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明末大瘟疫，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谈起明王朝很多人总是会着几分叹惜，那是很多人眼中最后的汉王朝。也因为如此，很多人从当时的政治势力、军事斗争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分析出明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然而，却很少有人写道那场发生于明朝末年的大瘟疫，也很少注意到这场大瘟疫是如何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有感于此，今天就想以这场明朝末年的大瘟疫为主题，谈谈这场瘟疫的原因和影响，并和大家介绍这场瘟疫下最令人动容的社会救治，谈谈那些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
既然说起明朝末年，不提及下当时的局势总是有突兀之感。明朝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后，一反明朝多任皇帝对朝政不闻不问的姿态，开始独断乾纲，采取了许多施政措施。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姑且不论，但整体上还是个勤政的君主。但明朝末年的党派之争依然十分严重，崇祯帝不惜多次训斥群臣却依然徒劳无功，行政效能低下，社会矛盾加剧。
这时候，农民渐渐有起义之心。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分别领导下，明朝的农民起义可谓风起云涌，势力横跨大江南北，极大动摇了明朝统治。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
而崇祯帝杀死大将袁崇焕又自毁长城，使得东北形势动荡，先后在大凌河和松锦战役中失利，葬送了明朝的精锐部队，使得明朝镇压内部农民起义的力量进一步衰弱。
辽东决战
另外，后金势力却借助这两场大战站稳脚跟，等待时机，在明朝和农民军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在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大门的帮助下，也参与了这场明朝末年的逐鹿中原。
整体发展情况
据历史记载，就在明王朝内忧外患之时，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开始席卷了明王朝的大江南北。这场瘟疫发生于1633年，最早从山西开始爆发，一下子就席卷了山西全境。比如：
《古今图书集成》：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殣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场瘟疫就扩散到陕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并进一步演变成席卷南京、浙江等地的特大瘟疫，是明朝万历年间大瘟疫后的又一次大瘟疫。据记载，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这场瘟疫都仍然在继续，在天津爆发，达到最高潮。
瘟疫下的尸横遍野
这场瘟疫的特点
这场崇祯末年的大瘟疫不同于万历年间的那两次瘟疫，而是带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
首先，这场瘟疫当时的人称之为“探头瘟”，瘟疫传染速度更快，死亡率更高。比如据记载，开封府武县感染上瘟疫的人“死者十九”，更有无数家庭直接满门灭绝。当时居然达到了一人染上瘟疫，全家人在短时间就会感染，不出两个月全家灭绝的情况。
《阳武县志》：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备注：所谓“探头瘟”又称为探头病，最早出自天津民众话语，大致就是说一人若染上这种疾病，死亡率极高，还很容易传染，导致亲友不敢来吊丧，生怕一探头吊丧就会被传染死亡。
其次，虽然与万历年间的大瘟疫一样，山西仍然是这次瘟疫的原发地，但瘟疫的流行却呈现出多个疫情中心的情况。据记载，当时的京师和天津地区疫情十分惨烈，甚至超过了原发地山西地区，而南方地区的南京又是另一个疫情中心。
对明末战局的影响
过去对明朝末年的战局分析往往侧重于军事和政治，但我们如果将瘟疫与战局结合起来的话，却会发现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影响了当时的战局进展，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这场大瘟疫使得明朝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加剧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从而使得农民起义的规模进一步庞大。而主要发生于明朝核心统治区域的瘟疫又使得明王朝的国力和统治力量得到了明显的衰弱；
明朝农民起义
二是这场瘟疫甚至直接影响到具体战役的进行。比如李自成军队攻打北京时，当时北京已经爆发了瘟疫，导致城池的防守能力下降，使得李自成很顺利的拿下了北京。而某种程度上，李自成选择撤出北京，似乎可能也可能和这场瘟疫有关系：
《明史纪事本末》：……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在这两个影响下，似乎最后满清取得了天下也倒有几分上天垂青的感觉，毕竟当时逐鹿天下的几大势力中，后金的地盘当时是疫情最轻的地方。
看到前面介绍瘟疫的蔓延与惨烈的疫情，想必不少人都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瘟疫发生和蔓延呢？其实整体来看大致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明朝末年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繁发生
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加剧，流民增多。大量的流民流向了边境地区开垦荒地，导致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而这一地区恰恰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导致鼠类向内地迁徙觅食。
而内地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生活垃圾明显增多，而官府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划、处置这些生活垃圾和卫生问题，导致内地生态环境同样也不容乐观。
流民开垦
另外，据记载，明朝末年的大小灾荒远远高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这也使得民众长期处在不正常的生活秩序，身体抵抗能力明显降低。
频繁的战争使得人口大量死亡与大规模流动
一般而言，战争会引起人口的大量死亡，而这些大量因战争、饥饿或疾病的死者尸体往往大多数并不能被及时得到处理与掩埋，这也就为瘟疫的发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而明朝末年，政局动荡，其中又以明王朝与李自成势力、张献忠势力之间的战争最为频繁，使得全国各地几乎都陷入了战争的动荡中。比如据记载，1632年辽州被攻下后，尸体堆积如山，满门灭绝的就有几百户。
难民逃亡
而且，战乱往往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得大量人口出于躲避战乱出逃，从而使得部分人可能携带瘟疫逃亡其他本来安全的地区，最终加快了瘟疫的蔓延速度。据记载，当时凡是农民军经过的地方，往往携带有瘟疫，甚至出现了：
《怀来县志》：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官府对社会医疗体系的不重视和救治效率的地下
明朝时期，明朝的统治者效仿前朝旧制，依旧设置了医学和惠民药局两个机构。但是明朝对这两个机构的重视程度却显然不如前朝，导致实际运行效果太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备注：医学是明朝政府主办的用于培养和训练医师的机构，协助治疗各地病人。惠民药局则用于储备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一是明朝时期对医官的选拔形同虚设，明朝的医官普遍医疗水平不高，甚至多次出现庸医误人的情形。
二是惠民药局虽然朱元璋时期就成立了，但由于经费拨付不足，导致惠民药局逐渐从一个常设机构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救济机构。据记载，在万历年间，这个机构就已经只剩下遗址了，只有当瘟疫发生时才会在这个遗址上发放药物，甚至到明末时，这些遗址附近发放药物也只剩下零丁几处地方。
惠民药局
三是没有系统的制度维持运行，尽管个别皇帝在位时由于个人喜好有所重视，但都是偶然之举，并未建立从京城到地方的一套完整制度，救助不成系统，范围也有限。
四是政府对医学技术的不重视。其实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发现了隔离治疗的方法来对付瘟疫，但是明朝时却基本没有采取这种科学的方法。
尽管明朝末年大瘟疫席卷之下生灵涂炭，但是这其中却还是有亮点需要我们提及的，那就是积极的社会救治。由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加上部分官员只求自保，地方的瘟疫更多只能靠地方社会来自我救治，而这其中地方人士建立的民间医疗组织可谓居功至伟。
乡绅的地方责任感
与一些地方官员不同，乡绅们对自己的家乡还是比较热爱和有责任感的。他们会借助自己的财力以及人脉等建立民间医疗组织进行积极的救治活动。比如乡绅杨文东自己牵头，在其家乡河南虞城建立了民间医疗组织“广仁会”。为了应对医药价格昂贵的问题，他联合了当地的大户人家，帮忙出钱凑款购买药材，同时选拔精通医术之人积极参与对患者的治疗。
医生救助病人
同时，针对一些病死的尸体，这些乡绅也组织人员尽快进行掩埋并恢复周围环境与卫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瘟疫的传播。
医者父母心
医生无论在任何朝代都是在抵抗瘟疫的第一线，在明朝当时普遍对医疗不够重视的情况下，医生们依靠着自己的仁心仁术在传染病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比如明朝末年的医师吴有性，穷尽一生精力，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写出了《瘟疫论》，是在当时对瘟疫防治最系统的总结，后世对他多有称誉：
清朝医学专家刘奎：（有性）卓识伟论，真乃冠绝千古。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医生直接以自己继续发放药品、抢救病人。比如名医苏廷荣不问身份贵贱，遇患则治，甚至免费发放了不少药品。又有名医黄至直接捐钱买药救助了几百上千人。更可贵的是一些名医，比如莫士英、张文启等人以自己的号召力积极倡导捐建惠民药具。
另外，当时江南地区富庶，药店颇多，这些私营药店多有救民之举，比如“徐保元堂”、正天药店等，他们借助自己的商业渠道购买药物，从而有效弥补了当地药材不足的困境，有的要药店还免费为患者治疗、发放药物。
明朝末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逐鹿中原。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大瘟疫居然会对当时的形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场瘟疫本来可以不发展成特大瘟疫的，但由于明朝末年生态环境的恶化、频繁的战争和明朝政府对政府医疗的不重视导致它演变成了历史上的大灾难。
然而，人性的光辉之所以珍贵，就在于他的黑暗中依然会闪烁。在这场大灾难面前，充满乡土情结的各地乡绅和“医者父母心”的医生站了出来，这种无私奉献的社会救治是当时最大的亮点。相信在当前的困难下，我们上下一心，同心同德，这场困难终究会成为我们社会的注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