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字
到亲戚家做客，端碗去盛汤，发现碗底有黑渍，我习惯性地用手指去划，无济于事，惊问：“这碗是不是没洗干净呀？”
我细细一看，“华”字隐约其间，透着不同寻常的笔锋。亲戚的父亲名叫华祝，看来这碗是从她娘家带过来的。
碗底的字刻，像轻轻地推开了一扇虚掩的门，让我窥见不一样的纯朴乡俗。
那时，每家每户买来新碗，必经的一道程序是刻字，就像现在我买了新碗，必用白醋泡一个晚上一样，具有宗教般的仪式感。
书生刻字，理所当然，要是村里书生忙，就得等下乡来的师傅了。时常有手艺人走村串户，治（坏）伞、蒙（新）伞、锔锅、补碗、刻字，我特别佩服这类手艺人，文武双全，样样精通。
只见那手艺人端坐小凳，将新碗搁在膝头，左手提钉，右手敲锤，叮叮当当，把一摞新碗，刻出道道新痕。事毕，凝神屏息，大吹一口气，将细瓷尘灰吹净，再轻抹一点墨，便大功告成。
新碗为何要刻字？怕别人拿错呗。
那时的饭碗都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蓝边碗，青花造型，规格统一。你家的，我家的，都是一样的。哪家碰到红白喜事，摆酒设宴，得挨家挨户借碗，曲终人散，再一一归还。
如此这般，不刻上字，怎么行？
碗要借，筷子、凳子、桌子之类的，统统都是借来的。小孩子去邻居家借凳子，第一件事就是将凳子翻转过来，用粉笔写上户主的名字。我打小字写得端正，刻字这事被我包了。
八仙桌不用劳烦我们标记名字，因为大件家什，做成之后，都会刻上“某某某专用”等字样。但凡大物件，犁、耙、锄头、扁担、簟子、风车、板车、打谷机、床头柜，甚至两家共用的山墙等，都会被刻上字。有年春天，我还看见有人在耕牛的角上，用烧红的烙铁烙上一个印记，以证此系我专属。
物质贫乏的年代，借东西是常有的事，借来借去，难免混淆，故而以铭为记。
在古代，刻字有励志之功，比如岳飞背上刻的“精忠报国”，承载着特殊的重量;也有负责之意，比如在烧制的砖墙上刻上工人师傅的名字，也叫“物勒工名”，简称“勒工”;更有直抒胸臆，立此为证的豪迈之气，悬崖峭壁上镌刻诗句，抑或格言警句，借以抒发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洞察。
在南方农村，厅堂里字画从来都不会缺席，有的雕刻在匾额上，有的镂刻在门楣上，也有的直接书写在墙柱和幅轴中。人到中年，在古徽州乡下，我偶见一厅堂联，喜欢得不行——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读书悦己，教子传世。
有人说，人的一生就两件事，一是拿事儿把时间填满，二是用感觉把心填满。细细琢磨，刻字这玩意儿，占了人生的所有。刻的时候，满是期待，满心欢悦，聊以打发时间，之后，每每见到所刻之字，那感觉把心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全是快樂、富足、安宁和温馨。
那次饭后，亲戚见我捧书夜读，拿去翻了翻，还给我的时候不经意地一问：“你怎么在书里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我笑而不答。
这是我的隐秘爱好，新书已到手，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当天的日期，读到最后一页，再留下幸福的落款。于我而言，这算是升级版的刻字吧。
（白仲芝荐自《知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