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精选
《洪宪帝制外交》是一本由唐启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201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一)：或许是烂苹果
本书的资料引用丰富，对民国史不了解的读者也可顺藤摸瓜了解一二，不足之处则是大段引用对通读有些阻碍。但瑕不掩瑜，对于了解早期民国，本书必读。
帝制外交本质是袁与日本博弈，反复翻看书中的这一部分我仍觉得新奇而剌激。近代中日两国国内脆弱的政治体系导致两国外交的动荡，对于中国，这影响了袁的美梦，对于日本，这也给日英同盟留下阴影，不过，当时不会有什么人发觉的。
最后，袁的梦破灭了，他输给了时代，为了拯救国家而被需要的皇冠恐怕是个烂苹果。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二)：延宕多日，终于把这本书给读完了
没有满足预期，不过期望值本身就不太高。
题材是很有趣的题材，这也是买书的原因。可是作者自己的文笔似乎不够过硬，很多地方是在机械地堆砌支持作者观点的材料，以致于本书看起来完全不像面对普通读者的读物，而是历史研究期刊里的某篇文字。另外，就是感觉作者似乎有些观点先行，如声称顾维钧其实是帝制支持派，除了罗列了几人的回忆，以及表示“素有传闻”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有力论据。
此外，第一章的内容似乎和本书的主题稍有偏离。如果能有更多文字描绘袁的政权是如何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挫败日本人并因此得罪日本人，进而导致日本人拼命反对袁称帝，可能更好。
题外话，王芸生的那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确实是本牛书。后面补的两册笔力明显有差距。从本书才知道，原来自己看到的版本还是删改本，并不是王在三十年代的原版。可惜。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三)：好书，还有待进一步细读
2018年5月2日：
经过这几天的反复思考，我终于仿佛找到了老袁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就是他的----迷信心理。至少是自己把自己勉强说服了。
老袁从1880年代到1910年代，也算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三十年，不可谓不是老狐狸一只；再加上他家三代显宦，家传经验也不是一般的丰富，按理说一些低级错误他是不会犯的。
那么老袁到底为什么起了不合时宜的帝制之心的呢？除了我们已经了解的外国怂恿因素、皇帝尊荣的诱惑、君宪救国臆想及儿子、属下忽悠等等原因之外，我想可能还是这个迷信心理害了他。
一方面诚如过去所论，老袁认为自己家族的男子都活不过60岁，所以很有必要通过称帝（老母鸡变凤凰）来渡此大劫；另外就是他大权在握之后，各种谄媚、迷魂汤蜂拥而至，再聪明绝顶的人也难免会有一丝飘飘然（皇帝做久了更是如此，甚至还会失去对国情的真正了解）。还有那种靠着风水或异象（比如说什么龙趴在袁床上）忽悠的人等，正是因为有点迷信，才更可能使得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话在袁那里发挥作用。
通过《洪宪帝制外交》一书所论可见，袁氏在对英、对日外交时屡有乐观过头甚至曲解对方意思（臆想对方十分支持）的例子，这种大失水准的表现，恐怕也在在说明袁的政治水准已经因鬼迷心窍而有所下降。
以前我也对比过，如唐生智、陈济棠之流，权谋非常老到，按理当不会轻易跌倒，然而却都有点迷信，以至于阴沟里翻了大船。恐怕袁氏之名浇身毁，亦泰半由此。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四)：时耶？运耶？
如果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对近代史上那些响当当的人物的评价几乎都是盖棺而论不定的。无论是曾左李胡还是洪杨康梁，亦或是孙黄、袁段，及至后来者，鲜有论定之断语。究其原因，一者时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帝制到共和，评判者的价值观尚不唯一（任公所谓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二者，其时距今尚近，加之革命政党价值观加持，未免难以完全遵照事实来论。然而，随着思想之自由开放，档案之日渐丰富，尽量还原史实的著作也渐渐问世，给后来者更加公正的视角去回顾历史，也给历史人物更加客观的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唐启华先生的这本专著就在综合北洋档案及协约国各国文件的基础上给我们将洪宪帝制时期的那段外交风云还原出来。不同于以往宣传的那样，袁世凯政府不仅没有出卖主权以换取帝制，其称帝失败恰恰是因为没有满足日本的利益要求，袁之所以黯然下台也恰恰是因为日本视其为敌手，一定要除之。将这段内政放置在国际秩序中去观察，选取外交的角度无疑是非常新颖与独到的。正如温庭筠的诗所说：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中国近代史中的离合聚散，很多情况下是由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决定的。明白此中原由，就不得不为袁之遭遇感慨万千。
假使袁不称帝，历史将如何发展？也许历史依然不会有太大变故，但袁的历史评价必然大不相同。至于袁为何坚持称帝，不在此讨论之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设想，假使袁称帝成功，那么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不论如何，袁的评价肯定也要比现在更好。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总是只看结果，崇拜成功的。然而，袁失败了，所以才落得个窃国大盗的名声，还顶着卖国贼的帽子，要论卖国，怕是孙大炮的行迹更加恶劣，只不过不在其位，没能成功而已。而袁的失败，其实也许就差了那么点运气，时机不对而已。上面说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列强在远东的秩序。总体而言，在于英、日、俄三国而已。1840之后，大英帝国将东方的古老国度拉进了世界秩序当中，作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日不落帝国更愿意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保证潜在的巨大市场。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崛起，虽然同为岛国，但日本却倾向于建立一个大陆国家，它的大陆政策让它的眼光自然放在了东亚的广袤土地和丰富物资上。同样作为大陆国家的俄国也不例外，只不过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遏制了俄国的前进，在远东形成了一个以大英帝国为首，英日联盟为核心，诸列强权益均分的秩序体系。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诸列强陷于苦战，无暇远东局势，于是日本开始脱离英日联盟，试图主导东亚秩序。而这时，也恰恰是袁世凯要变国体，称帝自为的时刻。其实很久之前就有疑问，以北洋军之强当时国内无可匹敌之对手，为何蔡松坡自边陲起事，袁世凯竟然就忽然而亡。难道真是因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既然当时民主共和观念就如此深入人心，那为何后来者依然独裁不断？所以可见，事实当不至于如此简单。而袁世凯既然要称帝，国内局面他自然是有把握的，对于列强的态度，开始也确实是一致拥护的，然而，变数就在于日本。唐先生这本书读下来，更感觉袁世凯是被日本人坑了。最初，大隈重信政府支持变更国体，及至各省请愿，势如骑虎之时，日本政府突然变卦，反对称帝。其间袁政府虽多方努力，四处交涉，然而终究未能改变日本的态度。而日本此时恰恰有资本可以逼迫英国妥协，最终使得列强观望，革命党乘势坐大，将袁世凯逼下。正所谓为日本去一大敌，项城自挽之语，所言非虚。
回顾整段历史，更多的陷于历史的悲凉当中，我们自以为有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道路，然而事实是，道路可能早就预备好了，形势总比人强。当年袁世凯在朝鲜之时，数次粉碎日本阴谋，其智计、眼界、魄力不可谓不强，然而谁曾想到，就是这耀眼的能力，使其一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对手，必使其退出政治舞台，所以才有了称帝不成，空位后世无知小子所笑，百年之后，不亦悲乎？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五)：“敌国忌恨，讵非伟人？”
文/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于欧陆战场，远东遂由日本独擅胜场，准备搞出一个远东版本的“门罗主义”。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对德宣战，攻占青岛，乘势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以往我们将此作为袁世凯卖国，与日人交换条件支持帝制的铁证。但今天历史学家研究发现，似乎并无档案资料可以支撑这个观点。反而是袁世凯通过外交手腕，在“二十一条”的交涉中，强硬抵抗，并泄露第五号内容，酿成中国舆论反日，欧美列强对日高度警戒，使日本外交在国际上陷入被动，并最终撤销第五号内容，在一定限度内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可能是因为交涉期间中国反日运动高涨，袁世凯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交涉结果为袁氏外交得手，国内反政府势力弱化，政府统治基础强化，袁氏乘此声望高峰之时机推动帝制（君主立宪制）。
1915年7月袁氏派顾维钧出使墨西哥（旋改使美国），开始多方试探列强对帝制的反应，9月份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善意回应，表示支持袁世凯帝制，10月初又得英国公使朱尔典赞助，袁氏遂于10月6日正式启动变更国体之法律解决程序。就在此时日本朝野的反袁意见不断增强，并通过内阁决议干涉帝制。原来日本国内元老派如大隈重信、山县有朋支持袁氏帝制，认为一个稳定的中国对日本有利，而以田中义一为主的军部右翼、少壮派则主张反袁，日本政府最终为缓和国内政治压力，并宣示东亚领导地位，联络列强，主导了第一次劝告，协约国列强不得不追随，反对袁氏帝制，理由是帝制有可能引发中国内乱。此时袁世凯及帝制派骑虎难下，若接受列强劝告而中止，必大伤颜面威信，且有引起动乱之虞，因而不愿示弱，袁氏还明确不拿国家利益与日本交换条件。
为了反制日本，袁世凯与帝制派于11月初提出中国参加欧战协约国一方的建议，中国参战帮助协约国驱逐德国在华势力，并可取得中国军火与兵工厂，增强对华影响，防止日本独霸。此建议得到英、俄、法等国大力支持，为了避免嫌疑，建议由英国白厅以源自英国政府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袁世凯政府运用参战问题争取到英俄法协约三强支持，几乎迫使日本支持帝制。日本得到这个建议后首先积极调查参战计划是否源自中国，当得知此为袁世凯的阴谋后，朝野大为震怒，遂强迫英国接受日本提出反对袁氏帝制的第二次劝告。
除日本外，列强多倾向支持袁氏帝制，英国一直认为袁世凯是唯一可以维持中国秩序的人物，曾通过格林传达白厅意见，询问日本外相石井：若袁世凯因我们保持目前态度而自政坛消失，他认为谁可取代袁的地位？中国的命运将如何？日本与英国达成妥协，但仍要主导与列强协调中国实行帝制的时间，中国只能接受，但陆宗舆误会日本石井外相意思，北京自行与各国商议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骗，严厉谴责，联想到袁世凯从甲午战争以来就一直是日本计划的破坏者：帮助朝鲜国王练兵抗日，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粉碎日本右翼支持的革命党势力，联美阻止日本在南满扩展利权，联德练军队制武器对抗日本，屡次利用英美德诸国力量在外交上对抗日本，是日本实现侵占满蒙的最大障碍。遂决心以举国之力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5年11月，军部、右翼势力即暗中开始支援东北的宗社党和南方的革命党，并策划多起小规模叛乱、制造不安，造成反对帝制的口实。梁启超、蔡锷都得到日本协助，安排他们赴云南及广西，11月底蔡锷离开北京，在长崎呆了一周，约于12月中潜赴云南，一到昆明就得到唐继尧将军的响应，发动了护国军起义。3月初护国军战事失利，日内阁决议以举国之力推翻袁世凯家族，大力秘密援助各方反袁势力，在华南推举清朝旧官僚系人物岑春煊，与梁启超组织军务院，与北京对抗；华中则策动孙文、黄兴，签订条约。袁氏此时依然不愿出让国家利权交换条件，反倒是中国反袁各势力，几乎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日本的援助。
梁启超4月份曾发电梁士诒，坚持袁氏下野，其中说“项城（袁世凯籍贯）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一快，万一事久不绝，而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而罪责必有所归……”袁随阅随批，在“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旁，批云：“敌国忌恨，讵非伟人？”
1927年秋，梁启超回忆护国战争期间，他逃离北京到肇庆出任政务委员长期间，得到日本大力协助，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云：
“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松坡既行，袁氏日夜派便警逻守吾门……至港，日人始明目张胆助余，始恍然暗中护卫我者，非天神也，乃日本人也。由港之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进为倭人也……”
此时的梁启超也许已经醒悟，自己反对袁氏帝制没错，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人利用。据传袁世凯去世前曾自撰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信然！
原文刊于《南方都市报》2017年11月19日A2叠12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7-11/19/content_88511.htm#article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六)：日本反对，才是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关键
近年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袁世凯的评价都日趋正面。即使是对“二十一条”，人们也逐渐了解，北洋政府经过全力交涉，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才被迫签订条约，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中的九条。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所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但另一个误解还是长期存在，那就是把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看做是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唐启华梳理中、日、英三方外交档案后，在《洪宪帝制外交》中有力反驳了这一观点。唐启华是较早运用新史料，为北洋政府外交正名的中国学者。他此前所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等书，都将相关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帝制问题本是中国内政
唐启华在《洪宪帝制外交》的第一章，挖掘了英国为扭转战局，急切购买中国剩余军火的史实，说明了在帝制问题上英国较为支持袁世凯的原因。此后为本书主体，时间跨度不大，主要是从袁世凯1915年7月立意称帝，到1916年6月去世这一年间发生的事。但所涉范围很广，除北洋政府在改制前后的外交举措外，还叙及日、英、法、俄、美等国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循着唐启华的思路，我们会发现袁世凯称帝前后一系列的外交误判，尤其是对日本敌意和野心的错估，很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从本书看，袁世凯的帝制外交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称帝前，顾维钧、陆宗舆、胡惟德等驻外使节争取所在国支持的试探性活动。在袁世凯看来，1913年“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黄兴等流亡海外，国内已无力量能干扰其称帝，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列强态度。对袁世凯有利的是，当时“一战”双方都意图拉拢中国，协约国的英、法、俄、意等国视帝制问题为中国内政，只要北洋政府保证，恢复帝制不引发国内动乱、危害外国在华利益，他们就不会干涉。同盟国的德国、奥匈，及中立国美国，亦持相同立场。
北洋政府唯一的外交隐患，就是日本。1915年9月，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演说，称中国国情还不能适应共和制度，即使恢复君主制，大多数人也不会反对；他还称赞袁世凯是“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这番话被袁世凯及帝制派视为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备受鼓舞，当年10月正式启动了改制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驻日公使陆宗舆在同北京的往来电报，一再警告袁世凯，日本各界对帝制问题意见不一，且“大隈好作无责任之密语”，称帝之事必须谨慎，可惜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视。另外，由此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故事，说袁世凯被假袁克定造的《顺天时报》欺骗，误信日本支持其称帝。现在我们知道，袁世凯要了解日本政府动态，有来自陆宗舆的汇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分析，并不需要过多依靠媒体报道。
中国欲借重欧美反制日本
大隈对袁世凯示好的演讲发表后，日本军部、大陆浪人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历史——袁世凯驻朝期间，阻碍日本侵占朝鲜，以及“二十一条”交涉中和日本的刻意对抗，判断袁世凯不会听任日本指导，要控制中国，必须“倒袁”。这些人希望看到，欧美各国不承认中国改行帝制，引发中国动乱，使日本得到在中国扶植亲日领导人的机会。为应对变局，中国的帝制外交也进入第二阶段：借重欧美各国，反制日本阻挠。
日本政府在反袁势力的影响下，决定游说欧美各国，发表联合声明，劝告中国缓行帝制。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私交极好，认为此时干涉，不仅不能阻止帝制，反而会动摇袁世凯政府，影响中国安定，无奈在英日联盟的约束下，只能附和日本。俄国急需日本武器援助，也同意参与劝告。如书中分析的那样，日本此举，一是向欧洲各国宣示，自己才是有关中国事务的主导者；二是打击袁世凯及其政府威信，点燃中国国内动乱。
三国劝告后，中国朝野震惊，只是箭在弦上，已无路可退。唐启华道出此中无奈，“袁世凯对日绝不示弱让步，日本则一定要中国屈服追随日本”，双方矛盾不可化解。北洋政府一边宣示，恢复帝制是民意要求，并非政府推动，无法中止的同时；一边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通过参加协约国，换取欧洲各国支持，迫使日本在帝制问题上妥协。由于日本不愿中国获得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收回被其侵占的利权，因此一贯反对中国参战。英、法、俄和中国之间的相关谈判，只能背着日本，在暗中进行。
谁知消息还是走漏，日本兴师问罪。英国为维持和日本在远东的合作，否认曾和中国有过秘密谈判，并声明“除非与日本咨商过，否则不会与中国进行任何有政治性质的协商”，将中国置于日本保护国的地位。北洋政府也紧急“辟谣”，声明从未考虑参战。日本挟此外交大胜之势，再次联合英、法、俄、意四国，第二次发出要求中国缓行帝制的劝告。
在这一阶段，袁世凯高估了中国对协约国的重要性。协约国固然希望中国参战，一方面驱逐德国在华势力，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中国建立兵工厂，为俄国生产步枪，但是在远东地区，日本才是协约国最为看重的盟友。在中、日之间，协约国必然倾向后者。
日本倒袁，大获全胜
在发动全面“倒袁”后，日本开始援助中国境内宗社党、革命党、护国军等反袁力量。其实包括护国军起义在内的各项反袁行动，影响都相当有限。但这些内乱的发生，使日本有了干涉借口，也让欧美各国对“中华帝国”的态度，从倾向立即承认，变为暂时观望。袁世凯推迟登基计划，帝制外交进入第三阶段：直接同日本交涉，以求挽回局势。
在交涉中，北洋政府很担心日本重提“二十一条”中被删除的第五号条款（要求中国政府各部门聘用日本顾问等），外交部指示陆宗舆，“承认国体为彼此利益，绝不能含有交换条件意义”；如果日本以利益交换做引诱，袁世凯要求“表示绝对不能承认之意，务持镇静，不为所动”。至于袁世凯为称帝出卖国权的说法，其实很多出自反袁宣传，如唐启华所说，“护国军及革命党的宣传日后不断复制，众口铄金，坐实袁氏之罪名，流传至今”。
此时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是针锋相对，密议“必须让袁氏自中国势力圈脱退，何人取代袁氏，无疑要比袁氏对日本更有利”，已无回旋余地。袁世凯后来被迫撤销帝制，倡导“中日提携”，谋求妥协，然而日本毫不信任，坚决在财政上扼杀了袁世凯及其帝制支持者。由此来看，无论是袁世凯自题的“敌国忌恨，讵非伟人？”还是传说中他的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都不夸张。说袁世凯“亲日”“卖国”，确实冤枉。
唐启华此书行文简洁，几无闲话，同时大量引用电报、报道全文，使读者很容易体味当时的外交情境。通过对这些外交情境的复盘，唐启华阐释了几个重要事实：一是袁世凯称帝同签署“二十一条”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拒绝用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承认；二是中国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发挥的作用并不只是外派华工那么简单；三是袁世凯延期登基，乃至失败，主要在于日本抵制，而非护国军起义的直接打击；四是日本政府真的忌恨袁世凯，为“倒袁”不惜在中国制造动乱，必欲除之而后快。
袁世凯决意称帝的原因很复杂，同他的个人野心及对共和的误解都有关系。清楚的是袁世凯贸然称帝的后果——给了日本干涉借口，日本趁机在中国制造动乱，并确立了东亚霸主地位；他本人的迅速败亡，更导致中国彻底陷入割据局面，错过最后一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发展期。无论动机怎样，袁世凯恢复帝制，终究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原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七)：关于本书不成体系的杂记杂感
1、P74 中国驻德公使颜惠庆询问德国政府对帝制态度时，接待他的是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齐默尔曼。
此时齐在战中的最大手笔还没有出场（《他改变了一战》）
2、P68-69 袁世凯与朱尔典对话的中、英文记录差别，颇得封贡外交体系下与“外藩”外交文书翻译的精髓。
袁世凯：历代皇帝子孙衰弱。
朱尔典：善立家法多得学问阅历。
这段甚至翻译出了国师气。
3、P67 梁士诒：民意太强大，袁氏无法抗拒。
朱尔典：外国人都了解所有热情都由北京煽动。
4、大隈重信语录
P59-60 “中国国民的政治思想极为贫乏，对于究竟应该实行君主制或共和制，均在所不问，只要国内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满足，因而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
P64 “(袁世凯)卫生得法，致此高寿，深愿领教。”
然而现在“袁氏担心布家族先人短命后尘才匆匆称帝”的说法在中国颇为流行（滑稽）
P65 “袁大总统有事实上的帝王权力，无必要冒险变更国体。”
P80 英国驻日使馆总评：大隈通常喜欢做些不负责任的发言。
5、P55 墨西哥在民初扮演的角色大概类似于后来的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
6、P73 北京外交部否认朱尔典“劝进”说：“昨已行文警厅，请其饬查并取缔报馆，以后勿轻于外交方面妄肆揣测云。”
从古以来，第一批劝进的几乎都被毒打；但没有第一批被毒打，第二批乃至第N批也无从得利：
所以第一批劝的是真正的孤臣孽子。
7、P82 石井菊次郎接任日本外相后对日本态度影响甚巨，他也以“蓝辛-石井协定”在两段侵华史中被频频提及。
不过略讽刺的是，最后他死于著名的东京大轰炸，烧到完全失踪，次日得追赠从一位。
8、P85、336、354
山县有朋代表的元老主张保袁稳华，但在最关键的1916年初山县卧病了；接替山县发言的是寺内正毅，也就是抗战初日本华北军司令寺内寿一之父。
相应的，激进军人一面希望扩大在华势力，一面要把陆军从元老手中剥离出来。这方面发声的代表是田中义一。他第二次改变中日关系和中国走向要到1928年济南事件，使蒋完全放弃了利用日本的幻想——然而接着他就因为皇姑屯事件被昭和拉黑并内阁总辞。
9、P91 列强驻京公使团：美国的态度对称帝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因为此时只有美国可以自由行动。
W.D.C的意见从来是很大的
10、P113 曹汝霖：感谢英国政府近年来对其殖民地内的中国政 治 犯的态度。
天不生（滑稽）万古长如夜.gif
11、P137 列强鼓动中国对德宣战备忘录：对国民爱国心有益，将对国内的不满转移到世界事务，并改善财务。
传 统 艺 能
12、P142 朱尔典：一个拥有1100万回民的大国加入协约国，会有相当的道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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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142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艾斯顿：6月初梁士诒听到基钦纳要求额外30万人时，说中国愿意提供这个数量的军人……30万人到300万人对中国人不是大问题，可以把德国人从世界每一个角落扫除净尽。
小胡子震怒
14、P148 日本：中国并无多余步枪（提供给俄国）
英国：即使两万杆对俄国也有益
俄国：不相信中国步枪足以达到实用程度
（笑）
15、P170 达到刺耳强音于受欢迎但不可信的《大和》，它的观点为：英日联盟已达成它的目的，现在英国是日本的主要对手，两国间未来的合作，必须在英国承认日本在华绝对优越，以及日本完全与之无条件平等下，才能进行。
畅销、但不可信、经常引发外交争端的民族主义小报（划重点）
16、P179 德国公使辛慈：最后胜利必归德奥方，战后德国会极力援助中国排斥日本。
Kaiserreich（无端联想）
17、P189 欧美列强都支持帝制，至少不反对。
日本反对中国参战理由（6）：此案在（大正）天皇加冕期间提出，对日本大不敬。
大不敬的意味大概就是由于日本一直得寸进尺最后让昭和身着西装去朝见麦凯撒并合影留念。
18、P226（页码妙啊） 实际鼓煽反袁者，均较政府当局积极而具体，外务省反居于被动地位。
所谓“损人不利己”，最后害了中国，自己的“国体”也没了。
19、P305 整个洪宪帝制时期，法相尾崎行雄对于与自己主业无关的对华外交与反袁出力甚巨，乃至比形式上代表军队的陆相、海相还要积极。
然而晚年竟以“大不敬”收场。
20、P306-308
苦涩的选择：一个维护中国不受日本干预、却主张帝制的政府，与一群主张共和，但“确立东洋永远之平和及中日两国间之亲善关系为必要局面之发展为目的，计划成功之后极力举中日亲善之实并以此方针指导中国国民”的“革命者”。
21、P319 梁启超：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
袁世凯旁批：敌国忌恨，讵非伟人？
此语道尽袁氏一生枭雄本色。
22、P337 梁启超：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日本……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本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进为倭人也。
东北亚联合的幻象始终徘徊在地平线上，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23、P182-183 石井菊次郎：日本政府政策的指导方针永远是维持中国的稳定与和平，保护他的人民免于战争的恐怖。
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评论：日本坚决反对将中国引入协约国，背后的真正疑虑是日本丧失他自封的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可获欧洲列强的支持而摆脱日本影响。
这种俯拾皆是的近代列强“亲善”外交话语下，无怪乎今日中国国民对洋人外交宣言的不屑直至仇视。
24、P84 “我帝国如欲为支那民众之后援，非得一旦置支那于死地，而后使之求生不可。……迫使其国内陷入混乱状态……我即可由四亿民众之中，选拔一最堪信任而声望最着之人，加以扶持、拥护，使其完成改造政府统一国家大业。”
问：根据材料和史实，日本的“先生”们在努力“置支那于死地”后，最终选拔出的“最堪信任而声望最着”，全盘改造中国政府形态、统一国家的人是谁？
25、两点余说：
中国近代国力的孱弱，埋没了许多政治家、外交家与军事家，使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并未获得与其能力相称的评价，单从本书“军火案”言，中国外交手段之老练狠辣，远非英、俄等国案中表现能及；列强中许多名人颇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之味，能力实则反之，从本书外远言之，如马歇尔号称在美国二战中发挥如何如何伟力，战后来华与国人竞争，水平即现原形。
本书大量照抄电文不加节略提要（对学者或许有益），又照搬不少日本汉字词诸如“御裁可”、“宫中都合”等，大大影响了行文可读性，尤其对一般爱好者相当不友好。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八)：敦刻尔克之茧：基调里的部分颠覆与可能
文/宝木笑
前段时间，诺兰大神的《敦刻尔克》在国内公映了，随之而来的争论和热议其实早在影片到来前就已经开始，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位在17年里凭借九部电影就创造了约40亿美元票房的悬疑片大师又将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一个敦刻尔克。而围绕着二战中这场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也随着诺兰的新片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是二战史研究者，甚至在阴谋论者的眼中，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结论早已写入了历史教科书：1940年5月21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只剩下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的小港可以作为海上退路，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英国成功从敦刻尔克救出了33.5万人。历史对于敦刻尔克的基调正是基于此，丘吉尔最终完成了陈词：“败而不败的撤退”、“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人类命运转折点”，只是诺兰和许多人一样在翻看历史课本时不免心中带着一丝怀疑。
敦刻尔克的这种夹杂着无数可能和怀疑的“盖棺论定”，也正是历史研究的某种“原力”。人们在认同历史的“铁笔汗青”的同时，也同样接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敦刻尔克大撤退，人们不禁会问“败而不败的撤退”、“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这样的所谓“基调”真的是完全客观的么，继而会深思为何当时的德国会放弃那样一个大好的战略机会，几乎是放任对手撤走如此多的有生力量等等。如果留心观察，这样的反问和深思存在于很多貌似基调已定的历史事件中，特别是在某种涉及到立场正确与否的历史定性中，比如我们熟知的袁世凯和他的洪宪帝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的《洪宪帝制外交》更像是对那段北洋历史基调的重新审视和部分颠覆。
《洪宪帝制外交》整体上的观感如果一定要与当下联系的话，其实也蛮“诺兰”的，颇有些《敦刻尔克》的味道。1915年前后，那是个对于百年后的今天很陌生的年份，然而对于百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敦刻尔克般的关口。一战爆发不久即演变为壕沟战，战事持久化，及至1915年下半年，协约国在东线战事吃紧，当时中国的传统“宗主”英国不得不更加依赖所谓的“英日同盟”，而美、法、俄以及德国也在东方进行着各自的谋划。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间隙，在日后世界格局中石破天惊的日本终于全面开始了在中国的野心，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正是在那一年初被其抛出……那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袁世凯还是放不下旧式的思维惯性，心心念念要做皇帝，坐实了“窃国大盗”的臭名，李大钊在帝都街头慷慨陈词，陈独秀祭出人权和科学大旗，全国学生运动拉开帷幕，孙中山和宋庆龄终于喜结连理，国酒茅台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拿回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大奖……
之所以用如此近乎繁琐的笔触描画1915，想来《洪宪帝制外交》的作者唐启华先生也应如是感观：历史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互交织甚至纠缠，将那段历史包裹成一只无法一眼看穿的茧。也正因此，唐启华选择的是一种切片式的研究，从当年的外交关系入手，透过洪宪帝制时期的外交反观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内核，或者说是反证在大众心中某些已经“盖棺论定”的所谓“史实”确实有着颠覆的可能，最终实现一叶知秋的史学研究意境，并达到探究真相的研究本旨。
这本身就注定将带着一种基调里的颠覆的浓浓味道。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袁大总统之所以在权倾九州的情况下没有成功迈出那一步，最终仓促登基，狼狈退位，成为天下英雄的笑柄，完全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至少也应该是败在了风流倜傥的蔡锷将军的“护国运动”，亦或是新婚的中山先生的《讨袁宣言》使然。但唐启华先生通过深入发掘研究中、英、日三方史料，却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也许当时外部列强的博弈才是袁世凯最终帝王梦碎的主要原因。例如，“护国运动”虽然轰轰烈烈、慷慨激昂，然而在1916年初袁氏的北洋军主力已经到达川南，护国军战事受挫，唐继尧已安排流亡海外事宜，单就军事角度讲，袁世凯从未处于下风。我们想象的“正义战胜邪恶”并未出现，事情的转机反而是当年3月7日东京阁议决定援助护国军，坚决倒袁，于是国内反袁派声势大涨，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东不稳，并危及四川，至此袁世凯终于在22日宣布撤销帝制，对内停战媾和，希望能维持总统权位，同时对日谋求妥协，表示愿意出让部分利益。
这种历史基调里的颠覆颇有些长堤蚁穴的意思，或者说更像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蝴蝶效应，即通过打开某个缺口逐渐引起多米诺作用，最终指向貌似更加坚固的基调。对于北洋时期的历史基调，有几处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比如袁世凯本身确实大错在身，当时国内维护共和政体的运动是正义的，列强对于中国的伤害是深重的等，这并非仅仅出于某种政治的正确，而是尊重史实的最基本的研究操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洪宪帝制外交》对于基调的颠覆是部分的，唐启华先生在写作此书时的分寸感是极强的，无愧一代知名历史学者的名头。
正因此，这种部分的颠覆主要体现在一种辩证的逻辑中间。比如我们总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倒过来也同样成立，一个被历史基调论定的“历史罪人”是否就完全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这在袁世凯的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历史对于他的评价基调没有错，“窃国大盗”、“乱世奸雄”、“独夫民贼”，以至最终落得“骨朽人间骂未销”的下场，成为令后世齿冷的历史跳梁小丑。《洪宪帝制外交》在这方面的颠覆显得非常成熟，唐启华先生对于袁氏从未说过任何主观性的，甚至是描述性的话，他就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略带冰冷地展示了当时袁氏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外交史实，颠覆这种事情对于唐启华来说，还是留给读者自己思量比较好一些。
越是这种非常冷静的论文式展示，却让读者产生了对于历史的更为深刻的思索和遐想，这才是历史带给人们真正的意义和意趣。透过《洪宪帝制外交》，不难发现对于中日关系最为敏感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态度其实是值得玩味的。在我们的印象里，袁世凯与“日本走狗”是直接划等号的，然而事实却颇有些让人大跌眼镜，日本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却一直是敌视的。美国学者阿瑟•贾德森•布朗在其《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描述袁世凯在朝鲜的岁月：
“袁世凯个性强悍，年仅26岁的他当起了朝鲜的‘太上皇’，在平壤这个风起云涌的朝鲜首都迅速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势力。这个年轻人为朝鲜王室训练出了一支精悍的现代化军队，并以此掌控了朝鲜的局势。他在朝鲜九年，稳固了风雨飘摇的朝鲜政局，并实际上监控着朝鲜的内政和外交。朝鲜国王为表示对他的赞赏和感谢，将宗室之女嫁给了他。在袁世凯担任朝鲜‘监国’的时期，朝鲜的亲日派势力被死死压制，大清政府也得以更长时间地控制朝鲜这个附属国。不过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杀伐果断的影响，加速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打破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他看来，袁世凯由于历史恩怨一直与日本交恶，袁氏掌权后在外交上一直采取以欧美钳制日本的策略，日本对袁氏的忌惮和怨愤极深，袁世凯与日本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日本人真正青睐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那一派人，那才是日本真正的所谓“投资长线”。无独有偶，唐启华先生在《洪宪帝制外交》中虽然没有关于袁氏的任何评论，然而却用大量史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远东外交真正的实质性转变在洪宪帝制期间”。可以说袁世凯的全景形象在《洪宪帝制外交》中是一种从结果开始的反推过程，通过比对日本和英国当时的档案资料，围绕“二十一条”的交涉，其史实并非如我们课本上看到的那样简单，袁世凯政府并未像历史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积极主动、屁颠儿屁颠儿地去和日本签订条约。相反，袁世凯和他的政府采取的是非常有中国旧时官场特色的“对抗”策略，比如尽量拖延谈判进程，不顾日本的反复警告，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引起国内民情汹涌，甚至在中日会谈之前，袁氏秘密安排顾维钧、陆征祥、蔡廷干等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并利用报刊的传播在国内外形成反日风潮。
讽刺的是，袁世凯一生的步步青云都得益于对中国官场手腕运用的炉火纯青，但在中日“二十一条”的问题上却最终“败也萧何”。从权术角度讲，这种偏向阴谋的手段只可谋一城一地的得失和个人的富贵荣华，但涉及到天下大局和千古之名的时候，则阳谋才是王道，阳谋在这种江山危局中虽不能一定为己身争荣华，却至少可为个人保住荣辱名节。其结果众所周知，袁氏在“窃国大盗”之外被永远钉在了“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而除了蔡锷将军等真正起兵反袁者之外，当时众多风云人物大多采用的却是口诛笔伐，比如孙中山先生在1915年袁氏称帝的12月份即发表《讨袁宣言》。诡谲的是，其时中山先生并未在国内，而是身在日本，1915年10月25日孙先生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婚后的那一月余正是袁氏和日本的关系因为“二十一条”最终并未按照日方的心愿完全达成、中国参战等一系列问题坠入最低谷，日本下定决心要反袁，甚至希望袁氏能够完全毁灭的时期。
如果真的要给袁氏一句忠告，也许只能如是说：阴谋权术铸就细节，但历史却是阳谋书写的。不论任何时代，不论什么事情，道德高点永远存在，善阳谋者往往能够看穿历史基调，从而名利双收，而更多人则被这种基调所淹没。《洪宪帝制外交》对于那段岁月的中日博弈的结论亦是大胆的，唐启华先生认为日本并未达到其提出“二十一条”时的初衷，只取得表面上的胜利，所以待袁氏推动帝制，日本马上乘机干涉，袁世凯则用中国参战问题对抗，只是后来英国兵败加里波利再加上巴尔干战事重挫，对日本依赖加深，决心承认日本在东亚外交的主导权，并在1916年初向日本提出海军援助要求。于是，袁氏一直用以制衡日本的强援完全失去了，英国虽然同情袁氏称帝，但是为了欧战大局，不能和美国合作强力支持袁世凯，日本遂得以全力支持中国反袁势力，贯彻倒袁政策，去除了其大陆扩张计划的最大障碍，从1915年1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至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止，中日激烈交锋一年半，日本终得以强压中国。
这样看来，百年前的中国确实波云诡谲，纵然一世枭雄亦或盖世英雄也难免被各种暗流裹挟以至撕裂。当时的中国实在有些像二战时候英国的敦刻尔克，那是国运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非仅指白山黑水间已经看到的倭寇入侵，当“二十一条”被那一衣带水的邻邦煞费苦心地抛出时，我们这个五千年多年延续不灭的民族实质上就已经被残忍阴鸷的变态杀手盯死。其时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甚至让在历史基调里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都无法忍受，曹俊的《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以及顾维钧的《顾维钧回忆录》中都曾记录袁世凯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密约后，愤怒地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尤其对第五号最为不满：“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后又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
《洪宪帝制外交》貌似部分颠覆了关于袁世凯及当时北洋政府的历史定论，但却同时让读者自己在这种颠覆的可能性中印证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基调——“日本是中国近代最凶恶的敌人”。这是笔者读书时中学历史课本中的一句话，想来现在应该早已被删除了，中日关系虽然时不时低到冰点，但平心而论，现在的我们对日本的态度是不够戒备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洪宪帝制外交》最大的史学价值在于对当时中国外交的深刻剖析，但最大的文本功绩却是让读者明白当时我族所面临的危急苦难和复杂时局。而这种跳出当下史学界某些哗众取宠亦或卑躬屈膝的藩篱的初心，才正是我们实现在基调里完成某种颠覆的可能性所在。
当然，这种可能性更为坚实的成长土壤不会是唐启华先生一人可为，这与近年来华语界历史研究的发展紧密相连，更与国内虽喧嚣但仍不断有清醒的良知者涌现的史学研究现状密切相关。最为主要的是，网络的发达虽然让很多人沉迷于各种肤浅的历史噱头，但这仍是一种传播学上的进步，多元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和共享，特别是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史学观和世界观被更多的人接触进而接受，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智的开启绝非各种“墙”可以阻挡，人们自会去搜索、去查询、去思索、去质疑。我们大可不必对此过于担心，因为这种对历史基调的颠覆和可能并非洪水猛兽，其往往最终会应验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从另一个方面看，也许这正是唐启华先生《洪宪帝制外交》给我们的最大启迪，面对历史，我们不应扼杀颠覆的可能性，更不用担心基调的稳固性，这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有的理智和胸怀。只有让人们完全自由地投入到浩瀚史海中，尊重颠覆，期待可能，将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研和思考，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历史基调，而这种所得才会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坚固的万里长城。诺兰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自己的创作初心，他说自己和许多伙伴一样都是听着敦刻尔克的故事长大的，敦刻尔克的故事早已渗入他体内，但越是这样，他越想用去拍一部属于自己的敦刻尔克，在他看来，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敦刻尔克精神”绝非骁勇善战的代名词，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气、决心和团结。也许这就是“敦刻尔克之茧”被诺兰层层剥落后的颠覆与可能，那么我们呢？
—END—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九)：前言：袁世凯、“二十一条”与洪宪帝制
本书探讨1915年6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约一年间围绕帝制问题的中国外交。严格来说，“洪宪”年号之决定与采用在1915年底，到1916年3月22日撤销，即俗称的83天，但后来一般都称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为“洪宪帝制”，本书采用约定俗成的说法，以“洪宪帝制外交”指称这一年的中国外交。
中文学界对洪宪帝制相关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内政发展，外交史方面的著作数量不多，而且早有定论，即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而向日本出卖国权；并且欠缺与当时国际政治背景相结合，能与他国观点对话的严谨研究。
事实上，洪宪帝制之成败与当时的外交关系密不可分，若只从国内因素考察，很难有较全面的理解。1914年夏欧战爆发，波及远东和中国。欧洲列强分裂成两大阵营，集中全力于欧陆争胜，日本乘势夺取远东外交主导权，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洪宪帝制也与欧战息息相关，诸如英国购械、中国参战、协约及同盟阵营在华竞争、英日争夺东亚主导地位等，都是当时的重要外交背景，与帝制运动的走向与成败密切相关。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袁世凯与北洋派一直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历史论述中常遭忽视与贬抑，而袁世凯更是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历史评价，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理解的枢纽之一。然而仅由中国内部的视角，很难突破百年来史料与诠释架构的限制。外交史研究讲求使用中外档案与史料，可提供不同的外部视角与多元的叙事脉络，常可大幅度丰富国人的历史理解。
关于袁世凯卖国称帝的历史论述
过去关于洪宪帝制外交的历史论述，受政治宣传影响甚大。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可谓“革命史范式”的脊梁，不少人坚持“袁世凯不可翻案”；而中文学界及英、日文学界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和对他的评价，差距颇大。
近年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袁世凯并不像过去说的那么不堪，对他在戊戌政变前夕的所谓告密，辛亥革命期间的背叛清室、修改逊位诏书窃取政权，民初的北京兵变、宋案、镇压二次革命、停闭国会等劣迹，都有比较公允的重新评价。然而迄今对洪宪帝制一案，尚未能有力地为袁氏辩解。诚如澎湃新闻记者徐萧在《百年回眸：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路》一文中所云：“近些年来，论者对于袁世凯无论如何‘平议’、‘翻案’，都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恢复帝制是他最大的败笔，于己身败名裂、遗恨千古，于国则纷争踵至、细民罹祸。”洪宪帝制最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帝制逆反时代潮流并与“二十一条”交涉失败相关联。前者主要是内政问题。袁世凯为何要称帝？本书对比不做直接探讨，但各国外交档案之记述，可以提供理解此问题的不同视角。关于后者，迄今主流叙述皆称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接受日本条件出卖国权，换取日本支持帝制。而在时间点上，中日交涉甫告结束，帝制随即推动，似乎很难厘清其间的关联。
“二十一条”交涉与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帝制的说法，由来甚早。民国初年，革命党对袁氏恒不信任，对其为人行事无不质疑污蔑，对“二十一条”交涉及洪宪帝制更是深恶痛绝。加以护国军起事时，多次发表通电宣言，谴责袁氏外交丧权辱国，作为起事的理由之一。这些谴责虽出于爱国义愤，但多无实据。
民初批评袁世凯卖国诸书，皆出于臆测语气，主要如1917年出版之黄毅《袁氏盗国记》称：
当五月九日袁氏违背民意不顾国体，私允日本种种要索，无故而成丧权辱国之中日新协约，其间密使往还，私情隐约，究起根于何因，结束于何事耶，不特当时遽尔私允要求，而且故留五项悬案，预为日后余地。比时虽盛传袁氏因盗国自帝起见，惹起此种交涉，又为日本所挟制，乃留悬案为帝制现实时之余地。吾于所编中国最近耻辱记书中，亦曾约略记之，因事关暧昧，又属风传，不敢遽以为信。不意于中日交涉结束未久，果然日本公使日置益氏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此中秘幕，杂变无凭，不敢妄为断语。然其不惜断送国权，割弃领土，以图承认帝制之交换品，固有前事可证，是袁氏之惯技，又无须隐讳者也。
1936年出版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述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称：
时袁阴谋称帝，专力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誓不承认也。眉批：日置益公使与曹君汝霖言，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云。
又称：
再证以日置益在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帝制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较严谨的著作则质疑此说，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评价称：“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又称：“及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中国政府乃聚精会神以应付。自兹以往，中国外交政策颇为正确，在技术上亦多可取之处。”蒋廷黻对该卷的书评亦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王芸生在该书第7卷论及洪宪帝制时称：
今人之论帝制一役者，每谓日本诱之使然，日置益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时，有“希望贵总统高升”之语云云。编者颇觉其不然。……袁氏对民四交涉甚为用心，不类送礼情形。……最使吾人不信此说之确者，厥为日本之外交态度。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加藤高明狼狈下台，石井菊次郎继任外相；惟外相虽易人，政府未倒，仍为大隈内阁。日政府果与袁世凯有前约或谅解，在同一内阁之下，大隈当然有履约或践言之责。乃当帝制酝酿之时，日本当局如伊集院、日置（时在日）、石井等，均对中国公使陆宗舆切言中国不可多事，劝阻更张。其言可谓出自善意。迨中国政府正式以筹备改制相告，始由代理公使小幡正式质问，而中国不悟，一再以承认改制相聒，弄成僵局。日本一面领袖五国干涉，一面接济南方，制造第三次革命，并援助宗社党，为复清之阴谋，乃一发不可收拾，结果袁死大隈亦倒，可谓两败俱伤，而祸毒之中于中国者，尤深不可拔焉。伊集院彦吉于1914年1月15日被免去驻华公使职，到1916年2月14日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其间两年在外务省担任临时任务。日置益公使于“二十一条”交涉后返国述职，由驻北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代办使事。其说颇中情理。
然而到1946年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主要依据白蕉之书的材料，但用肯定之论断，坐实袁世凯的罪状。其论述帝制云：
袁世凯的准备帝制既路人皆知……袁氏了解这件事必须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才可以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也正利用了袁氏的弱点，以实行其蚕食鲸吞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件，要袁承认。当时日本公使日置益手递条文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而又半吞半吐地说：“请大总统高升”。袁氏笑纳其呈，低首而退。日置益又对当交涉之冲的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五月七日，日寇送了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袁世凯为了“高升”，完成了日寇的愿望。伟大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就此开了新纪录。
并谴责王芸生对袁氏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表现之肯定，云：“直到十年之后，还有一个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替袁世凯辩护，说他在这幕交涉中‘政策颇为正确’和‘捷才机智’。”
此后，国共两党不断丑化袁世凯，数十年来，袁氏“窃国大盗”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王芸生同书之1980～1982年新版八卷本对袁氏“二十一条”交涉之评价也修改为：“自欧战之起以迄青岛之陷，除陆宗舆迭电警告外，北京政府主政诸人直无知大祸之将临者，此殆过信‘交换利益’之小术故也。……民四条约签订之后，善后之筹议，亦颇精密……乃未几袁世凯竟帝制自为，隳国民方新之气，重启内乱外侮之机，国事乃不堪问。袁世凯之所以为袁世凯，终以窃国大盗终其身也。”而前引第7卷辨正帝制与“二十一条”交涉关系之论断，则完全删去。
超过一甲子的政治宣传，使“二十一条”与袁世凯为称帝而卖国紧密联结，恶名昭彰，成为“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近代史叙事结构两大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学界之研究，渐能指出过去政治宣传之谬误。如笔者在2010年出版的关于北洋修约史一书中第五章论述废除《中日民四条约》交涉，即称英国学者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评价颇高，认为完全压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Madeleine Chi(戚世皓)的研究也有相似看法。至于袁氏接受日本条件以换取其支持实行帝制之说，戚世皓指出：“本人所见中国、日本、英、美档案中，未找到资料证明袁氏签二十一条条约时，日方默认此条约为承认袁氏称帝的交换条件。”更有学者认为袁氏施行帝制失败之主因，就是日本政府决心“倒袁”。
日本学者奈良冈聪智于2015年“二十一条”交涉百周年之时出版的『对华二十一カ条要求とは何たっだのか——第一次世界大战と日中对立の原点』一书甚受学界瞩目，并获该年日本“三得利学艺奖”。该书指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强硬抵抗，并泄露第五号内容，酿成中国舆论反日，欧美列强对日高度警戒。而日本外交拙劣，交涉陷入僵局，到4月下旬强硬派主张不惜开战，政府受到内外压力，在5月4日召开的元老阁僚会议上，山县有朋强硬主张删除第五号，同日深夜收到英国要求删除第五号之电报，加藤决定第五号实际删除，7日发出最后通牒。中国为避免与日本武力抗争，于9日表示接受。虽然从条约结果看，日本达到了“满洲权益安定化”的目的，但在实现过程中招致中、英及其他欧美各国强烈反应及批判，代价太大。1924年加藤成为首相，主张推动国际协调外交，曾有过“二十一条”要求是“世纪之败”的痛切反省。
依据上述近人之研究，中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外交失败之说，可能无法成立。而袁世凯以出卖国权换取日本支持称帝之说，应该只是当年革命党的政治宣传。至于洪宪帝制时期之中国外交，仍欠缺较全面公允的严谨学术研究。
先行研究与史料
中文学界过去有关洪宪帝制外交的研究甚少，主要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一节使用外交部驻日使馆档；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第二章第二节“洪宪帝制与日本”利用中日档案及研究成果，对袁世凯较公平。最近承红磊《袁世凯帝制运动时期的对日策略》一文使用中英外交档案，颇有突破，值得注意。
英文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比较平允友善，韩裔美国学者Kwanha Yim“Yuan Shihkai and the Japanese”一文早在1964年就依据档案指出日本军方及右翼全力倒袁是帝制失败主因。戚世皓1970出版的专著China Diplomacy，1914-1918广泛使用英、美、日外交档案，论证清晰翔实，堪称关于欧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经典之作；惟此书撰写时，中国《外交档案》尚未对外开放，只能依赖王芸生书中之引文。此书第三章讨论日本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关系，也指出日本反对是帝制失败之主因。此章之主要论点曾以中文发表，见《袁世凯称帝前后(1914～1916)：日本、英国、美国档案之分析与利用》一文。大量使用英国档案尤其是朱尔典私人通信，以探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的关系，对洪宪帝制有许多朱使观点方面的论述。及论文“Great Britain，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1915-1916”均探讨英日关系，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
Ian Nish的专著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1923及论文“Japan and China，1914-1916”、“DrMorrison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War，1915-1917”从英国官方观点切入，对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英日在远东的竞争有深入的研究。有关英国购买中国军火案，主要有APhilip Jones的Britains Search for Chinese Cooper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及Hugh TrevorRoper的Hermit of Peking：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以上专著及论文，皆甚具参考价值。
日本学界主要相关研究成果有臼井胜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时代』、北冈伸一『日本陆军と大陆政策』、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小幡酉吉』、杨海程『日中政治外交关系史の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を中心に』等专著，都指出日本朝野对袁世凯敌意甚深，尤其是军方全力援助中国各反袁势力。
关于洪宪帝制外交的主要中文史料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本书主要使用该档案中之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与英、日文档案对照，可解决许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王芸生之书主要使用《驻日使馆档案》，这个档案现在已看不到，但与《外交档案》03-33-097《中日关系档——与驻日使馆来往电底》基本相同，惟多了“原批”部分；此外，《驻日使馆档案》只有1915年的，欠缺1916年部分，王书也只写到1916年1月22日，《驻比使馆保存档》中与帝制相关部分则一直到1916年4月，而且数量远远超过《驻日使馆档案》。
《驻比使馆保存档》后半部系2007年底完成数字化后，提供在线电子阅览，其中有许多过去未见的陆征祥外交密件。帝制期间，陆征祥担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与帝制最相关的是03-13-032“国体问题来往电”、03-13-043“密电”及03-13-018～021、03-13-052“总长室收发电各函”，主要是与帝制相关的驻外公使往来电。稍微相关的还有《驻美使馆档》中的03-12-001-04～06“国体问题”、“洪宪变更国体”、“袁总统逝世”等。
英方档案主要是“购械案”之FO371/2327、FO228/2403，“参战案”之FO371/2340～2341，“帝制外交”之BDFA（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Ⅱ，Series E，Asia，Vol2 Japan，May 1915-Dec1919，& Vol22 China，Aug1914-Oct1918。日方档案主要是《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四年、大正五年。美方档案是FRUS。
过去的相关实证研究中，王芸生使用部分中国档案，未参照日、英档案；戚世皓、Yim Kwanha、Ian Nish等使用英、美、日档案，但未用中国《外交档案》；林明德及杨海程使用中、日方档案，未用英方档案；使用了近年开放的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的只有承红磊，用之与英方BDFA档案对照，但他未使用日方档案。迄今使用中、英、日三方档案对照的，似尚未得见。
本书研究取向
今日已是洪宪帝制百年之后，过去之政治宣传逐渐消退，相关中外研究成果日多，而中方外交档案又于近年开放，从各方面看，对洪宪帝制外交进行学术研究的主客观因素都已成熟。
本书主要研究取向之一，是运用传统外交史研究最基本的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法，参照中、日、英三国外交档案及三方研究成果，试图还原史实。除着眼于洪宪帝制时期的中国外交外，更试图全面探讨欧战前期远东国际关系，以及英、日、美、俄等国与中国外交之互动；将中国外交与东亚及全球外交联结，探讨洪宪帝制外交的复杂面向及其相互影响。
本书主要研究取向之二，是将洪宪外交回归到历史学术研究。迄今国人对此案的理解，受到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影响甚深，百年之后应可平心静气，超越过去政治宣传及意识形态之束缚，重新探索与理解帝制外交相关的诸问题。
《洪宪帝制外交》读后感(十)：称帝与倒袁 ——读《洪宪帝制外交》有感[1]
一、概述
长久以来，袁世凯的“卖国”形象可以说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学术界早已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普遍认为：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来换取日本支持，最终在广大人民的抗议与起军之下，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帝制，最终忧郁而死。然而，唐启华先生在此书的开端却首先澄清了这个百余年来的“政治神话”，通过当时的论著与档案材料认为“中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 外交失败之说，可能无法成立。而袁世凯以出卖国权换取日本支持称帝之说，应该只是当年革命党的政治宣传。”[2] 在此之后，唐先生则利用中、英、日三方史料为基础，旁及英国档案及日本外务省文书提及之俄、法、美、意等国的看法，努力还原了洪宪帝制时期各国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袁世凯与日本的明争暗斗，不但澄清了过往一系列偏见，还让向读者展示了袁世凯老练的外交手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并对袁世凯称帝失败提出了完全不同过往论述的结论——袁世凯败于日本倒袁而非护国军与革命党。
一代枭雄袁世凯二、帝制时期的外部形势
唐先生此书重点是从外交层面研究洪宪帝制，并将这场事关中国命运的事件放在了整个国际环境下考察，具有世界性的眼光高度。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值激烈之际，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一时间难分胜负。一方面，僵持不下的战局迫使双方列强都纷纷寻求盟友与战略资源；另一方面，过往在华势力极大的英法德等列强此时无暇东顾，日本凭借自身实力与协约国的困境，不仅与英国结成英日同盟，还在10月19日加入《伦敦宣言》，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一举成为东亚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的主宰，连曾经的世界领袖英国都要唯其马首是瞻。袁世凯称帝之心早已有之，便在1915年下半年推动帝制，希望一举获得列强承认。然而，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自认吃了大亏，深知袁世凯不除，必称日本心腹大患，竭力利用自己在东亚的绝对实力以及对协约国的帮助来号召各列强联合起来阻止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对此则针锋相对，先后通过巴克斯军火案、梁士诒军火案、对德断交、中国参战案等承诺来满足协约国尤其是英国的需要，并借此联合本对袁称帝采取温和态度的协约国列强来对日本施压，一度让日本处于极为困难的地步。中日双方针对袁世凯称帝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复杂反复的斗争，最终日本断然干涉中国内政，掀起国内反袁斗争，取得了这场较量的最终胜利。由此我们可以说，洪宪帝制时期的外交是一部袁日斗争史，一方竭力争取登基称帝，并借此跻身世界强国；一方则全力从事倒袁运动，并力图阻止中国富强。
改变世界均势的“英日同盟”三、帝制启动与列强反应
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最终竟以日本的挫败告终，袁世凯推动民众积极反日，反而借此获得了多数国民的支持，声望之高，一时无二，遂决定将谋划许久的帝制的推到前台。袁世凯与帝制派对国内政局极有信心，所忧虑的无非是列强的国际承认，袁世凯因此派遣顾维钧、施肇基、陆宗舆分别在美国、英国、日本鼓动帝制舆论，力争列强支持。其中，英日两国则是袁世凯等人关心的重中之重。
此时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对袁世凯的称帝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梁启超就明言日本必然会趁机出手干涉，“谓我国生此大事，彼不乘机谋交换利益而袖手以相承认，虽五尺之童，有以明其不然也”[3]。此时的日本决策集团则在如何对待袁世凯及其称帝问题上陷入了分歧，其中山县有朋等元老期望对中国实行亲善政策，默许乃至支持袁世凯称帝，而陆军集团与大陆浪人等激进派则对袁世凯戒心十足，主张“大陆政策”，关键时刻不惜插手中国内政。此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却属于对华亲善派，9月初发表“中国的国体问题”公然声称“袁氏……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4]。随后在23日即农历中秋节时，大隈亲自对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支持帝制，而被视为大隈密友的有贺长雄等日本重要人物此时也对此帝制表示认可。日本首相的肯定表态对英国白厅以及中国帝制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对袁世凯主宰中国持支持态度，然而对其在欧战时期登基称帝的做法却表示反对。英使朱尔典对帝制一直很不看好，他认为日本必然有所干涉，建议帝制应推迟到欧战结束后。然而日方大隈、有贺等人对帝制的屡次示好却让与袁世凯朱尔典逐步确定日本支持帝制。朱尔典本与袁世凯关系甚好，此时的英国又与中国私下进行一系列军火贸易[5]，因而对帝制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10月2日，朱尔典亲自谒见袁世凯，正式表示了对帝制的认可，11日电告白厅。
袁世凯的密友——英使朱尔典从9月下旬到10月初，袁世凯最为担心的英日两国都对帝制表示了不干涉的态度，这对他及帝制派无疑是绝大的鼓舞。10月6日，参议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启动变更国体的法律程序；8日，外交部正式公开宣称推行政体改革，原本因英使反对而一度减缓的帝制运动此时大大加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态势。然而，最先对帝制表示亲善的日本的态度又有了巨大的反转，反袁势力又再次集合，大隈的态度也发生微妙变化，酝酿着反对帝制的计划和活动。
四、列强的两次劝告与中日较量
日本各界对袁世凯称帝态度本各不相同，然而首相大隈的许诺发言无疑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日本国内的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与活动于中国的大陆浪人纷纷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并激烈地要求趁其帝制自为之时，通过“渐进扼杀”的手段，让帝制在最后关头缺乏外部承认，并煽动中国国内革命党、宗社党等反袁力量，最终置袁世凯于死地，并使中国陷入天下大乱的局面以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尽管日本元老以及保守派依旧持保袁政策，然而激进派已经取得主动。10月13日石井菊次郎接任日本外相，次日阁议决定以中国实行帝制会引发动乱为由，邀请各国劝告中国政府搁置改制计划。[6]
主张对袁合作的山县有朋日本驻伦敦大使井上胜之助向英国白厅提出协约列强连同美国一起对袁世凯提出劝告，延缓改制。尽管英使朱尔典断然拒绝这种做法，他深信国内并无太强反对力量，帝制进行到关键期又中途延缓会伤及袁氏的权威，然而此时的英国深陷欧战困境，不得不依仗日本盟友，白厅尽管相当认可朱使看法，但行动上依旧准备与日本保持一致。此时，法、美两国表示不便参与劝告以造成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俄国尽管不反对帝制，却不得不寻求日本在军火上的帮助，因而最后加入日英劝告。
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前往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延缓帝制的劝告，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口述政府训令称：“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而固远东和平之基础，此乃最为贤明之措置。”[7]法、意两国在接到三国劝告之后，为了协约国同进共退，也协同三国对帝制问题提出劝告。协约列强对帝制共同提出延缓劝告无疑是当头一棒。
此时驻日陆使也深感日本干涉的危害，然而袁世凯与帝制派深信倘若轻易接受势必对外示弱，且会动摇国内威望，甚至引发动乱，对延缓帝制表示难以接受。帝制派与军方认为只要中国无内乱，日本所谓的劝告便不攻自破，“如中国无乱事发生，日本此言适为外交笑柄耳各等语。”[8]11月1日，曹汝霖口头答复三国公使，强硬表示“至贵公使所询一节，本国政府无论何时，按照国际法律习惯，皆有维持秩序之责，国体改革之实行，政府自信无何等变故。”[9]中方答复当然不能使日本满意，日本认为中国不表示延期就是轻视作为东亚盟主的自己，又因改制与日本大正天皇登基撞期，是为不敬，转而极力要求中国帝制延期，中日冲突不断。在日本的强烈反对下，袁世凯与帝制派不得不稍稍让步，一面表示政府本无变更国体之意，是广大民意推动而成；一面抓紧山进行各省的国体投票，并非正式地通告列强本年内不改制。袁世凯的这种表示，日本仍不满意，依旧想要采取强硬手段来迫使中国推迟乃至放弃帝制；而袁世凯对日本这种寸步不让乃至出尔反尔的态度更是大为不满，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利用德奥承认来迫使协约国不敢延迟承认，又开展中国参战案、军火案以拉拢协约诸国以对抗日本，中日两国围绕帝制展开的较量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升级。
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不仅遭到中国的反抗，还让原来的东亚领袖英国颇为不满，英国一面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追随日本，一面又暗中与中国联合，以期获得中国帮助并制约日本的野心。11月6日，朱使密电白厅提出中国公开利用协约国贷款为其生产军火，事实上是让中国放弃中立地位，直接参与协约国对德作战。9日朱使更是向白厅报告中国准备对德宣战，并驱逐德国人。俄法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认为应反转顺序，将中德决裂放在首位。中国获得了英法俄协约三国的支持，12日白厅提出中国参战的备忘录，对日本形成压力，一时间形势对中国颇为有利。
然而由于英法俄三国对中国对德宣战还是兵工厂问题的争论延误时机，并且日本又破译了白厅与东京、北京英国使馆的电脑密码，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内情，因而迟迟不回复英国提出的备忘录，反而一再质问中国参战的目的何在。对此，英国纠集俄法两国于22日对日本共同提出了三国备忘录，提出“列强的意图是友善地要求中国公开断绝与德国及奥匈的关系”，并对日本集体施压，“如果有日本支持提出这些建议，中国政府会善意接受。”[10]
面对三国协约的压力，日本似乎理应有所退让。然而日本既深恐中国借参战跻身世界强国，又不愿袁世凯借机实现帝制。况且日本内部尽管外交官员面对英国压力试图有所退让，然而军方却坚定不移地反对中国参战，主张对英强硬。通过破译秘密，日本已经推断出英国所提的中国参战案事实上是由中国暗中推动，而此时俄使与莫理循也不慎泄露了中国发起的真相，日本遂决定展开反击，23日、24日、25日井上、币原、日置益接连以日本舆论向英国施压，认为英国私下与中国协定牵制日本破坏了英日同盟；与此同时，日本发动大规模新闻战，散布中英将缔结同盟将取代英日同盟的谣言，让英中两国陷入了巨大的被动。
此时的英国在战场上频频受挫，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出卖”中国，日本则对日本步步进逼，甚至出现了26日本多对艾斯顿大发脾气，指责白厅的事件。26日，葛雷电令格林对日妥协，称：“关于英国与中国在北京商议联盟的报道，你应通知外相；没有这样的构想，除非先与日本咨商，否则我们无意与中国进行政治协商。”[11]英国接受了日本要求中国应严格中立的提议，否认中国参战以及日后可能发生的协商，事实上完全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外交主导权。12月6日，石井外相对11月22日的三国备忘录提出决定性的回复，明确声称：“日本政府认为应该坦白说明；它无法参与提议的措施，让中国公然与德奥决裂，并诚挚邀请协约国政府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2]如此一来，英法俄中试图让中国参战、驱逐在华德奥人士以及利用中国兵工厂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唐先生认为中国参战案是东亚国际局势转变的关键，日本在外交上一举挫败英国，确定了自己东亚霸主的地位，同时对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打击也是致命性的，“袁世凯政府运用参战问题争取到英俄法协约三强支持，几乎迫使日本支持帝制。然而‘联英制日’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撑，反而坚定了日本朝野反对帝制、去除袁世凯的决心。”[13]
主张对袁“渐进扼杀”的大陆浪人内田良平与中国参战案同时开展的还有日本主导的列强第二次共同劝告，这也是日本对中国参战案的反制，意图联合协约列强制裁袁世凯。袁世凯通过中国参战案未能阻止日本，但也成功地利用延迟的十天时间完成了国体投票。从11月底开始，各国列强磋商劝告文字，最终12月13日，提出了完整劝告文字。中日双方此时斗争不断加剧，袁世凯即帝制派认为国体投票业已完成，只要国内无事，定可顺利登基；日本则一面阻止中国参战，并联合列强提出第二次劝告，一面全力策动各种反袁势力，力图造成中国国内事端，以破坏内部秩序。
国体投票完成后，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成败安危在此一举。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次日接受百官朝贺，只剩登基一步。此时，袁世凯与帝制派也想缓和对日关系，提议陆使与石井开诚布公地商讨登基日期。除日本外的各个列强都感到袁世凯帝制势在必行，不应再过多干涉，因而第二次劝告总体较为缓和，只是声称：“前中国政府既已通知五国政府，允将恢复帝制政策暂行延搁，并屡次声明承担在中国境内维持治安，保守秩序之完全责任。今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14]适时，大多数列强对日本胁迫协约国共同抵制帝制相当反感，朱使称：“（日本）徒然让中国人对立。……我和任何协约国同僚都不知道目的何在，感觉我们是一群被日本操纵的傀儡。”[15]事实上，协约列强不仅不愿作日本的傀儡，还顾忌德奥等国捷足先登，率先承认，因而均不愿阻碍帝制的运行。袁世凯的日本此时若继续坚持己见，势必要陷入困难地位。袁世凯对此早有洞见，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让承认帝制成为各方首选。[16]此时日本已经取代英国成为远东领袖，袁世凯方面也有意转圜，见好就收。对日而言，由日本出面维持袁氏地位、承认其称帝并主导中日关系似乎也不失为一种选择。然而就在中日可能和解的紧要关头，陆使误听石井意思，滋生了巨大矛盾，中日关系全面破裂，日本朝野上下空前一致，决定不惜一切全力倒袁。
五、从云南起事到撤销帝制
12月16日陆使与石井会晤，石井暗示袁世凯可在次年三月中旬日本议会闭会后登基，且由日本出面帮助中国与各国进行磋商。18日，日本军方也破天荒地向袁世凯表示善意，称：“若不发生扰乱若干月之后可以承认帝制，日本先向各国提议，收到恢复后再回答……过去有冲突猜疑，今后相互打开胸襟加强亲善关系，为日本最希望之事。”[17]正当日本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善意之际，陆使却在16日的会晤中听错，认为石井所说的磋商对象是国内内阁成员，便电告中国外交部。帝制派接到此电自然信心十足，决定2月初实现登基，并主动去与列强交涉。如此一来，列强一面接到石井代中国提出3月中旬登基的要求，一面又接到中国自己提出2月登基的要求，英国对此对日本提出调停，要求日本接受中国要求。这无形之间让日本陷入了绝大的被动，石井自觉此番又是袁世凯一贯“以夷制夷”的手段，身为东亚主宰的日本本已放下身段替中国同列强磋商，结果却被如此愚弄，实在是日本激进派与温和派对倒袁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日本军方尤其是大陆浪人、亲革命政客一向秘密鼓动、协助反袁势力，除了重点关照的革命党人，梁启超、蔡锷、岑春煊也同样受到日本重视。此次的中日误会更是使得双方关系破裂，日本决心策动各方反袁势力，以达成打倒袁世凯的目标。
12月23日，云南将军唐继尧、蔡锷等人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并在24小时内答复，袁世凯拒绝回应，25日云南起事，宣布独立。同一天，石井与陆宗舆会晤时公然指责中方背信弃义，外交关系全面破裂。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袁世凯本来势在必得的称帝变得困难重重。
护国军起事护国军起兵口号便是袁世凯称帝卖国，此番言论成为后来的历史书写。但在当时，云南起事一个月内并未出现群起响应的局面，直到1月，英俄等列强大都希望尽快承认帝制，压制德国在华势力，并以此稳定中国局势，但日本却紧紧抓住这个时机，认定此番事件实为“千载一时”，决定拒绝承认帝制，转而援助南方彻底打倒袁世凯。
在日的陆宗舆认为日本已下定倒袁决心，接连不断地上书要求袁世凯与帝制派暂缓帝制，希望中国能够先发制人，自己暂缓乃至停止帝制以获取安全，然而帝制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屡屡拦截这些电报，中日之间的对抗愈发剧烈。
1916年1月19日，日本大隈内阁决定绝不能让袁世凯在南方动乱之际登基称帝，并要求列强与其同进共退，称：“万一中国政府无视此情势强行帝政，帝国政府一面于南方注视动乱之发展不承认帝政，一面向中国以比列国协同更重的劝告，明白表示无视现在发生的动乱实行帝政是无谋。与关系四国交涉依上述与我方取同一态度。”[18] 袁世凯与帝制派此时可谓是内外交困，内困于云南边陲，一时难以平定；外困于日本态度强硬地出乎意料，顶住协约列强的压力，拒不承认帝制。袁世凯此时倘若孤注一掷，云南起事之前或最初之际便“早正大位”，列强多半会抢在德奥之前承认帝制，不仅日本会面临尴尬孤立的处境，国内各派系也会有所皈依，人心大定，反袁势力可能就不会呈现“燎原之势”了，即使南方大乱，北洋军以及袁世凯遍布全国的旧日亲信多半也会拥袁而战，胜败之数未可知也。然而，一向果断的袁世凯在这件攸关其政治生命的问题上却犯了犹豫不决的大错，最终在日本的压力之下竟选择了暂缓登基，外交部于21日宣布：“元首不肯急于正位，二月初旬登极之期，现已作罢……只言二月初即位系属风说，政府并未定局，不必言明原因。”[19]袁世凯此举无疑是想让南方失去用兵借口，罢兵言和，满足日本延缓帝制的要求，从而稳住局势。然而袁世凯这次完全失算了，南方反袁势力与日本并不以此满足，倒袁坚决，其最低限度也是要袁本人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袁世凯此时的暂缓登基不但没能取得预定目标，反而是太阿倒持，拱手交出了挟制协约列强的德奥承认的王牌，列强自此全无顾虑地追随日本，帝制派因因此开始涣散，袁世凯也因此走上了败亡的道路。
袁世凯宣布暂缓登基之后，其政治权威一落千丈，国内局势愈发不稳，其能否继续留在政治舞台全看军事上的胜负。日本则一面全力支持中国的南方起事的军队，一面则千方百计制裁袁世凯，拒不接受袁氏做出的妥协，务要置其于死地。
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袁世凯为了更专注平定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袁叛乱，2月23日宣布“缓正大位”，与此同时派出北洋主力开抵南方。北洋军攻势强大，一时间接连取得了众多胜利，至3月初，护国军已经濒临失败的边缘。
正当护国军处境困难之际，日本决定干涉中国内政，全力支持护国军并煽动更多反袁势力。2月下旬，日本公使便提议“应各自警告银行代表，未来盐税未经公使同意前，不能供中央政府使用”[20]，其意在截断袁世凯政府的财政。2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打倒袁世凯的政策，3月7日日本内阁正是决定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打倒袁世凯。护国军本已难以为继，收到7日的东京阁议后声势复振。日本与反袁各派积极活动，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滇桂黔连为一体，南下的龙济光军队进退失据，广东随之动摇，整个战局随着日本的干预急转直下。
南方的叛乱有增无减，国内反袁势力已成气候，日本又千方百计制造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际不得不再度考虑帝制的可行性。3月22日，袁世凯正式放弃帝制，提出对内停战、合力御外，试图保留总统职位。至此，帝制派彻底瓦解，过往拥袁派也变得首鼠两端，叛乱不仅丝毫没有减弱之势，还因袁世凯的放弃帝制而迅速发展。4月6日，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12日浙江宣布独立，南方一致要求袁世凯下台。此时袁世凯与帝制派希望对日妥协以保持权力，然而日本此时已不再关注“利益交换”这种蝇头小利，它期望的是借此控制整个中国。正如4月末参谋本部致函寺内正毅所言：“由中国现状观之，袁之没落为必然，此后无有效统一人物，结局为四分五裂，日本援助最弱者收拾局面，最弱者必须完全依赖日本大力支持，日本在供给军备材料及地理形胜上可得便宜，如日本之蕞尔小邦称雄天下才有可能。”[21]袁世凯从主掌朝鲜以来便成为日本的障碍，此时不除，必成大患。除了全力支持倒袁势力外，日本还争取英、俄、法同意，停付北京盐款余金，使得内战中的政府财政崩溃，成为打倒袁世凯的最后一击。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中国陷入了三十余年战乱不断的分裂时期。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六、余论
（一）“一失足成千古恨”
唐先生此书历时整整八年，充分运用了英日中三国档案，将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洪宪帝制时期的外交呈现出了其本来面貌。袁世凯在与日本的斗争不可不谓老练辛辣，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几度将日本逼入孤立境地；其对国家权益同样相当看重，在日本组织的两次劝告中都坚守底线，拒不愿与日本进行利益交换，诚不可将其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贼”。
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袁世凯的称帝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仅其本人身败名裂，百余年来不得翻身，整个中国还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军阀实力派失去领袖，互相混战，三十余年不能统一，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富强的机会。
袁世凯的权谋手腕无疑是极为高超，然而他帝制自为却缺乏了全球大局的支撑。1915年，欧战正进行到紧要关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而英法俄等协约三国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更加剧了它们对日本的依赖，日本事实上成为战时东亚的领袖。中国的实力远逊于日本，对协约国的帮助自然也不及日本。尽管袁世凯利用军火案、参战案、驱逐德奥案等等措施来获取英法俄等国的好感，然而这些帮助却都及不上日本参战的重要性。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权衡利弊后必然要选择日本，而日本一向唯恐中国不乱，又将袁氏视为心腹大患，急欲处之而后快。9月初梁启超、陆宗舆便对此洞若观火，唯恐日本借帝制以大做文章，陆在9月1日的密电已清楚地说明：“前此革命时代，各国均势相持未动，今则俄英法求日联盟，无非以东方问题为交换，我国上下恐惧修省犹虞不保……无以学理空言贻国家无穷之祸。”[22]袁世凯在列强不得不听命反袁的日本之际帝制自为，试图凭借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来达到风险极大的目的，岂非冀侥幸于万一？最终其身败名裂岂不是在最初就注定大半了吗？
（二）破除神话，任重道远
唐先生此书不仅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更是起到了破除政治神话的功效。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袁世凯称帝最终失败，革命党人成了历史的胜利者。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之下，从“二十一条”到帝制自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无不是丧权辱国，这逐步变成了历史的主流叙述。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了解真相的北洋旧人相继离开世界，过往的政治宣传不断“层累”叠加，神话就日渐变成了史实。
放眼整个近现代史，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之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众多“神话”屡屡成为铁证如山、颠补不破的正史， “神话”下的历史书写不仅对学术界的研究产生阻碍，基本史实的荒谬错误必然导致大视角下的宏观叙事的偏差，进而影响到人们对过往历史的整体认知，最终影响到现实世界的国民心态与政治决策。
国家之间的竞争终究要看其文化实力与学术能力，历史学的目的首先就是破除“神话”，通过丰富的一手档案材料与严谨的考证论述将一个个笼罩于政治话语下的事件呈现其本来面貌，在基本史实都基本正确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研究，这对历史工作者而言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1] 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2] 《洪宪帝制外交》，第8页。
[3] 梁启超：《盾鼻集》，“论文”第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21—23页，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57页。
[4]石井外相致駐英井上大使、2016年10月5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四年、第二冊、77—78頁；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第94—95页；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60页。
[5] 此时的中英之间的巴克斯军火案进入到最后关节，运载大批军火的船只失踪，英国急于寻求中国帮助以查询船只所在。
[6] 《洪宪帝制外交》，第82页。
[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9—10页；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04页。
[8] 《统帅办事处通电——讨论国体期间应严防内乱勿使外人有借口之资》（1915年10月31日），何智霖等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68—169页。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12
[9] 东京通信社社员飘萍：《要闻一——今后外交之形势如何？（十一月三日东京发）》，《申报》1915年11月10日，第3版；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11页。
[10]三國備忘錄英文本，【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四年、第三卷下冊，913—915頁；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59页
[11] Grey to Greene,Nov.26,1915,FO371/2341[178314]，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73页。
[12] Greene to Grey,Dec.6,1915,FO371/2341 [186241]，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82页。
[3] 《洪宪帝制外交》，第190页。
[14] 《发驻日本陆公使电》（1915年 12月15日酉），《外交档案》03-13-032-03-00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页；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13页。
[15] Jordan to Alston,Dec.21,1915,cited from Madelein Chi,China Diplomacy,1914-1918,p.76.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15页。
[16] 袁世凯的打算可见其一纸手书：“西引入战团东不允。东劝缓西不助。联恐德先承认绝其所望，不敢迟认。西先认东自不能独异。”《时局手片二纸》，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编《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第408页；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29页。
[17] 田中參謀次長電在北京坂西大佐、1915年12月18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四年、第二冊、180-181頁。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19页。
[18] 閣議決定、1916年1月19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五年、第二冊、13頁；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80页。
[19] 《发驻日本陆、美顾、法胡、俄刘、英施公使电》（1916年1月21日），《外交档案》03-13-043-02-001；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85页。
[20] Jordan to Grey,Feb.21,1916,BDFA,PartII,Series E,Asia,Vol,22,pp.175-176;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296页。
[21]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的大陸政策】、189-193頁;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181—191页。
[22] 《收驻日陆公使电》（1915年9月1日），《外交档案》03—13—032—01—001；转引自《洪宪帝制外交》，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