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经典读后感有感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是一本由赵鼎新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一)：提前试读本
部分内容提前试读，包括自序、目录及“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儒法传统与中国崛起”“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等若干篇文章。回应李约瑟难题，探究中西历史发展分流之谜。http://vdisk.weibo.com/s/tSLlPNeBWP1g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二)：简单介绍这本书
作为一本论文集，书的内容很零碎，但思路还是很清楚的。作者通过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手法，从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地理人口等角度对李约瑟之问作出了回答，并通过对韦伯的理论的辩护批评了加州学派历史研究的错误和不足。书中作者还对儒法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做出了很清晰的论述。此外书中还对一些历史社会学学者的研究作出了论述并对其错误给以批评（作者真的好喜欢批评别人啊）。算是了解历史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很好的书籍。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三)：别被标题忽悠
本以为是赵老师那本即将问世的文明比较巨著的中文前沿版，没想到却是本以前论文的合辑本。浙大出版社这标题忽悠人忽悠的可以。出版商宣传中所谓的对“李约瑟难题”的新解释也不过是赵老师一贯对于加州学派的批判观点。书中的大体内容在他那本《东周战争》里体现的更透彻。尤其是第一篇文章，个人觉着是那本书出版前的一个创作提纲。另外吹毛求疵一下，这篇文章里还有个小问题，文中在论述宋代发达的城市文明时提到了宋代城市娱乐业的高度发展，运用的案例是龙登高《临安娱乐市场分析》一文提到的说书艺人胡仲彬造反事件，文中认为胡仲彬造反的原因是元初禁娱政策迫使艺人们揭竿而起，然而原文《南村辍耕录》中表的却是胡仲彬颇具野心，招募“游食无籍之徒”私心造反。原文之意显然无法为赵老师的论述提供有力支持。算是略有二手文献检查不周的问题。
算是为《东周战争》没买上正版书而看了免费的pdf而补了个版费吧。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四)：方法论意识——格局
1. 对儒教的认识
1）现世的伦理体系而非超验宗教。国家为家庭的延伸。【8】
2）儒教与国家的紧密结合与体制垄断。【9】
3）政权与儒家精英的结盟保障了政权合法性。排斥军事权。【26】
2. 政教关系
1）中：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的耦合。
2）西：政教竞争，教权高于王权。
3. 万历跨越地方科层及与之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集团，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这使得明朝政权在税收问题上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个从科层制国家到寡头国家的转变。【57】
4.大一统的产生与维持
1）地理【84】
2）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僚制【86】
3）缺乏类威斯特法利亚的主权观念。【86】
4）缺乏民族主义【87】
5）官方儒学给予帝国精英同意的文化和认同感。类罗马。【90】
6）强国家传统的惯性。【91】
5.儒学对皇权的限制。古代中国缺乏现代技术的支撑以沦为深层的社会专制。【96】
6.气候对草原-农业文明的影响。【103-105】农业政体的组织结束优势——草原政体的军事技术优势。【107】
7. 论证错误：
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同样的函数值，意味着是同一个函数。【130】
8. “福柯、布迪厄之辈。”【p190】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五)：核心观点不多，但还算在理
2020第一篇书评，赵鼎新的《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不到20万字的小书，基本是几篇独立的文章和记者对赵的访谈，还有赵对彭慕兰等几位知名学者及其主要著作的评价。核心观点不多，大概是以下3点:
1.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经济如何发展都不可能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儒教是所有宗教里面对政府支持最好的，实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完美结合，形成了超稳定形态。这一结盟维持了中国二千年的稳定帝制，压制了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这在维护了中华帝国周而复始的稳定传承的同时也杜绝了其他权力格局形式的产生。
2.工业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并不是偶然，而是欧洲的四种权力无法达成平衡，不断斗争和合作的线性积累结果。罗马帝国之后的弱势国家传统，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后天主教会的衰落，独立城市和雇佣军，这几个因素长达几百年的争斗才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狂飙，然而对整个人类来说，工业资本主义不一定是“进步”。
3.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论点，对万历新政引起的苏州和武昌民变的截然不同走向的比较研究。同样是万历派太监到地方征税以求解决财政危机，同样引发了民变，但是苏州的民变几天就平息了，武昌的民变却蔓延了2年。背后的差别在于苏州的地方政府保留了较大的独立性，能够在民变发生后以较为中立且权威的身份来平息事端。而武昌的地方政府因为前期对万历新政的直接对抗而失去了独立性，变成太监税使的附庸，无力处理民变。赵得出的结论是中央直属或特派机构往往执行力更强，但是因其不用承担破坏地方政治经济生态的后果，往往会过度执行，再加上官员的贪腐，民变似乎不可避免。这时一个自主性较强的地方政府能够纠偏和补救。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六)：超越困境和超越的困境
这本书本来只是想在图书馆翻一翻，结果还是读完了。总体来说：1、货不对板（题）；2、学术批判性值得学习。
最后一章，赵鼎新对目前处于浮躁的中国学者的建议摘抄如下：
1、首先，做学问的真谛在于好奇、认真、执著和社会关怀，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把写一部传世著作作为学问目标会活得太累且过分自负。2、其次是要一步一步来。四十岁前的学者在书本阅读、学术视野、人生阅历、对各种方法的掌握以及笔力方面都需要提高。第一部作品就想写成传世名著在当今学界的可能性很小，而在中国则几乎不可能。因此把预期定得太高反而会欲速而不达。从发表常规文章开始，逐渐锻炼效果可能反而会更好。3、第三是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要对自己的性格弱点和学术短板有个深刻理解。做好学问如其说是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如说是要克服自己的短板。社会科学的学问最终体现的是自己的个性，而性格弱点则是个人学术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4、第四就是绝对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而且，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大多做不到，你一旦做到了还会给你带来许多困扰和误解。但是它却是把学问做深刻的关键。其文如是，方为一个治学者的基本态度，也应该是我等草民鉴别“学者”层次的标准。克罗齐所谓个人入世四个高度：终止于艺术家，实现美的价值；终止于思想家，实现真的价值；终止于政治经济家，实现用的价值；终止于道德家，实现善的价值，每一种价值必然带来现实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之间互相肯定有可共享滋养的成分，但也要注意学习工作实践中的区别。
可取的地方有：1、凡事应该初心，走多远和#志气#很有关系，且需要时刻反省纠错；2、方向定了，应该把她作为生活方式去履行，苦乐自知；3、自我成长，真正长进的地方是发现自己的弱点，提升弱项，而非强化强项。（这里的思辨很有意思，隔壁老王不是说凡事要发挥长项吗？）竞争作为即时对比，是发挥长项；但是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过程，是克服自己的弱项，因为所谓的强项，只是大脑基因功能的强表达，无意识中就被表达了。个人只要是不断刻苦练习的状态，只会越来越强，而弱项反而是需要意识主动参与的。
三思后行的地方有：#绝对的现实主义#。世界终归来说是个傻逼的世界，你和傻逼讲绝对，就把书给读死了！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七)：读书记录《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赵鼎新
本书为作者的文章和访谈合集，算是他的研究番外，许多内容在作者的主流研究中都有涵盖，如“儒法国家”“战争推动的工具理性”“当代革命和社会运动”等，确实可以算是作者研究的番外篇。
作者关切的还是一些让人着迷“大问题”，比如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发源于中国、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欧洲近代/东周时期战争与国家形态的关系等。总体而言，作者基本属于韦伯的解释脉络，着重指出中国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认为如果没有中国近代的西方入侵，中国本土无法孕育出“工业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产物，而会继续发展出亲和于自己社会、文化特色/模式的产物。因此，本书第一章题目即为《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从方法论上（作者认为，对中国内部巨大差异的强调无法反驳韦伯的东西方大块比较的有效性，作者用定量研究中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类比论证）和观点内容（如上所论）上“为韦伯辩护”。当然，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进化论的想法，没有将“工业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并进而将（传统）中国置于比（近代）西欧低等级的位置上。中国社会无法孕育出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代表中国社会落后于西欧社会，只是目前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而获得了更多话语权，但每个文明其实都有各自特有的地域/社会适应性。这么看来，作者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更像文化多元主义。
本书中，作者对韦伯论的维护与他对“加州学派”的批评同时展开。“加州学派”是围绕“工业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近代西欧而非其他地区”这一问题的一种解答范式，他们摒弃那些强调近代西欧社会所独有的亲和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特色元素（如自治的城市、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带来的契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开明宗教、多国系统和弱国家传统等）的论断——他们批评这些论断为“欧洲中心主义”，而认为18/19世纪西欧和其他地区（比如中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有可能孕育工业资本主义，只不过一些外部或偶发因素（如煤炭资源的发现、人口密度等）导致了大分流。其代表是彭慕兰《大分流》，认为19世纪英国和中国江南的社会、经济条件基本一致，英国之所以能走向工业资本主义，在于两个偶然要素：英格兰的煤矿接近工业发达地区、英格兰能获得海外殖民地大量资源。
赵鼎新老师批评“加州学派”在比较历史时只看到了表面的相似性，而无视其背后的完全不同的机制。而要理解这些机制则明显是亲韦伯的范式。更为关键的是，在作者笔下，加州学派对“大分流”问题的回答其实假定了如今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注定普遍性和必然性：不论西欧或其他地区，到了18世纪左右都有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潜力；换句话说，如果那些偶发因素发生在中国，那么中国也会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在加州学派这里，工业资本主义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至少我在读完赵鼎新老师本书对“加州学派”的解读后是这样的感知。在赵鼎新老师对加州学派的“翻译”下，号称坚持“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必须起源于西欧、其他文明也可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加州学派”反而成了认为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必然规律“欧洲中心论者”，甚至是一种社会进化论。这是很有趣的。
本书还探讨了很多驳杂的内容，包括对许田波、芬纳《统治史》、蒂利等人作品的评论等。无法统一在同一框架下论述。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八)：拿它当番外篇看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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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或许可以看成是赵鼎新11月将要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的副产品（或曰番外篇）。然则，早在2006年，赵鼎新关于中国先秦历史社会的社会学分析长文即以《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的名字出版，其后又因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每年夏天举行的讲习班等学术活动，已有两版书稿流入坊间，加之赵鼎新在回国的多次讲座中也反复申述了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所以学术界对赵鼎新“儒法国家”的提法并不陌生。但我们对于赵形成这一学术观点的思考缘起、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不甚明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一书就在这一层面上，有效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本书由15篇文章、访谈组成，基本都已在专业学刊上发表，涵盖了赵鼎新近年来关于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家问题的绝大部分思考。虽然编者根据文章的内容，将其命名为“中国历史的模式”和“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但读者完全可以将这两部分定义为1）以中国为背景的实证分析和2）以欧洲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方法论讨论。虽然看上去是两类话题，实则都是要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用西方历史社会学界的方法，来透视中国史的问题。所以，就算是在讨论中国历史，我们也能看到赵鼎新使用包括中世纪、基督教和自治性城邦等欧洲史的实例，来进行对比分析。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对加州学派的系统性批评，以及对包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塞缪尔•E•芬纳（Samuel E. Fine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学者关于国家战争问题观点的梳理。特别是在批评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对于与欧洲繁荣程度高度相似的中国在十八世纪为何未能迎来工业化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赵犀利地以中国与欧洲相似的繁荣程度背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来证明了前者的众多盲点，并对大分流的问题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基于历史上中国的社会思想形态的和超脱于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革命视作是正面进步这一意识形态的解答（当然近日彭慕兰也在媒体上做出了系统性地回应）。
当然，本书的缺憾也同样明显，限于原始发表刊物体例和字数的限制，以及演讲实录所存在的不准确性，赵鼎新关于很多大问题（如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未免过于粗疏，很多时候举证不乏“六经注我”的片面，而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缜密和对历史现象更为全面的考察。当然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治学风格所导致，尤其是中国唐代以前的史料，以社会学对研究样本的数量、代表性乃至质性材料的内容厚度来看，未免显得相对匮乏且真伪难辨，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如何进行合理地组织和阐释来“再造历史叙事”，就如同刀尖起舞，稍有不慎，整个立论的基础就会被打破。
在这个意义上，赵鼎新本书仍然非常明晰且坚实地为我们架构了一个以历史社会学去理解国家的理论框架，而更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权力与体制的探讨，或许我们只能在他的新书中寻找答案了。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九)：在比较中读懂中国
谈到现代化，我们常常底气不足，觉得现代化的到来意味着西方文明更加优秀。《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一书对此给出了独特的意见。
作者赵鼎新出生于1953年，年轻时候身陷于火热的“革命海洋”而看尽世态炎凉，目前任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是他关于“前现代中西方模式的比较”系列文章的结集，重点是通过前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比较，探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一直被当做负面意义上的研究出发点，批评韦伯的人说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了解得很不够。赵鼎新撰文为韦伯辩护。他认为，韦伯理论的一大价值是指明了儒家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性影响。儒家关心的是现世伦理而非预言未来，儒家文化统治地位的巩固表明它几乎是专为国家的需要而发挥作用的，儒家与国家的这种紧密结合与欧洲政教分离的传统完全不同。
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广受好评，赵鼎新则持有异议。彭慕兰说，18世纪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后来大分流，是因为英国充分利用了从新世界获取的大量资源和转嫁人口压力，而长江三角洲却没能走出传统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赵鼎新认为《大分流》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了数据类的技术分析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赵鼎新分析韦伯和彭慕兰著作的长处和不足，他本人的论点并不是两者简单的整合，而是进一步拓展、深化基础上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见解。本书分成“中国历史的模式”和“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两大部分，第二部分说欧洲、说西方，仍然是要回过头来说中国的。赵鼎新继续批驳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本书收录的赵鼎新的十几篇文章，论述或有侧重，但都是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的出现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与西方同时产生或者先于西方产生？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商人阶层的壮大这些现象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反复发生，但中国社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机制发展，即使有着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也没有自发产生出一个工业体系。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尚有除生产方式之外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赵鼎新为什么批驳彭慕兰而为韦伯辩护，并理解赵鼎新如何看待工业资本主义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赵鼎新说，工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断裂”，它并不值得夸耀，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给世界带来的一个现实。儒家是一种更具有持久性的文化，因为这一文化成功地约束了人们的欲望，使人类能够进行“理性地自我调节来适应世界”，而非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性地掌控世界”，到下个世纪，人类会抨击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重新拾起儒家文化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赵鼎新既进行了中西比较，同时深入挖掘中国历史，对宋朝的工商经济状况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还有明朝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汉两地民变的不同过程等实例，通过对比分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涉及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政府能力、阳儒阴法、战争对中西历史发展的作用程度，以及如何解读传统等重要课题。赵鼎新的意见有待商榷，他提供的并不是完成了的答案，而是范围广阔、内容深邃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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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十)：内容摘抄
背景有两个观点：第一，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第二，中国问题不能因军事和经济竞争不足就妄自菲薄，也不能因发展的好而洋洋得意。
中国历史的模式
《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中国文化崇尚和平：大多数时间和其他帝国相比；度过动荡期内敛自守；领土扩展不靠军事而是整编入侵。儒学不具有超验性，中国没有出现过“具有社会性影响的语言”，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更多因为现实伦理。儒教更多为国家需要而设立的。儒教的伦理（包括勤勉、持家、教育、守法）对于经济发展是具有积极性的。
彭木兰比较18世纪英格兰和长三角，经济繁荣人口昌盛。英国通过新世界获得了大量资源转嫁人口压力，从而朝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中国没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韦伯：比较对象是近代欧洲已经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政治与文化现象。中国历代掌权者都是文官，中国的文化不利于产生内生性的工业资本主义。就经济和技术而言（宋，活字印刷 ，火药，瓷器，经济鼎盛），理应实现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 韦伯界定了中国性质，作者：基督教的性质使其自居于政府之上，不时争斗。儒教给与国家权力，同时指出使用权力的正确方式，降低了形成暴政。儒教性质导致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共生关系。历代多次战争，揭示了儒家政权的弹性。
工业资本主义兴起需要经济发展，法律保护，秩序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需要政治为之提供平台。中国未像其他欧洲将法律和政治分离，商人缺乏抵抗国家权力的自主性。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万历明朝因战事不断、税收效率低下，军制败坏，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增加税收，派遣宦官。
苏州：历年征税，当地政府和宦官权责明晰，增税，民反，政府控制（苏州官员在军事和行政有很大的自主性）。逮捕税使安抚民心。
武昌：地方政府反对，上书，得到了“被迫辞职”，或依附税吏，降低了湖广当局在民众新中国威望。宦官收税前，地方政府鼓励民变。民变后的镇压（中央政府派遣），导致大规模民变。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一个国家要赢得战争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国家管理能力 大统一的维持：军事手段迫使周边部落效忠，地方自治；把孩子作为人质，加强控制；派遣官员直接控制。
都存在弊端。需要形成精英文化，对精英的认同感，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的不足。
《阳儒阴法，双面皇帝》
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儒学传统的国家，强权与帝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它们的结合形成的是一种帝国儒学：法家政治权利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合一。几千年来，在儒家温文尔雅表面的背后，则是法家残酷的屠戮和权力斗争。
儒学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符合政治权力树立了道德规范，法家为国家主义张目，共同构成了一个维护现存国家体制的关系网。法的效力通过政权表达出来，具有更直接的威慑力，一旦脱离法的监护，儒家会面临很多问题。在官僚体系中，皇帝需要儒学为其提供合法性，另以方面，皇帝通过一批精通儒学的学者来做官，这样就束缚住了自己的行为。
这也就是中世纪（欧洲国家权力和神学权力始终处于合作性斗争关系，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国家权力始终不能独大）列国战乱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中国东周战争后的结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
《文明竞争中的决定因素关系》
“ 农业政体” 和“ 草原 政体”, 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东北游牧群体,中国游牧族始终 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活力, 主要依靠三个结构性因素及相关机制: 气候条件、 双方领导者的视野, 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体和农业政体在地理、生产方式、 组织上的比较优势, 他们 相互学习模仿, 以及在竞争中同化。
儒教对中国的影响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受到冲击，1911辛亥革命粉碎了儒家政治体系，1919.54，20世纪前半期目标拯救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切手段和意识形态，直到1949中国共产党成立。
儒教主导多年的原因：国家权力赋予儒家的合法性；宋以后年代政权以儒教准则构建；儒教类似于一种教会组织教化作用。
影响：教育，文官统治，内向（强调治理，不重视入侵，外交政策温和而非强硬）
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有两个传统: 解释传统 和解读传统. 解读 传统 的目的 不在于寻求 事物 内在 的一种 逻辑 关系, 而在 理解 和 弄懂 一些 人类 活动 在 一定 文化 条件下 的 内在 含义 或 意义。 而解 释 传统 的 目的 则是 要 试图 寻找 一个 具体 事物 或 事件 中的 因果 联系。(PS：《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可以理解为解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