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将历史与人性反思含藏在节制的文字背后
杨绛在《隐身衣》中引用一个比喻，把社会视作“蛇阱”，蛇在其中压压挤挤，你死我活，为的是钻出头，享一时片刻的荣光。而她最想要的却是一件“隐身衣”，身处卑微，消失于人群，别人忽略了自己，自己恰好因此得到自由，又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就个人来说，杨绛潜心一志所完成的，就是她的写作，以及她的“修身锻炼”。杨绛认为，人的存在意义是自我完善。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她的写作也遵循着“修辞立其诚”的古训，修身与修辞相配，实现了人格理想与审美理想的统一。
审美与历史：
杨绛文学创作的价值
新京报：杨绛先生晚年以散文知名，成为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杨绛吸引你的地方主要在哪里？
吕约：选择研究对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研究动力会很充沛；还有一种是不管喜不喜欢都可以客观研究。我的选择是第一种，这样更愉快，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能解答我一直在思考的对20世纪以来“新文学”的审美期待问题，所以我的选择标准首先是审美价值。
杨绛的创作，大众所熟知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干校六记》为代表的作品。她用独特风格来表达个体生命经验，同时也表达了我们的集体经验、历史经验，把个性和共性结合得很好，所以她才能够达到文学表达的一种理想境界：既有高度的文学性，又始终向普通人敞开大门，实现了雅俗共赏的读者接受效果。
我选择杨绛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她历史价值。杨绛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同龄人，直到2016年去世，经历了中国20世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变迁，她的作品也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历史的见证和思考。
新京报：杨绛先生为什么能在晚年保持如此强大的写作能力？
吕约：这体现了她文学生命的坚韧和持久。坚韧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在支撑？文学生命的中断不仅发生在她一人身上，杨绛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特殊历史年代，她一直隐身蛰伏在那里，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为后来的创作做准备。我认为，这跟作家是否有一种统一的价值追求在背后做支撑有关。这个统一而持久的价值追求，既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理想，也包括“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精神和价值理性。杨绛对待自我跟世界的关系，对待社会历史，以及对待语言，都有统一的信念在背后做支撑。这也体现了儒家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自身境遇如何，杨绛一直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充满信念，这是杨绛、钱锺书这一代作家给我们的启示。
隐身与分身：
杨绛的人格与风格
新京报：关于杨绛先生其人，有一些较为流行的说法，比如“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生命从容，我心优雅”等。你对杨绛其人有怎样的整体性理解？
吕约：前面这句话出自钱锺书笔下，后面这句话就不知道出自哪儿了。网上经常见到鸡汤化了的杨绛语录，需要鉴别。关于杨绛其人，我认为首先是她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立姿态与“隐士”姿态。到了晚年，杨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仨》变成了文学畅销书，加上媒体的宣传，使她成了一个热点文化人物，甚至是文化偶像。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媒体和大众想象中的杨绛形象，与真实的杨绛之间到底是统一的，还是存在错位？热点里有没有盲点？
关于自己的身份，杨绛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个专业作家，在文集的序言里面她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她始终跟时代主流或者所谓主潮保持一定距离，但这并不表示她不关注现实，她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非常敏感，比如《我们仨》，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历史时间中的悲欢离合，就浓缩了大量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终极价值问题。但杨绛又始终跟时代的主流、甚至文坛主流保持一定的观察间距，身披“隐身衣”，这样一种文化姿态是跟她的人格心理密切相关的。用陈晓明老师的一句话说，“她身上既有古代中国的隐士风流，也有现代中国的启蒙意识”，这句话准确地抓住了她的人格特征。
对于自我跟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杨绛有深刻的体验和思考。比如在面对集体运动时，个人怎么样选择自己的立场？我们以《洗澡》为例，当外部世界要强力改变你的时候，你是随波逐流，还是洁身自好？洁身自好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这个价值选择里你要坚守的是什么，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她作品里的重要主题。我对她的解读中有个关键词就是“隐逸与分身：隐逸保真的精神风格”。隐逸的目的是什么？身披隐身衣就可以把自己隐身在芸芸众生里面，别人看不见你，你看得见别人，一方面把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可以自由地观察世界，获得了一种观察的自由和乐趣。
中国文化中一方面有英雄，要主动改变社会，实现“积极自由”。还有一种就是智者，类似庄子所说的“真人”。智者有超越世俗的人生智慧和历史智慧，和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但这又不代表消极无为，而是通过隐匿的方式来捍卫自我的真实和人格理想。“天下无道”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隐身”的方式保全自我，不仅仅是保全自我的肉身，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精神生命和精神自由。杨绛在《隐身衣》里提到“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致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最集中地体现了她隐逸的目的：保持自我的本真，不被外部世界所污染和改变，不扭曲自己的人格来随波逐流，在保持本真的过程中还要去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情。这就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个改变世界的英雄或救世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的使命是文化责任，她是一个用低调的姿态来实现精神自由的人。这也是非常中国式的文化智慧。
新京报：“隐身衣”可以被视为杨绛先生的一种人生观，另外书中还提到与此相关的词，就是“分身术”。如何理解“隐身”和“分身”的关系？
吕约：“分身术”是与“隐身衣”相对应的一个关键词。隐身不是无为，有所不为恰恰是为了有所为，所以需要“分身”，由一变多，打破“一”的局限。
举一个例子，在《丙午丁未纪事》中她写到自己在台上变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们批斗，被剃了阴阳头，还要戴个纸糊的高帽。身处这种境遇中，一般人都会感到痛苦羞辱，有的人还会选择自杀。杨绛说，这时候她的元神就像孙悟空一样跳出自己的肉体，在半空中观看自己这副丑怪模样。她通过灵魂和肉体的瞬间分离，把自我对象化，在黑暗中发出了笑声，这就是她的喜剧智慧在非常时刻的体现。这种方式就是分身术，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应急心理机制，也是超越现实局限的理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