以当百矣。……愿吾主上自爱以爱苍生，自重以重社稷，则禁旅重兵不可一日不设也。

　　而这两点则颇引起马士英党的不满，因而作于九月初五日的第五笺，则反映了张岱因此时外加鲁王政权内部勾心斗角，鲁王本人对张岱也不够信任，故作笺辞去：

迎请主上监国，视师江干，录臣微劳，授臣锦衣卫指挥，署掌卫事，是犹汉文帝夜拜宋昌以卫将军故事。昔有成例，臣复何辞？……近因主上视师江干，诸旧镇以臣曾参奸辅马士英，并请立禁旅重兵居中制外种种罪状，吹求无已，是尚可一日容臣在上左右耶？是以信口污蔑，张弧载鬼，囊血射天，罗织臣辜，并累主德。……臣固猥累不足惜，倘继起有人，谁复为主上筹画中兴大计哉？

　　此即《平水梦》所谓“弘光乙酉秋九月，余见时事日非，辞鲁国主，隐居剡中”之事。

　　而在次年（1646），先是方国安（即《平水梦》之“方磐石”）请张岱出山，张岱于当年正月十一日抵平水，夜宿旅店，得祁彪佳（弘光元年杭州城破后自尽殉国）托梦。《平水梦》中记载颇详细，祁彪佳警示张岱：“尔要做，谁许尔做！且强尔出，无他意，十日内有人勒尔助饷。”且又言世运如此，无力回天，所当为者：“完《石匮书》！”张岱即马上折返，当月下旬，“田仰缚镳儿去，即有逼勒助饷之事”。《砚云》本只作“镳儿被缚去”，则失去了重要的信息。

　　田仰为弘光旧臣马士英一党，在弘光朝时排挤史可法，且在史可法被围扬州时佣兵不救。马士英、田仰本皆弘光旧臣，且与阮大铖有交。南京城破后出逃，辗转前往杭州，仍与清军抵抗，杭州城破以后，欲投奔鲁王。《明史》本传记载：

杭州既降，士英欲谒监国鲁王，鲁王诸臣力拒之。大铖投朱大典于金华，亦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严州总兵方国安军。士英，国安同乡也，先在其军中。大铖掀髯指掌，日谈兵，国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

　　这段记载对“鲁王诸臣力拒之”事态前后发展没有详细交代。而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却有记载。事实上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张岱的两通《上鲁王笺》之一（《石匮书后集》亦备载此笺）便极言当处斩马士英奸臣之议。之后：

疏入，监国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士英宵遁江上，见其私人方国安，挟制鲁王，斥逐张岱。令士英统兵汛地，协守钱塘，士英复与大铖合营共事。

　　而方国安军恰是鲁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故而马士英、阮大铖投奔方国安后，方又对两人言听计从，则鲁王监国政权，其柄执于此三人矣。则可见马士英依附方国安以后，张岱等建言力拒方国安之诸臣，殆皆受其排挤。此时张岱应是认为政柄既为马士英党所执，则自己非惟大志难遂，更有受人谋算之虞，是故辞去。则次年田仰缚其子张镳勒索助饷，盖亦有报复之意存焉。

　　当年二月，定南伯俞玉请张岱出山，张岱无法推辞。是年五月十八日，张岱作《上鲁王第六笺》，劝他加强守备，仍献计策：

今春二月，蒙定南伯俞玉聘臣出山，商确军务，县官敦促至再至三，臣不得已，力疾到营，同在舟中百有余日。臣纵观各藩游历诸汛，真见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藩不成藩，镇不成镇，江上大事已去矣。可奈何！……臣所深虑者沿江一带，海塘延亘数百余里，直达临山、观海，此路须宿重兵，摆列火炮，坚设木城窥伺，此亦诸葛武侯之阴平要道也。此地如坚壁可守，西兴一路舟梁既断，水洼不通，敌既不能策马而渡，亦不能负舟而趋，越郡虽小，有险可恃，困守数年，以待天下之动，时事尚未可知也。

　　然而当年六月，清军攻破绍兴，鲁王流亡，张岱也被通缉。

　　尽管张岱在《上鲁王笺》中只自称“江东布衣臣张岱”，然而根据同样也是路伟老师新发现的材料，平步青的《群书斠识》一书中为《陶庵梦忆》做的校注（此外，《群书斠识》中还有针对张岱另一本著作《三不朽图赞》所作的校注，此可见平步青对张岱著作的重视），其中提到张岱的身份是：

廪膳生，应天国子监生。鲁王监国时官锦衣卫指挥，掌卫事，晋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就职位论，已不为小，是故被清军通缉。此后张岱一度在绍兴附近的越王峥僧寺躲避追捕三个月。有《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诗自记避祸之事，其中提到：

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

　　可见在避兵期间，张岱仍旧不忘著述，颠沛流离中，稍得安定，则继续审订倾注毕生心力之作《石匮书》。但是好景不长，他的行踪被人发现，只得再度逃亡：

一日缘山行，乃为人物色。姓氏落人间，不复能隐匿。…… 戎索政自苛，搜罗遍荒僻。恐以累檀那，风起不留革。

　　张岱《琅嬛文集》中又有《梦忆序》，即“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云云。此篇不见于各版刻本、抄本，良为可怪。序中自道：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按古人年龄计虚岁的算法，张岱五十岁时，恰为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正是绍兴城破、逃亡无所归止之年。且“持向佛前一一忏悔”，颇似避居佛寺时所言。又据其结尾所云：

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刼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益可为此论之佐证。如此则张岱于顺治初年逃避清军追捕时，已为《陶庵梦忆》编订初稿。至于一卷本、八卷本之别，或其一者是张岱于颠沛流离中手自辑订的初稿，一者是进入康熙朝后，张岱安定隐居之时，重加厘定的定本。

五

　　所谓张岱“晚年”，其实应该说“后半生”更准确。关于他的“晚年著述”，个人了解不多，只能提供一些粗浅看法。

　　读者对张岱成书于晚年的作品，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和《琅嬛文集》比较熟悉。所以容易形成张岱晚年时除了《石匮书》前后集以外，更为侧重文人雅趣的刻版印象。但是这个说法也不一定错误。张岱于顺治三年（1646）至顺治六年（1649）间先是躲避清军的追捕，然后又因为隐居山野生活难支，所以在顺治六年九月，稍微安定以后，搬回绍兴城卧龙山脚下的“快园”。张岱的《快园道古》一书即得名于此。

　　然则即使是看起来主要体现“文人雅趣”的作品，其中亦有其寄托心思处。如最初结撰于顺治十二年（1655，时年五十九岁）的《快园道古》，就不仅仅是游戏作品，其小序言：

盖老人喃喃喜谈往事，如陶石梁先生所记《喃喃录》者，无非盛德之事与盛德之言，绝不及嘻笑怒骂，殊觉厌人。后生小子见之者如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去。若予所道者，非坚人之志节则不道，非长人之学问则不道，非发人之聪明则不道，非益人之神智则不道，非动人之鉴戒则不道，非广人之见识则不道。入理既精，仍通嘻笑；谈言微中，不禁诙谐。

　　这篇小序本身就强调其结撰是“与儿辈放言，多及先世旧事，命儿辈退即书之，岁久成帙”的结果，又提到陶奭龄《喃喃录》，而《喃喃录》的结撰，本身也是“既以老而休居，日与子姓聚语，凡身所经尝，与夫耳目所闻见，及阅古而有获者，即拈以相示已。随而录之，故语无伦次，重复郑重，似老人之言，故曰喃喃也”如此撰写而成的。可见两书都有教育子孙后辈的动机，而张岱只是因为对于“无非盛德之事与盛德之言”的高头讲章不认同而已。况且此序下文中，张岱和特别提到：

世间极正经极庄严之事，无过忠、孝二者，而东方曼倩偏以滑稽进谏，老莱子偏以戏彩承欢。在君亲之侧尚不废谐谑，而况不在君亲之侧乎？

　　则张岱所言，其本旨仍不离“忠”“孝”。

　　而书稿成于七十五岁（康熙十年，1671）的《西湖梦寻》也没有那么简单。自序中说：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

　　甲午指顺治十一年（1654），丁酉指顺治十四年（1657），而此序作于康熙十年，其前二十八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时。可见张岱撰此序，自有寄托其故国之思，而自我标榜为遗民的心态。

　　而为《西湖梦寻》作评语的王雨谦，也在自序中说：

若田叔禾之作《西湖志》，志都城，志大内，志市井里坊，志人物流寓，志士女游观，无所不志，而西湖之景物反多遗漏，则是借名西湖，而实与西湖无与。故碑记诗文，自苏、白以后，记如袁石公之灵巧、张钟山之遒劲、李长蘅之淡远，诗如王弇州之华赡、徐文长之奇崛、王季重之隽颖，无一字入志焉，得谓之志乎？

　　田叔禾即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的作者。虽然《西湖梦寻》的体例有摹仿刘侗《帝京景物略》的元素，但是张岱也有意为明季之西湖作志，其中暗含与田汝成一较高下之意。

　　康熙四年（1665），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如此说：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则当时张岱所用号有陶庵、石公，其七十岁前所成之书，大约有以上数种。然则平步青《群书斠识》谓张岱“丙戌后更名蜨叟”，而《自为墓志铭》中未及此号。我怀疑“瓯山金氏本《梦忆》序”虽不署撰人，可能为张岱所作，或其亲故知交代作：

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一书。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诸生名。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秔，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老人辄自喜，遂更名曰蝶庵，又曰石公。其所著《石匮书》，埋之嫏嬛山中。今所见《梦忆》两卷，为序而藏之。

　　所谓“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之“三十年”，当始自辞别鲁王之弘光元年（1645）或定居快园之顺治六年（1649），则此序之作，在张岱七十九至八十三岁之间。张岱《石匮书》初步完稿，在顺治十二年（1655），张岱时年五十九岁，之后陆续有所增补。然则于其晚年，张岱仍将《石匮书》推为佳作，如《自为墓志铭》将《石匮书》列为著述最首，《陶庵梦忆序》也说“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一书”，其孙张礼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西湖梦寻》时也说：

先王父生平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匮全书》以及《夜行船》、《快园道古》诸本，皆探奇抉奥，成一家言。

　　可见张岱晚年于儿孙辈前仍推崇其史著《石匮书》。

　　张岱早年撰作《古今义烈传》时，即于忠节义烈者甚为推许，而其八十馀岁高龄所撰《三不朽图赞》，仍以忠孝贤良为撰作导向。张岱作为“史学家”，其学更重“传记”部分，撰写人物传记，以标榜其节义，并以自砺，并以传之后世，这是张岱自许的撰著精神。所以尽管复国无望，尽管苦于生计，尽管消遣自娱，张岱仍以遗民作为自我认同，始终活在他的“前朝梦忆”中。

　　（按：广义上的“晚年”著述中可作剖析者，还有《古今义烈传》明亡后第二稿与初稿相比的内容变更、明季所撰之《和陶集》与明亡后所写和陶诗的基调变化，《快园道古》、《夜航船》和早年撰作《博物志补》计划的对比等等，皆当于第六稿时再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