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迎接高潮的可能性
第一，高潮说的既有条件。首先是中国对于电影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基本稳定。生产发行、市场接受和新时代互联网的结合在既往难以想象。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电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制。我们当然还在不断吸纳、借鉴好莱坞电影，但是中国电影已经不太依赖于向欧洲艺术电影体制寻求认同，注定也不是那么紧迫地亦步亦趋于好莱坞电影。相反，中国电影有着自己的巨大市场，自身循序渐进，同时不断地改进的市场规则，创造着中国电影自身的规则和体制。重要的是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一样，正在不断地进行之中，自身调整，发现问题，迅速改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不断地纠错，但事实上是在不断地前进，中国电影逐渐展现出自主自立的体制。可资借鉴的东西还在，但是完全照搬和模仿的东西却似乎远离。许多评论，从悲观的角度看待中国电影，似乎是在不断地变动之中，或是资本抽离，或是税收引发的困难，或是在院线和互联网之间发生争端，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人们所看到的所谓电影界的配角，无论是希望互联网院线更多的照顾制片业，还是制片业本身对于资金的困惑，事实上都是一个迅疾发展并且迅速应对问题而得益于调整改造的一个中国现实的反映。
第二，高潮说的现实依据。中国电影越来越具备民族自尊心和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间的互动协调。在过去，人们很容易认同电影是一个单纯存在的艺术创作形式，因此单纯地谈论电影艺术，却事实上并不简单，而要依赖于学习仿效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电影技术的发展，适应国际电影节得奖的趋向，试图从国外电影在自身的不同国度，比如伊朗电影，印度电影等的发展现状去寻求学习。甚至于中国电影的IP不断被好莱坞拿去而发出各种疑问，但是行动力和中国电影自身的恒守心却明显不足。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国家对于电影产业的发展更加鼓励和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人进入主流创作并且取得出色成绩，已凝成一股无形力量，并且默认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和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有自身魔力的认识作为基础，减弱了关于电影是试图向社会发起挑战，并且以激愤的方式反映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国电影对现实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介入和更大宽容度，中国电影人对于时代，政治，社会和电影之间关系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并且由此去创造更为深入的作品，触发更为尖锐的问题所在，进而改造社会，凡此种种都成为中国电影自身自信心的表现。准确地说，中国政府予以电影更大的宽容度，电影人对于电影和现实、社会、政治密不可分关系的认知，大众对于电影表现现实生活和对作品期许度的提升，都使得中国电影呈现和以往不一样的景致。
第三，高潮说的国家背景。中国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变化越来越成熟，这就是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市场化改造之后的中国电影。从改变了主旋律某种程度上难免出现的政治教化的一种偏向，开始向主流电影转变作为一种约定俗成，外延扩大的主流电影，逐渐在大众政府意识形态、现实和艺术之间，相互融通，获得一种平衡。一直到2021年，新主流中国电影的呈现，加上了评论者们的更大程度倡导，使得中国电影某种程度上去除了概念上的斤斤计较，而更关注于具体的电影，在样式类型和表现内容上的关注，使得中国电影主流形态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主流价值观也成为人们认知中国电影不可缺少的一个时代印象。于是新主流电影逐渐成为无论是认知概念与否，都成为创作本身呈现的一种逐渐向后适度发展的电影现象，我们一般默认它在整体上是一种融通状态。2016年《湄公河行动》这部影片中，国家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对人民利益的关注，“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样的信号引发到中国主流的警察和国家形态的投射者，对于人民利益不遗余力的牺牲精神，折射的是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宏伟度，而不只是个人的英雄行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影片表现出的是商业形态和保护人民利益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无缝衔接，在艺术表现上不遗余力地制造惊险，体现了对西方类型片元素的借鉴，中国人的幽默机智和对残暴势力的搏斗。最终影片始终围绕着关于新的阶段，既可以满足中国人民内心所期望的国家捍卫自己，自己捍卫国家的家国情怀，又使得他们欣赏到以快节奏和跨地域的警匪新型战斗的场景。
第四，市场角度的基础确立。判断中国电影进入新的一个高潮时期，有两个指标是我们认识的前提：一个是关于市场化的程度。一个是关于学派认知的把控。关于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表现，很容易看到不同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时期是以计划经济作为标准的电影体制。在不断的震荡中，依赖的是一种开放的思想，学习语言的打破，对于既往的电影进入一种诚挚状态，而开拓了一种新的电影的发展动力。因此，那个时候三代电影人的确创造出中国电影的辉煌。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在初始阶段是创造力激增，而人民群众对于电影渴望的增强，因此，呼之欲出的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电影人，为中国电影注入一种新的生命力。多年的电影创作的威力爆发出来，再加上政府给予电影创作更大的鼓励性，因此才铸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
但是这一状况在逐渐遭遇瓶颈，人民群众希望的是更为广阔的、活跃的、娱乐化的电影需求，而市场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约束，导致了电影发展的停止。这在中国电影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显而易见，一方面人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增强，这就是主旋律电影。影片试图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也去照顾人们的娱乐要求。所以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要求是试图弥补这一缺陷。然而市场很快出现窘境，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不能得到更开阔、更广泛地满足，人们试图看到更大的世界多元化的时候，一种约束便无形中从体制的约束到创造力的受拘束，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电影的一种阻碍。直到21世纪的市场化改革才真正开始强力推进，我们看到了从大制作、大市场、大明星等来自于依循于西方世界的市场化的要求，使得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市场化改革。虽然改革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化的各种忧虑和矛盾，也聚焦于艺术电影的思路。而市场要求更大幅度地进行，这其中包括产业化的改革、资本的进入、投资回报的要求以及院线的发展。这一历经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变化，促使了市场化成为人们事业中首先被认可的对象，在认可之中去试图发展中国电影的新形态，它促使着多样的市场革新变化。一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的电影市场形成了自身的规模，从产量到影院的改造、银幕数量快速向西方世界的靠拢、创作作品的扩充等形成了中国电影的新局面。这一状态的事实的确是让中国电影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成为一个新的电影高潮，是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的高潮，而是为要进入市场经济的高潮做好了准备。
第五，高潮说的学派支撑。重要的标志是中国电影进入理论活跃的新时期。近年关于中国电影理论的论说相当活跃，包括中国电影学派和各种理论探讨的实施，对于中国电影进入成熟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起始到21世纪对民族化的零星探讨，再到面向好莱坞电影重压试图来创造相对应的，包括华莱坞、大电影和各种理论倡导的实施集中出现。这时酝酿已久而最为值得关注的理论出现，终于扩展到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倡导，成为中国电影发展一个显然的理论体系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国电影学派，而且包括电影工业美学、电影和游戏关系探讨的影游融合的理论论说、关于微影理论的认识，关于动漫的国漫运动倡导等。这其中，尤其是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和电影工业美学为主要标志的宏观民族电影理论学说、电影市场与技术审美关系的论说、跨越电影审美共同体学理探究的相关学术的倡导，昭示着中国电影在理论自觉的实践上进入积极主动的状态。自然，最为引人注目而凸显的显然是中国电影学派的倡导。普遍认为这个倡导不仅仅适应了这个时代要求对于中国电影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也依附于对中国电影的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同时，还晕染出围绕于此扩大人们的思想倾向对于中国电影的理论体系，包括动漫的理论体系，向好莱坞的技术学习的体系、对于中国电影的表演学派的底气、对于中国动画学派重新倡导的体系等等，整个学术理论界所呈现出的理论探讨，乃至于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的倡导，和更长远熏染到中国电影的评论学派的倡导等构成了中国电影在理论酝酿上开始向新的前进方向突进。
第六，高潮说的类型创造。中国电影在不断地创造自己的类型，对于创造性的宽容和对于内涵注重而不计较外在形态体现为中国电影敢于大胆呈现自主意识。最为典型的从表达主流形态的影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一直到拼盘式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中国化新型电影形态，成为中国人所认可的一种接受创造。如果说在此前，许多电影会被人们不由自主地拿去与西方电影来进行比照，去核定符不符合类型元素，是不是符合世界潮流等。那么对于纯粹中国样式创造的这类电影，除了一些批评疑惑意见和最初依循域外规则来抵触之外，人们更多的是按照独一无二的中国电影创造可能性去寻求的方式来看待接受和评论。我们固然觉得这类电影不会成为所有电影的唯一方式，但是我们又认为中国电影应该敢于不受拘束地探索各种形式。在理论上，人们可能还因循守旧，但是在实践上，中国电影的确正在走出自己的路径，未必我们一定觉得这条路就是将来的通衢大道，但是它所呈现的中国电影的创造自己内心上的一种自主意识，一直延续到包括《金刚川》这样的三个不同风格导演联袂创作，都使得中国电影呈现出自身更大自由度的创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