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子维城读后感锦集

　　《宗子维城》是一本由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5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宗子维城》读后感(一)：引论

　　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孔子及其后人所推崇的周代礼乐制度并不形成于西周早期（周公），而是西周晚期以后形成的新的政治体制。

　　把整个周代八百年命名为“孔子时代”

　　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考古学是研究社会其他非贵族阶层的唯一可能的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关注考古材料。从中尽可能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而没有直接去参考其他各种资料。

　　两大核心任务：1.把握社会等级 2.追寻不同时期社会变化的模式

　　关注群体内部组织、互相关系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

　　氏族（lineage）与姓族（clan）血缘集团，氏族成员可以通过一系列联系追溯到一个公认的父系或母系祖先；而姓族成员虽然都认为彼此同祖，但已经不知道其中具体的关系

　　《宗子维城》读后感(二)：笔记本

　　罗泰《宗子维城》这本书真好。说：周公制礼乐这个事情可能是历史虚构，这种尝试进行过两次，一是在西周晚期，和春秋中期的礼制重构。

　　第16页认为，中国考古学界广泛使用的蒙特留斯的类型学，其实并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工匠的习惯而已。

　　张光直将商周时期的动物形象解释为萨满巫师进入迷幻状态沟通神灵时使用的动物伙伴或坐骑，却没给出纹饰具体的含义。其实萨满教本身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宗教，而是一种宗教技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为各式各样的神学所服务。

　　商代至西周中期最流行、类型最繁多的酒器，此时已经消失，庄白还不太典型。西周晚期和东周时期的铜器组合以列鼎（放肉类）和簋（放谷物）为中心，编钟的地位也变得更突出。虽不会骤然停止饮酒，但是他们确实不再用酒来供奉祖先了，而醉酒致幻在商代或许是祭祀仪式的核心部分的痕迹也消失了。

　　《宗子维城》读后感(三)：打碎华夏神话之旅

　　

混日本圈子的教授，擅长后过程理论的论述技巧。从第二部分开始，不断抛出政治家们不愿看到的课题。（第一部分抛出的体系人不愿看到的问题是：类别断代的质疑。去年看过最新的考古挖掘报告，还不是这么写的？不这么写发表的了么）

“我们将首先研究姓族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然后讨论更高层次的社会单位，如民族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五章）。这两章关注的都是周文化圈政治体内部的发展。第六章我们将看到周模式的社会组织如何扩张到之前的周边区域，及其与那些区域原住民的融合。”

其实要替舌尖上跳舞的考古学者证明的，商周时期原住民融合问题，我去年看到过不止两篇（我一年最多看12篇）的考古论文说这个内容。判断下来应该一直有研究和发表。

　　《宗子维城》读后感(四)：读后感

　　罗泰不出意料用很是炫目的理由批评了中国考古学。我承认他的理由与批评都很有说服力，一些现象也确实存在着，比如族属的比附和强调时代框架的建构，对城邑考古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导致考古学界，尤其是史前和青铜时期考古学界争论不休，没有共识几乎就是唯一的共识。

　　但罗泰似乎又像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考古学的无力。在去掉了一系列”背景“（主要是文字材料的信息）后，我似乎看到另一种变相的“”常识“”，这使得他建构的”宗子维城“时代显得极为单薄，看不到更多有新意的地方。甚至让我感觉作者好像也没有更多其他的话要讲。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讲述商周家族形态的朱凤瀚先生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就充实严整得多。

　　总之，考古学中的理论还是应该配合实践，矫枉也不应该过正。以一个外行的眼光看，一本好的考古学著作应该是让读者对那个时代又多了一分理解，而不是停留在批评怎样做是不妥的阶段。

　　《宗子维城》读后感(五)：短评

　　一个月，中间搁置三周时间。连读两遍，因罗泰文句较绕。

　　尽量回避文献，据考古资料，通过统计数据作为论据。但其实大部分数据都不能下确切结论，不是数据不完整，就是抽样无代表性。即使得结论，也用各种但书来回避确切结论，但后面又用这种结论。真不知他这种方法与他所回避的印象派有什么效果上的区别。

　　礼制上的两次变革能否完全从考古资料上得出，我很是怀疑，这最后的一跃，脑洞需要咋开。从物质遗存来考察制度或许有为，但论证思想宗教哲学，其实不可能。所以你看到宗教变化那一章相对薄弱，因为完全脱离文献来写思想，不是难度问题，是可不可能的问题。

　　他引领了一条路，从考古大数据角度来进入古史社会学。个别案例分析很见训练功力，如与李学勤商榷史墙盆，所以考古学训练就是解读冰冷的考古报告。他能下结论，也是解读成千上万份考古报告的印象，虽然数据不给力，他还是尝试用表格统计分析百分比。如战国墓葬mnopqr分类，能将opq分入“士”类，说明文献在他心里有影响，结论应该是两方向夹逼出来，只不过结论上他不提文献，好像仅仅是考古单方向靠近，这要多大的脑洞啊。

　　十二年前的书了，现在又有很多新的考古报告和考古挖掘，应该有很多修正，考虑去academia上看看罗泰先生最近的思考。

　　《宗子维城》读后感(六)：考古学什么时候说了算

　　

很不错，虽然比预期还差一丢丢。张光直的亲生弟子，可以，给老师长脸了。

作者绝对排斥文献，连地下文献都排，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考古出发，文献可以参考。李峰《西周的政体》两本，运用地下文献很精彩。作者狂吐槽中国同行试图从考古的类型学界定族属，吐地很欢乐。但是作者这么运用统计，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因为都只能揭示某种现象，趋势，而可以有多个原因导致同一现象，仅靠考古学的资料是无法辫认的。比如所谓的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完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解释。如同经济学的康德拉捷夫周期，屋子可以住六十年，青铜器的平均寿命大约多久？假设传家一百年，就锈地不合用了，得打新的。工匠已经换了三到五代，审美变了很多。又如空一格的梗。

夏含夷认为大变革发生在穆王治下，我更倾向此观点，关键是伐戎的性质。比作者所认为的礼制变革早一百年。当然也可能是一回事，文化有滞后性。

作者所谓的第二次春秋中期礼制变革，应该是成立的。但作者没有继续深入，西周中晚期王室有权威，可以统一意志主导变革，而春秋王室已经说了不算了，诸侯各行其是，那这个全域变革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得从文献，结合别的社会学科寻求答案了。

而将孔老二的“周礼”等同于西周中晚期变革，也想当然了。尽管有内在联系，孔老二绝对是“创新”的，如果只是述而不作，凭什么为“万世师表”呢，这个“不可说”，就是理解儒教的一把钥匙。

共王期间就疑似发生过二王并立，这个史料第一次见，很有意思。但也可以解释为庙数的限制？

　　《宗子维城》读后感(七)：考古外行的一些讀書體會

　　1.有時文獻功夫顯得粗疏。 以《戰國策》一書為戰國時代其名稱來源（p8）。 2.作者的考古學觀念及方法論 強調考古材料自身對歷史上社會政治探索的價值，而不是如多數中國考古學家所流行的觀念那樣：僅僅作為文獻的佐證材料，或者特別傾向於以銘文材料為基於文獻的歷史學研究服務。（p12下） 也與美國人類考古學主流觀念不同，認為考古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促進對歷史的理解。同時認為，要有效的做到這一點，必須把考古學從文獻歷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p13） 3.腳註精審 在中文版序言就提到參考書目中大量西方學術作品，並提到這“便於西方讀者針對某些具體問題做進一步的檢索”。作者認為“中文讀者對書目的需求可能會不同”，但熟悉西方和日本學者著作不無益處（p3）。可見作者對參考文獻的重視。 文內腳註多集合某小問題的許多參考資料，並稍做簡介（有時甚至是提要式的，或稍做考證，如p26下“……特別雄辯地論證了這個觀點”），可以指引讀者做進一步研究。 有時甚至涉及私下交流信息（p35，注3）。 4.嚴謹縝密 如提到分析中某詞彙（以“氏族”為例）的使用可能來源於現代社會科學，作者對它們的使用並非是由於這些詞語最為準確，而是便於表述。同時也注意中文和英文詞彙對應的模糊性，並作一些說明。最後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希望減少苛察繳繞。（p24-25） 5.引論可看做對晚期青銅時代考古學研究方法的辨析和討論，對中國考古學和西方考古學都提出不足處，極有啟發。但作者並未探討，如同文獻表現出的對社會政治分析的片面性，考古學也因為其材料類型的特殊性，當亦有天然的解釋局限性（因為不熟悉考古，這點無法細談。但想來考古材料更加注重結果的反映，對原因和背景探求顯得乏力，這點可以參看p32，作者雖然從考古材料上了解到西周晚期變革，但對原因和實施者並不清楚；p49提到西周青銅器風格的變化或許反映了早期宗教信仰的轉變，但也說“種種細節仍然不清楚”；另外考古材料可能僅能反映社會政治某些特別方面，而廣度較為缺乏）。 6.第一章前850年前後的禮制改革的結論其實很難由第一章分析的莊白一號窖藏得出確切結論，而作者在第二章又對比了其他三座墓地，這個結論纔顯得可靠。或許第二章才是作者思考的過程，而在展示時把第一章特意提出來，使其考證顯得精微。 7.第三章分析示範了如何運用考古材料作定量考察並得出盡可能

　　《宗子维城》读后感(八)：统计方法，学科独立以及边界理论——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先秦史领域的应用

　　原意是想了解些关于铭文性质问题，随葬文书原因的意见，不过虽然本书对此也有提及，但绝非主体，着墨极少，不如看论文。

　　全书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对学科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大声疾呼，作者反复强调，文献能提供的许多内容，至少针对本书研究范围内的，都可以由考古学独立解决。而文献不曾反映的现象，考古学也可以展现。

　　第二点则是其对中国考古中统计方法使用的批评，指出中国许多考古不遵从统计方法，导致从发掘到研究的整个过程所得的结论既难以量化，又不具备普遍性。如果仅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看，这样的结果确实难以获得对社会情况的普遍认识。

　　但是如上两点结合在一起，又引起另一个问题 作者不能使用不具普遍性（发掘不完全或不遵循统计规范）的材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对传世文献的依赖，这就导致在探讨宏大问题（比如全社会，至少是上层社会的制度变革）时，只能偏重运用发掘完备的少数例子（也可能是碍于篇幅？），但却要获得一个相当普遍的结论，当然，作者也要结合其他不那么系统的材料，但因为无法量化，自然不能成为研究的支柱。这就也让人怀疑某些结论的普遍性，且使得作者在论述不少问题时只能浅尝辄止――当然，这是受限于先前的考古材料与研究方法的结果。这也使得本书在许多方面并不给出确定的结论，而是指引某种研究理路，起到导向的作用。

　　前850年的礼制变革为重要支柱，贯穿第一，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某些章节。第二部分运用边界理论，探索民族，姓族，氏族的关系――尽管这在西方人类学界并不新鲜，但是作者可能也受了王明珂研究的一定影响。考古学材料或许可以辩识姓族中的某些文化差异，作者对此也抱有积极态度。但是也指出，这些差异，未必比同一姓族内部的差异更大，有时学者描述的所谓差异并不具统一的标准，而是受到后代文献所建构的观念的影响。

　　与此同时，作者又不认可通过考古材料能在根本上解决如秦人起源等问题――潜台词可能是，文献也做不到。民族绝非一个在生物学上铁板一块的组织，在文化和记忆层面也是这样。借考古材料探究不同时期人的民族认同，恐怕是难上加难的。（一点疑问是，作者经常把器物上的差异推测为“宗教习俗”造成的，从而和“民族认同”区分开，但是宗教习俗能否和民族认同分离？习俗的不同，一定会对民族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只是未必能成为塑造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宗子维城》读后感(九)：百礼既至 有壬有林——《宗子维城》遐思

　　罗泰此书出版时，夏含夷曾写过一篇书评，他对罗泰本书中刻意回避文献的研究方式表示了批评。然而细读罗泰此书，我们似乎可以从罗泰这种近于极端的以考古学为中心的方法中学到一些东西。从罗泰的选题、方法选择以及研究效果上我们也可以追迹他这种“偏颇”的考古中心的刻意性。

一次尝试

　　我想夏含夷对罗泰研究的批评其实源于其对于完美学问的向往。这样的学者会倾向于在现有所有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史学研究进行更新。而罗泰此书的目的恰好不是为了通过全方位研究，更新我们对前1000年—前250年的知识。罗泰在引论中就说明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尝试”。而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选题、方法、成果等方面看出他尝试的痕迹。

　　在选题上，我们知道如果研究新旧石器时代或者秦汉之后的中国，都不会产生研究材料的疑问。新旧石器时代没有现存的文献材料，自然只能用考古学进行研究；秦汉之后的中国有大量的文献材料，在研究过程中自然是以文献为主导。而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恰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段，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有少量传世的文献材料，但是我们又不足以藉此全面研究其时的历史。可以说这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学者的问题，虽然中国学者探索出了一些模式，但是罗泰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模式非常不满意，他认为:

就周朝而言，今天的考古学者仍然沉迷于传统的学术问题：识别传世文献提到的特定人物、民族或人们的社会身份。而且即使研究周代的历史学家已经逐渐缜密地利用新出土的文字材料，他们仍然立足于文献，而将考古资料降低为辅助证据。

　　如此看来作为一次探索性的研究尝试，罗泰选择与中国学者“对着干”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选题，本书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罗泰的尝试性。在排除了传统文献甚至出土文献这些研究材料之后，罗泰只剩下了考古学这一方法。而当罗泰兴冲冲开始准备用实证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巨大的阻力。首先的阻力是来自于考古材料的缺失，他这样说道:

众所周知，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征是绝大部分的可用资料来自墓葬，而有关其他各种遗址（尤其是居住遗址）的资料则缺乏。近年这种资料的不平衡已开始得到矫正，但是青铜时代晚期居住遗址资料仍然不足，严重阻碍对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考古学研究。

　　全书中，我们随处可见罗泰对于考古材料缺失的不满。直到最后的结语他还这样呼吁道:最为亟须的，与中国各个时期的考古学一样，就是聚落形态的调查和聚落的发掘。尽管由于中国的疆域，使得全国范围的全面调查不太可能(无论如何，汹涌而来的资料就难以处理），但是精选一些区域，进行全覆盖、断代比较准确的调查，这样就能够相对准确地揭露聚落遗址在规模、分布以及密度上的发展。

我想中国考古的当时的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我们专注于抢救性的考古挖掘，我们在以前吃过过于激进的考古挖掘的亏，所以在技术未得完善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不挖掘保存较完好的遗迹。而由抢救性考古又引出了罗泰对于考古材料中墓地材料的不满。比如本书第二章中，罗泰分析了三个墓地(陕西宝鸡南郊的

　　《宗子维城》读后感(十)：考古材料中心主义、人类学方法及礼制改革的真相（？）

　　我是考古学和上古史的外行。但为了备课，每年这一段都绕不开，却也讲不明白。尤其是考古文化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论文看的越多越不明白。其中最显著的是二里头遗址，从各种角度论证二里头遗址是“中夏”、“晚夏”的研究简直不胜枚举。看完脑子却越来越晕了。

　　罗泰有一个好处，就是以考古材料为主轴，传世文献极少处作为辅助。所有从传世文献中引出的问题（比如夏，或者宗法制、封建制）都不予讨论。对我这种外行来说，好处是简单明了，只需循着一个单一的逻辑往前走。

　　书中有几段论述都解答了我对现在考古学方法中的疑惑。第一个是类型学，严格依照类型学分析年代与人群，似乎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至少读苏秉琦先生的书时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但是类型学其实终究是后人的人为区分，器物的风格差异可能是“客观”的吗？对这一点一直有疑惑。罗泰的批评我心中是很有同感的。

蒙特留斯的类型学自从1930年代引入中国以后，直径仍然为人们广为使用，并且带有唯一性和正统性，这恐怕是其他任何地方所部见的。而且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行之有效——尽管没有人明白其中缘由。一部分使用者认为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是有科学性的，但是它恰恰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个工匠的习惯而已。在某些情况下，装饰图案的发展序列遵循着一种浅显的内在逻辑，但是这样的发展序列并非任何自然法则的必然产物：尽管某些半神秘主义者不同意，但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动力促使某些工匠按着预期的步骤改变器物的形状。（16页）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罗泰研究中的人类学痕迹，主要是复原历史人口的尝试，以及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分层与人群关系。可能是我阅读量不够，但在中文考古学研究中似乎极少看到这样的方法。罗泰进行计算的主要依据是山西上马墓地发掘，这个发掘规模庞大而系统。

公元前7世纪中叶左右，最大数值似乎在250人至350人之间——如将儿童、其他底层女性以及外来居民计算在内，这个数值应至少翻一倍，也就是本聚落的人口总数。这种规模在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小村落，但是按照春秋时代的标准，已经是个颇具规模的城镇了。（147页）

　　虽然罗泰依据墓葬推算的人口数是基本合理的，但是这个人口数是否可以视作一个城邑的全部，或大部分人口，很令人质疑。因为两三百人的规模，能够维持一个城邑恐怕是很成问题的。别的不说，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是否在当地制造？如果只有这样的人口规模，能够维持一个青铜工场吗？而且，在这样的人口规模下，从人类的基本行动模式考虑，社会分化程度可能也不会非常显著。但是从墓葬中2%不到的青铜陪葬墓葬与广大的陶器陪葬墓葬这样的对比来看，这个城邑中的社会分化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说，还应当存在一个相当大比率的未进入墓葬的人口。他认为一些低等级人群可能就在聚落内埋葬，或者“弃葬”了。但是因为中国青铜时代的聚落发掘非常匮乏，更进一步的推论也没有依据了。

　　不过我对罗泰的一个核心观点有所疑问。罗泰认为孔子所主张的周公礼制实际上是西周中晚期形成的，比如他对白庄一号发掘的分析。

如果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不同时期的铜器所占比例，大体能够代表公元前771年微氏宗庙中铜器的比例，那么西周晚期铜器中占主导的现象似乎表明，在埋藏的时候人们使用的主要礼器组合是由相当新的器物组成的；只有少数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早期铜器被当做珍品保存下来。窖藏所出各个时期的铜器在器类上也表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所有的34件食器和食具，以及28件青铜钟的21件以上，都属于西周晚期；而窖藏出土的西周早中期容器，除了少数为水器和盥洗器之外，基本上都是酒器。这种不均衡如果只见于一个考古发现，恐怕还很难以解释；但是其他考古材料证实，西周晚期的铜器组合与以往有着极大的区别。毫无疑问，这是新礼仪的出现所致。（45页）

　　这一段的逻辑不是很明白。如果早中期器具的珍品有更大概率留下的话，那么酒器更多保留也就不足为奇，并不能说明西周早中期的礼仪器具中酒器更多。从统计来看，酒器在西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分布是均匀的，水器与食器则都来自西周晚期，这是说明礼仪变化，还是器具留存分布问题？

　　罗泰事实上也承认西周早期已经存在氏族分化。但是，按照这个假设，是否意味着西周早期并未建立以氏族为中心的礼仪制度（即传世文献中的宗法制），如是，那么氏族分化是如何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