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归》读后感锦集
《历史的回归》是一本由珍妮弗·韦尔什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84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20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的回归》读后感(一)：历史并未终结，自由民主面临挑战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是“现代人小丛书”第一辑出版的12部作品中最“年轻”、离当下最近的一部，记录了加拿大国际关系领域专家、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保护责任事务特别顾问、现执教于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教授于2016年在“梅西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对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精辟分析。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历史的回归”是对主题的总体介绍，提出“历史的终结”“历史的回归”、现阶段历史回归的特点、民主的发展史及“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等重要概念。第二章“野蛮的回归”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和伊斯兰国（ISIS）的野蛮行径，分析这些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势力是如何无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原则，将平民生命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的。第三章“大逃亡的回归”对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追根溯源，并展示了欧洲大陆新树起的“隔离墙”。第四章“冷战的回归”讨论了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回归，及其独特的“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是如何通过复苏冷战的方式挑战西方的。第五章“不平等的回归”将目光转回西方自由民主社会，考察了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及其对公正价值的打击，指出这是对持续稳定和繁荣最为严峻的威胁。
从书名到主题，本书回应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一著名论述。1989年春天，福山为《国家利益》杂志写下《历史的终结？》一文，并于3年后发展成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大胆而乐观地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带来“历史的终结”。为避免误读，福山特意强调，走向终结的，并不是发生的具体事件，而是大写的“历史”：即把全人类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历史。一经发表，这一论述就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了各界持续地关注。近30年后，珍妮弗·韦尔什立足最新国际局势，从武装冲突、难民迁徙、地缘政治、不平等这四个不同层面对自由民主制度发起的挑战入手，再次审视这一论述，进而提出“历史回归”的观点。
“似乎每代人都有这样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
1989年，刚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的珍妮弗·韦尔什，满心欢喜地前往德国见证那个非凡的历史时刻：“当回家的时候，我带上了一块柏林墙的残片，上面绘有涂鸦。我不禁有一种身处历史中心的喜悦感。”在巨大的喜悦中，人们信心大振，进而开始相信“自由民主的胜利毫无疑问是意料之中的结论”。然而近30年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新世界”并非预期的图景：尽管民主政府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尊重人权和法治的要素已经出现了“供给不足”的态势，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下行的趋势，野蛮暴力、“不自由的民主”“民粹主义”等纷纷抬头，“这些现象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也给冷战的结束，以及‘历史的终结’理论所承诺的和平的未来打上了问号。”
托尼·朱特曾评价1989年以降的这段时期，西方世界将20世纪抛在身后，阔步迈进21世纪，用“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进展以及自由市场”这样一些半真半假的说法来自我安慰，人们“信心无限却反思不足”。书中，韦尔什也注意到，由于“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叙事过于宏大，它并没有很好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还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她担心如果一直被“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这样的预设所麻痹，继续乐观地以为当下的这些挑战最终并不会击溃我们，那么我们就无力来应对未知的冲击，以及业已显现衰落征兆的政治制度。这本书也是在引导我们重新阅读历史，重新审视自由民主，并从个人角度出发，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最好的政治制度”，追寻一个更好的未来。
《历史的回归》读后感(二)：《历史的回归》读书笔记
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历史的回归》这本书的作者珍妮弗·韦尔什聚焦于21世纪国际政治局势，提出当今的世界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仍然在经历各种战争、难民、不平等等等，并没有达到所谓历史的终结，反而是历史的回归。作者的初衷是好的，想必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会对当今的民主、战争、难民等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但个人感觉就书的质量而言，作者更多停留在呈现问题和呼吁的层面，有时间看看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几本书结合起来看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下面我会集中探讨文章中提出的几个议题。
p19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从定义来看是指人民做主，本书中作者否定了自由民主主义的绝对正确，并认为民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国脱欧的结果。我认同作者对民主负面影响的叙述。民主范畴下公民参政议政权利得到保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互联网传媒和群体心理的影响下，民主很多时候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自由和民主的议题在这次新馆疫情中有着很明显的体现，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治理还是在经济恢复上都能做到更好，然而在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很多民众宁愿冒着生命安全也毋宁失去自由，民主的基调也很难对崇尚自由的人们进行管控。当然新冠疫情防控背后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和国家的医学水平，经济实力等等，但政体和政体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影响着政府和公众的反应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回到标题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呢？我认为谈论任何政治体制都无法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民主制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主。民主的本质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从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参政议政权等等。民主的难点在于有的时候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或者无法保障人的恶所有权利，所以必须有取舍。
p28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从定义上来看，“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民主主义”则是强调“民主”是人民的统治。”
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强调应该由人民进行统治，但民主主义承认精英阶层在管理国家中的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民粹主义却有些危险，它认为统治的权利完全应该还给所有人民，容易滑落到集体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反而是反民主的，因为其常常伴随着否认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
p155怎么看待难民问题
难民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向由于战争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援手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资源是有限的，从完全设身处地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国引入大量难民导致本国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很少有人会同意。难民问题，从源头上出发，是由于战争和国内局势动荡导致的，最理想的情况下是国内局势平复难民能够回到国内。但现实并不很乐观。而其他国家之所以不愿意接受难民的原因在于，大部分难民教育水平一般，很难在新的国家再就业，需要新的国家持续不断的给予救助。因此，比较理想的方案是，有能力的国家一起分担难民问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可以通过培训难民实现再难民就业和融合以补充劳动力。
p101战争作为一种保护手段？
战争作为保护手段的言论就像持有枪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言论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既得privilege者的言论，持有枪支者的言论，和有能力发起战争者的言论。
p258经济不平等带来政治不平等现象
我赞同作者所说的经济不平等带来政治不平等的论证，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是机会不平等，接着是就业不平等，接着是认知上的不平等，最终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又会带来新的经济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当今阶层固化的本质原因。打破这种循环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在机会、就业和认知上达到相对公平。
《历史的回归》读后感(三)：书摘自存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
珍妮弗·韦尔什
31个笔记
◆ 引言
>> 历史不断重复，因为从一开始就没人吸取教训。
——无名氏
◆ 民主在国内外遇到的危机
>> 过去的10年中，如果以选举的真实性、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程度来评估，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质量都在经历持续的下降。(22)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政治推动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民主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到达了近25年以来的高点。专制政权公开嘲笑民主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体现。
>> 这一系列的发展说明，尽管民主政府——基于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一最基本的定义——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两个组成自由民主的关键要素——尊重人权和法治——已经供给不足。
>> “如果民主不能维护自由和法治”，他写道，结果就是“民主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 民粹主义崛起的最新表现是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的胜利
>> 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典型表现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 历史回归了，却又与以往有所不同
>> 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问题都得以解决，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类看上去就开始类似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人”：“限于自我陶醉中的消费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没有更大的渴望”(33) （或许在很多情况下，是去网上购物）。
>>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电话中，据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经说过，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普京确实是我们这个星球和这个世纪重要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和领土的重塑再次变成了“活生生的”范例。
>> 历史正在敲自由民主的门——通过不断扩散的暴力和贫穷的形式——并威胁从内部实施颠覆，所用的手段则是极端的不平等和愤怒的民粹主义政治
>> 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潜在的候选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的信用都已破产。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反对制度的社会
>> 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会传染。在观念层面，他确实可以宣称胜利。正如他在2014年时所写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的伊朗都对民主理念表示尊敬，即便他们在实践中践踏民主制度”。
>>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模糊地处理下去，被“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这样的假设所麻痹，以为当下的这些挑战或许最终并不会击溃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会“想要我们所想要的”，那么我们最终将无法做好准备，以应对未知的冲击，或是业已显现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号。
◆ 公然藐视人道主义法
>> 战争中对于“输家”缺少保护，因此正义不仅应该关注战争的原因，还有行为。
>> 在内战中是否还适用战争法倒是一个难题。事实上，国际上常规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的战争）的法律框架，以及非国际武装冲突（国家内战争）并不完全一样——尽管附加议定书已经做了进一步明确。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处置战俘的义务，而这在内战的语境下根本不存在。更宽泛地说，在内战的语境下，交战各方很难完全对等，以实现“共同克制”的要求。在非对称的情况下，更强的一方并不担心会因为滥用武力而受到报复。另一方面，比较弱的一方会认为应该动用各种非常手段，以击败强大的敌人，包括在本地民众间传播恐怖。
◆ 作为凶手的国家
>> “战争最基本的规则已经变得具有传染性，面临需要进一步重新阐释的风险，其应用也会变得模糊……当国家不尊重或是破坏国际人道主义以及人权法，包括将相关法律的解释进一步泛化，其他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也会将此作为破坏人道主义法的邀请。”
◆ 历史回归
>> 在这场双方都差不多残忍的游戏中，平民所遭受的苦难和饥饿，变成了冲突各方的战略目标和机制性的武器。简而言之，这不仅仅违背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就连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规范也被违背。
>> 这就是历史的样子，我们绝不能遗忘历史。这也是战争法试图阻止出现的。我们必须时常追问，到底是“其他”什么目标，足以支持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事实上，如果希望我们的自由民主模式能够在当代冲突变化的本质中存活，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追问。
◆ 新的欧洲隔离墙
>> 在国外推广民主的努力已经说明，身处危机中的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不可能通过移植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在一夜之间消除。这些国家的许多公民，生活在经济困难、法治薄弱，以及——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遭受政治暴力和冲突的压迫的环境之下。
◆ ……或是21世纪的安全威胁？
>> 这些民粹主义政党胜利的方式——动员民众对替罪羊（难民）的恐惧和不信任，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关闭边境）——正在侵蚀左右之间的传统意识形态分野，消灭了可能存在的中间地带。(36)这种恐惧政治将我们带回了更简单的过去，即（假设）民族国家更加平均和自给自足，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治议程，让“我们”置身于控制之下。
>> 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接收计划只接收妇女、家庭和男同性恋——因为这些群体相对而言危害更小，或者更容易受到迫害，比如男同性恋，这也是这一政策被认为极具侮辱性的原因之一。
◆ 冷战的回响
>> 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制度虽然开了个头，但从来没有真正起飞。伴随叶利钦总统生涯的，是腐败、犯罪和俄罗斯经济的真正崩溃。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90年代初的一半。所谓的寡头通过侵吞国有资产一夜暴富，普通的俄罗斯人则跌入贫困的深渊：通货膨胀泛滥，生活成本飞涨，国有税收体系薄弱，无力支持公共服务支出。医生和教师几个月拿不到薪水，许多人都对过去的苏联时代充满怀念。加拿大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著作《世纪大拍卖》（Sale of the Century）中写道，私有化导致的经济制度产生了“资本主义政治局”（capitalist politburo），并养活了“一小撮超级富豪”。(4)
◆ 终极地缘政治
>> 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却没有类似的思想意识形态碰撞，同样也不是“主义”或单一制度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今天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资本主义，其经济制度也与冷战时的管理型和中央计划型的经济制度相差甚远。俄罗斯也融入了西方经济，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石油及煤炭供应国之一。相反，这个时代更是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鼓吹的公开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法治，与俄罗斯的混合民主、寡头政治、以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换取的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模式，更为强调国家认同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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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这个时代更是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鼓吹的公开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法治，与俄罗斯的混合民主、寡头政治、以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换取的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模式，更为强调国家认同和宗教。
◆ 俄罗斯不自由的民主
>> 现在的普京一直在对反对党、媒体和对政权直言不讳的批评人士采取逐步的压制措施。他还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宣传机器，激起了部分俄罗斯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普京成功获得了俄罗斯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为何可以一直具有民主合法性？
>> 普京总统的俄罗斯联邦也通过收购独立媒体，控制其播出内容的方式，逐渐实现对俄罗斯国家媒体舆论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电视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超过90％的俄罗斯人看电视(41)），对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互联网的控制也越来越强。很多民主分析人士相信，普京治下的国家媒体已经变成宣传工具，而非强大的公民社会制度。
◆ 新俄罗斯主义的主权民主
>> 但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在言论自由、不受干扰和批评性媒体以及结社自由方面已经走上了鲜明的非自由道路。在《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一书中，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是“非自由民主”一词的发明者——解释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在西方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却不一定是相互联系的。在很多国家，对于自由的束缚可能反而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 不平等对于自由民主的挑战
>> 如果顶尖1％的人口掠夺了所有的收入增长，那么中产阶级就太过弱小，无法创造在历史上推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支出。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最终要依靠借贷——通常借贷规模超出其偿还能力，这也使经济波动加大，更容易遭受冲击
>> 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造成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分野。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将美国描述为“财阀专制”——一个富人统治的国家，而非民主国家。
◆ 政治意愿缺失
>> 今天的许多自由民主国家之中，似乎取代富人所青睐的财阀统治制度的替代品，是愤怒的民粹主义，这也反映了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沮丧情绪。如果机会平等遭到破坏，优秀的人不再能取得进步，政治影响力向富裕阶层倾斜，那些优秀的人不再一定是社会的净贡献者，那么公民就会开始与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疏远。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崛起，就从这种失望情绪中受益颇丰
>> 在未来的很多年，政治科学家和评论家们将会持续分析导致特朗普政治胜利的长期和短期原因。然而，这些分析的一个共同观点已经出现：他的民粹主义的成功，取决于他能够利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怨恨和恐惧的能力，而常规政治已经被证明是无法理解这些怨恨和恐惧的，更不用说去解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经历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失落厌恶”阶段，即对损失一定价值的担心，超过他们获得同样价值的收益的欣喜。经济学家指出，这一厌恶的根源，来自损失所带来的强烈心理痛苦
◆ 公正和自由民主
>> 深化经济不平等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侵蚀了个人相互尊重的能力，削弱社会凝聚力。
《历史的回归》读后感(四)：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不平等，是历史的讽刺剧吗？
作者：郑渝川，本文发表于“经略网刊”微信号。
20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哪怕相继发生过针对全球化的多次抗议，9·11事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混乱，很多人对于未来依然抱以乐观和期待。福山不仅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普世的同质化国家”概念，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各国发展的方向。
所谓的普世的、同质化的又具有合法性国家，显然被认为是美式或者说是西欧式的民主政体——依照某些大众专栏作家的观念，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由此推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和平。
▲报道“911事件”的报纸
但问题是，譬如俄罗斯、乌克兰、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等等，在政体结构上其实与美式、西欧式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些国家之间以及美国、欧洲国家，不仅会出现冲突甚至上演战争，而且强势者还会经常滥用自己的支配力量，对弱势一方实施制裁。虽然政治理论家、大众专栏作家热衷于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体制区别，但也不得不承认双方之间已经不存在诸如过去像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不再是“主义”、制度之争。
俄罗斯被认为建立起了一种所谓的混合民主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民众没有多大自由，或者说，民众愿意接受没有多大自由，却可以避免20世纪90年代寡头主导政治时期的那种自由泛滥却无法遏制通货膨胀和治安恶化的境况的“交换”，愿意以此换取俄罗斯作为大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行动能力的可能。
对俄罗斯发出批评的西方人，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观察家、理论家，提出过俄罗斯牺牲民主和自由，换来的是克里米亚危机、（美国指控的）叙利亚危机、（英国指控的）毒杀间谍危机，以及（爱沙尼亚等国指控的）网络黑客行动等违法操作。但问题是，如果说这些指控悉数属实，并可以作为对俄罗斯国家行为合法性的否认理据，而在上述领域涉入更深的国家，显然是美国……
加拿大研究员、欧洲大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珍妮弗·韦尔什在其所著的《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从四个不同方面探讨了导致当前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变得越来越震荡的问题及原因所在。
书中“冷战的回归”一章检视了俄罗斯近年来在西方语境中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叛逆性、进攻性的深层次原因。俄罗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转型，对于西方式道路不仅感到不耐烦，而且甚至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破灭其实已经发生于叶利钦时期，普京执掌的国家在国力上远逊于全盛时期的苏联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却依然在多个方面保持着对西方的挑战姿态。这更像是对19世纪俄国欧洲政策的干涉：因为对法国、普鲁士、英国、奥斯曼帝国甚至波兰都感到不放心，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频频主动启动干涉；21世纪初以来，俄罗斯更是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可以说除了中国及中亚几国以外，与之毗邻的其他国家多多少少或主动或被动的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遏制、孤立俄罗斯的圈子。这样糟糕的地缘政治状态，与俄罗斯的体制选择并没有直接关系——假定俄罗斯建立了高度类似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安全感将使得更趋于民粹、排外的领导人上台。
“野蛮的回归”一章讨论了近年来陷入恶化的中东局势，尤其是叙利亚问题。政治学家早已经注意到，中东地区，除以色列，选择共和政体的国家更可能成为美国的敌手或鼓励对象，而美国结盟对象更可能选择非共和政体、在意识形态上更倾保守的国家。而在击溃诸如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强权国家后，中东分散式的反叛势力、暴力极端分子借助于社交网络、国际金融体系（地下金融）、国际武器市场，重现了古代长时期存在的游牧式军事组织。并且，这类组织不同于古代游牧军事集团，更具暴力性（古代游牧集团诸如蒙古帝国，多以屠城为威慑，但而今的暴力极端分子采用惨无人道的杀戮手段，目的在于炫耀并利用社交网络散布，吸引在暴力电子游戏长大的更多人加入其中。也就是说，发生在21世纪的野蛮回归，接轨的是中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奴隶社会时期的暴力内核，外加先进的社交媒体、军事装备。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书中在谈到野蛮回归时，也提及了叙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在处理国内反叛、军事冲突中采用非常规军事手段的野蛮性。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这类行为确实得到了大国庇护——叙利亚官方的敌手，同样实施了类似的野蛮行为，并得到了大国庇护。
“大逃亡的回归”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移民潮，以及因此引发的争论、排斥。类似的现象曾经出现在一战爆发时，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的杀戮，引发比利时平民大逃亡，英国方面接纳了大量的难民。但难民在英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却是英国本土贫民无法企及的。类似的事情在最近几年又再现于欧洲——这种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吗？在所谓的保守主义人道者看来，本土居民的福利保障待遇较低，本身代表着政府在社会领域介入程度很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活力的象征，所以是可以容忍的“罪恶”；而同样还是这样一批人，却认为为难民提供良好援助是合理的。保守主义人道者的这种离奇逻辑，造成了西方国家所谓的保守右派阵营陷入撕裂，这一阵营中的许多人因而滑入极端排外的保守右翼。而在西方国家的所谓左翼，围绕着难民政策的争论也造成了阵营撕裂。
▲90年代的移民运动
这就顺带引出了“不平等的回归”。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已经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涓滴经济学（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的破产——这种经济学论点认为，减少政府经济干预，减少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不仅可以减轻富人负担，鼓励经济创新，而且也会压缩政府腐败的可能空间。受更快的经济增长，富人财富增多，所渗漏出来的财富果实，也会让穷人受益。
苹果、谷歌、微软、甲骨文等硅谷大企业将财富现金储备在海外，而华尔街投行、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领域的大企业则通过各种眼花缭乱的财务操作避免交税，共享经济的兴起更是标志着互联网经济巨头连最起码的雇佣福利保障也拒绝施舍给劳工。这种情况下，富人财富增多，根本不会出现什么渗漏，根本滴不出什么“水”。从这个意义讲，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贫富差距拉大的进程，是在向18、19世纪的“悲惨世界”的复归。
涓滴经济学，再加上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组合起来就是华盛顿共识，本质上就是通过科技创新，让财富归于资本和技术精英，并让创新带来的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等问题由多种承担；通过削弱政府监管和再分配，达到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控制力度增强；在国际领域，安全问题的持续存在不仅为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介入创造了口实，而且还带来了丰沛的武器交易需求，私人安保也成为利润丰厚的产业。
直白一点来说，背负着房贷沉重压力的白领，更可能接受各式各样的驯服，哪怕是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形式增强了剥削性；朝不保夕而不能寄望于社会保障的平民，还必须担心移民涌入抢了自己本已脆弱不堪的饭碗。“野蛮的回归”、“大逃亡的回归”、“冷战的回归”、“不平等的回归”就这样奇特的组合在了一起，在21世纪技术和文化的表皮的装扮下，将几百年前的国际和国家秩序重新呈现。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MjExNw==&mid=2657955456&idx=1&sn=0f3e70399f05608d10d4c252e2a97e0e&chksm=84dc46aab3abcfbc625c91b1f5cb69bfb008c97f8d0ec9dae3d7608b1462a262fdab2fcf3465&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5746652948&sharer_shareid=b8e930b7f6f6730d747198e18d0c4903&key=c22a71c41a785754fb6b9cfd4fe4c6d99d480d7e827b59da62ccbd148e78124769d11d60368ba0524a1d1d270ebaf8987e81764f5878d04fd512e58f47a72fabf9a4833d7ad111949cd4b14e7ada710d&ascene=1&uin=MzM0MDE4NDgw&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80079&lang=zh_CN&exportkey=AbY6hapvnHio8unZ5Xzp3b4%3D&pass_ticket=BdN%2BSHkrJIE8aKHhZ92KEHM7uPpF6oIL1sgF115F5avrh4XKl%2BhNhK1w8qPSYk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