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读后感1000字
《启蒙辩证法》是一本由[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德]西奥多·阿多诺 著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启蒙辩证法》读后感(一)：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读《启蒙辩证法》的最初过程基本上一头雾水，最开始以为这是一部纯哲学理论著作，类似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or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但是读来感觉也很多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两位著名的作者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那么这一切都说得通，这样的写法冷静犀利，的确很法兰克福。启蒙应该是驱除四假象，是祛魅，是去除魔幻，它标志着批判神话的过程，而不仅仅指涉发生于18世纪的那场思想运动。有书评介绍说“《启蒙辩证法》完成于1944年，初版于1947年，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流亡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目睹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暴行，美国以文化工业行极权统治的社会现实，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上台，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人性状态，反而陷入了新的野蛮状态？这一文本基本规定了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意识。”读到这里就感觉是能够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对当代社会的灵魂拷问，也容易想起来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似乎属于同一种拷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明明宣称自己更加文明了，但是在现代做的事情却依然如此不堪？
什么是启蒙？康德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这种自主，我们就以理解为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充分依靠自己的个人的理性，这便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有了这样一种科学，我们就能改变并支配自然。
第一部分的两个附录神话性很强，不太感兴趣就没怎么阅读。比较有深刻印象的是反犹主义这部分。作者们说：反犹主义的盲目性和无目的性促使他们把自己说成是一种出气筒，一种真理标准。愤怒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受害者身上发泄出来。既然受到迫害的人可能会被替换，例如其他种群，或者吉普赛人或者基督教徒等等，那么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拥有规范权力，他们也会相互替换着成为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因此，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者。那些叫嚷着犹太人血统是第二自然的年轻人，并不比那些叫嚷着要消除血统的年轻人更知其缘由。这里译者渠老师翻译的很清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字充满着理性的反思，辨证思维极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提出问题一针见血，这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写作手法。
《启蒙辩证法》读后感(二)：理性之野蛮——浅谈《启蒙辩证法》
一、启蒙与神话
“启蒙”与“神话”概念是理解本书的重要枢纽，但是在这本著作中，这一对概念却有着很复杂和多元的内涵，“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对于外在于人类社会、并作为异己的自然界来说，启蒙进程的到来所伴随的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对物质世界支配力的提升。而从单纯的思维角度来看，“启蒙”意味着理性计算与形式逻辑等等一系列与近现代理性化进程相伴随的事物，“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理性计算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通过逻辑与计算，人类逐渐开始掌控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众神被从奥林匹斯神殿之中驱赶出来，浮士德博士成为人类历史书写的主人翁和精神偶像。
而“神话”则相对于“启蒙”，神话试图“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阐述、确定和解释本原”，也就是说在原始的初民世界，那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理性并不发达，对于自然界的事物难以进行解释，因此初民发展出了一套对于世界的解释体系，这就是“神话”（“人类假想惟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这便是人们祛除神话进程的决定因素，神话把非生命与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了起来”）。
但是在“启蒙”和“神话”之间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纠缠不清，启蒙在神话中生长并确定自身，比如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体系就肇始于众神的等级体系，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暧昧论述中，更能体会到“启蒙”与“神话”绝非简单的线性时间顺序，也断不能判然分开。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如何看待“启蒙”呢？以往的人类历史歌颂这种力量，但是在《启蒙辩证法》之中，作者明确指出“启蒙当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运动，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力量”，因为理性原则本身就在破坏既往的传统，换言之，理性原则具有破坏性，带有极权主义性质。试想一下，如果理性化进程不沾染粗暴的执拗与血腥，怎么可能占领骑士与庄园主的坚固城堡呢？正因为具有“极权主义性质”，所以“一切坚固的东西才烟消云散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反思纳粹德国与大屠杀的。
二、文化工业
“启蒙”为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层面的，首先是造成了社会的整齐划一与同一性，其次是资本与货币的主导作用与经济的计划与集中，相伴随的就是文化产业的欺骗性。理性化进程通过货币与资本的主导作用将原先彼此分化、迥然相异的社会群体拉平为同样的人群，如同齐美尔所论述的那样，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度量衡，无论是骑士、贵族、教士还是农民，都只能用金钱来作为测量的标杆，这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之中的地位与受尊敬程度。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还可以说自由竞争是主要的经济形式，但是在霍克海默所生活的年代，官僚体制的盛行所造就的经济计划与集中却变成了经济的主要表现形态。列宁与希法亭指出，少数康采恩、托拉斯垄断了主要的工商业领域，并与以银行为代表的的金融势力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操控与指挥着经济的运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啊！从高耸的金钱巴别塔向下望去，乌乌泱泱的人群像蚂蚁一样钻进漆黑硕大的工厂车间中，当赫尔墨斯的号角声响起，他们排着井然有序的队伍走向宿舍与集体住宅楼。电视播放着经过仔细排演与程序化的娱乐产品，比如商品广告与肥皂剧。公众的态度受资本操控的文化产业影响与控制，它们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支持着文化工业体系，因此公众的态度本身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资本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刻印在生产线上的劳动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娱乐影片的内容都是程式化的。娱乐工业本身也借助工业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词汇，任何“创新”都被囊括在这种符咒之中。在文化工业中，即使是个性也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达成完全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可以被允许的。
程式化的文化产品为躁动不安的人民提供了绝佳的消遣与注意力集中点，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所谓的“成功神话”之中，固守着奴役自身的意识形态。不要指望观众可以独立思考，文化产品规定了每一个反应，这种规定并不是通过自然结构，而是通过符号做出的，因为人们一旦进行了反思，这种结构就会瓦解掉。文化工业已经把艺术变成了一种商品类型。而一旦离开充斥着消费主义的空间，人民只能忍受着官僚体制日复一日的枯燥程序盘剥与工厂流水线的榨取、监视和规训，周而复始地劳动，直到死亡。
《启蒙辩证法》读后感(三)：启蒙的危机——回顾《启蒙的概念》一章
《启蒙的概念》一文思路相对发散，对不同主题的论述时常交错进行。因此本文试图以三个问题的方式来梳理这一篇章的主体内容，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启蒙如何面对世界？启蒙之后怎样？启蒙如何自我拯救？第一个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启蒙对现实世界的作用，第三个问题则是作者二人对启蒙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可能性的探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察觉到，世人无限信任的启蒙正无可救药地走向自我毁灭之路，这一紧迫形势招致一种重新阐释和修正启蒙之概念的必要性。而霍、阿二人对启蒙概念的重解，则以培根“Knowledge is power”一句为入口。
就其本义而言，power旨在描述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认识主体能够凭借这种力量对自然完成祛魅，远离自然的束缚，并用理性力量代替恐惧本能，在精巧的概念大厦中成为自然的主人。这一理念赞颂了人类为真正拥有主体性而付出的卓绝努力，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power的一般正确理解。
在霍、阿看来，知识作为力量的同时，也暗示着这种power同样揭示着内在于启蒙的权力关系。从前的解读是：启蒙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使人获得自由，这一解法单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的权力关系，却遮蔽了更进一步的人与人的权力关系，在这样一种权力关系中，“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在这样一幅启蒙图景中，知识“义无反顾”地成为了社会权力实现的工具。
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启蒙与体系化知识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启蒙试图破除笼罩着世界的“曼纳”（Mana）——原初自然的恐怖。神话（Myth）所倚仗的认识论框架以报道（report）和复现（repetition）的方式来反映自然现象，前者是一种抽象而统一的认识路径，而后者则是一种具象而多元的认识路径。在典型的奥林匹斯神话中，两种方式均得到体现，神明从元素中抽象出来，这意味着象征（symbol）机制已经成功地让主体同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又发生着关系。早期人们对自然的盲目崇拜，蕴含着一种对原初自然之混沌无序的恐惧（fear），而奥林匹斯神话中“神支配自然”的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把握为对人之权力的隐喻。
在神话向哲学（Philosophy），尤其是向古典时期本体论转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开始发明抽象的范畴和概念来把握对象世界。象征机制在这种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柏拉图（哲学）驱逐吟游诗人（艺术）一事意味着象征机制的两大功能有了分离的趋势，报道排斥复现，符号（sign）排斥图像（image）。
在启蒙真正成为一场运动的时代，即科学理性冉冉升起的时代，这种认识论的割席则变得愈加无法弥合。作为象征机制中报道/符号功能的集大成者，实证科学延续着旧哲学的道路，试图炮制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共同体（Unity），从而将整个世界放入一个总体性框架中。然而这种努力更像是一种划分，以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构筑的“完美的”合理化系统，仅仅是依照等同性原则为直观的、可把握的事物赋予名称和符号性位置，而被抛弃那部分自然则被排斥在总体性之外，不再有被符号化的可能性，彻底闭合的科学理性秩序也不再接受自我反思。作为这一系列操作之核心的等同性原则，其强制力与奥林匹斯神们无法逃脱的必然性原则，即命运（fate）别无二致，在作者看来，这样一种强制如若大肆表现在社会中，便具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隐忧。从这一角度来讲，神话已是启蒙，而启蒙仍是神话。
作为启蒙和神话的反面，古老的巫术（Magic）并不承认存在一个完满的理念共同体，祭司们根据不同目的准备不同的仪式，召唤不同神明，这恰恰体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而作为复现/图像功能的代表，艺术也本该守住这一位面。艺术遵循的是“曼纳”的原则，即原初自然的那种超越性的、不能被结构化和符号化的力量，艺术应当反映的是对象世界的多元维度，展现人类认识论尚未闭合，向外敞开的那一面，它的作用本当是揭露概念之不完满，从而引领科学不断进步。然而，正如启蒙为了祛除恐惧而将原初自然直接宣布为不存在的那样，科学为了维持总体性概念王国的假象也用逻辑将艺术驱逐。作为这一独断性的结果，科学与艺术愈加分离，走向各自的总体性：科学为了维持概念的完满，不断进行符号系统的空转，最终走向一种形式上的唯美主义；而艺术要么向科学表明自己有用，走向复制而非创造的文化工业，要么同科学彻底割席，成为一种与世隔绝的自顾自的狂热（cult）。这一分离体现在认识论的层面，则是知识和思想的批判性维度彻底丧失，理性被实证主义彻底阉割为工具理性。作为这种割席的后果，科学甚至用知识为自己划定了虚假的反面——“信仰”（faith），信仰看似于科学水火不容，实则“在它之内又超乎于它”，因为科学认识论真正的反面——艺术早已消弭在象征系统中了，最终剩下的只是“科学尽头是神学”的迷思。
这就回答了上面的问题：启蒙与知识发生关系，在于启蒙所鼓吹的实证科学，及其背后的符号功能占据了象征系统的全部，而代表了反思性和开放性的图像功能则不再存续，这导致了知识的批判性丧失，彻底沦为一种工具。在两种认识象征功能角力的背后，是启蒙的认识论道路。启蒙为了摆脱对自然的恐惧而开始了这一漫长的辩证法历程，就其原初语境而言，它是一场唯名论运动，认为概念无法完全触及现实，否认概念的完满性。这种观点会导致两种唯名论立场，即放弃认识进步，拥抱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抽象的否定性”（abstract negation），和黑格尔式的，所谓“每一环节向下一环节敞开”，认识之路永无止境的“确定的否定性”（determinate negation）。在霍、阿看来，后者是一种理想的道路，但即便是黑格尔本人也没能守住这一立场，因为他的否定性最终会诉诸一个至高的合题——绝对者（the Absolute）。无独有偶，现代科学诉诸总体性的幻想也导致它最终无法守住任何一种唯名论立场。总体性建筑一旦竣工，便闭合的不再具有任何遭受批判的可能性，恰逢此时，数学成为上文所述的工具化思想典型，它成为一种完全客观化的实证主义，而主体和客体都被抽空地毫无内容，只能精准反映直观内容，停留在对现实秩序的无限确认，无法再创生出新的内容，甚至主体和客体本身都被抽空地毫无内容。
在霍、阿看来，奥德修斯和海妖的故事，已经昭示了彻底启蒙后的世界图景。在这则英雄史诗片段中，奥德修斯、水手和塞壬海妖的相互关系反映了启蒙所隐含的两种权力关系。故事中人同海妖之间的关系，象征着启蒙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海妖的歌声动听而危险，正是那盲目的原初自然本性的流露，奥德修斯一行的归途，便是同自然拉开距离，奔向文明的冒险。而奥德修斯和水手的关系，则是一种主人和奴隶、劳心者和劳力者、统治和被统治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体现在面对歌声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奥德修斯命令水手将自己绑在桅杆上，这样就可以享受自然之歌，而不必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相反，水手则只能在闭目塞听之中重复着机械劳动，彻底被剥夺了欣赏艺术的资格。
作者认为，这里已经体现了劳动分工的雏形，也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图景的早期呈现。统治建立在同劳动对象拉开距离的基础之上，而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奴隶通过劳动直接同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最终能够消解掉主人的绝对性。但在霍、阿的进一步推演中，劳动者被迫预先封闭了感性器官，既感知到劳动对象的实存，也不能和同侪进行交流，这样的“劳动”恐怕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劳动。这样一来，劳心者和劳力者都分别走向了退化：一方面，劳心者本就不于现实发生关系，其思想必然不能反映现实的生产关系，也无法促进社会进步，其理性的真正面孔不过是维持统治秩序的思维工具；另一方面，劳力者的感性被剥夺，广阔的物质现实无法进入其思想之中，因此现实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张力无法被他们把握到，便只能任凭社会剥夺其个体间质的差异，成为被同一范畴所把握的量上的类存在（Class exists）。
奥德修斯在旅途中克服了来自自然的万千挑战，最终回到城邦，不过分地说，他就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启蒙者。从这个意义上，那条将他绑在桅杆上的缚绳正好象征着启蒙用来划分世界的那个总体性概念框架。在启蒙的原初幻想中，主体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这个主体以自我为根据，以知识为中介来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知识。这本该是一条摆脱神话蛊惑，超越自然本性的解放性道路，但在现实中，先验主体原则被种种中介替换成为了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原则，个人在社会中的首要目标不是去解放自身，而是维持住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符号性位置，劳动分工配合上自我持存的执着最终导致了自我异化。自然界的强制机制被人类文明完整继承，这样一来，“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同步增长”。而奥德修斯对歌声的痴狂，也可引申为现代资产阶级那中庸的自然理想，人们向往的自然不过是被工具理性之绳索分割过的自然，这种自然只是单纯作为社会强制的反面：平和、自由、人畜无害。人们在这种虚假的自然理想中彻底同真正的自然本性拉开了距离。
启蒙的灾难性后果在最初就已经种下了祸根。而霍、阿在思考启蒙自身的反思和超越的可能性时，也察觉到现实对真正启蒙力量的压制力量很可能是难以消解的。
首先是自我持存原则能够顺利占据现代人心灵的原因，这归咎于权力利用理性实现自身的根本性悖论。理性诉诸的是一种普遍性，它的宏图伟业在于构建总体性的概念王国用以解释世界；权力则永远是少数人的权力，这是一种特殊性。特殊性企图用普遍性来使自身的运作合法化，这必然会导致理性力量在被现实中介的时候遭到削减，这使得理性对权力、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根本限定很有可能被现实的生产关系摧毁。
统治阶级往往居于这些生产关系的核心，其特殊利益的普遍化表达便是意识形态，“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许可以揭露话语对现实生产关系的遮掩，但在霍、阿的观察中，批判同样有可能激起更猛烈的反扑，统治者可以放弃精致的意识形态缝合术，而诉诸历史必然性和种族主义的神话寓言，粗暴地炮制一种非此即彼的总体社会秩序，那些已成为类存在的异化主体即便本身不相信这些神话，但面对着作为异见者被消灭的风险，他们不得不被拉入一种“平等的非正义”，成为被统治者随意调用的“失业大军”，这就走向了一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霍、阿并不认同苏联式社会主义实践对这一问题的解法，他们认为这些实践总是“把必然性抬高到未来的基础地位”，这与资本主义和集权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另外，他们同样反对社会学家们为寻求救世良方而倒向集体主义的尝试。在他们这里，启蒙真正超越自身又回到自身的可能性同样潜藏于奥德修斯的故事中：海妖的歌声到底为什么迷人？答案在于人的自我本身同样是一种内在自然，回归丰富多元的自然本性这一行动承载的正是主体的批判性维度本身。正是启蒙渴望远离自然才导致了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而启蒙想要救赎自身就需要反思理性，承认当前生活的有限性，并在这个底线之上将它的辩证法继续下去。
两位作者为启蒙指出的方向是：倾听那些散落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自然回响，它不是集体主义的，也不允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依靠的不是统治者和意识形态家，而是每个个体——换言之，既然启蒙本应是成就个体的道路，那么在这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担负起反思的责任。
然而，霍、阿对现实的观察终究使他们落入了悲观主义。正如前文所述，以曼纳为原则的艺术很大程度上还是投靠了科学体系，将自己化作工业化进程的一员。从艺术到文化工业，其批判性已经荡然无存，只能用一再复制现实秩序的方式对每个个体进行强制灌输，启蒙就这样彻底沦为了扼杀启蒙主体的刽子手，而文化工业则是诱使他们走向刑场的骗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