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纵横》读后感100字
《中国纵横》是一本由[美]史景迁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纵横》精选点评：
●看完后感觉是作者一些论文的堆砌，大部分都没有展开详尽的描述某一个历史节点或事件。只能说是通读一遍 有个大致的了解而已。
●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绝大部分故事闻所未闻。不免是管中窥豹，却也独辟蹊径。za
●外国人看中国，角度不一样，也会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很强的实证精神，但毕竟是不同的文化系统，很多观点也带有偏见。
●还不如2005年版翻得准确。【P63，“打印机”应该是“打字机”；"YMCI"应该是“YMCA”；“改造学校”应该是“感化院”。P77，“她的母亲说凯瑟琳·康诺佛·甘博将于3月21日到达北京”这句话翻得简直了，它的意思是“凯瑟琳·甘博（甘博的女儿）于3月21日降生在北京，这远比所有的这些政治消息都更为重要”。P78“群众教育协会”应该是“平教会”。P79《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会》的中文书名为《定县：华北乡村社区》。】
●鉴于目前的中美摩擦，是时候回顾费正清了：“他是人权相对论非常坚定的信仰者。他相信中国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有着不同的办法；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和谐而非斗争的观念；中国人对历史上的领袖和时机也有着不同的见解。费正清试图展示，这些不同源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包括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官僚体制的本质、统治和皇权的理论，以及史料记载本身的影响。我想费正清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这些不同和根源，才导致了美国在过去两百年中对华传教、商业、外交和军事冒险的失败。”
●3.5
●25%无聊的“文献综述”？
●文中有明显错误，个别不知道是翻译还是印刷问题，有的明显是写作中的问题。
●200。
● 史景迁关于中国的文章，多篇是他的著作提要式的介绍，还是值得一读。
《中国纵横》读后感(一)：呈贡县的面条
呈贡县有什么面条呢？
英语原文也没说。
那作者引的《云南府志》说没？没说。
那呈贡县产什么呢？ 答曰：大麯和红麯，也就是酿酒的原料大”曲“和红”曲“。作者以为曲的繁体麯是麵，因而写了noodles。译者信任作者，结果译出了“面条”。
衰翁
南充
20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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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字数不能少于140字
《中国纵横》读后感(二)：《中国纵横》的译者有点懒
译文第199页写道：管同写了一篇有关“饥荒之地”的文章。
“饥荒之地”的英语是The Land of Hunger，看来“饥荒之地”这个名字没问题。
那管同写的"文章"叫啥名？“文章”里真地说了“饥荒之地”？ 注释1说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提到了管同的文章。那《黑暗的闸门》怎么提的呢？
答曰：夏济安提的是管同和他的《饿乡记》。
所以，The Land of Hunger只能是“饿乡”，不是“饥荒之地”。
衰翁
南充
2021年3月21日
https://www.douban.com/note/797500699/
《中国纵横》读后感(三)：边缘地带
译文第212页写道：居住在边缘地带的下层人口膨胀，西方帝国主义带来的严重破坏都加重了人民贫困和饥饿。
边缘地带在哪里？作者为什么突然提边缘地带，而不提中心地带？译文里没有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得看原文。
“边缘地带”原来是marginal lands。marginal是边缘的，marginal lands就是边缘地带。译者多半就是这么想的。可是，这种想法回答不了上文的两个问题。所以，marginal的义项选择有问题。那我们该选哪个义项呢？
Marginal land is land that has little or no agricultural or industrial value. Marginal land has little potential for profit and often has poor soil or other un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This type of land is often located at the edge of deserts or other desolate areas.
marginal land既没有农业价值，也没有工业价值，就算有也少之又少，利用起来也无利可图，或者利润薄之又薄。这种土地通常土质差，又或者有其他不如人意的特征。这种土地通常都在沙漠的边缘，或者其他比较荒凉的地方。换句话说，marginal land就是“贫瘠的土地”。所谓living on marginal lands,指“靠贫瘠的土地为生”。 这种土地本来就贫瘠，产出的东西少，靠它谋生的人却在飙升，农村的贫困和饥荒状况自然要加重。这就是原文的道理所在，简单易懂。所谓“边缘地带”完全是误译。
衰翁
农村
2021年3月25日
《中国纵横》读后感(四)：变与不变，中国自纵横——读史景迁《中国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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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中国自纵横
——读史景迁《中国纵横》
（一）
史景迁先生在导言——还有广告功能的书腰——中称，“我把这本集子叫作《中国纵横》（Chinese Roundabout），......也是因为我喜欢‘纵横’这个词语，它寓意着曲折而不失目的性，还寓意着（至少在英格兰，这个词类似于美国的‘交通环岛’）以某种逻辑来厘清‘辐辏并进’之脉络的努力。最为重要的是，这像是孩子们脑海中的‘旋转木马’......”（《导言》第008页）。显然，史景迁在这里喜欢的是英文“Roundabout”这个单词，而非中文“纵横”这个词。但确实，用“纵横”而不是“巡礼”、“掠影”等作为这本中文版的书名，确实很有其精到之处，值得玩味。
《中国纵横》的“纵横”，显然没有太多地理上的含义。这里，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拓展、延伸它的概念。“纵”是主轴，最直接的就是时间的流逝，也就是中国的历史。它可以是随时间变化或者不变的东西：变者，大如朝代的嬗递（但是吊诡的是，一届又一届被压迫的农民，成事后都起来压迫农民了），小如个人命运的起伏（试想当年如果洪天王临场发挥“失常”，考中秀才、举人，从而被纳入体制内，后来还会有蔓延大半个中国的兵燹吗？）；不变者，如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那些看起来颇形而上的东西，如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儒家的“孝”、“礼”、“仁”思想等。“纵横”之“横”，可以看作是时间上的横切面，可展开为某一王朝的断代史，显现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如秦之建构、汉之内塑，以及唐之包容、宋之精致）；也可以是观察中国的不同视角，不同的切入点——这通常也是海外汉学家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地方，并常会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现繁花”的效果。
史景迁的这本《中国纵横》，其实重在其“横”，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中国。他所选取的角度有常规的，如早期与中国交流的西方人士，如黄嘉略、利玛窦、甘博等，以及后来的西方汉学家（包括几位他的业师），如李约瑟、芮沃寿、韦利、费正清、房兆楹等——这些是“他者”，还有如康熙、李贽、石涛、张伯行、钱穆这些“我者”；也有一些观察角度是有点出人意料的，比如中国人的食、药、税、鸦片，一把勃朗宁手枪、具有标志性含义的天安门，以及中国的科学技术（让人“百玩不厌”的四大发明、圆周率以及奇幻的地动仪......）。其中讲到的鸦片问题，史景迁往前延伸了考察问题的时间段，自明万历年间烟草流入中国（漳州石码）开始，也讲述了中国本土鸦片种植、消费的情况，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中国鸦片泛滥的必然性、复杂性以及严重性。而这，和我们通常粗浅理解，鸦片是西方列强为了保持贸易平衡，于十九世纪初集中倾销到中国的认识相比，是更为全面且深刻的。
表面上，“这本书的内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五个部分：中西文化交流、儒家理论和国家权力、中国的社会历史、革命中国以及对恩师的介绍”，但实际上很多篇章的内容是史景迁先生对一些书籍所作的书评。就所评论书籍的内容，做出与原作者有所不同、有所补益、有所深入的评论，这是需要很深功力的——有点像命题作文和特定题目的约稿，写好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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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面提到中国历史议题下的“变”与“不变”，以下再循两条线索，对《中国纵横》中的两方面内容进行梳理。其一为儒家思想，它在千百年不变之后，变了，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它依然有其不变的灵魂；其二为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看法，考察其变化的过程。
关于儒家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政治文化能像儒学这样连续、持久且富有活力。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成形，它主要汲取了五百年前的历史传统和礼仪规范；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之时，儒家学说被编纂成文，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2世纪，主要的哲学家仍在不断修正和完善儒家学说；直到18世纪，儒家学说仍然富有活力、精妙而细致——这一发展历程着实令人惊叹。儒学思想家探讨的是人和人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和夫妻之间的纲常关系，同时也触及最困难的一组关系人与自然力量的关系，并对伦理和政治行为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
儒学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邃，使它很少超出特殊的汉学研究圈。对儒学兴趣的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将它与近代以来崩溃的政权联系在一起。（第161页）
——1920年代，鲁迅和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认为儒学是腐朽和伪善的；二战后的西方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试图修正这一观点，却未得到那些致力于打破传统的中国学者的认同。即使是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也将20世纪的儒学看作荒唐或欺骗之说。（第161页）
——现在，很多读者开始认识到他们对儒学的看法太过局限，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指出他们是“现代化”理论的受害者，“现代化”理论没有对变革时代的传统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此类似，随着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越来越熟悉，西方公众对于毛时代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敌意到敬畏、再到接受、再到现在的怀疑的过程。将中国的共产主义与其传统文化相关联不再是难以想象的说法。人们对中国保守主义的评价也有了转变，开始将其视为20世纪中国生活中一种富有活力的多样化力量。（第161页）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诉求当中，突然爆发了激进乐观主义。在唐君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都能够看到激进乐观主义的影子，因为二者都有“不断增长的寻找出路的意识”。长期以来，中国人习惯于把屈辱的震荡性灾难视为历史的正常部分，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将道德行为确切地定义为一种对付几乎难以忍受的灾祸的过程”。墨子刻指出，这种热情一旦冷却下来，就会再次滑入道德失败的泥潭，因此旧有的儒家困境就会在新的政权高层中再度出现。随着毛泽东思想逐渐让位于更加审慎的邓小平理论，对这一思想状态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因此，墨子刻认为，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范畴和广泛的社会范畴中，儒学都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力量。一旦我们看到了它激进主义的潜力，就会明白它并不是呆滞地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当今时代的很多儒学思想家的观点既非荒唐之言，更不是欺骗之说。（第170页）
——只要符合“礼”的规范，士人就会将这种地方风俗解读为具有文化上的尊严和意义。因此，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则在于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的社会家族礼俗。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有效性和思想上的统一性，即使与地方乡里和风俗之间的联系已随着农业革命和工业化发生了改变，任何中国政府想要复兴现阶段的中华文化，也必须要先把握这种联系才行。（第192页）
对于儒家思想，在读过“哈佛中国史”中《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一书后，我有：孔子的儒家思想（或称本真的儒家思想）——“充门面”的儒家思想——“当里子”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我所提的“真除”的儒家思想）——“躺枪”的儒家思想——“压箱底”的儒家思想这样的演变过程概括。这和以上的认知也是基本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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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看法：
——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朝贡体系即将土崩瓦解之际，这些欧美商人便来到中国，并长期定居于此。他们的记载似乎非常混杂：一些人对中国非常着迷，对与中国人的友谊津津乐道；另一些人（例如安逊）眼中的中国人则唯利是图、冷酷无情、虚情假意。但是在1842年之后，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击败了中国军队之后，游客、商人、西方驻军和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拥入中国，中国那明显的积贫积弱引起了西方人的轻蔑而非崇敬之情。如果说还有些许同情的话，那也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穷人的同情，而对于整个国家，对于中国的政府、中国的道德体系或者是中国的艺术，都毫无怜悯之情。（第102页）
——爱默生说过，中国如果想要进入先进世界，得由西方来使之“再生”。她曾是“世界童年的游乐场”，但现在必须强迫她成长。在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也论述过中国问题。他写到，中国如想要将“自由、平等、博爱”镌刻在长城上，尚需时目。确实，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对于中国历史性的革命具有一定意义，它们摧毁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闭关锁国，曾让中国一度得以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坚守着封建主义的阵地。然而，也正是资本主义的传播，才带来了社会主义觉醒的种子。（第103页）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门户开放，后来清朝崩溃，民国初建，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内战不止，西方世界并不期待从中国收获些什么智慧。当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和纳粹主义的兴起，西方人也无法自诩西方文化的尽善尽美了。（第105页）
——在过去的四百年中，描绘中国过程中的挫折和磨难绝不是一篇综述文章就能概括得了的。但这项工作也本应如此，没有人能够轻松地让其一目了然。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越发迷离恍惚越发叠床架屋，也许就越接近那难以捉摸的核心：真理。（第111页）
——照钱穆看来，这种历史模式是中国特有的，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史犹如一首诗，而西洋史就像一出剧。前者总在和谐和节奏中按照同一个规律转移到新的阶段，而后者则从一幕转到另一幕，剧情时在变换。前者在大治时得到扩大，在大乱时遭受分裂。而后者则在冲突动荡中前进但以悲剧告终。西方学者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中国的诗歌和韵律，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世界性的西方戏剧模式”。（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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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其“变”如涛涛之水，大江东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一旦水源干涸，或者冰雪封冻，则成“不变”；其“不变”如河道对江河之束缚，虽左冲右突、鼓浪激荡，仍不得不循其道，而一旦堤岸溃决，则形势“丕变”，失去束缚，水无常势，尽情肆意。此时，“水往低处流”、“百川归大海”则又成了变化中之“不变”。
变与不变，中国自纵横
（20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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