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最后的日子

　　陈布雷，名训恩，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早年从事新闻业，曾在上海《天铎报》《时事新报》担任记者和主笔，积极宣传国民革命。1927年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看重他的才学人品，将其召至幕下。从此，陈布雷作为蒋的笔杆子，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幕府生涯。蒋的文告讲话，多出自陈的手笔。蒋对陈也非常器重，尊之为“先生”。在国民党人中，陈布雷是一个克己奉公、廉洁方正的人。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陈布雷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心为党为国的”，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情搞坏了。他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私下很少接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朋友说： “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陈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陈布雷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对于CC派，陈布雷坚决不参与其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以后，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渐渐疏远。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陈布雷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陈布雷退还聘书，对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钩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声誉，效尽犬马之劳。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时，陈布雷认为“民主建国”的目标即将实现，情绪极为乐观。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

　　但是1947年形势的变化却令陈布雷始料未及。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奉蒋之命，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对外颁布。此时，各界舆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和不满日益加剧，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维持国民党的声誉和地位。他认为《大公报》在王芸生的主持下，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人说：“我如果年轻10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

　　陈布雷的忠诚，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渊。

　　他主持宣传小组，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他指示把这笔经费存在几大银行，“如须开支，动用利息”。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他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涓滴为公”，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 “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美金、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没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上涨到17.5倍。

　　陈布雷用私人积蓄兑换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陈布雷周围工作人员的生活，连伙食费都付不出了，陈布雷只得先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垫伙食费，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而实际上再移作下个月的垫款，不足时，再由他垫付。陈布雷长叹一声：“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军事上连连失败，经济形势又是一片混乱，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失败的关键是丧失了民心。一方面是局势这样困难，而那些拥有特权的豪门却照样发横财，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

　　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后，大量难民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显得更加焦虑不安。他叹道： “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 “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仍然决心贯彻“戡乱”方针。他说：

　　自东北军事失利以来，谣言攻势的猛烈已达于极点。不但一般民众受了谣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认清国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发生动摇。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

　　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审时度势、深知内战打不下去而主张和谈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在陈布雷看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蒋介石还催他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一向提笔行云流水的陈布雷，这时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感到心力交瘁。

　　陈布雷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他为国民党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年，没想到国民党现在的威望已经扫地。他毕生忠于蒋介石，现在却形同路人，政见已无共同之处。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此时的陈布雷，反而从容了。他的副官陶永标记录了陈布雷最后的日子：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他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從容。上午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瞭望。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瞭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这天夜里，陈布雷在灯下，一连写了十一封遗书。其中两封是给蒋介石的。

　　蒋介石读了陈的遗书后，颇为伤感，为他写下了“古今完人”的匾额。

　　陈布雷之死是一个象征。当年北伐时，像他这样的一批立志救国的人投身国民革命，希望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曾为蒋介石政权尽心竭力，不辞辛苦。但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官僚在经济上的腐败，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经济的崩溃，军事的惨败，使陈布雷这样的人彻底绝望了。旧道德的束缚使他无法解脱，只能选择自杀的下策。唯一可以“安慰”的是，陈布雷的灵魂安宁了。他静静地躺在西湖边上，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后，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惨状了。

　　（摘自《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