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才华惊艳了文坛，世人却只关心她的绯闻八卦
1942年1月22日，三十一岁的萧红在炮声中的香港玛丽医院病逝。临终前，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短暂的一生，伴随她的是凄苦，穷困，奔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头。
她一生颠簸流离，情路坎坷。所幸，在这悲凉的世界里，还有文字能够暖一暖她的心，支撑着她在苦难的日子里活下去。或许是上天怜悯萧红的悲苦，所以赋予了她独特的文学才华。她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她的老师鲁迅先生很是欣赏她的文笔，曾不遗余力地推崇她的文学作品，还评价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然而如此有才华的作家，后人对她感情生活的讨论却远远大于她的作品。对于这一点，萧红生前曾有过预言，她对骆宾基说过:也许，每一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如果，你了解了萧红的成长经历，读过她的作品，你就会明白，在她如烟火般短暂的生命里，文学作品才是她的骄傲。她是个女斗士，冲破封建牢笼的桎梏，追寻自己的命运。她生命的悲凉，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女子的缩影。
萧红的出生，就注定了一个悲剧的开始。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和兰区一个地主家。
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孩子，萧红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相反，由于萧红出生这天是农历的端午节，受过教育的父亲张廷举竟然认为这是不详的征兆，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萧红从一出生就遭遇到父亲的冷淡对待。
不久之后，萧红弟弟出生了，原本对她还有点关爱的母亲对她失去了爱意，萧红在家受尽了冷眼。在这寒夜包裹的童年里，唯一的亮光来自萧红的祖父。和祖父相处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温情的时光。
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祖父是唯一一个真正疼爱她的人，他陪她玩，教她读诗识字，在家里其他人责骂她时护着她。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萧红还在念初中时，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走了，也把这个家唯一的爱和温暖带走了。第二年，初中毕业的萧红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决然和表哥一起前往北京求学，也开始了她初期的文学创作。依附于男人的生活，注定不会长久
鲁迅先生在评价《玩偶之家》时说:‘’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除非她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一语道破，更何况萧红所处的时代本来就是男尊女卑，她又是违背父亲的旨意出走的。她这一走，父亲彻底断了她的经济来源，表哥的父母也不再资助儿子求学。
没有金钱支撑学业，萧红又返回了家中，被父亲软禁在家。次年，她追随未婚夫汪恩甲去了哈尔滨，两人在一家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可是，就在萧红临产在即，汪恩甲却不辞而别。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交不起欠下的房租，被老板扣留，威胁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
心急如焚的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萧军的出现如同萧红生命中的救命草，他把萧红救出了水深火热的生活，也走进了萧红的心里。
对于萧军，萧红是深爱着的。她把自己的名字冠以萧性，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心情：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逃出旅馆的萧红一头扎进来萧军怀抱，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在医院生下第一个孩子，无力扶养的两人把孩子送了人。
爱情开始时，总是甜蜜的。萧红和萧军爱得炙热时，即使两人穷困潦倒，依然是有情饮水饱。
萧红满心欢喜道:‘’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受了，肚痛也轻了。
萧红本以为这次的爱情能落个圆满，可惜，事与愿违，几年后，萧军背叛了爱情，他四处留情，两人渐行渐远，彻底分道扬镳。和萧军分手后，萧红内心不安，她急需另一个人来依靠。她曾说：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内心缺爱的人，才会如此寻求温暖，才会急于寻找一个寄托，哪怕所托非人。和端木蕻良结婚时，萧红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尽管萧红心里很清楚她和端木蕻良并没有多少的爱在里面，但她依然嫁了他。
她在婚礼上坦言：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其实，她只是想要一个普通女子拥有的家庭生活。可惜，连这一点平和老天爷都不肯赐给她。两人新婚后不久，作为战地记者的端木蕻良就去了重庆，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面对生活。其后，萧红历经磨难，辗转多地，追随至重庆。在友人白朗家生下一子，没几天孩子就夭折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婚姻并不开心，她曾向友人抱怨过：端木蕻良就是胆小鬼，势力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然而如此糟糕的婚姻，萧红并没有选择离开。她不是离不开男人，而是不相信自己，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或许，对她来说，再不堪的婚姻也好过一个人的流离失所。
1939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婚后第三年，两人为了躲避战争，去了香港。到香港没多久，萧红因病住了医院。因为医术有限和药物的缺乏，萧红的病日渐加深。
让人感到揪心的是，在萧红病最重的日子里，陪在她床边的不是丈夫端木蕻良，而是被丈夫指派帮忙照顾她的小友骆宾基。关于她和骆宾基之间，有人说有爱情的关系，有人说只是骆宾基欣赏萧红的才华。不管怎么样，这个一生都在寻求爱和温暖的女子，最终只能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去。
被鲁迅欣赏的才女，惊艳了文坛。从中学起，萧红就以悄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过真正让萧红走上文学之路的是萧军，把萧红推到了大众面前的则是鲁迅。
和萧军在一起后，萧军很快发现了萧红的写作才华。1933年，在萧军的支持下，她以笔名悄吟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弃儿》。随后她发表了诸多作品，踏上了文学征程。
同年，萧红和萧军合着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巨大轰动，受到读者一致好评，两人在东北文学界声名鹊起。
1934年冬天，萧红在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那一年，萧红23岁，虽然她在东北有一定的名声，但是对于中国文坛，她还处于文学创作的萌芽期。叱咤文坛多年的鲁迅看出了她身上的潜力，称她是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作家。
鲁迅的肯定和指导，就如一盏引路灯照亮了萧红的文学之路。她明白，她这一生离不开写作，感情上的伤痛也可以靠写作来疗愈。
一年后，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出版，鲁迅先生亲自作序，并向出版社推荐。鲁迅先生在序中写道:
生死场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表现得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1936年，为了缓和与萧军的矛盾，萧红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只身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一年，是萧红创作环境最好的时候。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说：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在日本的一年，萧红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也没有感情上的纠葛，虽然孤身在日本，却加深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她笔耕不辍，屡出佳作。只是这黄金时代太短，一年后，萧红最敬重的鲁迅先生去世，她回了国，第一时间去拜谒了鲁迅先生的墓。此后，她写了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这篇文章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回忆鲁迅文章中写得最好的。
如果说《生死场》让萧红一夜成名，那么《呼兰河传》就让萧红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她最高的文学水平。
1940年，抵达香港的萧红，在《星岛日报》连载《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萧红以她悲剧的人生，感受和对生命的体验，描写了家乡的生活环境和人物场景。一句：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道尽了人生的苍凉和无奈。
萧红本想续写第二部《呼兰河传》，可惜不久之后，她抱憾而去。一代才女还没来得及好好绽放，就在在最好的年华陨落了。与命运抗争，不做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对于自己感情上的苦楚，萧红曾这样解释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其实，错不在她是个女性，错在那个时代。《呼兰河传》里面的团圆媳妇，，一个仅仅12岁的小姑娘，因为长得比一般同龄孩子高就是一种错，性格爽朗、说话大方也是一种错，走路太快也是一种错。
于是，她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不符合“规范”的，该打。她的婆婆也认为要好好收拾一下她。
左舍右邻都议论起来，说早该打的，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
最后，这个12岁的小女孩硬生生被她们折磨死了。可是，你说他们是有意要害死团圆媳的吗？并不是。在那个愚昧、无知、迷信、粗俗的大环境下，他们只是处于对封建社会权威的维护，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礼数和规矩，你不遵守就是错。
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让萧红意识到了，唯有反抗，才能换得一些自由。于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萧红以出去读书的方式进行个人命运的抗争。她一方面想要争取自由，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温暖不断依靠男人。这就造成了她命运的最大悲剧:一直把男人当做情感支柱，却总被男人伤害。
相比同时期的才女张爱玲，她在感情上远没有对方洒脱独立。对于命运，她在不甘中带有无能为力的妥协。半生潦倒，人生中最后时光念起自己的故乡，《呼兰河传》成为生命绝唱。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这句书中多次出现的话，正如萧红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