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1000字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是一本由齐锡生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页数：5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精选点评：

　　●佳作。全面详细评述了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政策重心如何从德俄等欧洲国家转向美国。以胡适“苦撑待变”到宋子文“苦撑求变”的外交策略转变为线索，评价了胡适和宋子文对美外交的作用。对外交政策转变的内在逻辑分析详细到抽丝剥茧，足见作者之功力。总之展现了这段时间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领导人第一次运用多方面渠道和资源，将变动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努力。宋公牛逼。

　　●不得不说，对胡适有些苛责了。部分章节还是非常精彩，比如对拉铁摩尔。部分章节基本上是老调重弹，那个空军战略的分析。有些则是夸大其词。

　　●从中国立场回顾了37-41年的对美外交政策，对史学界历来的美国观点进行纠偏。 不乏真知灼见，但各章重复的内容较多。

　　●行文流畅

　　●这本书的文字可以删掉一半吧，有点过于啰嗦。相比较邓野那本讲蒋介石的书，真的过于繁复啰嗦。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在读，推荐

　　●因为抗日，蒋介石母亲的尸体被日军挖出来。墨写的谎言真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么？

　　●#读完此书2019# 第八本，作者详尽描述了1937-1941年这52个月中国抗战中的外交状况，蒋介石“苦撑求变”的目标最终变成现实离不开国内军民的浴血奋战和国际上驻外人员的灵活主动，书中用不少篇幅描述了驻美大使胡适，作者认为胡氏的“苦撑待变”政策其实并不现实，在面对赫尔抛出的对中国极为不利的美日合谈方案时处置失当，幸亏当局者挽回局面。书中大量引述电文、日记等材料，使全书论点有理有据。当然有些地方也存在重复叙述的情况，不过依然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

　　●历史学家被告知要以客观中正之笔去尽可能不偏不倚的重塑往昔。但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追求或者责任感，在成功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被脸谱化人物的复杂面相的同时，又赋予了读者继续质疑和想象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非黑即白的思维惯性可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人设崩塌反转的无心插柳之举，不也正是史学魅力的不竭之源。近乎完美的佳作

　　●详细得甚至有些过分了，但毫无疑问是佳作，叙述事无巨细，分析有理有据。将1937-1941中国与美，日，苏，英等国在不同时期的复杂多角关系明白地还原出来，还立好了蒋介石、胡适、宋子文三大个性与作风鲜明的“主角”。不过如此大规模地以日记史料为基础的事件重构和心态还原，不知可有偏信之弊？最后要说的是，作者这样的才算是合格“果粉”和“蒋吹”。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一)：评价

　　胡适的贡献：通过一次次演讲，打动了美国加入东方战场，参与抗争。但他还是更适合做严谨的学者，不适合在官场斡旋，所以蒋要胡去找美国要钱，胡不愿意，觉得美国人民不容易不要催，人家愿意给就给，中国要“苦撑待变”

　　宋子文则完全相反，在要钱方面理直气壮和强势，且能打入军队内部，与对方谈判拿到军方信息。

　　书前后有点繁琐和重复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二)：自救与他助所取得的胜利

　　本书无疑是2018年历史类作品中的重磅。抗战之艰难，战事初起时中国之无助，不身处其中，断然难以感受（反衬各类抗日神剧之轻浮）。英法袖手旁观，自顾不暇，见死不救；苏联虽然率先伸出援手，而其军援之粗鄙，其过程延宕，让人气结；美国道义上固然支持，但只在口惠之间：凭什么帮你？怎么帮你？帮到什么程度？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胡适走马上任驻美大使，胡博士马不停蹄在北美演讲，极大地激起北美人士对于中国的同情、对于日本的反感，极大地改善了北美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但是，他到底是学者和书生，在联络各方，争取美援方面固步自封，成绩乏善可陈。宋子文好大喜功，目中无人，但他勇于任事，足智多谋，庖丁解牛，一到美国就展开全面外交，彻底扭转了颓势。二人都勤勉爱国，都是“美国通”，但胡博士终究停在表面，宋国舅才是真正懂美国的人。万里之外的蒋先生，在日本的凌辱、诱降，国内国外各方的蜩螗沸羹之下，对国际局势洞若观火，坚定联美，百折不挠，不由人感叹：舍之其谁？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三)：2020年4月4日星期六

　　全书以时间为主线，按1937-1939、1939-1940、1940以后、1940下半年、1941、珍珠港事件前夕的时段划分，对期间中美外交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细致阐述，并在开篇进行了背景介绍，在最后对中国抗战前四年的表现和中美外交中的四位主要人物进行了总结。 作者在序中表明，自己为把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引用了大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原始文件，且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剖析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援助的真实情况，他使用了大量中方资料作为依据，对一众西方学者几十年来仅凭英文资料不断老生常谈的一些论调的反驳贯穿全文。 全书解读最深的两个人物莫过于胡适和蒋介石。 可以说胡适是一个书生，也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在外交官这个角色上他的缺点和优点同样显著。一方面他自任“务实”，愿为国家、民族之需要出使大洋彼岸，也确实凭借自己的学识和风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国人的部分看法和偏见。另一方面，他又不履实务，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文件堆写“论文”，既缺乏政治城府，也缺乏看穿对方政治城府的能力。不能好好与人打交道的外交官必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但选派这样一个学者型外交官既是国民政府的决策，也是其时其境下不得已的选择。 而作者对蒋介石的评价颇为正面，可谓褒奖有余。蒋公为后世研究者留下的最宝贵资料当属他的日记无疑，不知他当年写下时是否想到过这些文字会被后人用以窥探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呢？不过以蒋公这种能够在民国乱局中一己争先坐上政府领袖之位的政治人物自有其过人之处、不容小觑。 对比胡、陈、蒋、宋四人，作者强调各人不同的个性影响了他们的作为。那么不由使人思考，人的个性对于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我想即使不能把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所有的决策和表现都归因于他的个性，至少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并没有作出努力改变自己，进行挑战自己的尝试。人们常说要走出舒适圈，那么舒适圈的边界在哪里呢？大多数时候，你以为自己足够努力了，其实在旁观者看来你并没有打破桎梏、实现突破。 最后，影响两国外交关系的主要因素固然是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互动行为，其各自国内的政治环境及参政者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更多的时候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方面应当无需赘言。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四)：书摘丨从冷漠到结盟，中美关系在53个月中经历了什么？

　　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对日本的作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当然，日本早在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参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后来居上，成为掠夺中国土地和资源最凶狠的国家。从割占台湾开始，继之占领东三省，再继之在华北扶植地方政权，在这数十年中，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纵或有抵抗的意愿，却没有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

　　自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抗战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中国瓜分土地（租界、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工、农、矿业），僭越和分割中国的行政权（包括海关、邮政、铁路、内河航行、驻军屯兵、经济实业发展，乃至司法管辖，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列强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在主权和治权上成为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国家。更甚于此者，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而日本则完全成为战败国。在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里，中国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切发展不但将19世纪以来中国在和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扫而空，而且使中国跃升为新世界的领袖和维持世界和平发展的磐石。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蜕变。

　　众所周知，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立即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太平洋战区、中美同盟关系等重要课题，几乎从大战刚结束就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每隔数年就会有中外文佳作问世。笔者在几年前也做过一些梳理的努力。 “二战”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列强一致参与的全球性大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长达53个月的中美关系，却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多则一笔带过，少则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大片空白。

　　其实，就中美关系发展而论，抗战前半段四年的外交来往，正是为后半段四年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国政府不但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而且推崇中国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阵营的四个领袖国之一。

　　然而在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去进一步探讨，因为它们对于了解中国外交策略的构思和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这也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里，学者经常运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个概念来解释外交行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行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可以科学客观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这在抗战的前半段中美外交关系上极为明显。因此本书尝试把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举凡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都给了作者极大的启示，也不免影响到本书的写作风格和分析方式。这些都敬候读者指教。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相当岁月，其间或是由于教学责任，或是由于其他研究课题占了优先，所以虽然研究目标从未转移，但是进度却时快时慢。在这漫长时段里，首先要感谢一些学术单位予我慷慨的经费或假期支持。它们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金和学术假期。它们出了钱之后即使多年都没有看到成果，也没有向我施加任何压力，真是大度。而我的责任感告诉我，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应该尽力完成此书。

　　在这段漫长的研究岁月里，让我获益最大的是几个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无论是高层行政人员还是基层执行人员，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乐于助人的态度，使得我获得完全满意的服务和善意的指点，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资料的速度和效率。这些单位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书和手稿收藏馆（Rare Book & Manuｓｃｒｉｐｔ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没有那些敬业和热心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和协助，本书大概难以问世。

　　最后，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作者也得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鼓励。特别是陈永发教授看过稍早的全稿，林载爵先生协助审核全书各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对本书文字的润色和严谨的校对，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在此向他们诚挚致谢。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五)：“苦撑待变”与“苦撑求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的转变（1937-1941)》是一本聚焦于蒋、宋、胡三人之间四年的外交共事，从中国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和观念取向的一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外交史看抗战史”的独特角度。本书的作者齐锡生是邹谠的学生，而本书坚持论从史出，将这四年间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深处的盘算策划等尽量予以呈现，所引的绝大部分都是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书信、日记等等，小心求证，在推翻了很多历史的“公案”的同时，也让民国人物的形象鲜活起来。

　　齐锡生在接受新京报的专访时认为治史要带着问题意识“应该在观念史的框架下，多想几步，然后再跳到史料中去”，他说“历史名著《寡头统治铁律》，史料源于一家意大利工厂，再如《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只在美国旅行了六个月，照样能写出来。可见，不和观念结合，史料就是垃圾”。正如昆廷·斯金纳所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书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涉及道德、政治、宗教以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 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dateless wisdom）”。而观念是由一系列关键词所构成的，该书也是从第一手文本出发，通过关键的语词和句子来展现中国的领袖人物对美国的观念取向。同时作者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展现了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期间中美关系经历的种种变化，以及中国的领袖人物在此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这些领袖人物的背景、性格和心理对其政治行为的巨大影响。诚如作者所说，把国际关系“人性化”。

　　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这53个月之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本书的书名已经高度概括了，那就是“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和中日战争中中国局势的急转直下。在一开始（1937），中国的政府领袖对美国的观感主要是，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其“民情”反对涉足国际事务，并且美国人对于亚洲事务尤其冷漠。最重要的是美国在中国没有重大的商业利益，这是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所以在这种观念下，中国的政府领袖所设想做的就是自下而上，通过一种“国际公关”，设法促进一般美国民众对中国局势加深了解，在美国塑造一个更有利的氛围，让美国政府领袖们敢于对亚洲事务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而在1937年前，民国政府则是多年忽视中美关系，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使馆执勤的最高职位官员是一位76岁的参赞，50年前就已经离开中国”。1936年的王正廷大使则是在几届北洋政府任职的旧派官员，在其主持下，大使馆“职员士气低落，极端无能”。所以民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最初努力的标志就是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但是这种改善关系的努力是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的，所以本书最先检索了胡适和蒋介石二人关与中日战争前途的思想。

　　在当时，关于抗战前景的问题上主要有汪精卫及其“低调俱乐部”为代表的主和派，主要观点是中国国力不是日本的对手，开战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党大为不利。而另一派是“手足无措派”，不知是战是和，只能把选择权交给蒋介石。而第三派就是以王世杰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和平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内部分裂，而给日本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下一波的侵略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同大陆官修史书对于前两派的所持的道德评价不同，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利益其实是这三派所共同思考的起点。而胡适的观点则在淞沪会战前后的有着剧烈转变，在淞沪会战前，胡适甚至提出“壮士断腕”，放弃东三省，效法普法战争中的法国，用50年收复国土。所以当时国内舆情对胡适是骂声一片，参谋总长程潜甚至公开指责胡适是汉奸，居正则要求法办胡适。而淞沪会战之后胡适则从一名苦口婆心的主和派成为了一名旗帜鲜明的主战派。当然本书对胡适的转变过程没有着墨，仿佛胡适是突然转变的，可能是篇幅所限，但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探索的。

　　对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蒋中正的态度，而蒋的抗日态度是一以贯之，用他的日记里的话则是“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蒋的内心不是存着打胜仗的希望，而是他不为打败仗的可能性而退缩。更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蒋在和战的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明确而强硬的立场，其他人依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论证和战的利弊。在蒋那里“和平”并没有和“卖国”划上等号。这种高度自由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汪精卫投靠日本之前。而与“自二战以来数十年里，把蒋介石看作二十世纪历史中最大的无能之辈之一，已经是世所共知了”的这种固有印象不同，蒋对世界局势的把握和抗日的战略构想都十分具有前瞻性，比如1937年蒋已经开始注意到把“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战场加以运用了。蒋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此时的外交是在“继续抗战”这个基本下主题下进行的，外交是为国内抗战服务的。而此时实现和谈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为蒋和谈的条件是日本放弃全部侵华利益。

　　其实主和派的观点不无道理，在中日之间国力巨大差异下，抗战很可能将全民族带入万劫不复的毁灭境地。那么蒋是对此种情况毫无设想么？他只是一位闭着眼睛不顾国家命运的军人么？作者给我们展现了蒋中正1937年11月底淞沪会战全面崩盘之际对长期抗战所带来恶果的构想，今天我们读来，非常有趣，大有一语成谶之感：

　　“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

　　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

　　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

　　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了(聊)生

　　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

　　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

　　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

　　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

　　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梏,社会纷乱。”

　　所以作者给了蒋中正一个公允的评价：“是一个明知其（长期抗战）会导致他个人和国民党政权遭遇粉身碎骨命运，但依旧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者”。而无论内外夹攻的和谈压力有多大，蒋中正抗战的坚毅态度都没有变。而突然转向的胡适与蒋介石在抗战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依然是重美轻欧，对美国的期待也只是“国际公关”而已，所以被公认为对美国社会比较熟悉，又是在美国有知名度的中国学者的胡适，自然成了最佳人选。作为“圈外人”的胡适成为大使也反映了在中国领袖的外交视野中，中美关系并不是一个可以成为可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而中美关系的进展是与国民政府的“被抛弃感”成正比的，即中国政府越是感到被西方国家抛弃，它对美国政府的期望就趋强烈。这种期望主要就是借款、中立法案和购买武器。在借款方面，最初美国是被当作改变欧洲各国的态度的敲门砖，国民政府在对欧外交上所付出的更大努力失败后，其认识到美国的政策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联性，试图通过美国的态度使欧洲各国态度软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则是“门户开放”与“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而在这两个原则下的美国远东政策是积极的和“干涉主义的”。当1938年11月18日日本声称不再受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约束时，其已经威胁到美国在远东的核心利益。而罗斯福则在当年11月30日批准了对中国的借款，正式标志罗斯福同意中国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因素。

　　而所谓的“中立法案”即是全面禁止美国与任何交战国进行战争物资武器的销售运输。而1939年的中立法案则有“cash and carry”规定，即交战国如果使用现金和自己的船只，可以向美国购买货品而自行运输。日本可以凭借财力购买武器并有能力自行运输，但是中国则处于极其不利地位。而国民政府在开战前的期待就是日本的资源将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下消耗殆尽，所以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期望就是说服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而蒋对美国最终扮演角色的设想是其以九国公约签订者的身份，召集会议，依理智公义法则，终止中日战争。至于武器军火，1939年中国主要武器来源国是苏联。中国此时还未向美国提出取其援助的申请。

　　无论是外交还是公关，本质都是一种说服工作，外交更应该是运用说服力去为国家达成目的。评判胡适驻美大使的工作是否合格也是看他是否为其时正水生火热的国家达成了目的。本书通过史料证明了胡适在成功的第一次借款过程中，并没有作出过重要贡献，因为胡适本身缺乏财经背景和专业知识，第二即是胡适本身对这些事缺乏兴趣，蒋请胡适任驻美大使，他直接回信说：我当大使，不负责找贷款、找军援之类。同时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胡适敦促政府领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应该相信美国领袖们的判断力，其认为中国能采取的最上策就是静待时局变化，即“苦撑待变”。而本书在对胡适的“苦撑待变”的分析指出胡适只谈“变”，而不谈“撑”，但是“变”的主动权则完全掌握在列强手中，而国民政府如何“撑”下去，特别是“苦撑”下去则她毫不关心。胡适抗战外交最大的盲点就在于过度着眼于被动的“待变”，而严重忽略了他在帮国家“苦撑”的过程中所能做的积极贡献。胡适认为他真正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做更多的讲演，以扭转中国的形象，让中国多被他人了解。但是在中国抗战前景最暗淡最难熬的时候，这种外交策略是很难说是成功的。本书的第三章专门对胡适采取此种行为的政治心理进行了分析。其指出，胡适对于求人之事难以启齿，解决之道就是把事情讲的模棱两可，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在对方听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请求，这样他就不会为被对方拒绝而感到难过。同时他也缺乏权衡折冲的个性，温文儒雅，虽然他本人早年塑造了一个反传统先锋的形象，但是他的个性带有浓厚的传统教养的痕迹。而胡适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民主人士，一位“亲美派”，在他生命的前半段，甚至找不到他曾经对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提出过的任何批评或保留意见。而他笃信理性，笃信美国领袖的高尚和诚信的人格。但胡适并不是“很傻很天真”，但是“胡适对于中国人的透视力，远远超过他对于美国人动机和意图的透视力”。此外，与顾维钧相比，胡适的妻子对于参与外交活动兴趣索然，这一点也成为了胡适的缺陷。

　　而在借款和军火成为生死存亡的中国赖以生存的唯二途径时，胡适却厌恶这些工作。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尊严都让他只适合用温和言辞进行说服工作，尊重他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前行。在我看来，这正是胡适最值得尊敬的地方，也是自由主义最可贵的精神，但是对一个处于亡国边缘的弱国的外交官而言，这种观念很难称得上是合格。

　　胡适的“苦撑待变”给蒋指出地道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缕光明，然而他却不告诉蒋那个地道究竟有多长。在抗战的头三年，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或是财政上，中国都未能争取到实质的援助。终于，在1939年到1940年春天，随着国内抗战局势的变化，中美关系终于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首先是日本改变了战略，由追求“速战速决”转向“以战养战”，同时开始大规模轰炸来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同时中国面临日趋严重的军火危机，在1939年，德国和苏联相继对中国实行军火限运和禁运，将中国逼入绝境。同时，由于中国对于苏联入侵芬兰的态度，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国的财政、军事都面临空前绝后的危机。书中的数据显示开战后一年内，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8亿元法币，而支出高达15亿元。1941年军费高达35亿元，而预计1941年军费达60亿元。同时，1940年号称动员了几乎所有国军的“冬季攻势”，国军所取得的成果只是逮捕了295名战俘，缴获马匹1141匹，步枪2506支等等（这些数字仍然有很大可疑），成为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此外国民政府还必须卖你对地方割据势力的阻挠，

　　胡适的不作为和国内局势的迅速恶化都让蒋寻求一个新的对美政策。而对宋子文的启用，则标志着1940年以后对美外交作风的转变以及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宋子文的外交风格与胡适迥然不同，无论是借款还是要求武器军火，宋都大胆出击，有话直说，甚至敢呛声总统，让总统下不来台。胡适永远体谅美国人的苦衷和尴尬处境，因此对于美国人任何自动自发向中国做出的帮助，总是心存感激，万分领情。宋子文则是不断地要去试探美国慷慨和耐心的最大限度究竟在哪里，从而从美国取得最多的帮助。宋善于使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在面对美国国务院和战争部的掣肘之时，他开展“个人外交”，直接诉诸罗斯福总统本人，甚至采用间谍手段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使蒋大为惊恐，担心破坏中美关系。与胡适要把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区分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涉不同，宋会毫不迟疑地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无论何时在和联邦官员打交道受阻时，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在宋那里，美国政治更为“五光十色”，更为强调“人的因素”。本书用了很大篇幅去对比胡适与宋子文的外交风格，对宋几乎已经到了鼓吹的地步，让人不免有些怀疑，但是据齐锡生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说：“胡佛研究所收藏着46箱宋子文的材料，但没得到授权，不能对外开放。研究所的人建议我，给宋子文家属写封信，作为研究者，较容易被认可。但我拒绝了。欠了他家的人情，将来别人会质疑我写的东西是否客观，这种事我不干。好在几年后，这些材料也开放了。”作者还是坚持论从史出，严密地论证了宋在这段时间的外交成就，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宋是1940年到美国的，而胡在1942年才离任美国大使。但是宋一到美国就与胡适发生了冲突，其向蒋告密说：“适之兄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惟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公务上则惟东方司（指国务院东方司）之命是从。不敢逾越该司而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以冀打破障碍，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晤面，由此已可想而知矣。”在宋到美国后，蒋则多次产生调换胡适的意愿，二人冲突可见一斑，但是本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人冲突仅限于就事论事，从没过多发挥，难能可贵。

　　1940年后宋子文主持对美外交，大大改善了中美关系。这种改善与宋所作的种种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而这积极背后是宋子文的个性，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的个性是不甘扮演配角，一定要霸占舞台中央。就这样，在宋子文霸占了中美关系舞台中央的同时，中美关系也从舞台走向了中央。

　　读罢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的转变围绕抗战这一中心线，外部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德中苏军事合作的破灭，英法对中国利益的出卖，都加速了中国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内部则受抗战局势的影响，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财政的枯竭，军火的奇缺（特别是飞机），三年内结束抗战期望的破灭等等因素都让中国想快速投进美国的怀抱。而在观念层面，中国的政府领袖对美国的取向也从认为“既然美国无心亚洲事务，那么其对抗战将毫无帮助”转变为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局势紧密联系，坚持抗战也是保护美国在远东核心利益。这样局势使然与观念转变互相交织，共同促进了这四年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是不是说可以说即使没有胡适，没有宋子文中美最终也会走到一起呢？这种决定论为未免太过简陋，国家利益决定外交关系这没错，但是对于领袖人物而言，国家利益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政策执行者的所带来效果完全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不同。本书展现了从“苦撑待变”到“苦撑求变”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向我们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分析中万万不可忽视人的因素。

　　本文副标题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自亨廷顿的《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亨廷顿在此书揭示了深藏于美国政治之中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矛盾。而本书也给我们揭示了诸多“理想与现实之间”。第一就是文人论政与文人从政之间的矛盾，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在两岸都广受赞誉，李慎之甚至有言曰“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面对政治，胡适坚持”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与“胡适之的朋友们”所拥护的不同，胡适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甚至由于个性使然，差点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二就是美国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美国盛行的种族主义，部门利益的纠葛都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极大阻碍，该书特别指出，美国军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让美国把中美关系看成是爸爸与儿子的关系，甚至越是中国通，越是骨子里瞧不起中国。罗斯福甚至亲自告诫军方，不要把蒋当作是非洲酋长。与胡适理想中的美国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暴力横行，反犹主义种族偏见盛行。第三就是美方史料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齐锡生在本书中多此批判某些人”用想象力代替史料“的做法，而在想象力基础上所形成的的多种论断则充满偏见。如蒋发动淞沪会战是为了争取国际调停，其实调停根本达不到蒋所要求的和平条件。又如蒋要求500架飞机是为了日后打内战做准备，其实英国要求的飞机数是12000架，而500架仅仅足够应付日本轰炸而已，凡此种种论调多是美方偏听偏信美国军方某些将领的言论所致。第四就是民国人物与大陆官修史所塑造的形象之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这一点无需赘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扉页就表明此书的出版是为了将来两岸共修抗战史书做准备。此外，本书还留给我们许多思考，比如领袖人物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胡适经常以老师训学生的口气批评蒋介石不懂美国，而蒋却十分宽容，甚至在他1940年已经难以忍受胡适的情况下，一直到1942年才撤换胡适。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20世纪其他中国领袖有什么不同？如果威权政体的类型是决定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差异的关键性因素，那么威权领袖本人的个性和政治取向是不是影响威权政体的类型从而影响民主转型？

　　读罢全书，深感与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相比，罗斯福总统才是中国人们真正伟大的民主朋友。在作者严密的史料中，可以真正感知到其对的中国平等而待和热心帮助，他“赞美美国人对中国人特有的愿望1希望中国最好采用美国方式，从最近的凄惨状况中涅槃重生”。

　　参考文献：

　　1.新京报.“专访史家齐锡生：胡适不是合格的驻美大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305160400728094&wfr=spider&for=pc，2019-3-27（last visit）.

　　2.【美】理查德·伯恩斯坦，《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季大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P.23.

　　3.【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到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p.5.

　　4.【美】艾拉·卡茨尼尔森，《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彭海涛译，太原：书海出版社2018年版.

　　5.汪仕凯.威权类型与转型后民主:南美四国比较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2014(06):1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