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读后感摘抄
《中国环境史》是一本由[美]马立博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7.00，页数：5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环境史》精选点评：
●目前还是没看到很好的中国环境史通史。
●关于中国环境的通史，是长时间段的叙事，有不少收获。主要集中于中原、南方长江流域、淮海流域、更南方的那些曾经的边陲之地。但由于接触此类信息太少，对于本书的一些分析以及结论不太有把握。不过此视角是一个分析历史的非常好的，以前也多有遗漏的地方。
●图片不清晰显得不够专业。一个外国人把中国的地理气候研究的这么详细。我理解的环境与本书的环境出入太大，这里的环境真的就是地理与气候。
●一部从远古到现代的外国人写的中国环境同事，最大感觉就是频繁提到的农业开发导致生态单一化和对少数族裔的驱逐。
●作为一本通史，很精彩。从来就没有什么天人合一，只有国在山河破
●原书三星，译者前言和序加一星。
●看完了，断断续续几个星期。
●可以叫《森林的退却：中国环境史》，与伊懋可的《大象的隐退：一部中国环境史》做个呼应，当然我更喜欢这本书。1.作者认为中国一直在无止境的消耗自然资源，直到本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一定的极限，又影响着全球其他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是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2.1949后的部分，虽然夹带着西方对共，对集权制度的传统偏见，但又不失旁观者的明晰，整体优于前面几章的内容；
●译者前言真是太多早年常见、晚近罕见的意识形态话语。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一)：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一、环境史的依据
笼统说，环境史主要处理人类活动下人类环境的变迁，包括大气、土地、生物多样性等。具体地讲，主要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能量交换模式，比如，地球上的能量来源于太阳，而太阳通过森林将能量传递给多样性的生物，在燃烧木材的过程中，能量又提供给人类的工程......
史前到现代，人类在砍伐森林的过程中进行拓殖，农田代替了森林，能量传递的平衡遭到破坏。
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也可以看成是以森林退步、人类进步为核心而展开的对中国环境史的考察。
二、森林退步的几种情况
其中的原因除了提供粮食以支持帝国的需求外，还是政府扩大税基、遏制贵族的手段。
2. 帝国的大型工程，比如修长城，修宫殿，水利工程等。
3. 砍伐林木作为燃料。比如炼铁炼青铜。
三、森林退步造成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在哪一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
1. 生物多样性减少
2. 水土流失，进而引起洪涝灾害，北方土壤盐碱化。
3. 干旱尤其持续干旱年份耕地不产出的时候没有退路，没有备用的食物来源。
4. 灾荒导致社会动乱。
四、中国历史上耕地肥力的良性循环
宋代开垦的农田直至二十世纪还在耕作，并且年复一年并不休耕，其中肥力的良性循环引起了西方学者关注，甚至惊叹。
比如夜土回收、桑基鱼塘等等。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量使用化肥下，土地肥力循环不再。
五、观念和文化
中国有一些天人合一的思想，儒道释珍惜生命的思想。在环境和生态危机年代中，各朝官员也对开发自然有一些争论。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历史还是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为主的。这种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延续。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二)：从多元生态走向单一的农业生态——中国数千年环境的大走向？
作为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环境通史，马立博可谓开风气之先，殊为不易地在三百多页的篇幅中勾勒出数千年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即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全书分为八个章节，按照不同的时段展开对中国环境史的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高度强调了生态环境的单一化和环保思想影响的微乎其微。概言之，中国出现很早的节制自然开发的思想并未能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警醒的。
在全书的一开篇作者首先强调了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并指出早在数千年前的商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便已经通过清楚森林的方式来获取农田耕作，有时他们甚至会因为争夺耕地或到他国种地而与邻邦异族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当然商代末期气候异常变冷极有可能导致商人的衰落和周人的扩张。
全书的时间断限是越往后越短，在近代的中国环境退化的描述中，作者特别强调了数千年农业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单一性的问题。这种忧虑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系统回顾与梳理后的深刻忧思与批判反思。很有趣的是以往在近代历史的书写当中较少涉及中国自身对世界环境史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但作者通过全球史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18-19世纪的中外生态画卷。
在作者举例论证的檀香贸易中，正是中国上流阶层的需要促使欧美商人大肆开发太平洋群岛上的香料资源，破坏了岛屿上的森林植被。与之类似的还有毛皮贸易和因鸦片贸易所引发的全球性腺鼠疫的传播及大爆发。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之下回看当时的环境变化，外国力量对中国自然生态资源的榨取事实上也恶化了中国的整体环境，环境的普遍性危机恰好伴随着社会大危机的 爆发，这值得当代史家进一步思考背后的作用机制。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三)：大运河——来自《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最近读《中国环境史》，相当于从人与环境之关系的视角，将中国历史重新体验了一遍。果然，换一个框架，感受就会有所不同。还有，此书作者是西方学者，材料来源也主要是英文文献，写出来的东西确实与此前我本人保留的印象不太一样。以下以大运河为例，全文抄自该书，但因为原来的中译有些疙瘩，我下手对文字做了一点调整，并将全文分为三个小部分。
一
隋文帝一开始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宏大的视野，想通过一条内陆运河把中国的北方和南方连接起来。他一开始只是对汉朝时的一条老运河做了整修，大约一百英里，目的是将位于渭河边上的都城与黄河联系起来，以获得华北平原的粮食供应。605年，他的儿子开始了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往南继续延长运河，把从黄河直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杭州之间所有的水系都连接起来。他还修建了一条东北方向的渠道，西起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终于今天的北京。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并将首都选在大都，之后改变了大运河的流向。他们放弃运河通往长安和洛阳的部分，另行选定了一条向北直接穿过山东省的路线。其间他们解决了在修建这样一条绵延千余里的运河所出现的众多工程问题，其中包括两次超过100英尺的水位抬升。正如李约瑟所述：“这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当人们意识到它连接的是世界两条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黄河），而其中一条还是最为多变的河流（黄河）时，便更能体会到它的惊人之处。”
二
大运河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了大运河以及其他天然水路的连接，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可以开发取用全国的自然和农业资源。除此之外，四川盆地与长安之间早在汉朝时就已通过陆路联系在一起，还有灵渠，穿过遥远的南岭山脉，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通过湘江与漓江联系了起来。另一个连接长江流域和南方的陆路通道建于8世纪中期，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在南岭中开凿了一条通道，将赣江的源头和直通广州的北江联系了起来。
“运河还有政治上的功能，”按照芮沃寿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在经历长时间分裂后刚刚通过武力实现统一，新任君主有能力将财富和威严运达全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尤其是可以通过船只将兵丁和辎重运往可能反叛地区，这种能力特别重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将运河系统扩展至杭州，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使其从一个开发性前沿基地变成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
尽管新的运河系统很重要，但隋及隋以后各朝也都没有放弃早期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陆路系统。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运河建造者还沿河修建了多条道路。这两个系统的用途各不相同，陆路主要用于帝国的邮政和其他通讯往来，水路则主要用于商贸和大宗物资运输，其中尤其是稻米，从产地长江三角洲向北运往隋、唐和宋的首都。粮食等大宗货物如果用陆路运输，即使是车拉而非人扛，也会因为成本过高而变得非常昂贵。水路虽然不至于极度便宜，但在19世纪铁路出现之前，这是唯一可以将大量谷物从产地长距离运往另—个地区的可行方法。
至此，大部分的河流都能直通下游的城市和港口，上游农民可以种粮，运往下游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带，然后再从这里的市场上购买盐等制成品或生活必需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整个南方水网体系的开发历经了数个世纪，一套需要多项（并非预先设计好的）重大变革配合的综合市场体系的形成也直到唐代中期才得以完成。但是,如果没有7世纪早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修建大运河建立起来的水网运输体系，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三
为了修建和维护大运河，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平原的环境，从那时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既从中受益同时也会遭罪。为保持运河的水量，不让河水排入北部的黄河或南部的淮河和长江，只有水闸和堰坝的阻隔（然后再通过机械装置让运粮船只越过或穿过这些阻碍）还不够，人们还要对向西流入山东半岛的小溪和河流实施重新定向和阻流，以保证这些水都进人运河。黄河及其支流带来的泥沙也会沉积在运河里，因此需要定期清淤。运河与几条主干河流的交叉口都需要密集的维护，这要求人们对水文知识有深入的了解。
由于大运河对于向北方的军队和朝廷运粮至关重要，因此直到19世纪晚期之前，它都是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战略通道，需要投入大量能源物资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行。一旦投入和维护不到位，这个设计先进的水利系统就可能会崩溃，并给华北平原带来灾难性的洪水。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四)：抄书记之二：长安城
古都长安城我们都知道，但在外国人眼中的古都长安是什么样子？放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视角下古都长安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再抄一次，来自《中国环境史》，不一定赞同（事实上我将原文最后的两段删掉了，感觉有些太扯了）。还有，就着原来的中译，我还是把文字顺了一下。
一
长安最早由汉初帝王修建（约公元前200年），与秦始皇所建的都城咸阳隔渭河相望。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是中国早期政权的中心，选址于此有战略上的考虑。这里南有山脉、北有丘陵，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碗状盆地，东面是海拔低了数百英尺的黄河平原，其间通过两座关隘相连。渭河流域土地肥沃，北边黄土覆盖的丘陵地带很容易开垦，这些都为秦、汉两朝提供了农业基础。往西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沙漠和绿洲，也就是说，长安还扼守着境外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
317年遭匈奴人破坏之后，长安在之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趋于衰落，直到隋朝建立并再次选择它作为都城。但隋文帝并没有在原址上重建长安城，而是在旧城旁边建造了一座新城。
二
新的长安城规模宏伟——东西长近6英里，南北超过5英里，全部由夯土城墙围绕。在城墙里面，文帝的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网格状的城市，有南北向大道11条，东西向14条，南北向主干道宽达482英尺，东西向的也超过200英尺（与之相比，纽约第五大道仅宽100英尺），街道两侧都植有树木，并设计有排水沟。
网格中建有坐北朝南的皇宫和政府办公区，东城和西城设有两个大型集市，此外还有彼此相邻的106个坊，供城内居民居住。隋文帝迁入长安城时，这座城市仍在建设当中，他想了各种办法增加新城的人口，要求他的儿子以及其他显贵们将自己的宅第建在这里，还捐建了多座佛教寺院。尽管如此，这座巨大城市里的很多地方仍然是空着的。长安一直要等到唐朝时才迎来它真正的繁华景象，它的兴盛期是在8世纪。
到了唐朝，长安31平方英里的城区仍未填满，但它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居人口规模——约100万。西市是一处文化多元的喧闹集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通过丝路贸易输入的商品，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与西市主要满足平民需求和小商人利益相比，东市则是一个更为安静的所在，吸引的都是富户大贾。长安城里有将近100座寺院，南城还有一处“美轮美奂”的水上园林。皇帝居住的大明宫则从城内迁出，安置于城北一直延伸到渭河的巨大的皇家猎苑里。
对于长安及其居民来说，9世纪下半叶是灾难深重的时期。881年的黄巢起义攻陷了这座城市，很多建筑遭到破坏。进人10世纪之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和崩溃，长安也随之湮灭。唐代之后，宋朝将都城迁到了东边的开封，“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兵丁及闲杂人等偶尔会造访一下这座遗址，平民也会来这里砍下柳、槐、榆树当作柴火，1100年时一位好奇的来访者看到的是：“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
三
关于中国人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长安城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是一个宏大话题。不过，一般来说，城市——长安也不例外——代表了一种脱离自然环境的状态，是一种新型的、塑造出来的环境。通过城墙，长安城与周边乡野隔离开来，到夜晚连城门都要关闭。尽管中国北方的乡野已经是一片田园景色，也是一个很人性化的环境了，但长安城里的上百万居民则根本不用出城就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
所有生活必需品在城内都有供应，说明长安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消费中心。每天，百万居民所需的食品和燃料都会经由陆路或者连接城市与渭河、黄河（并由此与大运河相连）的运河送往城内的两个主要市场，然后在此存储、展示，最后售卖。有些食品和香料来自很远的地方——具有异国情调的南方或遥远的西域（今中亚）。
富人们在他们的宅第里建造花园，花园的池塘中养着鹅、鸭和鲤鱼，池边的树上是鹦鹉及一些会唱歌的鸟儿。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然、野趣”的花园，“里面还有奇石和古松，就像画中一样古朴”。园中遍植各种开花树木和灌木，其中倍受尊崇的是粉色或紫色的牡丹。牡丹花季在春天，一到这时，花市就会备好大量的扦插枝条。8世纪时有一段时间，拥有最美丽的牡丹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当时曾有人花钱上万来换得一枝牡丹。即使是一些公共花园，也是精心装扮的。
今天，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代表了一种在被迫与自然分离的城市生活中渴望存在于自然世界（即使不是完全的自然）里的心态，此外还代表一种潜在的态度，即自然过程是可以人工营造的，因此也能被控制。到唐朝这个时期，人们已不再惧怕自然，至少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自然更像是一种异域风情。
对自然的控制，或至少是圈占，最有力的表达就是皇家猎苑。
皇家狩猎传统可明确追溯到周朝，唐在长安城北建造的猎苑明显是以汉朝猎苑为蓝本的，而汉朝则继承自秦始皇。唐朝的这个版本相对较小，周长仅40英里，但里面却畜养着几乎所有可用于观赏和狩猎的动物——熊、虎、狐狸、鸭、鹅乃至大象和犀牛。狩猎有两个功能：为皇家节日餐桌增添肉食，展示帝王征服自然的能力，并以此昭告帝王脚下所有的臣民，“天子”是来统治“天下’的。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五)：“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环境史
拖拖拉拉好几个星期，看完这部中国环境史。我没有读过中国环境史的其他著作，因此难以评价此书的得与失，也无从判断这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在哪些地方超越了国人的单一视角、哪些方面则属于“隔靴搔痒”甚至纯粹是“想当然”。
以下第一部分是我对此书基本脉络的归纳，后面两部分是对该书最后一章中一些关键段落语句的摘编。
1. 定居农业——理解中国环境史的关键词
定居农业，是此书概述中国环境史的一个最关键词语。农业，主要指种植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拓殖、表现人类利用自然（以及征服自然）的主要方式；定居，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一个特定区域组成了一个社会结构，代表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社会特征。中国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以采伐森林扩大农业种植的历史，也是超越刀耕火种、游耕游牧狩猎等从而实施有组织的经济生产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农业、定居，这两个词缺一不可。
将森林变为耕地，以农业种植维持一定的人口；伴随农业生产力提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更多的人口需要进一步扩大农业种植，于是进一步采伐森林开拓耕地。这是作者为我们勾勒的中国环境史演进过程的基本逻辑。
当一定区域的资源被开发殆尽，或者受到外来力量的重大影响（入侵或者自然灾害），就会向外扩张/移植，于是“定居+农业”模式逐渐从原来存在的区域扩展到更大范围。
该书讲述的关于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故事就是据此思路结构的。
从空间上说：（1）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开始，扩展到华北平原的黄河流域，其中也包括横亘东北和遥远西部之间的欧亚大草原（第二章和第三章）；（2）向江南推进，包括位于中国中部和东部的长江流域、西部的四川盆地、南部的 南岭和珠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第四章）；（3）进一步推进到西南的高原和雨林，还有西部偏远地带的草原和沙漠（第五章）；最后是青藏高原（第七章）。
2. 关于中国环境史以及当前状况
中国的环境在过去一万年里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变化都是人类行为造成的。而且，直到最近，这些行为大多数都是为了扩大耕地以用于耕作。可以说，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了土地覆盖的显著变化，也把中国的自然山水生态转变成农业生态系统。
中国环境史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汉人与新的陌生的环境、地理和族群之间的邂逅。相遇的总体结果很清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谷物种植在中国政府行政和军事支持下，遍布全国各地。中华帝国的疆域面积在18世纪达于顶点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极富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赋予帝国以力量和适应能力，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利用这些资源。但不断拓殖也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并没有保护和维持这些丰富的生态系统，而是把它们变得越来越单一化。
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在于，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的、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非凡的可持续性。两千年前清理出来的耕地到现在仍然可以耕种，一千多年前排干的沼泽、湿地和田今天还在生产稻谷。直到最近几十年，化肥的加入延长了中国农田的生命，使能量平衡状态得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一次重要变革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主导整个新时代的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政策，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所以，1949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3. 将中国环境史放到世界环境史之中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悠久、连续而且由一种语言文字记录的历史。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丰富和广袤的生态系统；
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将自己的水利系统重新整合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内河航运体系，进而在这样长时间里促进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
没有任何其他地区能够像中国这样让土壤连续几千年仍然保持着生产力；
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民曾经拥有过如此漫长的传染病历史经验，不仅适应了这些病菌，还将其带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说18、19世纪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没有工业化突破情况下的未来将会怎样，那么，21世纪初的中国则很可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化在未来将会如何继续变革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日益失去其恢复弹性。土地、空气和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留给中国试错的机会则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