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10篇
《中华帝国的衰落》是一本由魏斐德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27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一)：弱化朝代，从社会阶层来分析历史
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很惊艳的，第一次遇到通过阶层来分析古代社会构成。仔细读完前面两章，将部分内容整理了一下
农民这一张我觉得写的最好，思路清晰概括准确。但是从士绅和商人开始就主要描写的是明清两朝的情形。
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么多的朝代。内容太多太杂，要归纳起来并不容易。本书想要探讨的是帝国的衰落，从最后的文明开始写也无可厚非。
然而从第四章开始，就落入传统历史的套路中。只是简单描述了重点事件。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二)：龙头蛇尾的近代史教科书
费正清提的“冲击-回应”说，影响史学界多年，然而魏氏在序言中就问道：“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魏氏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作者首先介绍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中华帝国的衰落。
农民：传统中国农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是勤劳的自耕农；二是乱党。自然资源足够维持农民的生存，农民就会趋于稳定。十六世纪后，美洲的作物传入中国，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翻了好多倍。但是很快，持续增长的人口远远超出了土地的承受能力。所以，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的叛乱，开始动摇王朝根基。
士绅也存在着两面性，作为政府与底层社会的中介，一方面它承担着保护农民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对农民又具有剥削性。一直以来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关系维持的很好。但是到了近代，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只得与地方士绅合作，最终地方团练发展为军阀割据，中央势危。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三)：连贯的近代史
相比于我国历史教材的编著，外文的《中华帝国的衰落》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近代历史：非脸谱化的感性人物是其有别于国内的显著特征。
因为 这个 国家（中国） 对 自身 文化 太过 骄傲， 所以 其 子孙 似乎 无法 迅速 认识到 改变 的 必要性， 以 应对 欧洲 的 挑战。 就这 条 常见 的 历史 观点 来看， 一个 如此 辉煌 而 厚 重的 文明， 的 确无 法 承受 任何 会 打乱 其 根基 的 事件， 否则， 整 座“ 文明 大厦” 就会 崩塌。 既然 渐进 的 改革 无法 进行， 横扫 一切 的 革命 就 势在必行。 因此， 中华 帝国 灭亡 的 原因， 就 最终 归结 到了 延续 千年 的 中国 传统 文化上。 由于 没能 力 进行 根本 性的 内部 变革， 中国 将不 得不 被 外部 势力 推向 革命。 【美】魏斐德；梅静译. 中华帝国的衰落（美国多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美国“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著作！多元视角，读懂近代中国！） (Kindle 位置 118-122). Kindle 版本.这是一条常见的历史观点，作者的观点却不是如此，他认为，“由于中国内部已经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入之后才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简而言之，鸦片战争以来的外在因素加速了帝国演变的进程，因而影响了帝国内在因素，即“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所取得的发展”。
随即作者对封建社会的阶层——士农工商分别进行了阐述。
农民，封建社会的基石，统治阶级对其即爱且恨。与国内教科书上的描述，“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出现在关键节点的个人只能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不同，作者不否认、不承认这一说法，他主要讲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农民这一群体的认识；以及农民与土地、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当人口与田地配比适当时，中华帝国出现繁荣期；当人口少于田地时，一般是朝代的定鼎期；当人口多于土地时，狼烟四起，帝国四地出现农民起义。
写着好累，不想接着写了。如果感兴趣就直接去看吧！后面讲述义和团、慈溪、光绪、戊戌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直到二次革命都很有道理，与中国脸谱式人物、高大上的革命不同，作者写的让我觉得人物有血有肉，不是那么二，而是每个人做事都基于了他的出发点，让人很是信服，而不是迷茫。从鸦片战争的前期，满清与外国的贸易讲起，详细说明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与中国定义式的近代史不同。后果就延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等事件。
个人认为，读完此书，有利于从逻辑上理顺近代史。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四)：很好的历史书，让我对历史人物有了更丰满的印象
首先这本书刷新了我对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
从小学的历史都非常的一元化、脸谱化。忠臣-奸臣、民族英雄-叛徒汉奸、明君-昏君。一旦被脸谱化，这个人物就变得非常的单薄、刻板、就像《芳华》里的刘峰，如果你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就不能有其他的特点、其他的欲望。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哪个人不是矛盾复杂的混合体呢？我们有时自信、有时怯懦、有时温和、有时暴怒，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本书中，我看到了历史洪流中每个小人物命运的难测，孙中山贵为“国父”，但是他的贡献并没有想象中的强，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慈溪给人以顽固保守，签下屈辱条约的负面形象，但是对李鸿章的自强、洋务大力支持，作为保守派镇压了革新派后，自己又开始推动革新，甚至设立了一个建立国会的时间表。
其次，本书让人能以一种更公允的态度去感受历史
最后还是深深的感叹，历史洪流中，个人所能把握的部分真的是非常渺小。有人说乱世出英雄，但是那么多路枭雄，结束你征程的可能是一颗流弹、一次错误的选择，真正留下来的英雄或者伟人，运气成分大于能力。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五)：中华帝国的南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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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政治变迁，是魏斐德的特长，《洪业》即是经典。《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间的叙史部分比较浅易，基本上只是寻常中国近代简史教科书，但前面三章半的绪论部分视角很独特，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入开掘的观点，最后一章对辛亥革命的论述也与国内常见路数迥异，从皇权与地方士绅社会互动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剖析。
正如朱维铮先生所批评的：“假如追寻中国文明的源头，眼睛只盯住古华夏族的那些聚落，或者考察中国文化的传统，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汉族的或汉化的大小王朝的腹心区域，那就无异于忽略了中国历史的更重要的特色，即同时性的相对性。”（《走出中世纪二集》）
裴士锋（Stephen R.Platt）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指出：
早期民族主义与独立的观念并未总是把‘中国’当成它们的中心……20世纪头几年，忠于湖南之心，作为组织反清革命的基础，其实比软弱无力的泛中国观念，更为有效。今人习惯于从晚清民初中央主导改革的角度思考中国境内的‘自治’，但我们发现湖南提供了另一种‘自治’版本，那是由下而上的建造，且把省自治视为起点的自治。裴氏此说当然并不限于湖南，我们完全可以像他论述湖南人那样，谈谈“广东人与现代中国”、“江浙人与现代中国”、“四川人与现代中国”。或者像魏斐德所做的——可能是更准确的——关注“南方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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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在《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开宗明义，在第一章就确立了中国北方与南方之地理环境差异，所造成的整个帝国统治机制的特殊结构。虽然此后全书的叙史依然大致按照习惯的中国近代史脉络来进行，但南北斗争作为一条隐线，始终在那些最关键的点周围出没。有时候，魏斐德更偏向于用中央/地方这一对术语，但从其所举之例来说，他心目中的“地方”始终是以南方为典型，而北方（主要指中原/华北）的“地方”则由于身处皇权-中央的强力作用范围内，缺乏南方那种强烈的“地方特色”，虽然关于南方地方的考察有一部分当然也适用于北方地方。因此在这本书里，中央/地方这对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可与北方/南方以及皇权/下层士绅这两对术语交替使用。
迁徙而来的人们在长江这头发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新天地。这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间。人们开拓新地（围田），修筑新式堤坝，设计出脚踏式水泵，灌溉高营养的水稻。11世纪时，因为更为温和的气候使作物生长期延长了三个月，所以帝国从东南亚引进了一种新的早稻。南方的农民使用这些新种和有机肥料，每年可丰收两至三次。到14世纪，华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人口激增提供了条件。当时，中国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中华帝国的衰落》P9-10）这一过程事实上从唐代中后期就日益明显，韩愈的“道统论”即其表征，因为唐代后期的经济由于安史之乱而趋于封闭，与中亚及东亚的经贸往来（唐代早期曾盛极一时）大大减少，而越来越依赖于南方的供给。至宋代，这一过程趋于完成，因为宋代自始就从东北、北、西北三个方向受到各游牧民族政权的严重威胁，使得它的北方从来没有拥有过唐代那样开放的经济环境；它的生活资料比唐代更依赖江南，而它的外贸也由传统的西北丝路贸易转为东南海上贸易，支持其经济繁荣的贸易顺差大部分由南方口岸如杭州、泉州、福州、广州等带来。直到明代中后期大规模海禁之前，大约500年间，北方的王朝（南渡后的南宋在这方面依然延续了北宋的基本“国策”）始终致力于如何在行政与意识形态上使“偏远”的南方“紧密地团结在中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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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明末清初，随着一个最初看似微不足道的新因素的介入，整个帝国的经济、政治结构隐隐地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从后见之明看，很可能是根本性的，为19世纪中叶以后翻天覆地的巨变埋下了导火索。
16世纪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番薯、爱尔兰马铃薯和花生——介绍给中国人……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万（P14）引进的作物在北方干旱地区的成功栽种，使得因数千年反复耕种而贫瘠化的北方土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新生”。这一变化，如何改变了北方与南方在政治安排上的平衡，使得双方依赖性下降，而进一步引起意识形态的巨变，北方皇权失去节制而南方离心倾向加剧，最终成为革命思想与行动之渊薮，此一过程值得深究。
初步来说，栽种美洲作物成功的效验之一，便是北方一定程度上再次能够做到粮食自足，所造成的“良性循环”还包括多出来的可耕种土地能够被更多地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从而这方面的自给能力也同时得到提高。清代中前期的繁荣（包括所谓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此。
以魏斐德书中没有特别提及的棉花为例。宋以前，棉花种植仅限于两广福建，元代扩散至长江中下游，基本可以看作一种南方经济作物。而在北方，零星的棉花当时尚被视作观赏花卉。北方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要到明嘉靖、万历两朝，正是魏斐德所说的“16世纪”，也就是美洲玉米、红薯、土豆、花生引进之后。所谓“温饱”，吃饭问题缓和了，保温问题的重要性就相对上升。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年间，棉布彻底替代丝麻，成为中国人无论南北贵贱最重要的衣料。
北方种棉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用于自给，还逐渐成为市场交易盈利的大宗商品。通过大运河将北方棉花南运，向极度发达的江南棉纺业供应紧俏的原料，就是一桩获利甚丰的买卖。不仅如此，棉花后来甚至还成为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这恐怕是人们想不到的。
众所周知，乾嘉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被限定在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形成了所谓“广州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一样我们最熟悉的东西：茶。在18世纪的英国，茶成为全民饮料，需求量急剧增长，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返航的货船，载货量因此增加了7倍。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大宗货物可以直接卖到中国，以平衡贸易，唯一的办法是发起印度、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2700万磅印度原棉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的纺织厂，所获利润都被东印度公司用以购买销往英国的茶叶。”但是18世纪70年代后期，北方棉花产量激增：
中国北方的商人开始通过海运南下，将自己的棉花运往广州，所以印度棉花的进口量开始下降。于是，代理行只得抛售印度棉花，寻找其他中国人或许会购买的印度商品。结果，中国人愿意大量购买且购买量足以继续维持茶叶贸易的产品，就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P126）就这样，帝国北方农业的复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机制上的转换，最后却吊诡地在南方，对一种危及整个帝国的毒品的大量输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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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朱熹理学缜密微妙的调节机制，让位于“亲君唯上”的粗糙诠释，从而因内涵的空洞化而名存实亡，仅靠科举八股的惯性作用而苟延残喘。明末王学（大本营在江南）、清代汉学（大本营在江南）与经今文学（大本营在广东）的前后勃兴，正是以朱熹理学被统治阶层空壳化为背景。
而在比如戊戌变法的过程中，甚至连皇权体制内部，也再现了这种南北之间越来越大的裂隙与交锋：
她（慈禧）的支持者——包括倭仁、徐桐、统兵将领荣禄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内的‘北系’保守派组成了‘后党’。帝师翁同龢领导的‘南系’和军机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汉臣则组成了‘帝党’，与前者针锋相对。（P216）在帝、后两党白热化的争斗中，当事人未必清晰意识到自己某种程度上的南北代言人角色，但局外人，特别是深通地缘政治的洋人，却早于半个多世纪前，就对此有了准确的认知，并试图加以利用。在鸦片战争中，
他（璞鼎查爵士）的计划是……以长江为界，将大清帝国一分为二，断绝华中、华南对北方的粮食供应。（P138）正是遵循这一计划，英军才再度攻陷舟山、占领宁波，并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从而逼使清廷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60年后，这种分割南北的地缘战略，在庚子年义和团之乱中，以南方各省督抚们极其明智，而对帝国和北方皇权来说却无比尴尬的“东南互保”，完成了它在王朝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形式。
接下去，无论谁在这个国家当权，清廷也好，袁世凯也好，北洋政府也好，甚至1935年之前的国民政府，都只能疲于应付一波又一波来自南方的革命浪潮了。
（刊于3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阅读周刊》）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六)：说明史实比评论重要，所以本书优于教科书
很多年前我们看近代史，容易接受一种观点叫作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对于近代史而言，魏斐德和我党领导下的中学教科书，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上差异并不大。
唯独老美仅仅是试图表现事实，偶加评论。
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试图去传达方法论、宣传一种近乎必然的历史观，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乃至我们的历史书是先有方法论后有史实。
本书的优点就在于并没有去帮读者去总结方法论，而读者看完后基本会得出自己心中的历史，和发展的方法论。
老规矩，以下为书本摘录和//个人评论，没看过的还是去看原著，看过的可以大家探讨下。
7 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这重要作用。 1940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非财富分配不均。
11 18世纪30年代，清朝废除农奴制。尽管佃农制依然存在，但中国华南约一半的土地，最终还是为农民所有。这也是投资农用地利润下降的结果。富人们发现，投资城市房地产或放债获得的利润更大。
29 虽然与投资城市房地产或典当业相比，投资土地受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小，但其回报也更少。然而，上层士绅的俸禄已经高到足以让他们甘愿为了稳定和安全，牺牲流动资产和利润。
40 17世纪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不赞成这个结论，不能用稳定形态去分析动态的社会发展。
43 儒家一贯的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65 //关于明朝的灭亡 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滥用职权和失败的改革，已将土地赋税系统变成了富人的避难所和穷人的灾难。朝廷只能牺牲皇帝的名望，通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边防军费。目光短浅的经济举措也危害到了公共事业。
93 //内务府的作用 多亏这些私仆，皇帝的个人财产有时才能大大超过北京的国库。 //关税是后期的大头
140 不过，一般而言，列强都齐心协力确保中国的完整（这样，才不会像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成为欧洲各国的战场）
152 （太平天国）新王国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姐妹，通过禁止性交来避免乱伦。 //有研究表明，这种措施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战时的临时措施，避免夫妻关系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太平军是家眷随行的游行军。
167 儒家经世学派相信：正因为地方团勇保卫的是私产，所以比起不涉及私利的职业军人或宗派成员，他们更有士气和责任感。
173 如果太平天国组建部队遵循的是共有，反家庭和理论上的客观性，曾国藩的军队就以“睦邻、忠孝”的儒家优良传统自勉。 //本质上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战争。
178 曾国藩通过孤立乡下的村庄，努力切断叛军与其农民支持者之间的联系。 //越南战争时美军效仿了这个战略计划。
207 //康有为“歪读“孔子和宋明理学的解读孔子，以及后来的拿着毛主席语录互怼的团体并没有本质差异。掌握权威的解读权，本身只是权力的延伸和权力的护卫。 歪读后的孔子思想竟然跟“三个代表”也有相似性。
211 康有为的《大同书》预言，在两三百年后，全世界都会成为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习俗；财产共有；所有的工作都由机器完成；电动飞艇在空中急速穿行;人类所有的苦痛都可以被医生治愈；社会等级不复存在；女人不仅穿得跟男人一样，享有的地位也一样。人们不再组成小家庭，而是选择为期一年的婚姻契约，之后全民共同抚育后代。 //康有为在这几年被贬得厉害，戊戌变法临阵脱逃，保皇党，吹牛逼（罗辑思维有期解读的）。但从《大同书》来看，100多年前敢有如此想法的康有为或许还真当得起谭嗣同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
218 //戊戌变法乃至N多历史上变法的失败，可能都是步子迈得太大而伤害了强大的利益既得者。或革命，或缓步。“摸着石头过河”是大智慧。
223 风水师指责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和电话线，是导致气候异常的罪魁祸首。 //一百多年后，也有一拨人指责三峡大坝是地震的罪魁祸首。盲目转发的人并不比百年前的人高级多少。
233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连续的、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七)：我们从历史中应该学习什么？
这个问题是我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想到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对历史负怎样的责任？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用舰船利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真实的历史似乎和课本上的历史并不一致。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不错，但这是否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呢？
这场大火的直接责任者，当然是英法联军无疑。但如果回溯根本的矛盾，那么问题则是：清政府是否有权选择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则有不同的答案。那时候，可以；但现在，不可以。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决定对它的人民而言，是否是最优的？
有时候，会觉得清政府是自作自受，被西方列强侵略不足为惜。况且，被侵略的是清政府，和一百多年后的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归根到底，我们只是历史的旁观者。
《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八)：2018读书清单之01 读美国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
2018读书清单之01 读美国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
第01本
2018.1.01.01
美国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2018年度第01本读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22万字，277页。
该书大部分是在2017年读的，2018仅仅是做了个收尾的工作。这书是以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历史，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大家。从明朝的灭亡，满清的兴起，清朝的盛世，西方的入侵与清王朝的衰败，清王朝的改革，一直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军阀当政为止。
与以往的史书不同，先是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阶层：农民、士绅、商人，分析了王朝更替规律，然后才进入本书的主题。然而作者的重点不在历史事件，而重在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感觉这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有浓浓的学术研究意味。
以下观点都是作者的看法，与我们传统的教育大相径庭，摘录如下：
104，关于乾隆：
和珅事件是乾隆帝晚期贤君形象华而不实的标志。作为清朝中期的皇帝，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走了下坡路，短短几十年，便由峰顶径直滑落到谷底。
其实仔细想来，这都是专治与终身制惹的祸，唐玄宗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毛，如此伟大的人物，后期的诸多错误，也与终身制有很大关系。就乾隆帝来说，清朝在他手里，走到了辉煌的顶点，必然会导致其刚愎自用，听不得任何反对、反面的意见，其二，一个人干了一个岗位六十年，能不懈怠吗？
133，关于林则徐：
西方的入侵，始于林则徐的广东禁烟运动导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身为一名忠实的儒家学者，林则徐觉得从道德立场来看，西方人无法否认中国在鸦片贸易中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但是，英国人对鸦片贸易的羞赧，早已被其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和经济观念彻底消解。而且中国那套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度，很容易招致西方人的嘲笑。
想从道德的角度去制止殖民者侵略者的鸦片贸易，林则徐太纯真了。鸦片战争最终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百年屈辱史；并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鸦片贸易终于合法化。
记得一年前，我在听了罗辑思维的哄骗以后，读了一本鸟书《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是一个叫端木赐香的中国人写的，作者嘲笑那时的人们普遍愚昧、不开化、夜郎自大、唯我独尊，人家和你做生意，你还毛病？结论是挨打活该！！！tmd端木，卖给你家鸦片让你老婆孩子天天吸鸦片，你愿意么？有刀架脖子上做生意的吗？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精英实在可恶！连美国佬魏斐德也认为这近百年的近代史的一切战争都是赤裸裸的侵略，条约都是不平等、屈辱的条约，倒是当代那些号称精英的无知之辈替那些侵略者翻起案来。
153，关于太平天国：
从建立政权之始，就开始不停的窝里斗，却取名太平天国，真是讽刺意味十足。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感觉洪秀全这个人的脑子真的不够用，一是与儒家伦理相对立，彻底把汉族地主阶级推到了对手满清的阵营；二是与西方资本家对立，把夷人也推到了对手满清的阵营；三是建都南京，只知贪图享乐，四面受敌，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赢的局面；四，即便能赢了满清，也不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权，他的军事体系太TMD非人性化了。
195，198，关于李鸿章：
一个美国人眼里真实的李鸿章，贪婪无比，在他眼里，个人利益远高于国家利益。这与现代某些替李鸿章辩解的所谓专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具体见附录：李鸿章是“真中堂”？清末以来最大的卖国贼就是他！
228，慈禧在清末的改革：
恰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256，关于孙中山：
魏斐德对孙中山的评价非常不高，认为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也并没有多大贡献；当选临时的总统也是多发平衡的结果。书中这样说：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同盟会被视为先进的革命团体，因此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1911年12月4日在南京举行的临时政府大会。
会上，尽管一些温和派希望只要袁世凯公开改变立场，就推选他为新共和国的总统，大多数代表却青睐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士绅和军阀同盟的领袖黎元洪，另一位是激进派领袖黄兴。
在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双方最终转向1911年圣诞节结束流亡，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于12月29日推选他为南方临时政府的总统。
和袁世凯相比，孙中山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幻想。他不仅知道很多代表原本都是支持袁世凯的，也害怕黄兴代表团和黎元洪代表团之间脆弱的联盟敌不过袁世凯的哄诱。袁世凯也得到了英国和日本的强力支持。后者认为，相比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袁世凯的政权对他们更有利。
因为害怕分裂的中国会加剧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孙中山刚一上任，就明确表态：如果满洲人退位，他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附录：李鸿章是“真中堂”？清末以来最大的卖国贼就是他！
邓元杰
2017-12-05
最近，一篇《年少不懂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或者《年少不知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等类似名字）的文章红遍网络，无数公众号转载，好像李鸿章受了多大冤屈似的。有些文章还借助了电视剧的对白，把李鸿章说成了忍辱负重、用心良苦的社稷之臣。那么，事情为什么没办好呢？为什么他签署了那么多卖国条约呢？当然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手下人执行不力，能执行十分之一都不错了。李鸿章为了签条约而遇刺，而心力交瘁，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李鸿章忧国忧民，心怀慈悲，错不在李鸿章，在手下人，在其他方面。
有的文章甚至加上了一段电视剧视频，以彰显李鸿章的苦心：
可惜的是，在我看来，这些貌似抬举他的视频，反而都是黑他的。这段视频是李鸿章和盛宣怀的谈话。视频开始时，是盛宣怀奉承李鸿章处理事情得当，但是马上牵扯出军舰走私一案。盛宣怀建议李鸿章严查，但李鸿章说什么呢？“水师不能乱”。就这一句话就让我喷饭了，这是禁止严查的理由吗？
军队走私军舰是多严重的事！李鸿章怎么就不查呢？长此以往，军队的战斗力又将何在？！这是韬光养晦、限制手中权力吗？完全是糊涂蛋啊！【不是糊涂，是过于聪明，包庇纵容手下知法犯法】
在电视剧中，为了展开李鸿章的高论，就让盛宣怀继续劝谏道：“军舰走私，事关国体啊。您总应该抓一批，杀一批，才能够起到敲山镇虎之势。您视而不见，总不是个办法吧。”
好了，现在该李鸿章拿出高论了。但是李鸿章说了什么呢？他继续讲起了大道理：“倘若有了生杀之权，就嗜杀无忌……那真是国家不国啊。”“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运用权力，也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啊。”“（张之洞不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是一个干实际事的人，不能一手遮天啊。”“对于我手下那些当差的，……我讲十分他们能听五分、实行一分，我就知足矣。”
然后，李鸿章就走了，留下了一脸懵逼的盛宣怀。
拜托，盛宣怀只是劝李鸿章查海军走私军舰，李鸿章云山雾障那么多“权力”干什么？这明显是在黑李鸿章啊。
这是《走向共和》里的一段镜头。很显然，完全是编剧借李鸿章之口在胡说八道。
现在我才知道这个电视剧居然有这么多2B的地方。这段对白不仅把李鸿章黑得够狠，而且也有严重的史实错误。比如贬低张香帅（张之洞），但张之洞绝不是一个不干实事的人，洋务运动有他的巨大功劳，还指挥过中法战争，重用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可惜的是，清军在战场上用英勇血战换来的成就都被李鸿章给卖了！张之洞瞧不上李鸿章一贯卖国求荣，不敢亮剑，导致两人长期不对付！可是在电视剧里，李鸿章的一段胡说八道反而显得老谋深算，那种道貌岸然的样子完全是脑子进屎的编剧给他加上的。可惜的是，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反而蒙了很多人！
好吧，电视剧中的对白毕竟是杜撰的，我们看看真实的李鸿章是不是个大卖国贼。
李鸿章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家，确实有两把刷子，后来搞洋务也颇有成绩，这些都是他的历史功绩。但是综合来看，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因为，他有以下无可饶恕的罪孽。
第一，强烈建议清朝放弃新疆。
1873年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后，是否继续进军新疆，成了当时的重要问题。因为新疆太大，又有阿古柏之乱，所以即使想收复，清朝也未必有那个力量。年轻的慈禧太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建议大家讨论。
此时李鸿章上奏折，建议放弃新疆。他的理由是：
1、新疆土地贫瘠，不好治理，收复了又如何？只能劳民伤财。
2、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因此没必要在那个地方和两大强国对抗。
3、国家财力也很有限，疆防和海防只能顾一头，应该把钱都用在海军建设上。只有从东面挡住洋人，国家才安全。
现在我们知道，李鸿章的这些理由都是屁话！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的，相当一部分大臣都支持他。
对此，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反驳是：
1、南疆、伊犁都物产丰盈，怎么能说新疆土地贫瘠呢？！
2、如果丢失新疆，陕甘立刻面临压力，下一步是不是要丢弃青海和甘肃？长此下去，以后张家口都面临压力了！京师震动，动摇国本！
3、新疆乃先帝康熙、乾隆费力打下，先皇目光深远，后世子孙怎么能丢弃祖宗基业！
4、沙俄和英国在新疆的势力远不是那么强，根本没必要害怕。
5、如果说收复新疆缺钱，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钱，最多两千万两银子就够了。如果朝廷没钱，我左宗棠愿意筹措，亲上前线！而且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收复新疆！
经过广泛讨论，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都觉得左宗棠说得更有理，这才有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甚至抬棺要收复伊犁！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当时国家采用了李鸿章的建议，现在新疆还归我所有吗？新疆不保，我国的西部边界会在哪里？！
没有左宗棠拿生命捍卫，清朝根本收不回新疆！仅仅李鸿章建议朝廷放弃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就罪无可恕！！
第二，丢失琉球。
好吧，我们也可以说李鸿章或许内心确实不重视新疆，而是重视海防，那么当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改名冲绳的时候，李鸿章又在干什么呢？！
他不在乎！
本来日本人吞并琉球的时候，也担心清朝的干预，所以不敢大声说。但是时间一久，看到清朝根本没反应，日本人胆子大了，1879年宣布正式吞并琉球！
李鸿章的理由是：琉球还是远，而且贫瘠，不好管理和驻军。现在我们和俄国的事情不断，“势难兼顾”，何况日本人特别麻烦，所以为了避免“多树一敌”，李鸿章建议“暂从缓议”，也就是咱慢慢谈吧！
如果中日因为琉球起纠纷，中国就算不能拿回全部，也可以至少拿回南部。看看上面的地图，如果我国拿到琉球南部，现在东出太平洋可谓一马平川！但是李鸿章“暂从缓议”，其实是清朝不感兴趣、力不从心的表现，也有点想把责任推给后人的意思。日本人一看，你不要是吧？那我就都拿了！当时的日本还不是强国，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拿到整个琉球！按照他们的想法，日本和大清争夺琉球，能拿一多半就不错了。但是你大清朝不疼不痒，西方列强更不管，那就都拿来吧！
1872年日本实际吞并琉球之后，看清朝没什么反应，于是又想吞并台湾。于是在1874年，日本正式侵略台湾，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这就是清朝不断隐忍的代价！
只是当时日本的国力毕竟还差得远，侵略军又水土不服，2000多人生病，500多人病死，最后不得不撤军。清朝也派清军增援台湾，但双方在台湾并没有大的战斗，最后清廷还赔了日本50万两白银，把日军礼送出境！李鸿章也因为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而做出“让步”，基本上承认了琉球归日本所有，这才有了1879年日本的正式吞并。
我都纳了闷李鸿章不是重视海防吗？琉球再小也是属国啊，怎么就不要了、不争了？争到南边一小半也行啊！
丢失琉球，对新兴的日本软弱，是李鸿章第二大罪！
第三，变“造舰”为“买舰”，让中国丧失了重工业化的机会。
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稍早一点，而且也以造舰为主。当日本能自造1500吨铁甲舰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造出3000吨的铁甲舰了，在造船方面走在日本前面。这方面，尤以左宗棠、沈葆桢领导的福建马尾船厂做得最好。
马尾船厂是左宗棠首倡，雇佣了一堆法国工程师，左宗棠要求他们五年内教会中国人造船。遗憾的是船厂尚未开工，左宗棠不得不奉命到西北剿捻，所以他“三顾茅庐”，把造船的任务交给了在家为母守孝的沈葆桢。沈葆桢不辱使命，造出的船又大又好，中国工匠也都逐渐学会了造现代兵舰。
但是随着造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李鸿章不愿意了。他觉得造船太麻烦，还是买船为好。或许他怕他的风头被左宗棠和沈葆桢盖过去？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一直止步不前，还不如马尾船厂，他要营造北洋水师，也不想用沈葆桢造的船。造船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将近十厘米厚的钢板，还是口径几十厘米的大炮，吨位越大，则难度越大。于是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地位，知难而退，自废武功，改“造船”为“买船”。初期成绩确实不错，1886年从德国买来的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亚洲最大的战舰，排水量6000吨。到了1894年甲午海战时，日本最大的战舰只有4400吨。但是，日本的军舰、火炮和弹药主要是自己生产的，而我们的大吨位战舰都是买的！这导致中日海军对舰船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福建马尾船厂呢？虽然饱受李鸿章打压，但在此后的30多年里共造出了40艘舰船，占当时国内总量的70%。可惜，左宗棠、沈葆桢在朝廷中的地位还是不如李鸿章！沈葆桢1879年就去世了，比左宗棠还早六年。李鸿章宁愿买船也不愿造船，不愿意大力支持马尾船厂和中国的其他造船厂！
由于长期不能自产重型装备，中国长期被列强压制。如果当时李鸿章能和日本一样走重工业化的道路，中国未必打不过日本，至少不会败得那么惨，败了之后也会很快恢复过来。
可以这么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水师的歼灭，中国的重工业化彻底停滞了。中国再一次重工业化是在1950年代，离时间充裕、没有大的外敌入侵的1870年代已经足足80年。
第四，中法战争，中国胜而签署卖国条约！
这一点大家在历史书上都知道了，我只说一点：战争中李鸿章总想议和，议和！中国在越南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法国内阁都倒台了，清朝却又一次在李鸿章的主导下，签署了不平等条约！
1885年6月9日，清朝在李鸿章的主导下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了中法战争。9月5日，一向主张对法国强硬的左宗棠病死于福州。去世前他对朝廷上奏折说：“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
李鸿章大肆卖国，左宗棠不能瞑目！！
第五，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吞并朝鲜，反而和日本签订日清两国在朝鲜平起平坐的条约！
1884年12月，朝鲜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发生了甲申政变，时年26岁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刻率领清军平乱并击退日军。事后，袁世凯深感日本狼子野心，于是写信给李鸿章，建议立刻吞并朝鲜，把朝鲜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袁世凯的理由是：当时朝鲜大部分人都心向大清，何况作为大清藩属二百多年，朝鲜高层早已汉化，清朝完全有理由把朝鲜撤藩置省，这样不仅可以完全消除日本干涉朝鲜的理由，而且可以防止沙俄对朝鲜的干涉。
不能不说，当时年轻气盛的袁世凯目光深远，而且敢作敢当！
但是李鸿章又面了！他居然不敢把有清军重兵驻守的朝鲜撤藩！当时是1885年，日本还没有准备好，而清军在汉城的兵力是日军的三倍以上，身经百战的淮军如果要把日军驱逐出去，易如反掌，那样将不啻为给日本一记重拳！
当时的局面是清朝一边和法国打（实际上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一边又在朝鲜平乱。但实际上，清军在越南和朝鲜进行得都很顺利，只是李鸿章一味在谈判桌上让让让！！1885年4月6日，中法决定停战撤兵。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听大惊，无异于挨了当头一棒，因为他还指望法国继续拖住清朝，这样日本可以在朝鲜获得更多利益。现在中法和谈，中国就会更加重视朝鲜，这对日本肯定更加不利！
但是没想到，志得意满的李鸿章居然对日本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皆可派兵。这样，日本居然获得了和中国一样可以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就这样被李鸿章轻易送出去了！
好吧，我们可以说李鸿章怕法国，但他为什么对日本一让再让？当时的日本给清朝的印象就是撮尔小国，这种国家你让它干什么？何况之前又不是没有让过？！大家说李鸿章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是不是卖国贼？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伊藤博文得寸进尺，4月15日提出要处分驻朝的清军将领（主要是袁世凯）的要求，并称是天皇的意思，甚至还以请美国出面“公断”相威胁。李鸿章居然又答应了！而照会全文，竟无一字提及甲申政变的始作俑者竹添进一郎的责任问题，等于向世界各国宣告甲申政变的罪魁祸首是中国，这种颠倒历史真相竟然付之于大清朝外交文书，再一次向列强们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正式签订，又称《朝鲜撤兵条约》。条约共3款：一是中、日两国军队在四个月内撤出朝鲜；二是中日两国不能派员在朝鲜练兵；三是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个条约，等于承认中日两国在朝鲜具有平等权利！
李鸿章把朝鲜卖了，把历代中国在朝鲜的重大利益，卖了！
李鸿章的做法，直接导致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在朝鲜半岛处于极为有利的态势！李鸿章不是大汉奸、大卖国贼，还有谁是？至于他代表清朝去日本签约，还遇刺差点死，那是活该！
我都纳了闷了，现在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觉得李鸿章在签署马关条约时为清朝省下几千万两白银好像劳苦功高呢？如果左宗棠还健在，如果左宗棠年轻二十岁，清末的局面怎么可能是这样！无论是治兵还是洋务，左宗棠比李鸿章只强不差，战略眼光更是远超李鸿章几个档次！
可惜啊，可惜！左宗棠一死，清朝再也没有能有力驳斥李鸿章谬论的人了。李鸿章就是孔子说的“言伪而辩”，也就是能把错误的言论说得有理有据。
回到李鸿章。咱们就不提他签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卖了多少国，因为换个人上去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手握重权几十年，他不负主要责任又靠谁负？！别说什么大环境，别提什么慈禧太后，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毕竟获得了国家几十年的最大力支持，相比之下，左宗棠收复新疆、张之洞打赢法国，哪一件比他容易？！李鸿章享受了国家几十年最大的支持，却处处退让，最后不能打赢一战，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什么真中堂！！
你们以为李鸿章卖国卖到这里就算完了？呵呵，还有呢。
第六，1896年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把东北的大量权力又卖给俄国！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已经彻底看出中国是一块大肥肉，沙俄的手段尤其阴险毒辣，对清朝说我们来帮你们对付日本吧。清朝一听，好啊，于是就派李鸿章去俄国谈判。李鸿章呢？又开始动他那个“以夷制夷”的歪脑子了。其实他也没别的高招，就是不断卖国，想让列强为了中国这块大肥肉而厮打。1896年6月3日，他和俄国人在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要内容是中俄两国一起对付日本。中日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许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至此，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密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提供了各种方便，大大加强了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从此，沙俄对东北的渗透大为加快。
《中俄密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中国东北区域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俄国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十七万进军东北，之后又背信弃义赖着不走，《中俄密约》才被揭出来，日本新闻界还专门为此出了一期号外。
李鸿章脑子彻底进水相信俄国，也造成了今后五十年东北局面的复杂化，可谓丧权辱国到了极点！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东北和华北、长江流域一样，都是我国的“铁盘”。二战时期，东北和外蒙一样，是作为一个单独地区而谈判的，因为这个地方始终有俄国/苏联、日本的大量权益！而这一切，李鸿章就是始作俑者！东北真正、完全地再次归属于我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的。1954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足够的血性之后，苏联才完全撤出在东北的一切驻军，并放弃在东北的一切权益。
我始终不否认李鸿章的极度聪明和精明，但他这样的人精，怎么就不能为国家着想呢？
这就是境界的不同。左宗棠一心为公，一心为国，岂是李鸿章能比的？看看左宗棠为国家做了什么，再看看李鸿章，给国家带了多么巨大的伤害！
我都奇怪了，像李鸿章这种杀一百次都不足以谢其罪的大汉奸、大卖国贼，怎么成了“真中堂”了？
通过长期占据高位多年、给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李鸿章，可以得出以下教训。
1、要警惕满嘴漂亮话的人。天天打嘴炮没用，要像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一样敢于亮剑！
以李鸿章为例。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1894年听他的，甲午战争就没有了，清朝就不会惨败。这种观点实在是大谬特谬！李鸿章为了避免和日本开战，之前的忍让还少吗？难道要把朝鲜彻底让给日本？好吧，就算都让给日本，中国就能避战了？日本还会找到借口，在东北或华北和清朝开战的！所以，当时朝野上下都说要和日本开战，实在是早已忍无可忍！！！
躲是根本躲不开的。越躲，在别人眼里就是越软弱！！所以中日之战是必然的！一贯重视海防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完全不是这样，早在因为琉球和日本谈判时，他已经看出日本是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提早防范，为清朝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呢？为什么不采取袁世凯的意见？
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再次确认：这厮就是个卖国贼。
2、一定要及时亮剑！
仍以朝鲜为例，当时如果听袁世凯的，清朝吞并了朝鲜，哪怕今后还要和日本开战，初期形势也会对清朝有利得多。二战之后，或许朝鲜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未可知呢。
这里顺便再说说朝鲜。历史证明，只要朝鲜心向我国，对我国就有好处。如果朝鲜生乱，甚至被敌国占有（比如日本），那么我国就不得安宁！一千多年以来都是如此。因此，一定要把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不要有得过且过的想法！不要以为朝鲜的问题主要是美国的问题。朝鲜问题，首先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啊！我们中国不拿出主动性，不及早解决这个问题，还能指望谁呢？
可叹，可叹啊！！！
3、大公无私的人，更容易做出高瞻远瞩的决定。李鸿章表现得好像很勤政、很忧国忧民，其实肚子里都是自己的小九九。相比之下，左宗棠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实，根本不用考虑他们的身后和周围事，他们本身的决策，已经证明两人的云泥之别。一个是绣花枕头、貌似忠勤的大卖国贼，一个是真正为中华民族谋万年福祉的国家栋梁！
谨以此文反驳李鸿章是“真中堂”的荒谬言论。晚清以来最大的卖国贼，无人出李鸿章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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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衰落》读后感(九)：朝起朝落，盖由天命
就像苏伊士运河的开挖使上海崛起为远东第一大港口一样，从表面上看，帝国的衰落源于中西方贸易摩擦而偶发的矛盾，历史总让人说不好哪些是偶然哪些是注定。
中华帝国的衰落过程中种种看似不常的巧合都源自中国整体国力的落后。士绅阶层的大规模逃税，从而使得国家的整体架构出现了整体性的偏差，羸弱的基础和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这个帝国积重难返，与其这些归咎于“国运”，毋宁将其称之为“国势”，帝国的衰落应该是在几百年前就已写就了。也许这也是作者开篇就详细地对农民，绅士，商人阶层进行剖析的原因。
无论帝国衰落的谶语是隐藏在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书里，还是满人入关时灭流寇而安天下的口号中。我们都很难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轻松地批判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对国家衰落造成的影响，就好像没有人能说的清究竟当前的社会制度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向怎样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华帝国的衰落并没有什么值得唏嘘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朝起朝落，盖由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