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问题读后感摘抄
《哥白尼问题》是一本由罗伯特·S.韦斯特曼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8，页数：2020-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哥白尼问题》读后感(一)：旧时代的瓦解起源于思想原野上的星星之火
伽利略首次造访罗马20 年后，对他的审判戏剧性地将哥白尼问题从一个著名的替代传统天文学方案的行星秩序假说，转变成了一场遍及欧洲的大争论，而且这场争论还带上了引起分歧、导致分裂的忏悔和戒律意味。1633 年后，选择哥白尼主义者的身份无疑就是在天文学和自然哲学领域选择现代道路。对于当时的人、传统主义者以及现代人来说，它似乎是某个历史时期内的一场长久的激烈争论，而这个历史时期本身就存在着连绵不断的宗教冲突─当时，“科学革命”还没有成为变革的代名词，直到20 世纪科学史学家们才发明了这一词语。
《哥白尼问题》读后感(二)：《哥白尼问题》书评
尼古拉·哥白尼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引导者，其著作《天球运行论》更被视为科学革命的开端，但事实上，哥白尼本人及其著作都是保守的：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名虔诚的教士，教皇列奥十世（Leo X）曾邀请他修正历法，红衣主教舍恩伯格（Nikolaus von Schönberg）曾向他讨教历法问题；他的著作《天球运行论》推翻了地心说（注意，仅仅是“推翻”），提出了宇宙中心在太阳附近的假说（注意，仅仅是“假说”），但“日心说”的正确性在哥白尼那里从未获得过明确的科学论证。哥白尼拒绝当时占据主流的托勒密体系，因为他认为托勒密体系有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该体系的偏差尽管微小，然而这种微小偏差的累积却会导致儒略历极大的误差，因此，他尝试为行星的运动方式提供另一种数学表述，而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宇宙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仍旧维持着托勒密的思想。托勒密用了40个圆形轨道来排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哥白尼则用了48个；托勒密没有使用正圆来描绘天体的运动，哥白尼则沿用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正圆形的水晶球模型，就这两点而言，哥白尼的学说其实谈不上进步，严格来说甚至是某种倒退。在当时来说，他的颠覆之处在于：他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注意，他并没有明确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因此，可以说，他所遗留的问题比他所解决的问题更加重要。有人就认为，关键的不是哥白尼说了什么，关键的是他让他的同代人以及后来者说了什么（胡翌霖《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所谓“哥白尼革命”，这里的“革命”，我理解为认识论的转变。哥白尼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的领域，他所涉及的宇宙学问题不仅是天文学的焦点，也与物理学等紧密相关，而且历来是与伦理学捆绑在一起的。自哥白尼之后，传统宇宙学瓦解了，天界之不朽与正圆形天球之完美都被逐一击破，宇宙变得空旷浩渺，现代科学家们必须“重新建立人类理智的架构，重新定义和构成概念，发展一个新的接触实在的方法……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替换掉人类原有的许多构成常识的方法”（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伽利略和柏拉图》）。诚如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其《梦游者》中所言：“（哥白尼的）新哲学摧毁了中世纪平静安放于宇宙之中的不变社会结构及道德观念，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习俗风貌，似乎诞生了新的生物物种。”
《哥白尼问题》的作者罗伯特·S.韦斯特曼深受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历史的科学哲学”观的影响，不是局限于科学内部史的视角，而是将科学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最终呈现了内部史与外部史紧密结合的面貌。《哥白尼问题》一书准确细致地讲述了哥白尼时代诸多天文学概念与技术性细节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背景，是在“科学生活的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科学理论“实然”的发展与变化，并尝试说明这种发展与变化的动因，可以说是从具体的案例研究着手去做了“解剖”麻雀的工作。作者向读者揭示了，哥白尼《天球运行论》为何“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文本”（托马斯•库恩语），哥白尼体系作为旧有传统的巅峰与未来新传统的源泉，又是如何激发了他的同代以及后代天文学家在日心地动说的基础之上发展新理论，面临新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哥白尼的革命性，是他的同代人与后来者一点一点巩固的：经历了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天文学家的观察、阐释与论证，宇宙的真相才逐步揭开。在这个意义上看，哥白尼可谓是揭开真相第一层面纱的人。
文（云鹿）
《哥白尼问题》读后感(三)：宏伟的蓝图，摇晃的根基
1.哥白尼研究的两种路径
托马斯·库恩的《哥白尼革命》一书是研究哥白尼的经典著作，对哥白尼研究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库恩秉承柯瓦雷的思想史路径，对古希腊至牛顿时期的宇宙论衍变进行了纵向剖析，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史画卷。
哥白尼革命产生的原因是库恩试图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天体运行论》出版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托勒密的本轮-均轮行星体系在解释天体运行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随着观测精度的提高，托勒密体系不得不增加一个个小本轮进行调试，使得这个体系失去了其经济性，变得复杂笨重。库恩认为，哥白尼是典型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与新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他追求行星体系的和谐性，并崇尚太阳。 “和谐”是哥白尼进行宇宙体系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的讨论，也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论证依据。
从库恩的书中可以看到思想史路径是其采用的主要方法。但是，这种编史方法注重前后时代与之相关的思想脉络，而脱离了哥白尼生活的时代。另外，库恩主要是从理论天文学的角度对哥白尼革命进行考察，而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星占学。而后者在哥白尼的时代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影响。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韦斯特曼的《哥白尼问题》，采取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是如何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中生长出的。而且，韦斯特曼另辟蹊径，选择从星占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揭示了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
“可能空间（space of possibilities）”是这本书中的重点概念，它表现了一个时代下的知识分类，构成了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所在。韦斯特曼并未对其给出一个很好的明确定义，但为了构建哥白尼时代的“可能空间”，应该力图还原当时社会的各种条件，考察天学知识在特定地方和环境下的形成、可信度和意义。基于于十五、十六世纪的天学印刷文献、星的科学分类、时代风气、哥白尼的人际关系等，韦斯特曼考察了哥白尼的可能空间，并否定了库恩等人秉持的“哥白尼例外论”。在韦斯特曼的笔下，一个动荡不安的、占星术与预言文化盛行的时代被生动勾勒出来。韦斯特曼的想法是，在这种预言文化盛行的社会中，哥白尼不可能完全脱离星占术的影响。如果忽略这种社会文化，对哥白尼的研究就会不可避免地扭曲历史真相。
2.韦斯特曼的观点
韦斯特曼认为，1496年皮科·米兰多拉（Picodella Mirandola, 1463-1494）《驳占星预言》在博洛尼亚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部于皮科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中，皮科系统驳斥了占星术，认为它“动摇信仰、鼓吹迷信、宣扬偶像崇拜、招致不幸和悲剧”。皮科提出的最重要论据是，占星术引以为基础的天文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人为定义的，它们的边界是不清晰的，不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对此没有达成一致；回归年的长度也没有确定的数值；无法精确确定太阳进入某个星座的时间；对占星至关重要的行星秩序在托勒密体系里完全是不确定的，太阳、金星和水星离地球的远近，几乎是人言人殊。韦斯特曼认为，引发哥白尼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深层原因，是回应皮科的挑战。所谓“哥白尼问题”，就是通过重排行星序列（特别是太阳、水星和金星的秩序），回应皮科（基于对行星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对占星术的批判。
韦斯特曼注意到了哥白尼时代天文学与占星术的紧密联系。天学实践者将“星的科学”视为一个复合的整体，同时包括天文学与占星术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又可以分为理论与实践的不同领域。十五、十六世纪的天学作家承袭了托勒密在《四书》中对占星术的定义，认为它属于“推测性”“不能自证的”的学科，对能够推测行星位置的天文学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天文学，就没有占星术。二者是单向依赖关系。
韦斯特曼认为，托勒密在《四书》之中为每一颗行星赋予了与四元素相关的固定属性（冷热干湿），这些属性是由行星次序决定的。每颗行星的性质不随其周日升降或周年运行而改变，也不因为彼此交会或运行到不同宫位而变化。因此，韦斯特曼相信在托勒密心中，由行星次序决定的属性的优先性在行星彼此的角距离关系之上。然而，《至大论》与《四书》各自规定的行星顺序却不一致。无论是托勒密，还是阿拉伯天文学，都未对这两者的差异进行特别说明。但皮科意识到了行星次序的不统一，并以此作为攻击占星术的一个证据——如果作为星占学基础的天文学上的行星次序都不能确定，那么由此确定的行星性质及其影响力就失去了立足之本。这一条在皮科的《驳占星预言》中似乎并不起眼，但韦斯特曼将其特别拎出，联系其他线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韦斯特曼指出，哥白尼与皮科之间存在着潜在的联系。首先，哥白尼在写作《天体运行论》之前必定了解皮科的这本著作，而且看到了皮科针对天文学上行星次序不确定发动的攻击，因为在《天体运行论》行星序列部分专门提到了皮科的观点。其实，在15世纪末，哥白尼在博洛尼亚求学期间，便寄居在该城著名星占师诺瓦拉的家中，并且曾辅助诺瓦拉进行了天文观测，二者的关系应该不浅。而诺瓦拉与皮科之间则有着共同的朋友，也曾在皮科的《驳占星预言》发表之后，在年鉴中对针对其观点进行了辩驳。哥白尼有很大可能了解皮科的观点并且支持诺瓦拉。其次，哥白尼真正的弟子雷蒂库斯也曾言道：“如果我的老师关于天体现象的描述早点出现的话，皮科就不会再有机会再他的第八、九卷中质疑占星术与天文学了。”可能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之外的确曾从事过星占事业，毕竟一位同时代的学者曾在1535年评价哥白尼为“一位技术精湛的占星师”，而另一位学者则推荐使用哥白尼的理论编纂能为星占提供更好位置预测的星历。韦斯特曼承认，这些线索没有一条能够直接说明哥白尼与皮科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关系，但是它们作为旁证，组合起来却能够暗示这一点。
3.几点批判
应该承认，韦斯特曼似乎过分夸大了行星次序在占星术中的重要性。并没有文献表明行星次序的改变会导致行星的属性发生变化，这一点只是韦斯特曼个人的推论。Michael Shank认为，在星占预言中，行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如果哥白尼是因为占星术需要一个确定无疑的天文学基础才决定改变行星次序，那么改变之后的行星次序将会使韦斯特曼认为的“次序决定属性”的占星原则发生紊乱。试想，如果将太阳与地球的位置对调，那么地球不再位于同心圆的中心，其他行星以及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次序会随着地球的公转，而时常发生变化，从地球的视角来看次序将不复存在。而且，当地球变成一颗行星，它本身岂不也会具有与其他行星相似的“属性”？地球世界受到的最大影响将会来自地球本身，而非其他行星！
其次，韦斯特曼过于强调印刷术的影响，而忽视了早已存在的手抄本文化。韦斯特曼在梳理哥白尼对行星次序的接触与思考时说：“《至大论》直到1515年才出现印刷本，因此哥白尼最早接触天文学理论，应该开始于萨克洛博斯克的《天球论》和普尔巴赫的《行星新论》（可能是拉特多而特版本），时间不早于1482年。”（116页）并且他认为哥白尼在《墨丘利与博学女的婚姻》第一版印刷（1499）之后才读到了这本书（545页），从而了解“水星合进行……根本不饶地球运动，而是以更自由的运动绕太阳旋转”这个观点。事实上，手抄本的数量在15世纪同样是成指数型增长的，哥白尼辗转几个大学，完全有可能在印刷本出现之前读过大学图书馆藏的手抄本。
最后，韦斯特曼对原始材料也存在许多误读，并导致了一些错误的推论。这里举一个例子：由于对原始文献的误读，韦斯特曼从预言家皮特罗·波诺·阿沃加里奥（Pietro Buono Avogario）给费拉拉公爵埃尔克莱(Ercole)做的一次预言中得出结论，认为公爵拥有修订内容的权利，以确保预言书中关于统治者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措辞符合他的意愿。（153页）但是，原文的内容中拥有“修改天机”能力的应是上帝，而非公爵。阿沃加里奥并非是让公爵自己修改预言，而是在做免责声明：上帝是可以修改天命的，因此未来不一定与预言完全符合。
4.总结
韦斯特曼开辟了一个新的哥白尼研究视角，他的这本著作在广度上胜过托马斯·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弥补了其缺失的部分。他以社会学的视角，把哥白尼放回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还原了很多历史细节，书中许多论题也因此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但是，当韦斯特曼试图将诸多复杂的论题融会成为一体时，这个庞大的论题却显得根基不稳。尽管韦斯特曼认为这些背景证据足以说明问题，但是读者依旧不能完全消除心中的疑虑。哥白尼的问题，也将持久散发出神秘的魅力。
参考资料
1.（美）罗伯特·S.韦斯特曼著，霍文利、蔡玉斌译， 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7
2. Michael H. Shank. Made to Order. ISIS, 2014, 105: 167-176.
3. Robert S. Westman. Reply to Michael Shank. ISIS, 2014, 105: 177-184.
4.吴国盛. 迷人的哥白尼. 科学的历程. 2021.5.4
《哥白尼问题》读后感(四)：读《哥白尼问题》吴国盛
读《哥白尼问题》
吴国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于2020年7月寄赠来他们新出版的《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一书，希望我有机会写一篇书评推介一下。当时我在忙别的，没想到开学后教务更加繁忙一直拖到寒假，最近花了一个多星期读完这本大书。
其实我一收到这部一百万字、1258页、分上下两册的大部头著作，心情就是亦喜亦忧，读完之后亦是如此。
高兴的是，近几年国内出版界开始不断推出西方科学史的译著，甚至是大部头译著，这既是有利于提高全体中国人科学理解水平的善举，也是对科技史学科特别是西方科技史学科的极大支持。担忧的是，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科学史著作的译者多数没有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背景，一定会出错。2020年上半年，我惊喜的发现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英国科学史家戴维·伍顿的《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读完之后，果然发现里面有不少错误，尽管译者有较好的翻译经验，整体的翻译水平还是不错的。
这本《哥白尼问题》部头更大、专业性更强，我其实是很担心会有多少中国读者能够认真读完。西方的哥白尼研究人员众多，貌似一个小产业，学者讨论的问题具体细致，没有背景的中国读者往往会“莫名其妙”。这本书很有颠覆性，以此前哥白尼研究界广泛忽视的占星术为主要线索，通过原始文献的征引和分析，来重新讲述哥白尼的故事，一来涉及15至17世纪众多的天文学家/占星学家的生平和著述的细节，二来涉及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哥白尼研究者们的著作和观点，有较高的阅读难度。
中国的哥白尼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原著翻译和重要研究著作的翻译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加上这一本，目前哥白尼研究的重要译著一共有四本：
1， 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首版，2020年再版
2， 金格里奇《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王今、徐国强译，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3， 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4， 韦斯特曼《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霍文利、蔡玉斌译，朱孝远审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应该说直到库恩的哥白尼著作引进中国，有些基本术语才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斟酌。最重要的进展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卜天译本，把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天体运行论》改译成《天球运行论》。《哥白尼问题》的译者明显参考了张卜天和我的译本，这是令人欣慰的。
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哥白尼问题》是库恩那本《哥白尼革命》的更新换代版。由于原著篇幅过于庞大，我怀疑不少读者即使咬着牙读完了全书，还是不明白所谓“哥白尼问题”是个什么问题，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全书的大意。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柯瓦雷（Alexandre Koyre, 1892-1964）为代表的科学史家开创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纲领，把科学的历史看成是观念的演变史，而且把欧洲16、17世纪的科学巨变描绘成一场“科学革命”，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叙事模式。库恩虽然有把科学思想史向着科学社会史扩展的明确趋势，但某种意义上讲，他继承了科学思想史的纲领，而且巩固了“科学革命”叙事。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有一个整体的编史学转型，更加注重回到原始语境、更加反对辉格史观，把宏大叙事尽量消解到更微观更具体的社会运作之中。以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1986）为代表，把科学事实的确立和科学话语的构成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夏平在《科学革命》（1996）一书中，甚至彻底否定了“科学革命”的叙事方式，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革命”，有的只是渐进的、多维度的变化。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韦斯特曼（Robert Westman，1941-）的《哥白尼问题》是这种编史学在哥白尼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这部中文长达一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采纳人类学方法，深入调查从哥白尼到牛顿二百多年间数十位相关人物的著作、言论、社会关系和社交网络。首先，他认为理解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和接受，必须考虑占星术这一条线索。此前的哥白尼研究者们都或多或少忽视了占星术在15、16和17世纪的重要性，因而必然无法充分理解哥白尼的故事。
韦斯特曼认为，1496年皮科·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驳占星预言》在博洛尼亚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部于皮科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中，皮科系统驳斥了占星术，认为它“动摇信仰、鼓吹迷信、宣扬偶像崇拜、招致不幸和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科被占星家预言1494年会死，果然应验。）皮科提出的最重要论据是，占星术引以为基础的天文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人为定义的，它们的边界是不清晰的，不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对此没有达成一致；回归年的长度也没有确定的数值；无法精确确定太阳进入某个星座的时间；对占星至关重要的行星秩序在托勒密体系里完全是不确定的，太阳、金星和水星离地球的远近，几乎是人言人殊。韦斯特曼认为，引发哥白尼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深层原因，是回应皮科的挑战。所谓“哥白尼问题”，就是通过重排行星序列（特别是太阳、水星和金星的秩序），回应皮科（基于对行星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对占星术的批判。
韦斯特曼认为，20世纪的哥白尼叙事，包括库恩在内，都掩盖了占星术这条线索，都回避了这个所谓的“哥白尼问题”。可是，众所周知，在哥白尼的作品中从来没有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文字。此前的学者正因为此而断定哥白尼是那个年代拒绝占星术的一股清流。韦斯特曼认为，哥白尼之所以没有在《天球运行论》中谈及占星术，那是因为遵循自托勒密以来严格区分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写作传统。实际上，在博洛尼亚求学时期，通过诺瓦拉，哥白尼已经非常熟悉占星圈子的动向。哥白尼真正的学生和传人雷蒂库斯是相信并且从事占星术的，《天球运行论》书名中的“revolution”（运转）显示了与占星术的联系，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天文学作者将revolution概念与天球相结合”。
传统的哥白尼研究不仅忽视了占星术这条主线，而且把哥白尼的故事叙述得过于“辉格”。实际上，整个16世纪甚至17世纪都根本不存在“支持哥白尼”和“反对哥白尼”两军对垒的清晰阵营，甚至连“哥白尼学说”这种分类概念也没有（这个概念19世纪才出现）。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哥白尼革命”这种整体性的概念。在韦斯特曼看来，库恩没有注意到，他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实际上是高度异质的天学学者，既拥有不同的哲学理念、宗教信仰和占星传统，又要与王公贵族、教廷教会、大学等权力阶层进行复杂的互动和博弈。比如，同是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伽利略和开普勒之间就始终关系复杂微妙，有时相互支持，有时勾心斗角。再比如，17世纪并不是所有接受开普勒椭圆理论的人都接受地球运动理论。实际上，通过牛顿物理学的成功而被人们接受的日心说，已经既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也不是伽利略或开普勒的日心说。
何谓“哥白尼问题”？我理解，作者是把哥白尼为了回应皮科对占星术的严厉驳斥而重新制定行星模型、排定行星秩序，看成是哥白尼留给后人的一个问题。哥白尼之后形形色色的人，本着自己的不同旨趣回应或回避哥白尼的问题。经过250年的艰辛历程，直到牛顿的胜出，哥白尼随之胜出。
这本书的主题大体就是如此。简介到这里，欢迎不畏艰难、勇于啃硬骨头的读者去阅读原书。在注重史料和一手文献方面，作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大部头的哥白尼研究专著之后，我下面要说一说这个译本的问题。我想，我指出问题，只是表明我的确是严肃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希望下次重印重版的时候改正错误。发现的问题，也可能不是错误，供译者和出版社参考。
我当然没有一句句对照检查，只是在阅读译本过程中感觉特别不顺时，才查对一下原文。基本上，中文读不懂的地方，都是译文出了问题。如下发现的问题肯定只是一小部分：
1， 全书没有译者前言或后记，没有交代翻译起因，没有说明译者分工。这是令人遗憾的。
2， 令人吃惊的是，书中所有的脚注都没有翻译，直接把英文原文印出来。这就好像是一本书里居然有一章完全没有翻译，有点糊弄读者。这个应该是编辑的责任。或者是为了赶时间，来不及译了？
3， 6页倒1行，realist应译成“实在论的”，而不是“现实性的”
4， 13页倒1-3行，译文说第谷在1580年代已经捕捉到恒星视差这种现象，说伽利略1610年之后取得了更好的进展，这肯定是错的，因为恒星视差要到1838年才由白塞尔发现，第谷和伽利略都不可能发现恒星视差，应该是意识到恒星视差问题。查原文，此处的意思应该是：至于测量恒星视差或行星视差问题，在1580年代的第谷之前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人把握和理解，更乐观的说，要到1610年之后的伽利略（才正视这个问题）。
5， 18页倒6-7行，“反现实主义”应为“反实在论”
6， 19页倒1行，同上
7， 32页第2行，“向日历”应为“像日历”
8， 37页倒7行，“行为者”应为“行动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把ANT译成“行动者网络理论”，这里的agent一般译成“行动者”
9， 42页倒2行，族系相似性，一般译为“家庭相似性”，来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术语
10， 59页1行，Almagest一般译为“至大论”，Mathematical Syntaxis一般译“数学汇编”或“天文学大成”
11， 73页，表格也没有译成中文
12， 81页5行，virtue在本书中有时译成“功德”，有时译成“德性”，都不好，建议译成“效能”。699页2段最后一行也有此问题。
13， 91页倒3行，Hermes Trismegistus应译为“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而不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525页再次出现，不再多说。
14， 94页3行，revolution宜译成“运行”，以与中文标题相对应，或者译成“运转”，以加强这个词“转”的意思，同时又能连接到书名中的“运行”。290页第3段1行，译成“运行”，较好。
15， 178页倒4-5行，Robert Boyle宜译成“波意耳”或“波义耳”，而不是新创译名“博伊尔”，此译名后面如1041页、1082页还有多次出现，不再多说。
16， 270页9行，violent motion应译成“受迫运动”，而不是“剧烈运动”，这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概念，与“自然运动”（Natural motion）相对。这个错译在中文著作中非常常见，因为一般的英汉词典没有收录这个义项。
17， 331页2段倒3行，“来自西班牙马拉加”应译成“马拉盖”，此处原文是Marahga，在今伊朗境内，不知译者为何乱添加“来自西班牙”五字。马拉盖天文台建于1259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文台。
18， 387页6行，History of Animals宜译成“动物志”，此处history不是“历史”的意思
19， 398页倒1行，1451年，应为1541年
20， 421页第2段倒4行，4处分数漏掉。正确的是：土星冷（107又11/64，或者说19/4的立方数）而干（12又 1/4，或者是7/2的平方数）
21， 421页第2段倒1行，2处分数漏掉。正确的是：太阳年（365又1/4）和太阴年（354又1/4）
22， 449页6行，亚里士多德，漏了一个“德”字
23， 482页 2段3行、5行、6行，三次出现的“等分圆”原文是equant，应译为 “偏心匀速点”，本书之前多次出现都正确翻译，不知何故，从这里开始，这个词就开始译得乱七八糟。
24， 499页3段最后一句译得莫名其妙：“哥白尼的作品出版后隔了两代人（大约30年），对于无法比较的范例之间的根本转变，甚至是两种相对立的“宇宙学”之间明显的竞争，库恩的理解中并没有“哥白尼式天体运行”。为什么呢？”应该是：“哥白尼著作出版两代人（30年吧）之后，并没有库恩意义上的——不可通约的范式之间的激进转变，甚至两个敌对“宇宙论”之间的显著的争斗——“哥白尼革命”。为什么没有呢？”
25， 499页4段1行，“运行的概念”，应该是“革命的概念”，revolution在哥白尼研究的语境中是双关语，一方面是指天球的“转动”，另一方面是指“革命”
26， 520页图41注，Uraniborg通译“天堡”
27， 544页6行，“非等分”和“等分”，其实就是equantless和equant，应分别译成“无偏心匀速点的”和“偏心匀速点”
28， 547页1-2行，“他画的月亮天球的直径与金星的直径相等，并且与火星相切”，应译为“他画的月亮天球的直径与金星天球的直径相等，并且与火星天球相切”
29， 555页5行，“亚里士多德提出前提”，应为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前提”
30， 557页1段和2段，原文并没有分段。此类分段情况不少，未能一一查对。
31， 558页1行，“亚里士多德认为，上帝在天空中创造了一个特殊区域”有误，因为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提到上帝创世的思想。应为“罗斯林现在提出了一个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精致观点，即上帝在天空中创造了一个特殊区域”
32， 577页3-4行，“梅斯特林已出版的作品中对占星学的沉默态度使得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在反对历法方面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错误。应为“梅斯特林已出版的作品中对占星学的沉默态度，使得他处在一个与他在历法问题上著名的反对者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相近的立场。”
33， 583页倒2行，“这也时”，“这也是”
34， 590页倒2段，“《羽翼或阶梯》向前参考了哥白尼翻译的《完整表述》”，错误，应 为“《羽翼或阶梯》向前引用了转译哥白尼学说的《完整表述》”。《完整表述》不是哥白尼的作品，而是迪格斯转述哥白尼学说的作品。
35， 614页2段1行，“第谷对一位记者随口发表了评论”，应该是，“第谷对一位通信者随口发表了评论”，那时没有记者，correspondent是通信者
36， 619页倒6行，“天体的”，应为“天球的”
37， 627页2段6-7行，“而且众所周知，托勒密直到12世纪中期才开始撰写《行星假说》。”一看就错的。查原文，应该是：“而且我们今天知道，直到12世纪中期人们还不知道《行星假说》的作者是托勒密”
38， 645页1段2段原文并未分段，看起来原文换页的地方，中译本都做了转段。
39， 645页2段1行，“太阳与固定恒星”，应为“太阳与恒星”。恒星的本来就是固定的意思。646页1行也有同样问题。
40， 671页1-2行，“等径轨道模型”应为“同心本轮”，“等径模型”应为“偏心匀速点装置”而不是什么想当然的“轨道半径相等”。此句完全译错，不知所云。应为：“普雷托里乌斯的确呈现了哥白尼假说的一些优势，但是这涉及到人们熟悉的维滕堡风格，即用同心本轮模型来代替偏心匀速点装置，但让地球保持静止”
41， 689页1行，“梅斯特林对天文学不感兴趣”，应为“梅斯特林对占星术不感兴趣”
42， 696页倒1行和697页1行，“宇宙学”均应译成“宇宙志”，cosmography不是宇宙学
43， 704页2段5行，“运动的”，应为“运动”
44， 725页2段4行，“林奈”建议译成“林纳乌斯”，容易与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弄混
45， 743页1行，“开普勒采用柏拉图的等径模型”，错误，应为“开普勒采用托勒密的偏心匀速点”
46， 787页倒3行，“磁体能够在一定距离上发挥作用”，应为“磁体能够超距作用”
47， 836页倒5行，“伽利略直到1632年的《关于新星的对话》才公开批判洛伦齐尼”，应为“伽利略直到1632年著名的《对话》才公开批判洛伦齐尼”，这里的《对话》，当然是指“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新星”完全是译者瞎编的。
48， 898页倒10行，“托勒密等分体系”，应为“托勒密偏心匀速点体系”
49， 918页6行，“等分”，应为“偏心匀速点”
50， 922页2行，“克莱奥迈季斯”，其实就是托勒密的名，书末译名总表里，托勒密的名是译成“克劳迪厄斯”
51， 923页2行，“一般科学”应为“常规科学”，这是库恩科学哲学的术语
52， 937页倒5行，“萨格雷对此多有着浓厚”应为“萨格雷多对此有着浓厚”
53， 941页倒1行-942页1行，译者多此一举加了一个译者按，但却是错误的。伽利略信中说，恒星[没有望远镜就不可能观察到]。译者按说：这里伽利略错误地把行星认为是恒星。伽利略在望远镜下面看到的是木星的卫星，所以，他是错误地把木星卫星（不是行星）误以为是恒星。
54， 943页的旁码445应该是444，下一页的旁码444应该是445
55， 953页倒4-5行，译者再次加了一个错误的注，说“伽利略发现的实际上为行星或卫星，不完全是恒星，因而译成固定星”。实际上，伽利略望远镜除了发现可以运动的木星卫星外，其余发现的就都是恒星。他的望远镜不可能发现新行星。
56， 957页2段倒6行，译者加了一个注，说明伽利略发现的“四个新的行星”“实为卫星”，完全没有必要。倒5行本段最后一句：“这些新行星围绕着另一个像金星和水星一样的大星体运动，而其他已知的行星却总是围绕着太阳运动。”错误。应为“这些新行星围绕着另外非常大的星体运动，就像金星和水星以及也许还有其他已知行星那样绕太阳运动。”
57， 972页5行，“他反对道”，应改为“第谷反对道”。在目前的译文上下文里，这个“他”是指伽利略
58， 995页倒4行，“局部运动”应为“位置运动”，local motion不能译成“局部运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词汇。这个错译在中文著作中也非常常见，因为一般的英汉词典没有收录这个义项。1022页引文倒一行、1046页第2行也有此问题。不一一说。
59， 995页倒3行，“剧烈运动”应为 “受迫运动”
60， 997页中间标题，“事实上的见证”，应为“虚拟目击”，说的是1006页开普勒并没有亲眼看到伽利略的望远镜里的景象，但还是作了目击证人，是为“虚拟目击”（virtual witnessing）
61， 997页2段3行，“这些指责都没有跨越到支持哥白尼天体秩序理论的程度”，不明其意，应该是“任何反对者都没有超出这些谴责，而对哥白尼天体秩序的地位提出更广泛的主张”
62， 1009页11行，“天体假象，而非大气真实现象”，此处“而非”应为“但是”
63， 1010页旁码，473应为474
64， 1010页倒4行，“很不思议”，应为“很不可思议”
65， 1020页2段3行，“位伽利略”，应为“为伽利略”
66， 1027页2段3行，“罗马诺学院”，应为“罗马学院”，就是耶稣会设在罗马的学院。后面1029页1032页等几处都如此。
67， 1090页倒4行，“牛顿像复位时期的大部分学者一样”，应为“牛顿像复辟时期的大部分学者一样”，Restoration指英国王政复辟时期
我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不是挑剔译者。我深知学术翻译之不易，也对译者们在没有多大现实好处的情况下译出了如此大部头的哥白尼研究专著表示敬佩，提出问题只是为了改正和优化版本。总的来看，本书似乎前半部分（头两部分）译文质量较好，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译拉丁文，美仑美奂，颇有功底。后半部分毛病较多，低级错误较多。名词统一方面，编辑大概也要负一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