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读后感100字

　　《朵云封事》是一本由[加]李在中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50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朵云封事》读后感(一)：故乡的云

　　文/赵客

　　《朵云封事》这个书名乍一看有点奇怪，怀旧追思之书多起名《xx往事》，封事做何解？作者李在中在前言中解释，“朵云”二字来源于唐朝能臣韦陡的花式签名体，写得像几朵云彩，后来朵云就成了信纸的雅称。而“封事”指密封的奏折，后来引申成了信封的意思。往事尘封已久，就像天边美丽的云彩，虽然早已散去，但依然萦绕在心头，是为朵云封事。

　　李在中先生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的公子，从小跟着父辈耳濡目染，对“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了如指掌，说起老一辈众先生的治学往事如数家珍。这些有些“痴"性的人，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有限的条件下，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等种种困难，带着国宝们一起颠沛流离。从最初的完美理想，经过岁月的洗礼，走到理想的破灭，最终回首时留下多少遗憾。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设于南京，是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在众多古物被运往台湾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大陆，连在台湾建房也及其敷衍，家具也多用竹具，谁知这一去竟再难回乡。博物院的人员，有些选择留在了大陆，因为大陆才是历史的见证者，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大陆的发展空间更大。中央博物院的故人们从此天各一方。

　　初到台湾的生活是艰苦的，上海的金融危机爆发，金圆券迅速贬值，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动。物质上的匮乏，政治上的变化，都没能让中博人放弃研究。由于害怕文物被轰炸，新成立的中博理事会选定了台中的吉峰山，兴建了三栋仓库，将运到台湾的文物迁于此处。后来又在仓库的后方挖了山洞，以防万一。但经历了十几年战争的人们，竟也无奈地满足于这种稳定，在北沟开展了工作。

　　书中记载了两岸众位先生的旧时身影，治学轶事：曾经发下鸿鹄之志，要创办中国画”雪山派“的绿雪斋主李晨岚，天资聪颖的巴东文字改革先行者纳西族人和才，自学成才终于成为甲骨文权威的董作宾，为了事业终身未婚的中央博物院的实际负责人曾昭燏，想要办一个高学术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傅斯年，孑然一身在台湾、客殁他乡的黄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蒋复璁等等，他们的生前身后事，都在李在中先生的笔下化作了一朵朵美丽的云彩，令人追忆。多年后当“中博”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李在中先生又回到当初的地点，一切都已经物换星移，景象全非，只有路边高大的桉树仍然和旧时一样矗立在路边。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朵云封事》读后感(二)：朵云封事——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那些去了台湾的国宝和文物后来都怎么样了？

　　我们曾经受的教育如同童话故事中“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了一生”盖棺定论——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文物跟随某党去了台湾，故事的结局就是，故宫出现了两个，一个是北京的故宫，一个是台北故宫。

　　等到自己能够独立思考了之后，发现这种约定俗成的认知经不起推敲。因为这说得就像你一片腿到了邻居家简单，除却历史和意识形态、政治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这里面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人。

　　文物如果没有学者来研究，没有考古，没有著书立说，没有比照历史，曾经不是有人就将殷商甲骨做中药吗？曾经不是有人在敦煌洞窟里烧火做饭，用敦煌文书做引火柴吗？、

　　不说学者，从北京到台北这一路长途跋涉，运输总是得靠人的吧。这一箱箱的文物到了台北，总得有人整理、分类、库存的吧，如果这每一步都要推敲下来，结论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了。

　　这，成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如果不是《朵云封事》，大概人们是不会驻足这个问题很久的，可是读罢此书，才知道，那些文物，最后的命运不尽然相同。就像这段历史中裹挟的那些人一样，有很多遗憾和无奈，但是，就像李在中老师成文的态度一样，我们要正视这一切，然后反思。

　　他说，“台北故宫已经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去中国化以及提高本土意识成了新主事者的最高指导思维，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走向了自我封闭而不自知的格局。”显然与父辈的“中央博物院”精神气质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文明的珍宝，比文物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正视历史正视来源的勇气，有些话不用说得太直白，但你我都懂。

　　这部书，和以往看的历史还不太一样。就像作者自己所说，也是写到哪算哪。能在浩瀚的文献中整理出一条路来，试图还原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的确也是出于真爱。当年的老先生老前辈都已作古，作者本人作为中博院第二代，很多历史时代并未在场，手头有的资料最多的是父亲李霖灿的日记，以及父亲和其他学者的书信往来。所以，作者尽最大可能描摹一段历史细节，而我们读下来，整个中博院的历史，也是那个最初问题的探究过程，但是很可惜，并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只是在了解这段历史时，也不禁感慨，大的历史变革中，人的命运之飘忽，由此想到现在，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土地上，这个国家又顽强地舔舐伤口，不但康复了，而且还生机勃勃地到了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用问“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了，再也不用面对这种分离和撕扯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懂得他们内心的创伤，他们的痛惜和遗憾，然而，没有后悔，这就是历史。

　　“朵云封事”是多么浪漫的名字，这段历史也谈不上浪漫，但是的确感人。它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民国学者的风骨，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依然迎难而上，不管时代和环境是怎么样的，他们只做自己能够做的，将自己要做的做到极致，没有这样的觉悟，就不会将这种治学态度遗传下来，也就不会有《朵云封事》了。

　　《朵云封事》读后感(三)：往事如风，却能够永不消散

　　曾经看过 《李霖灿读画四十年》一书，也因此“认识”了作者李霖灿先生。李霖灿先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拥有数十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资历，对美术颇有研究，也曾在台北各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所以再来看《朵云封事》这本书的时候，就禁不住有一种亲近之感，感觉距离因为特定历史情形下那些国宝级文物的颠沛流离之旅又近了一步。历史形势与时势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文物保护者却自有自己的职责所系。目标是明确的，所以，无论身在何方，无论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会把保护好文物、开展好研究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样的一种情怀，在《朵云封事》诸篇之中也比比皆是。

　　《朵云封事》是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一本文集，主要是对父辈往事的回忆文章合集。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李霖灿及中央博物馆旧人的追述，包括在大陆和迁台后的生活、学术情况；二是对中央博物馆从筹建、避难、还都、迁台、并入台北故宫经过的梳理；三是围绕台北故宫的一些人事、旧事的回忆和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的一些记录。至于各篇的内容，李在中在《朵云封事》的“前言”中已有大致介绍，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在中对《朵云封事》这本书的态度——他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科学思想里面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这句话用来评价整个《朵云封事》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文物保护者，也是非常适合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心想到的只有文物保护和研究，这既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赖以吃饭的凭借。知天命，尽人事，这就足够了。要想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完人”，先想想自己做到了多少，自己做得到底怎么样！

　　所谓“朵云”，这一说法来自于唐朝能臣韦陟。因为韦陟在信函最后的署名颇为花式，写得像几朵云彩，于是“朵云”就演绎成为信纸的雅称。所谓“封事”，本意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所以，“朵云封事”也就可以理解为装在信封里的信件，而且一定是颇为珍贵的那一种。纵观《朵云封事》中的三十篇文章，按照李在中的说法，虽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像秋天五彩缤纷的落叶，虽然丰富却也驳杂；但在内容上却足以惊艳，写出了很多老文物工作者对待研究、对待学术、对待文物的那一种忘我的态度。写的是“中博”和与“中博”有关的事情，但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可以推而广之，作更大范围和层次上的理解。当然，从其中的《内战与逃难》《来台初期》诸篇中也可以看出，李在中对国家分裂、文物遭受无妄之灾的一种惋惜态度。他称之为“伟大时代的大悲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惟有和平才是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的幸事，惟有统一才可以让几十年离散不得见的国宝文物得以相见，并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幸事以及珍贵无比的回忆。

　　从《朵云封事》的字里行间，也可见李在中先生对如今台湾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的那种痛恨、愤怒。他的父辈们为文物保护沤心沥血，誓以“学术报国”；而如今却有那么一些人，不以崇洋媚外为耻，反而恨不得抹去所有能抹去的中国印记，甘于成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何其不幸哉！期待“这一页”尽快翻篇，让民族与历史的罪人永远为世人、后人所警省。

　　《朵云封事》读后感(四)：战乱时期的考古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18年9月28日 作者夏安

　　数天前，巴西国家博物馆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文物全部毁灭消失，许多份历史被从记忆中抹掉，失去了最宝贵的能够证明存在的证据。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未到，文物先行。许多珍贵文物同考古学者们一同去了祖国的西南边陲。在那段战乱的年代，他们没有一天停止保护、研究与考察，不断有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在李庄，李济先生在向大家解释“全面抗战”时说，学人要以身作则，怀抱学术报国，毫无保留地贡献一己之力把事情做好，“‘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学术抵得过敌人吗？”抗战时期的考古故事，李在中将他所知到的事都写在了《朵云封事》一书中。

　　什么是朵云？这个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他在信函的最后署名也就是今天的花式签名，写得像几朵云彩，非常好看，后来朵云就成了信纸的雅称。而封事就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之意。美丽的云朵，密封着什么样的往事？李在中正是通过回溯战乱年代相关的人与事，描绘了蔡元培、傅斯年、李济、曾昭燏、潘天寿等一代知识分子学术救国、文化图存的爱国群像。他们希望通过整理文物、研究历史，来凝聚民族文化向心力，树立民族自信心，他们开创了中国综合性集科研与教育于一身的博物馆建设的先河。

　　从某种程度上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加速了新学术之路的步伐。在一次北平名流的聚会里，傅斯年先生对大家讲，书生何以报国？这个问题真正的意思是，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关键时刻要觉醒和反省：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这些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共进行了十五次殷墟挖掘，在著名的127灰坑中出土了一万七千余片甲骨，装甲骨的箱子重达三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这批箱子太重，在搬运中压伤了两位工人，忙中出错，箱子运到南京时，大家才发现竟然放倒了：原来地表上层压在了箱底，最深层的反倒后来居上，成了“上下颠倒、本末倒置”。因为有工人受伤，其他工人就不愿意再大费周章将它们颠倒过来，所以后来整理研究时，其实“上层”才是“底层”。

　　在书中收录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云南大理苍洱考古团队留存的照片中，我们还得以一窥最早的中国女子考古的阵容，照片中的学者们以曾昭燏先生为首，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许多人想不到，这些学者大多是理科生。这支战时考古队伍中是清一色海归青年，除了张道藩先生学的是美学，其他人有学物理的、学地质的，还有学生物的，正是这一批人一步一步实现了书生报国的伟大理想。

　　抗战期间，许多考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李庄完成的，《朵云封事》里面有几章都讲到了李庄。李在中根据其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书信、绘画，重新走过父亲当年走过的路，又走访了他父亲的老朋友，以及一些当年生活在李庄的中博和故博子弟，以此来完成《朵云封事》这本书，因此他的记述给我们了解李庄提供了很多真切的口述资料，也让抗战烽火下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鲜活起来。

　　此外，李在中的写作把“实境研究”和“史景感怀”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如何书写历史很有启发。《朵云封事》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创建、对我们理解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朵云封事》一书中所写的一代考古学人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文博事业、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体系的发展，贡献良多，也为日后的中国人文艺术学术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朵云封事》读后感(五)：“中央博物院”老一代学者的治学雅趣

　　《朵云封事》是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一本回忆中央博物院前尘往事的文集，主要讲述了李霖灿那一代学者在战乱年代艰苦的条件下潜心研究的前尘往事。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建国后迁往台湾，环境比现在不知道要差多少倍。反观李霖灿、董作宾等人的研究成果，着实令人钦佩。

　　老一代学者，不仅治学严谨、毅力惊人，也很乐观，懂得苦中作乐。他们的生活交往过程中充满雅趣。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朵云封事”取自于台北故宫庆祝六十周年印制的一份雅致的纪念品。那是一个装着信纸和信封的小盒子，取名“朵云封事”。“朵云”来自唐代韦陟像云朵一样的署名，后来成为信纸的雅称。“封事”原来是指密封的奏折，后来借指信封。

　　从网络上搜索“么些”，很自然地会关联到李霖灿、董作宾等人。“么些”风俗和甲骨文字的研究，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成果。“么些”是纳西族的先民，主要在云南丽江泸沽湖附近居住，书里写他们又称么梭、纳人。这样看的话，么些可能就是摩梭人吧，不敢肯定，先留下疑问。

　　李霖灿和董作宾等人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白水台、阿明洞等几个地方，主要就是研究么些民族以及东巴文化，记录他们的风俗和文字。纳西族东巴和才跟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结识了泸沽湖出生的少年活佛罗桑益世。

　　么些文字是象形文字，以前没有文献记载。李霖灿和董作宾行走各处，收集么些文字，把这些象形文字都记录下来，并研究每一个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李霖灿的一项主要研究成果，就是整理出版了《么些文字字典》。

　　那一代的学者都很多才多艺，他们也不例外，能写能画。比如他们之间经常互赠笔墨作品，一幅小画、一份诗文墨宝、一副对联。董作宾给李霖灿或者别人写信，经常会写甲骨文。其实写甲骨文很不容易，尤其用毛笔写就，需要格外的功力，比写普通汉字更辛苦。为了更多的传播和保留甲骨文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避免这份绝学断了薪火根苗，董作宾把自己当成“活的印刷机”，不辞辛苦，研究之余甚至减少睡眠时间，给许多友人写了很多幅甲骨文。

　　胡适曾经说道，“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董作宾这样做，不但能多传播一些甲骨文的文本，还让收信之人多一分欣赏和学习甲骨文的乐趣。试想一下，收到一份甲骨文的书信，会有种穿越了时空的历史温度，拳拳心意，款款情怀，都从容流淌在笔墨之间。

　　播迁台湾后，历经周折，几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才安定下来。1957年12月25日，李霖灿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李霖灿写下了自己的新目标，“中国绘画史若由外人来执笔，是我们的耻辱。……给我三十年时间，我可以载欣载奔地在这条跑道上夺得锦标归。”

　　从此他就全心投入绘画史的研究工作。三十年后，1987年12月，七十四岁的李霖灿果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台北发行了《中国美术史稿》。

　　这一代的学者，生于乱世，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艺术追求。他们不计较外界条件，一心钻研艺术文化，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成果。他们的治学成果，值得敬佩！他们的文思雅趣，让人怀念！他们的无私品格，令人景仰！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追忆他们的风范！

　　2018.10.16雾凇

　　《朵云封事》读后感(六)：《朵云封事》揭秘一段荒唐，“博爱鼎”不止山寨那么简单

　　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人，这些年来也不少了；但是如果不看《朵云封事》，人们可能不会知道，矗立在博物院行政大楼前的“博爱鼎”，竟然是毁坏了历史真迹搞出来的一件山寨货。

　　侵略铁证竟摇身一变

　　1937年12月，日军在攻下南京以后，把南京一座兵工厂里所遗留的铜料和其他金属一起运回到大阪的陆军兵工厂，由指挥南京作战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下令，铸成了一个“攻克南京战功纪念鼎”。 朝香宫鸠彦是日本皇族，也是南京大屠杀主要元凶之一。他请一名日本公主写了铸鼎缘由，刻在鼎上，在另一面刻了明治天皇的亡灵挽歌，然后在1938年12月南京沦陷一周年时，把此鼎“奉纳”到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日本索还战争期间自中国掠夺的文物，然而占领日本的“盟军”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归还标准，因此很多甲级文物或标本都没有能够回到中国。倒是这个大鼎，既无艺术价值，又非中国文物，但是驻日代表团认为它有历史价值，于是“盟军”便同意了，于1951年5月将其运到高雄。 此鼎到台后，根本没有编列进各种文物清册里，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呆在台中糖厂仓库和“物资局”仓库。 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修建新馆时，在进门步道尽头的平台处，需要陈设一件较为厚重的器物，当时的器物处便想到了仓库中还有这件“重”器，因此决定将此鼎“物尽其用”。 经手人又觉得鼎上的内容有所不宜，于是将日本公主写的铸鼎缘由拿掉了，换上一块铜牌，上面刻了“博爱”二字；又把后面明治天皇写的“挽歌”也烧焊掉，变成了“黄埔训词”；最后是把鼎身上的樱花拿掉，换成了梅花。于是，一个抗战铁证，摇身一变成了“博爱大鼎”。 此鼎在改造完成以后，先是堂而皇之立在进门步道尽头二十多年，后来挪了个地方，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行政大楼前至今。如果不是《朵云封事》道出这段秘辛，谁会想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竟有如此荒唐事？

　　《朵云封事》不为亲者隐 《朵云封事》的作者李在中先生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著名画论家李霖灿之子，如今人在加拿大，也已年近七旬了。 1950年，李在中还是1岁小童时，与李霖灿交谊深厚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来到台中李家，在纪念册上为李在中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不易之谓‘庸’，不偏之谓‘中’，道在‘中庸’，在中，在中，读书在中台幼稚之园，长养在中央博物之院，籍在中州、中原，生在中华、中土。” 李在中先生结合亲历亲闻，不断收集“中央博物院”的一手档案与图片、整理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和书信、向父辈们请教、走访两岸，用15年的时间写出30篇文章，以期尽力还原出自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到1965年被合并期间所经历的种种故事，汇集成了《朵云封事》这本书。 “朵云封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制作的一套纪念品，有10张纹样不同的信笺和10枚信封，十分精美雅致，装在一个匣子里。李在中十分珍爱这一纪念品，遇到师友故人，就会请他们在信笺上签名题字。 再往上说，“朵云”来自唐朝大臣韦陟，韦陟在信函最后的署名写得像几朵云彩，后来“朵云”就演绎成为信纸的雅称，后世有“朵云轩”，其意也来源于此；所谓“封事”，本意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所以，“朵云封事”也就可以理解为装在信封里的信件，而且一定是颇为珍贵的那一种。 李在中珍视父辈的足迹，从史海中钩沉出前辈学人的一片丹心。他在书中记下这样一件事：长期主持“中央博物院”工作的李济先生给博物院同人讲过，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我们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那些博物馆抗，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敌得过敌人吗？ 李霖灿在书中感叹，抗战时连一张白报纸都很珍贵，博物馆还用土纸印了三种学术专刊；赴台后十几年，第四种专刊却迟迟出不来。李在中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急功近利，挪移了发展方向，让台北‘故宫’走向了哗宠虚荣的假象……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馆外日日车水马龙，馆内卖场人声鼎沸，知名度及口碑仅限于翠玉白菜、肉形石等……”

　　本文首发于《长江日报·读+周刊》2018年11月6日

　　《朵云封事》读后感(七)：博物院的前世今生，不忘历史，不负未来

　　文化的魅力在于如润物无声的春雨般悄悄滋润着万物，富有生机与活力，将美与爱的种子播撒于修罗场里的芸芸众生，教化人心，升华灵魂。

　　李在中先生是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出李在中的儒雅平和，大度和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在《朵云封事》中，作者李在中真实记录了三十二年中央博物院及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再现了动荡年代中一代知识分子对文物的保护、文史研究和传承的真精神。在这些关于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的旧人旧事里，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上一辈文博事业中的老先生，如董作宾、李霖灿、李晨岚、傅斯年、黄宝瑜、潘天寿等等。他们有的是活跃在中央博物馆时期，有的是活跃于博物馆迁台之后的艺术达人，但都是在艰难时事中勉力的坚守理想者。

　　这些关于父辈们的真挚回忆感人非常，而《朵云封事》中穿插的大量年代久远富有浓郁历史底蕴的画作，照片，建筑景物，文字作品，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也让我们倍受感动与激励。书中资料的选取皆与当时人与事一一呼应，同时也体现出李在中先生为文的精益求精，严谨的著作风格和人生处事态度。无论是书中人，还是书写者，在这场民族文明的拯救运动中体现出朗朗明月般的大师风范——而这种风范精神也正是当今浮躁、虐气、乖戾、厌世等最好的救命良药。

　　这些故人，这些旧作，正是不忘过去，不失过往优良传承，不失文人风骨的记忆与缅怀。想想若是当下的社会中人都拥有这样严谨、认真、坦然的风骨，人人都有为国为民为存亡舍生忘死的精神，人与人之间的磨擦、斗争是不是会少了许多？勿忘历史，也只有勿忘历史方能更好的走向未来之路。

　　生命的价值并非存活时间的长久，而是这生命所蕴含的不屈奋斗精神。美丽缥缈的云彩飘荡在蔚蓝深邃的穹苍，虽然云聚云散，风起瞬变，但那曾经美好的姿态却是云朵最美的回忆和价值和精美。

　　记得曾有一部名为《国宝档案》的纪录片，记录了动荡时局里一些国宝级文物重器的揭秘，这档节目着重讲述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也让我们普通人可以身临其境，体会到艰难苦时世中，人与物的沧桑与磨难。《朵云封事》同样是讲述与国宝相关的尘封往事，一部更侧重于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书。朵云，意象飘逸自由，往事如云朵即散即聚。朵云的说法来自唐朝能臣韦陟在信函后写得如云彩的署名，后成为信纸的雅称。而封事，可以直接理解为尘封的往事，那些正在褪色的往事，但其本义是指密封的奏折，后世同样引申为信封之意；两者组合起来《朵云封事》则借着中国近代历史往来的一封封挚情挚意的信件，透出长长的怀旧之情、深深的爱国情怀和浓浓的民族希望。

　　《朵云封事》用三十篇优美的文章，将过往的情怀美好与值得永久珍茂的生命感悟呈现给读者，为自己和众生献上完美的足以留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无论是记录人物的今生，还是缅怀古迹的过往繁华，抑或展望未来，大师们的浩然之气都深深的浸透于字里行间。

　　《朵云封事》不忘历史，不负未来。

　　《朵云封事》读后感(八)：陆建芳：高山流水送兄长 ——怀念在中先生

8月8日晚上9：34分，宜宾一个不常联系的朋友来电，声音低沉，告诉我李在中先生刚刚走了，话筒里带着压抑的哭泣。我一下就懵了，大脑一片空白，后面的话几乎一句都没听清，心里不停的问：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020年是庚子年，民间称其灾年。年初就开始的疫情，不断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这次的噩耗真是让我痛到骨髓，不知所措了，脑海里全是和他在一起的画面。

我是2006年认识李在中先生的，那时龚良院长刚到南京博物院不久，他希望我在协助倪明副院长筹建二期工程的同时，研究南京博物院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也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历史。这段历史资料不但在大陆十分缺乏，许多当事人也讳莫如深。我1983年初到南博时，赵青芳副院长、张正祥这些当年随中博辗转西南的老先生都还健在，尤其是赵青芳还是我在考古部的直接领导，但我从未听他们提起这段历史。后来才知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把家里涉及这段历史的照片资料都烧毁了。而我开始整理这段历史时，这些老先生都已去世。我只好沿着文物南迁的路径由宝鸡追到了宜宾李庄。这个当年被傅斯年称为地图上找不到，可以安心研究学问的古镇，到处都是抗战时期的遗迹。我在这里找到了中博安放文物和正常办公的张家祠堂；找到了抗战当年弹尽粮绝，被李济整编为中博建筑史料编篡委员会的原营造学社所在地月亮田；找到了当年中研院史语所所在地栗峰山庄。后来才知道，我和同伴张俊居然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6年10月离开后，回来探望李庄的第一批中博后人。在李庄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月光如水，映照着川流不息却又悄然无声的长江，我分明感觉自己回到了抗战时期的中博，灵魂也似乎注入了老中博的精神。那一天是2006年8月30日。

和我一样，也有许多人到李庄来找寻这段历史，通过李庄，我认识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在中先生。

遇见在中先生，是我真正了解中博历史的开始。此前他已经在台湾举办过几次有关中博的展览。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把展览的资料照片毫不吝啬地都拷贝给了我。一批是他父亲李霖灿的，另一批则是董作宾先生的。那时南博的老院长宋伯胤先生还在，就住在南博隔壁的半山花园。宋院长是1948年到中博的，和李霖灿先生共过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是第一批到台湾访问的南博学者，中博在台的老同事李霖灿、谭旦囧、高仁俊等都去拜访他。临离台时，李霖灿先生托宋先生带一封信回南京，到曾昭燏墓地烧化。因为自他去台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而曾昭燏老院长对李霖灿先生进入中博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谓有再造之恩。听说有此信后，在中先生赶到南京宋院长家中求见，希望宋伯胤先生能把留下的复印件找出来。可惜天不假年，不久宋院长就去世了。但在中先生毫不气馁，辗转许多人，终于2012年在大理把这封信找到了。这就是《不胜沧桑话点苍——纪念曾昭燏女史》。

同年，我带左駿和杜臻到台湾查找中博的档案资料。从登岛之日开始就一直受到在中先生夫妇的照拂。我们去南港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胡适先生故居，在中先生夫妇都做了悉心安排。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居然找到了中博筹备处1936年馆舎奠基的黑白电影纪录片。胶片虽然很短，但保存了胡适、李济等民国学人的珍贵影像。随后我们代表博物院到李济先生、李霖灿先生和石璋如先生的墓园拜祭，先生们的头向无一例外都朝向北方，心系大陆，心系家乡。

我们三人准备了鲜花和线香，以及三篇祭文，在墓碑前，我大声朗读祭文。在中先生和石磊先生则代表家族鞠躬回礼。那天海涛声声，回荡在整个墓园，那是先生们无法回归的无奈，是不甘心的灵魂在呼喊。

索予明先生是当年最后一艘运送文物赴台时的押运员。因视力接近失明，近年已经不再见客。通过在中先生的沟通，索先生欣然同意见面。那天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后面的索府时，在中先生说：南京来人看你啦。我赶紧趋前一步说：索先生好，我们是南京老中博的，专门来看望您，您还好吧。索先生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握住，十分激动。在之后的半个多小时里，他跟我们详细介绍了那艘运文物的军舰在海上两个月之久的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他的手始终拉着我没放开。

我们在台湾12天，在中先生和大嫂几乎天天陪着我们。即使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他也和宋处长打招呼，要他关照我们。在他无微不至的安排和照顾下，我们的台湾之行，收获了很多成果。此情此景，虽已过去八年，却如同昨天，历历在目。在中先生，你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呢？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痛吗？

在南京、在宜宾、在丽江、在北京，我们见过多少次面？我已记不清楚，但每次见面，必然是畅怀深聊。我们都是中央博物院的传人，我们都有一种要将老中博精神传承下去的使命感。你说过，现在中博老先生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热爱和了解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段历史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我们还能长聊深聊。正因为如此，你说你要抓紧时间，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历史完整地写出来。《朵云封事》只是开篇而已。话犹在耳，可你却撒手人寰，如今阴阳两隔。我又和谁去说这一段苦痛的历史，难道中博的一切都必须以悲痛而告终吗？ 令尊李霖灿先生一生醉心于纳西族的人文历史，醉心于丽江的秀美江山。除了编撰东巴经的词典，还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李霖灿先生也是一个对中博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学者。在中先生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氛围，虽然他是一个极优秀的IT专家，高盛银行的副总裁。但他退休后立即投身于中华的文化事业，把他父亲留下的资料条分缕析，变成一篇篇有温度的文章。通过他的努力收集，如今他手上的资料之全，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个目标高远，工作仔细的人。在我看来，他这几年才刚刚进入佳境。正因为如此，在中先生的去世才让我们这些老朋友痛心疾首。

在南京时，我曾经给他看过保留在南博的他父亲的手稿。里面有他父亲带队从丽江辗转一个多月回到四川李庄的日记。还有和才和他一起注释的纳西族挽歌《苦凄苦寒》。如今在中先生走了，我在南京就以一曲《苦凄苦寒》为他送行吧。在中兄长，您安息！

2020年8月13日晨

　　《朵云封事》读后感(九)：朵云封事何年事

　　已刊于《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期

　　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大陆读者这几年已经不再陌生了。他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是著名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和丽江么些文化专家，还是名扬海外的中国美术欣赏的普及者。不过，我并不打算在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前面冠以“台湾学者”的名号，是基于他那一代人的学术经历。他出生于河南，30年代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号称“国美”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后跑到丽江的雪山下进行么些文化的调查研究。1941年，他响应著名考古及文字学家李济、董作宾两位先生的号召，加入了“中央博物院”（后称中博）的筹备工作。从此，他跟随这个博物院“筹备组”赴南京、到昆明、抵宜宾，直到再返南京、终达台湾。总之，李霖灿在学术上毕生追随李济、董作宾，工作岗位则始终不离博物馆专业，这些上世纪30-40年代种下的因缘，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大陆，2000年以前，他的大名主要为业内人士所熟知，2000年以后，他关于美术史鉴赏的一些著作在大陆陆续出版，到今天，凡是热爱古代绘画的读者，都知道李霖灿的名字了。而最近，李霖灿的儿子李在中则以父亲的博物馆生涯为主线，通过调查走访，搜罗旧帜，撰成《朵云封事》这样一部回忆往事的大书。

　　朵云的典故，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韦陟传》载：“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说韦陟在信笺上署名，状若五朵云，所以”朵云“是信笺的雅称；而“封事”是密封的奏章。李在中用这两个词命名，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李霖灿本人及师友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既有他们年轻时留下的日记和彼此往来的书信，也有他们年老后李在中所做的访问、重述，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为人所知，弥足珍贵。

　　如果说，这部分内容显示了李霖灿父子的家世交游，体现的是历史沧桑变幻下“家”的一面，那么，《朵云封事》所揭示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30年代之后我国部分珍贵文物在“中博”同仁保护下，历经颠沛流离而得以保全的故事，是内忧外患下“国”的一面。两相结合，体现的是这些文化文物学者的家国情怀。

　　对我来说，最令我动容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中博”筹备组保护文物的一段往事了。

　　这种保护，其一是文物的迁移撤离。很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移的伟大行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震动，故宫文物于是南下避难，分批行动，历经多年，直到1936年才全部运抵南京。可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七七事变又爆发了，文物只好再次迁往西南的大后方。

　　不过，对于故宫文物之外的其他文物的迁徙，很多人或许知道的不那么清楚了。《朵云封事》里记录了“中博”所辖文物的迁徙历史。1933年，“中博”先后由傅斯年、李济牵头筹备，在1936年终于开土动工，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博物院还没完工，此时也只能紧急西迁。要知道，“中博”所属的文物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比如毛公鼎、司母戊鼎等。如果不西迁，就很有可能落入敌国之手。

　　西迁之路，备极艰辛，“中博”的学者们或是走水路，沿着长江上行；或是走火车，当时的政府紧急拨了专列。每到一处目的地，也不敢把文物堆在市区，只能想尽办法保存在郊外的寺庙、宗祠等隐蔽的地方。这一路上，不仅要提防丢失、盗窃、损坏，还要担心日本的轰炸。最终，故宫的文物主要保存在宜宾、乐山、峨眉等地，而“中博”的文物辗转昆明等西南地区，最终暂时落脚在宜宾的李庄。

　　其二，迁徙到后方只是被动的避难，而“中博”的学者们，却在避难期间仍然坚持开办文物展览，坚持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从而以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维系，给当时的国人以振奋的力量。

　　如在文物展览方面。从1943年到1945年，中央博物馆在李庄这个江边小镇举行了7次大规模展览。比如，远古石器展、古代铜器展，传递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汉代车制展、历代建筑图像展，传递出华夏文化的博大灿烂；此外，还举办了苗族服饰展、丽江么些文物展，则传递出抗战军兴、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看展览，往往被认为是和平年代里衣食无忧的人们优哉游哉的“闲事”。但《朵云封事》里记载的这些往事却证明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华夏文化的传承遭受外侮破坏的时刻，历史文化及文物展览绝不是用来消遣的闲事，而是难得的振奋精神、提高士气的伟大举措。

　　同时，在抗战烽火中进行学术研究则更能见出中华民族文化精英分子勇于维护文化火种的风骨。众所周知，学术研究需要“一张平静的课桌”，也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但在特殊情况下，在容不下一张平静课桌的时代，学术研究就不仅是个人的沉思，还能证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毅力、风骨和品格。

　　在李庄，“中博”的研究人员们坚持学术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开展了对四川西藏康定云南一带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对当地自然标本的采集、对当地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以及对当地出版及教育文化的普及。

　　显然，这些并不是风花雪月的吟诗作赋，而是关乎民族地理、民族历史、自然环境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色彩的现代学术研究。这些成果在当时虽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但在战乱中得以储存，一到和平年代就成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朵云封事》里记载了李济先生曾说：“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的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的博物馆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p163）这充分表明了文物的保护不是被动消极的，越在艰难困苦的时期，越是要通过文物保护来证明抗争的伟大，证明民族的不屈不挠，从而维系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

　　其三，文物的保护终究还是要靠国家的强大。《朵云封事》里，还记载了一些抗战胜利后中国向日本追索文物，但结果并不如人意的遗憾故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始追索被日本在侵略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有关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被日本掠夺、损毁的各类文物共计3607074件，损毁古迹741处（数据来源：网易新闻中心）。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那些查无可查的流失文物更多。

　　我们都知道，日本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渗透到中国，以各种手段攫取中国的文物、藏书。把文物追索的上限放在九一八事变，实在是说不通的。而《朵云封事》揭露了原因，不是因为日本，而是因为西方盟国顾忌到欧美国家也持续掠夺中国文物，所以不愿意让中国追究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流失文物，以免日后中国可以根据同样的道理，向西方国家追索文物。中国当年虽号称战胜国、五大国之一，但仍然是弱国，在文物的追索上终究留下了诸多遗憾。

　　再加上很快内战风云再起，而负责追索的人手又有限，最终中国政府从日本追索的文物一是数量有限，二是力度不足，三是已追索的文物大都运到了台湾。因此，对这件往事，很多读者也是知之甚少了。

　　既然说到了运到台湾的文物，《朵云封事》里也有不少文章谈及在台文物的命运。2009年，两岸故宫首次合作举办“雍正文物大展”，这是十年前两岸的文化盛事。但是，近年来这样的盛事却没有出现。李在中在《朵云封事》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值得深思：“台北故宫已经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去中国化以及提高本土意识成了新主事者的最高指导思维，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走向了自我封闭而不自知的格局。”（p368）这一清醒的认识，显示文物终将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血统和精神。

　　《朵云封事》读后感(十)：从“玉龙观雪”到“故宫读画”：李霖灿的因缘际会

　　提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相信大多数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都会选择到此一游，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的大量国宝珍品足以令人大饱眼福、流连忘返。可是说起“中央博物院”，知道的游客恐怕就凤毛麟角了。

　　1933年，“中央博物院”由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人构思成立，并在南京设立“筹备处”，经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筹备处”也随国民政府辗转迁徙赴台，最终于1965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并，始终未获正式成立。

　　有感于此，从1941年起就在“中央博物院”工作的李霖灿发表了题为《“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的文章，追述这个不幸夭折的伟大抱负。谈及当初加入“中央博物院”的机缘时，李霖灿写道：

　　“1941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浑身都是活力，正在云南丽江的大雪山下，有兴趣地做着么些象形文字的调查工作。一天，忽然接到李济之和董作宾二位长者的电报，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博’工作？我一复电答应，马上就汇来了调查用的专款，和由凌纯声先生拟的调查计划。于是我便以一个‘助理员’的身份独当一面展开了工作。”

　　这样的“入职”经历放在今天看来简直如梦幻一般。李霖灿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作为一名艺术院校毕业的“文艺青年”，他几乎毫无准备就加入了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学术机构，从此人生轨迹也得以改变。

　　玉龙观雪

　　“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是李霖灿对自己一生的恰切总结。

　　李霖灿1913年生于河南辉县，彼时民国肇造，万象更新，正如张新颖教授在新著《九个人》题记中所言，这代人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1938年，李霖灿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吴冠中的学长。因为抗战爆发，学校奉令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一路迁往昆明。李霖灿那时为了节省车费，就组织几名同学一起，徒步穿越湘黔苗区进入云南，并在昆明成立了“高原文艺社”。

　　在昆明近郊的龙头村，李霖灿第一次拜会了学界前辈，也是他的河南老乡——甲骨学大师董作宾。

　　董作宾，字彦堂，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1928到1934年间，他曾8次主持或参加南阳殷墟的发掘，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断代分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董作宾遇到李霖灿的时候，已经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甲骨文权威，同样因为抗战而西迁至昆明。

　　李霖灿把入滇途中所绘的苗人钢笔素描给董作宾看，不料大受赞赏，由此受到时任国立艺专校长滕固的注意。通过董作宾的揄扬，滕固决定拨款派李霖灿前往云南西北部调查边疆民族艺术。由此，李霖灿才有了和玉龙雪山、纳西象形文字结缘的机会。

　　就这样，李霖灿从单纯的“画家”慢慢走上了学术调查研究之路。当然促使他有这一转变的，还不能不提大作家沈从文。

　　同样是在昆明，李霖灿在沈从文家中看到了美籍奥地利人骆克博士（Dr. Joseph Rock）翻译的纳西族象形文字经典，他心想：“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沈从文老师和我》）

　　在这样的鼓励下，1939年4月27日，李霖灿离开昆明，第一次前往丽江、中甸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并带回古宗族、么些文字和金沙江上情歌三个调查报告。

　　第一次考察令李霖灿震撼于西南边疆艺术资料的丰富，于是他很快便于1939年12月22日再次从昆明启程，朝向玉龙雪山进发，结果一去就是四年，直到1943年11月才返回当时“中央博物院”的迁驻地四川南溪李庄。

　　山河故人

　　第二次出发，李霖灿有了一位同伴，他就是国立艺专的同学李晨岚。沈从文曾以他们为原型，写过一篇未完成的小说《虹桥》。

　　李晨岚也是李霖灿的河南老乡，信阳罗山县人，原名李玉荣。他早年曾拜齐白石为师学画，齐白石对这位学生十分赞赏，说他的画风干净，如同晨曦中环绕山间的岚气，遂帮其更名为“晨岚”。

　　后来李晨岚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深造。如前所述，因抗战军兴，两所学校合并为国立艺专，先是迁往湖南沅陵，1939年又迁往昆明。李晨岚与李霖灿就结识于湖南沅陵。

　　受到李霖灿第一次考察报告的鼓舞，在国画上雄心勃勃的李晨岚决定和李霖灿一起走进玉龙雪山，去开创中国绘画的“雪山宗”。当时李晨岚的伟大抱负在一封写给同学们的告别信中显露无疑：

　　“中国画在现在是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大家都说，中国画中缺少坚实的成分，但古代的中国画并不是如此。试看：荆浩、关仝、范宽的山水何尝没有体积？何尝没有重量？也许未来如果只是抄袭他的笔墨是一条死路，反而面对大自然会有可以和他们抗衡的成绩。根据自己真实感情来作画，这个原则应该是不错，那中国画也应该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理论是如此，但理论是要事实来证明的，晨岚这次丽江的最重要目标便是要用实践来证明这个理论。”

　　二李到丽江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李霖灿从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开始步入学术殿堂，而李晨岚则继续执着于革新中国画的实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49年后，李霖灿与李晨岚分隔海峡两岸，通讯断绝，却始终惦念对方。

　　关于李晨岚后半生的生活情况，长久以来都鲜为人知，所幸李霖灿之子李在中受父辈精神感召，决心钩沉往事，填补空白。在花费多年时间调查、采访写成的新书《朵云封事》中，李在中讲述了李晨岚在1949年后的际遇。

　　根据李晨岚的弟子李建华的记忆，1950年李晨岚曾跟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蒙自、思茅、西双版纳、勐海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并创作出大量绘画。

　　1956年前，李晨岚在昆明的艺术机关里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不过1956年他就辞职去重庆，专事艺术创作，作品颇受市场欢迎。大约1960年，李晨岚因战前在宁沪一带认识一位国民党军官并被委任初级军官一事而遭到检举揭发，被划为“黑五类”，后又因“破坏善良习俗”罪名入狱服刑。1962年，李晨岚刑满出狱后返回昆明。

　　“文革”开始后，李晨岚再度遭受冲击，被下放至云南省华宁县红旗公社落户，生活极度困窘。1974年，63岁的李晨岚因年老体弱离开华宁县，回到罗山老家。1976年冬天，李晨岚在一家床单厂设计牡丹花图样时脑溢血发作去世。直到最后岁月，他在给弟子李建中的信里还不忘革新中国山水画的宏愿。

　　1990年，海峡对岸的李霖灿发表了《玉龙白雪故人情——忆李晨岚兄》，结尾如此写道：“岚兄第一次登玉龙见绿雪之时，自封绿雪斋主，如今他归道山，我便承袭了这个名号，以作我对晨岚兄的永恒怀念。”

　　纳西情缘

　　随着丽江旅游业在90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涌入这片纳西族人聚居的土地上观光休假，纳西象形文字也被当地政府绘制在景区墙壁上对外宣传，乃至媒体上长期持续着关于丽江是否过度商业化的争论。

　　然而在李霖灿前去调查的那个时代，丽江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遥远而神秘的。当地的民族分布、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概况更不被外界所知。

　　“纳西族”其实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后被确定下的族称。历史上，这个族群主要分布在川滇交界处，并在不同时期的汉文古籍中被记音书写为“么些”、“摩沙”、“摩挲”、“摩娑”等他称。民国年间，基本流行以“么些”称呼纳西人。

　　纳西人信仰古老的“东巴教”。“东巴”是纳西传统神职人员的称呼，也是族群中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负责诵经、祭祀、祈福、除秽。

　　1942年，李霖灿在白地村（属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传说为东巴教的发祥圣地，也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习俗与各类仪规保留最为完整的地方）经一位大东巴杨学才介绍，与1915年出生的和才东巴结识。

　　这对二人来说，都是幸运的。

　　当时李霖灿的调查急需一位纳西族帮手，而和才恰好也对李霖灿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和才加入“么些民族学术调查计划”，开始协助李霖灿到洛吉、永宁、木里等地寻访调查东巴文化，风雨同舟，成为生死之交。

　　李在中在《朵云封事》里详细叙述了父亲与这位纳西族挚友的故事。“他们在考察的沿途，也搜集或购买了大批东巴经卷、手工艺品及有关的人文标本，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日后研究纳西文化的基石。”

　　1943年11月6日，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和才随李霖灿到达四川李庄。经过傅斯年、李济的允许，他们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张琨合作，为东巴文、东八经读字记音，共同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并在李庄石印刊行，署名为“李霖灿编著、张琨标音、和才读字”。

　　抗战胜利后，和才随“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后又和李霖灿一起参与了到上海接收日伪和平博物馆的工作。1948年，“中央博物院”决定迁往台湾，和才选择留在大陆，回到故乡云南。1950年，他被吸收到云南省民委语文研究室工作，1956年病逝于昆明，安葬在下马村民族学院公墓。

　　和才在李庄期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李霖灿的鞭策和指导下，学习掌握了汉文和国际音标。和才是历史上第一位懂得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本族语言的纳西族东巴，也是纳西族东巴中第一位脱产离乡领取国家工资研究东巴文化的人才，他后来还提出过改革纳西象形文字的拼音计划，不过最终没有实现。

　　1984年，李霖灿的《么些研究论文集》由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纪念么些朋友和才先生。”

　　故宫读画

　　李霖灿1949年随“中央博物院”到台湾后，一方面把在大陆时对纳西族的调查工作陆续写成论文发表，另一方面听从董作宾的建议，转而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

　　2018年，中信出版社再版了李霖灿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两部通俗著作《李霖灿读画四十年》和《中国美术史》。

　　这两部书最早是由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艺术欣赏与人生》（1984年）和《中国美术史稿》（1987年），前者是李霖灿在《雄狮美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后者是他在台湾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课程20余年的累积成果。

　　其实早在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就首先引进了两部书稿的大陆简体字版，书名依照台湾原版没有改动，可惜由于印刷质量等原因，影响有限。随后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将书名改为《天雨流芳：中国艺术二十二讲》和《中国美术史讲座》，读者反响热烈，李霖灿的艺术造诣才广为人知。

　　此外，李霖灿最为人乐道的艺术史贡献就是解决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溪山行旅图》的作者之谜。长期以来，该画相传是北宋范宽的作品，然而在李霖灿之前，没有人在画上发现画家本人的签名。

　　1958年，李霖灿在《溪山行旅图》右下处骡队后方的树丛发现了“范宽”二字，证明明代董其昌在画上所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并非虚言，他自己也作为900多年来“范宽”款的最初发现者而被载入史册。

　　回顾李霖灿的一生，不难发现每到重要关头几乎总有贵人相助，且著述行状又幸得其哲嗣李在中潜心阐扬，遂成就今日之声名。

　　诗人冯至《十四行集》开篇写道：“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张新颖教授引述这几句诗来评价李霖灿生命中的因缘际会，可谓巧妙中肯：“与非常之人有过交往的人也可以说很多，能从中‘深深地领受’‘奇迹’的，才称得上‘有福’；而‘有福’的极少数人，他自身的生命状态得长期‘准备着’，敞开着，那福分和‘奇迹’才有可能进入他的生命中。李霖灿未必读过这几句诗，跟冯至大概也没有交集，却可以说一生似乎都在践行这样的诗。”（《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

　　（ 刊2018-10-19北京晚报，http://bjwb.bjd.com.cn/html/2018-10/19/content_2891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