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日记》读后感10篇

　　《中国行日记》是一本由[法]罗兰·巴尔特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5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一)：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从动身前洗澡忘了洗耳朵开始，罗兰·巴特的“抱怨”仿佛就没消停过，无色情的国度、统一的服装、清一色的儿童表演、动则“批林批孔”的闹剧……尽管他对中国的川菜、核桃糊、馒头还饱有一丝赞扬，但是天天偏头痛的他最终还是把这次旅行归结为一场不愉快的经历。
        读罢此文，于我来讲最大的感受无非两点：
        一、巴特是一个难伺候的老头。但凡思想独立、标新立异的人都难伺候，因为他们总是在8000米以上的高空俯瞰；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之秋，所以一切“抱怨”都是正常的。
        二、是不是法国的gay总是对十六七岁的少年情有独钟？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钟情于舞会邂逅的十六岁美少年，觉得他的眼中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那是见惯了世间一切丑恶的成熟；而巴特，也钟情于“文革”期间遇见的中国美少年，觉得十六岁的嘴唇是最性感的，一旦过了这个年纪，这性感就没有了……
        总之，是一本值得看看的书，未必称得上好书，但终归能够看进去。
        现象学式的记录。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二)：论同性恋者如何在俗套砖块中用二十四天将性欲减为零

初读罗兰·巴尔特。
日记是以一种非传统日记的形式记录的，我猜想可能更接近于我现在读书的记录方式，这是一本笔记汇总。当然，也被称为现象学的一种做法。
前文缓缓进入，有一种潮湿的感觉。随着记录伴随罗兰到达中国北京，这种潮湿感迅速消失，转而变成了现在可以感觉到的平壤的空气。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对陌生大陆上的种种男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近乎色情的注视。当然，色情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极其美好的。
他对同行的伙伴只有简单的描述，不是在一起开会，就是在灌茅台。所以他来的目的很鲜明，就是想来正面看看东方的这个封闭国度，来看一切。但是他失算了。
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结识了说法语的各类华人，然后总是被150个零时凑成的中国人围观尾随。继而转入无数次的批林批孔盛宴中。他把这种扯着蛋疼的经历归结为了俗套，然后把每一次的事件用砖块把它们量化。这兴许是法国人特有的自嘲与娱乐，读来数次笑出声响。
随着火车的步伐，罗兰对中国广大男性的注意力越发减少，以至于到最后，面对身形健美的体操者的时候，也已经话锋转向了讽刺和无奈。这样一个老人，能够有限地保持这种对同性的爱的追寻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一个没有情色的国度，色情变得太过奢侈了。
性欲在各种批斗中，在各种砖块中是无法幸免于难的。留下的只有暴力性欲，而不是罗兰带有浪漫色彩的美学性欲。
摘抄了如下的一些内容。最后一点感受：越是妥善的导游与游伴，越是远离真相。如果旅行的目的是为了真相或者真实的话，我们可以不要人的陪伴。
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家
白马寺无法参观的原因不是正在修缮，而是已经被焚毁。
只要我们想过去，人们就闪开让道。
一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每月240元。
我们与旅行社在一起，我们是穿墙者，我们穿越火车站的墙，旅馆的墙，工厂的墙，从来不停下来，不搞什么仪式，不作什么检查。
我被剥夺的东西：咖啡，生菜色拉，调情。
一些少先队员向我们鼓掌。总是这一套！
离场时，也是不可思议的：全场都站立了起来，形成了人做的篱笆，向我们鼓掌。我们的汽车周围都是人。
国王般的旅行。
整个旅行：躲在语言与旅行社这两层橱窗之后。
人民群众是可爱的。
显然，在这里，分这个都与汽车有关。
真正的满是平方的小街道，有魅力。
被儿童化的成年人。
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
儿童就像是为成年人演出的节目。
这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议吗？似乎有人这么说，他们真的是旅行社的吗？
阶级斗争优先于“发展生产”。
马克思回答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家庭能会消失。但是，家庭，因时代不同，历史实际是很不相同的，例如：父系制=私有制，家庭=生产单位。资产阶级家庭=金钱关系。因此，家庭的性质应该改变。但是家庭永远不会消失，家庭永远是一种人类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应该发展，并永远不能倒退。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年轻人梦想着用无序的性关系来消灭家庭：那便是返回到原始社会。
结论：三种赏识，两种抵制，一个问题。
一、1.需要得到了满足
    2.阶层的混杂
    3.风格、伦理
二、1.俗套
    2.说教性
三、权力之地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三)：罗兰•巴特笔下的中国与日本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一生经历波澜不惊，比较安逸，基本以学校任教和著书立说为主，以巴黎为主要活动范围。除开早期为了寻觅教职而辗转罗马尼亚，埃及，摩洛哥等国，从巴特已经成为著名学者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巴黎为活动中心的巴特只有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出国经历，而两次的目的地都是遥远的东方——日本与中国。而他留下的两部著作——描写日本的符号学著作《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1970）和记录中国的日记《中国行日记》（Carnets de voyage en Chine，2009），也成为研究罗兰•巴特的学术思想乃至于中西方现代文化交流的独特范本，深受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一 《符号帝国》与《中国行日记》
罗兰•巴特曾经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分成三个阶段：研究大众文化，试图找寻资产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上的“神话”性质及其本质的“社会神话”阶段，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和符号学理论，试图对文学进行科学化研究的“符号学科学阶段”和专注于文本本身，将符号学和文本结合在一起的“文本阶段”。我们注意到，巴特的日本之行，正巧处于他从“符号学科学阶段”到“文本阶段”的过渡时期，而中国之行，则已经来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末期，从中国回来之后的巴特，彻底将精力投入到了文本研究之中。
1966年5月，巴特应日本东京法日学院院长潘盖（M.Pinguet）的邀请，到日本主讲以“叙事结构分析”为主题的研讨班。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巴特先后三次来到东京进行游学。日本之行对于巴特是丰富多彩而令人激动的。他对日本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日本的民俗和文化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在途中体验了日本如烹饪，城市，戏剧，日常交往礼仪等风土人情，悬置了政治，军事等宏观的问题，以微观，细节，阐释，片段化的写作手法对于日本之行作出了分析和概括，1970年《符号帝国》以学术研究著作的形式出版。
《符号帝国》全书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连缀成篇，以26篇片段化的散文组成。《符号帝国》是罗兰•巴特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他开始放弃结构主义的科学化立场，转向以一种文本阐释，个人化解读的视角去组合符号，消解了符号学原本的数学含义和科学企图，宣告着巴特以文本诠释来研究文化的“文本阶段”的开始。
而罗兰•巴特的中国之行，更是富有传奇色彩。1960年巴特的好友，文学批评家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创办了《原样》（Tel Quel）杂志，1964年开始巴特加入了杂志的编辑和文章的写作中，《原样》也成为了当时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主阵地。六十年代开始，法国学术界受到了结构主义的颠覆性冲击，同时这一颠覆也具备着无产阶级颠覆资产阶级理论的左派政治色彩，而经历了“五月风暴”的法国学术界，在左派革命热情和内外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一时对于共产主义中国和那里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充满了好感和期待。
1974年，试图对外宣传“红色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外宾的来访，于是由索莱尔斯牵头，以“《原样》杂志访问团”的名义，巴特加入了此次中国政府官方邀请的访问，同去一行五人，除索莱尔斯和巴特之外，还有杂志主编，艺术评论家马塞兰•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巴特的御用著作编辑弗朗索瓦•沃尔（François Wahl），以及索莱尔斯的夫人，著名女性主义文伦家朱利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本来法国精神分析大师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也在其列，但他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此次中国之行。
此次旅行为时三周，一行五人按照中国政府所设定好的路线，在官方指派的导游的带领下，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各地。旅行并不自由，他们被指定访问一些大学，工厂和旅游景点，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官员交流，强制观看一些充满中国特色的红色文艺演出。巴特对此次旅行并不十分满意，在回到法国后，尽管《原样》杂志花了大量篇幅热情的记述了此次中国之行，但巴特除了在1974年5月24日的《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怎么样？》（Alors la chine？）的短文之外，就没有在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有过其他的论述，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他都对此次旅行闭口不谈。
但实际上巴特对中国之行绝非一字无述。他在此次旅行中写下了三大本日记，而这些文字一直都被其亲属保管未曾发表。近几年来，巴特的一些遗著开始逐渐浮出水面，2009年，这三本日记终于在法国出版，这就是本文论述的《中国行日记》。在这本日记之中，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巴特对于中国最为直接和没有隐瞒的看法，在他眼里，一个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遇事件”，平淡乏味的中国画卷，逐渐向我们展开。
《符号帝国》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罗兰•巴特作品之一，1994年由孙乃修翻译的《符号帝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中国行日记》则在出版3年之后，于2012年初由怀宇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个译本虽然都是作品在大陆的唯一译本，但是其价值和翻译水平也都为学术界所公认。
《符号帝国》和《中国行日记》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文化研究文本，向来为学术界重视。从罗兰•巴特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次访问对于巴特学术研究领域的转向，乃至于政治观念的转变上都具备重要意义，而这两部著作则是研究这两次访问的第一手资料；而从形象学研究角度来看，巴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人的“东方学”视角，对于我们认识日本文化的内涵基因，以及还原近四十年前的那段历史的独特风貌，都具备重要的价值。
在巴特符号学的独特的审视眼光中，同处于“东方”的中国与日本，在互文性的基础上和迥然的期待视野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和观感。四十年前的东方两个最大的国度，在巴特认为充满偏见的“东方主义”形象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二 符号，书写，“空无”的理想日本
巴特的《符号帝国》和他之前如《符号学原理》（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1965），《S/Z》（1970）等符号学研究著作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摒弃了原有的结构主义科学和数学逻辑特色，《符号帝国》并没有建立一个以数字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体系，巴特虽然将“日本”当作一个符号体系来书写，但是这个符号体系是由生活的吉光片羽，各种片段以及作者的个人感受与阐释所随意组合而成的，在《符号帝国》里没有数学公式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体现了巴特对于日本乃至于“东方”哲学的初步理解：对于结构主义科学的逐渐失望，使他开始转移视角，向哲学的诗学方向移步而去。
全书分26章，第一章《遥远的国度》是全书的总纲，提出了将日本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第二章《未知的语言》和第三章《用不着言辞》主要讨论日语，从元语言的角度分析日语本身的书写和形式上的多义性，提出了全书的主要概念，所谓“意义的空无”，并要将这一文本概念应用到整个日本文化符号的研究中。
第4章到第7章，作者主要分析日本的饮食文化。前两章《汤水与薄片》和《筷子》，在视觉上对食物的摆盘，盛放方式进行讨论，由对进食过程有所解读，尤其将筷子这一进食工具和西方的刀叉进行比较，认为它不破坏事物本身的结构，相比于西方餐具的“暴力”更加“和谐”，具有指示性，夹取的随意性以及传送性，突出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温婉特质。后两章分别讨论了日本的两道名菜：鸡素烧和天妇罗，并加以文学概念上的引申阐释：比如鸡素烧现做现吃的方式，体现了烹调行为是一种“重述”，是文本的重复，具备无限的发展性，类似文本的可书写特征；而天妇罗油炸的外皮和鲜嫩的内馅，则印证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外层“形式”的重视以及内容上“空无”的哲学追求。
第8章到第11章讨论日本的城市风貌，主要是作者在东京街头的所见所感。第8章《弹球戏》将“弹球戏”这种街头游戏和西方的竞技游戏作比较，第9章和第10章将东京的城市街道规划当作一种书写语言来进行阐释，并配以手写地图作为辅助；第11章描写东京的轨道车站，是以“车站”作为符号概念所进行的一种文字扩展和想象描写。
《符号帝国》的编排风格比较散文化，章节安排非常随意，比如第12章《包装》和第16章《鞠躬》就没有被放在一起，这两章都说的是日本人的日常交往习俗。《包装》讲的是日本人的送礼习惯以及对于礼物的虔诚，类似于“买椟还珠”一般对礼品包装的习俗化重视；而《鞠躬》一章顾名思义，突出了日本礼仪中“鞠躬”动作的频繁，乃至于宗教仪式化的重要性，并对于西方人忽视“礼貌”的文化特点加以比较。
第13章到第15章，以日本传统的木偶戏剧作为解读对象，辅以少许对人形净琉璃的讨论，结合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着重分析并挖掘东方特色的戏剧表演本身所具备的符号意义。《三种书写》一章认为木偶戏本身具备三种相互分离的书写状态：木偶，操纵木偶者和配音者，《有生命/无生命》和《内心/外表》两章，主要讨论木偶看似奇怪和不合常理的运动，以及并不贴合真实的演员外表和情节表现。巴特由此认为，东方戏剧的精髓不在于模仿人体，表现真实，而在于深层次的表现人的灵魂。
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巴特用了第17章到第20章的篇幅讨论了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俳句。俳句的短小精悍，意义上的“空无”和回味无穷的意味，向来被西方学界认为是东方文化精神的代表之一，也深深地被热衷片断化写作的巴特所迷恋。巴特着重就俳句语言短小，取消意义，瞬间的感觉捕捉和具体描述的忽略等特色进行了举例说明，从而推广到他对于理想文本的建构中。
第21章《文具店》本来也是属于前文中“城市风貌”部分的文字，单独被提出来也主要是因为此章不仅描写了巴特在日本文具店的见闻，同时也就毛笔这一书写工具进行了阐释解读，尤其被提升到文本层次，也触及到了他核心的“书写”概念。
第22章到第24章是作者通过视觉印象对于日本人身体的观察记录，分别集中在对于照片和戏剧演出中日本人的仪态神情，整体的身材姿态和眼睑这一身体部分的细节描摹。这些对于人体的描述是纯粹文本化的，线条型的，将人体姿态转化为单纯的几何符号和曲线，并加以文本概念的扩展与描述。
第25章《暴力的书写》是对于一次学生街头示威活动的记述，巴特注意的是东方人对于暴力的克制；第26章《符号的小屋》则是一次生活片段的记录，巴特在火车上对于乡间田野的分布和农村小屋的视觉印象。
通读全书我们看到，《符号帝国》不存在严实的理论框架和写作逻辑，作者的写作态度本身就是随意的，他记录的见闻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导，随心所欲，从语言，饮食，城市规划，礼仪，戏剧，俳句再到人体，巴特已经完全展现了他后期的随笔片段化写作的基本风格。无论巴特解读的是日本文化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将这种文化放在文本写作的平面上进行分析，任何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被他归结为一种“书写”，都是对于文本创作过程的反映。而具体层面上，他的分析也充满“趋同”，他提取出符号，描绘出形式，着重扩展这种形式的复杂和精巧，分析文化活动创作过程的本身（“书写”），并探求这个过程中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消解架空意义。实质意义的缺失不仅不是缺憾，相反被鼓励。
巴特在第17章到第20章中对于俳句的讨论，基本可以说是对于全书的概括。“意义的乖破”，他这样描述俳句。结合俳句的写作以及他对于禅宗的浅显描述，巴特认为，日本文化的各个层面普遍具备重视符号，重视形式，重视过程，表达个人情致和灵魂，从而轻视结果和意义的基本特征，达到理想的“无言之境”。而这恰恰就是巴特一直恋恋不舍的理想文本追求，也是他“符号学”研究和“文本”研究的巧妙结合。
三 “砖块”，无性和政治失望的真实中国
相比于《符号帝国》里的理想化日本，《中国行日记》里的中国是相当真实的。两本著作本身的体裁决定了，巴特对于中国的记录是直接而“简单粗暴”的，它没有经过筛选，没有经过分析，没有经过剪裁和美化，同样也没有经过解读，是完全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巴特对于中国最直接的感知和情绪，都被反映在这本日记里，日记的“私人性”也得以体现：我们得到的绝非《符号帝国》里塑造的理想化形象，相反这完全是巴特个人情感支配下所反映的相对真实。
巴特的这次中国之行，相比于日本之行的纯粹学术和体验文化的意义，具备完全不同的期待和追求。从“五月风暴”以来，以《原样》杂志为核心的，以索莱尔斯，巴特，克里斯蒂娃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左派学者，对于遥远的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存在一种天真的好感。基于西方文化的失望以及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立场，巴特个人理想中的红色中国所进行的这一场“文化革命”，被建构成一种站在无产阶级工人立场，完全认识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虚伪本质，结合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开创惠及全人类的新型文化形态的理想运动。这种对于中国的期许不仅是巴特个人的，更是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法国新浪潮电影人物戈达尔有一部描述“五月风暴”的作品《中国姑娘》，是这一时代西方左派学者心态的集中写照。
但是实际上，巴特一行人在来到中国之前，已经处于一种“理想破灭”的状态。1972年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纪录片的事件，可以说从两个方面打开了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而这两个窗口都很难说是正面的。西方大众在纪录片本身中，看到了中国某种意义上的贫穷，落后，平淡和无知，这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大相径庭；而安东尼奥尼本人作为左派文化人物，被邀请到中国拍摄，在拍成后因为成片不被中国政府满意，从而当作“修正主义分子”“诽谤中国人民”被全国批判。这个事件对于巴特的震动是巨大的。他在上海和一位中国老人也讨论了安东尼奥尼的问题，他对老人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言论的评价是“多么可笑！”（《中国行日记》，4月15日下午），从此巴特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因此我们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从旅程中扑面而来的“疲惫”。巴特对于旅行事务的厌烦，疲惫，对定做西服的异常兴趣和“偏头疼”，都体现了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兴致不高。从某种意义上，巴特只能把中国之行当作一次必须进行的“验证”过程，他本来对于中国的政治理想，早在安东尼奥尼事件之后抛弃了。
《中国行日记》里记述的中国，主要具备三个不同的特征，而这四个特征给巴特的观感实际上是一致的：厌倦，疲乏，平淡乃至于“讨厌”。他的偏头疼贯穿三个星期旅程的始终，而他每日朴实而冷静的记述，也并没有掩盖他个人的失望之情。
政治色彩的浓烈和政治文本的记述。尽管在访问中国之前，巴特已经没有强烈的政治期待了，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时期，再加上《原样》杂志的政治面貌，使得这次访问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他们的日程安排，也基本都是参观工厂，学校，医院，名胜古迹，然后再被大量的政治座谈和文艺演出所填满。巴特个人也有心的对于官方组织的政治化介绍和参观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参观人民公社，甚至将公社每年的农产品产量数字都记录在案；大量与学校教师，官员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内涵，影响并加以分析；与新华印刷厂，南京长江大桥等机关单位领导讨论苏联撤除援助后的“自力更生”，以及“批林批孔”运动对于生产的影响。巴特对这些记录是不加以感情评判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现在都比较少见的，对于刘少奇和林彪极为详尽的批判文字记录。但是这种政治文本对于巴特来说，并非永远那么有趣；一开始，他还对这些官样文字的组织结构很有兴趣，而后来，他对于政治座谈会的记录，出现了令人深刻的如“可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这一类的情绪表达。
对于符号的失望和“话语砖块”的评述。巴特非常惊奇地发现，无论他是在同官员交流，还是普通工人，乃至翻译，甚至大学教授与退休老人，他们的言语都如同一个模子所刻出，完全是巴特定义的所谓“多格扎”（Doxa），也就是俗套的集合。巴特批评道，“新颖性已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巴特将这种言语模式定义为三个层次，具体的“话语砖块”（Briques），砖块的集合组成“俗套”（Stéréotype），而俗套集合成为被认为是反科学，主导型社会规范的“多格扎”。“文化越高，俗套就变得多起来。”（《中国行日记》，4月14日）。相比于在日本，巴特对于日本人的文化符号和言语习惯进行不厌其烦的解读，而巴特对于中国这些政治色彩浓烈的符号的态度，只说了“要是我能够细心的录下来这些砖块并说明其组合规则，那该是多好啊！”（4月14日）而已，而到了最后，他对这些话语砖块的组织结构，也没有真正的加以分析，只是表达出了厌烦。
对于“无性”，没有“褶皱”的厌烦态度。巴特在《符号帝国》中展现了观察家的细腻，认真，敏锐和对细节天才的掌控力，然而在中国，巴特却意外发现他的观察失去了焦点。他惊讶于见到的人民服装上的高度一致，惊讶于所摆放的建筑与法国建筑的相似性，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对于“性”意味观察的完全缺失。
“他们的性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4月14日）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的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的性生活是怎样的？”（4月15日）
“尽管有着一切，我肯定不会看到一位中国男人的小鸡鸡。可是，如果不了解性别，又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人民呢？”（4月23日）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信息的完全封闭，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4月30日）
除开性欲的表现，巴特也没有被激发起从身边事物中发现美感，发现艺术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日本是连米饭和筷子都可以激发出来的。他认为他在中国见闻到的所有事物，只有毛泽东的书法是艺术。“他的书法具有千载难得的优美、诗意和个人形式。这是与绝对的平庸性对立的。”（4月17日）
然而大多数时候，巴特在中国感受到的，只有绝对的乏味，这种乏味带来的是心灵的枯竭和平庸，没有倾诉和表达欲望的无奈，甚至感到了被“嘲弄”（5月1日）。巴特无奈的写道：
“没有任何偶遇事件，皱痕，没有任何俳句。细微差别何在？乏味吗？就没有细微差别吗？一周以来，我没有写作的激情，没有写作的快乐。枯燥，乏味。”（4月19日）
这种没有偶遇事件，没有“皱痕”的枯燥，巴特是清楚意识到原因的：“旅行社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的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4月23日）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明悉巴特对于这次中国之行的态度。尽管他抱着对中国的好感，对于看到的事物都加以详尽的记录，但是他的偏头疼只说明了，“对白天的活动的完全拒绝。”（4月13日）一个没有惊喜，尽是乏味，充满“话语砖块”，没有“性”的火花，被政治乌托邦所遮盖的红色中国，我们也就不奇怪回到法国的巴特，除了一篇《中国怎么样》之外，终生对中国闭口不谈的原因了。或许，这并不是一种来自外界的敌意，而恰恰，是一种代入了对中国的期待和感情之后的失望，沮丧和怒其不争。
四 互文性探索：《符号帝国》里的中国和《中国行日记》里的日本
巴特的这两部著作，一部谈日本，一部谈中国，看似泾渭分明，实际上按照巴特个人的表述，二者充满了身影互见，影响表里的“互文性”。在比较两部著作中中国和日本的形象时，自然而然的也会注意到巴特本人的比较。因此，将《符号帝国》中提及中国的文字，以及《中国行日记》中提及日本的文字选取出来，具有直观，明确，第一手来源的研究价值。
写作《符号帝国》时的巴特尚未来过中国，他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印象一般基于他以往的阅读经历，知识积累以及比如中餐的这一类体验。如：
“格腊内对汉语的论述……正是这种想象才需要我们面对印度的禅，即中国的禅和日本的禅宗的起源。”（《未知的语言》）
“（米饭）它是所有日本食物中惟一有分量的食品，这与中国食品不同。”（《汤水与薄片》）
“这些东西奇异的组合在了一起，……这远远超越了中国菜的那种简单的甜与酸，中国菜往往把东西做熟，而且看不见里面的糖。”（《没有中心的菜肴》）
“最佳的城市规划就是那种艺术字号码排列的街道，例如像美国的城市，再如京都——一个中国式的城市。”（《没有地址》）
《符号帝国》中提到中国的地方不多，作者在进行比较论述的时候，被拿来和日本作比较的主要是法国和美国，呈现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文本，这自然与当时巴特没有来过中国有关。巴特提到中国的几个方面，一是汉语，二是中国菜，三是中国的禅，四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在这些体验中，巴特印象里的中餐具备“西式中餐”的基本特征，分量大，甜酸口，熟食为主以及经常做成漆状。这些并非中餐的基本特征，而是中餐在西方国家进行改良后出现的特点。巴特拿这样的中餐与日本料理比较，突出的是日本料理从生食，摆放精致，口味清淡等“飘逸”的特征，而中国在这里，是以“沉重”的身份对比出现的。
而另外几个提到中国的地方，基本不具备中国的个体特征，而是巴特用来描述作为整体而出现的“东方”概念的时候的举例。他对汉语和禅道的了解，基本与对日本的了解同质化。这也是《符号帝国》在国人看来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原因：相比于日本特色明显的料理，城市规划，俳句，礼仪，巴特在文中分析的日语的元语言化，日本传统戏剧的符号化，以及从书法引申到的“书写”概念，这些事物都源自中国，在这些方面，中国文化和日本呈现同样的特征。比如巴特对于日本木偶戏的解读和分析，完全可以用来解读中国的京剧，昆曲等传统戏曲而不显突兀。只不过此时巴特没有来过中国，他并不知道有一些他描述的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而并非日本独有的。
而在《中国行日记》中，巴特也多次提到了日本。而在《中国行日记》中提到的日本，则是完全立足于真实体验基础上的比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
“其中那位女的，长的迷人，像是日本人，她在向我们介绍卫生院。”（4月13日）
“旅行的真实感受：中国并不是令人不舒服的（≠日本）。……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4月18日）
“大小合适的台布铺展在各处。偶遇事件，皱痕，不可思议之事少见（≠日本）。”（4月19日）
“他们频频的拍照。一旦他们都有了相机，那将是可怕的事情，就会像日本人那样。”（4月23日）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三个省……团结一致抗击日本。”（4月26日）
“红柱子支撑的寺庙建筑物，松鼠，玫瑰——这种场所更像是法国式的，而不是日本式的。”（4月27日）
“（《杜鹃山》的演员）说话是阴阳怪气的日本声调……嗓音都是没有生气的。”（4月27日）
“在我们的旅行中，我们很少看到花卉、开花的果树（在与日本相反），也许因为春天早来的原因。”（4月29日）
因为主要是日记，巴特记录的主要还是中国本身，他用日本来比较中国的例子一般都是因为直觉使然，并没有展开来进行具体的讨论。在参加政治座谈会的时候，“日本”往往以敌人身份在中国人的描述中出现；而将“长的迷人”和“日本人”作相似等号，也很有玩味之处。巴特在提到参观宗教寺庙的时候，将后来传播到日本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定义为“日本式”的，和他样板戏中演员说台词的强调也定义为“日本式”一样，体现了文化交流中巴特对于日本的先入为主。这也导致他在中国观看了多场文艺演出，对中国的演出评价也较为一般。中国在绿化环境上与日本的差距，也被巴特注意到；而关于“日本人爱拍照”的记述，也很让现在的读者哑然失笑；其实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一旦他们都有了相机”，喜欢拍照，不重视个人隐私，其实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东方文化特征。
而除了这些直观的比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中日比较值得注意：巴特多次提到，他在日本是收获颇丰的，巴特多次提到的偶然事件，惊喜，皱痕在日本是随处可见的，然而他在中国却难以找到。相比于从日本回国后写下《符号帝国》，他在旅行刚开始五六天就果断的预言自己的写作“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在巴特看来，中国和日本俨然是他个人旅行的两个极端：一个充满惊喜，收获和理想；一个则充斥着乏味，平淡和失望。
五 巴特的失望和理想化的现实
罗兰•巴特的日本之行是成功的，而中国之行是失败的，这似乎是一个已经被证明的事实。无论是访问之后的成果，还是他留下的记述和他本人的态度，我们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符号帝国》中的日本形象，是一个理想化的“禅宗”国度，在《中国行日记》里的中国形象，则是“文革”年代那个苍白而平淡的中国的缩影。然而正如本文一直所强调的是，罗兰•巴特笔下的中国与日本，首先在形象学比较上就存在不公平：《符号帝国》里的日本是理想化的，而《中国行日记》里的中国则是情绪化的。
仔细阅读《符号帝国》，我们就可以看到《符号帝国》里的日本的形象是虚幻，零碎而空白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强烈具备日本文化特色的符号：鸡素烧，天妇罗，净琉璃，俳句，武士的照片，但是它们首先是零散不成系统的，巴特并没有在论述中提到他必须要据这些例子的原因，他只是碰见了这些符号，并将这些符号提取了出来。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文本化阐释，就和他那部著名的描写“书写时装”的著作《流行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1967）一样，具体事物通过书写被编码，成为了文本和符号，然后巴特在文本与符号的范畴上开始了阐释和分析，这一切的解读都是对原本事物的反拨和分离。
其次，巴特选择讨论的日本文化，并不具备整体构建日本形象的能力。相比于另一本研究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著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巴特这部著作并没有要为日本做传的野心，他痴迷的只是他的符号学和文本研究，日本只是他偶然选取的一个文化样本。他选择的那些文化符号加在一起并不是整个日本，尽管将政治，军事，民族性格等范畴剥离出研究范围体现了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和个人喜好，但是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讨论的国家形象是不完整的，尤其在天皇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影响如此深远的日本更是如此。
再次，巴特笔下的《符号帝国》，并不是真实的日本。这一点历代学人都有提及。我们可以明显的从巴特研究日本料理的几篇文章中，看到巴特明显个人的主观臆断和逻辑推演的色彩。巴特创作《符号帝国》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主观评判的文化理想国度，这个国度是介于虚实之间的。《符号帝国》里的日本并不能说是纪录片式的真实记录，相反，它恰恰是罗兰•巴特的一种个人化的理想化书写。或者可以说，“日本”只是巴特所需要的理想国度的代称，用以反击他所厌倦的西方文化。他对于日本的描述，实际上是他看到日本的现状和他的理想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之后，个人态度将理想和现实主观统一并糅合，追求对等效果的，写作方向明确的创作。巴特在书中有一些阐释被认为是过度的，经常给人以强加意义和文字游戏之感，有些符号的提取和解释，甚至在东方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如他对于“米饭”的描述：
“米饭只能界定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物质：它既是聚合的，又是可以分开的；它的实质目的就在于形成这种零碎的、成团的、暂时聚合在一起的状态。”
而《中国行日记》中我们看到的中国形象，是任何一个熟知那个年代历史的国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巴特没有任何的虚构，他描写的中国形象足以得到国人的认同。上个世纪70年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红色中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并不是一个有趣的国度。在经过对于传统的强制性割裂和政治乌托邦文本的强行植入之后的国家，在形态上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平静和缺乏个性。巴特没有在中国感受到撰写《符号帝国》时汹涌澎湃的创作激情的原因，固然一是他不是第一次来到东方，对于东方已经不再新奇，二是他作为左派知识分子对于红色中国的长期的外部了解，但最重要的，就是1974年的中国，本身就是平面而无趣的。
实际上，《中国行日记》和《符号帝国》的文字风格，可以说完全贴合巴特当时的旅行状态，个人状态同时也深深影响到他的写作状态。日本是一个政治色彩淡泊，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物质较为优渥的国度，而巴特在日本的旅游也是完全自由的；他除了定期在法日大学开课之外，在日本的行程完全由个人决定，这体现在《符号帝国》的写作中，就是闲适，惬意，淡泊而随意的小品式文字风格，可以说和中国的一些散文作家，如梁实秋《雅舍菁华》，丰子恺《缘缘堂随笔》等小品文在整体气质上有相似之处。而巴特在中国的旅行是极度不自由的，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被政府所框定，他只能跟着团队去探访事先安排好的地方，看到事先安排好的场景，接受强制的政治话语的灌输。哪怕巴特去主动亲近普通人民，普通人民和他们的交流也是事先安排好的话语砖块，巴特作为一名外国访客，不可能像在日本一样去深切体验中国。所以他的态度是逐渐厌倦的，文字则是冷静而批判的，带有锋芒和情绪，以及难掩的失望和沮丧的。
《符号帝国》对于巴特个人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符号帝国》开始，巴特正式宣告脱离结构主义思想，抛弃对于文学的科学化研究，进入了文本符号研究的领域，而终其一生，巴特也没有再突破过这个领域。而相比于《符号帝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于巴特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尽管这种改变并不在于学术研究领域本身。
巴特在中国的访问，于学术上可谓一无所获。但是中国之行对巴特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许是对于红色中国和“文化大革命”彻底的失望和沮丧，归国后的巴特，就开始不再谈论中国和政治，逐渐地开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文学批评和文本研究中，对于政治的关心程度明显降低。《中国行日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巴特政治色彩最为强烈的一个文本，在其他的巴特结集出版的著作中，巴特很少将意识形态强烈的政治文本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在学术研究中的巴特是远离政治的。这或许也是巴特终其一生都没有出版他的《中国行日记》的原因，因为这本日记无论是从文字表述和本身具备的价值来说，都是值得，也是为出版而写作的。
巴特在《中国行日记》的结尾总结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他有“三种赏识，两种抵制，一个问题。”（5月4日）他了解中国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充分体验了“阶层混杂”的状态，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的“风格与伦理”。而感到厌恶至极，深感厌恶，几乎让他对于旅行失去兴趣的，是“俗套”和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政治“说教”。而最后，巴特提出的那一个问题，依旧是至今对那个年代的中国最好的注解，也是那一代有胆识的独立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永恒命题：
“权力之地。”（《中国行日记》，5月4日）
参考书目：
1.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
2.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3.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4.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5.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
6.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0月。
7.《中国姑娘》，电影，【法】让-吕克•戈达尔导演，1967年8月。
8.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程洪波，陈晓译，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月。
9.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10.《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文玲，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2年3月。
11.《罗兰•巴特论日本文化》，蒋传红，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9月。
12.《阅读生产的实验民族志文本――罗兰•巴特<符号帝国>述评》，刘涛，《上海文化》，2007年1月。
13.罗兰•巴特，《中国怎么样？》，王立秋译，原载于法国《世界报》，1974年5月24日。
14. Dora Zhang. The Sideways Gaze: Roland Barthes’s Travels in China.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3 June 2012.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四)：这个国家会不会整个都只是完全天真的呢

很多人都看过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国，在1972》。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本法国人做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行日记》，作者罗兰·巴尔特。而且，这本日记在作者身前并未发表，直到2009年才以遗作的形式公开，2012年才在中国翻译出版。在这本日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尔特对于当时中国最为直接和没有隐瞒的看法。
我们现在看朝鲜，觉得它非常地荒诞离奇，文革后期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也是如此。作为当时法国亲共党的文化界人士，巴尔特一行的访问是受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就像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实际上是受周恩来邀请一样。虽然他们本身在思想倾向上是接近共党的、他们走过的路线都是事先指定的、他们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中看到很多当时的真相。
作者一行访问中国的时间，是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那时候正值文革后期批林批孔的高潮时间。全社会都在政治这个大棒的统一指挥下，对林彪和孔子进行现在看起来非常中二的联系起来的批判。罗兰巴尔特参观过的工厂、学校、医院、市场、旅馆等等地方，都是一种统一的口径：旧社会的黑暗和新社会的美好，对毛的无限崇敬和歌颂，以及必不可少的对孔子和林彪的痛斥和鞭挞。罗兰巴尔特管这叫“砖块”，即一种程式化的语言。这说法很像王小波的“话语税”。在我国，时至今日，人们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时候都还是会有意无意先进行这种话语捐税。先感谢下党和政府，再感恩下历届领导，高举一下什么什么旗帜等等诸如此类。这样的砖块，以及由砖块堆砌的俗套语言，其实是没有信息量的。即表达者说了一大堆，听者不知道他的确切所指。当时的巴尔特努力地想在人们脸上寻找一些个性化的东西，比如自我表达、性意识等等都是徒劳。作为一名同性恋者，罗兰巴尔特对观察对象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有非常细腻的描写，他好像总是在努力寻找观察对象作为“人”的那个部分，但总是徒劳无功。整场旅行因为缺乏意外而显得相当乏味。
如果没有这些外国人视角的文字，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当年政治洪流裹挟下的社会生活。中国人自己的回忆总是充满了感情色彩，好像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其实，每个人也都是麻木不仁者，也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犬儒。当然，不麻木的，早就被斗倒斗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有的人说中国经过了这大大小小的几次政治运动，社会精英、知识阶层、思想者已经消耗殆尽，诚哉斯言。现如今，看看我们周围，除了只知道自己温饱的傻子就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骗子，真正的有血性有内涵的人，确实难寻。
在书中巴尔特有一个疑问：“这个国家会不会整个都只是完全天真的呢？”他看到的表面诚然是天真到无可挑剔，可是背后呢？反右人民公社学大寨大跃进大炼钢铁批林批孔这一系列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们，真的都是天真的吗？真心支持那种荒诞吗？真的看不出来那些套路吗？有一天风向转变的时候，这些人又会多么无辜多么正直地加入批判四人帮的行列，就好像当年支持四人帮的人群中没有他似的。就像现如今我们周围的那些现实又聪明的人们，他们真的是不懂吗？他们只是长袖善舞，假装不懂而利用这运动来攫取更多的利益吧！
一些小细节：
不知道为什么，编者两次在注释中指出巴尔特是同性恋者。而巴尔特也毫不避讳地描述他在旅途中看到的各种年轻男子以及自己对他们的观感和不能真正亲近的遗憾。比如：“我遗憾地离开那两位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他们的手柔软而温润。”
“他们的性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的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的性生活是怎样的？”
“尽管有着一切，我肯定不会看到一位中国男人的小鸡鸡。可是，如果不了解性别，又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人民呢？”
还有对日常细节的记录：
“一位妇女发言：在一个3000吨的船坞上，能造1万吨的轮船吗？技术人员说不能。但是，工人革命群众在相互商量之后说能。”
在参观一个学校时，作者说：“通常，所有被提问的人都会尽力回答。他们不遗漏任何问题，但显然，他们都有些害怕？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考验。”
“1973年，南京郊区某公社粮食产量4680万斤，向国家交送粮食2069万斤。”税率多少？
整个国家，没有民俗，没有宗教表现，没有性欲。没有修饰，除了毛的书法，没有艺术。总之，“到处都是天使。”
“景致并不是被赋予了文化的（除了土地上的农作物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在讲述历史。”
在洛阳东方红拖拉机长参观时，面对被安排可以见的所谓“工人”，作者说：“所有这些‘工人’，手都是细嫩和干净的。”
“信息的完全封闭，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最为惊人的是，这种封闭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条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这种封闭。”
“整个旅行，躲在语言与旅行社这两层橱窗之后。”
参观北大：“图书馆：空荡无人，散发着樟脑味。四位伟人和毛泽东的肖像。戴鸭舌帽的领导作概况介绍。[好像为了欢迎我们，人们完全地腾空了大学，并使其变得像是极度疲惫似的。]天气昏暗了下来，寒冷。甚至可以说有点破旧。”
“在我为整理出一种索引而重读这几本日记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发表它们，那就正好是安东尼奥尼式的东西。”
“权力之地。”