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认知挑战》读后感摘抄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是一本由[英] 莫里斯·布洛克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精选点评：

　　●我平常偶尔喜欢照着辉格那个路数看看托马塞洛、丹尼特之类的，所以看这个冲击感并不大……

　　●准备复试期间读完的第一本书，重塑了我对学科的根本性理解。层次足够高，看完觉得学过的其他理论好像矮了一截。就考试而言，我又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了。第八章没看太懂…

　　●好么大型文献综述一个。普里查德和杜蒙啥时候看呐你。（二刷有meme理论相关。）PS：后知后觉译者是我们雨霏！

　　●勉勉強強剛看完，還會再讀幾遍。

　　●认知人类学

　　●批驳很精彩。然而又留给我们一个“终极问题”：人类学或者心理学之外社会科学又该研究什么呢，如果它们现在的研究如此肤浅的话？

　　●Bloch因85年论文名声大噪，这本则是更为通俗的导论书。区分自然/社会，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又精简地梳理评析名作，语言明白如此实在佩服...只是有时候核心概念出来的时候，还是没咋说清楚其来源（例如interpret、deduce），以及capacity for mental time travel 应该放在自传性记忆后面再说更好。鉴于这个领域还不太为中文区所知，译文本应保留英文（好在原页索引准确）。Lizardo使劲引他到达Bourdieu。

　　●太师牛逼

　　●前半部分的反思说得比较漂亮。不过从后半部分的分析来看，要联合人类学与认知科学来讨论还是很难。。从参与观察入手，研究者做着做着跌回「民间智慧」的可能性是否也蛮大的？

　　●买回来放了好久，在终于确定要考民族学人类学方向以后终于是看了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读后感(一)：要真智慧，不要内卷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分类体系的不断发达：每一类知识都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不同的专业各自的深入导致专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日益明显。固然这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但这种精细化的趋势是否就意味着进步，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当花样繁多的不同专业更多地是在制造隔阂的时候，人类只不过是在积累空洞的知识，而不是在增长真正的智慧。当我们可以用精确的科学确定多少微西弗会对人体造成怎样具体的伤害时，单独的个体并不知道暴露在核辐射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社会也没有能力确保对核技术的应用万无一失，同时对全人类有所裨益。我们的知识增长了，但我们的认知和智慧没有进步。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同专业的专业人士们都以不同的路径走进了相同的内卷之中，每个专业都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靠小圈子里其他人的认可来获得精神高潮，甚至将之作为做研究的根本目的。

就人类学来说，人类学家们经常热衷于制造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热衷于制造各式各样的理论。每个理论都认为自己更加接近“认识人类”的终极目标，但总有另一个理论指出前者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如果上升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层面，两者对立的现象就更加严重了，双方都不认可对方的观点。就这点而言，做学问的人们似乎离“认识自己”的大智慧是越来越远了。

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人类学是各学科中最有义务去思考并解决这个问题的。经济学、材料学、分子物理学完全可以扔出一句“与我无关”来终结这个话题（但实际上并不可能真正与“他们”无关）；但人类学就不行。人类学的名字中顶着“人类”二字（“anthropology”中也顶着“anthro”），就决定了这个学科的命运就是去增长人类关于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制造内卷。这需要的是人类学打破传统“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打破理论之间的隔阂，从真正意义的整体上去考察我们自己，而不是被限定在某种“政治正确”的文化相对论预设中进而陷入虚无。

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能仅仅由人类学者来完成，它需要一种跨越各种专业的大的综合。实际上说“跨越”也不仅准确，因为专业与专业的划分本身就是人为的，因时代需求而出现的——在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社会科学还没从道德哲学中分出的年代，在艺术还没从自然科学中分出的年代，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还没从哲学中分离出的年代，人类的智慧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增长，反而在某些这样的时代中突飞猛进。因此，不同的学科需要的是形成一种学科群，一种弥散在人类知识各个方向的“云”，才能共同为增长人类智慧而发力。在这个目标下，人类学作为一个以研究人为基本，以整体论为核心方法论的学科，是应当首当其冲的。人类学学者，也不能给自己贴个“人类学家”的标签当作自己引以为豪的本质属性，而是要回归“人”，回归做学问、寻找智慧的“人”。可以这样说，人类学不能太“人类学”；人类学家也不能太“人类学家”。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读后感(二)：人类学的野心在何？

　　Maurice毫不留情的指出人类学发展路径上的偏差，呼吁不要再一味的有意无意默默接受一套和自然科学（自然主义）的对立立场，或者说各自做各自的研究，互不侵犯。他不认为人类学的野心只是在跨文化研究上，而也应该试图作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想象。因为“人”在这里被定义为“自然性”与“历史性”的合一。当人类学家专注在多样性与特殊性（当然有政治信念的参与）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多得多的相似性。在方法论层面，他肯定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观察，Bourdieu实践理论的尝试，但也指出这些尝试远不足以让我们应对认知科学迅速发展之下带来的挑战，或者更准确的说，不足以支撑人类学家本该有的野心-对“人”的认识与探究。他反复强调的一点的是，我们不是去创造“词典”，记录我们最容易捕捉到的言语和行动，更要去向“何以言说与行动得以可能“提出发问。我认为，在Maurice那里，这个问题基本等于“知识”何以可能。他对此的立场是不能因为其艰深复杂并且隐于表面之下就被搁置，并且更糟的是，通常以被混淆和含糊的方式被呈现出来。

　　有趣的一点是，Maurice 为人类学方法论提供合法性的一处是对参与观察的可能性的肯定。认为本身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机制的勾连（“心智殖民的过程“），民族志学者实际是在用“内省”的方式去为理解行动者。“对隐形知识的隐形理解过程并对自己进行的反思” 使民族志的合法性得以成立。但也需要对其过程进行不同方式的审查（这里没有涵盖更加具体的指导）。

　　也正是因为这个信念，Maurice在尝试为不同层面的研究（人类学和认知科学）找到可以“统一“的方式时，基本是以“批判”的方式进行的。对一些重点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拆解和澄清。个人感觉值得扩展开来去进一步思考民族志当中对这些概念的论述。这也对应了Maurice在稍前篇幅就提到，在有了“认知”视角之下对“人”的理解前提之后，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对经典成果的反思与批判。

　　另外，书里围绕观点而对认知科学做的论述和引用及举例碍于篇幅显然是没有办法尽量成体系，对于不熟悉认知科学的我来说，还不能很好的把握认知科学的光谱以做进一步思考两个学科及方法论可以做何种对话。在人类学可以有的贡献来看，Maurice提出的其中一点是，认知科学对于认知的“发展“过程显然是已经有了基础共识，但对于如何“发展”，是需要回到人与人，与环境的不断互动当中去考察的。这正是民族志要去做的。

　　最后，对Maurice的理论出发点的理解或许可以追溯到哲学讨论当中的一些基本立场。例如，是不是要无穷推进才可以理解人的本质？（从显性的语言到不自知的脑区和也同样是构建出的心理反应机制，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大概率还可以再不断深入推进下去？）；“整体性”是否真的存在？自然科学背后的认识论问题等等。这一部分，我自己还有很多困惑（如有同学看到这里，欢迎留言推荐书目！）。但作为人类学爱好者，如何避免“轻巧”的使用一套严肃的“参与观察”或者说反思过程，以及如何看待“自然主义”与“认知科学成果”，这些绝对值得谨慎对待。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读后感(三)：来自“反人类学家”的挑战

　　豆瓣图书简介有误，请以这篇书评为准~ （发自译者的秘密小号）

　　转自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号

集体记忆是不存在的。变化没什么了不起，世界一直在变。真正有意思的是什么没变。人类学家不该那么关注仪式。外来肥皂剧对本土文化的侵蚀没那么严重。最好人类学系全都在未来消失。我一点都不会伤心。

　　这些看似违背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核心”理念的言论，其实正出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位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的笔下。事实上，多年来布洛克也的确一直被称为“反人类学家”。2012年，他将自己近年来最“激进”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整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今，这本书的中文版——《人类学与认知挑战》也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本书如其原属的“New Departures in Anthropology”系列中的其他著作一样，关注人类学最前沿的动态，不过其呈现方式却是深入浅出的导论，因此不仅适合研究者、学生阅读，更是面向对人类学好奇的一般大众书写。事实上，或许布洛克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人类学入门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本书，从一开始就建立一种不符合主流想象、但却是他认为正确的“人类学观”和“人类观”。这根本上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学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这本书正是要指出这些问题。因此，才有了本文开头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言论。

　　布洛克出生于1939年的法国，11岁随母亲移居英国。本科时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开始学习人类学，并于1967年获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一直在LSE任教，1983年任正教授。1990年，他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上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界复兴时，布洛克曾是英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仪式的研究，他逐渐对结构语言学、语言哲学产生了兴趣，从而开始关注认知问题，思考如何将人类学与认知研究结合起来。

　　不过，本书并不是“认知人类学”这样一个分支学科的导论。这是因为布洛克认为，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对人类学提出的挑战是全面性的，动摇了人类学整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

　　总体而言，传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倾向于将社会视作不可化约到个体的超越性存在，将文化视为不可化约到心理的公共现象。这导致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持一种根本性的特殊主义甚至相对主义的立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来对不同时空中(尤其是非西方)的人类生活样式进行深入描绘，凸显其建构性和多样性。

　　与此同时，认知研究虽然也关注同样的现象，但却了采取与人类学截然不同的视角，强调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个体心理和认知结构。例如，认知科学基于大量实验发现，人脑中存在先天性的模块型功能构造(innate modularity)。在进化论心理学的解释框架下，这就很有可能是一种被自然选择出来的适应机制(selected adaptation)，由所有智人共享。与此同时，发展心理学又在先天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指出个体认知能力的逐渐成熟并不完全是获益于社会文化的灌输、习得，而是遵循一套内在的发育机制。布洛克在本书中指出，这些认知研究从各个方面一同冲击了人类学对于“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来自后天社会和文化形塑”的假设。

　　事实上，布洛克也并非人类学的“背叛者”。他认为我们这个学科抵御挑战的最佳途径，正是找回自己的“初心”。在对学科发展史进行追溯之后，他提出人类学应该回归创建之初对于人性普遍性的追求，重拾对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身份认同。同时他也指出，人类学家不该因此就惧怕认知科学，因为认知科学也有自己的很多缺陷，例如它往往忽视了人类历史所具有的一些超越自然选择的独特发展机制，如“传播”和“想象力”。正是这些机制将人类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相区分，使人类学得以可能。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跟目前所能读到的由中文写作或译成中文的人类学综述类读物都有很明显的不同。来自普遍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视角补充，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当下时期，带有一种更广阔的格局和视野。希望阅读此书，能够让读者在继续探寻和尊重不同时空、人群的独特性时，不忘整体观，心中有“人类”。

　　【文章经作者授权发布】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读后感(四)：那么，人类学又该研究什么呢？

　　这是一本比较精彩的批驳式论著。而在刚看完前四章的时候，我曾认为它十分精彩：简练，精到，而使作者能够达成这种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是——他大大简化了注释，有些甚至根本不给注释。文章这么写，该自在很多，也会流畅很多。

　　此书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对人类学经典主流研究范式以及推论逻辑和结论的有力批驳，概言之，作者指出：人类学家曾经得出的很多结论都是肤浅的、不靠谱的。甚至有些长期被认为深刻的论述，如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识结构”说，如对所谓“时间感”的研究等等，这些看似涉及了人类“深层认知”的论述，其实都仅仅是看到了皮毛，并未触及其本质。用作者的话说，人类学家所捕捉到的，依然是那些显性的表象。可笑的不只是仅仅把访谈内容作为人们的真实想法，甚至从语言来推论出人们的思维、意识、感知等，也一样只是浮在人这一存在物之表层的东西。在人类的语言及行为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层的隐性的东西，而它们是生物性的、与生俱来的。人类的文化，正是由这些显性事物和隐性事物共同组成的。

　　在作者看来，这些隐性事物也并非不可研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观察法，具身地体验和感知研究对象的生活和文化，同时借助研究者本人的感知和反思能力，从而能够接近那些隐性的“内在”。然而，一旦试图将这些隐性内在表述出来，内在的东西却又发生了改变。作者所信任的那些更为深层的隐形内在其实是不可表述的。

　　我相信人类学家之论述的肤浅和偏狭，但本书作者所给出的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却也同样地令人失望。

　　在本书中，认知科学所能挑战的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主要有三项：一是关于“时间”；二是关于“自我”；三是关于“记忆”。

　　然而，就本书所能提供的研究成果来看，认知科学对这三者的研究同样是模糊不清的。最为清晰的科研结果，似乎是有关大脑的“模块”理论，这无非是我们早已熟知的“脑科学”，关于大脑功能分区的说法。然而，即便大脑功能分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连大脑的运作方式都无从求证的脑科学，所能触及到的“深层”又能深到什么程度呢？

　　实际上，对于宇宙中的生命——人类，生物学所能提供的，依然只是表层的表述而非解释；而涵盖了认知科学在内的心理学，所涉及的也只不过是人类心智运作的结果，即便心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最多也不过是发现了一台机器的组成部件和各个齿轮的结合，或许对这台机器的运转机制能一知半解，然而说到这台机器由谁组装、动力来源在哪里，依然一无所知。

　　如果要对人类目前的学科知识进行排序，很显然生物学仅仅处在中间而远远不是什么基础，生物学的基础是化学，而化学的基础是物理学。物理学所讨论的才是一切的基础。

　　而社会科学与生物学之间其实也就隔了一层薄纸而已，稍一倾斜，就会伸到对方的领地里去，而这两种学科目前却还处在互相不服气的阶段。

　　哲学则位于所有学科知识的顶端。换句话说，对物理、物质构成、生命形式等探究而来的所有知识，构成了哲学的基础。当我们知道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当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方的，很多原来的观念也就土崩瓦解了。

　　不过，似乎科学知识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到牛顿力学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中国的宫廷穿越剧，是否受到了相对论的影响呢？）为什么量子理论目前还未发现大面积影响人类观念的迹象呢？

　　原因或许是，人们对知识的接收，总共还是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的。量子理论超出了人类日常经验，它只能在专业领域被探讨——但我怀疑也仅仅是被探讨而已，却未必真的影响了科学家的世界观。

　　这篇文字是由本书所引发的零散想法，我并不打算很有逻辑地组织这些想法。

　　以上关于学科层级的看法，如果你也赞同，那么，不止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无法触及人类的“内在本质”，就连生物学心理学也一样只是触及皮毛而已。如果非要去找到那些所谓的正确答案，在目前最基本的学科尚未解决最基本问题的前提下，那么，很显然是无法做到的。所以，什么认知科学，也请省省吧，连意识的来源都无从了解，又何谈什么认知？

　　由此来看，人类学若以回答关于人类内在本质一类的问题为己任的话，显然是野心过大了。然而，总要试图去解释些什么呀。实际上，解释比描述可容易多了。描述既可以很宽泛，但也一样可以无限延展，因为事物有无限细节可供描述，任何笔触都无法穷尽事物的无限细节。

　　问题在于解释什么。

　　而解释的前提是理解。

　　理解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认识和解读；二是带有一点感情色彩的，表示认同和可接受。

　　学者所做的理解，大多是尝试着将第一层面的理解，推向第二层面，有种“总算也是做了点好事”的感觉。

　　选择哪些事物来描述？试图对哪些事物表示理解？又从哪些角度对事物做出解释？

　　也许说到底，如果承认社会科学并不科学，倒不如干脆相信它是人文学科，目的并不在于正确，而在于建立一套说得过去的知识体系，从而使得我们对眼前的表象又多了一种理解的角度，由此我们看事物的眼光也变得有趣起来了！

　　这也许就是研究和写作的趣味所在吧（不要说什么意义了）。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读后感(五)：《人类学与认知挑战》精读笔记

　　

一、人类学家的问题、问题的由来

人类学家的问题：忽视认知科学对人类学的意义；试图用“文化”解释一切，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

人类学家反对认知研究的原因：①认为公共符号与个人知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人类学研究的是公共部分；②担忧如果加入自然主义解释，会陷入一种还原论，进而涉嫌种族主义。

人类学为什么要重视认知问题：人类学的研究试图理解“我们是什么样”时，本身就是在做一种认知研究，但却出于立场或误解而忽视了自然主义层面（认知）的解释。

本书的否定性：①认知科学的哲学和心理学层面会对人类学研究有长期批判的作用；②批判性回顾人类学的历史，指出人类学研究的一些误区；③指出人类学的认知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本书的建设性：破除传统的“自然-文化”二元对立，将人类学放入自然主义的整体框架之中。

人类学家拒绝生物决定论的原因：①恐惧陷入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②恐惧关乎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性。

为什么承认生物性因素不等于佐证种族主义：①基因事实说明所谓“种族”根本不存在明显的生物学界限；②单独的基因并不能决定某个生理特征，它是各种基因组合、环境与社会互动综合影响的结果；③根据某一依据划分的群体其内部同样存在着基因多样性，而这一划分依据本身也是任意选择的；④有差异的群体并不是对其进行区别对待的理由。

为什么承认生物性因素不等于否认人类的独特性：通过基因进行的信息传播只是一个方面，人类进化出了另一套其他生物没有的传播途径——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基因的、很长线的信息流，而且持续地发生着形变。它同基因类似，是超越了有机体个体的存在。

二、自然-文化的对立

自然主义是如何被人类学抛弃的：①进化论人类学家对“进化”的错误理解导致他们没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复杂和差异（将“进化”等同于“进步”；认为“进步”的动力在于自然选择，因此人类各社会都是相同的单线程发展路线）；②基于进化论学派的局限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治要求，博厄斯采取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以文化本身来解释文化的特殊性，断绝了基于自然主义的还原论。

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对立发展：社会学科愈发强调“建构性”，试图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解释一切，甚至解构亲属关系；自然学科愈发强调社会的生物性本质，认为社会和文化只不过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为了繁衍而发展出的策略。

人类认知纯文化解释的问题：①如果是这样那人类各文化之间将毫无相似之处；②如果是这样那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必然存在一次与祖先之间的一刀两断，从此之后认知由文化接管，再与基因无关。

人类认知纯生物解释的问题：并不能解释一些文化规则与生物学原理相冲突的现象，例如同样都有乱伦禁忌，但对于哪些关系算“近亲”，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看法。

尝试调和的理论：

平克，“普遍因素”：人类认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内在的构造，由全人类共享；另一方面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是多样化的。天生携带的信息是静态的，不随成长改变的。

道金斯，“迷因”理论：自然选择是在基因层面而非整个有机体层面运作的，因此文化现象不在自然选择的决定项中。文化通过“迷因”的单位在个体间交流传播，类似于基因的传播，只不过它是缓慢而持续的。

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文化的建构必须基于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所有人类都有天生的“结构化”的能力。

皮亚杰，认知心理学：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个过程，其间大脑会对越来越多的信息进行组织与平衡。基于“结构化”的能力，人可以根据其自身经验获得认知。

乔姆斯基，生成语法：人类都有天生的、普遍性的语言学习能力，这使得每个人都又能力学会任何一种人类语言，其本质在于一种神经系统的固有功能。它与结构主义的不同在于：①它单指语言能力的普遍性，而不涉及文化；②它意味着人类的深层语言结构有着相同的样貌，而不仅仅只是人有着相同的“结构化”能力；③它并不像结构主义那样预设人脑是一块白板。

“模块理论”：人脑有一些模块专门掌管不同的能力。例如婴儿天生就会一定程度上识读他人心智的能力，即“朴素心理学”和理解一些基本物理法则的能力，即“朴素物理学”。与结构主义所暗含的人类认知的一切内容都需后天学习不同，模块理论认为人和动物一样，以某些特定方式拥有对世界的先天认知倾向。

帕斯波，对“模块理论”的修正：将人类的知识分类为自然决定和文化决定两种的做法是错误的。模块化心智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此也是进化逻辑的产物，而文化则是一个完全不同过程的产物，它的一部分由许多个体创造，具体创造方式还无法普遍概括。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互动，人的认知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然与文化的动态综合：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造成静态的视角，然而现实却是动态的。自然这个概念其实是三种过程的综合：一是自然选择的过程；二是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三是生态过程，即某物种的生命与其他物种、与同物种的其他个体甚至是与非生物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文化这个概念则暗示的是历史的过程，它是所有这些过程的统一与同现。

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理论对立是被夸大的：①“本地人”视角与自然科学家视角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主”与“客”说到底都是同一个物种，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某种程度上两种视角实际上都是一种“内部”视角；②外部视角从严格意义上讲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研究还是被研究，理解还是被理解，行动都是由人从内部发起的，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神经基础。所谓外部的视角只能是将人仅仅放在历史的前提下才能成立；③两者实际上都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外部主义在实际运用时要远比它宣称的内部主义得多，反之亦然。

三、两个案例：时间与自我

关于时间的观点，社科与生物学的对立：社科认为时间评估体系是“文化”的，是由历史建构而来的；生物学认为人对时间的观念完全受到生物钟的先天调控。

对《努尔人》和《加瓦人的声望》中时间的建构论观点的批判：①土著人的叙事，和人类学家能够理解并转述这一叙事，意味着双方都共享一种底层的时间观：时间都被默认为是线性、单向地流动的，因果联系在时间轴上必然先有因后有果；②实验表明，新生儿具备一些关于时间的先天性知识。

人类学家的错误：对时间的表述并不等于深层的对时间的认知，然而人类学家却试图从表述中推导出深层认知，并误以为这种“深层认知”是受文化的决定而不同的。

认知学家心理学家的错误：假定关于时间的隐形知识是从不会出现在显性表述中，因此只有实验才能解释这种隐形知识，但相关的实验并没有在跨文化的基础上接受检测，所以这个结论的普遍性的证据并不充分。

“时间旅行”能力：时间旅行使我们得以记住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我们生活中过去的事件，并想象那些我们可能会参与其中的事件。人类皆有“时间旅行”的能力，只是在不同的人群中对这种能力的使用程度不同。（这使得人类家往往将表层的使用情况的不同当作了实质上认知的不同）

对社会角色的想象力：全人类都共享一种对“社会角色”的想象力，它使得人们具备将“叔叔”、“祭司”、“警察”等角色身份与具体的某个人相区别开的认知能力。与具体的某个人不同，对角色身份的认知是超越时间超越个体的，因此基于这种认知人类才有了进一步构造更为复杂的社会观念的能力。（人类学家没有察觉到不同的社会观念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角色想象力”的基底，误以为社会观念的不同就意味着文化实质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又决定了认知的不同）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关于“自我”的对立观点：社会科学认为人们总是其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中的具体独特位置上的特定产物。所谓的“人类本质”，仅仅是美其名的西方个体罢了。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自我”观念；自然科学认为人类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存在。这个世界从经验上讲一目了然，而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则是由一些极易理解的欲望驱使的。“自我”的观念与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人类学对“我”这一概念的观点：什么是“我”，由文化和历史决定，不同文化中的“我”之间没有实质性关联。世界上的“我”被不自觉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现代的或西方的“我”，另一种是其余人类的“我”。两种“我”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绝对的对立。

打破二元对立的“我”，是由两种过程综合而成：

内部的分层与连结：“我”的最底层是①“核心自我”，它意味着a.对于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位置具有知觉，b.对于自己是自己行为的发出者的知觉。这一类型的自我必定由一切生物共享；在此层面之上，是②“最小自我”，这个层面包含了对时间延续性的知觉，它对拥有长期记忆的生物来说有重要意义；③“叙事自我”是在这些层面上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它使主体能够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在叙事自我与自传体记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层面之间的区分不是断裂的，“我”的概念从底层到高层使一个连续体。

历时人与情节人：一些人喜欢去创造关于他们自己的、有意识的、显性的自传体叙事，称为“历时人”；另一些不喜欢这么做，称为“情节人”。“历时人”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揍我，这种人对一个叙事性的、自传体自我有一种强烈的知觉，或者说他们拥有一个“正处于当下、曾处于过去、将处在未来的、作为心智存在的我”；“情节人”呈现出一种“情节性”的自我，对这种自我而言，不存在一种有意识的、显性的自传，以供人在自然条件下对其进行讨论。

元再现与人类学的误读：所有人都拥有“叙事自我”，但其中只有部分人喜欢进行一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包括通过谈论自己的感觉、内在状态和自传，来创造出一种元再现的、历时性的叙事自我。借由显性的语言行为，元再现的自我被表达了出来。不过，表达同时也依赖一些制度性情境，使得那些被表达出来的内容看起来更妥帖一些。人类学家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往往将田野中获得的对元再现的自我的表述，当作了自我认知本身，进而得出了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自我认知的有偏见的论断。元再现行为和对其的表述是两种东西，不能混为一谈。

不存在两种“我”之间的对立：西方那些个体主义、自我反思性的“我”文化，仅仅表现为其中有许多人喜欢进行历时性叙事而已，而“其他”文化则表现为其中的人不太愿意对内在状态进行元再现。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存在对立的两种“我”，仅仅是因为当人类学家处在一个并不推崇历时性表述的社会中时，他们就会想念自己熟悉的那种对“我”的公共元再现，于是他们开始集中关注那些涉及关系和道德的话语。所以人类学家很荒谬地将此打造成了一个自洽的甚至时另类的“我”，一种对个人、个体、自我或主题的替代概念。

社会性的“我”：在“我”的内在连续性之上，还需要添加另一层的连续性，即不同的“我”相互之间的连续性。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物种，正是通过我们物种独有的个人之间连续而复杂的社会交换，历史/文化才成为了“我”的过程的一部分。个体关于“我”的认知，时受“我”们之间交流互动的形塑的。人类的社会性与交流性意味着，在我们这样一个物种中，当我们在彼此的身体中进进出出时，单个有机体之间的界线就不那么关键了。这不仅发生在生育与性交这样的生理过程中，也发生于神经-心理过程，即“社会交换过程中的心智同步”。

四、贯通认知：图示与记忆

知识的隐秘性：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无法意识到是什么机制触发了我们所作的事和我们所说的话，或者当我们行动时有什么知识被调动了。对我们而言，我们行动与言说背后的成因时不可见的。成因处在我们的意识之外，需要通过思考才能被获取。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很难找到的证据，我们就会错误地跑到行动和话语本身里面去寻找成因。

关于认知来源于实践/互动的理论先导：

涂尔干：为了理解意义，我们必须聚焦于交流的实践方面。

莫斯：知识的隐晦性正是某些关系类型的主要特征，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前工业化世界中的关系。在那里，所有的方面（身体、心理、道德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总体。

布迪厄：当人们在社会世界中行动时，知识隐形地存在于其所做的事情中，而非存在于其所声称自己做的事情中，或是他们显性的行为准则中。对他而言，知识从而是“具身”的。这就是说，知识存在于身体之中，而身体本身又是由“惯习”制造而来的。

马琳诺斯基：人类学家之所以必须做参与观察，不只是因为这是一种不错的数据收集方法，更是因为数据本身仅仅存在于彼此互动的人所创造的行动的实践生产过程中。

将文化理解为符号的错误之处（博厄斯的进路）：将文化理解为一个自洽的、独立的符号体系，就好比认为足球比赛的规则要先于足球比赛，否则比赛无法展开。它的问题在于，①这样就无法考虑来自自然因素的限制和影响；②这种自洽、独立的体系意味这文化必定是符合沃尔夫-萨丕尔假说的，文化之间就会“因为不同所以不同”，由此便失去了讨论人类的一般性的基础。

先验的“概念”认知：人类生成“概念”的能力是先天的，它先于语言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天生就可以将某一物归在某一“概念”之下，并非是因为首先有了词汇去描述某事物才能形成“概念”。在符号学中，概念被解释为包含了一些必要且充分的特质，这些特质对于一种现象进行了或包含或排斥的判断。这种观点暗示了一种观念，即认为文化是一个巨大发分类系统，而且它为认知提供了样式。因此这造成了人类学家的误解：以为民族志的工作就是将土著人文化中的这些词条复制出来。

图示：一些相关概念的集合构成了一个“图示”。图示是一种隐形的知识，一种“不言自明”的信息，它并不能从语言表述中简单推导出来。它使得我们能够将注意力放在那些无法轻易预测的、最需要我们急切关注的东西上，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节省大量精力，快速做出判断。（例如，在餐厅中顾客对服务员说“a cup of coffee”）这意味着，即便是明显的、直接的语言信息传播，若不将其置于心理过程中，也是无法被理解的，只有将其放入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才能理解其准确意义。

图示的生成：意义是嵌入在行动之中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作用于世界的行动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概念和图示无法与世界及其过程相分离。概念和图示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有效，从而必须与世界同步。（如神话复述实验说明的那样）因此图示的生成，是自然选择和社会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认知的角度理解参与观察的重要性：参与观察的精华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长期互动，正如人类之间任何持续的互动一样，这种社会互动的效果就是在人们愈发深入地了解彼此的过程中，对关联心智进行相互殖民。这种互动使参与者得以从与之互动的人的行为和言语中，观察到显性背后的隐性要素，并在他们自己的心智中对其进行重建，由此产生理解。

联结主义：大量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实验成果都显示，人类（且不止人类）能够从若干中感知来源中同时获取信息，并且通过感知和认知过程对这些来源进行整合；联结主义者认为，知识并不是以线性语句的样式储存起来的，而是由许多网络重新组织起来的，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联结。这些相互联结的网络可以同时接收和分析来自感官的各种信息，并将其与同样复杂相联的认知过程匹配在一起。这种平行处理会使认知变得流畅，并使认知速率极度提升。

联结主义对知识的习得和实践的解释：既然显性的表述不等于隐性的知识，那么人们如何从显性表述或隐性知识本身中习得这种隐性知识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联结主义模型认为，例如学习下棋和学习驾驶这种案例中，学习过程都不是渐进的过程。相反，它是初期的缓慢进步和随后而来的突然跃进。这种前期吸收的不顺大概使由于起初对信息的吸收需要通过更显性的形式，然后它才被重组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储系统之中，该系统使人能够对被存储的知识进行隐性使用。因此，在知识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流畅使用之前，某种形式的转变一定是必要的。

联结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启发：在传统的博厄斯主义中，知识被看成是一种固定的、内部一致的、单层次的分类系统。从而，这样一个系统被或隐晦或直接地堪称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再生产和模仿来达到传播的东西。联结主义，包括布迪厄和马琳诺斯基的理论则指出，传播是一个高度活跃的过程，它包含了若干种类型的转变。其中，可能包括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过程（及相反的过程），包括将隐性元素改造为可传递形态的过程，同时还包括在显性信息被吸收之前，将其暂时以未吸收的状态储存起来的过程。所以，社会科学需要认识到，信息被储存的形式与最初被获取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它所需的那种复杂的转变过程意味着，我们使用着的、令我们得以快速行动的那行知识，无法直接通过显性意识而被轻易获取。

追述不等于记忆：由于人类学家并不考虑脑中储存的知识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于是他们假定自己能够在被研究者有关过去的叙事中，“阅读”到他们的自传体记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将记忆和追述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很不同的东西。被记住的知识不但不是语言形式的，而且不可能是。因为①它是由被保留的情节记忆组成的；②如果被记住的知识是语言式的，那它就不可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被使用得那么顺畅。此外，正如神话复述实验所示（与图示相符的情节更容易被保留），记忆是在储存的时刻被定型的而不是追述的时候，也正因如此才能被记住。

结论：人类学方法自身的局限，应该成为其欢迎、接纳不同专业的理由，如果后者的不同方法能带领我们触及从前无法观察之物的话。人类学家总是将其可以轻易观察到的零零碎碎，错误地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系统。这种错误行为正是制造出文化（相对于自然）这个误导性概念的罪魁祸首。此外，它还为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敌视态度提供了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