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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

2018-03-15 21:01: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

  《中国近代史》是一本由蒋廷黻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页数:9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一):这本书我读得很颠覆

  以前真没听说过这个人,直到看到K教授的一篇小文中引用了蒋先生的一段结论,继而对他发生兴趣,看来看超星版的书,他的八卦,关于他的事迹,对于他的学术官场生涯评价,当然最颠覆我的历史观的还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视角,或者说“范式”。

  蒋先生所代表的历史观,和我当年看茅海建的书感觉类似,他所关注的是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所有历史人物的臧否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而这种历史观是在我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里看不到的,我们的近代史是革命的历史,我的历史课本里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革命。

  两种历史观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影响无疑是致命。看完蒋先生的书,再看我国的近现代史,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二):不简单的中国近代史

  提起中国近代史,似乎就是说中国落后挨西方列强打的一部屈辱史。但是看过这本书以后,感觉有很多观点被刷新了。首先,洋人的动机原来并非一开始就是以政治颠覆的诉求为先,而是想来做生意的。是中国先不给予洋人以平等地位,洋人才要用炮舰来求得这个“平等”,最终反而是占了优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殖民之所了。其次,中国方面并不是一直被压着打的,中间其实是有很多次没有让洋人占到便宜,很多历史教材上斥为卖国的旧官僚表现出来的强大学能力和执政水平令人动容,而另一些所谓的民族英雄其实不仅思想守旧,客观上也让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再次,中国民众始终未能得到唤起和组织,成为国内斗争和国际争端的一再牺牲品,甚为可惜可叹,他们在所有的权贵眼里都不过是随时可供消费数字而已。上层的一切,看似一边倒,看似结果可期,其实都有考虑、有较量、有逻辑,只不过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十分准备好,吃亏面大些,但并不能说没有努力过。

  本书的史料很精当,举了很多奏折和批文的原文,还有不少英国方面的文献。作者功底深厚,不仅解其总意,而且注意字句选用的细节,推导出双方博弈的心理活动,以及当事人在其本国和谈判对手之间的周旋的余地。这样读史,才是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并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自己独立得出可能书本上不同的结论,而非只说林则徐销烟好、李鸿章签马关坏。销烟到底是不是当时博弈的最好手段?马关条约是不是已用尽谈判的空间?中国看重的是什么,英国看重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分析,不回答,结论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只愿锁国自大的历史悲剧不要再重演,因为我们都是百姓,出了事情大抵是要被牺牲的那群人。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三):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BY DSHIYAO

  我实在没有想到,蒋廷黻的这本《中国近代史》会这样单薄,篇幅会这样短小。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惊异,是因为其书名与篇幅长短呈现出的奇异的负相关。中国近代史——这个范畴如此宏大又如此狭窄,它覆盖着中国最屈辱和辛酸的百年记忆,尽管在中华五千年的浩荡长河中,犹如浮光掠影。另一方面,但凡是一段历史,且不说还是这样一部正好卡着中国最黯淡无光时候的历史书,怎么会短呢?

  但是蒋廷黻的这本《中国近代史》,确实只有寥寥五万字,但同时这也是洋洋洒洒的五万字。照陈旭麓先生的话说,“这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会贯通。作者以自己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需要指出的是,由蒋先生笔绘的这个近代中国的轮廓,大致圈着的年岁,与我们熟知的1840——1949年的划分略有出入。

  这是因为那时中国尚是一团混沌,1938年蒋先生正有几月赋闲在家,于是忙不迭做了这么一件他一直想做的事情。诚如蒋先生所述,“我在清华教学的时侯,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而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做这个初步报告的动因,又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七七事变”后,狼烟已经烧在了中原大地上,淞沪战役也即将打响。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蒋廷黻,必然怀抱着满腔的忧思与愁虑的;也是在这个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想弄清楚:何以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就遇着这空前的难关呢?

  在本书中,作者大略地给出了他的回答。这本《中国近代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则由“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四个章节组成。全书呈总分的论述模式结构严密,层次清晰,与其短小的篇幅相协调。即使作为一部历史书,它的魅力也丝毫不输其他同类书籍

  总论开篇,即发出了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的叩问。作者给出了三个解释,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二是“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当我们还软绵绵地趴在康乾盛世的余韵中时,欧洲已在战火的洗礼中变得愈为坚强团结。在蒋先生看来,所有这些只有一个指向,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将是否向西方学习学有所成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衡量标准。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的确有失偏颇。然试想一下,1938年距1840年不过百年,但风云突起,山河飘零人间都不知已换了几回。而作者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正深陷于历史的漩涡中,且迎面扑卷来的浪头一个高过一个。在他生活年代,历史裹挟着刀光剑影,与现实掺合在一起,一团乱麻纠葛难分。自鸦片战争炸开清王朝大门,围绕皇城的数重城墙其实便已在照亮下关江面的熊熊火光中轰然倒塌,从此国无宁日。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来了又去了,日本人“姗姗来迟”,却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吉野号”,“嘭”一声,撞沉了“致远舰”。黄海海面的邓世昌和他的狗渐渐沉到不见光亮的海里去了,而这片毗邻中国黑吉辽三省的大海,也吞噬了李鸿章二十余年的心血。无论皇脉还是国运,都一同,在这愈为黑暗隐晦的深渊里,蜿蜒曲折破碎支离。世纪之交,各国又欢欢喜喜结伴而来,于是古老的北京城被烧了个火光冲天;之后,大家在东交民巷也都有了各自的地产,却亻旧不免争执。如此十年浑浑噩噩,大清江山摇摇欲坠。金秋十月的好时节里,湖北新军在楚望台的一声军令,响彻了中华大地十余省,独立的大旗纷纷被立起。皇城里的小皇帝终究保不住祖宗传下来的帝位,将一纸退位书,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上。但是,即使是袁大总统筹划良久的“洪宪帝制”,也仅仅存在了83天,便在随后混战军阀的铁蹄下碾作飞灰与尘屑。这一阵扬起的尘暴,弥散在中国的土地上十数年,原应在北伐大军的行进中落定。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人这次不仅开着船在海上游荡,更甚将陆军师驻扎在了华北平原。他们在原野上徘徊,在上海滩徘徊,这些来来去去的鬼影,纠缠在蒋廷黻的心头,搅得他不能入眠。此时此刻的他,迫切想弄明白,我民族何以就遇着这空前的难关呢?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1840年前后的那一段历史,越回想越觉得屈辱和悲愤。他用手指着隐藏在中华民族还未曾愈合的伤口下的民族惰性,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道伤口被一次次划开,是因为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因为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阶级饭碗的摇动。还因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是陈旧腐朽的器物和政治,且在根本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十九世纪“中古的人民”。相比较而言,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明。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现世幸福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曾经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曾经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对比,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作者再次回首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坎坷之路,顺从历史迈进的方向,踩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这道久远的印记出发,跌跌撞撞,艰难摸索,一直到踏出“惯彻总理的遗教”这个纹络分明脚印;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直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程度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

  但是作者“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的论断有未免过于武断,以致时常遭人诟病。这种“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也的确反映了作者政治思想上的短视。但是后记《难以遗忘的人与书》也给出了一份解释,它这样写道,“一方面,蒋廷黻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另外,他理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非照搬英美的民主政治模式。”

  作者对近百年尖锐复杂阶级斗争史实完全不提,特别强调向西方学习,除了上述讨论过的其所处的时代因素外,与其身份经历关系也极其密切。必须承认,蒋廷黻骨子里就是一个学者。他十七岁负芨远游,在美国修读文学哲学,后回国任教。是“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接受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的文化人。但除此之外,他中年时又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且还政后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这样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的历史著作既“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又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阴影。

  但这本书在的论述切入点也颇值得我们借鉴。本书以对比开篇,而后抽丝剥茧,对主要事件逐个剖析。这一幕幕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单独成像的画面剪辑,在其背后,还有一张宏大变换的幕布做背景。而这张幕布,无疑是蒋廷黻在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泼洒绘制而成的。同时,书中没有引用太多的史料和掌故,而是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文字,给人以形象感。民国遗风拓印其上,如行云流水,收放自若。且对于蒋廷黻而言,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国民党官员,甚或只是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责任和义务,即通过回溯与反思,借鉴与参考,在得失取舍、兴衰荣辱中寻求“锻造”中国的良方,重塑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而言,在“不仅要回溯神州陆沉的痛苦历程而已,更要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使人们鉴古知今,认识前进的方向”这点上,毫无疑问,蒋廷黻做到了。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多看制作电子版)

  页数:612(电子书版)

  作者简介:蒋延黻(1896-1965),字清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知名专家。湖南邵东人,早年就读长沙明德学堂。1912年赴美,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193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退休,病逝于纽约。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大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

  阅读起止日期:16/5/30-16/6/2

  价值:10

  纲要:

  总论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复兴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

  主题:

  本书概略讲述了道光到光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鉴于作者认为北伐战争极其之后的历史国人已很熟悉,就基本没有讲。

  评点:

  到说不上赞同不赞同,因为我才疏学浅,脑海里对近代史的印象一直是中学时学习的历史书上的满满屈辱和痛苦,所以对近代史一直有种抵触情绪。看这本书是因为看了匪我思存的《来不及说我爱你》之后,听说这个故事是以蒋介石和陈洁如为原型,于是产生了浓厚兴趣,想着如果真的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情,得首先了解那个时代,所以开始看中国近代史。再次说,因为才疏学浅,不敢说赞同与否,只能说从中我又学到了什么新的观念。

  一、近代的中国(至少道光以前)是没有国际观念的

  中国自以为天朝,接受万国朝拜,所有非本朝的人都是夷。国人对夷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的,自以为尊贵的。于是使节来访自觉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实际上皇帝和朝臣都低估了夷的实力,并没有觉得自己傲慢的态度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还天真地认为外人来都是朝贡,自己接受是皇恩浩荡,不接受也可以立刻将他们排出国内。“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中国那时候没有外交和国际观念,这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二、李鸿章、琦善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所谓汉奸

  本书可以说为此两人平反。至少在我的印象里,历史书上写李鸿章主和,并且还阻碍左宗棠收复新疆,又签了不平等条约,于是我对此人的印象极差。此书才让我对李鸿章先生有了敬意和更深刻的认识。本书说,李鸿章是当时中国人中意识相当高的,他看到了日本的威胁,他一直在苦心想提高我国海军实力以防日本的侵略,“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 李鸿章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中国必须学习西洋的科学机械才能有真正的国防,他看清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并且知道中日两国孰强孰弱就要看谁变得快,他明白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

  后人有说琦善开门揖盗,其实并非如此。本文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无可称赞也无可责备的。他是真正有外交态度的“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的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因为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意识到了英国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所以决定抚夷。但士大夫阶级不信任他们,只是盲目迷信林则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林则徐的离开,这使得民族意识的觉醒又迟了20年。

  其余主要观点用笔记摘录在后面。

  记取:

  2016-05-30

  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2016-05-30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以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

  注怎么单膝下跪之人对比中国人如此弱小,难道当时英国心态仍有畏惧中国之意?

  2016-05-30

  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

  2016-05-31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

  2016-05-31

  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

  2016-05-31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

  2016-05-31

  。第三,他怕清政府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

  2016-05-31

  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次,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曾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曾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2016-05-31

  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2016-05-31

  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2016-05-31

  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受益。

  2016-05-31

  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

  2016-05-31

  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

  2016-05-31

  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

  注袁世凯出来了。

  2016-05-31

  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中国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

  2016-05-31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二十年(1894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

  2016-05-31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生的大错。

  2016-05-31

  唯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2016-05-31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

  2016-05-31

  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

  2016-05-31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

  2016-05-31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

  注这一段写的得好,有戏剧对比,有春秋笔法。

  2016-05-31

  。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

  2016-05-31

  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注日俄战争。

  2016-05-31

  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以收些渔人之利。

  2016-05-31

  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中华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国,基本势力不及中国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政府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中华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2016-05-31

  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中华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

  注中华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竟然是在日本组织的。

  2016-05-31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

  2016-05-31

  清政府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年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政府自取灭亡吗?

  2016-05-31

  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

  2016-05-31

  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地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1910年)的事情。

  2016-06-01

  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

  2016-06-01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这是革命唯一的成绩。

  2016-06-01

  在太平天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注湘军是曾国藩的,淮军是李鸿章的。

  2016-06-01

  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中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大批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1915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2016-06-01

  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于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2016-06-01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我们如果要了解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2016-06-01

  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

  注蒋介石出来了。

  2016-06-01

  第一,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一致团结抗战。

  第二,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道上迈进。

  2016-06-01

  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中华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

  2016-06-01

  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2016-06-01

  羁縻

  注笼络控制的意思。

  2016-06-01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动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祗承宠命。

  2016-06-01

  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2016-06-01

  《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约,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约。

  2016-06-01

  。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2016-06-02

  《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2016-06-02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关系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l842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

  2016-06-02

  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2016-06-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

  2016-06-02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

  相关: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

  ——摘自豆瓣此书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五):第三种视角

  篇幅短小,言简意赅。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让人无法释怀的历史。读史的过程就是不断生出慨叹的过程。但是站在后来的角度,选定一个既定的基点去阐述历史,是谓“盖棺定论”者,实在让人疑惑它的释读。教科书中的近代史如此,教科书外的近代史,此是其一,也未脱窠臼。所喜者,毕竟接触到些许不同的历史追述,些许开明了一些观点和立场。

  之前读曾文正公的传记,最大的感叹就是,所有著史者,皆是局外人。因为是局外人,便只能凭借史料推敲连缀;因为是局外人,便对历史的走向有了一点两点通明,因而似乎更易评说好恶;但也因为是局外人,便永远无法从当事人的角度还原历史的真相。换句话说,大多数读史人,永远只有扼腕叹息的份儿,把他们换回历史现场,他们的所为只有更糟。

  所以,读史或在于了解现代一切的由来和背景,或在于于风云变幻中习得一两点人生积累,而决不在于顿生义愤。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六):浓缩的精华

  自春季以来四五月,共举书四五本,然身陷繁琐之中,心似惶惶丧犬,读毕者竟唯此一本,忽有捧书大哭之意。

  自毕业以来,于社会认识愈多,于历史认识亦愈多。社会之认识滋养历史之认识,历史之认识反哺社会之认识,方痛觉自身知识结构之偏狭,思维理念之局促。于现代文化之隔阂,对西方世界之陌生。虽不必亦步亦趋,然知己知彼,一以客观,平准抉择,自是当然之理。又与西人稍有接触,则痛觉我民族之落伍恐不输于清末民初,而对国家民族之前途愈感消极。

  蒋氏之书,以科学、机械、民族精神为现代化之进向三途径,横准以民众与士大夫,辅以当世英雄豪杰人物,既有美国新史学之训练,亦不逃离旧史之窠臼。换言之,即能采旧史之长处,史中有人,亦能独辟途径,观察新史。于近代史研究和史书撰写,皆有开山之功。

  政治人物之伟大,在于其眼光与手段,史学家之伟大,亦在于眼光与手段。李鸿章虽与西方文化隔绝,但其立意中国,在近代史中,不愧为最伟大和最能干的政治家;孙中山相比则反而次之,虽能有所想法,但毕竟书生意气,未能实行,是一思想家而非实干家。蒋氏对于林则徐之评判,对于左宗棠之评判,对于湘军等的评判,皆有己见,不落俗套。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七):简简单单近代史

  明明是简简单单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找不到逻辑,贻害了几代学生,这本书绝对深入浅出。

  事件的描述与细节的铺陈并不深刻,只是总体上把握演变趋势。从重要人物来把握历史进程。历史是人的演绎过程,是人的历史。

  士大夫林则徐,以夷制夷,以夷器制夷,这个最早是林则徐想出来的,但是他并不宣扬。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这是真正的林则徐。

  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一个小农,思想上没有觉悟,太平天国只是他的工具而已。

  曾国藩评定太平天国,之后态度就趋于消极,他知道清朝已无可救药,但他担心清朝灭亡引起的长期内乱。

  李鸿章历史书中的卖国贼,仅仅因为条约签字吗!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主持做的事都是非常牛逼的。毕竟认识有限,不够新,不彻底。

  康有为,非常聪明,孔子改制考都想的到,怎么就看不清大局呢,想不通,想不通!

  孙中山,这本书是极力赞扬的。见过一个很有趣的评价,中山一辈子革命方面做了很多事,但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可他厉害地方就在于每次都还能站起来。当然并不是推崇这个,能够准备充分,一击即中最好了。

  中国近代化历程一步步过程中,好几次都有机会成功,失败就一定代表他不行吗?本质取决定作用,但这东西不是历史书上的共产党,外界环境、人为因素的影响是可以颠覆成功失败的。考试60分就及格了,谁都可以过关,主义也并不是哪个是最好的。我想应该还是认识上的问题吧!认识到哪个层面,事情就只能做到那里。躺在草地上看星星一样,只能要到星星的外貌。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八):《天朝的崩溃》其实也没有脱出1938年这本小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中,有五本比较好的通史类图书,这五本书是: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童书业的《春秋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孟森的《明史讲义》和萧一山的《清史大纲》。它们篇幅都不是很大、写的通俗易懂,而且都是清末民初5本最著名的历史通史书籍了。 其实蓬莱阁系列也就是选取清末民初忽然涌出的一大批大师级学者的论著丛书。 这5本除了童书业的《春秋史》外其余四本均在上海古籍后来的世纪文库中再版,可见这些经典之作的流行。 不过我更喜欢蓬莱阁这套,虽然同是32开版,但明显蓬莱阁系列显得小巧和精致些。

  最统通俗和流行的是张荫麟《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分别在上海古籍的蓬莱阁系列、世纪文库系列和插图版大师经典系列三个系列都推出,可见对这两本书的器重程度。 也确实,这两本书不仅文采斐然,尤其善于提纲契领,简单几笔就足以给人脑袋中搭建了一幅清晰的结构。《中国史纲》本来是为1935年民国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的第一部,张荫麟因故只写到东汉,但就是这一本10万多字的小册子,把历史大事举重若轻娓娓道来,不以引文考证为赘繁,而是一口呵成通篇高天流云版飘逸文字,不经意间一个个历史珠玉就被串接起来,居然这本小书成了后人一直无法超越的天赋之作。 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更是以5万字的超短裙式的近代史纲,不仅仅显示出惊艳,还高度概括和浓练,不仅如此,身为外交官和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蒋廷黻更是表现出了自己对近代史观的远见卓识,可以说现在所有对清末以及鸦片战争的观点无不受蒋廷黻这本书的影响,前两年轰动动一时很有点哗众取宠号称积聚10年研究功力的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翻案的《天朝的崩溃》其实也没有脱出1938年这本小书的范畴,而且还远不比这本小书客观有趣。 这两本书,基本可以当作《明朝那些事儿》这类的通俗书籍来读,但是其深度还超过任何一种中级的通史书。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九):需要补上的近代历史课

  看的电子书。书虽小,只有五万字,却弥补了许多中学历史教科书欠缺的历史细节,理顺了历史事件的发生逻辑。而反观 中学教科书,太重史观的逻辑而轻史实的逻辑,以"历史的必然性"反推历史事件始末,缺乏必要的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演进过程的交代,更轻视对具体历史人物分析,丧失了历史丰富的细节与层次,不但降低了可读性,也失去了可信性,须知在近代的历史大变革中,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莫不受自身历史格局、阶级视角或所谓惯习的限制,其行动并非毫无头绪的"愚昧"保守或激进,而是基于各自的认知图式与利益衡量,他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人,更是历史演进逻辑的各种实际力量与价值体系的代表,在此种视角下,对人物的分析,并不会陷入到所谓英雄史观的窠臼,历史分析的可靠正在于鲜有人能逃出自身的历史格局与阶级视角,即便能跳出而看清,也鲜有人能与之对抗并扭转历史自身的演变轨迹,林则徐、李鸿章、皆是如此。而更有那不能逃出自身历史格局限制的草莽精英与芸芸众生,他们才构成了历史演变中的最主要的力量。

  本书耐读之处在于,著史者从外交与内政各层次与角度温和的剖析了历史演变的事实逻辑,生动的展示了近代以来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锋及其各自的逻辑,在推崇西方文明的同时又能对东方文明中的悲剧人物抱以理解之同情,可以说对东西文明的逻辑极其弊病都有一定的理解,而犹以对东方文明之弊病的痛陈与批判最激烈,所以对国家与民族的进步表现的也最为热切。这种带有著史者个人主观意气的写作风格应该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通病并无贬义),这种写法已为当下的学术规则所不容,然而窃以为在已经呈现清楚历史演变脉络的前提下,这种写法并不为过,至少他坦诚的向读者展现了著史者的著史取向及自身局限(著史者自己就是近代史中的人物),这比那些明面上理中客,实际上暗地兜售历史观垄断历史解释权的历史书好多了。 而对民族与国家真切的关心,更是让人敬佩本书著史者的民族与历史担当。

  而反观我辈,虽业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所谓社会科学,却对社会与国家的进步缺乏最起码的兴趣与关注,只以学术为谋稻粱之手段,而不能从中获得应有的智识乐趣与价值满足,终致于痛苦迷茫。 说到底是自身狭隘格局所限制, 既不屑为时局、国家、民族、社会尽力,专以批判解构之为能,而又无真正批判的勇气与担当,不敢与真正的愚昧专制退步做斗争,却只会做些撩拨民众情绪骗取点击率的蝇营狗苟之事,真正的苦难黑暗与压迫置于其面前却孰若无睹,而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能掀起滔天的口水巨浪。这种只会写以煽情为能却毫无识见与担当的文章正与蒋先生笔下的迂腐旧文人的文章相若,他们于国于家于民毫无益处,却尽是些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能手。希望以后能多读些这种有格局有担当的历史书,荡涤我辈狭隘的文人思想,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十):想看未删节版的

  印象之深刻一:

  是蒋先生用生动 流畅 的文笔,把清朝落寞前夕和抗战前夕的历史 连贯地表现了出来。文章简洁 生动 又让人得到大量的史实和知识。

  印象之深刻二:

  孙中山先生的“宪政 军政 训政”中的“训政”。

  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梁启超等人提出的 国人文化尚未开化到足以总统立宪制、参与选举的说法 提出了“训政”。认为国民的文化是要加以开导的。这非常让人感动。

  想到如今已是2011年,人们依然常常把 中国土地之大 国民之多文化之参差不齐 来作为 无法进行 全民参与选举 等事宜的理由,再联想孙先生在民国初便提出来的解释和方法,真是觉得并不是我们不能被开化,而是政府到底愿不愿意开化我们。

  印象深刻之三:

  孙先生提出“军队应该忠于政府,而不是忠于党派。”我想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利于避免当时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依旧具备超前的先进性。

  印象深刻之四:

  关于李鸿章。历史教科书上,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根据蒋先生的这本书,李鸿章一开始只是为清政府——当时的合法政府效命。当国家局面不可收拾时,便是他出面之际,应该说他为没落的清政府承担了不少罪名。其次,他在对日本将会侵略中国的看法非常精准 和 超前,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再次,在以后的外交岁月里,他没有看清俄国的阴险——表面做中国的朋友,实际是想占领中国的领土,以至于做了一些非常错误的决定。历史教科书上有“李鸿章引狼入室”,蒋先生在这本书中也用了这个标题——应该是现行的教科书参照蒋先生的理论,蒋先生的书写于1938年抗战时期。我想李鸿章并不是为了卖国求荣,只能是在当时的夹缝中错信了俄国。

  印象深刻之五:

  蒋先生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在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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