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之后》读后感1000字

　　《帖木儿之后》是一本由[英] 约翰·达尔文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6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帖木儿之后》读后感(一)：《贴木儿之后》：用帝国竞争来解释全球史，有其独创也有缺憾

　　任何历史的研究都是对于现代社会成因的解读。在现代社会，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一家独大，而欧洲是其忠实的盟友，欧美一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上是有着和美国抗争的能力，但经济无疑要薄弱很多。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非洲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但还无法于欧美抗衡。世界怎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历史学家所最关心的问题。

　　约翰•达尔文也正是基于解释此问题而创作的他的历史巨作《贴木儿之后》。他得出的观点是，世界现在的格局只是欧亚大陆几个帝国竞争和兴衰的最终结果。欧洲仅仅是在亚欧大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者，美国当然是欧洲发展后的副产品，虽然这个殖民地国家后来超过了欧洲本国。

　　作者标榜跳出欧洲的历史格局来研究全球史，但他所得出的结论恰恰证明作者深陷欧洲历史格局之中无法自拔而不自知。他的历史观，完全陷入了机械论的境地。把欧洲的殖民定义为帝国发展竞争的最终结果，把欧洲的殖民史轻描淡写的解释为向外发展的复杂因素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欧洲缺乏资源，而要发展壮大就必须通过竞争获得资源。

　　在这本《贴木儿之后》中作者通过极大的篇幅叙述了欧亚大陆这块土地上，西欧（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历史；中欧或西亚（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历史；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的历史，既有着独立的介绍，也有着相互的关联，这部分是我们阅读历史可以更全面了解的一部分。

　　欧亚大陆被作者机械的切分为三部分，而三部分都有着成为统一欧亚大陆的帝国的目的。而作者之所以能得出此结论，理由仅为蒙古人曾经做出过要一统欧亚大陆的决定和行为，而最后一个把这个行为付诸于行动的，就是这本书书名所提到的贴木儿帝国。所谓《贴木儿之后》就是后帝国战斗发展史。

　　作者把欧洲近600年向外扩张的历史并能取得胜利，归结于欧洲人有着积极而理性的精神。而反观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理性而不积极；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教，积极但不理性；受佛教影响的印度，既不急急又不理性。这种宗教对人类的影响也行有一定道理。只有积极理性的探索精神，才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世界中脱颖而出。如果把全球理解成为一个帝国竞争的世界，他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整个近代作者所记录着600年之中，中国确实是一直处于极为不积极的状态，极为理性的大国思维，让中国错失了进入工业化的最佳时机。而当欧洲高度工业化之后的竞争者来到国门前时，中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但任何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都有权利不去参与世界的竞争，这是欧洲列强所不能允许的，他们用坚炮利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还怎么能称为了帝国竞争呢？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了。

　　在作者的笔下，殖民地更多的是借助当地的人来管理，成了帮助当地进入工业化的一种条件，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样，处于这几百年历史中的印度，一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成为英国迈向亚洲的跳板。而印度也确是很长时间由英国扶植的王朝所管理，但这些管理，留给印度的消极影响至今还没有结束。英国把印度的姓氏制度上升到国家管理的高度，成为影响印度至今的一项政策，也成为印度人民争取平等最大障碍。

　　达尔文在这本书中，用帝国竞争的史观从欧亚大陆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发展史，有其独创性的观点。欧亚大陆占据世界1/3的陆地面积，1/2的世界人口，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更代表了整个全球文明发源地，把这一片土地的历史梳理清楚，全球史也就豁然开朗。

　　但我还是无法同意达尔文完全用帝国竞争的观点来解构全球史，他完全抹杀了各个民族的特性。他的观点也许更适合欧洲人，毕竟欧洲是这次全球化竞争过程中最大受益者。

　　历史只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待我们现在的世界，任何一种史观都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多一种视角，多一种思维，也就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份理解。

　　《帖木儿之后》读后感(二)：一部全球帝国史，探讨世界秩序的得失教训

看大明版图的时候，左下角占据一大片疆域的是名为帖木儿帝国的国家。好奇之下，原来这是与大明同时代存在的强大帝国。古代的帖木儿帝国差不多对应现在的乌兹别克，存在时间1370年至1507年，是中亚河中地区的西察合台突厥贵族帖木儿于1370年开创的帝国。在帖木儿帝国统治末期，帖木儿帝国疆域达到最大，东起北印度、西达幼发拉底河、南濒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抵里海和咸海。

世界史就是一部人类战争史，历史上强大的帝国，无论是罗马帝国东进，还是蒙古人西驰，铁蹄与战车打下的江山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坚守，没有文化的融合，最终都是四分五裂，分分合合。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并非讲帖木儿帝国，而是借地处欧亚要塞的帖木儿帝国的覆灭讲述世界史，讲述全球帝国史，讲述新世界帝国形态和新世界秩序的可能。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通过9个章节的内容阐述欧亚变革的兴衰废替，引导我们从东西方相汇之地的视角看待同期的历史，也借这600年的历史碰撞，启发我们换个角度看历史，从欧亚大陆的历史主场上看历史，从新秩序的更迭上看历史。这样的历史著作，弥补了过去全球通史的单一立场，换个角度也能发现更多历史细节和历史真实。以史明鉴，也通过全球帝国史的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国际关系的由来，地缘政治的演化和价值观的激荡。

在作者看来，“全球史是帝国争霸史，西方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争霸无非是想继续帖木儿事业，致力于建构新的世界帝国”。然而问题是帖木儿之后的世界帝国总是失败的，大陆帝国在对抗海洋帝国时也多以失败告终，“欧亚世界也不愿接受单一规范”......所以，带着这些争议问题读《帖木儿之后》一书其实是从历史、人文、军事、思想、科学技术等多角度上看待全球地缘政治，借历史探讨研究新时代下的世界帝国形式。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问题上，作者看得很通透，认为中美关系的实质乃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主权国家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或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当美国试图把中国开除出“世界帝国体系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从《帖木儿之后》大陆帝国土地兼并战争败于海洋帝国，地缘政治到世界秩序的重构，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许也能从帖木儿以来的世界帝国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这也不仅仅是一本全球史，帝国史，也是一部国际政治史。

从前读通史，东西方历史一般是割裂的，全球史中亚洲部分非常少，而《帖木儿之后》打破了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开始从“帝国史的视角与全球史的主流叙事展开对话”——这样的探讨非常有益，既彰显了一名历史学者的全球观，也可以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参考。东方文明始终是有其文明自豪的，也应在人类历史中留下应有的浓墨重彩。

从版国上看大明历史，郑和下西洋曾让世人见证了大明强盛的海军力量，可惜后来的海禁，销毁资料，闭关锁国，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破灭，从此大明走向衰亡。作者认为当时富饶的中国以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为首要任务，文明自信和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强化了自己是世界中心的错误认知，最终是文明的傲慢窒息了自己。

历史，引以为鉴。

　　《帖木儿之后》读后感(三)：《贴木儿之后》：改变全球历史的转折点

“打扰帖木儿安眠者必受诅咒，任何打开石棺的人会释放出比我更可怕的战争邪魔！”是不是很拉风的一段文字？没错，今时今日它依然雕刻于贴木儿帝国创建者帖木儿大帝的墓碑上！

帖木儿，这个拥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尊贵血统的突厥蒙古贵族，被后世历史学家公认为其功勋伟业仅次于祖先成吉思汗。在他身后，有相关学者认为，“1405年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在其著作《贴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基于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而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

时至今日，帖木儿这位残暴而伟大的蒙古征服者也许已经与现代人渐行渐远。但在达尔文看来，贴木儿帝国曾经的辉煌成就已难以用语言来书写。帝国的版图曾一度涵盖中亚河中地区，阿富汗、伊朗、费尔干纳盆地、高加索山区、美索不达米亚高原、印度河流域。虽然由于板块过于庞大的缘故，帖木儿很难将这些地方完全掌控，造成内部管制真空这样的恶果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其巅峰时期几近囊括了从小亚细亚东部延伸至印度北部广大疆域的帝国，乃是欧亚大陆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历史变迁！

或许我们可以从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来系统辩证地分析这个事件。其一：帖木儿的大征服意味着最后一次通过陆上军事霸权(继亚历山大大帝、“上帝之鞭”阿提拉、成吉思汗之后）创造一个横跨欧亚版图的帝国的意图；其次，他所遭遇的滑铁卢（帖木儿在筹备讨伐明朝的事宜时去世，其帝国随即轰然倒塌）恰逢帝国与霸权发展的一次转型：游牧民族式的武功不得不让位于定居文明的生产、贸易与文化发展，而即将到来的欧洲大航海与大发现时代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达尔文这部在贴木儿死后欧亚大陆近六百年的全球帝国史就是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下徐徐展开。

本书区别于传统帝国史的是, 达尔文不是把1405年以来的世界帝国逐个罗列, 也并非研究各个帝国的兴衰史, 而是在横向方面研究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 在纵向方面研究帝国的演变。书中涉及到三个相关议题：一是全球“联结”增长到了“全球化”的超级强化形式。二是欧洲权力和帝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欧亚大陆其他诸国和文化因素在面临欧洲扩张时的弹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每一个因素在塑造世界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合达尔文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据，我们似乎可以归纳整理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所有帝国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压力、危机和最终的衰亡，没有哪个帝国可以独善其身。我们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同理可证，一个帝国的崩溃必然也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在人力或财力上增加新的负担以及新的意识形态通常会毁了一个帝国建立在它们合法性基础上的道德和政治信誉，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帝国也会随之暴露在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危险之中。同时，建立在资源和科技基础上的实力也会枯竭或衰落, 物质财富和技术威力会逐渐消失, 或转移到利益更庞大的区域。

在《贴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 达尔文站在全球史这样一个宏观角度集中探索了三个相辅相成的问题。第一：导致今日全球化的全球联结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欧洲（即后来的西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欧亚大陆其他诸国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所表现出的弹性。

围绕着“帖木儿之后, 帝国的历史成了一个全球史”这个基本论点，达尔文认为, 从宏大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当前全球化世界的图景正是在这种充满复杂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各要素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力而被塑造的。如果我们可以从过去总结出持续性的东西，那就是欧亚反对统一的体系、单极统治或者是单一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们至今仍然活在帖木儿大帝的阴影之中，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活在他失败的阴影之中！

　　《帖木儿之后》读后感(四)：全球化成因之一，是附身于肉体的“霸权”消亡

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著的《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以帖木儿去世为视角，时间从1405年前后跨越至21世纪，地域围绕欧亚大陆而展开，探寻“全球化”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与过程。他认为帖木儿之死是帝国历史变成全球史的重要节点，是世界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约翰在此书中谈及问题颇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细讨论，在此想借着《帖木儿之后》略谈“霸权”与全球化的关系。

“霸权”一旦过于强盛，在“霸权”死后，它一定无后继者，而“霸权”的宏图不仅没有延续，“霸权”的帝国也以迅猛的速度衰败甚至消亡。就此而言，强盛的“霸权”意味着它处于顶点。“霸权”的标志是以“征服”之名掩盖其侵略本性的扩张，发展为其服务的殖民地。它能让人们有所发现，是帝国王者一直“征服”他国，并以“一统”之名，将他国不断纳入自己统治的版图之中。所以它具体的呈现一般在人，一般为帝国最高领导者。实际上也不仅如此，它还潜伏在支持“霸权”的帝国民众观念与行为之中；它也以一个“国家”的面貌呈现。“霸权”看似专制独断，但没有支持的力量与资本，它无法走向强盛的顶点，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可以影响外界的内部运作，但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恶性循环，拥有最高权力的“霸权”君主，他会误以为在他眼见范围内所呈现的盛世，他“征服”的成功，仅是靠他的一个人能力就能达成。而他也深知，这一切得来并不容易，后来者只需要将其杀去，就能轻松继承他的王国，他的一切。因此，他会专注在如何保持“霸权”，也不会信任任何人，不可能栽培继承者——可能他曾想过，但他也失望过，人心总是如此不如理想，比如康熙皇帝当年便是经历过这一切。“霸权”以肉身作为载体必须承受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是肉身的死亡。其结果就回到最初所说的，一旦“霸权”失去具体呈现的肉身，又没有继承人，那么“霸权”的载体很快坍塌，甚至消亡。所以，“霸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稳定的物象。它会随着它代理人肉身的死亡，要么转嫁他人的肉身，要么随之消亡。它不可能告诉世人，什么时候它处于顶点位置，再提醒大家接下来要面临的悲剧。但它的影响十分深远且广阔。约翰·达尔文的《帖木儿之后》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还以此为基础，探讨“霸权”践行者及其国家消亡以后，它带给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发展至今的全球化演变。在这本书中，“霸权”践行者是帖木儿。

据史载，帖木儿于1369年被推举为大汗。他是游牧民中的野蛮派，建立起一个荒凉的帝国，疆域从北印度一直到叙利亚。他在建筑上有一个奇怪的癖好，那就是用头盖骨堆积金字塔，攻破伊斯法罕之后，他用七万块头盖骨堆积成一个金字塔。他蹂躏的地区非常广阔，奥斯曼土耳其（尚未攻打君士坦丁堡和强盛起来之前）和埃及都是他的附属国；他攻陷旁遮普；征服了德里。不过，他在征服德里之后，对居民进行了一次大屠杀。他希望能够恢复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但他在征服当时是明朝的中国的途中去世了。帖木儿1405年死后，留给后人只有“霸权”的代价，只过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统盛世被土库曼的游牧部落推翻。要注意，游牧民族的特性与战争带来的不稳定性，包括由此造成的大规模迁徙与离散，都促使当时人类流动，联盟或抗争。约翰发现，帖木儿的商业眼光和他的军事谋略一样高明。他的“征服”宏图里，还有从长途贸易获取高额利益的规划。即使如此，约翰认为帖木儿宏图得以实现，全赖于他“征服”过程中对农耕社会的肆意掠夺，换言之，那些用于征服的资本，不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游牧方式而是农耕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帖木儿这种“征服”式的霸权，导致人口流动与他国联盟，资源在这样的形势下被转移与重新分配，可视为“全球化”的滥觞。

约翰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400前后中国的变化——一个世上最大、最富裕商业经济体的非凡活力，为何在1400年后慢慢消失。实际上这一时期，明朝的中国发生了靖难之役。有意思的是，靖难之役起于“削藩”，朱棣谋反登基之后，也忙于“一统”与“征服”。所谓“一统”与“征服”是针对国内，删改史书，杀存异心之臣民，同样致使作为战场的地方人民大规模迁徙与离散，同样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也正如曹树基所言的“永乐新移民几乎是踏着洪武老移民的尸骨迁入的”。“霸权”战争造成的不稳定以及人口死亡与流动，再强大的经济体也难免受到打击。更有意思的是，朱棣死后，明朝气运也不再如从前强盛。倘若将靖难之役与帖木儿的“征服”放置在一起去看待——本来它们确实也发生在同一时间中——朱棣与帖木儿多多少少都有相似之处。

我们要正视“霸权”造成的阴影。一方面“霸权”带给人民的危害与灾难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它长久的独裁风格也使臣子与继承人长期处于不得施展身手与才能的处境中，一旦“霸权”君主死去，比如帖木儿的死亡，正是“霸权”所遇的突发危机，此时“霸权”突然多出好几位政权的候选者，他们专注在“霸权”的争夺上，对国内民众的状态乃至国外的形势并不关心，直至大局已定，也已是“自损八百”的状态。如何恢复元气，让“霸权”与“帝国”得以延续，自然还是要从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开始，开放门户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它也会有风险，即容易导致“霸权”被他国或支配，或吞并，或同化，剧变，可能随时发生。“霸权”需要一个有远见且独断、硬狠的人去践行它的核心理念才得以强盛，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帖木儿或者其他出色的“霸权”君主，一旦继承人不能履行他的职能，“霸权”面临的都将是分化、消亡诸如此类的处境。避免“霸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的方式。这也是约翰强调的，欧亚世界对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一规范抵制的原因所在。

最后，不管我们如何书写历史，但不要忘了，如约翰所提醒的，历史书写的目的在于解释我们今日景况的形成。而我们，正在用行动书写后人的历史。

　　《帖木儿之后》读后感(五)：【转】强世功：没有帝国的帝国史—— 《帖木儿之后》推荐序

　　一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普遍被看作全球史的开端。这不仅因为大航海发现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将全人类连为一体，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从西方兴起并征服地球的其他地区，从而塑造了全球化的世界，以至于今天不少人憧憬着美国所代表的“历史终结”和“世界帝国” 的降临。 然而，达尔文（John Darwin，1948—）的《帖木儿之后》试图突破西方经典著作以及流行教科书以西方为中心展开的历史叙事，他带领读者穿越诸多陌生的历史场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与西方互动的历史宏大叙事。他选定的历史起点并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 1492 年，而是很少被人关注的“帖木儿之死”的 1405 年。这一年标志着蒙古人建构欧亚世界帝国梦想就此破灭，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选择这个时间点无疑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看起来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保持距离，凸显欧亚大陆以及亚洲在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想给致力于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家们提个醒：“欧亚世界不愿接受单一规范。”（全书最后一个小标题）本书出版于 2008 年，正是美国利用单极优势东侵西扰、致力于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关键时期，这无疑暗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必然遭遇类似“帖木儿之死”的失败。用全书最后一句话来说：“如果说从对过去的漫长检视中，可以发现什么不变的事实，那就是欧亚世界对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一规范的抵制。由此看来，我们仍活在帖木儿的阴影里，或者更确切地说，仍活在他失败的阴影里。”（第 499 页） 因此，要真正读懂达尔文这本书，一个可行的阅读办法是从最后一章开始，理解达尔文思考问题的入手点是什么。在他看来，全球史就是帝国争霸史，西方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争霸无非是想继续帖木儿的事业，致力于建构新的世界帝国。然而，世界帝国的事业为什么会遭遇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全书第一章，看看作者采用怎样的理论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达尔文无疑从全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汲取理论资源，强调不能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全球史，必须同时具有从东方出发的视角。因此，本书又是作者与全球史家们展开辩论的著作，并由此提出其理解全球史的理论范式。我们唯有把握其理论范式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学术贡献。 从 17、18 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就开始系统地建构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和对立，并由此解释西方何以崛起并支配世界。全球史的兴起不断修正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并给出新的理论解释。达尔文在本书中试图从帝国史的视角与全球史的主流叙事展开对话，因此全书的高潮部分就在于第四章，作者提出“欧亚革命”这个概念来重新解释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落的“大分流”问题，从而彰显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不过，达尔文是历史学家，他更倾向于将著作写成一本通俗易懂的历史书，而不是理论分析著作。他努力将学术界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加以通俗化，通过历史线索和历史场景的连续性来展现其理论思考。因此，本书又是一本有理论背景的学术著作，它有理论对话对象，有理论关怀，而这些理论关怀往往隐含在历史叙述中，无法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因此，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就必须关注作者提到的寥寥数语而未能全面展开的理论叙述。正是从他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入手，本文作为推荐序可以被看作是这本书的注释。一方面展开讨论作者未能展开的那些理论问题，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本书的理论雄心，而不仅仅将其看作畅销通俗读物，另一方面也尝试就帝国问题展开对话，从而探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帝国以及从过去六百年的全球帝国史中获得怎样的教益。 二 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 18、19 世纪诸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孔德、韦伯和马克思等理论家用社会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即人类历史遵循从初级迈向高级、从传统迈向现代、从野蛮迈向文明的普遍历史发展道路。这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被简单地概括为现代化理论，以至于将西方文明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已近乎成为一种神学信念，全球化必然导致“历史终结”。 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史研究的挑战。全球史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谱系，其中最活跃的乃是左翼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明的依附理论和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等。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作家对历史的描述恰恰是“非历史的”，因为这种叙述过分偏重欧洲历史，仅仅在欧洲历史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起源和动力，而忽略欧洲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恰恰是对非欧洲的“边缘地带”的掠夺或者剥削。因此，这些理论暴露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乃至“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将非西方世界仅仅作为外在的“他者”，成为“西方奇迹”的对立面，以至于现代化理论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左翼批判传统的推动下，全球史突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写作范式，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放在整体的互动世界中加以考察。因此，全球史写作一方面秉持“反目的论” 的立场，强调西方崛起的偶然性，甚至将这种偶然诉诸地理环境、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崛起时代的东方并非像经典作家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处于“停滞”状态。全球化乃至全球体系也不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所推动形成的，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东方就已经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全球贸易体系（分歧仅仅在于是一个体系，还是多个体系），西方崛起实际上是努力加入东方的贸易体系并在后来逐渐反超东方的进程。这就是弗兰克提出的全球史写作必须“重新面向东方”（Orientation）的问题（该书中译本改名为《白银资本》）。在此基础上，彭慕兰进一步主张地理大发现以来，东方始终保持对西方的经济优势，一直到 18世纪中后期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超越东方，导致东西方的“大分流”。 作为帝国史学家，当达尔文进入全球史领域就必须面对全球史写作中的基本假定。因此，当我们打开本书第一章，就会发现标题干脆直接用了弗兰克的书名“重新面向东方”来表达自己对待全球史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即从全球视野来平等地看待欧洲与欧洲之外，尤其是东方世界的关系。全书差不多用同样的篇幅来描述俄罗斯帝国、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在 18 世纪之前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反驳 19世纪理论家所描述的东方“停滞”形象。正是在“重新面向东方” 的历史视野中，他认为“现代世界史的重心在于欧亚”（第 19 页），而非“西方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大西洋世界。而在第四章“欧亚革命”中，第二小节的标题直接取自彭慕兰的《大分流》，表明其问题意识源于从弗兰克到彭慕兰提供的历史解释范式。至于他在第一章中批评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等关于西方兴起的理论阐释，这与其说是阐述作者自己的理论观点，不如说是对全球史中的上述同行的致谢。 不过，以研究帝国问题著称的达尔文加入全球史研究中，必然意味着帝国研究与全球史研究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一般说来， 1883 年剑桥大学帝国讲席教授西利（J. R. Seeley）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研究的开端，这个传统既是对欧洲殖民帝国扩张的历史经验总结，又是为帝国的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和正当性支撑。然而，随着 19 世纪霍布森、列宁等左翼思潮展开“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特别是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的衰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帝国研究走向衰落。而随着美国在全球争夺霸权，帝国研究纷纷转向淡化帝国色彩的“区域研究”。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由于西方文化革命的兴起，这些“区域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也受到随之而来的后殖民理论、新社会理论、文化批评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左翼的帝国主义批判思潮式微，全球化和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推动了帝国研究的复兴。比如在中文世界熟知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重要的代表人之一（中信出版集团专门翻译出版了弗格森书系）。在“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一系列军事征伐，帝国理论更是从史学进入国际政治领域中。 然而，与弗格森对大英帝国辉煌岁月采取辉格党史学的怀念不同，也与目前围绕美国独霸天下展开的帝国辩论不同，达尔文虽然于 1948年出生于大英帝国官员的家庭，但他在南非度过青少年时代，目睹了当时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风潮，而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学术思潮的变化。当时正在兴起的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思潮对帝国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新帝国史”研究更多采用一种社会学、人类学、环境学等来自底层的观察视角，关注环境变化、移民、传教、商业、观念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合作等。特别是他的导师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与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 1953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对大英帝国史给出了新解释。这对达尔文的帝国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达尔文后来出版的《未终结的帝国》（Unfinished Empire，中信出版集团，2015）和《帝国筹划》（The Empire Project）这两本重要著作实际上是对其导师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在这种学术路径下，达尔文认为 18 世纪西方超越东方从而出现“大分流”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导致的。欧洲帝国的全面扩张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经典社会理论所强调的“工业帝国主义”摧毁了东方帝国，更重要的在于其发展出一种“文明化”的“帝国自由论”（imperial liberalism）。这种“文明化”的主张获得东方帝国内部精英的赞赏和支持，以至于欧洲帝国扩张不再是简单的暴力征服，还包含了这些殖民地的积极合作。可以说，“新帝国史”的重点已不再是欧洲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而是关注欧洲与殖民地之间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因此，“新帝国史”研究看起来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解构了西方列强在建立帝国过程中的理性筹划和主导地位，但实际上解构了西方帝国建构中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从而弱化甚至消解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批判。 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强调要把“帝国”这个概念从“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中解放出来，将“帝国”仅仅看作“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会自然发展出的政治组织模式”(第24页)，甚至认为“世界史……就是帝国史——由一个个帝国构成的历史”(第484页)。为此，他既不想把西方崛起征服东方的历史批判为“掠夺性帝国主义的残酷史话”，也不想将这段历史美化为“以西方为向导和模板，迈向现代性的世界历史”(第483页)，而试图以一种不含情感判断的客观冷静来看待全球帝国史。一旦“帝国”成为中性概念，“帝国主义”也就可以被界定为“一国欲借由将其他社会吸收进其政治、文化、经济体系，以支配其他社会的企图”，由此，“最积极推行帝国主义的往往是欧洲人，但那并非欧洲人独有的行为”(第413页)。他在书中不仅将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看作“内陆帝国主义”，甚至将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称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再是列宁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上的特殊历史现象，而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普遍的帝国扩张冲动。可以说，经过这种“新帝国史”写作对19世纪以降关于“帝国主义”的左翼批判思潮的有效消毒，达尔文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从容地写作全球帝国史。 然而，这种对“帝国主义”的消毒工作也导致“帝国”概念丧失了特定的历史内涵，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作为一本帝国史著作，达尔文竟然没有对“帝国”概念进行理论建构，没有强调古今东西帝国的差异，而只是将其简单描述为“大规模积聚权力”(第24页)，“帝国是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以及生态区分的势力体系或统治架构”(第485页)。他只是给“帝国”概念加上各种修饰语来描述其外部特征，如“商业帝国”“军事帝国”“未宣明的帝国”“无限制的帝国”，等等。他虽然在最后一章中提到了“古典的”帝国、“殖民的”帝国和“非正式的帝国”三种帝国形式(第487―489页)，但他强调的不是这三种帝国的区别，而是以三者共同面临的统治难题来刻意抹杀这种区别，他也并没有用这个三种帝国模式来分析他所提出的“欧亚革命”。而我们唯有从帝国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古今东西的差异，才能真正理解“欧亚革命”或“大分流”的起源及其影响。 三 本书可以被看作作者组织的一场全球史研究与帝国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一方面他试图用“新帝国史”的立场来批判全球史中从沃勒斯坦到弗兰克的左翼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将帝国看作一种普遍的全球历史现象，从而解构霍布森和列宁所开创的“帝国主义”批判传统。而他对全球帝国史的理解直接获益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一方面，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早就提出要从全球视角来看待欧亚关系，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本身就服务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和全球争霸战略，而这种地缘争霸战略的中心就是达尔文所关注的“欧亚大陆”。达尔文认为，在18世纪之前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亚大陆上的几大帝国势均力敌，但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帝国才全面崛起对亚洲的东方诸帝国构成了压倒性优势，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亚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分流”呢？达尔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欧亚革命”。他认为由于发生了地缘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文明论”)相互交织的三场革命，才形成了东西方“大分流”的“欧亚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经典理论所普遍强调的，那么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是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引人全球帝国史研究中，强调“欧亚革命”的基础乃是“地缘政治革命”(第四章第一节的小标题)。 正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达尔文一方面强调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导致“欧洲”的版图和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东部的俄罗斯到美洲和大洋洲所有的欧洲人殖民地都纳人整个“大欧洲”，其中“大西洋世界”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银“勉强地搭上了亚洲经济的列车”(弗兰克语)，从而加入东方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打破了欧洲内部诸帝国的地缘力量平衡，导致处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帝国和作为海洋帝国的大英帝国放手在全球展开扩张，二者分别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对欧亚大陆形成南北夹击，共同挤压、蚕食和占领东方诸帝国的地缘空间。正是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在围绕欧亚大陆不断扩张并形成对峙和竞争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占领印度将其变为殖民地从而获得征服东亚的跳板。从此，英国进入了独霸海洋世界的局面，也顺势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而要通过贸易手段战胜最后的东方帝国——中国，就必须依靠物美价廉的产品，英国的“工业革命”由此而来。由此，“大欧洲”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推动经济领域中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而经济发展的差异推动了欧洲人在文化领域中以“文明”面目来拯救落后“野蛮”的文化革命，“东方主义”笔下的东方“停滞”形象也由此诞生。这三场革命交织在一起，推动欧亚大陆上欧洲超越亚洲并决定了亚洲衰落的命运。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大分流”无疑具有洞见，然而，达尔文对“欧亚革命”的解释恰恰忽略了全球帝国史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其一乃是全球史中的“郑和之谜”，即明代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全球大航海，甚至郑和已经发现了“非洲”，可为什么中国放弃了主宰全球的机会而将其拱手送给后来的欧洲人呢？其二乃是“大航海之谜”，即为什么欧洲人要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进行全球大航海呢？我们唯有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大分流”的地缘政治基础及其影响下的经济、文化起源。 虽然达尔文强调麦金德的影响，但他忽略了麦金德将全球划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内新月地带)和海洋岛屿地带(外新月地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长期冲击，导致地处大陆边缘的中国始终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为首要任务，由此，中国地缘战略的重心始终是与大陆心脏地带争夺“内亚地带”(拉铁摩尔语)，这种长期的地缘战略重心塑造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品格，导致海洋从未成为中国关注的重点。因此，“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目的就不是海洋世界的商业贸易，即使发现新大陆，这些不毛之地对于富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与北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较量中，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人中原，在文化上被汉化，从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以至于形成一种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认知。这种文化自信发展为傲慢，窒息了中国人对外界变化的感知，以至于中国在16、17世纪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对于西方新兴的科学知识缺乏关注和兴趣。而欧洲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刚好是中国王朝进人衰落的时期，这种历史的“因缘际会”加速了这种“欧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大陆帝国的强大，还是缺乏海洋意识以及对西方的文化封闭和傲慢，都是因为在地缘政治上与大陆心脏地带长期互动的结果。同样，西方崛起不仅源于地中海提供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偶然发现了新大陆。这才是真正的“因缘际会”。 要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进行大航海，首先就要从地缘政治上诉诸地中海世界的影响。欧洲文明始终是围绕地中海的争夺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贸易和航海之于欧洲人，就像农业耕种和骑马之于中国人，乃是长期地理环境塑造而成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欧洲文明长期被东方文明打败，希腊文明被东方帝国摧毁，罗马帝国崛起后又被东方的基督教所降伏，而基督教的欧洲差点被蒙古人摧毁(欧洲人对“黄祸”恐惧的根源)。“帖木儿之死”对于欧洲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欧洲人幸存下来，但更为长远的影响却是蒙古帝国解体导致沟通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断绝，而此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垄断了地中海与东方的贸易，对欧洲的不断攻势将欧洲人压迫到西欧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而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并没有文化优势，“十字军东征”不过是西欧在绝望中的努力且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中，大航海来自欧洲人的求生本能，除了寻找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来建立包围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联盟，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找到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渠道，因为后者不仅是欧亚世界的财富中心，其知识、价值和生活方式也意义非凡。且不说“四大发明”对欧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欧洲人大航海时代所需要的天文学知识、舆图知识、航海知识等也是从东方传播而来，东方的棉布制造、茶叶种植技术、工程技术等今天可以理解为工业知识产权的大量发明创造也无偿地输人欧洲。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16一17世纪掀起了热潮，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然而，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崛起后如何向东方进行知识传播，而全书对西方崛起前如何从东方获取知识只字不提，书中甚至连“四大发明”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可见，达尔文的“新帝国史”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只不过是让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变得更为隐蔽而已。 四 从工业革命的“大分流”问题上溯到更早的“郑和之谜”，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显而易见，但其根源则众说纷纭。这成为从18、19世纪欧洲的经典社会理论到当代全球史研究中始终绕不开的问题。若从“帝国”的视角看，我们或许可以从不同文明传统发展起来的不同帝国形态中给出相应的解释。遗憾的是，在这本帝国史著作中，达尔文并没有关注这种古今中西的帝国形态差异，以至于未能看到不同的帝国形态对“欧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达尔文叙述大英帝国历史的《帝国筹划》的书名就来自亚当·斯密，那就让我们从18世纪亚当·斯密对于“大分流”问题的解释开始。 在“大分流”问题上，达尔文援引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而这个问题首先来自亚当·斯密的洞见。亚当·斯密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历史发展出两条工业化道路。一条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商业贸易的道路。另一条是以欧洲为典型的“反自然、倒退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商业到制造业再到农业的道路。欧洲道路的根源在于封建制遏制了农业的改良和发展，而最先摧毁封建制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将释放出来的自由民投人到地中海商业贸易领域中，而地理大发现推动全球商业贸易必须要求体积小而价值高昂的商品。这就迫使欧洲从早期奢侈品贸易发展到工业品贸易，由此推动欧洲率先进行工业革命。 亚当·斯密的洞见不仅在于看到了东西方“大分流”的地缘环境影响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看到欧洲这条“反自然”的商业贸易主导的发展道路推动了欧洲形成“军事-财政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商品贸易的利润取决于销售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欧洲国家不断发动战争。战争推动了金融兴起，通过发行债券使得欧洲国家的战争规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战争开辟的广大市场又刺激着制造业的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廉价商品。由此，在这条“反自然”现代化道路上推动贸易一战争一金融一工业这四个因素相互促进，从而形成“军事-财政国家”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因此，欧洲崛起不仅是商业贸易的全球化和工业化，更是金融和战争机器的全球化。这种“军事-财政国家”的新型政治组织将人性中最野蛮的力量释放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类文明已形成的文明与野蛮的标准。这就是达尔文所理解的“现代性”，即如何统一调动“人力”和“物力”，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组织成为一种“力”(第485页)。 如果说“文明”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约束，那么“现代”则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释放，达尔文所说的“文化革命”就是这场古今之争中将欲望/自由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野蛮力量作为新的“文明”尺度：科学技术、工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体的主权国家建构等，而“现代性”的最高原则最终通过战争暴力展现出来。由此，“欧亚革命”推动“大分流”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基于自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儒家天下主义，始终坚持以道德来约束暴力，而欧洲为了加入东方的世界体系走了一条“反自然”的现代化道路，率先完成了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革命，构建起一种完全不同于东方古典帝国的新型帝国形态。由此，推动“欧亚革命”的全球帝国史也是“文明的野蛮人”的成长史，是东方古典帝国向现代欧洲帝国转型的历史，是欧洲主权国家崛起并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国的历史，是全球最黑暗的奴隶贸易史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史，更是帝国主义不断发起全球大战的战争史。达尔文有意无意地抹杀古今帝国形态的差异，恰恰遮蔽了欧洲崛起所建构的现代帝国形态的野蛮性。直至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欧洲人造就的野蛮人的世界中，人类重返动物化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贯穿全球化时代的潜在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不断加剧全球地缘不平等的同时，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网络战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常态。 若从帝国史的角度看，欧洲崛起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帝国构造。欧洲帝国首先建构出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核，它基于现代性原则形成一个小型的、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内部凝聚力的实体，我们通常称之为“军事财政国”、“宪制国家”或“民族国家”等，都是强调这个帝国核心的凝聚力，可以说主权国家乃是新型帝国的发动机。正是依赖帝国核心的强大力量，欧洲小小的主权国家就可以征服亚洲或者新大陆上的庞大帝国，从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殖民帝国”乃至“殖民主义”这些概念都强调欧洲主权国家对殖民地经济剥削、暴力统治和军事征服。然而，在“新帝国史”叙述中，普遍强调欧洲殖民帝国并非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起来，而是大航海以来全球商业贸易无心插柳的结果。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往往是商人和冒险家从政府获得特许状，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新帝国史”书写中，特别强调这种由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移民基于商业贸易的利益所建立的碎片化的、形形色色符合殖民地不同情况的多样化治理模式，这些殖民地在名义上效忠于英国国王，而实际上形成了“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帝国不同于古典帝国的领土征服，是围绕商业利益组织起来的，因此帝国不是单向度的暴力支配，而是着眼于商业利益的妥协与合作，这就形成了达尔文的导师所强调的“自由贸易的帝国”或“非正式帝国”。正是在此基础上，达尔文更乐于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一个“世界-体系”(world-system) 。 然而，不同于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概念强调欧洲中心区域对边缘地区的经济剥削，达尔文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世界-体系”是为了回应对欧洲“殖民帝国”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更多地从政治甚至军事角度来展现帝国进行领土侵占和暴力征服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资源的榨取越来越通过贸易、投资这些更为高级、隐蔽的形式展开。因此，与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财富掠夺的“殖民帝国”相比，“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帝国的高级形态(列宁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是通过看起来平等的商业交易和投资实现经济财富不平等的再分配，从而变成一种支配更为隐蔽、表面更为文明的帝国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殖民主义”的“正式帝国”(殖民帝国)依然具有古代农业时代“贡赋帝国”(阿明语)的影子，是古典帝国向现代帝国转型的中间形态，那么“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帝国”或“世界-体系”乃是现代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经济力量起决定性作用而政治力量服务于经济力量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帝国形态放在达尔文的“欧亚革命”的大背景下，就会看到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更多具有直接掠夺财富的古典“殖民主义”特征，而随后荷兰和英国无论在北美还是在东印度地区，虽然有“殖民主义”的因素，但逐渐发展出基于贸易和投资的“帝国主义”特征。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殖民主义”的正式帝国和“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帝国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必须看作两种建构帝国的不同方式。事实上，欧洲帝国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同时具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两副面孔，且二者始终交织在一起，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形态。就早期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而言，它们在非洲和美洲完全以“殖民主义”直接掠夺面孔出现，然而在它们刚刚进入东方世界时，更多以贸易的面目出现。同样，大英帝国即使到了强调自由贸易的维多利亚时代，也需要诉诸炮舰主义以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因此，在欧洲帝国的历史上，海洋贸易始终与海军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由贸易政策始终与炮舰政策联系在一起。英国是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时期，却在印度强化“殖民主义”政策，将印度从一个“非正式帝国”变成一个采取殖民统治的“正式帝国”。 可见，相对于古代农业的“贡赋帝国”而言，现代帝国的武器库更丰富，军事的、宗教的、商业贸易的、金融投资的、文化传播的，各种组合方式更加多样化，从而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动态化的帝国面貌。如果说在18世纪欧洲帝国激烈的竞争导致在重商主义策略下更多追求殖民主义的垄断优势，那么到了19世纪，当英国在欧洲的劲敌法国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解体而消失，英国在全球商业贸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由此才开始推动一种“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发现欧洲崛起建构出以主权国家为内核、殖民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相结合的复杂面孔。 如果我们将新型帝国模式放在欧亚革命的空间历史背景下，就会发现这种帝国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采取主权国家体系(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大欧洲”，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起的庞大“殖民帝国”，通过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建立起的“非正式帝国”(世界一体系)的三角关系。这既是现代帝国体系内部的组织结构的三角关系，也是全球地缘政治所形成的历史空间的三角关系。如果我们将这种新型现代帝国的三角关系放在“欧亚革命”地缘政治大转型中，就会发现无论我们如何在“话语”中批评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我们都始终无法否定在“实践”中欧洲建构现代新型帝国并最终崛起的根本推动力无疑就在欧洲内部，即欧洲面临地缘政治压力并没有轻而易举地投降或被征服，而是面对“挑战”展开不屈不挠的生死搏斗。这种面对“挑战”所形成的“应战”恰恰是欧洲人所崇尚的“自由”精神所展现出来的野蛮性，并将这种面对压力进行反抗并始终主宰世界的野性上升为哲学上的“主人”精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文明对野蛮的驯化在西方人看来恰恰是对“自由”精神或“主人”精神的扼杀。在孟德斯鸠笔下，东方专制主义往往被形象地概括为“棍棒”统治，这尤其体现在家庭中父权的绝对权威中。因此，无论是寻找通往东方之路的全球大航海，还是欧洲国家内部的生死搏斗，都是作为外部条件刺激着欧洲迈向寻求力量主宰的“现代性”。 在这种现代帝国的三角关系中，能够将微小的主权国家组织与庞大的殖民帝国以及遍及全球的“非正式帝国”的复杂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现代性”所释放出的“力”：科学技术取代宗教迷信，无限增长的客观知识取代了稳定不变的信念知识，大规模分工取代自给自足，工业产品取代自然物产，抽象货币取代可见财富，法律(法治)取代道德(人治)，公民取代了臣民，民主取代了君主。正是凭借“现代性”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微小的欧洲国家可以对庞大的东方传统帝国构成“降维”打击。因此，“现代性”不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简单发展，而是不同维度上的革命性飞跃。小小的英伦三岛可以用新的方式建构起前所未有的帝国形态，它不需要像帖木儿那样试图用军事力量征服全球领土，却可以用贸易和金融力量将全球的资源和利润源源不断地汲取到伦敦。传统帝国所需的钱粮和贡品是有限的，而大英帝国榨取的财富是无限的。作为现代帝国的典范，大英帝国用英镑和工业品取代了蒙古人的铁骑，从而实现了帖木儿的梦想，建立起新的世界帝国。 五 作为帝国史专家，达尔文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帝国的帝国史”。虽然“帝国”是此书的关键词，可是我们看不到他对“帝国”概念本身的系统思考。可以说，他对“帝国”概念的理解始终处在欧亚大陆旧帝国的范畴中，将帝国与领土占领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他所理解的“世界帝国”仅仅是“帖木儿之死”背后的蒙古草原帝国，而没有看到大英帝国通过新的方式已经建构起新的“世界帝国”。当他试图将传统的“帝国”概念与“世界-体系”区分开来时，无疑陷人自相矛盾的境地，以至于他一方面将大英帝国看作“未终结的帝国”，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不能将其看作“帝国”，而应理解为变动不居的“世界-体系”。他认为欧亚大陆不能接受单一统一的世界帝国，但却没有看到欧亚大陆已经处在被互联网、美元、全球商业贸易建构起来作为“世界-体系”的世界帝国之中，只不过这个世界帝国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是美利坚帝国。 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这是一种新型的“世界帝国”，而不愿采用达尔文的“世界-体系”或国际政治理论中惯用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在于后者基于主权国家理论的“国际关系”思考遮蔽了西方霸权的帝国实质，尤其是基于后现代理论的“新帝国史”叙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至于今天基于主权国家概念思考下的“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这些概念实际上非常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自以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而忽略了西方现代帝国的三副面孔，忽略美国乃是比大英帝国更为复杂的世界帝国体系。首先美国在其领土内就是一个帝国体系，其次拥有“五眼联盟”的帝国核心层，接着就是欧洲、东亚和中东等军事支配体制等以盟国面目出现的附庸国体系，此外就是作为后院经营的拉丁美洲，当然还有其他依赖互联网、金融和贸易控制的“世界-体系”。因此，中美关系的实质乃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主权国家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或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而是中国如何面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问题。最近几年全球舆论关注的“中美脱钩”的实质就是美国试图把中国开除出“世界帝国体系”，因此，今天中美斗争不仅关乎两国命运，而且关乎世界秩序的未来，即全世界都臣服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还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平等的国际关系？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建构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帝国时，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恰恰致力于缔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今天，中美竞争的根本依然是围绕这两种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展开的斗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随着现代海洋帝国的崛起，尤其是太空、互联网空间的兴起，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理优势逐渐在丧失，走领土兼并的大陆帝国道路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帖木儿之后，从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一直到苏联帝国，每一次大陆帝国的崛起都试图走蒙古帝国老路，结果都被海洋帝国所打败。大陆帝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断重复帖木儿的悲剧，领土兼并的企图导致其他大陆国家因恐惧而加入海洋世界的阵营，最终被海洋帝国打败。苏联曾经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但恰恰是苏联的领土扩张战略将西欧推到美国的世界帝国体系中，而中国也不得不与苏联分道扬镳，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为冷战结束的地缘政治起源。 在这个意义上，《帖木儿之死》这部书虽然是脱离欧盟的英国人写的，却应当成为欧亚大陆所有政治家的案头书，从帖木儿以来试图建立世界帝国的悲剧中总结经验教训，即欧亚大陆的国家必须放弃领土兼并的老路，走一条相互交流、相互配合的合作共赢的新路，而这也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道路。唯有如此，世界历史的重心才能重返欧亚大陆，重返东方世界。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放弃传统大陆国家的战略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观念，持续不断地面向海洋世界来拥抱全球。兼具大陆和海洋两种独特地缘政治特征和两种政治文化品格必然要求中国同时推动大陆世界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双循环，在欧亚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之间维持平衡，由此来构建新型世界秩序。 然而，“欧亚革命”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人类历史从传统迈向现代的产物，是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法律革命、政治革命、军事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相互激荡的产物，这些革命最终推动人类通过知识来把握宇宙、世界和自身。人类从分散在地球不同地方的区域性帝国最终迈向世界帝国恰恰意味着人类拥有了组织并驾驭整个世界的知识和能力，而这种知识和能力的持续增长也会推动人类在未来驾驭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英美主导的世界帝国乃是西方几百年来知识、经验和智慧累积的结果，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西方现代知识所创造的世界中。中国崛起无疑得益于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地主动学习西方创造的现代知识，我们唯有具有在知识上把握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的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推动持续不断的知识创新，才有可能将中国崛起转化为对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这部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的著作无疑是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