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1000字
《荒野上的大师》是一本由张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一)：用田野调查走出考古研究的新纪元
《荒野上的大师》主要讲述了民国时期一群勇于从书斋走向田野的学者们的考古研究历程，依托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营造学社四个研究单位的存续过程，记录了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条件下，这些学者们在地质、古生物、甲骨文、文物器具、语言、建筑等领域进行的开拓性的考古研究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书里面有很多熟悉的名字，丁文江、李济、裴文中、袁复礼、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石璋如、傅斯年、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等，可谓大师云集。有人认为，他们赶上了我国近代考古研究领域的“黄金时代”。而作者毫不犹豫地指出，“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用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不难想象，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学与西潮激烈碰撞、我国的考古研究非常落后的阶段，并且社会动荡、研究条件有限，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几十年内，在考古的各个研究领域“急起直追”、大有作为，实在是兴趣、毅力、勇气、智慧、民族精神、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历史使命感综合凝聚的成果。
上个世纪初，当我国学者还惯性泡在书斋中做研究时，跑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却是外国学者，而他们也顺势给出了削弱我国历史文化价值的错误的学术结论。恰恰是这种令国人窝火的研究状态激励了那一代学者，让他们在心里暗暗较着一股劲，定要在考古研究上追回差距。
因而，那一代的学者们立足本土文明，视野开阔，学贯中西，目光长远，以开放的态度，奠定了我国近代考古研究的新格局。他们积极引入西方研究的学科基础和科学方法，乐于与西方学者展开协作，不辞劳苦地走向田野开展实地调查，以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勇于赶超西方学者，填补我国考古领域的空白，重新挖掘我国历史和文明价值。
他们确实开创了一个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努力排除外界的各种困难阻力，专心研究，互相激励、互相启发，营造了多元而独立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氛围。这样的氛围确实令人向往，而作者也有意为这些大师和他们的故事添加几分书生意气、慷慨激扬、又带着些许悲壮落寞的传奇感。
作者带着崇敬之心来记录这些学者们，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对他们的敬仰和敬重。书中也不时提到一些小细节，让这些早已远去的人物鲜活起来、令人难忘。想起之前看过的《哲匠录》，正是营造学社朱启钤、刘敦桢等人编辑校补的。以后若去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必然也会想起这是他在右眼已盲、生活困厄的情况下坚持研究的成果，还有当年邮寄中遗失、再也无缘得见的原始定稿。
无论如何，是这些勇于开拓的大师们，用高远的视野、辛勤地耕耘，为那个生活都朝不保夕的慌乱时代，增添了学识的力量和光辉。他们拼尽一生追求的足迹，值得被历史铭记、被后人仰慕。
2022.05.26雾凇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二)：历史劲流中的知识分子，百年前的中国考古人
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迄今不过百年，然而，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像掩埋在地下的文物，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召唤着有心人的发掘。
2011年秋，时任《生活》杂志副总编的张泉访问史语所，他策划过敦煌、台北故宫、营造学社等专题报道，这一次，他想重新审视史语所的使命、探索与贡献，以那一代学人的经历构筑民族想象和重建公共信仰。《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由此而生。
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史语所的成立与其主导的以安阳发掘为代表的考古活动，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呢？中国文物研究传统是金石学，即器物类型定义和阐释，这是书斋文人的兴趣爱好，而近代考古学的生成却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为了与旧有的古物学传统划清界限，当时就有“锄头考古学”和“围椅考古学”的辩论。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都是在荒原上渐渐形成的。
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家曾经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过程。在史语所成立之前，包括安特生在内的22名外国人都是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成员，安特生还深度参与了周口店和仰韶遗址的发掘，安特生的论文《中国远古之文化》提出了“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而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中国学人的争议，此后由李济和董作宾主导的安阳发掘，成功地推翻了安特生的论调，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
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在一团迷雾中慢慢前行，需要克服、解决很多问题，学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提高。比如，殷墟发掘，董作宾主攻甲骨文，李济负责研究出土文物，有一次，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感觉这是对死者的冒犯，于是就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而在李济看来，一堆枯骨、一片破陶、一块木炭，它们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中国考古学面临着观念的碰撞。在中国的大地上，上至高层官僚，下至乡野百姓，没有几个人懂考古学是个啥。人们视之为盗墓、破坏风水，挖到了啥宝贝？要分一杯羹。随身携带死人骨头，古里古怪的，肯定有问题。考古学家受到各方的干涉，有时考古现场遭到破坏，有时人身安全也有威胁，交通意外、坍塌事故、匪寇抢劫、日军行凶，先后夺去了翁文灏、丁文江、赵亚、傅徽第等人的生命，随后政局变动、战火纷飞，更加凶险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学术成果，行路难、难行路，“北京人”头骨杳无踪影，如陈寅恪手稿化为灰烬的事件更是家常便饭，在凄风苦雨、硝烟弥漫的环境里，他们砥砺前行，矢志不渝。
除了史语所，这部作品还讲述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各位先生的故事。王国维、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思永、梁思成……考古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除了田野考察，还需要语言、历史、艺术等多门学科的支撑与多向的交流。这些学者在工作中树立了高标准的科学品德，建立了系统化的研究方法，逆流而上，于乱世中求学问。这是一个时代的传说、一组群像的丰碑，鸡鸣不已，弦歌不绝。
钱穆先生曾有言，研究国史者，必怀一份敬意与温情。阅读张泉这部作品，我也总是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敢遣春温上笔端”。张泉书写他们的抉择与命运。风雨飘摇，国事殆危，他们努力把握着自己的人生方向，继续为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奉献自己一腔纯挚的热忱。对于历史劲流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书写，作者构建了一个有温度的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百年之前，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不计代价地、执着地在做学问，用自己的骨肉心血奠定了一门学科的基础。
长衫裹灰尘，白霜染发鬓。荒野上播撒的种子，已经茁壮成了大树，穿过荒原的风，依然在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中国考古，考古中国，有些历史不能被遗忘。
PS:不要搬运，无授权必追究。
《荒野上的大师》读后感(三)：筚路蓝缕的背影
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杨铨都说“万事之中，开始最难”，在近代国运飘摇的日子里，一切困难在文字面前都显得格外苍白。从鸦片战争的炮声起，一代又一代士人为了国家和理想前仆后继，历经北洋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然而，时局动荡，却有一些人逆流而上，试图在乱世中寻找学术上的突破与革新。
《荒野上的大师》，记录的就是这么一群卓尔不群的学人。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营造学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也留一下一段段令人唏嘘感慨的故事。在战争的阴霾下，他们的遭遇或许在当时并不那么耀眼夺目，但多少年后，我们拭去枪炮带来的血与尘，会发现这些人留下的财富，直到今天还泽被学界、熠熠生辉。
学人面对的最难困境，不是在学术上取得突破，而在于破除世人原有的观念和论点。
20世纪初走出学堂的年轻人，就碰到了这一难题。当时的中国，走向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固守所谓的传统文化，抱残守缺，不愿面对“德先生”和“赛先生”带来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一部分则在坚船利炮之下全盘西化，乃至崇洋媚外，自己掘断了中国的文化血脉。
好在，中国还有清醒之人。
这四个组织机构中，绝大多数人受过西式教育，对于科学抱有尊崇的态度。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丁文江等人就放弃了过去风水学中“龙脉”等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分析中国的地质特点，以及矿脉的走向和成因。他们舍弃了罗盘、阴阳尺、八卦镜，代之以铁镐、探矿仪等设备，破除了几千年来对于矿产学的错误认知。
为中国考古学奠基的李济，面对董作宾先生“挖到人骨立刻就地回葬”的做法，强调每一片人骨、每一寸土方，可能都记录着历史的信息。梁思成先生夫妇则破除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金石学的迷信，将学界的目光从碑刻转移到原本只有匠人才关注的建筑本身，破解了《营造法式》这本古籍中暗藏的种种“密码”，唤起了世人保护、珍惜古建筑之心。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延续文化血脉，没有忘记自己从何而来。李济职业生涯的一大成就，当属破除了西方学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偏见，他所依靠的，正是对上古典籍的分析与考古现场的实证。丁文江和赵元任等人凭借科学的设备和仪器，走遍南方诸省，建立了中国化的矿产学和语言学，同样少不了古代典籍的指引和帮助。梁思永在昂昂溪的调查，最终催生了傅斯年对于我国东北地区早期历史的论断，其中这份报告现在看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但在当时提振民族士气方面的贡献必然青史留名。
对传统最大的认同来自营造学社。梁思成等人通过现场测绘、力学分析等形式，将现代建筑学融入古代建筑之中，建立了一门全新的学术体系；刘敦桢等人在西南大后方，调查了当地很多石窟寺和民居建筑，让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建筑走进资料，走进教材。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古代建筑等门类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从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鉴赏和分析，在延续和弘扬民族传统的同时，让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工匠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科普达人邢立达，曾不止一次在微博上感慨：像他们这类的地质工作者，最不能缺少的是一副好身板。
在百年之前，他的感慨可能会被讥为无用之谈。在清末民初之际，学人的主要战场还在一方书舍之内，莫说身体力行四处走走看看，就连“述而不作”也被曲解。
让安特生发出上述感慨的，是新一代的中国学人。他们不再蜗居于研究室一隅，而是用双腿丈量中华大地，在不尽的现场作业中成长、扬名。
丁文江等人率领地质调查所，冒着战火在国内奔波。调查地质和矿藏非比寻常，他们要远离城市，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依靠手中冰凉的工具，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大地上苦苦探索。
其实直到现在，地质调查仍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哀牢山科考悲剧”即是例证。丁文江们，面对的是更加纷乱的时局，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磨难。车祸、匪患、疫病……夺去了很多成员的生命，日常遭受的饥饿及随时可能发生的野外事故，已成家常便饭，平常到当事人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懒得在日记里记录一二。
梁思成的前路少了几分危险，却多了几分坎坷。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系统且翔实的资料数据可资利用，他和同事只得亲自到现场去取得这些一手材料。一场现在看来并非夸张的大雨，就可以让他的行程推迟一周；日寇的铁蹄不断逼近，让调查之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在测量应县木塔时，他差点儿从几十米高的塔顶坠落，可能苍天也为这分公心所感化。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凭借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找到了隐藏在山西一隅的佛光寺，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不存在唐代木构”的妄言。
相比之下，董作宾和李济不用面对那么多未知的风险，但他们所面对的结果也充满未知。中国现代考古始于仰韶，从安阳小屯开始放射出迷人的光芒。从结果来看，无论是甲骨片还是青铜器，都可谓满载而归，但世人容易忽略的是，这些成果的出现，是这个团队耗费十余年光阴，面对风吹日晒，前后十五次南下安阳的结果。殷墟之下，即便遍地是宝，也不可能每一铲下去都有可观的收获。但正是李济等人坚守考古一线，不断完善发掘的规矩和技巧，那看似不起眼的黄土地才变成无字的史书，不断用国宝重器回馈着坚守之人。
对于学人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窃以为是时间。对于生逢乱世之人来说，时间尤其是稀缺资源。
本书副题为“中国考古百年记”——其实，本书的核心部分只不过从民国初期开始到抗战结束，满打满算只有半个世纪左右。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这不过是短短一瞬，但对于一个人来说，特别是黄金年代正处在这个年华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生。
这一生，注定在万马齐喑之际，注定在战争夹缝之中，注定在颠沛流离之所，注定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浮萍般飘荡，际遇不佳，好歹可以保全性命。但对四所学术机构的学人们来说，即便山河破碎、金瓯不全，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小小作为，为国家、为民族献上拳拳之心。
丁文江在湖南勘查煤矿，旅途劳顿，在已感风寒的情况下又不幸煤气中毒，终告不治。在此之前，翁文灏罹遭车祸，步达生在工作室去世，本该给丁文江一个“警告”。但他把这当成鞭策，更加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出些许工作，直至心跳停止。
梁思成夫妇早年奔波于山野之中，为勘测古建筑东奔西走。抗战爆发后，他们一路辗转，到长沙，到云南，最后落脚于李庄这个边鄙村镇。在这段物质匮乏、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肺病加重、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5年的林徽因，躺在床上，还在为中国战后的城市重建殚精竭虑。他们还拒绝了友人前往大洋彼岸避祸的邀请，留在大西南，探寻另一方文化血脉。
梁思永和傅斯年，依靠在昂昂溪的考古成果，向世界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是梁思永在严寒之下，依靠双手，从埋藏在冻土中的历史中挖掘出了论据。若干年后，后人一再重读考古报告，能看到的是“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的声誉，看不到的是背后他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决心。
类似这样，与时间和自己斗争的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本书或可看作是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营造学社，但更核心的内容还是一代代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夹缝中找寻中国的历史和精神。这些故事，最终的结局都难免走向悲剧，但正是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后来者才可以看得更远。
最后回到本书的题目——百年以前，走向荒野上的人们，依靠学识和胆识，成就了国家，也成就了自己。百年以后，当年的荒野已经成为大树参天的森林，但他们在荒野上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背影，将为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