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一个决策，成为明朝发生大疫时的“定海神针”
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便有照顾病患的“养疾之政”。南北朝时，则出现了“京畿内外疾病之徒施医给药”的“六疾馆”，等到明朝，慈善事业更是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正如明朝学者敖英在《东谷赘言》里所说：“我朝设养济院，以养民之鳏寡而无告者也。惠民药局，以济疾病之穷者也。漏泽园，以葬无主之死者也。”
这就是说，在明朝人眼中，“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算得上是明朝慈善事业的三架马车。
这其中，更是以“惠民药局”最为让人耳熟能详，以至于很多古装剧里，动不动就出现去惠民药局抓药的桥段。
一、惠民药局的身世
惠民药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时，颁发了新的《市易法》，其中规定药品由国家专卖专买，为此，北宋政府特地成立了经营药材的官方机构“熟药所”。
等到宋徽宗政和四年，在尚书省的建议下，熟药所改名为“医药惠民局”，这便是惠民药局最初的雏形。
明朝时，医疗沿袭宋朝旧制。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至此，惠民药局完成更新迭代，开启了明朝版的新天地。
说起明朝版的惠民药局，与宋代版最大的不同，就是推广力度更大，涵盖范围更广。北宋时期的惠民药局，主要集中的京师，而到了明朝后，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便开始在两京（北京、南京），以及各府、州、县均设置了惠民药局。
此外，明朝版惠民药局的人员配置，也是相当给力。中央的惠民药局，设有大使、副使等专职人员；地方惠民药局，也设有提领和官医。
在朱元璋的推广下，明朝版的惠民药局很快走入了千家万户。而朱元璋之后的明代帝王，也有不少人十分关注惠民药局的推广使用。
比如成祖曾再次下诏建设惠民药局，勿让惠民药局成为一纸空文。宣宗时期，又出现了强调惠民药局建设的诏书。随后的宪宗时期，惠民药局又在皇上诏令下，多了一项救治囚犯的使命。
要说惠民药局不过一家“小店铺”，如此频频“旨上有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惠民药局虽小，但它的作用可不小，这也是历代明朝皇帝看重惠民药局最重要的原因。
明朝时，地方上的惠民药局分布广泛，辐射人口众多，这使惠民药局得以为无数贫苦百姓赠医施药，从而在古代医疗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解决贫寒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老大难问题。
比如河间地区曾有贫困百姓看不起病，只得求助庸医巫觋的现象。直到有了惠民药局后，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患病的贫困百姓，终于可以在官方推荐的惠民药局里科学的治疗疾病了。
更为难得的是，明王朝还规定，“凡有病者俱赴惠民药局，任其取药”，这就是说惠民药局不仅给百姓们治病，还能让百姓们患病时在惠民药局中拿药。
无独有偶，河间地区百姓受惠于惠民药局之时，黄州和徽州的百姓们也感受到了惠民药局的温暖。《黄州府志》中“惠民药局在府医学，每岁给予官钱收买药饵，以济贫病军民”的记载，与《徽州府志》中“（惠民药局）为季买药材发下……以给军民之贫病者。弘治十四年，知府彭泽措置药材发局修合，贫病者日逐给领”的描述，足以说明惠民药局对普通百姓的重要意义。
三、守护天下安康
若说贫困百姓患病时，惠民药局是百姓们的福音，那么明王朝“患病”时，惠民药局便是稳定国家的基石。
早在朱元璋设立惠民药局时，便有“备荒之政”的打算。事实证明，朱元璋很有前瞻性，明王朝一路走来，各种灾荒的雷真是踩到脚软。而大灾之后总是伴着大疫，搞得明王朝“患病”不断，急需救治。
一向以施医问药为己任的惠民药局，此时便成了明王朝的好帮手。比如嘉靖二十一年，京城爆发瘟疫，朝廷便让顺天府惠民药局发放药材治病救人。
等到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又是一场瘟疫袭来。惠民药局马上再次投身于防治瘟疫的战斗中，施药救治百姓，以至在史书上留下了“京师大疫，命发药救之”的光辉记录。
嘉靖时期的瘟疫退散后，惠民药局继续守护着明王朝的安康。万历十五年五月，京城又爆发了一场瘟疫，这次朝廷令五城惠民药局同时施药救人，最终“五城共医过男妇孟景云等十万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用过药料一万四千六百十八斤八两”。
如此巨大的病患人数与医药需求，若非有惠民药局在，只怕明王朝还真要为人员救治问题头疼一阵子了。从灾后惠民药局发挥的巨大作用来看，可以说惠民药局便是明王朝在饥荒灾难等事件中，稳定时局的“定海神针”。
可惜，随着明朝晚期政务废弛，惠民药局渐渐走向衰落。此后，明王朝应对各种天灾与疫情越来越吃力，待到崇祯时期，明朝上下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失去惠民药局加持的明王朝，终于渐渐走向落日的余晖中。
明朝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惠民药局运转良好时，明王朝往往能扛过各种考验，而明末的天灾人祸，一大教训就是惠民药局的荒废。自古以来，百姓的健康问题，关乎的，正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陈松《明代惠民药局研究》、《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