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偶然与必然

　　1937年暑假后，日军攻占了江阴，隔江相望的高邮也处于危急之中。此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终止学业，作别母校回到家乡以躲避战火。不久，国民党军队战局失利，人心惶惶，于是他又随着祖父和父亲，到距离县城稍远一些的农村庵赵庄避难，一住就是半年多时间。为了打发这段枯寂难耐的日子，汪曾祺挑选了两部文学作品随身携带，一部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部是《沈从文小说选》。从《猎人笔记》中，他认识到了俄国农奴主的残暴和农奴们遭遇的悲惨;当然，俄国庄园的日常生活、俄罗斯壮美的自然风光等，也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在阅读沈从文小说的过程中，特别在意的就是著者塑造的一系列农民、水手、小业主、强盗以及社会中的诸多下层妇女的人物形象。他觉得这些人物血肉丰满，口吻毕肖，如临三步，呼之欲出。他赞赏小说语言的生动、笔墨的朴素，时常被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近乎原始生存状态的矫健与力量所吸引，又常常沉醉于小说中描绘出的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与古朴有趣的风土人情。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著者的情感距离。小说中隐隐流露出来的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温爱之情，也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心扉，使他从中发现了作品的美与诗意，于是，他对于著者及其作品便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认同感。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阅读感受讲给祖父听，讲给父亲听。祖父和父亲受到汪曾祺情绪的感染，也饶有兴趣地开始捧读起沈从文的小说来。正是沈从文的小说，给他们焦躁不安的避难生活打开了一片澄明的世界。小说中对湘西山民哀乐故事的娓娓述说和旖旎风光的细腻描绘，完全不同于他们早已习惯了的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尤其新颖而别致。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先生禁不住感慨道：读了沈先生的小说，我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在研究了汪曾祺人生发展的轨迹之后，完全可以说，庵赵庄避难生活中的恣意阅读，对他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沈从文不仅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也成为了他文学创作时所刻意追寻的美学坐标。在战火四起、国土沦丧、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圣祥的声音在向他发出召唤：挥别故土，远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于是，他由上海经香港，绕道越南，然后再改乘火车，翻越隘隘关山，战胜恶性疟疾，九死一生，历尽艰难，终于跨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门槛，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在《自报家门》一文中曾深情地说：“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指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前是想到的。”

　　岁月易逝，山河有情。四十多年之后，汪曾祺根据庵赵庄避难生活的这段人生经历，以邻家少女大英子朦胧而美好的情感故事为蓝本，着意创作出了《受戒》这篇小说，一经发表，文坛震动，人们忽然发现小说创作除了“高大全”“红娘子”等题材之外，还能够从诸如明海、小英子等凡人小事中，挖掘出健康的人性与美好的情感！当时，人们不禁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汪曾祺晚年曾撰文回憶说：“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常朔摘自《海南日报》2019年8月19日 图/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