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早已命中注定（很透彻）
放下与坚持，见证了一个人的理想
1861年1月，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绍兴府的一个儒商世家。
从小天资聪颖，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3岁便通过殿试，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从来都是养才储望之所，是入阁拜相、成为封疆大吏的重要踏脚石。
若一直呆在这里，等待他的便会是平步青云的锦绣前程。
然而，随着“中日甲午海战”和百日维新运动的失败，让蔡元培开始对未来产生动摇。
此时的蔡元培已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几年的官场生涯，让他看清了大清官场的黑暗和制度的腐朽。
而大量西学的涌入，也让他正视中国的现状，思考中华未来的出路。
他同情维新义士的壮举，却又觉得他们想法过于单纯，与其寄希望于皇上的圣旨，不如寄希望于“培养改革之人才”。
蔡元培舍弃了庙堂名利，开始重回民间乡里，他要在根源上，为中国解决人才问题。
他回到绍兴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教育。
如此一来，便招来了不少的非议：封建遗老觉得他弃孔孟而教洋学，有违礼法常伦；众人觉得他弃功名而当先生，是为自断前程。
可他并不以为然，他坚信教育才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一次新式教育的推广，在社会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也让他对西学知识更为好奇。
蔡元培当时所学所知，皆是众人吸取改进后的西学，而并非真正的西方知识。
他希望可以亲自接触西方科学，学习更加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文化理念。
于是，他又一次选择了放下手中一切，决定去往德国念书。
蔡元培一次次的成功让人羡慕，可他一次次的放弃却又让人感到遗憾。
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他每次面对唾手可及的希望时，都选择放弃，选择重新开始；也不明白他既不追求名位，又不贪求利欲，他究竟想要什么。
其实，他从不在乎物质生活，声誉影响，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国人获取更多的先进知识，可以为中国打开一条不同以往的革新之路。
为了这个理想，他虽百弃而不悔，虽万死而无怨。
自由与包容，赋予了北大新的灵魂
1911年冬，蔡元培回国，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蔡元培深知“任重而道远，艰难当累月”。
他循序渐进地推进教育改革，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而后又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为中国教育制度搭起了框架。
此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成为了大总统，蔡元培决定辞去教育总长一职。
袁世凯希望借助蔡元培的名望，来获得天下文人的支持，于是便想挽留他：“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而他早已知道袁世凯的野心，果断拒绝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蔡元培一直都坚守着自己的本心。
袁世凯下台后，他被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民国以前，北京大学叫作京师大学堂，是官僚或富豪之家前来镀金的地方。
在学校里，学生皆是老爷，教员都称大人。学校没有学习的氛围，学生也没有念书的心思，与其说它是大学，不如说它更像“封建衙门”。
友人都劝他别去这个是非之地，可他早已下定决心，誓要改变北大，让北大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
蔡元培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的观点，并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抱定宗旨
二是砥砺德行
三是敬爱师友
这篇演讲，不仅驱散了笼罩北大多年的乌云，还赋予了北大一个新的灵魂。
一上台，他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是辞退了思想陈旧、品行不端的教师，然后开始“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到处寻找新学人才。
蔡元培贯彻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得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
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坚持旧文学的黄侃、辜鸿铭、刘师培；还有李四光、王仁辅、丁文江等这些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在学生方面，蔡元培也在提倡真正的自由，学生们拥有选择课程的权利，而且无论是否有学籍，都可以来北大旁听，华罗庚、沈从文、瞿秋白等都曾在北大当过旁听生。
彼时的北大，再也没有了旧官僚的陋习，而是真正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胡适的老师，哲学大师杜威曾说：
“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但从没有一个校长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产生如此大而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蔡元培以一己之力，将这所维新变法时遗留下的旧书院，变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楷模，成为了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的存在。
在那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北大终成了他理想中的学术殿堂。
思想的种子已然种下，新思潮的理想之花，也将在未来绽放。
科学与美育，为未来教育指明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去往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商讨战后事项。
北洋政府本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会议，废除掉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让外国军队从中国撤军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
可却遭到的各国列强的拒绝，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都转交给日本。
虽然北洋军阀政府也有过抗议，可基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打算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
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蔡元培与众人商讨后，决定通过学生游行，向北洋政府施压，继而影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高呼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并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其中北大学生便有20人。
当天晚上蔡元培便与众人商议营救之事。几天后，被捕学生便得以获释。
这次游行虽然获得了胜利，可却也让学校的氛围却又有了新的变化。
一些学生开始无心向学，而是热衷于各种演讲、活动；而且无论是学生或教师，稍有不满，便以罢课、请愿等极端方式与上层对抗。
这正是蔡元培最为担心的，当一个人尝到权力的滋味后，欲望与需求恐怕难以满足。
所以，蔡元培一直主张“学术救国”，他并不希望学生们涉及太多政事，这样不利于未来的学习。
在他看来，五四精神除了为追寻“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外，还应该寻找一项更为重要的东西——“美育”。
他所有的教育理念都是基于这个基础而来的，他认为人有两种欲望，即占有欲和创造欲。
占有欲为物质生活而服务，是为科学；创造欲是纯然无私的想法，归于艺术。
若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所以必需要有创作欲，以艺术为调剂，才能获得和平。
1928年，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又一次强调起“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的理念。
“以美育唤醒国人，以美育救亡图存”，成了他未来十几年的教育主张。
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依旧想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也许这份主张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逐渐感受到了它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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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有这么一句话：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
回首百年，蔡元培先生可谓是，以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
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追求真理，不避险阻；坚守信念，不畏浮云。
他以“知识”为本；以“包容”为道，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
罗家伦说：“千百年后，蔡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他的爱国精神，百年间仍光芒不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中国青年才能在那个乱世中，担负起拯救中国的大任。
也许在他之前，中国尚有奴性，但自他之后，中国的骨头真正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