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越来越善良

　　ldquo;战争日渐减少，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善良。”这样的命题，许多人不以为然。毕竟，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一般认为，那是史上最残忍的两次战争。我们把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称为“悲伤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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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战”后，世界相对和平了几十年。但前提是现有核武器足以消灭人类上百次，一旦脆弱的“恐怖平衡”被打破，当下的和平又有多大意义？人们宁愿相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凶险，暂时的平静不过是在为下次战争积攒能量而已。

　　几乎所有民族都将过去视为天堂。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神话：先民既淳朴又善良，所以持久和平，没有战争。

　　这个神话得不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以距今5300年的“奥茨冰人”为例。他身上带有4个人的血迹。显然，他生前经历混战，最终因后脑中箭和肩部重创而死。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证明，先民们自相残杀，并吃掉对方。在已发现的原始文明遗迹中，无一例外布满暴力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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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表明，原始社会因战争造成的年均死亡数，占人口总数的10万分之524。即使遭遇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年均因战争死亡人数也只有10万分之144、27和135；如将全人类都算进来，则只有10万分之60。

　　不论是来自考古学的、人类学的、文化学、统计学的证据，都证明：人类本性是很凶残的。但是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个暴力行为明显下降的阶段，即：国家的诞生、人道主义革命和权力革命。

　　国家诞生的价值在于通过国家垄断暴力的行为，杜绝了日常暴力的泛滥。中世纪欧洲凶杀率高达10万分之4到10万分之100；而到1950年，则下降到10万分之0.8。从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各地凶杀下降49%。

　　15世纪，欧洲有50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元；17世纪早期变成了500多个；到1953年，只剩下不到30个。操纵暴力之手越少，则暴力行为亦不断减少。

　　但反例是，美国作为最成熟的现代国家，其犯罪率却居高不下。这岂不是证明了：国家无法有效减少暴力。加拿大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解释是，美国由三部分组成，即东部、南部和西部。新英格兰文化浸染的东部地区犯罪率、凶杀率等接近欧洲；而西部、南部低收入地区基本处于无国家状态，穷人们依赖“荣誉文化”（即以牙还牙）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国家法律。换言之，要减少暴力，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作用。

　　国家垄断大大减少了暴力。

　　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

　　谁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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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道主义革命前，道德家们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抵抗人天性中的堕落。由于当时国家能力有限，为维持秩序，管理者倾向于用酷刑来震慑犯罪。通过重建道德理性，人类懂得了刑罚不是要讨还神秘的宇宙正义，而是为了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道德理性的最大成果是将权力置于笼中，从而有效控制暴力：古罗马49个皇帝中，34人被杀死。而从中世纪到1800年，欧洲弑君率降至原来的1/5。权力越来越慎重地使用暴力，人民也越来越倾向于“不流血的革命”。权力革命的价值在于：要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生活的自觉。

　　斯蒂芬·平克通过上述足够扎实的统计数据，证明暴力正在减少，我们可能永远告别大规模战争。但自“二战”后，人类对这种理性推论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无法回避这样的追问：在经历惨痛的“一战”后，为什么我们又掉入更惨痛的“二战”中？为什么理性没能制止悲剧的发生？

　　斯蒂芬·平克的回应是：只要将以往战争完全罗列出来，就会发现其爆发时间并无规律可言。战争是概率事件，而非规律事件。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是概率决定的，用规律思维根本无法解释它。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人类暴力不断下降的事实。以更长的视角去看，20世纪战争总数显着减少，战争造成的死亡率亦显着降低。

　　历史如长江大河，终将奔流到海，从这个意义说，多一个明白人，就会少一分苦痛，少一点代价。读史方知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