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完犊子之前，就没有明白人吗？

　　作者：一天到晚喝酒的鱼；转自：老鱼吹牛皮

　　现在的人，一说大清完犊子的原因，基本就是政治腐败、官员昏庸、武器落后和外敌入侵这些话。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连林则徐这样在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前沿工作的官员都认为，洋人不下跪是因为腿关节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不会打弯；另外洋人吃肉太多，不喝我国的茶叶帮助消化就都得大便干燥而死。

　　还有就是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大清的僧格林沁率领装备着弓箭和长矛的中世纪武装去硬钢洋人的样枪、洋炮。

　　那时候大清的高级干部真的就都这么二逼吗？滚犊子吧！历史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明白人还真挺多呢。

　　187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在“马嘉里事件”之后，终于不得不向英帝国派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大使，就是郭嵩焘。他曾经给曾国藩当过助手，和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好朋友。是典型体制内培养的干部，十几岁就中了举人，一路从地方干到中央。所以郭嵩焘一开始是不愿意离开天朝，到番邦上班的，是在李鸿章和慈禧太后再三做工作下才勉强去了。

　　这也是郭嵩焘第一次出国，当时他已经58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的人，又是受朝廷儒家正能量教育多年，思想基本就和孔乙己差不多的。按理说郭嵩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不会再有啥大的改变了。

　　然而，从离开中国开始，还没到英国，在船上，郭嵩焘就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直到从英国工作再回国之后，只要是一提起欧洲来，郭嵩焘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他对西方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制度简直可以说佩服得是一塌糊涂，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基本就是跪舔西方了。

　　郭嵩焘是翰林院出身，本身就是一个理学家，他和当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西方之后的一个共同感觉就是：这特么的不就是孔夫子说的那个礼仪之邦吗？我们找了几千年没找着那个。

　　晚清名臣徐继畲在1843年的《瀛环志略》里也说过，“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意思就是他觉得美国的选举制度正是儒家推崇的尧舜禹时代才有的那种美好的东西。

　　当时中国的主流正能量观点认为，西方列强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和回鹘这些野蛮民族一样，只不过是能打仗而已，文化啥的根本比不了我天朝上国。

　　郭嵩焘有写日记的习惯，一辈子写了50多年，从咸丰五年写到了光绪十七年，总共200多万字。

　　大清当时对各驻外官员也有要求，要汇报每天的工作和见闻：

　　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向政府）咨送日记等件。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

　　郭嵩焘当然也很重视西方的军事实力，也正是在他出使英国之后，大清朝才开始按照他的建议派人去英国学习海军，后来北洋水师的大部分军官都去英国学习过。

　　而大清晚期的军队装备已经是世界一流的了，不仅有北洋水师这种亚洲第一的海军，在左宗棠的年代，就已经装备了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和马克沁机关枪，那时候，无论是在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清军和境外势力支持的武装作战都取得过胜利，所以大清的武器并不落后。

　　1878年，郭嵩焘终于被大清召回国，郭嵩焘是湖南人，当他坐的船抵达长沙时，当地的民众根本不让他上岸，说他是汉奸，甚至建议朝廷要“杀郭嵩焘以谢天下”。

　　而郭嵩焘的日记也成了他“崇洋媚外”的罪证，尤其是里面那段：“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他居然敢说西方也有两千多年的文明！这还得了？！很多翰林都跳出来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还有人说他“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最后朝廷只能把《使西纪程》给禁止出版了，才算平息了民愤。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也提到了这件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那么玩命反对郭嵩焘的赵锡鸿就真是一个充满制度和文化自信，正能量满满的人吗？滚犊子吧！他心里想的可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赵锡鸿也是喜欢写日记的人，但他的日记是直到他死后才发表的。

　　这一发表可不得了，所有熟悉他的人眼镜都碎了一地。

　　赵锡鸿的日记简直比郭嵩焘的崇洋媚外更加严重十倍，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他在英国工作期间对英国的各种制度和各阶层生活状态的观察。为了能了解英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赵锡鸿故意不参加英国政府官方组织的参观，而是经常自己偷偷跑去看英国的救济院、监狱。

　　赵锡鸿还对英国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东西方的税收做了比较，他认为让中国老百姓交个税就和要了他们的命一样，而英国的老百姓交税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收税的官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赵锡鸿的日记后来也被郭嵩焘看到了，郭嵩焘简直不敢相信，这特么的是那个天天怼我，说我崇洋媚外的赵锡鸿吗？

　　而郭嵩焘、赵锡鸿这些受朝廷教育多年的人，在这个三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之中只能眼睁睁地见着他起高楼，见着他宴宾客，见着他楼塌了。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去世，李鸿章申请朝廷按照惯例给他追授谥号、立传，但是最终没被批准。当时的圣旨是这么说的：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虽然郭嵩焘死后没得到谥号，但历代都认为他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人物。严复为他撰写的挽联是：“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唯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民国的《清史稿》对郭嵩焘的评价是：“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

　　他死后第四年，大清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九年后义和团之乱引发庚子事变，二十年后大清完犊子。

　　从1840年到1911年，整整七十一年，三代人的时间，世界巨变，而大清却在盲目自信和抱残守缺中被历史加速前进的车轮无情碾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