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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阶层的死亡

2022-04-09 03:04:06 作者:宗城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阅读:载入中…

士绅阶层的死亡

  随着乡村复兴战略的提出,近年来,振兴乡土、重建士绅的论调流行起来。例如:作家阿来在吕梁文学季的演讲中提到: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他追溯了中国古代“士”与“绅”在乡土建设中的作用,感慨士绅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渐渐没落。无独有偶,学者杨念群在《读书》2014年四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但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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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绅崛起于贵族消亡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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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士绅:遭受重创后慢慢发展

  元末大乱局里,张士诚割据江南,轻徭薄赋,宽大为政,这使得江南士绅虽生逢乱世,却大体得以保全。然而到了明代开国时期,江南士绅遭逢厄运,这件事在《明实录》中被淡化,但它深刻影响了士绅对明代中央政权的态度——屈服中有恐惧,依附中有游离。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对士绅情感淡漠,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他看到江南士绅或是怀念元朝、或是协助张士诚抵抗明军,心中愤怒难消,所以在攻占江南后,朱元璋一改张士诚对江南士绅的宽大政策,严厉打击士绅,夺其土地,迁其住所,并且在江南地区增收苛捐杂税,以至于正德年间的学者王鏊感慨:“盖洪武间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据太仓人陆容(1436-1494年)回忆,明中叶的一位老僧在和他交谈时叹息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

  明代初年对江南士绅的打击,在诸多官修史书、时人笔记中都能看到。在朱元璋的多次打击之下,苏、松一带“富民豪族,铲削殆尽”,吴中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江南名士都未能逃脱厄运,这和张士诚时期乃至前元时期的宽大政策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士绅眼见于此,恐惧新生政权的同时,也纷纷归隐乡野。一时间江南士绅“恐为州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他们修建园林,效仿陶潜,甘于淡泊,清修诗文,这一时期,江南士风最淳厚,在百姓间的口碑也最高。

  明代在后世史家眼里是皇权提升的时期,也是中央对地方管控力加强的历史阶段,但即便如此,仅仅依靠朝廷的力量也无法细致入微地管理乡土中的所有事物,而在地方掌握文化权力,财力、资历与人脉都十分深厚的士绅就发挥了一个代理管理者的作用,地方官和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达成默契,士绅支持地方官的工作,在兴修水利、经办学校、赈济灾民、维护舆论等事情上出功出力,官府则在这个过程中默许士绅经营自己的文化权力,甚至与士绅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第一:首先从源头上将其独占的文字本身神圣化,在民间倡导起“惜字”习俗;

  第三:是立足于儒家文化大传统的根基,对民众文化的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清理等。

  不过,由于士绅圈占田地,在地方话语权日重,中央与地方士绅的矛盾也暗流涌动。隆庆年间海瑞打击徐阶一族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体现。徐阶官拜内阁首辅,在松江拥有至少二十四万亩田地,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缙绅,控制着一方舆论,但他借“投献”为名,与亲友兼并土地,占田无数,使数万农民成流民或家奴。海瑞担任应天知府后,遣散徐府成千名家奴,并扬言严惩徐阶的儿子徐潘、徐琨,逼迫徐府退田。惹得徐阶密信朝廷亲信。海瑞此举,实是肩负了朝廷的意志,但海瑞不到一年就离开应天,侧面也说明了动摇士绅利益的难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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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湘军、徽军等地方军的崛起,地方大员在各省形成了近似于军阀的力量,明面尊奉清廷,实则护卫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他们拥兵自重,清廷依赖他们,又忌惮他们。最能见得清廷威信扫地的事是“东南互保”。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毅然向八国宣战,正当举国上下惶惶不安之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却不听中央号令,宣称东南互保,即便宣战诏令下到地方,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借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东南各省与中央政令背道而驰,赤裸裸地说明了满清地方控制力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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