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异乡成为家乡
有人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
我从湖南去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一不小心就在那里生活了18年。18年里，我换过很多份工作，也搬过很多次家。从2008年起，我在天通苑住了8年。
我和很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一样，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找到一个便宜的栖身之所，又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工作，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往返其间。在早晚高峰的人潮里，自己仿佛蚂蚁一般，渺小又不辞辛苦。
那时候，每次下班到了立水桥，我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过了这一站，我就快到家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立水桥北》这个书名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这个书名仿佛是我通往過去的一扇门，没有任何踌躇，记忆里有关天通苑的一切就浮现在眼前。我也会觉得作者就是“我们自己人”—她写的场景、人群和生活，就是我无比熟悉的，那也是我的所见所闻，甚至是我的亲身经历。
对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异乡人来说，房子都是绕不过的沉重话题。在北京，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经历，或者买不起房，或者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北漂”的名字。
我在北京搬过10多次家，直到住在天通苑后才安稳下来。记得第一次搬家的时候，我用一个行李箱就装走了所有东西；后来搬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东西也越来越多，我不得不请搬家公司帮忙。我碰到过很多善良的搬家师傅，也碰到过将我所有的东西丢在楼下说要加钱才搬上去的师傅。
然而这些又算什么呢？在北京，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几个人合租一个单间的年轻人，给房东打小工睡在棚子里的年轻人……
我记得曾经和我合租过一个女生，总是笑眯眯的，一副不知愁滋味的模样。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就搬走了，找了一个半地下室住着，房租便宜一半。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生病了，家里特别需要钱。
我在某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有个领导是我朋友，她也住在天通苑。她是我生活中见过的最会说笑话的人，动不动就拉着我说：“来，我给你说个好笑的事。”有一次，她说她正在为自己家的房子打官司，没说具体怎么回事儿，只说了好笑的那一段，“那时候，我老公居然说要和我离婚，不拖累我。我当时说：‘我不会和你离婚的，我一个学历史的，最瞧不起那些动不动和老公划清界限的女人。’”
很久以后，她把过去的事情写成了《立水桥北》，我才完整地知道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当时她和老公刚毕业，举两家之力贷款在天通苑买了一套二手房，却不料卷入了一场官司。当时情况很不乐观，房子很可能会被收走，首付款43万没准儿也会打水漂，在银行贷的100多万还得继续还。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没有告诉父母，就苦苦地扛着，一边工作、结婚、打官司，一边说着笑话。
我总记得她拉着我说笑话的样子，看上去没心没肺，一副从没受过苦的模样。那一幕到现在也很打动我。
我在北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在北京有一段漫长的低谷期：换了工作，公司说好的工资不兑现；住了几年的房子，房东让搬家，其实是为了涨房租；感情也不顺……但无论半夜流泪到几点，第二天也一定会按时起床，用浸了冷水的毛巾拧干后敷敷眼睛，该干什么干什么，再难的时候也是要笑的。如果能够学会说笑话就更好了，终究是能学会的—这也许是我在北京学到的最大的本事。最后你会发现，哭着哭着，笑着笑着，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终究为了付更贵的房租而换了更好的工作，就像那个讲笑话的女孩为了房子拼命地写作，最终房子回到手中，她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
经历了如此漫长、艰难的过程，我们才算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异乡也是在这一刻变成了家乡。或许，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离开北京时，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它不是我的故乡，离开它，我却觉得背井离乡。”
北京是一个让人感到情感复杂的地方。
我数次离开它，又数次回来。离开，是想找更好的机会、更好的生活；回来，却是在撞了南墙之后，再次发现它的好。它啊，似乎对于任何人的离去都不那么在意，但也有足够的胸怀迎接你的每一次归来。我有一个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出版社工作多年，始终兢兢业业，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就离开了北京，在海南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独自生活。我们一度觉得，她选择了我们想过的生活。可是两年后，她又回来了，重新过上了从前的生活。
它是国家的首都，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历史名城；它有着无数优质的平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这里寻找机会，其中最敏锐、最勤奋、最聪明、运气最好的那部分人，似乎轻易就攀上了理想的巅峰。一夜成名在这里不是神话，一夜被打回原形也不是传说，都是不断在发生的事实。那个妈妈生病的女生，曾经娇生惯养，可有一天生活需要她坚强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强。去年，她跟我联系，让我给她介绍靠谱的年轻人—彼时她已经是创业公司的老板，做新媒体，拍短视频，买车买房，事业风生水起。
它是美的。众多古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随意走入的小巷，可能都有来历。甚至我那小小出租屋的西窗，也总能捕捉到风卷云涌的好照片。
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其中大部分是我的同事、前同事，完全打破了“同事不能做朋友”的魔咒。我第一份工作朝夕相处的十几位同事，迄今还在一个叫“树下”的微信群里，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朋友。后来的工作，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我和很多同事都是朋友，不做同事的时候就成为彼此的合作者。
也有些人在不断自我压榨的路上，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对于这个城市的快节奏生活越来越厌倦，也越来越想逃离被异化继而成为工具人的命运。
我终究彻底地离开了这个城市。离开的时候，因为疫情，没有聚会，没有送别，没有过去的悲伤和不舍—也许还因为我来去太多次，大家总有一种“你还会回来”的错觉。
我那个写书的朋友，她似乎从未有过绝望的时候，在她的眼里、笔下，无论生活多么纷纷扰扰，但底色永远是明亮的。“规划”是她面对庞大城市的利器，无论这个城市抛给她什么难题，她都习惯于规划，将问题拆分为一个个零件，一直拆到可以执行为止，然后一项项按时间完成，重新组装起来，最后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参照的路径—通过超越自我的方式超越眼前的困境。
她写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北京，但大部分是在离开北京以后写的。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里都有一个写故事的人。他们靠写故事赚钱、成名，更靠写故事与生活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像她一样。我也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写别人，也写自己。我在北京碰到过许多人，他们看上去十分普通，但是真正了解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有着波澜壮阔的人生，有着惊心动魄的感情，他们怀中揣着足以成为传奇的秘密，却如此平凡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总觉得，只有这样大容量的城市，才能若无其事地吞吐如此多的故事，让故事的主角在这里得到一视同仁的接纳。
我并不是一个善于写故事的人。我曾写过50万字的小说，呕心沥血，但它只是失败之作，我甚至羞于将它拿出手。我一直努力，也一直失败，但是从未放弃。意外的是，当我回到家乡，在一家百万大刊应聘时，主编竟然约我写一组策划。我从未写过这种类型的稿件，但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写小说，笔头流畅，加上多年来的积累和经验，竟然在短时间里顺利完稿，最终从一个城市顺利地过渡到另一个城市。
那一刻，我才明白，过去所付出的一切都不会白费。那个在我身后看似无动于衷的城市，其实给予我良多。2020年，我再一次离开它。我突然想，或许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也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它成了我的另一个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